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马君武评传
唐志敬
马君武初至日本，常写文章投寄各报刊。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新民丛报》，马君武成为撰稿员。不久，梁启超赴美游历，他代理主编职务。但由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主义理论书籍，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这表现在他于《新民丛报》发表的10篇译著中。他通过歌颂法国爱国女英雄贞德（《女士张竹绮》附诗）和菲律宾的爱国者（《茶余随笔》）及其它文章，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初期的“保国”同“保皇”的联系不存在了，“维新”“勤王”“圣君”等字句不再在他的诗文中出现了，相反他推崇反抗专制的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由保皇党转向反对专制与教会的法国大作家雨果。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马君武从保皇维新到民族革命彻底转变的关键一年。是年初，浙江人章炳麟再次到达日本，马君武立即受到他强烈革命情绪的感染。章氏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马君武即为该会十名发起者之一，在行动上已加入革命的行列。不久，他参加了兴中会横滨分会。9月，孙中山自河内抵横滨，马君武经人介绍见到孙中山，听取他的革命主张，对孙佩服之至。经过比较之后，马君武对人说：“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第二年春节，各省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举行新年团拜，欢迎清廷派赴日本考察的官员。马君武根据孙中山的事先嘱咐在团拜礼毕后，即登台演讲，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满座掌声，清吏失色。这标志着马君武与维新派及其思想的彻底决裂，也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革命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马君武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成为广西第一个自费出洋留学的学生。他除了学习功课外，还博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歇尔等名家的经济学著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孙中山自欧洲来东京，筹建中国同盟会，马君武积极响应，参加草拟章程。十月二十日（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马君武任主笔之一。
归国后，他应聘为新创办的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化学。该校为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与联络站，很快就引起了清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准备逮捕马君武。幸而得到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帮助，岑春煊打电报和广西巡抚张鸣岐商量，以官费生资格保送马君武去德国留学。赴德途中，他又写下了《去国辞》《自上海至玛赛途中得诗十首》等诗。1907年秋，他进柏林工业大学学冶金专业。虽功课至为紧张，但他利用“夜间余暇”，还翻译了《矿物学》《平面几何学》等书。1911年夏毕业，得学士学位。
国民党人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致祭并讲话，他说：宋教仁是死于“官僚派”（指袁世凯）之手，宋死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在于能否战胜“官僚派”，他希望国民党人竭尽心力，与“官僚派”斗争，坚持共和政治。自此马君武追随孙中山，投入到了反对袁世凯、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斗争当中。二次革命失败后，马君武已感到自己“不宜于政治生活”，便和中华书局签订为期三年的译稿合同，凭着这笔稿费，在1913年冬赴德，翌年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农业。1916年以蚕丝7种元素之分析论文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为我国留德学生获此学衔之第一人。
马君武自1922年5月辞去广西省长后，感到“政治生活，真不是我所能过的”，而下定决心“再不从事政治生活了”。但作为一个真诚爱国者的他，是时刻将祖国的兴亡挂在心头的，他有“本位救国”的思想，但在工农业极端落后、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的旧中国，他这个工学博士，实难觅得用武之地。1924年9月，厦门大学部分因学潮离校的学生，在一些教授的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了私立大夏大学，他们仰慕这位曾任过中国公学教务长的人的名望，敬请他担任校长，马君武在该校校董会及师生的热忱欢迎下，于11月24日就职。自此，他转入了教育界。后来，他相继担任北京工业大学等大学的校长。
马君武终究是中国、尤其是广西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周恩来称他为“一代宗师”，《救亡日报》在他逝世后第三天发表的《悼马君武先生》的社论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家，马先生可说是纯正而清廉，作为一个学者，他更是沉潜而渊博。”说他的“亮节高风，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文人中一个可贵的典范”。
相关链接：
（1）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改名和（又名同），号君武，后以君武行世。1881年7月13日出生，祖籍湖北蒲圻。
（摘编自华成《马君武传略》）
（2）马君武以其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力推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誉为“北蔡南马”。
（摘编自何岸《教育界马君武》）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初到日本后，马君武常写文章投寄各报刊，和梁启超交往后，担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撰稿员，内心认同保皇维新。
B．马君武见到孙中山后，听取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极其佩服孙中山，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在东京新年团拜时登台演讲，彻底走向民族革命。
C．在自费留学日本时，马君武在学习功课之余，广泛阅读经济学等著作，对孙中山在东京筹建中国同盟会积极响应，起草章程并主办机关报。
D．纵观马君武的一生，他虽抱有救国愿望，而且博学多才，但当时国家政治腐败、战乱不断，导致他不免碰壁而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2.为什么说1902年是马君武从保皇维新到民族革命彻底转变的关键一年？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为什么马君武最终选择投身教育？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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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评传
唐志敬
马君武初至日本，常写文章投寄各报刊。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新民丛报》，马君武成为撰稿员。不久，梁启超赴美游历，他代理主编职务。但由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主义理论书籍，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这表现在他于《新民丛报》发表的10篇译著中。他通过歌颂法国爱国女英雄贞德（《女士张竹绮》附诗）和菲律宾的爱国者（《茶余随笔》）及其它文章，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初期的“保国”同“保皇”的联系不存在了，“维新”“勤王”“圣君”等字句不再在他的诗文中出现了，相反他推崇反抗专制的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由保皇党转向反对专制与教会的法国大作家雨果。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马君武从保皇维新到民族革命彻底转变的关键一年。是年初，浙江人章炳麟再次到达日本，马君武立即受到他强烈革命情绪的感染。章氏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马君武即为该会十名发起者之一，在行动上已加入革命的行列。不久，他参加了兴中会横滨分会。9月，孙中山自河内抵横滨，马君武经人介绍见到孙中山，听取他的革命主张，对孙佩服之至。经过比较之后，马君武对人说：“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之人物也。”第二年春节，各省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举行新年团拜，欢迎清廷派赴日本考察的官员。马君武根据孙中山的事先嘱咐在团拜礼毕后，即登台演讲，声泪俱下，慷慨激昂，满座掌声，清吏失色。这标志着马君武与维新派及其思想的彻底决裂，也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革命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马君武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成为广西第一个自费出洋留学的学生。他除了学习功课外，还博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歇尔等名家的经济学著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孙中山自欧洲来东京，筹建中国同盟会，马君武积极响应，参加草拟章程。十月二十日（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马君武任主笔之一。
归国后，他应聘为新创办的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化学。该校为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与联络站，很快就引起了清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准备逮捕马君武。幸而得到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帮助，岑春煊打电报和广西巡抚张鸣岐商量，以官费生资格保送马君武去德国留学。赴德途中，他又写下了《去国辞》《自上海至玛赛途中得诗十首》等诗。1907年秋，他进柏林工业大学学冶金专业。虽功课至为紧张，但他利用“夜间余暇”，还翻译了《矿物学》《平面几何学》等书。1911年夏毕业，得学士学位。
国民党人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致祭并讲话，他说：宋教仁是死于“官僚派”（指袁世凯）之手，宋死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在于能否战胜“官僚派”，他希望国民党人竭尽心力，与“官僚派”斗争，坚持共和政治。自此马君武追随孙中山，投入到了反对袁世凯、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斗争当中。二次革命失败后，马君武已感到自己“不宜于政治生活”，便和中华书局签订为期三年的译稿合同，凭着这笔稿费，在1913年冬赴德，翌年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农业。1916年以蚕丝7种元素之分析论文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为我国留德学生获此学衔之第一人。
马君武自1922年5月辞去广西省长后，感到“政治生活，真不是我所能过的”，而下定决心“再不从事政治生活了”。但作为一个真诚爱国者的他，是时刻将祖国的兴亡挂在心头的，他有“本位救国”的思想，但在工农业极端落后、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的旧中国，他这个工学博士，实难觅得用武之地。1924年9月，厦门大学部分因学潮离校的学生，在一些教授的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了私立大夏大学，他们仰慕这位曾任过中国公学教务长的人的名望，敬请他担任校长，马君武在该校校董会及师生的热忱欢迎下，于11月24日就职。自此，他转入了教育界。后来，他相继担任北京工业大学等大学的校长。
马君武终究是中国、尤其是广西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周恩来称他为“一代宗师”，《救亡日报》在他逝世后第三天发表的《悼马君武先生》的社论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家，马先生可说是纯正而清廉，作为一个学者，他更是沉潜而渊博。”说他的“亮节高风，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文人中一个可贵的典范”。
相关链接：
（1）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改名和（又名同），号君武，后以君武行世。1881年7月13日出生，祖籍湖北蒲圻。
（摘编自华成《马君武传略》）
（2）马君武以其改造中国的封建教育体制、力推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誉为“北蔡南马”。
（摘编自何岸《教育界马君武》）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初到日本后，马君武常写文章投寄各报刊，和梁启超交往后，担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撰稿员，内心认同保皇维新。
B．马君武见到孙中山后，听取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极其佩服孙中山，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在东京新年团拜时登台演讲，彻底走向民族革命。
C．在自费留学日本时，马君武在学习功课之余，广泛阅读经济学等著作，对孙中山在东京筹建中国同盟会积极响应，起草章程并主办机关报。
D．纵观马君武的一生，他虽抱有救国愿望，而且博学多才，但当时国家政治腐败、战乱不断，导致他不免碰壁而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2.为什么说1902年是马君武从保皇维新到民族革命彻底转变的关键一年？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为什么马君武最终选择投身教育？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
|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
|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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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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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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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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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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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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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２５分）
永不熄灭的烛光
徐 鲁
1947年一个夏日午后，一个未满10岁的女孩倾倒出自己幼小心灵中全部的同情和爱心，写成了一篇凄婉感人的故事《可怜的小青》，之后她迫不及待地把它投寄给了当时在上海发行的《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不久，《可怜的小青》发表。这个幸运的小女孩，就是现在早已名满天下的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为她编发了这篇《可怜的小青》的编辑，就是现代著名儿童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陈伯吹先生。
陈伯吹先生是跨越了中国现代和当代两个历史时期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被誉为“东方安徒生”。在他91年的生命履历中，有75年是在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创作、翻译、编辑、出版和研究中度过的。他献出了毕生的心血，为幼芽和小苗洒上泉水。
1906年，陈伯吹出生在上海市宝山区宝山县的罗店镇上。他在宝山县甲种师范讲习所（相当于今天的初中）念了3年书后被分配到杨行乡朱家宅第六国民学校（今朱宅小学）当教员。正是在朱家宅第六国民学校任教的日子里，这位小学教员，神色庄重地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入党宣誓仪式，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地下组织。
白天，他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常给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激发学生们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晚上，他偷偷阅读一些思想激进的书籍和刊物。一种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鼓舞着他。他的创作热情也异常高涨，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领域早期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他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
1929年2月，23岁的陈伯吹来到上海。他来这里是为了给自己未来的人生和命运寻找一块小小的空间。他是家中的长子，全家的经济来源几乎都落在他一个人肩上。初到上海，他一文不名，只有一支笔。于是，他只能靠写作、投稿换取有限的一点稿费来维持全家的生计。
为了挣钱养家，一开始时他什么题材都写。他根据自己失恋的经历写过一个中篇小说《畸形的爱》，接着又把这段经历写成了长诗《誓言》。他给当时有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投稿，却得到了该刊主编郑振铎的一个忠告。郑振铎熟悉陈伯吹的“强项”在哪里，他从陈伯吹的职业优势和创作专长考虑，劝他扬长避短，专攻儿童文学。这是一个决定了陈伯吹此后人生方向的忠告。或许这其中早就有某种因果联系，正所谓“茎里有的，种子里早就有了”，也如诗人弗罗斯特所说“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从此以后，陈伯吹就心无旁骛，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全部的命运，与儿童和儿童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他曾在抗战年代用怒火写出了《华家的儿子》《火线下的孩子》等作品，也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用满腔热情写出了《中国铁木儿》《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孩儿》等作品；80年代以后，他为孩子们创作、翻译了《摘颗星星下来》《好骆驼寻宝记》《小夏蒂》等许多作品；他还经常到中小学校与孩子们交朋友，参加孩子们的活动，与国内外许多少年儿童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经常通信往来。这是一代儿童文学大师对幼小者的牵引与爱护，是一棵年老的大树对身边的小花小草的关注与祝福。
耄耋高龄的陈伯吹，还在为众多的儿童文学新人阅读稿子、点评习作、撰写序言，函来信往，从不厌烦，甚至亲自抄写和推荐稿子。老作家、评论家樊发稼回忆说，他曾和陈老同住一室，亲见老人每天天未明即起，抓紧时间赶写文章。有一天，樊发稼早晨6时醒来，见陈老已在伏案写作——正在为一位青年作家的书写序。樊问他什么时候起床的，他说“大概三点不到吧”……
陈伯吹一生俭朴，绝不追求额外的物质享受。樊发稼回忆起他第一次到陈老家，到达时陈老正在用早餐。陈老简单的早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碗薄薄的大米稀饭，半个咸鸭蛋和几根咸菜丝儿。
就是这样一位一贯省吃俭用的老人，却在1981年，把个人一生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55000元，慷慨捐出，设立了一个“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旨在激励大家为孩子们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1997年11月6日，一代儿童文学宗师陈伯吹，在上海华东医院仙逝，享年91岁。去世前他竭力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是将自己一生积攒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了浦东新区筹建中的一座儿童图书馆。如今，这座图书馆被命名为“陈伯吹儿童图书馆”。
（选自2008年《人物》杂志 有删节）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两项是（5分）
A.陈伯吹作小学教员期间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地下组织，可以看出他虽然年轻，但却有看清国内外政局的眼光，这也对他后来所从事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B.初到上海，陈伯吹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什么题材的文字都写，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他还处于创作的迷惘阶段，还不能真正认清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C.传文中“茎里有的，种子里早就有了”一句，形象的表达出了陈伯吹本身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具有底蕴与才华，郑振铎先生帮助他找准了人生定位这一事实。
D.在杨行乡朱家宅第六国民学校当教员以及后来与孩子们交朋友、建友谊等，都为陈伯吹的儿童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这也看出“深入其中”是有可能在某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条件。
E.传文以陈伯吹的生命历程为纲，详细记述了陈老为祖国的儿童文学事业无私奉献的光辉伟大的一生，语言精练传神，高雅飘逸，充满了对陈伯吹的无限景仰之情。
2.文中哪些地方表现出了陈伯吹作为一代儿童文学大师对幼小者的牵引与爱护？（6分）
3.传文开篇引入琼瑶的作品《可怜的小青》发表一事，有何作用？（6分）
4.传文标题为“永不熄灭的烛光”，有人认为不妥，应改为“东方安徒生”，你认为哪个标题更好？请结合传文谈谈你的观点。（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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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25分）
画有风骨人有风趣
——漫记“漫画大师”华君武
余玮
华君武，江苏无锡人，著名漫画家，有“漫画大师”与“漫画中的齐白石”之称。在当代中国漫画界，华君武是最具艺术魅力、吸引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漫画家。
华君武的漫画是含蓄隽永的，又是“火辣辣”的。“难得幽默”，这是华君武的一方图章。他善于在无情的嘲笑中揭露某些人和事之可鄙、可恶与可笑，又善于在善意的幽默中，在诙谐、戏谑、嘲讽、滑稽中展示深刻的思想，阐释人生的哲理，让人莞尔，令人展颐，留下无尽的回味。
幽默是一种美感，是机智、聪慧的化身。没有幽默，就没有漫画。只有熟悉生活，在生活中不断体验、分析，才能捕捉社会现实中的那些乖张可笑、荒诞不经和不合情理的现象。开会时，他揣摩与会者不同的神态；在火车上，他从旅客的服装谈吐中去猜度他的职业、性格；上医院，牙科医生脸上的口罩、耳鼻喉科医生头上的反光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随身总带着一个记事本，不论走到哪里，想到什么，哪怕一句话，他马上抓住，把它记录下来。这个记事本，是他漫画素材的小仓库，一有空他就把它们细细揣摩，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有的仅两个字，有的只一句话，有的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还有一些未成型的草图。等到有朝一日用得着的时候，他就移花接木，把幽默和讽刺结合起来，画出一幅幅很有意思、令人回味的漫画。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为华君武的创作开拓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他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容易忘事，所以只能靠用小本本来记的‘笨方法’。”
人们对于华君武都有一种亲切感，感到他离我们很近，近到可以走进自己的心里。华君武的漫画真可谓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看他的漫画常常有一种自己的心思被他幽默地道破的欣喜感觉。有一次，他在上海开会，在旅馆里听到一个人在打长途电话，在电话里讲了一些具体的日常琐事，大多是无足轻重的话语，还讲了许多废话。华君武当即画了一幅《公费出钱的长途电话》：一个穿着背心、裤衩的人，一边悠然自得地在沙发上抠着脚丫子，一边打着长途电话，真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妙趣横生。华君武说：“这件事的本身就十分典型，因此，我只是稍微作了些艺术的夸张。”华君武不仅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丰富了幽默美学，发展了幽默文化，而且以幽默艺术家应有的历史使命感，赋予幽默艺术以社会人生的深度，提高了幽默艺术的品位。
讽刺与幽默是漫画的灵魂。为了寻找漫画的灵魂，华君武煞费苦心。为创作漫画《自动楼梯》，他曾几易其稿。起先，他画了一把扶梯，一个人正在拼命向上爬。可他对此不满意，觉得这样讽刺干部向上爬的现象，岂不只是个思想品德的问题吗？不行，得改。于是，他又画了一群人在争先恐后地抢攀一把梯子，这样的改动比原来有说服力，但又不符合他想讽刺的干部队伍中的主要精神状态。难啊！画不下去，他就只得搁下画笔。一次，他在北京车站看到了只能上不能下的自动电梯，心里豁然开了窍：“这样画，立意不就更含蓄、更深刻了吗？”于是，一幅深刻揭露干部安排中的只能上、不能下的现象的作品很快勾勒出来。终于找到了漫画的灵魂，他乐不可支。
其实，华君武在艺术上有着一种特有的幽默，在生活上他同样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那种幽默感弥漫在他生活的每个角落。到了耄耋之年，他仍不失风趣，不减对事物的敏锐感觉，甚至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也可由此得到缓和、化解，有时也给自己开几句玩笑。有一次，他在院中散步，不小心跌进没盖盖子的沙井，伤了腿。友人电话慰问时说：“听说你掉井里了？”华君武马上回了一句：“你不落井下石就好。”
2010年6月13日上午9时，华君武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享年95岁。华君武生前留有交代，丧事一切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告别式。
漫画大师走了，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纪念他呢？其实，华君武不只是个漫画家，透过他的作品，我们可看到他更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选自《文史春秋》2010年9月，有删节）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华君武的漫画在诙谐、戏谑、嘲讽、滑稽中展示深刻的思想，阐释人生的哲理，让人们在笑中思索、回味。 |
| B．第四段中说“人们对于华君武都有一种亲切感，感到他离我们很近，近到可以走进自己的心里”，这表现了他平易近人的品格以及对于民众的深深的爱。 |
| C．华君武对于漫画的创作有非常严谨认真的态度，为了寻找漫画的灵魂，他费尽心思，甚至数易其稿。 |
| D．华君武摔伤了腿，一个平时有过节的朋友打电话时，华君武说“你不要落井下石”，表现了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
E.华君武年龄大了，只好用记事本来记录生活中的感想，这也表明他的记性差了，很多事情都会忘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创作的灵感。
2.华君武漫画上取得成就的原因有哪些？请概括说明。（6分）
3.从文中看，华君武的幽默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分析。（6分）
4.文中说华君武在创作漫画《自动楼梯》时三易其稿，请比较这三幅漫画稿，谈谈对“漫画的灵魂”的理解。（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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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程千帆评传
莫砺锋
1913年9月21日，程先生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当时的程家清贫，但富有文学传统。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
程先生在十多岁时曾在其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君硕先生不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 俗学”作教材，而是要求学生直接读经典著作如《礼记》、《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他在讲授时则文辞义理并重，而且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文章以及日记与学习心得，并练习书法。而对于日后将成为专治古代文史的专家来说，这种艰苦、繁重而且乏味的学习却是非常有益甚至是必须的。
如果说程先生在“有恒斋”中的学习仅仅是打好基础的话，那么他进入金陵大学后就真正跃入学术的海洋了。在金大的四年中，他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程先生真正做到了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法。他在晚年还深情地回忆说：“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
才气横溢的程先生赢得了正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著名才女沈祖棻的青睐，堪称天作之合的这对夫妇，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不但在诗词写作中有琴瑟唱和之乐，而且在学术上互收切磋之益。他与沈祖棻把自己的十多篇论文结成集子出版，取名为《古典诗歌论丛》。她在此书后记中指出：“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应该说，这种方法是贯穿他一生学术工作的精髓，是他对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程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他所作的研究都带有实证的性质，从来不发凿空高论。例如写于1944 年的《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对韩诗中向称难解的“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唯见李”二句从光学的角度进行了探索，从而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正因为怀着解决难题的明确目的，程先生的研究成果就不是凭着一时灵感的妙手偶得，而是深思熟虑、厚积薄发的坚实结论。
程先生对陈寅恪注意到附丽于科举的“行卷”风习与唐人小说的关系而未及深入的问题深入研究。时隔三十余年后，写成了专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这个问题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对一个问题思考、研究长达30 年，孜孜不倦，沉研深思，终于求得比较圆满的解决，并且只写成一本言简意赅的小册子。
而正因为程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目标是解决问题，因而他以一篇篇的论文，不断地提出问题，又不断地解决问题，从而把学术推向前进。
他认为从事古代文史的研究，一定要有通识。他还主张研究者应注意各种文体及其关系，而不宜局限于某一种样式，认为古代文学批评和古代文学这两类研究之间不应存在鸿沟，不应视之为两个各不相关的学科。推而广之，他主张文史哲相通，文学与艺术相通，古代与现代相通，东方与西方相通……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的背景中，程先生指出：“谈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他又说：“如果说我有一些看法与别的先生有些不同，那是我反复看某个或某些作品又互相沟通比较分不开的。”于是，程先生研究的对象虽然往往是具体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但他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考察这些对象，而是把它们置于广阔的背景中，然后得出结论来。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君硕先生设想是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的文化知识教给学生，这与当时提倡的新式教育的教学理念相契合。
B．金陵大学的学习经历使得程先生从此走上了专治古代文史的学术道路。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沈祖棻这位同甘共苦数十年的人生伴侣。
C．程千帆夫妇尝试用一种前人都没有用过的方法去研究古代文学，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D．他主张研究文学史一定要着眼于某一个阶段，就某一具体问题提出看法再继续向外扩展、壮大。
E．程先生的治学范围相当广博， 举凡史学、古代文学、文学批评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且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
2.“术业有专攻”试结合全文分析程千帆先生的学术修养的形成原因？
3.程千帆先生终身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所提倡的治学方法是什么？
4.评传出自程先生的弟子莫砺锋之作，提笔记录恩师的点滴无不饱含追思，字句无不洋溢倾慕，试结合文本从“师道”“学习”“师生关系”三个角度任选其一，浅谈你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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