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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高华平
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经文本的文体形式及传播方式，影响了中国古代文
体的存在形态并促成新文体的产生。汉传的佛经文献主要由梵文写成，因此中土的佛教徒接受佛经，首先就要面对梵文。梵文为拼音文字，古印度人创立了一种关于梵文拼写规则的理论叫“声明论”。这种“声明论”传入中国以后，即被汉地文人摹拟于佛经的转读，并因此发明了“四声”。陈寅恪指出，正由于佛经传译使印度“声明论”在中土传播，文人们“于是创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而这种注重汉字声律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诗歌创作，便使中国诗歌固有的通过节奏、韵步求和谐的路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以追求文字平仄交替、低昂互节效果的新诗体——“近体诗”或“格律诗”——史书一般称此为“永明体”。“永明体”的出现，是中国诗歌体裁发生的一次根本的变化，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文体原有的发展方向。
此外，在佛教经典文本形式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也由先秦两汉记“街谈巷语”的“谈丛”，变成为一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文学体裁。赞颂、传记体裁，前者转变成了韵散兼行的形式，后者则变成了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游记”或“旅行记”。
当然，最能反映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发生影响的，是从中古时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具有模拟佛经文体性质的、宣传经义或世俗故事以吸引信众的新文体、俗文体，重要的如变文、俗赞、偈颂、戏曲等。例如“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变文的，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找到。我们知道，印度的文籍，很早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大约曾经竭力的讲经的时候，模拟这种新的文体，以吸引听众的注意”（郑振铎），因此，完全可以说“变文”是佛教经典文体引起中国佛教文士的模拟而新创造的一种俗文体。再如俗赞、偈颂。前者已由原先“褒贬兼施”或“义兼褒贬”（《文心雕龙•颂赞》）的文体，变成了敦煌文书中的《南宗赞》《太子入山修道赞》和《大藏经》中的《转经道行愿往净土法事赞》《往生礼赞偈》等歌唱偈赞；后者则由佛经中的“应颂”或“重颂”变化而，是类似于中国诗歌的印度品种。而戏曲，更明显是佛经韵散兼行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形式：“完全是由印度传入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方面的这种影响既给中国古代文学贡献出了大量的“俗文体”，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学，正如鲁迅所说，“歌、诗、词、曲原是民间之物”，只是后变成了正统文学的一部分，变成僵尸而走向衰亡了。佛教文献的输入，一方面无疑给这些快枯萎的生命注入了生机；另一方面又在中西（天竺）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迸发出新生命的胚芽，形成了很多新的品种。文学随佛教的传播，得以重回民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重新赢得了广大的受众。
1.下列关于中国古代受佛经文献影响而产生的新文体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永明体是在注重汉字声律的理论基础之上产生的追求文字平仄交替、低昂互节效果的新诗体。
B．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是由佛教经典文本形式演化而产生的一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文学体裁。
C．变文是中国佛教文士模拟佛教经典而新创造的一种用散文讲、用韵文唱的俗文体。
D．戏曲是由韵散兼行形式的佛经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是由印度传入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汉地文人将传入中国的古代印度的“声明论”摹拟于佛经的转读，并因此发明了“四声”。
B．中古时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宣传经义或世俗故事以吸引信众的新文体、俗文体，这些文体大
多具有模拟佛经文体的性质。
C．赞颂、传记受佛教经典文本形式影响，变成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游记”“旅行记”。
D．偈颂是由佛经中的“应颂”或“重颂”变化而，其形式类似于中国诗歌，却深深烙下印度的印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永明体”的出现改变了中国诗歌固有的通过节奏、韵步求和谐的路径，使中国诗歌体裁发生根本
变化。
B．文章引用陈寅恪、郑振铎、鲁迅的言论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形式受佛教文献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具有
很强的说服力。
C．佛教文献为中国古代文学贡献出了大量的“俗文体”，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方面的这种影响极大地
推进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
D．佛教文献的输入引发了中西（天竺）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迸发出新生命的胚芽，形成了很多新的品种，
使文学重回民间，赢得广大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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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高华平
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经文本的文体形式及传播方式，影响了中国古代文
体的存在形态并促成新文体的产生。汉传的佛经文献主要由梵文写成，因此中土的佛教徒接受佛经，首先就要面对梵文。梵文为拼音文字，古印度人创立了一种关于梵文拼写规则的理论叫“声明论”。这种“声明论”传入中国以后，即被汉地文人摹拟于佛经的转读，并因此发明了“四声”。陈寅恪指出，正由于佛经传译使印度“声明论”在中土传播，文人们“于是创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而这种注重汉字声律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诗歌创作，便使中国诗歌固有的通过节奏、韵步求和谐的路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以追求文字平仄交替、低昂互节效果的新诗体——“近体诗”或“格律诗”——史书一般称此为“永明体”。“永明体”的出现，是中国诗歌体裁发生的一次根本的变化，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文体原有的发展方向。
此外，在佛教经典文本形式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也由先秦两汉记“街谈巷语”的“谈丛”，变成为一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文学体裁。赞颂、传记体裁，前者转变成了韵散兼行的形式，后者则变成了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游记”或“旅行记”。
当然，最能反映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发生影响的，是从中古时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具有模拟佛经文体性质的、宣传经义或世俗故事以吸引信众的新文体、俗文体，重要的如变文、俗赞、偈颂、戏曲等。例如“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变文的，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找到。我们知道，印度的文籍，很早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大约曾经竭力的讲经的时候，模拟这种新的文体，以吸引听众的注意”（郑振铎），因此，完全可以说“变文”是佛教经典文体引起中国佛教文士的模拟而新创造的一种俗文体。再如俗赞、偈颂。前者已由原先“褒贬兼施”或“义兼褒贬”（《文心雕龙•颂赞》）的文体，变成了敦煌文书中的《南宗赞》《太子入山修道赞》和《大藏经》中的《转经道行愿往净土法事赞》《往生礼赞偈》等歌唱偈赞；后者则由佛经中的“应颂”或“重颂”变化而，是类似于中国诗歌的印度品种。而戏曲，更明显是佛经韵散兼行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形式：“完全是由印度传入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方面的这种影响既给中国古代文学贡献出了大量的“俗文体”，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学，正如鲁迅所说，“歌、诗、词、曲原是民间之物”，只是后变成了正统文学的一部分，变成僵尸而走向衰亡了。佛教文献的输入，一方面无疑给这些快枯萎的生命注入了生机；另一方面又在中西（天竺）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迸发出新生命的胚芽，形成了很多新的品种。文学随佛教的传播，得以重回民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重新赢得了广大的受众。
1.下列关于中国古代受佛经文献影响而产生的新文体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永明体是在注重汉字声律的理论基础之上产生的追求文字平仄交替、低昂互节效果的新诗体。
B．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是由佛教经典文本形式演化而产生的一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文学体裁。
C．变文是中国佛教文士模拟佛教经典而新创造的一种用散文讲、用韵文唱的俗文体。
D．戏曲是由韵散兼行形式的佛经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是由印度传入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汉地文人将传入中国的古代印度的“声明论”摹拟于佛经的转读，并因此发明了“四声”。
B．中古时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宣传经义或世俗故事以吸引信众的新文体、俗文体，这些文体大
多具有模拟佛经文体的性质。
C．赞颂、传记受佛教经典文本形式影响，变成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游记”“旅行记”。
D．偈颂是由佛经中的“应颂”或“重颂”变化而，其形式类似于中国诗歌，却深深烙下印度的印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永明体”的出现改变了中国诗歌固有的通过节奏、韵步求和谐的路径，使中国诗歌体裁发生根本
变化。
B．文章引用陈寅恪、郑振铎、鲁迅的言论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形式受佛教文献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具有
很强的说服力。
C．佛教文献为中国古代文学贡献出了大量的“俗文体”，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方面的这种影响极大地
推进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
D．佛教文献的输入引发了中西（天竺）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迸发出新生命的胚芽，形成了很多新的品种，
使文学重回民间，赢得广大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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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经文本的文体形式及传播方式，影响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存在形态并促成新文体的产生。汉传的佛经文献主要由梵文写成，因此中土的佛教徒接受佛经，首先就要面对梵文。梵文为拼音文字，古印度人创立了一种关于梵文拼写规则的理论叫“声明论”。这种“声明论”传入中国以后，即被汉地文人摹拟于佛经的转读，并因此发明了“四声”。陈寅恪指出，正由于佛经传译使印度“声明论”在中土传播，文人们“于是创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而这种注重汉字声律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诗歌创作，便使中国诗歌固有的通过节奏、韵步求和谐的路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以追求文字平仄交替、低昂互节效果的新诗体——“近体诗”或“格律诗”——史书一般称此为“永明体”。“永明体”的出现，是中国诗歌体裁发生的一次根本的变化，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文体原有的发展方向。
此外，在佛教经典文本形式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也由先秦两汉记“街谈巷语”的“谈丛”，变成为一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文学体裁。赞颂、传记体裁，前者转变成了韵散兼行的形式，后者则变成了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游记”或“旅行记”。
当然，最能反映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发生影响的，是从中古时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具有模拟佛经文体性质的、宣传经义或世俗故事以吸引信众的新文体、俗文体，重要的如变文、俗赞、偈颂、戏曲等。例如“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变文的，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找到。我们知道，印度的文籍，很早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大约曾经竭力的讲经的时候，模拟这种新的文体，以吸引听众的注意”（郑振铎），因此，完全可以说“变文”是佛教经典文体引起中国佛教文士的模拟而新创造的一种俗文体。再如俗赞、偈颂。前者已由原先“褒贬兼施”或“义兼褒贬”（《文心雕龙•颂赞》）的文体，变成了敦煌文书中的《南宗赞》《太子入山修道赞》和《大藏经》中的《转经道行愿往净土法事赞》《往生礼赞偈》等歌唱偈赞；后者则由佛经中的“应颂”或“重颂”变化而，是类似于中国诗歌的印度品种。而戏曲，更明显是佛经韵散兼行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形式：“完全是由印度传入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方面的这种影响既给中国古代文学贡献出了大量的“俗文体”，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学，正如鲁迅所说，“歌、诗、词、曲原是民间之物”，只是后变成了正统文学的一部分，变成僵尸而走向衰亡了。佛教文献的输入，一方面无疑给这些快枯萎的生命注入了生机；另一方面又在中西（天竺）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迸发出新生命的胚芽，形成了很多新的品种。文学随佛教的传播，得以重回民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重新赢得了广大的受众。
1.下列关于中国古代受佛经文献影响而产生的新文体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变文是中国佛教文士模拟佛教经典而新创造的一种用散文讲、用韵文唱的俗文体。
B．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是由佛教经典文本形式演化而产生的一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文学体裁。
C．永明体是在注重汉字声律的理论基础之上产生的追求文字平仄交替、低昂互节效果的新诗体。
D．戏曲是由韵散兼行形式的佛经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是由印度传入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古时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宣传经义或世俗故事以吸引信众的新文体、俗文体，这些文体大多具有模拟佛经文体的性质。
B．汉地文人将传入中国的古代印度的“声明论”摹拟于佛经的转读，并因此发明了“四声”。
C．赞颂、传记受佛教经典文本形式影响，变成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游记”“旅行记”。
D．偈颂是由佛经中的“应颂”或“重颂”变化而，其形式类似于中国诗歌，却深深烙下印度的印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永明体”的出现改变了中国诗歌固有的通过节奏、韵步求和谐的路径，使中国诗歌体裁发生根本变化。
B．文章引用陈寅恪、郑振铎、鲁迅的言论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形式受佛教文献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C．佛教文献为中国古代文学贡献出了大量的“俗文体”，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方面的这种影响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
D．佛教文献的输入引发了中西（天竺）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迸发出新生命的胚芽，形成了很多新的品种，使文学重回民间，赢得广大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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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写作：文学的创意本质及其产业化问题
葛红兵
所谓“创意写作”就是以文字表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创意活动。创意写作要培养的作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指向纯文学写作的专业作家，还包括以文字创作为生的创意产业基础从业人员，策划师、创意师、文案师、歌曲词作者等。
创意最初从写作者的意识转化为笔端的文字，这个过程是“一度创意”。一度创意是原生态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产业化的（例如很多没有市场的纯文学作品），一部分是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直接产业化的，另外一部分也无法以其原初的面目进入市场（如舞台剧本等），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转化，这种转化，并不是对大众趣味的简单迎合或者样态的简单变化，而是一个再创意过程，我们称它为二度创意。
针对传统写作学“写作”第一性的观点，创意写作提出“创意”第一性观点。同时，针对传统写作学中将写作局限于文学艺术内部的观点，创意写作主张将写作从艺术领域拓展出去，将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纳入其中，这样，创意写作学就将对“创意”的研究拓展到了创作论之外，引申向产业态创意了。
田川流《创意时代的文学创意》一文认为“文学创意即运用创意思维，以多元和系统的方式从事文学活动与创作，实现对于文学意蕴及其作用的强化，增进其文学价值与经济价值”。
文学的本质是创意。文学正是因为其创意本质，才具有产业化可能。在文学创作及其产业化过程中的流动与转化，其实并不是完全由作者、生产者决定的，它也是读者和消费者参与的结果。中国北魏乐府民歌《木兰诗》中的花木兰形象，就是一个跨媒介转化的成功案例。一个篇幅不长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了反复的演绎，无论是豫剧《花木兰》，还是1939年版的黑白电影《木兰从军》，或是1998年迪斯尼动画电影《花木兰》，每次都能带给观众焕然一新的感受，尤其是中国的花木兰转化成世界荧幕上活灵活现的、用美国文化进行重新阐释的动画片，该片充盈着中国元素，但内核却是“美国梦”。在这个过程中，一度创意是一次性的，而二度创意可以是无限次的。
文学影像化是跨媒介转化的主要模式。文学影像化是对于文学文本资源的充分利用，也可能是未来文学的出路所在。文学的影像化使文学的魅力重新获得展现。
文学创意的“跨业态”主要指的是文学在艺术领域以外的应用，也就是非艺术的行业运用文学手段获得商业价值的各种形式。分辨某种文学创意是否跨业态的主要标准就是：相关文学文本是否以艺术传播和接受为最终目的。
文学创意的跨业态转化案例中极为典型的就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具有东方异域色彩的地名“香格里拉”，是一个遥远的净土，人间的乐园。小说中的香格里拉作为一度创意，富有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而几十年后，这个不存在的地方变成真实——被当作香格里拉原型的中国滇西北地区成为著名旅游胜地，推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业，是创意的跨业态转化的代表。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我们在旅游业中注入创意的活力，从而盘活旅游业，旅游发展的创意转向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宋城、三国城、水浒城等旅游景点都是以传统历史文化演绎为主要形式，这种文化演绎既包含物质性的演绎：复古建筑的实景展示、原生态的地域风情等等，也包含精神性的演绎，即通过演员表演等艺术形式来展示当地文化，这是最为关键的。而这样的双重演绎充分体现了文化旅游业背后强大的体验经济的思维方式。
（选自《新华文摘》2016年第19期，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以文字创作为生的创意产业基础从业人员，如策划师、创意师、文案师、歌曲词作者等是创意写作要培养的作家。
B．在文学创作及其产业化过程中的流动与转化，既要受作者、生产者的影响，还要受读者和消费者的影响。
C．与传统写作学“写作”第一性的观点不同，创意写作提出“创意”第一性观点，同时，主张将写作从艺术领域拓展到了创作论之外。
D．文学的影像化使文学的魅力重新获得展现，是对文学文本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是未来文学的出路所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 ）
A．文学文本通过二度创意，能变成影视、戏剧、广告等，原始创意发生了转化，如《木兰诗》演绎成了黑白电影《花木兰》。
B．为了迎合中国观众，迪斯尼动画电影《花木兰》充盈着中国元素，这让中国观众丝毫不会陌生。
C．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依据《全唐诗》拍成的纪录片《唐之韵》向海外传播，这不属于文学创意中的“跨业态”。
D．田川流《创意时代的文学创意》一文指明了文学创意的实质是求得文学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 ）
A．“一度创意”是原生态的，发生在创意的写作阶段， “一度创意”需要经过“二度创意”的转化才能产业化的。
B．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是文学创意的跨业态转化中典型的案例，使中国滇西北地区成为著名旅游胜地。
C．宋城、三国城、水浒城等旅游景点都演绎传统历史文化，这种演绎充分体现了文化旅游业背后强大的体验经济理念。
D．无限的文化创意旅游能弥补有限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使旅游业注入创意的活力，或许能盘活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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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皇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变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在于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作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鹤《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当今历史学界，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展，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研究历史的资料。
B．古代的史学家选取史料的范围比较狭窄，他们并未广泛采用“以诗证史”或将小说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之类的方法。
C．王国维在《古今新证》中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怀疑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
D．历史学者对《山海经》有不同认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史部，视为史书，王国维则把它作为古史材料看待。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很多人认为《山海经》的记载荒唐夸张，与真实的历史差别较大，司马迁也持这种观点，因此《史记》并不采用《山海经》。
B．《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山海经》所记的神话传说并无真实可言，不宜归入史部，而应列入子部小说家类。
C．谭其骧和王国维利用《山海经》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将神话和历史分而治之，后者则从神话中发掘史料。
D．电视剧《康熙王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其中部分情节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会产生新的传说，这些传说将来会不会成为研究这个时代的史料也未可知。
B．“五四”之前，很多涉及历史的神话传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史料，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史学和文学归类问题上存在争议。
C．在历史研究中，当代学者会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看待，在他们看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手法差异并不重要。
D．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史料，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历史学家对文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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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类文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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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我国古代戏剧的美学思想。内容上，戏剧是叙事文学，属再现艺术。但我国古代戏剧中却融入相当比例的表现因素，自我情意的表露、感情的抒发占了极大比重，我国古代戏剧逐渐成为了叙事与抒情并重的艺术。情理上，我国古代戏剧抒情性强，却又不是西方戏剧艺术那种不加节制的狂热宣泄，而是“发乎情，止乎礼仪”，是理智制约下的情，既不越出常轨，也无变态心理。另外，悲剧与喜剧本是两极，我国古代戏剧却是二者的融合，在极悲的情境之前或之后总有滑稽科诨调节悲剧气氛。作为悲剧人物对立面的反派角色也往往带有喜剧色彩，悲剧的结局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逃不脱“大团圆窠臼”。喜剧讽刺邪恶。但由于现实中邪恶势力强大，这种讽刺对于挣扎在邪恶之下的受害者而言，不过多是暂时止痛的制幻剂，仔细品味后更多的却是无奈的悲凉与心酸的笑。这些是悲剧的因素。
形式上，戏剧融音乐、舞蹈、杂技、武术等各种艺术形式于一炉，等于是西方戏剧中歌、舞、话三剧的综合。表演上，程式化的表演属表现派，但优秀演员无不要求纯熟程式之上的体验，要演出规定情景、人物特定的感情、个性，要求“演人肖一人”。
虽然，我国古代戏剧是内容形式的和谐统一，但在内容形式统一的基础上，更重对形式美的追求。内形式方面，作者们对曲辞和音律美刻意追求，他们对每一字、每一曲、每一韵下极大的功夫，务求尽善尽美，在创作过程中，常常出现“击节拍桌出痕”“推敲曲文如醉如痴”的逸事。
外形式方面，程式化本身就是形式规律化的美，是为了突出形式的作用，使表演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戏剧与同是综合艺术的电影不同，电影要求各种艺术取消自身形式的特点融进电影艺术中，服从表现内容，成为高度综合的有机体。而戏剧中各种艺术形式虽然也都为内容服务，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的形式特点。装饰性很强的服饰、背景图案都保留着绘画的因素；造型感极强的形体、身段动作保留着舞蹈、雕塑的因素；曲辞几乎都可以当诗词来欣赏。其他如武术、杂技、滑稽表演等也都有一定的纯观赏价值。有时为了形式美，在内容与形式冲突时，宁可牺牲生活真实而不破坏形式美：贫不能褴褛，尼不能秃头，哭、疯、怒等都不能破坏形象的美感。观众对形式美也有独特的审美趣味，他们可以百听不厌，甚至有专门听某一片段，看某一动作的偏好，可以为反派角色的演技喝彩。这些都出于单纯对形式的欣赏。
（摘自马立华《论中国古代戏剧美学思想的文化意蕴》，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尽管戏剧是一种叙事文学，但自我情意的表露、感情的抒发这些表现因素，在我国古代戏剧中占有较大比例。
B. 我国古代戏剧不仅融合了音乐、舞蹈、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也体现了“和谐”这一美学思想。
C. 戏剧中，装饰性很强的服饰、背景图案，造型感极强的形体、身段动作以及曲辞都有纯观赏的价值。
D. 在我国古代戏剧艺术中，当内容与形式存有冲突矛盾的时候，内容必须做出牺牲，向形式让步。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在内容上，我国古代戏剧是“再现与表现”“情与理”“悲剧与喜剧”这些带有对立意义的因素的和谐统一体。
B. 虽然我国古代戏剧中没有哪一部悲剧的结局逃脱了“大团圆窠臼”，但这种“大团圆窠臼”仍旧只是起调节悲剧气氛的作用的。
C. 我国古代戏剧中的很多喜剧仅仅只是现实生活中，处于邪恶之下的受害者的制幻剂，这主要是因为现实中邪恶势力强大。
D. 在我国古代戏剧表演中，优秀的演员不仅需要熟悉程式化的表演，更需要将所饰演的人物个性表现出来。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我国古代戏剧抒情性强，但没有西方戏剧那样狂热宣泄；我国古代戏剧相当于西方戏剧中歌、舞、话的融合，这些表明中西方戏剧艺术异同并存。
B. 我国古代戏剧的作者们，对曲辞和音律美刻意追求，务求尽善尽美，以致于观众们在观看戏剧的时候，“击节拍桌出痕”。
C. 程式化本身就是形式规律化的美，戏剧中之所以有一些程式化表演形式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我国古代戏剧对形式美的追求。
D. 虽然同属综合艺术，但戏剧与电影存有不同，其中二者最大的区别点在于：被融合在戏剧与电影中的各种艺术形式的自我特点是否被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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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份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份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鹏《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当今历史学界，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展，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研究历史的资料。
B．古代的史学家选取史料的范围比较狭窄，他们并未广泛采用“以诗证史”或将小说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之类的方法。
C．历代学者对《山海经》有不同认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史部，视为史书，王国维则把它作为古史材料看待。
D．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怀疑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很多人认为《山海经》的记载荒唐夸张，与真实的历史差别较大，司马迁也持这种观点，因此《史记》并不采用《山海经》。
B．《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山海经》所记的神话传说并无真实可言，不宜归入史部，而应列入子部小说家类。
C．电视剧《康熙王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其中部分情节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
D．谭其骧和王国维利用《山海经》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将神话和历史分而治之，后者则从神话中发掘史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五四”之前，很多涉及历史的神话传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史料，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史学和文学归类问题上存在争议。
B．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会产生新的传说，这些传说将来会不会成为研究这个时代的史料也未可知。
C．在历史研究中，当代学者会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看待，在他们看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手法差异并不重要。
D．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史料，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历史学家对文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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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知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
1.下列对文中《赋篇》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赋篇》在我国文学史上应该是严格意义上最早出现的赋，它是荀子致力于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
B. 《赋篇》内容丰富，对礼、知等抽象的精神产物以及云、蚕、针等具体事物有着形象而逼真的描写。
C. 《赋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在形式和表现上，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
D. 《赋篇》以隐语写成，采用主客问答式，多以四言为主，善用排比，韵散间出，铺陈回环，绘声绘色。
2.3.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赋盛于汉代，汉受《诗》、《离骚》等前代文学的影响，是自觉全面地继承荀子的创作思想而形成的文学样式。
B. 汉赋蔚为大观，类型繁多，所谓体悟模型的汉大赋是其中的代表，荀子创造的体物赋应是汉赋的发端和起源。
C. 荀子《成相篇》的艺术创作范式，直接影响到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或阐发深刻的治国道理，或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
D. 荀子在齐国游学从教多年，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推重赏识，齐、楚两地的丰富阅历，对他的文学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4.5.请简要说明荀子的文学创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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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文学创新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如“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知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看来，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但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以三三七加四七的句式，写出极有弹弦节奏特点的韵文作品。例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黯愚黯堕贤良……”从通篇来看，内涵丰富，亦论亦述。既用这种弹唱之词来阐发深刻的治国之理，又用来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在形式和表现上，则曲调简短，极富民间劳动的节奏感，且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荀子的这种文学创造，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宋以后勃然兴起的弹词正是继承了荀子所创制的这种弹唱文学的特点，才成为以叙说故事为主、深受民间喜爱的文学范式的。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荀子的颇多文学创新成就，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
1.下列对文中《赋篇》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赋篇》在我国文学史上应该是严格意义上最早出现的赋，它是荀子致力于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
B．《赋篇》内容丰富，对礼、知等抽象的精神产物以及云、蚕、针等具体事物有着形象而逼真的描写。
C．《赋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在形式和表现上，足格联章，首尾完整，有辞尽意足之妙。
D．《赋篇》以隐语写成，采用主客问答式，多以四言为主，善用排比，韵散间出，铺陈回环，绘声绘色。
2.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赋盛于汉代，汉受《诗》、《离骚》等前代文学的影响，是自觉全面地继承荀子的创作思想而形成的文学样式。
B．汉赋蔚为大观，类型繁多，所谓体悟模型的汉大赋是其中的代表，荀子创造的体物赋应是汉赋的发端和起源。
C．荀子《成相篇》的艺术创作范式，直接影响到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或阐发深刻的治国道理，或叙说曲折的历史故事。
D．荀子在齐国游学从教多年，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推重赏识，齐、楚两地的丰富阅历，对他的文学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3.请简要说明荀子的文学创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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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礼教与古代服饰着装
历史上，儒家礼教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服饰着装为其表现形式之一，它成为了承载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的载体之一。
首先，传统服饰着装体现君子道德。儒家礼教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系列贵族男子服饰的规范，像“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等，为君子传统服饰的基本准则。以其中最典型的冠来说，其穿戴方式相当严格。一般规定古代男子二十岁行隆重的冠礼，并且冠是士以上阶层的身份标志，一般情况下不能免冠。另外，从服饰配件中的玉来说，古人之所以做到“古之君子必佩玉”以及“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首先是因为玉本身所折射出的君子品德，就连在佩戴玉的方式上也必须做到“君在不佩玉，左结佩，右设配，居则设佩，朝则结佩”。说明中国传统服饰从服装到配件甚至到穿戴方式，都注重体现君子的品德。而穿着“奇装异服”在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受到严厉谴责和禁止。
其次，传统服饰着装体现妇女道德。服饰自古以来就与妇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儒家礼教决定着妇女的穿着。西汉，董仲舒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提出了他的三纲之理：君、父、夫为阳、为上；臣、子、妇为阴、为下。这一观点奠定了儒家“男尊女卑”的“三纲五常”伦理思想，礼教成为真正束缚妇女的绳索。妇女所着服饰体现着严格的“贞操”观念。古代妇女无论春夏秋冬都必须穿三重衣，并且还必须做到不露肌肤，不显轮廓，目的是为了掩饰形貌曲线，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境界，这在秦汉时期的深衣服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儒家礼教所主张的“男女不通衣裳”及“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等规定又进一步明确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尊卑之分。另外，礼教文化用“女红”将妇女约束在狭小封闭的生活圈子之内。也正是因为这所谓的“女红”美德，才形成经久不衰的七月七日“乞巧”风俗。而这种女子的从属地位及古代妇女“包”文化、“女红”文化是形成缠足的直接原因。
最后，传统服饰着装体现忠孝道德。中国历代章服制度中都有一些服饰被直接赋予忠孝的意思，如明代的“忠靖冠服”，崇祯时为百官燕居时用，取其“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义。清代的“忠孝带”是挂在腰上的帉，为阔而短的带子。读书人一入宦门就要佩忠孝带，它的用途说法不一，其中之一是说使用于皇帝赐死自缢用。清后期在带上绣忠孝二字，使官吏们时刻不忘忠孝。另外，在忠孝礼教道德思想中，又以“善事父母”为孝道中的大事。表现在服饰上，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保护身体，第二种是着装不违反孝道，第三种是“饰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蓄发束发是中原民族长期形成的习惯，成为中原文化的标志之一，断发、披发、髡发都被视为蛮、夷等，髡发还被看成是一种带有羞辱性的刑罚。清朝初年满族强迫所有汉族男子剃发，当然也就引发了许多悲壮的事件，忠孝思想的根深蒂固可想而知。
（节选自《儒家礼教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服饰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君子有他们的一套服饰着装准则，其中在冠的穿戴上体现尤为突出，平时不能随意免冠。
B．玉细腻莹和，折射出君子品性。为了表现自己对君子品德的持守，古人对佩玉非常讲究，在佩玉时间和方式上都有严格要求。
C．董仲舒借助神学观提出了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且贵阳贱阴的三纲观，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基本趋于成形。
D．中国古代女子自小学习女红，并把它作为一种美德，在这种欲求的推动下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一个女性节日——乞巧节。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不是先王所制定的合乎礼法的衣服不敢穿戴，可以看出古代贵族对孝道的遵从，以及其在儒家礼法影响下的自律意识。
B．秦汉以前，儒家礼治思想已基本形成，但其对妇女的思想与言行的约束力还并不强，妇女服饰上的礼教思想也体现得并不很明显。
C．古代妇女“包”文化指的是古代女子为掩饰形貌曲线而穿着严密遮蔽的服饰，并且“出门必拥蔽其面”，从而形成的一整套习俗及内含其中的儒家礼制。
D．剃光头发作为一种带有羞辱性的刑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古代中原民族对作为中原文化的标志的蓄发束发行为的自觉坚守。
3.根据原文内容的推断，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古代劳动者劳作时随意地袒胸露背，除了是因为劳动所需之外，还因为他们受儒家礼教文化影响很小。
B．秦汉时女子要求着深衣服饰，它因“被体深邃”而得名，其对衣服的层数与严密性都要求很高，突出体现了儒家所谓的妇德思想。
C．明代要求官员朝堂内外须着“忠靖冠服”，提醒官员常思尽忠补过；清代要求官员开始做官时就必须佩带忠孝带，让官员时刻不忘忠孝。
D．清初剃头令一下，江阴人为誓死捍卫颅上发而起义，守城近百日，近七万人战死，足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思想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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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习题。（本大题共3小题，共11分）
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言意关系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对诗歌创作与诗歌欣赏影响至深。注重言外之意，这不仅是中国诗歌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共同的特点。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其中的美学观念是相通的，都要求虚中见实。《列子〃汤问》载：韩娥鬻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那余音似乎更能撩动人的情思，引起人的回味。白居易的《琵琶行》描写琵琶曲暂停时的情景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是深得中国艺术妙趣的。古代的绘画要求在有限的形象之外寄托不尽的意趣，往往在画面上留出大片空白，启发观者自己去想象、补充，正如包世臣《安吴论书〃述书上》引邓石如的话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奇趣乃出。”在戏曲舞台上，不设道具或仅设极少的一点道具，也主要是靠演员的动作暗示种种生活场景，给现众留下许多想象的余地。
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趣，都是以有尽寓无尽。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不可能没有局限性，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在一首诗里，言总是有尽的，写得再长也有终结。但是这有尽的言所包涵的意味，它们所给予读者的启发却应当是无尽的。任何一首诗都有它的主题，可是不同时代的读者，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联系各自的生活经验，对它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中国古代的诗论特别重视诗歌语言的这种启发性，作诗最忌太直、太露，读诗最忌太滞、太凿。一览无余的作品算不上真正的艺术，拘守章句的读者也不是真正的鉴赏家。一个懂得艺术的鉴赏者，可以从吟诵的诗句中看到图画，也可以从画在纸上的图景中听到真意。李白听蜀僧弹琴，联想到万壑古松；杜甫看了刘少府画的山水障，仿佛听到山上的猿声。龚自珍《己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虽然只有十四个字，却能抽出读者不尽的思绪和想象。
含蓄不等于隐晦，注重言外之意，追求含蓄不尽，并不是有话不说，而是引而不发。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诗人浮想联翩、思想感情的飞跃接近极顶时，自然达到的艺术境界。最后的一跃已经开始，无限的风光即将展现。诗歌语言保持在最饱满、最富有启发性的状态之中，给读者留下了最广阔的想象余地。
强调含蓄并不排斥痛快。直抒胸臆，淋漓痛快也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全看诗人的造诣如何。
1.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诗歌语言越饱满，越富有启发性，就越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感受。
B．语言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表达人们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言有尽”。
C．古代绘画具有不尽的意趣，因此它具有“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特点。
D．诗歌中的含蓄不等于隐晦，含蓄是有话不说，隐晦是引而不发。
2.根据原文信息，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诗切忌太直太露，读诗避免太滞太凿，因此，要真正实现诗歌的艺术鉴赏，作者与读者必须相互激发，诗歌鉴赏才能完成。
B．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它们的艺术表现形态虽不同，但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追求却一致。
C．李白听琴联想到万壑古松，杜甫看画仿佛听到山上的猿声，由此可见，读诗不仅要从吟诵的诗句看到图画，还要从画在纸上的图像中听到声音。
D．注重言外之意，追求含蓄不尽，是诗人及一切艺术创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艺术鉴赏者必须具备的艺术修养。
3.读了本文后，你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是怎样体现“言意关系”的？请以选修教材中所学诗句为例，运用“言意关系”进行鉴赏。（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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