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不妨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金、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历朝文学各有所胜之说,后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论述而为人耳熟能详。历代文学各有胜擅之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貌。王氏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含着为元曲鸣不平以期唤起世人对其价值重估的焦虑。他感慨:“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心理动机。不错,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念构建的开放视野,为每个时代寻找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预留了空间,也从理论上预设了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体嬗变观念考察文学样式者代不乏人,王国维说到了点子上,有人的判断却出了错。明人卓人月《古今词统序》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人月才、学、识均属上乘,但他于明代民歌的评价不免有拔高之嫌,很少有人能接受唐诗、宋词、明歌并列的提法。远见卓识如卓人月,尚不免犯研究者的两大通病:一是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有意或无意拔高研究对象,不能恰如其分地公允评价,成为事实上的“武断的文化史家”;二是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不能跳出文化现场,“身在此山中”影响了视线与判断。卓人月的误判对今天的启示是:现在断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否过早,我们是否为现象所迷惑,是否拥有了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是否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是否拥有王国维般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以“一代之文学”衡之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者,也许忽略了王国维这一提法的文化语境与真正用心。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京剧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与当下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如出一辙,但王国维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寻找合法性证据(这一点与今天学者大不相同,我们太热衷于为现存事实提供学理支撑了),他有严格的学理尺度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当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的这番表态犹如空谷足音雄视古今,充满了文化自负与学术自信。再者,王国维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这与其“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今天戏曲学已演化为包括案头与场上在内的立体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得不佩服他对元曲文字震古铄今的价值发现。元曲自明万历年间就基本无人能唱,它的音乐、唱腔已湮灭不闻,其文字却熠熠生辉,在含蓄蕴藉风格之外另辟本色自然的审美向度。对尚活在舞台上的明清之曲,他抱以冷然的态度,因为文字并未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至于京剧,已由作家中心转向演员中心,文字上更无足观了。
如此,王国维“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实则包含这样的内容:不管当下多流行,一时的影响多广泛,它必须作为“案头文本”接受审查——是否做出别样的艺术贡献,提供了不一样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流行歌曲如果要取代诗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就必须接受成为文学经典的资格审查(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等),并服从于文学中心主义的价值标码。
1.下列各项中,其内涵不属于作者所论“一代之文学”范畴的一项是( )
A.汉赋 唐诗 B.宋词 明歌
C.楚辞 元曲 D.汉赋 宋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王国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为元曲鸣不平, 认为元曲价值被低估,强烈唤起世人重新评估元曲。
B.从理论层面而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有其可能性。但现在如果加以断言,则为时过早,因为会为现象所迷惑,也没拥有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没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也没拥有像王国维一样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C.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凭着严格的学理尺度与独立的价值判断,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戏曲艺术提供了学理支撑,充满了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D.王国维研究戏曲学的方法与他“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因此,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这种研究方法不够“立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歌》《桂枝儿》《罗江怨》等民歌之所以有被拔高之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和足够的时间距离。
B.王国维对舞台上的明清之曲并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没有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对京剧则更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更无足观。
C.研究“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字吗?”这一问题,一定要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中去考察,否则不可能揭示出不同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目。
D.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作为中国精神制高点的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也不止一次在学生面前唱《隐形的翅膀》和《老鼠爱大米》。由此看来,至少这四首歌属于“一代之文学”的范畴。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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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不妨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金、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历朝文学各有所胜之说,后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论述而为人耳熟能详。历代文学各有胜擅之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貌。王氏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含着为元曲鸣不平以期唤起世人对其价值重估的焦虑。他感慨:“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心理动机。不错,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念构建的开放视野,为每个时代寻找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预留了空间,也从理论上预设了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体递嬗观念考察文学样式者代不乏人,王国维说到了点子上,有人的判断却出了错。明人卓人月《古今词统序》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人月才、学、识均属上乘,但他于明代民歌的评价不免有拔高之嫌,很少有人能接受唐诗、宋词、明歌并列的提法。远见卓识如卓人月,尚不免犯研究者的两大通病:一是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有意或无意拔高研究对象,不能恰如其分地公允评价,成为事实上的“武断的文化史家”;二是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不能跳出文化现场,“身在此山中”影响了视线与判断。卓人月的误判对今天的启示是:现在断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否过早,我们是否被现象所迷惑,是否拥有了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是否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是否拥有王国维般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以“一代之文学”衡之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者,也许忽略了王国维这一提法的文化语境与真正用心。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京剧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与当下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如出一辙,但王国维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寻找合法性证据(这一点与今天学者大不相同,我们太热衷于为现存事实提供学理支撑了),他有严格的学理尺度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当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的这番表态犹如空谷足音雄视古今,充满了文化自负与学术自信。再者,王国维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这与其“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今天戏曲学已演化为包括案头与场上在内的立体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得不佩服他对元曲文字震古铄今的价值发现。元曲自明万历年间就基本无人能唱,它的音乐、唱腔已淹灭不闻,其文字却熠熠生辉,在含蓄蕴藉风格之外另辟本色自然的审美向度。对尚活在舞台上的明清之曲,他抱以冷然的态度,因为文字并未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至于京剧,已由作家中心转向演员中心,文字上更无足观了。
如此,王国维“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实则包含这样的内容:不管当下多流行,一时的影响多广泛,它必须作为“案头文本”接受审查——是否做出别样的艺术贡献,提供了不一样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流行歌曲如果要取代诗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就必须接受成为文学经典的资格审查(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等),并服从于文学中心主义的价值标码。
1.下列各项中,其内涵不属于作者所论“一代之文学”范畴的一项是( )
A.汉赋 唐诗 B.宋词 明歌
C.楚辞 元曲 D.汉赋 宋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王国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为元曲鸣不平,认为元曲价值被低估,强烈唤起世人重新评估元曲。
B.从理论层面而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有其可能性。但现在如果加以断言,则为时过早,因为会被现象所迷惑,也没拥有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没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也没拥有像王国维一样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C.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凭着严格的学理尺度与独立的价值判断,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戏曲艺术提供了学理支撑,充满了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D.王国维研究戏曲学的方法与他“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因此,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这种研究方法不够“立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歌》《桂枝儿》《罗江怨》等民歌之所以有被拔高之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和足够的时间距离。
B.王国维对舞台上的明清之曲并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没有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对京剧则更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更无足观。
C.研究“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字吗?”这一问题,一定要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中去考察,否则不可能揭示出不同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目。
D.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作为中国精神制高点的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也不止一次在学生面前唱《变心的翅膀》和《老鼠爱大米》。由此看来,至少这四首歌属于“一代之文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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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不妨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金、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历朝文学各有所胜之说,后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论述而为人耳熟能详。历代文学各有胜擅之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貌。王氏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含着为元曲鸣不平以期唤起世人对其价值重估的焦虑。他感慨:“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心理动机。不错,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念构建的开放视野,为每个时代寻找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预留了空间,也从理论上预设了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体嬗变观念考察文学样式者代不乏人,王国维说到了点子上,有人的判断却出了错。明人卓人月《古今词统序》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人月才、学、识均属上乘,但他于明代民歌的评价不免有拔高之嫌,很少有人能接受唐诗、宋词、明歌并列的提法。远见卓识如卓人月,尚不免犯研究者的两大通病:一是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有意或无意拔高研究对象,不能恰如其分地公允评价,成为事实上的“武断的文化史家”;二是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不能跳出文化现场,“身在此山中”影响了视线与判断。卓人月的误判对今天的启示是:现在断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否过早,我们是否为现象所迷惑,是否拥有了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是否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是否拥有王国维般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以“一代之文学”衡之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者,也许忽略了王国维这一提法的文化语境与真正用心。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京剧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与当下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如出一辙,但王国维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寻找合法性证据(这一点与今天学者大不相同,我们太热衷于为现存事实提供学理支撑了),他有严格的学理尺度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当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的这番表态犹如空谷足音雄视古今,充满了文化自负与学术自信。再者,王国维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这与其“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今天戏曲学已演化为包括案头与场上在内的立体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得不佩服他对元曲文字震古铄今的价值发现。元曲自明万历年间就基本无人能唱,它的音乐、唱腔已湮灭不闻,其文字却熠熠生辉,在含蓄蕴藉风格之外另辟本色自然的审美向度。对尚活在舞台上的明清之曲,他抱以冷然的态度,因为文字并未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至于京剧,已由作家中心转向演员中心,文字上更无足观了。
如此,王国维“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实则包含这样的内容:不管当下多流行,一时的影响多广泛,它必须作为“案头文本”接受审查——是否做出别样的艺术贡献,提供了不一样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流行歌曲如果要取代诗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就必须接受成为文学经典的资格审查(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等),并服从于文学中心主义的价值标码。
1.下列各项中,其内涵不属于作者所论“一代之文学”范畴的一项是( )
A.汉赋 唐诗 B.宋词 明歌
C.楚辞 元曲 D.汉赋 宋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王国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为元曲鸣不平, 认为元曲价值被低估,强烈唤起世人重新评估元曲。
B.从理论层面而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有其可能性。但现在如果加以断言,则为时过早,因为会为现象所迷惑,也没拥有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没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也没拥有像王国维一样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C.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凭着严格的学理尺度与独立的价值判断,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戏曲艺术提供了学理支撑,充满了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D.王国维研究戏曲学的方法与他“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因此,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这种研究方法不够“立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歌》《桂枝儿》《罗江怨》等民歌之所以有被拔高之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和足够的时间距离。
B.王国维对舞台上的明清之曲并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没有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对京剧则更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更无足观。
C.研究“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字吗?”这一问题,一定要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中去考察,否则不可能揭示出不同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目。
D.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作为中国精神制高点的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也不止一次在学生面前唱《隐形的翅膀》和《老鼠爱大米》。由此看来,至少这四首歌属于“一代之文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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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不妨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金、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历朝文学各有所胜之说,后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论述而为人耳熟能详。历代文学各有胜擅之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貌。王氏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含着为元曲鸣不平以期唤起世人对其价值重估的焦虑。他感慨:“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心理动机。不错,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念构建的开放视野,为每个时代寻找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预留了空间,也从理论上预设了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体递嬗观念考察文学样式者代不乏人,王国维说到了点子上,有人的判断却出了错。明人卓人月《古今词统序》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人月才、学、识均属上乘,但他于明代民歌的评价不免有拔高之嫌,很少有人能接受唐诗、宋词、明歌并列的提法。远见卓识如卓人月,尚不免犯研究者的两大通病:一是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有意或无意拔高研究对象,不能恰如其分地公允评价,成为事实上的“武断的文化史家”;二是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不能跳出文化现场,“身在此山中”影响了视线与判断。卓人月的误判对今天的启示是:现在断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否过早,我们是否被现象所迷惑,是否拥有了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是否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是否拥有王国维般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以“一代之文学”衡之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者,也许忽略了王国维这一提法的文化语境与真正用心。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京剧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与当下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如出一辙,但王国维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寻找合法性证据(这一点与今天学者大不相同,我们太热衷于为现存事实提供学理支撑了),他有严格的学理尺度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当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的这番表态犹如空谷足音雄视古今,充满了文化自负与学术自信。再者,王国维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这与其“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今天戏曲学已演化为包括案头与场上在内的立体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得不佩服他对元曲文字震古铄今的价值发现。元曲自明万历年间就基本无人能唱,它的音乐、唱腔已淹灭不闻,其文字却熠熠生辉,在含蓄蕴藉风格之外另辟本色自然的审美向度。对尚活在舞台上的明清之曲,他抱以冷然的态度,因为文字并未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至于京剧,已由作家中心转向演员中心,文字上更无足观了。
如此,王国维“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实则包含这样的内容:不管当下多流行,一时的影响多广泛,它必须作为“案头文本”接受审查——是否做出别样的艺术贡献,提供了不一样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流行歌曲如果要取代诗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就必须接受成为文学经典的资格审查(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等),并服从于文学中心主义的价值标码。
1.下列各项中,其内涵不属于作者所论“一代之文学”范畴的一项是( )
A.汉赋 唐诗 B.宋词 明歌
C.楚辞 元曲 D.汉赋 宋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王国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为元曲鸣不平, 认为元曲价值被低估,强烈唤起世人重新评估元曲。
B.从理论层面而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有其可能性。但现在如果加以断言,则为时过早,因为会被现象所迷惑,也没拥有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没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也没拥有像王国维一样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C.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凭着严格的学理尺度与独立的价值判断,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戏曲艺术提供了学理支撑,充满了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D.王国维研究戏曲学的方法与他“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因此,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这种研究方法不够“立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歌》《桂枝儿》《罗江怨》等民歌之所以有被拔高之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和足够的时间距离。
B.王国维对舞台上的明清之曲并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没有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对京剧则更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更无足观。
C.研究“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这一问题,一定要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中去考察,否则不可能揭示出不同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目。
D.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作为中国精神制高点的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也不止一次在学生面前唱《变心的翅膀》和《老鼠爱大米》。由此看来,至少这四首歌属于“一代之文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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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不妨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金、元以不断有学者倡导历朝文学各有所胜之说,后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论述而为人耳熟能详。历代文学各有胜擅之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貌。王氏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含着为元曲鸣不平以期唤起世人对其价值重估的焦虑。他感慨:“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心理动机。不错,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念构建的开放视野,为每个时代寻找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预留了空间,也从理论上预设了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体递嬗观念考察文学样式者代不乏人,王国维说到了点子上,有人的判断却出了错。明人卓人月《古今词统序》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人月才、学、识均属上乘,但他于明代民歌的评价不免有拔高之嫌,很少有人能接受唐诗、宋词、明歌并列的提法。远见卓识如卓人月,尚不免犯研究者的两大通病:一是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有意或无意拔高研究对象,不能恰如其分地公允评价,成为事实上的“武断的文化史家”;二是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不能跳出文化现场,“身在此山中”影响了视线与判断。卓人月的误判对今天的启示是:现在断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否过早,我们是否被现象所迷惑,是否拥有了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是否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是否拥有王国维般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以“一代之文学”衡之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者,也许忽略了王国维这一提法的文化语境与真正用心。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京剧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与当下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如出一辙,但王国维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寻找合法性证据(这一点与今天学者大不相同,我们太热衷于为现存事实提供学理支撑了),他有严格的学理尺度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当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的这番表态犹如空谷足音雄视古今,充满了文化自负与学术自信。再者,王国维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这与其“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今天戏曲学已演化为包括案头与场上在内的立体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得不佩服他对元曲文字震古铄今的价值发现。元曲自明万历年间就基本无人能唱,它的音乐、唱腔已淹灭不闻,其文字却熠熠生辉,在含蓄蕴藉风格之外另辟本色自然的审美向度。对尚活在舞台上的明清之曲,他抱以冷然的态度,因为文字并未带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至于京剧,已由作家中心转向演员中心,文字上更无足观了。
如此,王国维“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实则包含这样的内容:不管当下多流行,一时的影响多广泛,它必须作为“案头文本”接受审查——是否做出别样的艺术贡献,提供了不一样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流行歌曲如果要取代诗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就必须接受成为文学经典的资格审查(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等),并服从于文学中心主义的价值标码。
1.下列各项中,其内涵不属于作者所论“一代之文学”范畴的一项是( )
A.汉赋 唐诗 B.宋词 明歌
C.楚辞 元曲 D.汉赋 宋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王国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为元曲鸣不平, 认为元曲价值被低估,强烈唤起世人重新评估元曲。
B.从理论层面而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有其可能性。但现在如果加以断言,则为时过早,因为会被现象所迷惑,也没拥有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没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也没拥有像王国维一样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C.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凭着严格的学理尺度与独立的价值判断,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戏曲艺术提供了学理支撑,充满了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D.王国维研究戏曲学的方法与他“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因此,以现在的学术标准看,这种研究方法不够“立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歌》《桂枝儿》《罗江怨》等民歌之所以有被拔高之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和足够的时间距离。
B.王国维对舞台上的明清之曲并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没有带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对京剧则更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更无足观。
C.研究“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字吗?”这一问题,一定要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中去考察,否则不可能揭示出不同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目。
D.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作为中国精神制高点的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也不止一次在学生面前唱《变心的翅膀》和《老鼠爱大米》。由此看,至少这四首歌属于“一代之文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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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学者参照西方文学史和文学流派划分,往往指中国古代作家为某某主义某某派,并作出分析和阐述。然而,学术界对李白的认识却复杂得多。胡适尽管称李白“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但他在谈到李白与现实关系时却说“他是个出世之士”,“我们读他的诗,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遨游自得,我们不发生交涉”。胡适有意绕弯子,把李白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往天上推,表明对李白诗歌社会内容的认识和评价是个难题,认识上难免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上半世纪,崔家宪、苏雪林等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突出其为人与创作中放浪纵恣的一面;徐嘉瑞认为李白是颓废派,强调李白对酒色的嗜好和个人中心主义;汪静之则游移于“浪漫”和“颓废”之间。
到了后半世纪五六十年代,给古代作家定性变得谨慎起来,按照苏联文艺理论界阐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概念,通常被用来评价某诗人或某流派;最推重现实主义。舒芜在《李白诗选·前言》中说:“他运用了高度夸张放大的方法,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感和意志。这种浪漫主义本质上是和现实主义相通的。”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说:“李白的浪漫主义是热情的、积极的、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的。”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通,前苏联文艺理论中本来就有这种说法;但即便如此,亦可见李白归属的尴尬。
50年代末期,苏联文艺理论影响渐渐削弱,中国领导层提倡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对历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评价提高,与现实主义并列,成为文学史上两大进步潮流。为构筑这一文学史框架,对李白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和认识,中国文学史上从屈原到李白一线受到关注和梳理,“他们的诗歌想象新奇,构思奇特,感情强烈而奔放,意境奇伟瑰丽”。出版于6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和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代表了这种框架和对两个诗人的定位。
在李白还没有被文学史明确地以浪漫主义定性之前,学者们评论李白,颇具创新性。舒芜在1954年8月出版的《李白诗选·前言》中说:8世纪前半,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精神面貌即我国文学史上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具有全面代表性,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就是李白”。同年,林庚作了《诗人李白》的报告,认为:“盛唐之音”在李白诗中突出表现为“自由的丰富的想象,少年解放的精神,对于祖国乡土的热爱与礼赞”。1958年,林庚又发表了《盛唐气象》一文,举李白许多诗歌为例,“强调‘盛唐气象’是指诗歌中蓬勃的气象……是一种蓬勃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讨论并曾遭到批判,但批判并未起到取消“盛唐气象”说的效果,到了八九十年代学术研究趋于正常化之后,李白与“盛唐气象”的问题又引起讨论,除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外,还有不少文章从文化学、美学等角度作新的阐发,成为20世纪李白与唐诗研究中的热点和亮点。
(节选自余恕诚《论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
1.下列观点不能证明李白是浪漫主义作家的一项是(3分)()
A.“李白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他的歌唱是爱和自由的歌唱”。
B.“他运用高度夸张放大的方法,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感和意志。”
C.“李白的浪漫主义是热情、积极、明朗的,是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的。”
D.“他们的诗歌想象新奇,构思奇特,感情强烈而奔放,意境奇伟瑰丽。”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A.胡适、苏雪林、徐嘉瑞、汪静之等人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都是从流派归属角度解读李白。
B.前苏联文艺理论认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相通的,这一理论也被林庚等中国评论家采纳。
C.20世纪前半叶,学术界更推重现实主义,因而对李白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价值认识不到位。
D.用“盛唐气象”来评论李白诗歌,这是中国文学评论界在李白被定性前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无论把李白划归为颓废派、浪漫主义代表,还是积极浪漫主义代表,其理论依据都根源于西方。
B.李白的归属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表明特定的时代思潮对文艺评论产生重要影响。
C.60年代初,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李白的定位,体现了浪漫主义作家地位的上升。
D.从“盛唐气象”、文学史、文化学、美学等角度阐释李白及其诗歌,是20世纪李白研究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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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自古以来,文学的社会价值一直都是其最基本、最主要的价值。纵观整个中西文学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文学的社会价值一直都居于文学价值体系的重要位置,只是不同年代所承担的具体的社会责任有所不同。
在中国,从先秦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观,不仅强调了文学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更是让其肩负起了兴国大业之重任。近代梁启超、鲁迅等人也都强调过文学的社会价值。在西方,以柏拉图谈文学的教育作用始,直至19世纪硕果累累、影响广泛的现实主义文学,文学的社会价值在实践和理论中均备受推崇。美国的“废奴文学”即是典型代表,用文学的形式主张废除血腥、残暴的奴隶制,伸张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取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开展。
在当下,新的社会问题、时代主题,又为文学的社会价值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文学作为一项特殊的精神活动,能够重塑人的价值观念,丰富人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学作品,我们能够形象生动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也能够多层次地把握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这样既能以史为鉴,又能充分认清当前社会基本问题;文学的认识不是纯粹的理论说教,它并非枯燥地为我们呈现当下的社会面貌,而是通过审美化的语言和艺术化的形象来展现时代风貌;文学能够带给人奋发向上的正能量,人能够将此转化为实践的动力,规范自己的言行,影响和感化他人,从而更好地改造大众的精神世界,整个社会精神面貌也将会焕然一新。
但近年来文学社会价值的地位却有所下降。随着大众传媒业的发展,以电影、电视、网络等新型媒介为载体的娱乐文化活动蓬勃发展,文学的读者变少了,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有所下降,文学渐趋小众化;文学创作本身在适应商业化、娱乐化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忽视社会价值的现象。有些作家陷入盲目虚构和大玩文字游戏的怪圈,他们的文学创作完全脱离了时代和社会;有些作家则一味迎合市场需求,机械地生产出毫无道德内涵,仅是满足感官享受的媚俗作品;还有些作家为了快速适应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盲目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效益。
文学社会价值的时代意义和尴尬处境都决定了重申的必要性,那么应当如何重申呢?
其一,要关注时代主题并对其进行提炼和升华。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更替的,当代文学理应直面当下的各种社会问题。但也要避免把文学变为简单的、机械的“时代传声筒”,或仅仅只是对社会问题进行浅尝辄止式的报告和记录。恩斯特·布洛赫曾说:“不脱离时代而写作,并不等于按生活本身写作。”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书写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城乡的社会面貌,故事中人物所展现出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更是具有永恒价值。即便放在当下,它的精神内涵也会继续砥砺人心、鼓舞大众。
其二,积极推动文学的大众化。优秀文学是整个民族乃至全世界的精神财富,并非只是少数人的独角戏。关注时代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学贴近人民生活,推动了文学的大众化。还要进一步将时代主题融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中去,扩大文学的受众群,让文学走入群众中去,表达人民心声,引起广泛共鸣,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学教育、鼓舞、引导人的社会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的大众化并不是否认个性化。每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不同,即使面对同一主题,不同作家的呈现方式必然不尽相同,风格的多样化是保持文学世界焕发多彩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其三,始终坚守文学独特的审美品性。关注时代主题和推动文学的大众化并不是让文学走向彻底的世俗化,甚至媚俗化。毕竟文学具有高于生活和不同于其他娱乐活动的审美品格,因此,坚守文学固有的审美品性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文学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中迷失方向。文学走向审美层次的情感表达、道德批判、人性净化等意义都能穿越时空界限,拥有永恒的价值,这也是文学社会价值和意义能够永葆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选自《重申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有删改)
1.下列各项中,其性质不属于文学社会价值的一项是 ( )
A.孔子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习和思考社会生活内容的重要性。学习时要思考,思考时要不断学习,否则就会迷惘和懈怠。
B.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文学作品必须言之有物,要充分关注社会生活,并且反映人民的疾苦和统治者的残暴。
C.巴尔扎克倾尽一生心血创作《人间喜剧》,塑造了吝啬鬼葛朗台这样的文学形象,把法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现状纳于笔下,成为不朽的社会画卷。
D.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塑造了汤姆叔叔这个黑人形象,以他的人生遭遇来批判黑奴制度,这本书竟然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文学有很多价值,如审美价值、民族价值、情感价值,但它的社会价值始终是十分重要的,不同时期的文学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尽相同。
B.文学创作是精神活动,文学作品中要体现时代主题,反映社会焦点,这样才能重塑人的价值观念,改善人的社会生活。
C.近年来文学社会价值的地位有所下降的原因是文学读者少了,有的文学创作本身背离了社会生活内容,有些作家愿意写媚俗作品。
D.文学的社会价值是每个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但现阶段我国的文学作品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要求,因而全面深刻反映社会的作品很少。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当代文学一方面要体现充满正能量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文学手法,通过塑造文学形象来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
B.优秀文学往往是能够体现某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的作品,而且是通过作家个性化创作完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劳动成果。
C.文学绝对不能媚俗化,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娱乐活动的审美品格,进入审美层次后,它就会拥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D.文学是作为一种审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尽管它需要突出时代主题,需要作家深入体验社会生活,但审美一直是最基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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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①近年来,关于家族的历史叙事和传统民间社会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热点。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不受官府直接控制的民间。在过去,国家权力的职能与能力是有限的,官员人数不多,政权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基层社会实际上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石,组成各种社群和组织,如乡族、会馆等。这些社群有着自己的乡约、章程,在国家权力之外实行高度的自治,修路、赈灾、办学堂、调解民事纠纷,甚至参与地方事务。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民众在实质上没有真正政府管理的十年中,正是靠着这种自治而维持了社会的基本运作。
②中国传统民间社会虽然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仍是形成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第三领域,将国家与个人区隔开采,使得个人尚有一定空间。正如当时在中国的罗素所观察到的,孝顺观念虽然违背公益原则,但“它当然比它的西方对手爱国主义的危害要小”,后者“更容易导致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在‘‘五四”之后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中,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开始强调群体主义,强调集中和纪律,甚至不认为一团体中人可以自由退社,认为国家才能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相信国家能给个人带来自由,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最大的迷思。此后的国民党一党专制表明,“五四”时期批判家庭制度是为了个人的解放,但解放出来的个人却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组织——国家。
③“五四”新文化运动充满了悖论,它所追求的许多现代性目标都没有实现,甚至走进了另一个历史房间。无论是新民还是立人,都是由政治问题转向社会问题的思路,隐含着相信国体重于政体,治民重于治政,将解决社会问题与解决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由政府或政治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后来,在更为激进的人看采,家庭是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这种认识的逻辑演进,便是形成新国家体制与旧社会结构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认知模式,以国家名义宣称,家庭制度的“族权”是四大封建绳索之一,最终将家族形式纳入阶级斗争范围,并以痰风暴雨的暴力斗争消灭士绅主导的民间社会,使社会生活的一切都统治在全能国家之下。
④国家权力成为组织社会的唯一形式,从此从城市的单位到乡村的公社,包揽了一个人从摇篮到墓地的一切。社会日益萎缩,终至为国家权力所吞噬。正如社会学家黄宗智所指出:“虽然整个社会组织的范围急剧缩小,但正式国家机构的规模却成倍增大,其结果是传统第三领域大幅度的国家化。”由于中间领域的消失,每一个个体都不得不直接面对国家,在国家面前,没有任何个人的存在可言,以致大多数人不经过思考就会认可这样的事实:只要是以国家的名义,任何行为都是正当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不珍惜个人自由权利的传统家族的批判取得了彻底胜利,但个人相对于国家权力的自由却被剥夺了。
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变化是国家化终止,重新开始了胡适所说的“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指近代以来民间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力-不再垄断所有领域,农民脱离了人民公社的束缚,职工与单位的关系减弱,而新的民间社会却尚未建立起来,以取代一去不返的家族、乡族纽带关系。
(节选自景凯旋《对家族的想象》,有删改)
1.下列关于“传统民间社会”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它存在于社会的基层,以家族关系为基础,有自己的组织、规则,在一定范围内实行高度自治。
B.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第三领域”,在这两者之间形成区隔,从而使得个体享有—定的自由。
C.它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社会危害性较小,能解决一些基层的实际问题,甚至参与地方事务。
D.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国家化逐渐终止背景下,传统民间社会开始重新发展,国家权力放松对人的控制。
2.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第①段首先点明传统民间社会的学术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然后侧重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简述传统民间社会的基本作用。
B.第②段承接上文继续阐释传统民间社会,多角度进行比较,将它与西方的“市民社会”以及“五四”时期的一些观点作比较。
C.第③、④段紧承上段,重点强调新文化运动取得全面胜利,它以暴力形式消灭了民间社会,使社会生活的一协都归于国家之下。
D.第⑤段在时间上照应文章开头回到现在,回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的变化,但新型的民间社会模式并没有重新建立起来。
3.下列对原文内容和作者观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中国传统民间社会不受官府控制,但在过去,国家权力的职能与能力又是有限的,政权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这样传统民间社会在当时就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B.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强调群体主义,强调集中和纪律,甚至认为任何一个团体中的个人可以自由退社,认为只有国家才能有自由,而个人不能拥有自由。
C.“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许多现代性目标都没有实现,一些激进分子甚至认为,家庭是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D.“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不珍惜个人自由权利的传统家族的批判取得了彻底胜利,但个人相对于国家权力的自由却被剥夺了,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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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干的名著
有关名著的改编缩写问题,多年以来聚讼纷纭,议论不断。但不管不同的声音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改编本依然源源不断,流行坊间。这些改编缩写本,其数量之多,简直有把天下名著一网打尽之势,纷纷冠之以“中国古典名著普及本”“外国名著学生读本”,还有什么“袖珍本”“卡通本”“速读手册”等,名目繁多,如乱花撩眼。
我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是不能改编缩写的,至于用戏剧、影视等其他艺术形式表现,则另当别论。单从文学这种精神产品的特殊性说来,改编缩写之举便有违常理。文学作品是一个生气贯注的有机整体,是各组成要素之间撕裂不开的、血肉关联的组合。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经成形,便由不得别人来改动了。压缩了篇幅,减少了字数,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异和退化,或干脆就是仅仅与原作名字相同的另一部东西。
著名学者陆建德指出,“文学名著必须维持原貌,正如阿凡提的汤,必须原汁原味,我们爱读《红楼梦》,因为那是曹雪芹的文字”“一部伟大的作品,多‘潜在的魅力’,人物头上小小的饰物或下意识的细微举动都暗含了丰富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文学名著才发散出千古如斯的永恒魅力,给人以经久的艺术享受。改写者往往遗神取貌地抽取所谓“故事”,而对那些看似无关宏旨其实又充满意味的细节,都看成可有可无的无谓枝蔓,难逃朱笔的杀伐。有完整情节的作品尚不能改动,更遑论那些异乎传统路子的作品。别的不说,就如汪曾祺和阿城吧,他们在作品里营造的那种境界,流淌着的那种诗性语言,依样画瓢都学不像,更不要说什么改写了。
我想起了有阵子对京剧的改造。据说,为了让这个传统艺术能叫年轻人接受,便去掉京胡月琴的悠悠京韵,代之以“嘭嘭嚓嚓”的动感摇滚。这种被改造后非驴非马的东西,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倒是和时下名著的遭遇惊人相似。原本沉甸甸的东西变得轻飘飘,醇美的诗情变得淡乎寡味,丰饶的意蕴变得肤浅稀薄,形象苍白,语言温吞,乏善可陈。这类东西不可能引起读者进一步阅读原著的欲望,而恰恰相反,会严重地败坏读者原本不错的胃口。在他们看来,这些所谓名著,还不如小时候老爷爷讲的故事那般亲切有味。
在速食快餐速配一次性等快捷型消费成为时尚的今天,名著改写之大行其道不是偶然的。这种短平快的东西,无论对阅读上只想浅尝辄止装点门面的成人,还是考试应急的学生,无疑适销对路。但提高素质实在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更需要长期的浸润和熏染,这是一种作用于灵魂的过程,急于求成不得。那些风干的名著,那些被榨干了艺术汁液的纸页,能给读者留些什么呢?
1.下列有关“名著改写”的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由于没有多少不同的声音,所以名著的改编本源源不断,流行坊间。
B.改写者只是抽取名著中的“故事”,而忽略了那些充满意味的细节。
C.有完整情节的作品不能改动,那些异乎传统路子的作品则更不可以。
D.在改写者看来,那些所谓的名著不如老爷爷讲的故事那般亲切有味。
2.下列不属于“文学名著是不能改编缩写的”理由的一项是( )
A.文学名著是特殊的精神产业,改编后导致聚讼纷纭,议论不断。
B.文学名著是一个有机整体和组合,改编后质就会产生变异和退化。
C.文学作品内容丰富,改编后就失去了原汁原味,不能维持原貌。
D.文学作品意蕴丰饶,改编后引不起阅读欲望,倒了读者胃口。
3.用文中的观点,简要指出归有光《项脊轩志》片段的“潜在魅力”。
“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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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词”,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原来是“辤”字,后来写作“辭(辞)”。所以,“诗词” 本来就是“诗辞”。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辞”了。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辞,或说歌辞,其实和现在的歌词是没有区别的。在当时,诗就是辞。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辞或歌辞,简称为辞,例如楚地流行的歌辞——楚辞就是如此。
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与音乐分离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辞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辞”字。这个“辞”字,晋宋以后,都简化用作“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这一切“词” 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而且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等。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晚唐牛峤《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类似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某某词”的。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词作为诗的延伸和附属于诗的一种边缘文体。诗余这个名词,就明确地说明了当时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试图把词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不久后,当时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清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清真词》。从此以后,“词”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被确定下来。
1.下列关于“诗词”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诗词”作为一个语词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这一观念至迟在宋代就已经产生了。
B.诗是商周时代就已产生的文学样式,词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文学样式,我们常把它们合称为“诗词”。
C.虽然诗和词都采用了韵文的形式,但起初“诗词”这两个字很少连用,即使连用,也是用来指“诗的文词”。
D.从字形演变的角度看,“诗词”本来等同于“诗辞”;由于宋代出现了新的文学样式,这两个词语就不再等同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诗是抒情言志的韵文,可以谱入乐曲,配合音乐歌唱,这时的诗就是曲辞或者说是歌辞,和现在的歌词是没有区别的。
B.汉代时,五言诗成为一种无法演唱的歌辞,从此,凡能作曲歌唱的诗的题目下常常带有“辞”字,后来简用做“词”字。
C.唐代时,所有的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都是可以作曲歌唱的诗,这里的“词”是指具有歌词意义的一个普通名词。
D.曲子词是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句法和音节便于作曲,以曲调名作为标题。如《菩萨蛮》就是依“菩萨蛮”曲调填的歌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为楚地民众中流行的歌辞,“楚辞”是从音乐性的观点来定名的。如果从文学的观点来定名的话,楚辞是可以称为“楚诗”的。
B.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如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可见在当时的作者观念中,词只是诗的延伸和附属。
C.南宋初期,开始用“诗余”指称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等人的曲子词。“诗余”这一名词的出现,使词从诗的领域中脱离出来。
D.南宋时的出版商在编刊诗余专集时,将绝大多数专集都改名为“词”,应该是意识到了“词”可以作为这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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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以前,我们都说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不过,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并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关于神话是文学起源的观点就居于主流地位。神话是具有神圣性的关于神的故事,重在社会功用性,神 话当然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那么,在中国,文学的源头究竟是神话,还是六经呢?
刘毓庆认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他的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中国古代没有神话概念,这就意味着神话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而存在。所谓的上古神话,其实是对上古史的一种记述方式。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说:“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当下文学史著作中所讲述的上古神话,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共工触山等,并不是产生在上古,而是战国以后,真正属于上古的神话很有限。像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这属于上古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有历史作内核,其实是上古史的神话化。即使神话存在,也构不成文学之源的功能。所谓“源”,一定要形成对“流”的规定性作用才行。即所谓“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它要决定其“流”之巨细清浊。只有有了“流”,“源”的意义才能成立。尽管中国上古产生过神话,但这些神话对中国文学并没有规定性,形不成“源”的功能。无论怎样抬高它,它也无法取得像希腊神话在欧洲文学史上那样的地位,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并不像研究者所说的那般巨大。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问和思考:假如没有上古神话,中国文学是否会逊色?中国文学史是否会改变它的形态与发展方向?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巨星如“李杜”“苏黄”“唐宋八大家”是否会出现?我想结论是很清楚的。假如没有西方学者神话研究的理论与观念的输入,恐怕至今人们也不会意识到有神话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神话,中国文学史不会重写;而没有六经,中国文学史则必须重写。因而把神话定位为中国文学之根,是不能成立的: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之源,是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的结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虽然是借鉴日本学者的文学史著作写成的,但仍然把“以治化为文”认作正宗。到1923年,汪剑余将林氏著作改编为《本国文学史》时,开始引入了“神话”概念,并说:“自汉以后,神话大兴。”鲁迅、茅盾都是较早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但鲁迅撰写的《汉文学史纲要》和茅盾撰写的《中国文学变迁史》中,都没有给神话位置。神话为文学史作者普遍关注,应该是在上世纪中叶的事情。这其中当然有中国神话资料钩沉工作取得的进展,更重要的是随着苏联文学理论的传入,神话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里程。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和前提,由此有人推论中国上古也应该像希腊一样有一个神话为主体艺术的时代,神话也应该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土壤和前提。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詹安泰《中国文学史》、杨公骥《中国文学》等,都是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来论述的。
(摘编自《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六经曾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但是随着西方文艺理论传人中国,中国一些
文艺理论工作者开始对这一“共识”提出疑问。
B.西方文艺理论界普遍认为西方文学起源于古代神话,因为古代神话具有神圣性和社
会功用性,而且对西方文学产生规定性作用。
C.诸如“李杜”“苏黄”“唐宋八大家”等中国文学史上巨星们的出现,是否要以中国上古
神话的出现为前提,确实难以判断。
D.无论是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还是李长之的《中国文学史略稿》等,都受外国文学理论的影响,都把中国文学史的开端定位为神话。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等和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是两种不同时代的神话,前者出现的时代要远远晚于后者。
B.像精卫填海、黄帝战蚩尤等上古神话也并非“虚造”,因为它们都有历史作内核,所以只能算上古史的神话化。
C.“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揭示了“源”和“流”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即“源”对“流”
具有规定性作用。
D.林传甲、汪剑余、鲁迅、茅盾等在撰写中国文学史时,都不认为神话是中国文学之源,甚至没有意识到神话的存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刘毓庆看来,中国神话并非独立存在的文化形态,正如徐旭生所言,中国神话总有
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
B.中国古代神话对中国文学史没有规定性,但是六经对中国文学史却有规定性,所以中国文学史的“源”是六经而非神话。
C.是否作为独立存在的文化形态,是否对文学史的发展产生规定性作用,这才是判定神话是不是中国文学源头的两个必要条件。
D.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出现的基础和前提,但并不能由此推出中国神话是中国文学的
“源”的结论,因为两地神话出现的时期和作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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