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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
余英时
①韩愈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新儒学的先驱。这种历史观建立得很牢固,以致去证明它的合理性是多佘的,对它提出怀疑则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必须对这可靠的观`点提个问题:为什么是韩愈而不是别人开始新儒学的突破呢?无疑,在这里要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以下所能做的仅是概观而已。
②韩愈的突破存在两个密不可分并内在关联的方面,站在反对一面对佛教(和道教)进行批评,站在肯定一面复兴儒家之道。在他那个时代,韩愈主要以反对一面出名,特别是他819年的反佛谏文。吊诡的是,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他对佛教的批评十分缺乏原创性,他所有的反佛言论都可在早期的反佛作品中找到,这些作品始于621年的傅奕上疏。另一方面,从一个严格的哲学观`点来看,也经常有人指出,韩愈对儒家之道的探索是不精细和不令人感兴趣的。因此,我们怎么去证明他是新儒学突破的第一先驱者呢?
③我以为,韩愈的重要性既不在于批评的原创性也不在于其哲学上的深刻性,他的创造在于他对反对与肯定两方面的综合。这两方面为新儒学将“入世转向”推入新的历史阶段创造了基础。韩愈清楚显示了一条不抛弃来世而回向此世的道路。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杈威,特别是《大学》和《孟子》在他的《原道》和其他文章中试图显示,那些超现实的天理(或天常)最终是为此世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服务的。
④在《原道》中,韩愈批评佛教的“治心”是为了“外天下国家”,并以儒家“正心”作为最终“平天下”的精神基础来进行抗辩。表面上,似乎他想在“心”的培植上直接对抗新禅宗。但事实上,那只不过是变形的模仿,因为完全相反的对抗也是一种模仿。
⑤在韩愈的《师说》中,禅宗影响的痕迹最明显不过。在他那个时代,普通的儒学教师一般被轻视,这在柳宗元和吕温的作品里可充分证明。因此,韩愈很清楚,除非重建儒家师道的尊严,否则复兴儒学将注定失败。与此相反,禅师作为师在唐代后期得到无比的尊敬。十分清楚,韩愈儒家之师定义中的术语“传道”、“解惑”仿自禅师。“惑”甚至可能取自禅宗语言。《师说》中两个更重要的观点也值得评论:第一,文章强调“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特别适用于像慧能这样的禅师,他不仅地位低贱,而且有些弟子年长于他。第二,文章中含有弟子不必不如师的观`点。这个观`点也有禅宗师徒关系概念的味道,正如禅师灵佑的格言:“见过于师,方堪传授。”
⑥一旦显示出韩愈的儒家之道的再阐述是源于新禅宗思想的流行,许多疑问也就消失了。事实上,他的诗和书信显示,终其一生,他与禅僧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对他们的精神实践表示尊敬,但并不同情他们对现世的拒绝。无论如何,有证据表明韩愈非常熟悉新禅宗,他欣赏禅宗的教育方法并用到儒家方面来是可能的。然而,他欣赏新禅宗的不是个别思想或概念,而是禅宗突破过程的整个发展范式。为了解扩展重建儒家社会的计划,韩愈将始于新禅宗运动的“入世转向”推向极致。在某种程度上,他为了重建儒家的道统仿照了新禅宗的模式,他寻求完全不同于佛教的超越现实作为现世的基础。确实,他在这两个领域内实际的成就是很有限的。但新儒学的突破,则是由他确立了方向,并为宋代的发展确立了基本准则。
(选自余英时《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有删改)
1.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 )(5分)
A.韩愈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新儒学的先驱,但证明它的合理性并不多余,对它提出怀疑并非不明智。
B.韩愈的新儒学突破表现在,对佛教(和道教)进行批评和对儒家之道的复兴。
C.韩愈以儒家的“正心”为“平天下”来抗辩佛教的“治心”为“外天下国家”,他在“心”的培植上直接对抗了新禅宗。
D.因为禅师作为师在唐代后期得到无比的尊敬,所以在韩愈那个时代,普通的儒学教师一般被轻视。
E.韩愈在批评佛教(和道教)及复兴儒家之道两个领域内的实际成就是很有限的,但却为新儒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2.下列不符合文中“入世转向”含义的现象是( )(3分)
A.先秦儒家学派崇尚“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B.唐代“六祖慧能”的禅宗改革则在佛教界一声狮子吼,开启了教徒“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C,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全真教提出了“打尘劳”,即“损己利物为行”,通过在尘劳中打滚受苦来修道。
D.宗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说:“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3.根据文意,韩愈能够成为新儒学突破的第一先驱者的原因是什么? (4分)
4.请结合文中观点,简析下列材料中“西化梦”以失败告终的原因。(4分)
自晚清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侵入,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因此主张通过抛弃中国文化,全盘吸收西方思想文化,实现强国之梦。代表人物为陈序经、胡适等。1934年,陈序经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断言:“我们的惟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胡适也以“充分世界化”的提法,表示“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这种“西化梦”最终以失败告终。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
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 余英时
①韩愈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新儒学的先驱。这种历史观建立得很牢固,以致去证明它的合理性是多佘的,对它提出怀疑则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必须对这可靠的观点提个问题:为什么是韩愈而不是别人开始新儒学的突破呢?无疑,在这里要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以下所能做的仅是概观而已。
②韩愈的突破存在两个密不可分并内在关联的方面,站在反对一面对佛教(和道教)进行批评,站在肯定一面复兴儒家之道。在他那个时代,韩愈主要以反对一面出名,特别是他819年的反佛谏文。吊诡的是,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他对佛教的批评十分缺乏原创性,他所有的反佛言论都可在早期的反佛作品中找到,这些作品始于621年的傅奕上疏。另一方面,从一个严格的哲学观点来看,也经常有人指出,韩愈对儒家之道的探索是不精细和不令人感兴趣的。因此,我们怎么去证明他是新儒学突破的第一先驱者呢?
③我以为,韩愈的重要性既不在于批评的原创性也不在于其哲学上的深刻性,他的创造在于他对反对与肯定两方面的综合。这两方面为新儒学将“入世转向”推入新的历史阶段创造了基础。韩愈清楚显示了一条不抛弃来世而回向此世的道路。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杈威,特别是《大学》和《孟子》在他的《原道》和其他文章中试图显示,那些超现实的天理(或天常)最终是为此世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服务的。
④在《原道》中,韩愈批评佛教的“治心”是为了“外天下国家”,并以儒家“正心”作为最终“平天下”的精神基础来进行抗辩。表面上,似乎他想在“心”的培植上直接对抗新禅宗。但事实上,那只不过是变形的模仿,因为完全相反的对抗也是一种模仿。
⑤在韩愈的《师说》中,禅宗影响的痕迹最明显不过。在他那个时代,普通的儒学教师一般被轻视,这在柳宗元和吕温的作品里可充分证明。因此,韩愈很清楚,除非重建儒家师道的尊严,否则复兴儒学将注定失败。与此相反,禅师作为师在唐代后期得到无比的尊敬。十分清楚,韩愈儒家之师定义中的术语“传道”、“解惑”仿自禅师。“惑”甚至可能取自禅宗语言。《师说》中两个更重要的观点也值得评论:第一,文章强调“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特别适用于像慧能这样的禅师,他不仅地位低贱,而且有些弟子年长于他。第二,文章中含有弟子不必不如师的观`点。这个观`点也有禅宗师徒关系概念的味道,正如禅师灵佑的格言:“见过于师,方堪传授。”
⑥一旦显示出韩愈的儒家之道的再阐述是源于新禅宗思想的流行,许多疑问也就消失了。事实上,他的诗和书信显示,终其一生,他与禅僧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对他们的精神实践表示尊敬,但并不同情他们对现世的拒绝。无论如何,有证据表明韩愈非常熟悉新禅宗,他欣赏禅宗的教育方法并用到儒家方面来是可能的。然而,他欣赏新禅宗的不是个别思想或概念,而是禅宗突破过程的整个发展范式。为了解扩展重建儒家社会的计划,韩愈将始于新禅宗运动的“入世转向”推向极致。在某种程度上,他为了重建儒家的道统仿照了新禅宗的模式,他寻求完全不同于佛教的超越现实作为现世的基础。确实,他在这两个领域内实际的成就是很有限的。但新儒学的突破,则是由他确立了方向,并为宋代的发展确立了基本准则。
(选自余英时《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有删改)
1.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 ) (选对一项给2分,选对两项给5分,多选不给分) (5分)
A.韩愈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新儒学的先驱,但证明它的合理性并不多余,对它提出怀疑并非不明智。
B.韩愈的新儒学突破表现在,对佛教(和道教)进行批评和对儒家之道的复兴。
C.韩愈以儒家的“正心”为“平天下”来抗辩佛教的“治心”为“外天下国家”,他在“心”的培植上直接对抗了新禅宗。
D.因为禅师作为师在唐代后期得到无比的尊敬,所以在韩愈那个时代,普通的儒学教师一般被轻视。
E.韩愈在批评佛教(和道教)及复兴儒家之道两个领域内的实际成就是很有限的,但却为新儒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2.下列不符合文中“入世转向”含义的现象是( )(3分)
A.先秦儒家学派崇尚“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B.唐代“六祖慧能”的禅宗改革则在佛教界一声狮子吼,开启了教徒“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C,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全真教提出了“打尘劳”,即“损己利物为行”,通过在尘劳中打滚受苦来修道。
D.宗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说:“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3.根据文意,韩愈能够成为新儒学突破的第一先驱者的原因是什么? (4分)
4.请结合文中观点,简析下列材料中“西化梦”以失败告终的原因。(4分)
自晚清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侵入,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因此主张通过抛弃中国文化,全盘吸收西方思想文化,实现强国之梦。代表人物为陈序经、胡适等。1934年,陈序经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断言:“我们的惟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胡适也以“充分世界化”的提法,表示“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这种“西化梦”最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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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
余英时
①韩愈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新儒学的先驱。这种历史观建立得很牢固,以致去证明它的合理性是多佘的,对它提出怀疑则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必须对这可靠的观`点提个问题:为什么是韩愈而不是别人开始新儒学的突破呢?无疑,在这里要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以下所能做的仅是概观而已。
②韩愈的突破存在两个密不可分并内在关联的方面,站在反对一面对佛教(和道教)进行批评,站在肯定一面复兴儒家之道。在他那个时代,韩愈主要以反对一面出名,特别是他819年的反佛谏文。吊诡的是,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他对佛教的批评十分缺乏原创性,他所有的反佛言论都可在早期的反佛作品中找到,这些作品始于621年的傅奕上疏。另一方面,从一个严格的哲学观`点来看,也经常有人指出,韩愈对儒家之道的探索是不精细和不令人感兴趣的。因此,我们怎么去证明他是新儒学突破的第一先驱者呢?
③我以为,韩愈的重要性既不在于批评的原创性也不在于其哲学上的深刻性,他的创造在于他对反对与肯定两方面的综合。这两方面为新儒学将“入世转向”推入新的历史阶段创造了基础。韩愈清楚显示了一条不抛弃来世而回向此世的道路。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杈威,特别是《大学》和《孟子》在他的《原道》和其他文章中试图显示,那些超现实的天理(或天常)最终是为此世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服务的。
④在《原道》中,韩愈批评佛教的“治心”是为了“外天下国家”,并以儒家“正心”作为最终“平天下”的精神基础来进行抗辩。表面上,似乎他想在“心”的培植上直接对抗新禅宗。但事实上,那只不过是变形的模仿,因为完全相反的对抗也是一种模仿。
⑤在韩愈的《师说》中,禅宗影响的痕迹最明显不过。在他那个时代,普通的儒学教师一般被轻视,这在柳宗元和吕温的作品里可充分证明。因此,韩愈很清楚,除非重建儒家师道的尊严,否则复兴儒学将注定失败。与此相反,禅师作为师在唐代后期得到无比的尊敬。十分清楚,韩愈儒家之师定义中的术语“传道”、“解惑”仿自禅师。“惑”甚至可能取自禅宗语言。《师说》中两个更重要的观点也值得评论:第一,文章强调“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特别适用于像慧能这样的禅师,他不仅地位低贱,而且有些弟子年长于他。第二,文章中含有弟子不必不如师的观`点。这个观`点也有禅宗师徒关系概念的味道,正如禅师灵佑的格言:“见过于师,方堪传授。”
⑥一旦显示出韩愈的儒家之道的再阐述是源于新禅宗思想的流行,许多疑问也就消失了。事实上,他的诗和书信显示,终其一生,他与禅僧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对他们的精神实践表示尊敬,但并不同情他们对现世的拒绝。无论如何,有证据表明韩愈非常熟悉新禅宗,他欣赏禅宗的教育方法并用到儒家方面来是可能的。然而,他欣赏新禅宗的不是个别思想或概念,而是禅宗突破过程的整个发展范式。为了解扩展重建儒家社会的计划,韩愈将始于新禅宗运动的“入世转向”推向极致。在某种程度上,他为了重建儒家的道统仿照了新禅宗的模式,他寻求完全不同于佛教的超越现实作为现世的基础。确实,他在这两个领域内实际的成就是很有限的。但新儒学的突破,则是由他确立了方向,并为宋代的发展确立了基本准则。
(选自余英时《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有删改)
1.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 )(5分)
A.韩愈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新儒学的先驱,但证明它的合理性并不多余,对它提出怀疑并非不明智。
B.韩愈的新儒学突破表现在,对佛教(和道教)进行批评和对儒家之道的复兴。
C.韩愈以儒家的“正心”为“平天下”来抗辩佛教的“治心”为“外天下国家”,他在“心”的培植上直接对抗了新禅宗。
D.因为禅师作为师在唐代后期得到无比的尊敬,所以在韩愈那个时代,普通的儒学教师一般被轻视。
E.韩愈在批评佛教(和道教)及复兴儒家之道两个领域内的实际成就是很有限的,但却为新儒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2.下列不符合文中“入世转向”含义的现象是( )(3分)
A.先秦儒家学派崇尚“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B.唐代“六祖慧能”的禅宗改革则在佛教界一声狮子吼,开启了教徒“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C,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全真教提出了“打尘劳”,即“损己利物为行”,通过在尘劳中打滚受苦来修道。
D.宗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说:“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3.根据文意,韩愈能够成为新儒学突破的第一先驱者的原因是什么? (4分)
4.请结合文中观点,简析下列材料中“西化梦”以失败告终的原因。(4分)
自晚清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侵入,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因此主张通过抛弃中国文化,全盘吸收西方思想文化,实现强国之梦。代表人物为陈序经、胡适等。1934年,陈序经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断言:“我们的惟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胡适也以“充分世界化”的提法,表示“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这种“西化梦”最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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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科学
马来平
儒学与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与科学和现代化势同水火。对这种观点,有必要予以辨析。
对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在儒学作为中国哲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人文科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则可以说,儒学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儒学和科学的旨趣,当然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从本质上说,儒学是一种追求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础性的。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科学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向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以德摄知。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认为:“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二者都强调知为仁和义服务。朱熹认为:“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强调穷理之知与居敬之德相辅相成,以及知服务于德。王夫之强调见闻之知,认为“人于所未见闻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则提出了“德性资于学问”的命题,明确把学问置于德性的基础地位。
儒学把明道德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把对自然万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性之知的范围内,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只不过在儒学看来,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伦理与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为如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时,需要天文历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农学;“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需要医学;治国安邦,需要地理学;等等。
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导向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目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爱因斯坦认为,现代科学家应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实本位、真理本位。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离不开人文素养的支撑。尽管历史上儒学在培育我国科学家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等。
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适当吸收儒家伦理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科学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恕”能够引导科学家推己及人,团结同事;等等。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1.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上,儒学和科学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B.儒学和科学的旨趣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对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则可以说,二者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
C.儒家认为,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因此,儒学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
D.在儒学看来,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伦理与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因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
2.下列关于“儒学所求之善对科学之求真的影响”的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目的是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
B.历史上儒学在培育我国科学家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
C.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
D.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以达到提高研究效率的目的。
3.依据文意,下列说法不属于儒学对现代科学的积极作用的一项是
A.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有一定助益。
B.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儒学所求之善的规范。
C.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离不开人文素养的支撑。
D.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导向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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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不妨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金、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历朝文学各有所胜之说,后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论述而为人耳熟能详。历代文学各有胜擅之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貌。王氏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含着为元曲鸣不平以期唤起世人对其价值重估的焦虑。他感慨:“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心理动机。不错,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念构建的开放视野,为每个时代寻找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预留了空间,也从理论上预设了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体递嬗观念考察文学样式者代不乏人,王国维说到了点子上,有人的判断却出了错。明人卓人月《古今词统序》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人月才、学、识均属上乘,但他于明代民歌的评价不免有拔高之嫌,很少有人能接受唐诗、宋词、明歌并列的提法。远见卓识如卓人月,尚不免犯研究者的两大通病:一是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有意或无意拔高研究对象,不能恰如其分地公允评价,成为事实上的“武断的文化史家”;二是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不能跳出文化现场,“身在此山中”影响了视线与判断。卓人月的误判对今天的启示是:现在断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否过早,我们是否被现象所迷惑,是否拥有了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是否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是否拥有王国维般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以“一代之文学”衡之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者,也许忽略了王国维这一提法的文化语境与真正用心。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京剧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与当下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如出一辙,但王国维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寻找合法性证据(这一点与今天学者大不相同,我们太热衷于为现存事实提供学理支撑了),他有严格的学理尺度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当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的这番表态犹如空谷足音雄视古今,充满了文化自负与学术自信。再者,王国维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这与其“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今天戏曲学已演化为包括案头与场上在内的立体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得不佩服他对元曲文字震古铄今的价值发现。元曲自明万历年间就基本无人能唱,它的音乐、唱腔已淹灭不闻,其文字却熠熠生辉,在含蓄蕴藉风格之外另辟本色自然的审美向度。对尚活在舞台上的明清之曲,他抱以冷然的态度,因为文字并未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至于京剧,已由作家中心转向演员中心,文字上更无足观了。
如此,王国维“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实则包含这样的内容:不管当下多流行,一时的影响多广泛,它必须作为“案头文本”接受审查——是否做出别样的艺术贡献,提供了不一样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流行歌曲如果要取代诗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就必须接受成为文学经典的资格审查(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等),并服从于文学中心主义的价值标码。
1.下列各项中,其内涵不属于作者所论“一代之文学”范畴的一项是( )
A.汉赋 唐诗 B.宋词 明歌
C.楚辞 元曲 D.汉赋 宋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王国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为元曲鸣不平,认为元曲价值被低估,强烈唤起世人重新评估元曲。
B.从理论层面而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有其可能性。但现在如果加以断言,则为时过早,因为会被现象所迷惑,也没拥有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没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也没拥有像王国维一样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C.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凭着严格的学理尺度与独立的价值判断,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戏曲艺术提供了学理支撑,充满了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D.王国维研究戏曲学的方法与他“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因此,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这种研究方法不够“立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歌》《桂枝儿》《罗江怨》等民歌之所以有被拔高之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和足够的时间距离。
B.王国维对舞台上的明清之曲并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没有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对京剧则更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更无足观。
C.研究“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字吗?”这一问题,一定要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中去考察,否则不可能揭示出不同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目。
D.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作为中国精神制高点的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也不止一次在学生面前唱《变心的翅膀》和《老鼠爱大米》。由此看来,至少这四首歌属于“一代之文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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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不妨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金、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历朝文学各有所胜之说,后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论述而为人耳熟能详。历代文学各有胜擅之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貌。王氏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含着为元曲鸣不平以期唤起世人对其价值重估的焦虑。他感慨:“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心理动机。不错,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念构建的开放视野,为每个时代寻找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预留了空间,也从理论上预设了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体嬗变观念考察文学样式者代不乏人,王国维说到了点子上,有人的判断却出了错。明人卓人月《古今词统序》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人月才、学、识均属上乘,但他于明代民歌的评价不免有拔高之嫌,很少有人能接受唐诗、宋词、明歌并列的提法。远见卓识如卓人月,尚不免犯研究者的两大通病:一是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有意或无意拔高研究对象,不能恰如其分地公允评价,成为事实上的“武断的文化史家”;二是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不能跳出文化现场,“身在此山中”影响了视线与判断。卓人月的误判对今天的启示是:现在断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否过早,我们是否为现象所迷惑,是否拥有了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是否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是否拥有王国维般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以“一代之文学”衡之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者,也许忽略了王国维这一提法的文化语境与真正用心。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京剧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与当下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如出一辙,但王国维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寻找合法性证据(这一点与今天学者大不相同,我们太热衷于为现存事实提供学理支撑了),他有严格的学理尺度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当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的这番表态犹如空谷足音雄视古今,充满了文化自负与学术自信。再者,王国维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这与其“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今天戏曲学已演化为包括案头与场上在内的立体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得不佩服他对元曲文字震古铄今的价值发现。元曲自明万历年间就基本无人能唱,它的音乐、唱腔已湮灭不闻,其文字却熠熠生辉,在含蓄蕴藉风格之外另辟本色自然的审美向度。对尚活在舞台上的明清之曲,他抱以冷然的态度,因为文字并未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至于京剧,已由作家中心转向演员中心,文字上更无足观了。
如此,王国维“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实则包含这样的内容:不管当下多流行,一时的影响多广泛,它必须作为“案头文本”接受审查——是否做出别样的艺术贡献,提供了不一样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流行歌曲如果要取代诗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就必须接受成为文学经典的资格审查(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等),并服从于文学中心主义的价值标码。
1.下列各项中,其内涵不属于作者所论“一代之文学”范畴的一项是( )
A.汉赋 唐诗 B.宋词 明歌
C.楚辞 元曲 D.汉赋 宋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王国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为元曲鸣不平, 认为元曲价值被低估,强烈唤起世人重新评估元曲。
B.从理论层面而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有其可能性。但现在如果加以断言,则为时过早,因为会为现象所迷惑,也没拥有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没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也没拥有像王国维一样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C.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凭着严格的学理尺度与独立的价值判断,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戏曲艺术提供了学理支撑,充满了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D.王国维研究戏曲学的方法与他“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因此,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这种研究方法不够“立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歌》《桂枝儿》《罗江怨》等民歌之所以有被拔高之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和足够的时间距离。
B.王国维对舞台上的明清之曲并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没有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对京剧则更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更无足观。
C.研究“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字吗?”这一问题,一定要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中去考察,否则不可能揭示出不同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目。
D.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作为中国精神制高点的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也不止一次在学生面前唱《隐形的翅膀》和《老鼠爱大米》。由此看来,至少这四首歌属于“一代之文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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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相比较,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文起八代之衰”的重担会历史地落到韩愈的肩上。韩愈大大超越了他的先驱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善于展开文学争鸣。西魏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曾依靠帝王之尊,将相之权,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反对艳丽浮靡的“今文”,推行《尚书》式的“古文”,并且强制规定“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但效果极差,嗣响无闻,终于失败。韩愈则不同。他不依靠行政手段,而是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剖析了“古文”与“今文”的功过是非。是非明则方向定,人们容易接受,乐于响应。因此在他的周围自然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及“古文”爱好者,为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其次,对六朝文学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于六朝文学,先驱者常是采用简单的一概骂倒、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连屈原的优秀辞赋,也被他们斥为“亡国之音”而不顾(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但谩骂攻不倒骈文。韩愈则不然,他在批判的同时,对六朝文学并不全盘否定,对骈文有益的成分加以吸取,以便作为营养,用来壮大“古文”的新肌体。他虽自称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这只是口号标榜,实际并非如此。他对六朝文学是熟悉而精通的,如他对唐初的骈文典范——王勃《滕王阁序》,称赏备至。他自己的文章如《进学解》《原毁》等,也自然地融骈入散,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再次,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先驱者的火力虽猛,却没有在艺术特征及创作实践方面下苦功,因而理论脱离实践,因盲目而无用。柳冕曾感慨地承认:“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则不仅有高明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创作经验。他的优秀“古文”典范,自古至今,像磁石吸铁那样,吸引了人们,骈文就很难与它争锋了。韩文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与骈文相比较,创造了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成败至关重要。韩文之所谓“古”,并非真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体制;恰恰相反,他是“惟陈言之务去”,提倡“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要求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改古语为今言,创造出比较接近当时口语、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为“古文”形象地反映生活创造条件。韩愈打的是“复古”旗号,实是为文学革新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韩愈能把先秦 两汉那种堂皇的文字,变为生动活泼、逗人喜爱的日常杂文,极富艺术魅力。一是针对现实,有为而发;发愤抒情,不平则鸣。这样,韩文就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如《送孟东野序》,以为文学是“物”(自然与社会)使之鸣的结果;文学反映的是“不平则鸣”之“物”,所以韩文言之有物,现实性斗争性很强。
总之,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韩愈都能匠心独运,无愧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称号。
(摘编自蒋凡《为什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没有承担历史的重任,因此他们没能“文起八代之衰”。
B. 韩愈对六朝文学采取了既否定也借鉴的做法,这种做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C. 古文运动的语言复古,并非要以先秦两汉的体制为本,而是改古语为今言。
D.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因为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他都能够匠心独运。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主要采用了对比的论证手法,以突出韩愈与古文运动先驱者的差异。
B. 文章从三方面人手指出韩愈大大超越了他的先驱者,层次清晰,逻辑严密。
C. 文章采用“总分总”的结构方式,阐述了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取得的文学成就。
D. 文章在论证韩文的创新精神时,从语言的通用和内容的有物两方面展开。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用行政强制提倡“古文”效果极差,而只要采用百家争鸣的方法就一定成功。
B. 倡导“古文”时,古文运动倡导者高水平的实践比高水平的理论更具说服力。
C. 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虽然在理论上大力提倡写古文,可惜没有付诸实践。
D. 《送孟东野序》反映了“不平则鸣”之“物”,因为内容充实,所以现实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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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说“春秋”是由鲁国国史《春秋》而得名。徐连城在《文史哲》第三期著文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春秋”作为时代称谓,是由战国时人命名的,确立于西汉。
春秋以前是以族名、国都名、王朝名三者合一来命名时代的,战国人继续使用前人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名称,但其历史年代学的观点略有变化,在命名新的历史时代时有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自周王室东迁后,诸侯国林立,大国争霸的战争不休,周王室已无力控制诸侯,相反却常有求于大国。显然,仍以族、地、王朝三名合一的年代学命名已失去意义。另一方面,战国是个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战国人发展了春秋时已有的“天命靡常”的观点,命名当世为“战国”;又根据西周以后诸侯国林立,各国国史均名曰《春秋》,称这段历史时期为“春秋”。两汉时,人们继承了战国时人对春秋时代的称谓。
至于说“春秋时代是由鲁国国史《春秋》得名”的看法,徐文商榷说:鲁史《春秋》被拔高到经典的地位,是汉以后儒学作为官学后的事,战国时人未必肯把它奉为经典;鲁国当时并非大国,地位衰微;再者,在秦始皇焚书以前,众多的《春秋》还会大量保存的,否则何以会说“吾见百国《春秋》”可见,战国人是不会以鲁《春秋》来命名这一时代的。
1.对文中划横线的句子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在秦始皇焚书以后,众多的《春秋》已被焚毁,不可能大量保存,所以墨子不可能见到百国《春秋》。
B、墨子见过的百国《春秋》,几乎全被秦始皇烧毁了,只剩下鲁国《春秋》,因此 当时各国国史均以“春秋”命名。
C、墨子说他见过百国《春秋》,说明当时各国国史均以“春秋”命名,而绝大多数都已被秦始皇烧毁。
D、在秦始皇焚书以前,保存了大量的鲁国《春秋》。如果不烧这些书,墨子见到的《春秋》会有百部以上。
2.徐文认为“春秋”不是由鲁国国史《春秋》而得名的,不能作为这一观点的依据的一项是( )(3分)
A、鲁史《春秋》当时并未被奉为经典。
B、当时大国争霸,周王室 无力控制诸侯。
C、当时各国国史均以“春秋”为名,并非鲁国一国。
D、鲁国当时并不是大国,而且地位衰微。
3.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夏、商、周三代的名称,是由族名、国都名、王朝名三者合一命名的。
B、“春秋”这一时代称谓始于战国,两汉时人们继承了这一称谓。
C、“春秋”作为时代称谓是以思想活跃、百家争鸣作为历史背景的。
D、产生于战国的“天命靡常”的观点,是“战国”时代得名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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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儒家的先驱梁漱溟1893年梁漱溟出生在一个笃信儒学的仕宦之家。梁家虽无高官显宦和名家大儒,但教养却极好。梁漱溟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皆具有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1917年10月梁漱溟就任北大教习。当时新文化运动已掀起,政治和学术空气活跃的北京大学开始了“反传统”的批旧活动。北大校园里到处贴着批判孔子的大字报、小字报,这使梁漱溟分外别扭。文化界出现了一个最时髦的口号:“打倒孔家店!”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代表中国当时的多种主义和学派,形成了“与儒家传统彻底决裂的联合阵线”。梁漱溟决心为孔子讨个公道,开始研究儒学。他日夜苦钻,上自春秋孔孟,中经王陆、朱子,下至明清诸儒的著作他都从头看起。他还研究相关学派,道家、佛家及“三教九流”,研究西方的哲学和科学。将这些文化加以比较,阐明优长。
1921年以“复兴儒学”为已任的梁漱溟撰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后连续再版七次,大批读者成群结队追逐他,使他一下子成了举国知名人物,不久他又成了世界级的名儒。在书中,梁漱溟反对全盘西化,对国故保守不屑一顾,也不同意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调和,重点阐述了儒家文化的优点。他高扬孔子的“人生哲学”,归宗儒家的人生观和方法论。这本书成为当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梁漱溟归宗儒家,在激烈的思想论争中独树一帜,尤其与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观点歧异。尽管分歧很大,争斗也激烈,梁漱溟与他们的个人关系仍旧较好。李大钊遇难后,梁漱溟亲自为之装殓、筹办丧事,还一直关心照顾李大钊的家属。据梁漱溟自己表露,这是他按孔子的人生态度处理的结果。他说,自按孔家不计较的直觉处理问题,即使有人反对自己,又明显错误,也不要迫他,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但是是非曲直,尤其事关大的道理,即使豁出性命也要说清楚。他没有什么个人的仇家和对头。
梁漱溟归宗儒家后,即开始用儒家的思想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两个问题合起来就是梁漱溟终生为之奋斗的“救国救世”的问题,他立志将儒家的社会理想付诸中国的社会改造。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踏上一条能实践自己的文化理想、然而前途并不明朗的实验道路。他模仿古代儒家,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创办各类学校、成立乡村农民自治自卫政权,发展农业生产。以儒家思想教育知识分子,再用这些知识去教育、“拖带”农民大众。他的这一做法被称为“乡村建设”。
1928年,梁漱溟去南京考察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1929年整年到全国各地考察,为开辟乡村建设工作积累材料。1930年,他根据考察和研究所得的经验,至河南辉县百泉搞“村治学院”。不料不久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派军阀爆发中原大战,仅办一年的村治学院不得已停办。1931年初,梁漱溟等人会聚济南,商讨如何在山东继续他们在河南未能完成的事业。3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开办,随后,在邹平各乡村普遍开办“乡农学校”。建立乡村自治组织。这期间,梁漱溟发表《乡治十讲》,阐发“乡村建设”理论。到1937年,邹平一县建起乡农学校258所,有60余县被开辟为实验区,乡农学校遍及山东全境,梁漱溟成为“乡村建设派”的首脑人物。正当他踌躇满志,以为筹划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全国推行有日、“中国问题”可得“彻底解决”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阻碍了他的步伐。在其后的岁月里,梁漱溟依然对邹平不能忘怀。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返回邹平访问故旧。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尝试。
(摘编自马东玉《梁漱溟传》)【相关链接】
①梁漱溟(1893—1988),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一生著述颇丰,存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摘自百度百科)
②父亲梁济是恪守儒家传统的典范,他终生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人生哲学行事。自儿子幼年,梁济就把自己的笃实秉性一点一滴传给他,强调受教育对象独立思考。梁漱溟从14岁开始心里便形成了一个价值标准,那就是“凡事看他与人与社会有无好处”,他立志救国救世。(摘自丛日云《世界著名思想家传》)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梁漱溟出生在笃信儒学的家庭,长辈的言传身教使他从少年时期便形成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就是凡事要看对民众与社会有无好处,他立志要救国救世。
B.梁漱溟与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观点分歧很大,争斗也颇激烈,在如此激烈的思想论争中能独树一帜,是梁漱溟按孔子的人生态度处理的结果。
C.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表明了自己的文化立场,重点阐述了儒家文化的优点,此书广受读者欢迎,影响巨大,也使他成为世界级的名儒。
D.从在山东邹平开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梁漱溟先后在山东搞了近七年乡村建设,有60余县被开辟为实验区,他因此成为“乡村建设派”的首脑人物。
E.梁漱溟积极推进的乡村建设运动,没有什么经验能够借鉴,又先后受到战争的影响,过程坎坷,但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尝试。
2.梁漱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即有现实因素,又有思想基础。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
3.梁漱溟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哪些努力?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4.梁漱溟被誉为“当代新儒家的先驱”,他身上有许多优秀的精神品格值得我们学习,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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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认为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汉族同化了许多不同的异族。自孔子赞美管仲“尊王攘夷”以不到三百年的时期内,或全部或部分都消融在中华民族的大炉里。而西方的反汉化论者强调族群认同,认为清朝的民族政策丰满中,蒙古,汉军,汉人,壁垒分明。罗斯基与克劳杜雷等西方学者,大都研究清史,不以“满人汉化”为然,他们严厉批评“汉化”的提法,指为大汉沙文主义,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解释。
华裔学者大都以中原汉文化为立论的主旨,如为,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其政权能否长久,是其能否汉化,汉化是夷狄之乡,成为冠带之邦,如12世纪的女真在进入华北之前,就已经从事农耕,占据华北后,起用汉人官僚,采取中国制度,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金世宗虽极力保存女真文化和语言,但是到了金章宗的年代,汉化程度已深,并允许汉人和女真人通婚。
满人的族群认同,固然归属于八旗制度,但编入八旗内的所谓“旗人”除女真族主体外,包括蒙族,汉族,少数俄罗斯族,维吾尔族,藏族也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共同体,并不是单一族群的认同。不同族群的“同质化”以及“同质”固然有其过程,疾徐有别,最终“融合”亦难易有异,不过汉族与少数民族经长时间之同质化以及同质,终于达到相当成功的融合。若说政治认同,无论任何族群,在清帝国时代都认同清朝,作为汉人的曾国藩,李鸿章一抹不认同清朝。然而一旦帝国覆亡,认同随之消失,而满足人民经过长期的杂居共处,日益趋于一致。最终结果是,满汉两族经过“同质化”而终于“同化”。 带有满族血统的汉人,增大了汉族的总数,而绝大多数的满人在长期汉化下,趋向认同中华民族。所以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以汉族为主体,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共同演进,并强化了共同的心理状态和国家情感。但汉化并不是全面的,实有程度深浅之别,而深浅取决于个人所属种族,社会阶层,家庭背景与居住,中原时间之长短;不过,即使汉化程度最高之家族,与汉族融为一体时,并未放弃原有之族群认同。
满、蒙等胡族吸纳汉文化,势必回馈汉文化,也是比丰富汉文化的内容,是汉文化增添了新的生命力,以非原来汉文化的面貌,逐渐发展成为在不断成长的中华文化。而其控御的疆域均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汉人政权,亦因而扩大了中华帝国的范围。所以汉文化并不是简单地同化其他民族,而是长期的互动影响与融合的过程,与西化或现代化之过程并不尽相同。在绵长的中国历史里,多数的汉民族的汉文化毕竟是形成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最主要因素。
(摘编自汪荣祖《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学者认为,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汉族同化了许多不同的异族。“用夏变夷,不允许用夷变夏”这一史观来自孔子赞美管仲的“尊王攘夷”。
B.钱穆认为,宋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或全部或部分消融在中华民族的大炉里。但西方的反看化论者则以清朝的民族政策为例,强调族群认同。
C.有些研究清史的西方学者,并不认同中国学者的满人汉化论,他们指责“汉化”论是大汉沙文主义的表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解释。
D.华裔学者基本上以中原汉文化为立论的主旨来说明夏夷之变,认为边疆民族入主中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夷狄之乡可成为冠带之邦。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清朝的八旗满人并不是单一族群,它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包括满族,汉族,少数俄罗斯族、维吾尔族,藏族在内组成的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
B.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族群的“同质化”以及”同化”都会有一个过程,有快有慢,有难有易,但最终都会成功”融合”的。
C.汉族与满族之间的“同质化”以及”同化”达到了相当成功的融合,虽然清朝灭亡,但蛮族人民经过长期的杂居共处,日益趋于一致。
D.作为汉人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莫不认同清朝,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满人在长期汉化下,也趋向认同中华民族。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以汉族为主体,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共同演进,所以并没有形成汉文化,吞并少数民族文化或少数民族放弃原有的文化的局面。
B.在汉族同化异族的过程中,汉族与其他民族强化了共同的心理状态和国家感情的同时,即使汉文化程度最高之家族,也并未放弃原有之族群认同。
C.满、蒙等胡族在吸纳并回馈汉文化中,是汉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在不断成长的中华文化。他们控御的疆域均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汉人政权,扩大了中华帝国的范围。
D.“汉化”是汉民族文化同其他民族长期互动、影响与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数的汉民族的汉文化是形成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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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油画的本土化问题
我国引进西洋油画已有百年历史,油画“民族化”一直是主导我国油画发展的重要观念。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油画只是一种技术、一种手艺;对其深层的民族特性,包括孕育、生长油画的文化环境,历史、人性方面和东方民族迥异的种种特点,均认识不足。
20世纪早期,许多中国人还不懂得油画的立体、空间、明暗、色彩等观念,对“阴阳脸”接受不了,因为这些和我们的线型观念是抵触的。没有光线概念就没有立体概念,更不能掌握油画的色彩概念。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入门的问题。毕竟,油画是和中国画全然不同的画种,不仅材质迥异,更主要的还是观念的差异。
对于油画这个外来画种,仅是技术这个低级层面就有不少难题。油画教育的早期阶段,注重规范打基础是必要的。中国人不缺少聪明,也不乏精工细致的能力。只要受到训练,掌握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并参照他们的感官视觉审美,那么,中国人应该一样能画油画。
中国的油画是继续向西方学习呢,还是走出西方,自立门户?向西方学习的理由是存在的:源于西方油画艺术体系的材质、技法、价值评定标准的规律性,决定画家个体应该在相当时段,进行全然不同于中国画规律的训练学习和观摩领悟,以期掌握油画技法,尤其是格调品位的要领。有这个学习过程与否,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当然,决定艺术品位高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遑多论。
油画这个号称“架上”的艺术,今天在竞相追求时尚的西方艺术界,明显的式微了。西方有人觉得架上艺术“死亡”了,中国人说:哪有这回事?“人弃我取”,反倒画得更欢了。我想,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和迅速积累的社会财富,为中国油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广阔天地;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道路也不会笔直平坦。
油画的 “民族化”命题,谈论已多年,未得结论。因为油画“民族化”不只决定于画家本人个性、学养、训练、品格追求等主观方面因素,更有客观时代、环境、际遇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很难定论何种式样风格属于“民族”的成功标准。即便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吴作人的《齐白石像》这样大家公认的成功之作,在画家生前身后也注定只能是“孤本”而难以模仿。
当年“民族化”命题的提出,反映了一种使命感,一种要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服务的精神,一种担当态度,可是当下具此心态的画家有多少?而要达到“民族化”更要求画家具备民族文化的广泛、深度的修养、理解和情感,但今天许多画家的情况和吴作人、常书鸿、艾中信一辈的画家们相较已大不相同。此外,“民族化”基本上是一个学术命题,需要以公认的作品来回答的命题,因此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宽裕、有利于学术探讨的社会条件、学术环境,更需要画家有一个远离浮躁、沉潜艺术、安于寂寞的心态。
(选自2010年3月8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选项中关于“西洋油画”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A.“西洋油画”不只是一种技术、一种手艺,而且是有着深层的民族特性的艺术。
B.“西洋油画”讲究立体、空间、明暗、色彩等观念,与中国油画迥然不同。
C.“西洋油画”的材质、技法、价值评定标准决定了油画的学习不是个简单的过程。
D.在今天竞相追求时尚的西方艺术界,有的人认为“西洋油画”已失去生命力了。
2.下列关于油画“民族化”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现在中国油画的发展有了新机会和广阔天地,但“民族化”的道路不会平坦。
B.油画“民族化”虽然一直影响着我国油画的发展,但迄今未形成统一的成功标准。
C.当年油画“民族化”的提出,折射出那个时代画家的使命感和担当态度。
D.作为学术问题的油画“民族化”,只能从公认的好作品中寻找真正的答案。
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20世纪早期,中国人因为传统的线型观念的影响,不懂得西方油画。
B.中国人凭借聪明才智和正规训练,可以和西方人一样画油画。
C.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画家静心创作出油画佳作不是件容易的事。
D.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作品,说明我国画家有能力创作出油画成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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