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入。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官“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予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通过“能取近譬”,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C. 西方思想家如休谟和黑格尔等人,和孔子一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D. 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思想家认为要平等地“爱一切人”,而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则表现为爱“君子”,恶“小人”。
2.下列对孟子思想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孟子在“仁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义”学,其主体是“良能”“良知”的性善思想和“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
B.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C.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D. 孟子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故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B.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C.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D.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入。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官“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予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通过“能取近譬”,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C. 西方思想家如休谟和黑格尔等人,和孔子一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D. 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思想家认为要平等地“爱一切人”,而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则表现为爱“君子”,恶“小人”。
2.下列对孟子思想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孟子在“仁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义”学,其主体是“良能”“良知”的性善思想和“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
B.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C.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D. 孟子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故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B.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C.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D.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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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近取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自然都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子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通过“能近取譬”,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C. 西方思想家如休谟和黑格尔等人,和孔子一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D. 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思想家认为要平等地“爱一切人”,而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则表现为爱“君子”,恶“小人”。
2.下列对孟子思想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孟子在“仁”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义”学,其主体是“良能”“良知”的性善思想和“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
B.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C.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D. 孟子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故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B.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C.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D.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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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问题。
“中庸”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作为具有具体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中庸”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挥而成熟。但是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庸”或曰用“中”思想,则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先秦用“中”的思想一直可以上溯到西周时代关于刑罚之“中”的观念。《尚书·吕刑》里说,“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惟良折狱,罔非在中”,“明启刑书相占,咸庶中正”。这里所说的“刑之中”“在中”“中正”,都是指执行刑罚要准确、合理、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也就是严格地符合法律(刑书)所制定的标准。“中”是有原则的,要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原则。求“中”,反对过与不及,反对偏与倚,都是以有一个原则为前提的。如果不是先有一个“中”的标准、原则,过与不及、偏与倚也就根本不存在,更谈不上在它们之间搞调和折中了。
“中”不仅有恰到好处地符合于一定标准的意思,有时也可指这个标准本身。《荀子·礼论》中所谓先王“为之立中制节”,意思就是说先王为之制立标准。这里的“中”与“节”是一个意思,都是指标准、法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与“极”的含义相通。先秦典籍里的“极”字常常可以解释为“中”。如果我们从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用“中”,并知道这一标准本身亦可称之为“中”,那么,“中”与“极”的内在联系就不难解释了,因为“极”也包含标准、准则的意思。《诗·卫风·氓》曰:“士也罔极”,所谓“罔极”,就是反复无常,没有一定的准则。《尚书·洪范》有“皇极”一词,古人解释说:“皇,大;极,中也。”所谓“皇极”就是“大中”,也即大准则、大法度的意思。正如蔡沈《书经集传》所说:“极”是“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一切政治道德行为皆需合于“皇极”的法则,否则就是“偏”“陂”。而反对“偏”“陂”也正是在“皇建其有极”(《尚书·洪范》)的前提下进行的。总之,建“极”与用“中”意思是相通的,其基本含义都是说要公正地符合一定的准则和法度。
孔子将上述这种用“中”思想发挥运用到他的伦理道德理论中,从而创立了儒家的“中庸”说。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可见孔子是把“中庸”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伦理准则提出的。儒家伦理学的“中庸”说同前人用“中”思想的不同,就在于儒家给“中”的标准赋予了新的具体内容,这个具体内容就是以“仁”为内在核心,以“礼”为外在形式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但“中”字的基本含义,即合宜,合乎一定的标准或法则这一种意思,仍然保留在儒家的“中庸”说中。
(摘编自徐克谦《从“中”字的三重含义看中庸思想》)
1.下列对用“中”思想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是儒家“中庸”说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从用“中”思想到儒家的“中庸”说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B.用“中”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它这时只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存在的。
C.先秦用“中”思想的源头是西周时代刑罚之“中”的观念,这种观念表明当时的刑罚具有准确、合理等特点。
D.用“中”思想是以有一个原则为前提的,否则,偏与倚、过与不及也就不存在了,更不可能在它们之间进行调和折中。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除恰到好处地符合一定标准外,“中”也可以指这个标准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和“节”“极”的含义相通。
B.先秦典籍里的“极”字常常可以解释为“中”,意思是标准、法度,《诗·卫风·氓》里“士也罔极”中的“极”字就是这个意思。
C.“皇极”是一切政治道德行为的法则,符合这个法则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就是“中”,否则就是“偏”“陂”。
D.儒家“中庸”说以儒家伦理道德观“仁”和“礼”为“中”的标准,它与前人用“中”的思想并无相同之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庸”原本是一种思想方法,经过儒家的改造和发挥、变成具有具体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之后,
应该就不再是思想方法了。
B.“中”是有原则的,《尚书·吕刑》里说的“刑之中”“在中”“中正”中的“中”,其原则就是
法律所制定的标准。
C.《荀子·礼论》中的“为之立中制节”与《尚书·洪范》中的“皇建其有极”,说法虽不同,体现
的却都是用“中”的思想。
D.儒家的“中庸”说是孔子提出的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伦理准则,这个准则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
孔子认为它是道德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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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韩愈的《师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就是古代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的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的依附,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说起。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是不可怀疑的。《周礼》关于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出于杜撰。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有记载的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应该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周朝学校已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作为闻名当时的老师,也不太可能脱离当时的教授内容,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的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而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受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稳定结构的基石。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的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技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技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的本质区别。孔子的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那些振铎舌耕的师,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的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
(摘编自章启群《“师”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中的“道”就是古代圣贤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这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B.《周礼》有关于学校的细致描述,证明周朝开办了学校,这是不可怀疑的。周代学校叫“庠”,周朝学校已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C.师在古代中国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因为道与师是相辅相成、共存共亡、缺一不可的关系,这与韩愈的观点相反。
D.孔子作为有记载的民间教育的第一位老师,既使周朝教育体制得以延伸和创新,又验证了师与道共存关系的存在与重要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史记》和《庄子》的记载,都表明孔子与“六经”有密切关系,也可以看出孔子不教授学生“六艺”,只教授“六经”等儒家经典。
B.诸子百家大多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传授各自的学说,墨子曾使孔门“三盈三虚”,可见儒家学说在当时并未占统治地位。
C.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与当时的学校教育把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作为唯一的教学内容有很大关系。
D.在古代中国,因为师有很重要的教化作用,使其与帝王、父亲构成安定社会生活的三个轴心,奠定了古代中国社会稳定结构的基础。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教育理念是首先培养学生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其君子人格,而不是教学生技艺以谋生。
B.师与工匠的本质区别在于:师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育人,而工匠是教学生技艺以谋生。
C.数千年的华夏道统得以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煌煌学术得以薪火相传,师在其中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D.本文论述了道对于师的依附关系,纠正了韩愈《师说》中“师为道存”错误观点,完善了师与道相辅相成的关系。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体贴”
——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 “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选自《民办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有删节)
1.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5分)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是指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 |
B.因为中国的医患双方构成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中医疗法能在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 |
C.“礼”也可以视为生命共同体中一种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是中国古人“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 |
D.中国古人把“体贴”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 |
E.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人我不二”“天人合一”等概念将失去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潭。
2..下列选项与文中“体贴”的概念不一致的一项的是 (3分)
A.借助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对病人进行诊断。 |
B.中医的“望、闻、问、切”。 |
C.《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
D.用“手足”喻兄弟,用“父母”喻天地。 |
3.请概述本文所阐述的中西方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4分)
4.为什么说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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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1.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是指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
B.因为中国的医患双方构成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中医疗法能在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
C.“礼”也可以视为生命共同体中一种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是中国古人“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
D.中国古人把“体贴”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
2.下列选项与文中“体贴”的概念不一致的一项的是( )(3分)
A.借助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对病人进行诊断。
B.中医的“望、闻、问、切”。
C.《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D.用“手足”喻兄弟,用“父母”喻天地。
3.下面选项中对作者解读的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的理解错误的一项( )(3分)
A.中国文化的特质更多强调的是认知,当然也有身体践履,但是一种生命体验。
B.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
C.中国古人还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
D.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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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1.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是指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
B.因为中国的医患双方构成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中医疗法能在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
C.“礼”也可以视为生命共同体中一种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是中国古人“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
D.中国古人把“体贴”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
2.下列选项与文中“体贴”的概念不一致的一项的是( )(3分)
A.借助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对病人进行诊断。
B.中医的“望、闻、问、切”。
C.《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D.用“手足”喻兄弟,用“父母”喻天地。
3.下面选项中对作者解读的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的理解错误的一项( )(3分)
A.中国文化的特质更多强调的是认知,当然也有身体践履,但是一种生命体验。
B.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
C.中国古人还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
D.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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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选自《民办教育研究》)
1.下列选项与文中“体贴”的概念不一致的一项的是( )(3分)
A.借助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对病人进行诊断。
B.中医的“望、闻、问、切”。
C.《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D.用“手足”喻兄弟,用“父母”喻天地。
2.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是指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
B.因为中国的医患双方构成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中医疗法能在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
C.“礼”也可以视为生命共同体中一种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是中国古人“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
D.中国古人把“体贴”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
3.根据本文内容,下列推断不合理的一项是( )(3分)
A.中国自古以来把自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就会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B.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人我不二”“天人合一”等概念将失去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潭。
C.中国文化的特质更多强调的不是认知,而是身体践履,是一种生命体验。因此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
D.要想走进中国文化的大门,真正明白中国文化的内涵,就必须领会中国文化中的“身体语言”的内涵。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同体感通地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选自《民办教育研究》)
1.下列选项与文中“体贴”的概念不一致的一项的是( )(3分)
A.借助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对病人进行诊断。
B.中医的“望、闻、问、切”。
C.《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D.用“手足”喻兄弟,用“父母”喻天地。
2.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是指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
B.因为中国的医患双方构成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中医疗法能在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
C.“礼”也可以视为生命共同体中一种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是中国古人“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
D.中国古人把“体贴”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
3.根据本文内容,下列推断不合理的一项是( )(3分)
A.中国自古以来把自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就会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B.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人我不二”“天人合一”等概念将失去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潭。
C.中国文化的特质更多强调的不是认知,而是身体践履,是一种生命体验。因此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
D.要想走进中国文化的大门,真正明白中国文化的内涵,就必须领会中国文化中的“身体语言”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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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
张再林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体贴”,这是被称为儒家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按明代学者杨复的解释:“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故“恕”即将心比心,以心度心,也即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然而,在这里,我却宁愿使用“体贴”这个词。在我看来,我与他人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与其说是一种“心思”的运用,不如说是一种“身体”的践履;与其说是一种人心思的“移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命的“互动”。
我们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医生给人看病,不是辅以诸如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视病人为“看的对象”,而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调动自己身体的一切感觉器官与病人身体直接接触,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在这种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说明了为什么医生自身的“麻木不仁”成为医家之大忌,说明了中医为什么可以运用气功进行生命互植的“介入疗法”,因为在这里,医患双方业已形成为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
医患关系是如此,其他的一切人际关系也不例外。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礼”就其原初义而言,与其说是今人所理解一种专制社会中旨在强化一种统治的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一种生命共同体中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它同样是古人的“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故《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体现了年少者对年老者的体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则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体贴。在这里,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身体的一个姿态,脸部的一个表情,已不再是纯粹做作客套的东西,而是以一种既亲切可感又沉默无声的动作语言,传达着人们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他人的体贴与关爱,并使社会借以形成为一个温情脉脉、相濡以沫的爱的共同体。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古人不仅用“体贴”这一方式把握人际关系,而且从“天人合一”之道出发,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因此,古人对自然事物的把握,不是像西人那样,把其看作是异己于人的“自在之物”,用科学的逻辑分析之,剖析之,用工业的机器征服之,利用之,而是把其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称性的生命主体,用身体自身体认之,体悟之,用身体语言交流之,互动之,并使之最终成为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乃至生死与共的生命伴侣。故在古人的心目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乃至人有两性,自然有阴阳,人有四体,自然有四时,人有五伦,自然有五行,乃至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被视为所谓的“天的震怒”,所谓的“天象示儆”,乃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的生命的每一次感动,都会在自然现象中引起微妙的连锁反应。
因此,“体贴”是洞开中国文化神秘大门的一把钥匙,舍此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的“人我不二”的伦理观、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乃至中国的“神美同义”的宗教观。舍此我们也就不能理解古人的“无之不体”的人生境界和追求。乃至于可以用“手足”喻兄弟,用“腹心”喻朋友,用“同胞”喻众生,用“父母”喻天地,乃至其使无论我们人类还是整个宇宙都成为我自身生命机体的生动的隐喻和象征。当然,推出“体贴”这一概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词,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孔子的“恕”、孟子的“恻隐”、王阳明的“良知”这些概念同等的重要性。它仅仅是意味着,离开了“体贴”二字,一切其他概念将失去了其解释的生命学依据,并有流于“唯心主义”的嫌疑,因为真正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近取诸身”、“反求诸身”的文化,一旦舍弃了这种“身体”,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无从谈起,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选自《民办教育研究》)
1.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被儒家称为金规则的所谓“恕”之道,是指我心与他心的交流与沟通。
B.因为中国的医患双方构成一种无间尔我、情同手足的生命共同体,所以,医生给人看病是贴入对方的身体,即所谓的“望、闻、问、切”,以期使自己的生命与病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能在生命的一体共振中把握病人的所患所疾,所痛所苦。
C.“礼”也可以视为生命共同体中一种旨在促进人们之间亲和的“身体语言”,是中国古人“体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
D.中国古人把“体贴”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人一样,不仅有生命、有两性、有家庭,而且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
2.下列选项与文中“体贴”的概念不一致的一项的是( )(3分)
A.《论语》中的“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B.中医的“望、闻、问、切”。
C.借助血压计、X光机等仪表仪器,对病人进行诊断。
D.用“手足”喻兄弟,用“父母”喻天地。
3.下面选项中对作者解读的中国文化中的真正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身体语言”的理解错误的一项( )(3分)
A.一旦无视这种“身体语言”,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语言都会苍白无力,并使人莫明其真正的内涵。
B.中国古人更多地是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体贴”这一方式和人打交道的。中国古人所谓的“道之以礼”,通过“礼”来和他人进行交往就是雄证。
C.中国古人还把该方式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使自然的万事万物犹如身旁的人一般,同样成为我们“体贴”的对象。
D.中国文化的特质强调的不仅仅是认知,还有身体践履,认为其是一种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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