阅读下面文字,完成问题。
孔子对民生问题是重视的,但语焉不详。孟子则把孔子的仁学落实到政治的措施上,要求社会统治者和管理者在解决民生基本问题上体现仁民爱物的思想感情,中国近代的民生主义即发源于此。
首先,要“制民之产”,使百姓丰衣足食。仁政最核心的内容便是解决好民众的吃穿问题,使他们的物质生活有起码的保障。其次,“省刑罚薄税收”,人民的负担要有一个限度,过此即有灾难,所以要省刑罚,必须薄税敛。第三,救济社会上孤苦无援者。第四,加强教育,德化民俗。孟子认为要在富民的同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民去恶从善,形成礼义之风。这样,社会才有秩序,人民才会有真正的安宁寿福。
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没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
孔子讲过“民无信不立”的话。孟子则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提出“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就是民为邦本的思想。
孟子相信天命,但他把天命化为民意,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用民本思想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天命论,大大提高了民众的地位。他引《太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的感受和意志,体现了上天的精神,“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王只要能使百姓满意,就等于服从了天命。孟子用民众的意志代表天命,从而限制君王的意志,“君权天授”变成了“君权民授”。
孟子提出了一个超越同时代人的口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口号一经提出,便使社会震动,响彻了两千多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这个“民贵君轻”的说法,在先秦诸子之中是极为罕见的,它肯定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对于君权至上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冲击力。按照孟子这一思想来设立政治体制,至少能发展出开明的君主立宪制。这是孙中山提出民生、民权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孟子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中国士人的独立性格,提升了士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建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
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完全是相对的,这已经具有了朴素的平等和民主思想色彩。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士可以为明君而死,但不必为昏君而死。暴虐之君可以被废除诛讨,所以他不赞成愚忠。他认为明君必须“贵德而尊士”,“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这样,孟子就大大提高了士君子的社会地位。
孟子刻画了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气象,此即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的气度是何等的雄伟宏大,富贵、贫贱、威武这三样东西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节,在生死考验面前能“舍生而取义”,最后成全自己完美的人格。
对于我们来说,孟子的思想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如能认真开发而运用,对于今天人性的改良,社会的治理,民族的复兴,将有莫大的助益。
(选自牟钟鉴《从孔子到孟子》,有删节)
1.下列对于孟子“仁政”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孔子和孟子都很重视民生,但孔子的论述模糊、零散,相比之下,孟子的“仁政”思想更清楚,更具体,更有条理,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B.孟子不仅继承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提出了具体施政要求。
C.孔子关于民生的论述虽然语焉不详,但它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所以,也理应把它看做是中国近代民生主义思想源头的一部分。
D.与要求保障基本民生、减轻百姓负担、保护和救济社会弱势群体相比,孟子的仁政更强调用孝悌之义对百姓实行道德教化,以确保社会秩序,这是孟子仁政的核心内容。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和“君权民授”的新天命论,都充分体现了孟子对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的前所未有的重视。
B.西欧和日本等国之所以能发展并保留成熟的君主立宪制,是因为这些国家比中国封建王朝更能接受孟子的学说,更愿意放弃君权至上的封建制度。
C.孟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一套立命处世的高标准,不仅确立了中国士人的独立的人格,而且提升了士人的精神境界。
D.孟子重新阐释了君臣关系,认为士可以为明君而死,但不必忠于昏君,暴虐之君可以被废除诛讨,这已经具有了朴素的平等和民主思想色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孟子重视和强调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这不仅在整个儒家学派中是最突出的,而且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也是很少见的。
B.孟子的仁政学说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中山近代革命思想中的民生思想和民权思想也都从孟子那里汲取了精华。
C.孟子宣扬的“舍生而取义”人格已经成为一种完美人格和优秀精神的坐标,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
D.孟子的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只要我们认真开发、运用,就必定能完成今天人性的改良、社会的治理和民族的复兴。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问题。
孔子对民生问题是重视的,但语焉不详。孟子则把孔子的仁学落实到政治的措施上,要求社会统治者和管理者在解决民生基本问题上体现仁民爱物的思想感情,中国近代的民生主义即发源于此。
首先,要“制民之产”,使百姓丰衣足食。仁政最核心的内容便是解决好民众的吃穿问题,使他们的物质生活有起码的保障。其次,“省刑罚薄税收”,人民的负担要有一个限度,过此即有灾难,所以要省刑罚,必须薄税敛。第三,救济社会上孤苦无援者。第四,加强教育,德化民俗。孟子认为要在富民的同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民去恶从善,形成礼义之风。这样,社会才有秩序,人民才会有真正的安宁寿福。
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没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
孔子讲过“民无信不立”的话。孟子则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提出“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就是民为邦本的思想。
孟子相信天命,但他把天命化为民意,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用民本思想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天命论,大大提高了民众的地位。他引《太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的感受和意志,体现了上天的精神,“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王只要能使百姓满意,就等于服从了天命。孟子用民众的意志代表天命,从而限制君王的意志,“君权天授”变成了“君权民授”。
孟子提出了一个超越同时代人的口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口号一经提出,便使社会震动,响彻了两千多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这个“民贵君轻”的说法,在先秦诸子之中是极为罕见的,它肯定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对于君权至上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冲击力。按照孟子这一思想来设立政治体制,至少能发展出开明的君主立宪制。这是孙中山提出民生、民权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孟子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中国士人的独立性格,提升了士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建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
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完全是相对的,这已经具有了朴素的平等和民主思想色彩。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士可以为明君而死,但不必为昏君而死。暴虐之君可以被废除诛讨,所以他不赞成愚忠。他认为明君必须“贵德而尊士”,“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这样,孟子就大大提高了士君子的社会地位。
孟子刻画了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气象,此即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的气度是何等的雄伟宏大,富贵、贫贱、威武这三样东西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节,在生死考验面前能“舍生而取义”,最后成全自己完美的人格。
对于我们来说,孟子的思想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如能认真开发而运用,对于今天人性的改良,社会的治理,民族的复兴,将有莫大的助益。
(选自牟钟鉴《从孔子到孟子》,有删节)
1.下列对于孟子“仁政”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孔子和孟子都很重视民生,但孔子的论述模糊、零散,相比之下,孟子的“仁政”思想更清楚,更具体,更有条理,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B.孟子不仅继承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提出了具体施政要求。
C.孔子关于民生的论述虽然语焉不详,但它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所以,也理应把它看做是中国近代民生主义思想源头的一部分。
D.与要求保障基本民生、减轻百姓负担、保护和救济社会弱势群体相比,孟子的仁政更强调用孝悌之义对百姓实行道德教化,以确保社会秩序,这是孟子仁政的核心内容。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和“君权民授”的新天命论,都充分体现了孟子对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的前所未有的重视。
B.西欧和日本等国之所以能发展并保留成熟的君主立宪制,是因为这些国家比中国封建王朝更能接受孟子的学说,更愿意放弃君权至上的封建制度。
C.孟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一套立命处世的高标准,不仅确立了中国士人的独立的人格,而且提升了士人的精神境界。
D.孟子重新阐释了君臣关系,认为士可以为明君而死,但不必忠于昏君,暴虐之君可以被废除诛讨,这已经具有了朴素的平等和民主思想色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孟子重视和强调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这不仅在整个儒家学派中是最突出的,而且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也是很少见的。
B.孟子的仁政学说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中山近代革命思想中的民生思想和民权思想也都从孟子那里汲取了精华。
C.孟子宣扬的“舍生而取义”人格已经成为一种完美人格和优秀精神的坐标,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
D.孟子的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只要我们认真开发、运用,就必定能完成今天人性的改良、社会的治理和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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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子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通过“能取近譬”,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C.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D.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采用了对比论证,区分了西方思想家和孔子仁爱的不同对象,前者以基督教为背景,对象是无限制的。
B. 文章分析了孟子性善论的弊端,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故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C. 文章分析了荀子“性恶”与礼义道德之间的关系,“性恶”是前提和基础,礼义道德是制约改造“性恶”的结果。
D. 文章不仅分析了孟子、荀子与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承继关系,还注意比较它们的不同,分析全面。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B.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C.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D.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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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官“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予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西方思想家如休谟和黑格尔等人,和孔子一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C.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D. 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思想家认为要平等地“爱一切人”,而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则表现为爱“君子”,恶“小人”。
2.下列对孟子思想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孟子在“仁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义”学,其主体是“良能”“良知”的性善思想和“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
B.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C.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D. 孟子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因此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B.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C.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D.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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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冕之王——孔子
孔子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期,当时的政治法典“周礼”已开始动摇,孔子主张对“周礼”应有所“损益”,才能巩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但这一主张在当时政局不稳的鲁国无法实现。公元前517年,孔子便率弟子赴齐国,向齐景公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君、臣、父、子要名符其实,各按其等级身份行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只有正名才能恢复周礼,维持统治。齐景公很高兴,准备重用孔子,却遭到晏婴的反对。孔子只好又回到鲁国。
回到鲁国后,孔子主要从事教育,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他提出的“仁”内涵很广,几乎包含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但主要是“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两个方面。即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符合周礼,维护宗法制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礼;爱护别人,处理好统治阶级内部及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仁。他还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之方”。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把“仁”用作推行“礼”的保证。“礼”规范了“仁”的内容。所以他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视、听、言、动都符合礼,才能做到真正的“仁”。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终于有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他当上鲁国的中都宰(首都市长),又晋升为管理工程建设的司空,后又升为管司法工作的司寇。不久,参加了齐景公提议的齐鲁两君夹谷会议。会上,他当场揭穿齐国劫持鲁定公威胁鲁国的阴谋,并迫使齐国退还侵占鲁国的城池,创造了鲁国外交史上的奇迹。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仅“闻国政三月”,就使鲁国风俗大变。但由于鲁定公态度渐渐消极,加上齐国的离间,孔子只得率领弟子辞职离开。
孔子离开后,到各国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未被采纳。公元前484年,已68岁的孔子又回到了鲁国,重新从事教育工作。此时,他的教育目标由过去培养弟子参加政治活动,转变为侧重培养弟子做学问的能力。孔子认为,人虽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之分,但应重视“学而知之”,强调知识来源于学习,“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肯定一般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只要“自行束修以上”,他都来者不拒。他以学“礼”为主要内容,注重孝悌等道德的训导,提倡“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鄙视“学稼”“学圃”等生产劳动。虽然其教育思想是为恢复和保持奴隶主统治,但许多观点是很有价值的。比如:他提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主张“不愤不启,不诽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对于学过的东西,要“学而时习之”,才能“温故而知新”;强调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多闻”“多见”,对有疑问的地方,不要乱解或盲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晚年的孔子主要是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他收集夏、殷、周的文献资料,整理编订出了《诗》《书》《易》《礼》《乐》等文化典籍,并将鲁国史料加以删订,整理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这些典籍包含了我国古代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史学、文化制度、社会情况和历史事迹等丰富的内容。在保存史料的同时,系统地表达了儒家的基本观点。
孔子是我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学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体系,影响遍及世界,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1.下列对文本内容和艺术手法的分析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热衷政治活动,也很有政治才华,但他从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播和实践自己的政
治理论主张,并不是仅仅为统治者本人的利益服务,因而总是失败。
B. 孔子创立的教育理论体系虽然很有价值,但其出发点却是为了恢复和保持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倒退和反动的,有些主张也是必须批判的,比如鄙视生产劳动。
C. 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弟子们的从政能力;后一时期,教育目标有所改变,以培养学生研究学问的能力为主。
D. 孔子晚年主要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编订工作,这一工作意义非凡,不仅使我国古代大量的文献资料得以保存,也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体系——儒家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文本讲述了孔子一生中的哪些重要活动?请概括说明。
3.“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孔子又很强调“礼”,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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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练习。
对孔子仁学的重新解读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为了不使“仁民”、“爱物”的思想流于空疏,孔子提出了“畏天命”(《季氏》)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天命”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畏天命”,是孔子在为人的意志自由划界。在孔子看来,要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胆大包天、肆虐妄为,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畏天命”观念中蕴含着某些宿命论的因子。
孔子认为,君子之所以“畏天命”,是因为君子“知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而“知天命”并非是指对天命有着清晰、透彻的理喻或预测,而是意味着只有知晓了何谓“天命”,即觉解到人的自由的界限,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感知到“天命”的存在和对人事的作用,而且还意识到这种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被人真正知晓。既然天命难知,也就自然要“畏天命”了。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孔子在大自然面前具有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孔子对“天命”神秘性的认知、敬畏,并没有将其引向神秘主义。孔子从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知“天命”之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或者放弃对天命的追问。孔子终身都在致力于学习,并且还辩证地意识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与“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孔子从未因为“畏天命”而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度的依赖或畏惧,他更多地是在对“天命”的反省、审视、考问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究天人之际”中的那份主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的有限的生命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
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今人走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怪圈,具有启迪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人类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弃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兼顾,但这种兼顾,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的生态观,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1.对孔子提出的“畏天命”观念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畏天命”观念是孔子基于对“天命”的认识之后提出来的。
B.“畏天命”告诉人们,要敬畏自然,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C.面对“天命”,孔子是无力又无奈的,因此,他的“畏天命”观念包含着宿命论的成分。
D.“畏天命”观念表现了孔子在大自然面前的明智和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2.对文中孔子的人与“天命”的关系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能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
B.孔子意识到了“天命”的存在、对人事的作用及前二者的神秘性,所以要“畏天命”。
C.“天命”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从而放弃对天命的追问,放弃人的主动性。
D.孔子提出的“学”与“思”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
3.下面的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泛爱众而亲仁”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将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
B.“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因为“小人”不努力学习,没有知识,无知者无畏。
C.在强大的“天命”面前,孔子提出“畏天命”思想,还是没有摆脱“自然中心论”的怪圈。
D.本文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仅要强调人类利益,更要注意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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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学”在文化共存中的意义
汤一介
人与人的关系是从感情开始建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基本出发点。“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最根本。但是“仁”的精神不止于此。爱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爱自己的父母,再扩大到爱别人,这才叫做“仁”。对父母的孝顺要放大到爱天下的老百姓。“仁学”是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自古以来把“克己”和“复礼”解释为两个平行的方面,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最好的解释。所谓“克己复礼曰仁”是说,只有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作“仁”。费孝通先生对此也有一个解释:“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克己和扬己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的一个关键。”这是很有道理的。“仁”是人自身内在的品德,“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礼仪制度,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要人们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自觉的,出乎内在的“爱人”之心,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认为,有了追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这种“仁爱之心”按照一定规范实现于日常社会之中,社会才会和谐安宁。
孔子的这套儒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现在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把孔子的“仁学”理论用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不同文明之间就不会引起冲突以至于战争,从而实现“文明的共存”。孔子的“仁学”理论虽然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文化的共存”的全部问题,但它作为一种建立在以“仁”为本之上的“律己”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准则,使不同文化得以和谐相处,无疑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要使不同文化之间和谐相处并不容易,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可以提供极有意义的准则。孔子认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到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而不讲道德没有学问的人往往强迫别人接受他的主张而不能和谐相处。如果把“和而不同”用作处理不同文化不同关系的原则,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纷争应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1.以下不属于准确理解儒家“仁学”思想的一项是 ( )
A.“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亲”扩大到“仁民”,把自己的爱心 推及天下百姓。
B.“复礼”是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的前提 条件。
C.社会要和谐安宁,需要人们有对“仁”的自觉追求,并按照一定的规范把“仁爱”实现于日常社会中。
D.“仁爱之心”人人都有,而最爱的是自己的亲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是不可能推己及人的。
2.就本文看,下列对儒家“仁学”理论现实意义的分析,最准确的一项是( )
A.儒家的“仁学”理论,为消除当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B.儒家的“仁学”理论,为实现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准则。
C.儒家的“仁学”理论,在当今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和睦相处。
D.儒家的“仁学”理论,在当今可以作为调节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有效手段,促进世界的和平共处。
3.根据本文信息,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A.儒家“和而不同”的原则应该成为当今社会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B.一旦“仁学”理论为当今社会不同国家和民族所了解,不同文明之间就不会引起冲突以至于战争。
C.儒家“仁学”理论的建立虽然距今久远,但依然对世界实现文明共存产生着积极的作用。
D.要把“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必须“推己及人”,由爱自己的亲人扩大到爱天下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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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 。孟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他认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甚至直言“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宋代杨时曾指出《孟子》一书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还 ,指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于失其心。
限于历史条件,在孟子的时代,“普天之下”与“四海之内”几乎是同义词,但先哲毕竟意识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国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个村落,我们有理由以“天下”指称人类生存的世界;“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亡;“匹夫”当指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的高低;“有责”即要求每一个人秉持主人公态度,从我做起,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采用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的称名,便是“世界公民”。高远的境界当落实于日用之常,是先哲讲求的体用不二、 。如果每一个人都自觉履行公民职责,我们的国家便会 ,每一个体也将从中受益。
(选自胡家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删改)
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A.振聋发聩 以古为鉴 知行合一 长治久安
B.震耳欲聋 以古为鉴 九合一匡 天朗气清
C.振聋发聩 以人为鉴 知行合一 长治久安
D.震耳欲聋 以人为鉴 九合一匡 天朗气清
2.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A.“兴亡”兼涉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
B.“兴亡”兼涉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到个体道德修养诸方面的兴衰
C.“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兴衰
D.“兴亡”兼涉从个体道德修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衰败
3.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A.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
B.这样的人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
C.近于孟子所说的“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
D.孟子所说的人近于“天民”,他依当行于天下之道而行之,不为世风的偏转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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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而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被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和德行考察。如上所述,传统中国对官员的监督,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形成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在选任程序上,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曾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时,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节选自《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方面,传统中国将道德作为核心要求,而西方则置道德于个人层面,不要求官员充当道德的表率。
B. 传统中国对官员的要求具有公私领域杂糅的特点,西方对官员的考核局限在公权力领域,私人领域不影响其职位与权威。
C. 传统中国的官员是道德型官员,以清正廉明为考核依据;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贯彻执行为考核依据。
D. 传统中国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重视官员的主观能动因素;西方政治的着重点在法制,强调“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明朝制度规定,为保证言官发挥职能,言官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在京三品大臣,出身胥吏、曾犯奸贪,均不得担任言官。
B. 明朝言官选任程序严格复杂,不但要进行民意调查,还要通过时务策问或章疏测试、人物品议等方式对人选进行考察。
C. 明朝选拔言官非常慎重,除了对人选的专业技能有较高要求,还对其道德品质、政治素质、仕途经历等方面有明确要求。
D. 明朝的监察御史、给事中并不隶属于六部和地方政府,从体制上避免了对言官的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明朝言官总体上具有人身安全保障,这是他们能尽职尽责,积极发挥对皇帝、阁臣和地方政治的监督作用的重要原因。
B. 明朝有制度化的言官系统,整个言官群体也较好地发挥了劝谏作用和监督作用,因而明代的吏治较其他王朝清明。
C. 传统中国极其重视官员道德的政治功能,所以对官员的监督具有法律和道德双重维度,言官须从道德角度监督官员。
D. 明朝言官虽官阶等级不高但权力很大,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可对部分小事情即刻决断,因而具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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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遇到的难题便在于确定春秋后期的社会性质。春秋时代社会动荡不安,那是孔子在编次《春秋》中便揭露的。问题在于,这种动荡不安是好事还是坏事?自先秦到清朝中叶,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是坏事,不但儒家如此说,道墨法诸家也都如此说。他们尽管倾向不同,论证的角度也不一样,但判断所谓好坏的逻辑却是相似的,那就是把社会秩序看作圣人贤人的创造,因而现存秩序的崩溃,自然就是非圣无法的结果。根据这种逻辑,必然会推导出“世愈古而治愈盛”的结论(法家有所不同)。只有当他们争论谁是圣贤、如何取法时,人们才可能判断出他们各自的实际立场。
到近代,由于接受进化论的学者逐渐增多,对于春秋时代社会状况的意见才有所改变。人们开始说,先圣未必比后圣聪明,先王之道未必能成为后王之法,因此社会的变动不能都说是坏事,很可能倒是社会进化的表征。这样的历史观,自然是个大进步。但进化是怎样取得的呢?大多数学者仍然以为出于人们意见的改变,就是说后代圣贤的社会政治见解比起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要成熟、进步,于是社会制度就改变了。
正因为如此,以上两个时代的学者在评论孔子思想的时候,尽管不乏真知灼见,但程度不同的唯心史观,使他们都不可能正确地估计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化,从而也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孔子的政治思想。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愈来愈多的学者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道理。人们开始认真探讨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试图为包括孔子在内的那个时代的观念形态找出存在的基础。不过,相信道理的正确,不等于能够运用它来解决历史的实际问题。即使在熟悉历史唯物论的学者中间,由于种种原因,主观的或客观的,对同一历史问题也会出现认识上的分歧。例如关于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便至少有四种见【解析】
奴隶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领主封建社会,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社会。每种见解都有自己的根据和理由,至今仍很难确定哪种见解称得上完全正确。
确定观念的存在基础如此之难,进而分析观念本身自然更难。事实上,无论研究者对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持有何种见解,对于孔子的政治思想,都可以给予肯定、否定或半肯定半否定的结论。目前这些意见都有,而且都从历史材料中找到了依据。因此,确定材料的性质以及所反映的时间,便成为讨论孔子思想的必要前提。这一点对于研究他的政治见解尤其重要。孔子一生的经历很复杂,他发表的政见自然也有复杂的背景。不了解他说话的时间、场合和对象,便不能正确判断他政见的是非。而现在的研究水平还没有达到使人们可据此进行精确判断的程度,于是要取得一致的结论尚不可能。问题的复杂性,使得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只能在各抒己见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不断缩小分歧,以期最终通过争论来弄清楚历史的真相。
(摘编自蔡尚思《孔子的思想体系》)
1.下面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编次的《春秋》一书,反映了春秋时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家认为这种动荡不安不是好事。
B.先秦到清代中叶,学者们的倾向、论证角度、判断逻辑不同,但都认同圣贤创造了社会秩序、社会动荡不安是坏事。
C.依据“圣贤创造社会秩序,崩溃是非圣无法”的结果,古代学者推导出“世愈古而治愈盛”的结论,法家观点有所不同。
D.受进化论的影响,不少学者对春秋时代的动荡不安有了新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的变动很可能就是社会进化的表现。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近代接受进化论的学者认为,后代先贤的社会政治见解比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认识要成熟、进步,社会制度也因此改变。
B.“世愈古而治愈盛”和“先王之道未必能成为后王之法”这两种观点虽然不相同,但是它们都受到了唯心史观的影响。
C.愈来愈多的学者接受了唯物史观,他们开始认真探讨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找到了当时的观念形态存在的精准基础。
D.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用它解决历史实际问题是两码事,由于种种原因,对春秋时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仍有分歧。
3.下面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根据是否尊先王为圣贤、如何取法的意见,就可以判断出对孔子的政治思想是肯定、否定还是半肯定半否定的实际立场。
B.确定春秋时代社会性质四种说法中的哪一种完全正确已经很难,分析孔子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政治思想自然更难。
C.受研究水平的限制,不了解孔子说话的时间、场合和对象,不能精确判断他政见的对错,学者们的结论就不可能一致。
D.在各抒己见的基础上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求同存异,不断缩小分歧,以期通过争论来弄清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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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遇到的难题便在于确定春秋后期的社会性质。春秋时代社会动荡不安,那是孔子在编次《春秋》中便揭露的。问题在于,这种动荡不安是好事还是坏事?自先秦到清朝中叶,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是坏事,不但儒家如此说,道墨法诸家也都如此说。他们尽管倾向不同,论证的角度也不一样,但判断所谓好坏的逻辑却是相似的,那就是把社会秩序看作圣人贤人的创造,因而现存秩序的崩溃,自然就是非圣无法的结果。根据这种逻辑,必然会推导出“世愈古而治愈盛”的结论(法家有所不同)。只有当他们争论谁是圣贤、如何取法时,人们才可能判断出他们各自的实际立场。
到近代,由于接受进化论的学者逐渐增多,对于春秋时代社会状况的意见才有所改变。人们开始说,先圣未必比后圣聪明,先王之道未必能成为后王之法,因此社会的变动不能都说是坏事,很可能倒是社会进化的表征。这样的历史观,自然是个大进步。但进化是怎样取得的呢?大多数学者仍然以为出于人们意见的改变,就是说后代圣贤的社会政治见解比起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要成熟、进步,于是社会制度就改变了。
正因为如此,以上两个时代的学者在评论孔子思想的时候,尽管不乏真知灼见,但程度不同的唯心史观,使他们都不可能正确地估计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化,从而也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孔子的政治思想。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愈来愈多的学者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道理。人们开始认真探讨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试图为包括孔子在内的那个时代的观念形态找出存在的基础。不过,相信道理的正确,不等于能够运用它来解决历史的实际问题。即使在熟悉历史唯物论的学者中间,由于种种原因,主观的或客观的,对同一历史问题也会出现认识上的分歧。例如关于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便至少有四种见【解析】
奴隶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社会,领主封建社会,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社会。每种见解都有自己的根据和理由,至今仍很难确定哪种见解称得上完全正确。
确定观念的存在基础如此之难,进而分析观念本身自然更难。事实上,无论研究者对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持有何种见解,对于孔子的政治思想,都可以给予肯定、否定或半肯定半否定的结论。目前这些意见都有,而且都从历史材料中找到了依据。因此,确定材料的性质以及所反映的时间,便成为讨论孔子思想的必要前提。这一点对于研究他的政治见解尤其重要。孔子一生的经历很复杂,他发表的政见自然也有复杂的背景。不了解他说话的时间、场合和对象,便不能正确判断他政见的是非。而现在的研究水平还没有达到使人们可据此进行精确判断的程度,于是要取得一致的结论尚不可能。问题的复杂性,使得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只能在各抒己见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不断缩小分歧,以期最终通过争论来弄清楚历史的真相。
(摘编自蔡尚思《孔子的思想体系》)
1.下面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编次的《春秋》一书,反映了春秋时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家认为这种动荡不安不是好事。
B.先秦到清代中叶,学者们的倾向、论证角度、判断逻辑不同,但都认同圣贤创造了社会秩序、社会动荡不安是坏事。
C.依据“圣贤创造社会秩序,崩溃是非圣无法”的结果,古代学者推导出“世愈古而治愈盛”的结论,法家观点有所不同。
D.受进化论的影响,不少学者对春秋时代的动荡不安有了新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的变动很可能就是社会进化的表现。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近代接受进化论的学者认为,后代先贤的社会政治见解比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认识要成熟、进步,社会制度也因此改变。
B.“世愈古而治愈盛”和“先王之道未必能成为后王之法”这两种观点虽然不相同,但是它们都受到了唯心史观的影响。
C.愈来愈多的学者接受了唯物史观,他们开始认真探讨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找到了当时的观念形态存在的精准基础。
D.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用它解决历史实际问题是两码事,由于种种原因,对春秋时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仍有分歧。
3.下面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根据是否尊先王为圣贤、如何取法的意见,就可以判断出对孔子的政治思想是肯定、否定还是半肯定半否定的实际立场。
B.确定春秋时代社会性质四种说法中的哪一种完全正确已经很难,分析孔子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政治思想自然更难。
C.受研究水平的限制,不了解孔子说话的时间、场合和对象,不能精确判断他政见的对错,学者们的结论就不可能一致。
D.在各抒己见的基础上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求同存异,不断缩小分歧,以期通过争论来弄清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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