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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斯在《智慧之路》中认为,中国文化的转折点在春秋时期,标志是老子和孔子的出现。这一观点早已为文化界普遍认可。现在的疑问是,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是谁?为何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
殷商、西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文化主导权,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那时渐次生成,如对祖先的崇拜,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等。春秋时代的主题是诸侯争霸,国力强盛与否成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此严酷的形式之下,各国的执政卿大夫都拼命汲取前代的政治经验和统治智慧,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尚书》《诗经》《周易》等典籍受到重视,迅速变成了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王官之学”于贵族阶层普泛化,文化下移,形成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
在春秋时代的执政卿大夫看来,要想维持国家稳定,就要维护等级差别;维护秩序的方式是“礼”,以“礼”行“政”,才能保持和谐的局面;而要维护“礼”,就要落实于“德”,没有“德”的维护“礼”就难以生根,难以延续。春秋时代,《诗》被纳入到“礼”的范畴之内。从“不学《诗》,无以言”(《论语》)中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尚书》还是《诗》,都是当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既是政治文化的思想资源,也是藉此发展政治文化的跳板。“礼”是春秋时期最为核心的文化概念。
春秋时期还是中国文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春秋时期中央王权更为衰落,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某些统治者表现出对“天”的怨恨和质疑。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天命”或“上帝”的支撑有点靠不住,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而春秋执政卿大夫更自觉地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因此政治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儒家的那些基本文化观念都已经形成,只是在春秋末年孔子出现以后,通过《论语》以及《春秋》把这些观念加以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特别是引入了“仁”学观念,为“礼”文化找到人性基础。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
春秋时代诸侯分裂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却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条件。执政卿大夫们具有不同的个人气质,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职位,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处境,思想倾向就会有所差异。大部分执政卿大夫的思想都近于儒家,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却以强烈思想个性开辟了“法家”的一个源头。管仲作为国相看到了“礼”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但是通过道德和舆论来支撑过于乏力,因此他把“法”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此时还崛起了另一个思想家老子。老子的思想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参照,主张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讲究“无为而治”,开启了自觉的生命意识。
(摘自2014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诸侯国的君主 B.诸侯国的贵族阶层
C.执政的卿大夫 D.老子和孔子
2.下列“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原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化下移,“王官之学”在贵族阶层的普泛化,“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局面的形成。
B.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执政者自觉地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
C.春秋时代诸侯分裂虽造成了政治的混乱,为思想的多元化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D.执政者以“礼”行“政”,以“德”护“礼”,“礼”成为了春秋时期最核心的文化概念。
3.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对祖先的崇拜,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产生于春秋之前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在春秋时代都受到了挑战。
B.《尚书》《诗经》等典籍,是春秋时期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C.儒家形成于孔子之前,孔子通过《论语》《春秋》将“礼”的概念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并且引入“仁”的概念,从而成为儒家的集大成者。
D.春秋时期出现了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三种治国理念:孔子提出的“以德治国”,管子提出的“以法治国”,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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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斯在《智慧之路》中认为,中国文化的转折点在春秋时期,标志是老子和孔子的出现。这一观点早已为文化界普遍认可。现在的疑问是,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是谁?为何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
殷商、西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文化主导权,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那时渐次生成,如对祖先的崇拜,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等。春秋时代的主题是诸侯争霸,国力强盛与否成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此严酷的形式之下,各国的执政卿大夫都拼命汲取前代的政治经验和统治智慧,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尚书》《诗经》《周易》等典籍受到重视,迅速变成了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王官之学”于贵族阶层普泛化,文化下移,形成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
在春秋时代的执政卿大夫看来,要想维持国家稳定,就要维护等级差别;维护秩序的方式是“礼”,以“礼”行“政”,才能保持和谐的局面;而要维护“礼”,就要落实于“德”,没有“德”的维护“礼”就难以生根,难以延续。春秋时代,《诗》被纳入到“礼”的范畴之内。从“不学《诗》,无以言”(《论语》)中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尚书》还是《诗》,都是当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既是政治文化的思想资源,也是藉此发展政治文化的跳板。“礼”是春秋时期最为核心的文化概念。
春秋时期还是中国文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春秋时期中央王权更为衰落,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某些统治者表现出对“天”的怨恨和质疑。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天命”或“上帝”的支撑有点靠不住,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而春秋执政卿大夫更自觉地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因此政治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儒家的那些基本文化观念都已经形成,只是在春秋末年孔子出现以后,通过《论语》以及《春秋》把这些观念加以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特别是引入了“仁”学观念,为“礼”文化找到人性基础。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
春秋时代诸侯分裂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却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条件。执政卿大夫们具有不同的个人气质,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职位,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处境,思想倾向就会有所差异。大部分执政卿大夫的思想都近于儒家,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却以强烈思想个性开辟了“法家”的一个源头。管仲作为国相看到了“礼”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但是通过道德和舆论来支撑过于乏力,因此他把“法”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此时还崛起了另一个思想家老子。老子的思想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参照,主张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讲究“无为而治”,开启了自觉的生命意识。
(摘自2014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诸侯国的君主 B.诸侯国的贵族阶层
C.执政的卿大夫 D.老子和孔子
2.下列“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原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化下移,“王官之学”在贵族阶层的普泛化,“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局面的形成。
B.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执政者自觉地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
C.春秋时代诸侯分裂虽造成了政治的混乱,为思想的多元化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D.执政者以“礼”行“政”,以“德”护“礼”,“礼”成为了春秋时期最核心的文化概念。
3.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对祖先的崇拜,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产生于春秋之前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在春秋时代都受到了挑战。
B.《尚书》《诗经》等典籍,是春秋时期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C.儒家形成于孔子之前,孔子通过《论语》《春秋》将“礼”的概念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并且引入“仁”的概念,从而成为儒家的集大成者。
D.春秋时期出现了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三种治国理念:孔子提出的“以德治国”,管子提出的“以法治国”,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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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斯在《智慧之路》中认为,中国文化的转折点在春秋时期,标志是老子和孔子的出现。这一观点早已为文化界普遍认可。现在的疑问是,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是谁?为何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
殷商、西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文化主导权,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那时渐次生成,如对祖先的崇拜,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等。春秋时代的主题是诸侯争霸,国力强盛与否成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此严酷的形式之下,各国的执政卿大夫都拼命汲取前代的政治经验和统治智慧,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尚书》《诗经》《周易》等典籍受到重视,迅速变成了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王官之学”于贵族阶层普泛化,文化下移,形成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
在春秋时代的执政卿大夫看来,要想维持国家稳定,就要维护等级差别;维护秩序的方式是“礼”,以“礼”行“政”,才能保持和谐的局面;而要维护“礼”,就要落实于“德”,没有“德”的维护“礼”就难以生根,难以延续。春秋时代,《诗》被纳入到“礼”的范畴之内。从“不学《诗》,无以言”(《论语》)中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尚书》还是《诗》,都是当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既是政治文化的思想资源,也是藉此发展政治文化的跳板。“礼”是春秋时期最为核心的文化概念。
春秋时期还是中国文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春秋时期中央王权更为衰落,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某些统治者表现出对“天”的怨恨和质疑。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天命”或“上帝”的支撑有点靠不住,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而春秋执政卿大夫更自觉地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因此政治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儒家的那些基本文化观念都已经形成,只是在春秋末年孔子出现以后,通过《论语》以及《春秋》把这些观念加以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特别是引入了“仁”学观念,为“礼”文化找到人性基础。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
春秋时代诸侯分裂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却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条件。执政卿大夫们具有不同的个人气质,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职位,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处境,思想倾向就会有所差异。大部分执政卿大夫的思想都近于儒家,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却以强烈思想个性开辟了“法家”的一个源头。管仲作为国相看到了“礼”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但是通过道德和舆论来支撑过于乏力,因此他把“法”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此时还崛起了另一个思想家老子。老子的思想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参照,主张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讲究“无为而治”,开启了自觉的生命意识。
(摘自2014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诸侯国的君主 B.诸侯国的贵族阶层
C.执政的卿大夫 D.老子和孔子
2.下列“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原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化下移,“王官之学”在贵族阶层的普泛化,“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局面的形成。
B.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执政者自觉地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
C.春秋时代诸侯分裂虽造成了政治的混乱,为思想的多元化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D.执政者以“礼”行“政”,以“德”护“礼”,“礼”成为了春秋时期最核心的文化概念。
3.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对祖先的崇拜,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产生于春秋之前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在春秋时代都受到了挑战。
B.《尚书》《诗经》等典籍,是春秋时期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C.儒家形成于孔子之前,孔子通过《论语》《春秋》将“礼”的概念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并且引入“仁”的概念,从而成为儒家的集大成者。
D.春秋时期出现了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三种治国理念:孔子提出的“以德治国”,管子提出的“以法治国”,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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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斯在《智慧之路》中认为,中国文化的转折点在春秋时期,标志是老子和孔子的出现。这一观点早已为文化界普遍认可。现在的疑问是,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是谁?为何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
殷商、西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文化主导权,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那时渐次生成,如对祖先的崇拜,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等。春秋时代的主题是诸侯争霸,国力强盛与否成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此严酷的形式之下,各国的执政卿大夫都拼命汲取前代的政治经验和统治智慧,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尚书》《诗经》《周易》等典籍受到重视,迅速变成了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王官之学”于贵族阶层普泛化,文化下移,形成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
在春秋时代的执政卿大夫看,要想维持国家稳定,就要维护等级差别;维护秩序的方式是“礼”,以“礼”行“政”,才能保持和谐的局面;而要维护“礼”,就要落实于“德”,没有“德”的维护“礼”就难以生根,难以延续。春秋时代,《诗》被纳入到“礼”的范畴之内。从“不学《诗》,无以言”(《论语》)中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尚书》还是《诗》,都是当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既是政治文化的思想资,也是藉此发展政治文化的跳板。“礼”是春秋时期最为核心的文化概念。
春秋时期还是中国文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春秋时期中央王权更为衰落,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某些统治者表现出对“天”的怨恨和质疑。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天命”或“上帝”的支撑有点靠不住,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而春秋执政卿大夫更自觉地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因此政治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儒家的那些基本文化观念都已经形成,只是在春秋末年孔子出现以后,通过《论语》以及《春秋》把这些观念加以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特别是引入了“仁”学观念,为“礼”文化找到人性基础。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
春秋时代诸侯分裂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却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条件。执政卿大夫们具有不同的个人气质,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职位,面临着不同的生存处境,思想倾向就会有所差异。大部分执政卿大夫的思想都近于儒家,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却以强烈思想个性开辟了“法家”的一个头。管仲作为国相看到了“礼”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但是通过道德和舆论支撑过于乏力,因此他把“法”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此时还崛起了另一个思想家老子。老子的思想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参照,主张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讲究“无为而治”,开启了自觉的生命意识。
(摘自2014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诸侯国的君主 B.诸侯国的贵族阶层
C.执政的卿大夫 D.老子和孔子
2.下列“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原因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化下移,“王官之学”在贵族阶层的普泛化,“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局面的形成。
B.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执政者自觉地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
C.春秋时代诸侯分裂虽造成了政治的混乱,为思想的多元化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D.执政者以“礼”行“政”,以“德”护“礼”,“礼”成为了春秋时期最核心的文化概念。
3.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对祖先的崇拜,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产生于春秋之前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在春秋时代都受到了挑战。
B.《尚书》《诗经》等典籍,是春秋时期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C.儒家形成于孔子之前,孔子通过《论语》《春秋》将“礼”的概念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并且引入“仁”的概念,从而成为儒家的集大成者。
D.春秋时期出现了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三种治国理念:孔子提出的“以德治国”,管子提出的“以法治国”,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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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与其他各家的关系如何?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更是思想文化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习惯上的“诸子百家”,当时主要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百家争鸣既是理想的冲突,更是智慧的交流,它促进了人们的认识向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重点进军。
战国之际,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当时号称一大“显学”,但是战国诸子学的崛起,不仅是“各以其道相胜”,而且对孔学构成了共同的挑战。在战国诸子多维视野中,从同一个孔子那里,墨子看见无用的奢淫,《庄子》看见大盗的祸首,盗跖看见道德的伪善,圣徒们看见人性的光辉,法家人物看见社会的毒素。因而,各家思想有破有立,他们之间既有激烈的辩难争执,又有吸纳交融之处。
首先对儒学构成挑战的是杨朱与墨翟。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非议儒者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原则,更站在简易实用的立场上极力批评儒家的“繁饰礼乐”“惰于作务”及厚葬主张。儒墨在战国号称两大显学,尽管它们彼此之间似乎水火不容,但是,墨子讲“兼爱”与儒家阐扬的仁爱之旨实有诸多贯通之处,如他们所讲的“爱人”都是基于一种理智或明智的自爱的动机。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墨子亦有言:“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
其次,《庄子》一书的作者虽对孔子的态度有时比较温和,但在对孔儒实施口诛笔伐时也最是辛辣无遗。《庄子·天远》篇对孔子提出批评。在作者看来,古今之不同犹如水和陆,周与鲁之异亦如船与车,而孔子企求将周朝的制度推行于鲁国,正像把船推到陆地上行走;古今之不同亦犹猿猴异于周公,现在让猿猴穿上周公的礼服,它一定咬破撕裂,以至脱光而后快。一言以蔽之,孔子主张“复古”即恢复周礼,无异于“东施效颦”。
最后,法家与儒家也是势不两立的。儒家以善恶来界定人性,法家则认为人性好利;孔儒认为理想的“有道之世”存在于过去的时代,法家则认为“世异则事异”,而站稳“当今”时代的立场;儒家主张任贤以推行“德政”“礼治”,法家则倡言庸主“法治”足矣。正当孟子退而潜心著述,“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的时候,商鞅却正在泰国掀起了一场埋葬儒学的社会改革运动,即“商君教秦孝公……燔(fán焚烧)《诗》《书》而明法令”。
总之,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与其他各家既有分又有合,尤其是他们在政治上(庄子是个例外大多都鼓吹君主专制,为统治者提供了各式各样相反而又相成的可供选择的治国方案和统治术,以增强统治阶级的政治应变能力。因此,他们表面上看似势不两立,其实在为君主专制主义创建理论上,却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同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理想和智慧的冲突,它促进了人们认识的进步。
B.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看到了儒家的各种问题,所以团结起来一起批判儒家。
C.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都包含“爱人”,也都出于“自爱”的动机。
D.法家与儒家势不两立,但他们又都主张向古人学习,用好的制度治理国家。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以不同学派对儒家的看法,论证了学派间的思想在辩难争执中吸纳包容的观点。
B.文章引用《庄子》中的几个比喻事例,形象生动地论证了儒家泥古不化的思想弊端。
C.文章论证了儒家与其他各家在表面上对立,但在谁统治国家的大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
D.文章用总分总的结构,写出墨、道、法等家与儒家思想的分歧与统一,论证结构清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是“显学”,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当时得到所有人认可。
B.战国时诸子百家在激烈的辩难争执中,彼此吸纳交融,成就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高峰。
C.道家和法家都看出了儒家思想的问题所在,就是只向古人学习,看不到时代的发展。
D.孟子的儒家思想得不到认同的时候,商鞅的法家思想却得到秦王认可,实行了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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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和而不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径和基本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些有宏阔眼光的学术史学家看来,“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认为各家的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而已。这恰恰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并行而不悖”的道理。汉代史学家班固更加明确地指出,各家“其言随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在他看来,各家的观点虽有差别和对立,但又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促成的。只有以博大的胸怀兼容百家,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才能收到治理好国家的实效。
我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与班固大致相同的认识,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声”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不仅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学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和殊异,同时也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致、共同之处,因此互相交流、对话、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互相诘难、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吸收,学术理论才能得到发展。东汉学者仲长统指出:“同于我者何必可爱,异于我者何必可憎。”因此,党同伐异是不可取的。北宋的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方面都有严重分歧,他对王安石的批评是否客观公允暂且不论,但他认为在学术文化上不能搞“专同”,不能搞思想“一统”的话却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容不得对立的思想学派存在,企图用一种学说来“同天下”,那么就如同在盐碱地上只长着一片黄茅白苇一样地单调,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也就被扼杀了。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时,对“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有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在他看来,学术思想上的各种观点,包括“相反之论”“一偏之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可以启发思想,促进认识的发展,学者就是要善于从“不同”处发现“同”,认识到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一本”与“万殊”其实是统一的。如果不能正视差异、矛盾(“相反之论”)的存在,一定要使认识“出于一途”,那么智慧的“灵根”就会衰萎枯竭。他的“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的质问直接承继了先秦“尚和去同”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以上所引资料,说明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对“和而不同”的学术文化发展规律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作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简单地说,“和而不同”就是“相反相济”“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一本万殊”,在学术思想上要允许不同意见、“相反之论”存在,通过“以他平他”的交流与交锋,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和”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当然,“乐己之同,恶己之异”,必欲使天下学问“出于一途”,追求学术思想上的“专同”“一统”的现象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支持的“同而不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辩证文化观正是在与这种追求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文化观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和而不同”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在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才能够为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形成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起着推动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2017.3.15《传统文化研究》,有删改)
1.对文中“和而不同”文化观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A. “和而不同”是一种辩证的文化观,在学术思想上它不仅允许不同意见,甚至相反意见的存在,强调各种不同学派、不同文化在相互交流碰撞中达到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
B. “和而不同”文化观符合学术思想发展规律,是我们先辈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流派、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
C. “和而不同”文化观体现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因而为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形成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并推动了我国学术发展。
D. “和而不同”文化观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是与封建统治者所支持的“同而不和”文化观的斗争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下列分析和理解,不符合原文的一项是( )
A. 在一些眼光独到的学术史学家看来,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虽然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但其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
B. 我国古代学者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这和班固对百家的认识大致相同,都是认为“和而不同”的思想促进了学术理论的发展。
C. 文章引用东汉学者仲长统的话和苏轼对王安石的尖锐攻击,说明学术文化要充满生机就必须有“和而不同”的胸怀。
D. 思想家黄宗羲“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深刻反映“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有力地批判了“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根据文章观点,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违背了“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是中断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的重要原因,阻滞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B. 在学术领域只要持有宽阔的胸怀,承认并允许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并存,就可以推进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C. 一种科学的文化观,应该符合广大群众的需要,体现文化发展的规律,才可能成为一种优良的传统,在推进学术发展方面起积极作用。
D. 在现代新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民族文化要长足发展,就必须摒弃“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推行“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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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和而不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经和基本规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些有宏阔眼光的学术史学家看来,“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认为各家的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只是所采取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而已。这恰恰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道并行而不悖”的道理。汉代史学家班固更加明确地指出,各家“其言随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在他看来,各家的观点虽有差别和对立,但又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促成的。只有以博大的胸怀兼容百家,取长补短,和而不同,才能收到治理好国家的实效。
我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从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与班固大致相同的认识,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声”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不仅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学派、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和殊异,同时也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一致、共同之处,因此互相交流、对话、讨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互相诘难、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吸收,学术理论才能得到发展。东汉学者仲场统指出:“同于我者何必可爱,异于我者何必可憎。”因此,党同伐异三不可取的。北宋的苏轼曾经对王安石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方面都有严重分歧,他对王安石的批评是否客观公允暂且不论,但他认为在学术文化上不能搞“专同”,不能搞思想“一统”的话却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容不得对立的思想学派存在,企图用一种学说来“同天下”,那么就如同在盐碱地上只长着一片黄茅白苇一样地单调,学术文化发展的生机也就被扼杀了。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总结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时,对“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有深刻的理解,提出了“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在他看来,学术思想上的各种观点,包括“相反之论”、“一偏之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可以启发思想,促进认识的发展,学者就是要善于从“不同”处发现“同”,认识到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一本”与“万殊”其实是统一的。如果不能正视差异、矛盾(“相反之论”)的存在,一定要使认识“出于一途”,那么智慧的“灵根”就会衰萎枯竭。他的“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的质问直接承继了先秦“尚和去同”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以上所引资料,说明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都对“和而不同”的学术文化发展规律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作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简单地说,“和而不同”就是“相反相济”、“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一本万殊”,在学术思想上要允许不同意见、“相反之论”存在,通过“以他平他”的交流与交锋,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和”即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当然,“乐己之同,恶己之异”,必欲使天下学问“出于一途”,追求学术思想上的“专同”、“一统”的现象也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支持的“同而不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辩证文化观正是在与这种追求绝对同一的形而上学文化观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和而不同”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在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才能够为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形成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起着推动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2017.3.15《传统文化研究》,有删改)
1.对文中“和而不同”文化观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A. “和而不同”是一种辩证的文化观,在学术思想上它不仅允许不同意见,甚至相反意见的存在,强调各种不同学派、不同文化在相互交流碰撞中达到对立面的统一,或多样性的统一。
B. “和而不同”文化观符合学术思想发展规律,是我们先辈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流派、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
C. “和而不同”文化观体现中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因而为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形成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并推动了我国学术发展。
D. “和而不同”文化观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是与封建统治者所支持的“同而不和”文化观的斗争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下列分析和理解,不符合原文的一项是
A. 在一些眼光独到的学术史学家看来,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虽然方法和理论根据不同,但其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
B. 我国古代学者肯定“相反相成”、“相灭相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这和班固对百家的认识大致相同,都是认为“和而不同”的思想促进了学术理论的发展。
C. 文章引用东汉学者仲长统的话和苏轼对王安石的尖锐攻击,说明学术文化要充满生机就必须有“和而不同”的胸怀。
D. 思想家黄宗羲“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深刻反映“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规律,有力地批判了“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3.依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根据文章观点,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违背了“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是中断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的重要原因,阻滞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B. 在学术领域只要持有宽阔的胸怀,承认并允许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并存,就可以推进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C. 一种科学的文化观,应该符合广大群众的需要,体现文化发展的规律,才可能成为一种优良的传统,在推进学术发展方面起积极作用。
D. 在现代新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民族文化要长足发展,就必须摒弃“依门傍户、依样葫芦”的教条主义和传统经学思维方式,推行“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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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是我国春秋时期的养生医学经典,充满了健康的智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帝内经》认为,天人是相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会影响人的健康,自然中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是导致疾病的外在原因。这同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是一致的。
《黄帝内经》认为,人的情绪“喜、怒、忧、思、悲、恐、惊”是导致疾病的内在原因,所以它不仅重视身体的锻炼,也非常重视精神的修炼。中国道家文化讲究两个东西:性与命,性就是精神的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灵;命就是肉体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所谓的修身养性,就是调整自己的心灵与身体,以求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
《黄帝内经》认为,阴阳平衡的人才是健康人,养生的目的就是求得身心的阴阳平衡。这一健康理念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有阴阳,要达到和谐状态,必须阴阳调和。阴阳平衡是万物的理想状态,也是生命的健康状态。
《黄帝内经》提出了著名的三大养生原则:“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恕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避邪不至,长生火视。”意思是人体养生应该根据四季气候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生活起居;情绪的稳定与内心的平和是养生的关键,人体阴阳的平衡是健康的保障。只有身心平衡、恬淡虚无、起居有节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人远离疾病、健康长寿。
近年来,残酷的现实已经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医学并不是万能的,人类真正能治愈的疾病并不多,特别是许多慢性病,一旦形成就很难治愈。如果我们能更早地重视养生,将重点放在预防上,相信今天世界上的高血压、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病率会低得多。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21世纪的医学,不能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而应该以人类健康为主要研究方向。”这似乎标志着现代医学在观念上的根本转变 由以治疗为主的医学模式转向Jl预防为主的医学模式。
让人震惊的是,《黄帝内经》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以预防为主的思想,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意思是好的医生,善于治疗未成形的病,如果等到疾病已成,再去用药物治疗,就好像是口渴了以后再去打水井,那不是太晚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治未病”是《黄帝内经》最重要的治疗原则。《黄帝内经》认为养生比治疗更重要,这一健康理念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应该是非常超前的了。
现代人由于过度征服自然,导致了生恋失衡、环境污染,已经危及人类安全,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必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同样,现代医学由于过度征服疾病,导致了医源性疾病的泛滥,许多人没有死于疾病,却死于医药的伤害,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只有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创造真正的健康。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既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现代的生命自然观。
(摘编自《中医健康养生》,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源于道家的思想,《黄帝内经》认为自然中的六气是导致疾病的外在原因。
B. 《黄帝内经》不仅重视身体的锻炼,也非常重视精神的修炼。道家文化也讲究修身养性。
C. 情绪的稳定与内心的平和是养生的关键。做到这一点就能远离疾病,健康长寿。
D. 现代医学在观念上已发生根本转变,由以治疗为主的医学模式,转向以预防为主的医学模式。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结合道家文化的相关内容,具体分析了《黄帝内经》的天人合一、身心台一、阴阳平衡和以预防为主的思想。
B. 文章引用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论断,目的是高度评价《黄帝内经》“治未病”理念的先进性和超前性。
C. 文章从反面指出过度征服疾病不利于健康,从正面论述只有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创造真正的健康。
D. 文章先阐述《黄帝内经》的养生医学理念,后反思当今的医学现状,使我们认识到该书的思想在今天仍有价值和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所谓的修身养性,就是调整自己的心灵与身体,以求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如果思想和身体用得太过,就会妨碍修身。
B. 《黄帝内经》体现的以预防为主的健康理念与现代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理念不谋而合。
C. 医学并不是万能的,人类真正能治愈的疾病并不多,特别是许多慢性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等疾病就无法治愈。
D. 好的医生是善于治疗未成形的病的医生;健康的养生方式是“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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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散见着许多关于艺术设计、工匠制作的经典语录,是探析当时工匠文化世界的重要视角。
器以载道——工匠文化之哲学。“器”是工匠改造自然之物呈现的物质形态,即工匠的设计创造,而“道”则是工匠在造物设计活动中遵循的自然准则和社会规范。《论语》一书多处论及“道”,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等,孔子更是将“道”视为人行为规范、价值理想的最高准则。器以载道,“道”与“器”两者相互依存,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器”的内在本质内容,而“器”则是“道”的外在表现形式。工匠将万物之“道”高度概括为具体的形象特征,制作器物以象征具体事物适宜的特定内涵,也就是“立象以尽意”。“器以载道”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工匠推崇遵循“制器尚象”的造物设计方法理念有着直接深刻的影响。孔子同时也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既是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更是一切工匠活动的根本准则。器物承载蕴含人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观念,思想和方式。巧夺天工的工匠活动涉及范围广,彰显“器以载道”的工匠文化哲学。
器以藏礼——工匠文化之文明。礼乐文化贯穿于《论语》并成为孔子的核心思想。西汉戴圣说:“故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礼记·乐记》)工匠对礼器、服饰、青铜器、建筑、车辆等器物的制造具体体现了礼乐文化的各种仪式制度,其对工匠活动同时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工匠器物的制作必须以“礼”为准,器物的使用必须以“礼”为度。“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恒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周礼·考工记》),通过器物的使用强调等级观念和社会秩序。礼乐制度规定制器、用器的材质、装饰和纹样等,不同身份地位的使用者所用器物尺寸都有严格规定,因此工匠制作各式器物必须合乎礼仪规范,遵循礼制要求。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及的“礼”,实际源于古代的祭礼跪拜礼仪,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等,孔子提出“礼”的根本即是以祭祀礼拜时虔诚敬重的精神态度对待人事万物。
礼制文化催生官营制度,使工匠分工更专业化和精细化,形成早期的工匠管理体制——民间工匠和官营工匠。工匠亦俗称为“工”“百工”等,春秋战国,“百工”制度逐渐趋于成熟。秦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大修土木工程,在军工、器具制造等方面制定严苛的制作标准,因此出现专业的工匠管理机构——将作少府。这是工匠活动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的标志。
礼乐文化制度的不断完善,是推动工匠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工匠的劳动受到特定时期某一理论思想的指导或影响和管理制度的制约或规范,这是工匠文化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器以藏礼”使得工匠文化彰显出中华民族礼学文明崇高而神圣的独特精神意蕴。
(摘编自纪亚芸《<论语>视角下的工匠文化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论语》对艺术设计、工匠制作有系统阐释,可以帮助我们探析工匠文化世界。
B.“道”是高度概括出来的具体的形象特征,“器”是具体事物适宜的特定内涵。
C.身份地位不同,使用者所用的器物,在材料、装饰、纹样、尺寸上都有相应的规定。
D.工匠分工进一步专业化和精细化促进礼制文化的形成,且使其不断成熟完善发展。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是从工匠文化之哲学、工匠文化之文明两方面来论述“工匠文化世界”的。
B.文章重点论述了“器以藏礼”,指出礼制文化不断完善,推动了工匠文化的发展。
C.文章第三段引用了很多古代典籍的相关言论来论证观点,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D.文章据古论今,层层推进,证明了现在所提倡的“工匠精神”是有历史渊源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工匠制器要遵循“道”,即自然准则和社会规范,工匠所制的“器”蕴含着人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观念、思想和方式。
B.古代的祭祀跪拜礼仪影响了孔子关于“礼”的论述,他认为“礼”的根本就是以祭拜时虔敬的精神态度对待人事万物。
C.秦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百工”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专业的工匠管理机构,使得工匠活动管理体制完善起来。
D.“器以载道”影响古代工匠“制器尚象”的造物设计理念,“器以藏礼”使得工匠文化彰显出中华礼学文明的独特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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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孔子对 《诗经》评论中所包含的文艺观被称为“诗教”观,这也是“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B.“兴观群怨”体现了重“教”也重“诗”的文艺观,是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
C.立足于现实生活,强调社会教化意义,这是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
D.“诗言志”的文艺传统、王昌龄等人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孔子文艺思想影响的产物。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段通过引用孔子对《韶》《武》的评价,论证了孔子更重文艺内容的观点。
B.文章通过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阐述了“教”与“诗”的辩证关系,强调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C.文章基于延续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论述了“诗教”观对于重塑当代文化的意义。
D.文章以孔子“诗教”观对传统文艺有重大影响为前提,文章通过对孔子文艺观的特色的阐释,得出了孔子”诗教”观对传统文艺有重大影响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孔子更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当时的社会理想息息相关。
B.从社会功用层面看,“诗教”的文艺观强调“诗”的文艺审美,也是为了更好地“教”。
C.“诗教”文艺观的“在地性”体现了“诗”的层面,“会通性”体现了“教”的层面。
D.文章阐述了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结尾虽然强调了"诗"的重要性,但纵观全文,重“教”重“诗”,文章论述的中心是以“教”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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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西方文化强调主体自我价值的特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强调从不同主体的相互性视角思考和处理问题,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特色而又一脉相承的价值观,也是当今世界实现合作共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互性价值观突出表现为对五种相互性关系的不懈追求。
强调不同主体间的互敬互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点。儒家创始人孔子说“修已以敬”“仁者爱人”,其中“敬”和“爱”的对象都是“人”,即“他人”。这里的“人”,不仅包含社会中有地位的上层人,也包含庶民百姓。如何做到敬人爱人?从个体层面,孔子强调每个人都要将心比心,从自己的喜好和厌恶考虑到他人的喜好和厌恶,“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从国家层面,孔子强调“为国以礼”。“礼”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从相互性的角度规定了君臣、上下、长幼,男女、父子、兄弟之间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成为维护国家秩序、保证国家安定的基本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不同主体间相互的“和"。在中国古人看来,“和”是天地化生万物的方式。孟子认为,天地间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胜过“人和”。董仲舒认为,“和"是天地间最美的德。中国古人讲“和”,讲“同一”,然而,并不等于千篇一律,并不等于没有原则地与对方苟同。孔子就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追求不同主体间的平等,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贯的价值取向。老子认为“天道无亲”,天道自然地调节着人与人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占有。孔子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盂子认为君臣之间是平等而相互依存的关系。墨子认为选贤任能要一视同仁。韩非子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更是农民阶级的愿望。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不仅是衡量一个人品德高尚的基本标准,也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前提。《周易》强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说:"“宽则得众。”又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些格言,均是教人更多检视自己的言行,宽厚待人,包容他人的缺点或过失。老子认为,只有像大海那样,善于处下, 容纳百川,始能成为百谷之王。这种宽厚包容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一直流淌着,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不同主体间的忠诚互信。老子认为,轻易许诺别人,必然困难重重,一旦失信,别人就不再信任他。孔子认为,“诚信”是“立言”“为人”“做事”的大道。他时常要求学生“谨而信”“敬事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一个人如果缺乏诚实品格,做事不守信义,就不能立身于世,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荀子则强调:“诚者,君子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汉代王充进一步认为,“精诫所至,金石为开”,诚信无价,只要心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摘编自成龙、王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互性价值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一贯重视相互敬爱、“和”、平等、包容和守信等五种相互性关系。
B.君子虽然贵“和”,但反对无原则地随波逐流,为取悦世俗而改变自己正确的立场和主张。
C.调节地位财富,追求理想及法律面前平等,只是中国社会追求的社会不同主体间的平等。
D.与人交往,不轻易许诺和“言而有信”,都是恪守“立言”“为人”“做事”的诚信大道。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项是
A.文章第一段通过比较,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和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的差异。
B.文章采用引用、比喻的论证方法,论证宽厚包容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C.文章论证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敬爱关系时,是按从个体层面到国家层面的逻辑进行的。
D.文章采用总分结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互性价值观的五种相互性关系的突出表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从不同主体相互性视角解决问题,与西方文化重自我的狭隘观念不同。
B.规定社会成员间的责任和义务,维护国家秩序,保证国家安定是“为国以礼”的重要原因。
C.宽厚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能反省自己、宽厚待人的人才可能成为君子,成就事业。
D.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互性价值观的阐发,有利于实现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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