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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刘再复
如果说《论语》是儒家文化的原形,那么《山海经》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它所凝聚、所体现的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华文化精神,其中的英雄无私无畏、不知算计、不知功利,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原始的精神气质。《红楼梦》也体现了中国的原形文化,不仅因为小说的开篇就紧连着《山海经》,而且因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和他心爱的诸女子,以及浸透于全书的赤子情怀,都远离《山海经》之后的巧取豪夺的世界。贾宝玉知其不可而为之,用他的天真挑战着一个庞大的泥浊世界,与夸父、精卫一样呆傻。《山海经》所呈现的中国原形文化精神是热爱“人”、造福人的文化精神,是婴儿般拘囿质朴内心的精神。《红楼梦》连接、呈现并丰富化了的正是这种精神。《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及唐僧所呈现的也是这种精神,二人所形成的心灵结构,是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结构。孙悟空如同不死的刑天,而唐僧则给他以慈悲的规范,唐僧所要造化的英雄是造福的英雄,这一基本精神和《山海经》完全相同。
若以《山海经》为坐标和参照系,便可发现《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发生了严重的“伪形”。其英雄已不是建设性的英雄,而是破坏性的英雄,其生命宗旨是不断地砍杀人。他们不是要去“补天”,而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无法无天或自己想成为“天”。他们已失去《山海经》时代的天真,或把天真编织为粗暴与凶狠,或埋葬天真与政治,走向天真无邪的极端反面,耍尽心术与权谋,智慧用于杀人与征服。两书袭用传统的“忠义”理念,但没有灵魂和精神指向——只有情绪,没有信念;只有政治沙场,没有审美秩序。鲁迅则用“三国气”与“水浒气”来描述,实在恰切不过。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到了这两部经典便走到了“伪形”的高峰。
中国原形文化系统中,早期又有一个女性文化的原形。女性在原形中具有创世的地位,既补天又造人的创世者女娲就是女性,这是中国文化原形的象征。《山海经》中另一女性精卫(炎帝之女),化为精卫鸟后以填海为目标,是“补天”的对应性行为。西周时期周人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嫄,传说她于郊野践巨人足迹而怀孕生后稷。战国时期老子《道德经》中有“知其雄,守其雌”和“牝常以静胜牡”的“雌性优胜”理念,反映出其哲学精神指向是重“水”性、柔性和雌性。这都为女性能站立于大地而奠定了哲学基础——英雄文化不等于雄性文化,真正的英雄必须把握刚与柔、雌与雄的合理关系;男性英雄应该充分尊重女性。这种雌性优胜的哲学是中国的原形哲学,是中国文化真正的精华。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是这种哲学的变形变质。两部经典在崇尚雄性暴力的同时蔑视、仇视雌性,砍杀和利用女性,从而展示了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页。
(节选自刘再复《双典批判》,有删改)
1.下列对“原形文化”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
A.中国原形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与《山海经》中的英雄,他们都具有赤子情怀,远离污浊世界。
B.中国原形文化的精神,在《山海经》《红楼梦》和《西游记》里的英雄人物身上,都呈现出相同的精神实质。
C.中国原形文化认为女性具有创世的地位,这为女性站立于大地奠定了哲学基础,《山海经》里的女娲就是其中的代表。
D.中国原形文化系统,既包括能造福人类、内心慈悲、勇于担当的英雄文化,还包括体现雌性优胜的女性文化。
2.关于中国文化发生了“伪形”,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水浒传》里的英雄跟《山海经》里的英雄有所不同,主要是前者发生了“伪形”,变为破坏性的英雄。
B.《三国演义》里的英雄自己想成为“天”,他们走向英雄文化的反面,耍尽心术与权谋,将智慧用于杀人与征服。
C.鲁迅用“气”来评价两部经典,充分说明传统的“忠义”理念不可取,没有灵魂的作品将会发生“伪形”。
D.《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崇尚雄性暴力的同时蔑视、仇视雌性,是雌性优胜哲学的变形与变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西游记》里的唐僧和孙悟空呈现出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心灵结构,这一基本精神与《山海经》的基本精神相同。
B.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到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便走到了以雄性暴力为主要内容的“伪形”文化的高峰。
C.《山海经》中炎帝之女精卫,是又一个女性文化原形代表,她化为鸟后的填海行为,与女蜗补天的行为相对应。
D.《道德经》中有“牝常以静胜牡”的理念,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必须把握刚与柔、雌与雄的合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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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刘再复
如果说《论语》是儒家文化的原形,那么《山海经》则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它所凝聚、所体现的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华文化精神,其中的英雄无私无畏、不知算计、不知功利,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原始的精神气质。《红楼梦》也体现了中国的原形文化,不仅因为小说的开篇就紧连着《山海经》,而且因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和他心爱的诸女子,以及浸透于全书的赤子情怀,都远离《山海经》之后的巧取豪夺的世界。贾宝玉知其不可而为之,用他的天真挑战着一个庞大的泥浊世界,与夸父、精卫一样呆傻。《山海经》所呈现的中国原形文化精神是热爱“人”、造福人的文化精神,是婴儿般拘囿质朴内心的精神。《红楼梦》连接、呈现并丰富化了的正是这种精神。《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及唐僧所呈现的也是这种精神,二人所形成的心灵结构,是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结构。孙悟空如同不死的刑天,而唐僧则给他以慈悲的规范,唐僧所要造化的英雄是造福的英雄,这一基本精神和《山海经》完全相同。
若以《山海经》为坐标和参照系,便可发现《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发生了严重的“伪形”。其英雄已不是建设性的英雄,而是破坏性的英雄,其生命宗旨是不断地砍杀人。他们不是要去“补天”,而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无法无天或自己想成为“天”。他们已失去《山海经》时代的天真,或把天真编织为粗暴与凶狠,或埋葬天真与政治,走向天真无邪的极端反面,耍尽心术与权谋,智慧用于杀人与征服。两书袭用传统的“忠义”理念,但没有灵魂和精神指向——只有情绪,没有信念;只有政治沙场,没有审美秩序。鲁迅则用“三国气”与“水浒气”来描述,实在恰切不过。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到了这两部经典便走到了“伪形”的高峰。
中国原形文化系统中,早期又有一个女性文化的原形。女性在原形中具有创世的地位,既补天又造人的创世者女娲就是女性,这是中国文化原形的象征。《山海经》中另一女性精卫(炎帝之女),化为精卫鸟后以填海为目标,是“补天”的对应性行为。西周时期周人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嫄,传说她于郊野践巨人足迹而怀孕生后稷。战国时期老子《道德经》中有“知其雄,守其雌”和“牝常以静胜牡”的“雌性优胜”理念,反映出其哲学精神指向是重“水”性、柔性和雌性。这都为女性能站立于大地而奠定了哲学基础——英雄文化不等于雄性文化,真正的英雄必须把握刚与柔、雌与雄的合理关系;男性英雄应该充分尊重女性。这种雌性优胜的哲学是中国的原形哲学,是中国文化真正的精华。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是这种哲学的变形变质。两部经典在崇尚雄性暴力的同时蔑视、仇视雌性,砍杀和利用女性,从而展示了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页。
(节选自刘再复《双典批判》,有删改)
1.下列对“原形文化”的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
A.中国原形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与《山海经》中的英雄,他们都具有赤子情怀,远离污浊世界。
B.中国原形文化的精神,在《山海经》《红楼梦》和《西游记》里的英雄人物身上,都呈现出相同的精神实质。
C.中国原形文化认为女性具有创世的地位,这为女性站立于大地奠定了哲学基础,《山海经》里的女娲就是其中的代表。
D.中国原形文化系统,既包括能造福人类、内心慈悲、勇于担当的英雄文化,还包括体现雌性优胜的女性文化。
2.关于中国文化发生了“伪形”,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水浒传》里的英雄跟《山海经》里的英雄有所不同,主要是前者发生了“伪形”,变为破坏性的英雄。
B.《三国演义》里的英雄自己想成为“天”,他们走向英雄文化的反面,耍尽心术与权谋,将智慧用于杀人与征服。
C.鲁迅用“气”来评价两部经典,充分说明传统的“忠义”理念不可取,没有灵魂的作品将会发生“伪形”。
D.《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崇尚雄性暴力的同时蔑视、仇视雌性,是雌性优胜哲学的变形与变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西游记》里的唐僧和孙悟空呈现出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心灵结构,这一基本精神与《山海经》的基本精神相同。
B.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到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便走到了以雄性暴力为主要内容的“伪形”文化的高峰。
C.《山海经》中炎帝之女精卫,是又一个女性文化原形代表,她化为鸟后的填海行为,与女蜗补天的行为相对应。
D.《道德经》中有“牝常以静胜牡”的理念,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必须把握刚与柔、雌与雄的合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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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读书——仕进而成为官僚士大夫,这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了是整个社会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外,与汉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上讲,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学习六经、传授知识为主,在秦汉官僚政治社会里是缺少从政的技能与本领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改造过程,实际上从汉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几位著名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公孙弘,其思想和政治主张,已超出儒家学派的界域.汉武帝为儒生们开启了一条通向仕途之路,这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为儒生们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们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其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而统治者则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因此,一个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是对他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汉武帝在当时虽号称重儒,所重视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孙弘、兄宽那样“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儒生有时侯可以称之为“文学”,而文吏之俗称则为“刀笔吏”.由王充在《论衡.程材》可知,即便是在东汉,世俗仍有轻儒生而高文吏的习气.王充为此而为儒生抱不平,但在客观上也说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确有不如文吏之处,他们在走入仕途时必须要改造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时,一定要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读书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优秀官僚,必须是二者的结合.据《宋书·百官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这四科当中,前两项是对文化修养与道德操守的要求,后两项是对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实也是如此,自汉以后的儒生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过程也是与文吏融合的过程。
在汉代政治舞台的较量中,经过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终打败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之外,文吏们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文吏们以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治国,排斥礼义、仁爱、孝悌等人文道德关怀,严刑峻法,刻薄少恩。由此而反观儒生之从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经过自我改造后也具备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们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一个真正优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仅要使其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还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文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乐业、移风易俗,为汉代树立了一个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还在于他的事迹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优于法家文吏政治之处。它使得这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功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这个士大夫官僚体系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
(选自《新华文摘》2013年19期,有删改)
1.对汉代“儒生打败文吏”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吏们虽在事功方面比儒生强,但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
B.朝廷令郡国限四科举孝廉,引导了儒生自我改造的方向。
C.统治者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文吏未通过严峻考验。
D.儒生们能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
2.下列关于汉初儒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儒生在有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操守的同时,还要具备优秀的管理能力。
B.儒生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
C.儒生属于与文吏有着严格区别的社会群体,世俗有轻儒生高文吏的习气。
D.很多儒生缺少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的能力。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社会原因外,儒生自我改造是根本原因。
B.称儒生为“文学”,称文吏为“刀笔吏”,表明了儒生地位高于文吏。
C.到汉代,儒家士大夫政治终于取代法家文吏政治,形成官僚士大夫体系。
D.蜀守文翁,做到了“安居乐业”“移风易俗”,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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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一红柳
梁衡
中国北方最明显的地理标志就是长城。从山海关到嘉峪关,逶迤连绵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上,将秦汉到明清的文化符号——镌刻在苍茫的大地上。夕阳西下,一抹红霞为烽火台、戍楼勾勒出金色的轮廓。这时,你遥望天边的归雁,听北风掠过衰草黄沙,心头不由会泛起一种历史的苍凉。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万里长城由东向西进入陕北府谷犁辕山境内后,轻轻地拐了一个弯。这气势浩大,如大河奔流般的长城,怎么说拐就拐了呢。现在能给出的解释,只是为了一座寺和一棵树——一棵红柳树。
那天,我沿着长城一线走到犁辕山头,一抬眼就被这棵红柳惊呆了,心中暗叫:好一个树神。红柳是生长在沙漠或贫瘠土地上一种灌木,极耐干旱、风沙、盐碱。因为生在严酷的环境下,大部分枝条只有筷子粗细,披散着身子,匍匐在烈日黄沙中。为减少水分的流失,它的叶子极小。如不注意你都看不到它的叶片。这红柳自己活得艰苦却不忘舍身济世。它的枝叶煮水可治小儿麻疹,它的枝条鲜红艳丽,韧性极好,是农民编筐、编篱笆墙的好材料,但它最大的用途是防风固沙。红柳与沙棘、柠条、骆驼刺等,都是黄土地上矮小无名的植物,最不求闻达,耐得寂寞,许多人都叫不出它的名字。但是眼前的这棵红柳却长成了一株高大的乔木,挺立在一座古寺旁。深红的树干,道劲的老枝,浑身鼓着拳头大的筋结,像是铁水或者岩浆冷却后的凝聚。我知道这是烈日、严霜、风沙、干旱九蒸九晒,千难万磨的结果。而在这些筋结旁又生出一簇簇柔嫩的新枝,开满紫色的小花,劲如钢丝,灿若朝霞。它高大的身躯摇曳着,覆盖着这座乡间的古寺。一幅古典的风景画。而奇怪的是,这庙门上还挂着一块牌子:长城保护站。
站长姓刘。我问保护站怎么会设在这里?他说:这是佛缘。说是保护站,其实是几个志愿者自发成立的团体。老刘当过兵,他总说军队是长城,退下来后就回到了长城脚下。看着这些残破的戍楼土墙,心里说不清是什么味道,就想保护长城。他每次走到这里,就在这棵红柳树下歇歇脚,四周少林无树,就只有这一点绿色。放眼望去,茫茫高原,沟壑纵横,万里长城奔来眼底。他稍一闭眼,就听到马嘶镝鸣,隐隐杀声。可再一睁眼,只有残破的城墙和这株与他相依为命的红柳。一开始为了巡视方便,他就借住在寺里。后来身边慢慢聚集了五六个志愿者,就挂起了牌子。
保护站已成立五六年,慢慢地与寺庙成为一体。连僧带俗共十来个人,同一个院子,同一个伙房,同一本经济账。志愿者多为居士,所许的大愿便是护城修城;僧人都爱树,禅修的方式就是栽树护树。早晚寺庙里做功课时,志愿者也到佛堂里听一会儿诵经之声,静一静心;而功课之余,僧人们也会到寺下的坡上种地、浇树、巡察长城。不管是保护站还是寺上都没有专门经费。他们自食其力,自筹经费维持生活并做善事。几年来老刘他们在这儿打了一眼井。栽了三百亩的树,为站里盖了几间房。他还率领他的“僧俗大军”走遍沿长城的村子,收回了一万多块散落在民间的长城砖,在文物局指导下修复了一个长城古戍楼。
正说着,人们回来了,几个僧人穿着青布僧袍,志愿者中有农妇、老人、学生,还有临时加入的游客,手里都拿着锄头、镰刀、修树剪子,一个孩子快乐地举着一个大南瓜。大山深处,长城脚下。黄土高原上的一所小寺庙里聚集着这样一群奇怪的人,过着这样有趣的生活。山外的世界,正城市拥堵、食品污染、种族战争等等,这里却静如桃源,如在秦汉。只有长城、古寺、志愿者和一棵红柳。
采访完我要下山,老刘送我到寺门口。香客走了,志愿者晚上回城去住,归鸟在寺庙上空盘旋着。晚风掠过大殿屋脊的琉璃瓦,吹出轻轻的哨音,夕阳又给长城染上一圈金色的轮廓。我问老刘:“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守着长城,守着寺庙,是不是有点孤寂?”他回头看了一眼红柳。
说:“有柳将军陪伴,不孤单,胆子也壮。”
这时夕阳已经给红柳树镀上一层厚重的古铜色,一树紫花更加鲜艳。
1.文章开头对长城的描写有何作用?
2.文中的红柳有哪些特点?请简要概括。
3.赏析文中画线句子的表现手法与表达效果。
(1)他稍一闭眼,就听到马嘶镝鸣,隐隐杀声。可再一睁眼,只有残破的城墙和这株与他相依为命的红柳。
(2)晚风掠过大殿屋脊的琉璃瓦,吹出轻轻的哨音,夕阳又给长城染上一圈金色的轮廓。
4.综合全篇,探究本文以“万里长城一红柳”为题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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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道家文化的核心精神
“道家”向来被当作支撑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文化支柱之一,它与儒家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干。道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道家指的是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古典道家,广义的道家则包括了汉代形成的制度道教,本文所谓“道家”是从广义上说的。
为什么说道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平安”呢?因为道家理论基石——“道”的深层意蕴是“安”,以“道”为本根而建立起来的道家文化体系可以说处处寄托着“平安”的旨趣。
众所周知,就直观层面讲,“道”所表述的当然是人行走的“路”。然而,如果从文字构型角度予以追溯,就会发现“道”字乃别有一番意义。在上古金文里,“道”之字形的外围是一个“行”字,表征十字路口,中间是“首”字,这个“首”就是脑袋,即先民说的“首级”。原来古人打仗,战败方的领袖“首级”就被埋在十字路口。此举有“镇慑为安”的功用。先民以为,路上存在邪灵等不平安因素,为了化解不平安因素,古人要举行“修祓”宗教仪式,其具体做法就是将异族人的领袖首级埋于道路交界处,念动咒语,从而产生镇慑保安效果。日本学者白川静在《汉字》一书中指出,“道”字的特殊构型所反映的就是这种“修祓”于路的情况。它的内在“平安”意蕴是非常古老的。
春秋时期,老子著《道德经》,对“道”的平安意蕴予以哲理解释。该书第三十五章谓:“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老子所谓“大象”即“道”,而“执大象”就是信仰大道、奉行大道、固守大道。“天下往”是说圣人奉行大道,天下万物都归向大道。按照《道德经》的说法,天下万物归向大道,生灵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道是“安平泰”的。“安”当然是安全,而“平”就是太平,安全与太平合起来就是平安,可见老子讲“道”的要义就是平安。为什么平安呢?因为作为大象的“道”是“泰”,老子讲的“泰”乃出于《易经》之泰卦。该卦之象,下为乾,三阳上升,上为坤,三阴下降;阴阳二气,流通交感而成和,故谓之“泰”。既然阴阳交合,当然也就平安吉祥。
道家看重“平安”的理念可以上溯于远古时期先民的求安意识。这一点从盘古神话里可以找到关联的线索。“盘古”之“盘”,繁体字写作“盤”。有学者指出,这个字就是“般”,即“搬”的本字,表示用盘子装载物品进行搬运,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盘子”的“盘”,其上部是“舟”,因此笔者以为,最初用于搬运的工具是“舟”,即用小船搬运货物;而“舟”旁的“殳”,甲骨文的字形像手持一种长柄勾头似的器具,系古老的武器。远古先民于狩猎和战争前,要手持“殳”器,翩翩起舞,作为祭神礼仪。后来的“庆典操舞”即设置“殳仗队”,并且有专门负责“殳仗队”工作的官员,其后代遂有以“殳”为姓者。为什么要持“殳”起舞祭神呢?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祈求平安。“殳”与“舟”结合,应该也有两种功能,一是把“殳”作为划船工具、控制平衡,另一则是保护行舟安全。这样看来,“盤”的上部应当蕴藏着先民渴求“平安”的意愿。至于“盘古”之“古”,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本有在祭祀时陈列武器以示威武的意义,之所以陈列武器,无非是为了镇安。由此可见,“盘古”这个神话名称在深层次里蕴含着“平安”理趣,这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再从情节内容上来看,盘古神话更是寄托着先民追求平安的意愿。徐整的《三五历纪》这样叙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髙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髙,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事开端所呈现给人的空间是狭小的,整个天地就像个鸡蛋,盘古就在这个小鸡蛋里,多么压抑啊!难怪盘古要改变环境。根据汉文翁“高朕石室壁画”等文物考古资料,可知盘古是通过特殊器具来改变环境的。他左手握石斧,右手握木把,作顶天立地状,背后是开阔的天空。盘古手中的石斧既是拓展生存空间的工具,也是自我护卫的武器。无论是拓展空间还是自我护卫,都是为了平安生存。因此,盘古神话可视为上古先民渴求平安愿望的一种文化演绎、一种符号象征,盘古即是远古先民心目中的平安大神。
1.下列对“平安”概念的理解符合文章内容的一项是( )
A.“平安”是道家文化的核心精神,“道”的意蕴是“安”,以“道”为本根而建立起来的道家文化体系可以说处处寄托着“平安”的旨趣。
B.道家看重“平安”的理念可以上溯于远古时期先民的求安意识。这一点从盘古神话里可以找到关联的线索。
C.“盘古”之“盘”,繁体字写作“盤”,“殳”与“舟”结合,表示它的功能是保护行舟安全,盤”的上部应当蕴藏着先民渴求“平安”的意愿。
D.因为老子讲“道”的要义就是平安,所以说“安”当然是安全,而“平”就是太平,安全与太平合起来就是平安。
2.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道”所表述的是人行走的“路”,只有从文字构型角度予以追溯,才会发现“道”字乃别有一番意义,即有“镇慑为安”的功用。
B.“道”之字形的外围是一个“行”字,表征十字路口,中间是“首”字,这个“首”就是脑袋,即先民说的“首级”。
C.老子认为,作为大象的“道”是“泰”,泰”乃出于《易经》之泰卦。该卦之象,下为乾,上为坤,阴阳二气,流通交感而成“泰”。既然阴阳交合,当然也就平安吉祥。
D.盘古左手握石斧,右手握木把,开天辟地。盘古神话可视为上古先民渴求平安愿望的一种文化演绎、一种符号象征,盘古即是百姓心目中的平安大神。
3.依据原文的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日本学者白川静指出,“道”字的特殊构型所反映的就是”修祓”于路的情况,他以为,路上存在邪灵等不平安因素,为了化解不平安因素,古人要举行“修祓”宗教仪式,从而产生震慑保安效果。
B.中华文化的两大主干是儒家和道家。后者向来被当作支撑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文化支柱之一,其有广义与侠义之分,狭义的道家指的是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古典道家,广义的道家则包括了汉代形成的制度道教。
C.文章先讲述了道家之“道”的本义是“安” ,接着分析了道家“平安” 理念的文化根基,最后指出唯有了解盘古开天辟地的本始状态,才能把握平安大道规律。
D.远古先民于狩猎和战争前,要手持“殳”器,翩翩起舞,作为祭神礼仪。其原因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祈求平安。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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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礼智信”即儒家核心思想“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它最终聚合为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传承和选择的结果。
在孔子之前,“仁”“义”“礼”“智”“信”这些术语已经广泛流行,是当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仁”作为一种品德,最初的含义是“爱亲”,即爱自己的亲人。孔子论“仁”,意蕴丰富,尤重视“爱人”和“忠恕”。“仁者爱人”扩展了“爱亲”,使“仁”突破了氏族的界限,上升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忠恕”是仁的具体化。“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是“忠”,指主动的推及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是“恕”,指出了“为仁由己”的底线。论“仁”的同时,孔子也说“义”。“义”即“宜”。凡合乎道德义理的行为便是“义”,反之便是“不义”。而“礼”,起源于史前初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历经数千年传承损益,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将其加工改造成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孔子主张恢复周代礼乐,同时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认为“礼”不仅仅是形式化的东西;“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强调“礼”应根植于“仁”。孔子讲“礼”时轻其仪重其内的态度,为后来儒家的礼学思想奠定了基调。“智”,即聪明、有智慧。孔子所言之“智”,并非一般所说的小聪明,而是一种道德境界。孟子更是明确地将“智”与“仁”“义”“礼”相提并用,作为君子的“四德”之一。“信”,则是指诚实守约、言行一致的品德,孔子曾多次论及。到西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首次将这五者并而论之,称之为永恒不变之道。至两汉之交,“五常”的提法就固定了下来。尽管后世儒家对“五常”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孔子的观点一直是他们阐说的根基。
对“仁”“义”“礼”“智”“信”诸范畴的阐发,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人不仅有自然性,更有道德性,而后者才是人不同于万物的根本,孔子的“仁”、孟子的“四德”、董仲舒的“五常”正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作为传统中国的一种核心价值观,“五常”摆脱了时空等具体条件的限制,具有普适性,起到了凝聚民族精神、维系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学说、文化碰撞不断,比如延续两千多年的本土儒、法等学说的对立与斗争,元、清两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冲突,佛教传入后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撞等等。但正是因为有了像“五常”这样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才具有无比强固的凝聚力,能容纳不同的文化元素,将产生于不同生活习俗和社会环境乃至于文明背景差异极大的众多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其共聚交融于一个极富弹性的文化结构之中。
今天,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不只是认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还应将它作为宝贵的思想资源,为浇灌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提供养料。
(摘编自景海峰《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五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的界定受孔子思想的影响最大。
B.“仁”“义”“礼”“智”“信”被合称为“五常”是在汉代,但早在孔子之前它们就已广泛流行,并获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
C.作为品德的“仁”,原意是“爱亲”,而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使“仁”突破了血缘关系的界限,上升为人类社会普遍遵守的原则。
D.在“礼”的发展历程中,周公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将史前留传下来的宗教祭祀活动,加工改造成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对“仁”“义”“礼”“智”“信”的阐释可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揭示了人的道德属性。
B.孔子将“仁”视为做人的原则,把“忠恕”当作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方式。“忠”和 “恕”虽然有异,但都强调将心比心,为人着想。
C.孔子主张恢复周代礼乐,但又认为不能像周代那样只注重玉帛之类形式化的东西,而应让礼植根于仁,这种轻仪式重内涵的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D.因为有以“五常”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的存在,所以中华文明不但没有在与不同文化的冲撞中崩解或变质,反而能将众多文化融汇其中。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五常”观念的聚合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其具体构成来看,孟子的“四德”观应该对董仲舒“五常”观的提出有重要的影响。
B.“五常”的“常”是“恒常不变”的意思。儒家学者将“仁义礼智信”视为恒常不变之道,表明他们认为这五个范畴所体现的人的本质属性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性。
C.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充满着不同学说与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其中,以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的碰撞最为激烈,也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弹性与包容性。
D.“五常”作为传统中国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对构建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也有实际意义,比如,能启示我们要以人为本、传播爱心、恪守底线、重视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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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读书──仕进而成为官僚士大夫,这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了是整个社会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外,与汉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上讲,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学习六经、传授知识为主,在秦汉官僚政治社会里是缺少从政的技能与本领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改造过程,实际上从汉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几位著名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公孙弘,其思想和政治主张,已超出儒家学派的界域。汉武帝为儒生们开启了一条通向仕途之路,这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为儒生们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们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其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而统治者则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因此,一个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是对他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汉武帝在当时虽号称重儒,所重视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孙弘、兒宽那样“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儒生有时候可以称之为“文学”,而文吏之俗称则为“刀笔吏”。由王充在《论衡・程材》可知,即便是在东汉,世俗仍有轻儒生而高文吏的习气。王充为此而为儒生抱不平,但在客观上也说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确有不如文吏之处,他们在走入仕途时必须要改造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时,一定要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读书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优秀官僚,必须是二者的结合。据《宋书・百官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这四科当中,前两项是对文化修养与道德操守的要求,后两项是对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实也是如此,自汉以后的儒生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过程也是与文吏融合的过程。
在汉代政治舞台的较量中,经过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终打败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之外,文吏们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文吏们以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治国,排斥礼义、仁爱、孝悌等人文道德关怀,严刑峻法,刻薄少恩。由此而反观儒生之从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经过自我改造后也具备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们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一个真正优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仅要使其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还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文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乐业、移风易俗,为汉代树立了一个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还在于他的事迹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优于法家文吏政治之处。它使得这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功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这个士大夫官僚体系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1.对汉代“儒生打败文吏”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吏们虽在事功方面比儒生强,但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
B.儒生们能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
C.朝廷令郡国限四科举孝廉,引导了儒生自我改造的方向。
D.统治者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文吏未通过严峻考验。
2.下列关于汉初儒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儒生在有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操守的同时,可能缺少优秀的管理能力。
B.儒生属于与文吏有着严格区别的社会群体,世俗有轻儒生高文吏的习气。
C.儒生都缺少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的能力。
D.儒生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称儒生为“文学”,称文吏为“刀笔吏”,表明了儒生地位高于文吏。
B.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社会原因外,儒生自我改造是根本原因。
C.蜀守文翁,做到了“安居乐业”“移风易俗”,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
D.到汉代,儒家士大夫政治终于取代法家文吏政治,形成官僚士大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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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多种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我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有五味调和的境界说。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在《礼记·月令》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种,并产生了“五味”说,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和”不是“同”,是建立在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通过协调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研究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1.下列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如阴阳五行哲学思想、中医营养摄生学说、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等。
B.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了170多万年,分为了四个发展阶段,风味流派繁多,有“烹饪王国”的美誉。
C.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区域文化,它在饮食文化的多个方面影响了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D.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中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食物要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作用。
B.我国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要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
C.孔子说的“不食不时”,是说不吃反季节食品和定时吃饭的意思。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D.中国人在饮食上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加工食物时要考虑季节、气候的因素。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制作饮食的烹饪遵循了“阴阳五行”规律,不仅产生了“五味”说,而且把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
B.道教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是只要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就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
C.“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是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
D.“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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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司法智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孕育的产物,对中国传统司法文明的演进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其人道性、正义性更是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法家是两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其司法智慧也对司法实践影响颇巨,而且在今日仍有重要借鉴价值,可为现代司法改革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制度资源。
“德主司法”是指以道德精神主导司法,它体现了儒家学派的司法智慧。儒家道德有着丰富的内容,但大略言之,以“仁道”为核心和主流。“仁道”,即仁爱之道,强调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特别是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这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理念也有相通之处。应该指出,儒家的仁道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此种影响亦及于传统司法制度,如“录囚”“直诉”“赦宥”“存留养亲”“死刑覆奏”“死刑监候”等,无不体现了一定的仁道精神。虽然封建司法制度在整体上仍然偏于严酷,但上述制度的创设却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其严酷性,而显示了某种人道温情。
“德主司法”既然是让道德主宰司法,当然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或者说必须具备人道情怀,儒家经典提倡的“好生之德”就是例证,它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绝对不可嗜血成性,无视人的生命尊严,靠“刑杀”树威。在儒家看来,一切反仁道的司法活动都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另外,司法人员还应当具备“敬”“慎”之类的道德素质,严肃认真、小心谨慎地对待司法活动,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责任司法”意味着司法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出了错案必须承担责任。在法家思想中,“责任司法”的理论源于责任行政的理论,因为当时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不分家。责任行政的理论要求行政执法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为此,秦朝制定了完善的监察制度,对行政执法进行严密的监察,对执法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根据当时的体制,司法权只是行政权的一部分,因此,对行政权的监察也包括了对司法权的监察,监察主体如果发现司法人员存在徇私枉法、司法不公问题,自然会对其加以惩戒。可以说,监察制度是当时司法责任制得以确立的前提。秦朝的司法责任制具有开创性,其法典《秦律》中规定的“不直”“纵囚”“失刑”等罪名就是例证。
“责任司法”也是一种“治吏”司法,法家提倡“明主治吏不治民”,要求将整治官员作风纳入法治化轨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吏”是当时的底层官员,数量庞大,又与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其作风如何直接影响到官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也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法家才将治国的重点和政治的起点放在“治吏”上。
(摘编自崔永东《传统法律文化孕育的司法智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传统司法智慧的人道性、正义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孕育的产物,具有历久弥新的作用。
B. 儒家思想以“仁道”为核心,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这与现代人道主义理念深相契合。
C. “录囚”“直诉”等法律制度的存在,说明我国封建司法制度是人性化的,充满温情的。
D. 法家倡导“治吏”的一个原因是官员们的行为作风直接关乎民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本文主要从儒家、法家入手,论述了它们所蕴含的司法智慧对后世司法实践产生的深远影响。
B. 二、三两段从儒家思想对传统司法制度的影响、司法人员的道德要求、执法态度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C. 文章引用了儒、法两家的相关思想和许多古代司法制度中的罪名名词,使得论述有理有据。
D. 第四段以秦朝的监察制度为例,论证了法家的“责任司法”对中国传统司法文明的演进起到促进作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如果不借鉴儒家和法家传统的司法智慧,中国的现代司法改革就可能走许多弯路。
B. 司法人员只要具备“敬”“慎”的素质,就能使每个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C. 如果不是受到法家的责任行政理论的影响,那么秦朝就不会制定完善的监察制度。
D. “德主司法”与“责任司法”分属中国司法进程中的两个不同方面,无所谓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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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我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有五味调和的境界说。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这种说法被后代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 “和”不是“同”,是要建立在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1.下列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下产生的。如:阴阳五行哲学思想、中医营养摄生学说、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等。
B.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了170多万年,分为了四个发展阶段,风味流派繁多,有“烹饪王国”的美誉。
C.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区域文化,它在饮食文化的多方面影响了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D.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 一项是( )(3分)
A.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中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食物可以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作用。
B.我国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要利用食物原料的药 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
C.孔子说的“不食不时”,是说不吃反季节食品和定时吃饭的意思。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D.中国人在饮食上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加工食物时要考虑季节、气候的因素。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制作饮食的烹饪遵循“阴阳五行”规律,不仅产生了“五味”说,而且把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
B.道教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是只要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就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
C.“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 是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
D.“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反过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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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的困境和理论局限
所谓“现代新儒家”,是由—批抱持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而又具有现代经世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力图通过吸纳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以抗拒全盘反传统思潮的攻击、寻求中国现代化理想道路的思想流派。这个思想流派是在儒学受到全面批判处于“花果飘零”时期在中国曲折成长起来的。从思想发展的背景看,现代新儒学主要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兴起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实质上是全盘西化思潮)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文化回应”。这一思潮大体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奠基于张君劢、熊十力,系统化于牟宗三的“新心学”和冯友兰的“新理学”,而普及于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国际新儒学思潮。现代新儒家做了许多理论创新工作,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熊十力、牟宗三和冯友兰。熊、牟二氏弟子众多,在台港形成一大学派,其理论臻予精密;冯友兰则是孤将独帅,虽有弟子而未成军立派,虽有理论而未臻精密。
然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和严重的理论缺陷:第一,他们怀有过多的悲情意识,因此不能客观理性地评价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全面公正地从识与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的缺陷以及西方新学的精华。第二,他们试图纯粹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或转出原本没有或极其贫乏的资源(诸如民主政治、现代科学与知识论)的努力是事倍动半的,在理论上充满矛盾与困惑。第三,他们虽然有“援西入儒”的思考,但他们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根本精神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例如牟宗三提出“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命题,仅从外王的制度之用去理解西方民主价值观,就反映了其固守传统不求变道的思想局限。第四,他们具有强烈的道统观念和卫道意识,缺乏新时代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融摄多元文化的气度,因而在理论上表现为相当程度的主观独断性和排他性。至于冯友兰的“新理学”,更是一个粗糙而非精密的、矛盾而非一贯的理论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其人生遭遇了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因而干扰了他的“精神反思”,同时也由于冯氏在创建“新理学”过程中深受西方知识论和逻辑实证论的影响,过分注重了对理学概念的抽象分析而忽略了对儒学道德人文精神的阐发。因此,现代新儒学还只是应对型、精英型的,称不上是变革型、大众型的。
(节选自2011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
1.关于“现代新儒家”,下列表述不正确的—项是
A.由心存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并具有现代经世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是熊十力、牟宗三和冯友兰。
B.有“援西入儒’的想法,力图通过吸纳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来回击全盘反传统思潮、寻求中国现代化理想道路。
C.是在儒学受到全面批判时期成长起来的,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兴起的全盘西化思潮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文化回应”。
D.他们试图只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或转出原本没有或极其贫乏的民主政治、现代科学与知识论等资源的努力,收效不大。
2.下列有关于“现代新儒家”困境及理论局限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对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的评价,未能做到客观理性。
B.因怀有过多的悲情意识,故未能做到全面公正地认识与解释中国学术的缺陷以及西方学术的精华。
C.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根本精神认识欠深刻,牟宗三“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命题就体现了这一点。
D.缺乏新时代对多元文化应有的包容胸怀和融摄气度,因而其理论的主观独断性和排他性表现相当明显。
3.下列表述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是现代新儒学正式诞生的标志,而张君劢、熊十力是这一思潮的奠基人。
B.牟宗三的“新心学”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是现代新儒学系统化的表现,这两人是其各自学派的代表。
C.遭遇了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干扰了冯友兰的‘精神反思”,这是造成其“新理学”理论局限的主要原因。
D.西方知识论和逻辑实证论,注重对理学概念的抽象分析而忽略对儒学道德人文精神的阐发,给“新理学”带来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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