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西晋文学的成就，刘勰《文心雕龙》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钟嵘《诗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后，接着指出：“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刘、钟二人都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了西晋文学的繁荣景象。
一个时代之文学，其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及发展变化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晋文学的发展，同西晋的思想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玄学的兴盛，是西晋文化学术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西晋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西晋士人的心态与士风的形成均与其密不可分，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由于玄学的兴盛，其被视为此时期的主流思想，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的余绪，似乎儒学在西晋走向衰微。事实上，儒学在西晋衰微，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西晋实质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
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泰始四年诏》）。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复兴儒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实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处于低潮的儒学在西晋之初逐渐显露出崛而复振的局面。在西晋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归“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轨迹，掌握儒家的礼仪知识和具备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工具。儒学思想在晋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一种为皇权所推崇的思想，儒学的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不可能不对百姓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不对晋初士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并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儒家思想有很强烈的政治追求，儒学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学说。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与孔子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孔孟的影响下，儒家后学都有一种自觉的政治要求，都有学而为民生政治的信念。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儒学及儒学引发的自觉的政治参 与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西晋去汉不远，儒家士族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西晋的影响力依然极大，在儒家建功立业、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导下，晋初士人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摘编自王阳阳《浅谈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
1.下列关于“西晋文学”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西晋文学，在刘勰和钟嵘看来，其艺术成就绝不比建安文学逊色。
B．西晋文学非常繁荣，公认的代表人物有张、潘、左、陆等。
C．西晋文学的发展受到当时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及其风尚的影响。
D．西晋文学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虽然是客观存在的，却又常被忽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一个时代的文学，受该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从思想内容到形式风格乃至发展变化。
B．西晋时期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余绪，在西晋时期儒学衰微而玄学兴盛于此可见一斑。
C．儒学思想在晋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 地位，其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对士人和百姓必然会产生影响。
D．因为汉武帝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所以儒学思想后来发展成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儒学衰微具有相对性，因为这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或者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的。
B．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并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提升儒学地位。
C．积极入世的儒学思想对晋初的士人影响仍然很大，他们也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D．西晋常被一些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晋去汉不久，儒学基础依旧深广。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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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西晋文学的成就，刘勰《文心雕龙》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钟嵘《诗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后，接着指出：“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刘、钟二人都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了西晋文学的繁荣景象。
一个时代之文学，其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及发展变化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晋文学的发展，同西晋的思想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玄学的兴盛，是西晋文化学术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西晋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西晋士人的心态与士风的形成均与其密不可分，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由于玄学的兴盛，其被视为此时期的主流思想，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的余绪，似乎儒学在西晋走向衰微。事实上，儒学在西晋衰微，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西晋实质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
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泰始四年诏》）。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复兴儒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实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处于低潮的儒学在西晋之初逐渐显露出崛而复振的局面。在西晋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归“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轨迹，掌握儒家的礼仪知识和具备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工具。儒学思想在晋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一种为皇权所推崇的思想，儒学的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不可能不对百姓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不对晋初士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并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儒家思想有很强烈的政治追求，儒学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学说。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与孔子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孔孟的影响下，儒家后学都有一种自觉的政治要求，都有学而为民生政治的信念。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儒学及儒学引发的自觉的政治参 与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西晋去汉不远，儒家士族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西晋的影响力依然极大，在儒家建功立业、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导下，晋初士人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摘编自王阳阳《浅谈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
1.下列关于“西晋文学”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西晋文学，在刘勰和钟嵘看来，其艺术成就绝不比建安文学逊色。
B．西晋文学非常繁荣，公认的代表人物有张、潘、左、陆等。
C．西晋文学的发展受到当时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及其风尚的影响。
D．西晋文学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虽然是客观存在的，却又常被忽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一个时代的文学，受该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从思想内容到形式风格乃至发展变化。
B．西晋时期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余绪，在西晋时期儒学衰微而玄学兴盛于此可见一斑。
C．儒学思想在晋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 地位，其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对士人和百姓必然会产生影响。
D．因为汉武帝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所以儒学思想后来发展成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儒学衰微具有相对性，因为这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或者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的。
B．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并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提升儒学地位。
C．积极入世的儒学思想对晋初的士人影响仍然很大，他们也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D．西晋常被一些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晋去汉不久，儒学基础依旧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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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1.下列对“家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家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种中国式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的关系密不可分。
B． 钱穆先生认为，家学是家教的内容之一，是一个家族希望后世子孙能具备经籍文史学业的修养。
C． 家学的形成有一些途径，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
D．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能为子弟们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这也是家学的一个优势。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先秦时期，朝廷垄断了文化，有“学在官府”之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早期家学形成的源头。
B． 两汉时期的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没有从内容和规模上有所突破，这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不够宽松有关。
C． 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官，也使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发展。
D． 宋代三苏、明代三袁等佳话不胜枚举，体现了家学的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带来的学业与门庭相因相成的结果，促使当时“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
B． 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还得益于同辈之间切磋探讨这一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
C． 王廙绘制《孔子十弟子图》来激励王羲之，表明家学中不仅重视传授学识技艺，也重视道德品行的培养。
D． 钱学森晚年提出“钱学森之问”或许与他四岁开始就受家学影响有关，这表明家学传承的结果优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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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9分)
宋代家训的特点
家训指古代家族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宋代家训是家训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从所搜集的资料来看，宋代的家训，专著加上单篇计百余种，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这些家训根据纂述者的身份，可分为宋代帝王家训、宗室家训、士大夫家训、百姓家训等类型。宋代家训集成了传统家训的散文、诗歌、条规等体裁，又有发展，如《集事诗鉴》将散文与诗歌融于一体。宋代家训体裁上的另一大发展则是辑录体家训的大量出现。辑录体家训就是将宋及宋前历代的训家教子的成文文献或者相关的家庭规范的活动汇集在一起，以历史上的人、事为榜样和范例教育子弟，如司马光的《家范》等。
宋代家训的繁荣，与宋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很大关系。宋代由以前的门阀政治时期转变到官僚政治时代。选官以科举为主，宋代长久不衰的世家大族已经很少，贫富无定势，甚至贫富易位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家族尤其是士宦家族积极地纂述家训，以期通过道德教化、行为规范等，令其家族成员修身、齐家，维持家族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达到兴旺、繁荣的目的。
宋代家训都有治生、制用的内容。其中，治生方面，以叶梦得《石林治生家训要略》最为详尽；制用方面，以陆九韶《居家制用》更为具体。宋人重视家庭治生，与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也是维持大家族正常运作所必备的经济基础。此外，科举也需要经济支持。宋代家训一方面提倡家庭治生，另一方面提倡辩证的节俭，量入为出是其基本原则。宋人把简朴当作自家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但对公益事业，则主张尽力而为，不要吝惜财产，如“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造渡航者，宜随力助之”（袁采《袁士世范》）。宋代家训注重道德教育，倡导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正、妇顺，即通过对家庭成员言行举止的规范，将儒家思想贯彻集中。除了道德教育外，宋代家训还重视参加科举考试，以入仕的教育及其它知识教育，以提高子孙的素质。宋人家训中也涉及许多教育原则，其中教育贵早、宽严相济这两点对今天来说仍有借鉴意义。家族对子孙等家庭成员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首先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上。当好言相劝不能奏效时，家长便采取其他的惩罚方式，如庭训、笞、杖、役、经济惩罚、不承认身份、告官、驱逐、移乡等。
家训的纂述，是为家族的兴旺长久，所以一般不会违反朝廷的法律。有的宋代家训如范氏的《义庄规矩》及后续规矩还得到朝廷的许可与支持。家训、法律中都有儒家思想的渗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家训在强调修身、治家之后，仍然怀抱治国与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治天下也离不开家庭的修整、稳定、繁荣。所以在礼法社会之中，家训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家训与法律的出发点和目的还是略有侧重的，家训更侧重家庭的发展，而法律则更关注社会的长治久安。
1.下列关于“宋代家训的特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宋代家训都有治生、制用的内容，提倡辩证的节俭，把简朴当作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但对公益事业，则主张尽力而为，不要吝惜财产。
B．宋代家训注重道德教育，倡导通过对家庭成员言行举止的规范，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正、妇顺等儒家思想贯彻集中。
C．宋代家训对子孙的训导首先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当好言相劝不能奏效时，家长便采取庭训、笞、杖、役、经济惩罚、不承认身份等惩罚方式。
D．宋代家训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家训的散文、诗歌、条规等体裁，它汇集了宋及宋前历代的家训，以历史上的人、事为榜样和范例教育子弟。
2.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
A．为提高子孙素质，宋代家训既对子孙加强道德教育，又重视参加科举考试以入仕的教育及其他知识的教育。
B．在家训发展史上，宋代家训是个重要阶段，其标志之一就是家训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了前代。
C．宋代选官以科举为主，一些家族为使其成员能科举入仕，积极纂述家训，这是宋代家训繁荣的重要原因。
D．家训是为家庭的兴旺长久，而社会的长治久安又离不开家庭的修整、稳定、繁荣。因此，家训并不违反朝廷的法律。
3.下列说法不符合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 ）
A．在宋人家训的诸多教育原则中，教育贵早、宽严相济这两点对今天仍然具有借鉴的意义。
B．重视家庭治生，这是宋人维持大家族的正常运作及参加科举考试经济基础得到保证的重要原因。
C．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宋代家训在强调修身、治家之后，还提倡治国与平天下的崇高理想。
D．在礼法社会中，家训与法律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制订的出发点和目的方面又略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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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论中，我们常常见到“文”和“质”这一对词语。它们被用来评论作家作品，概括一定时代的文学风貌，还被用来说明文学的发展等，因此准确理解它们的含义十分重要。
“文”字的本义是指线条交错或者色彩错杂，由此引申出华丽、有文采的意思。而“质”字，凡事物未经雕饰便叫做“质”，犹如器物的毛坯、绘画的底子，因此含有质朴、朴素的意思。这一对词语最初不是用于评论文学，而是用来评论人物的。《论语·雍也》记载，孔子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话。这段话中的“文”、“质”，人们一般解释为：“质”是指“诚”一类内在的道德，“文”则是指文化知识一类外在的东西，“文”和“质”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其实按孔子原意，这里的“文”、“质”是指文华和质朴，都是就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言谈举止、礼仪节操而言的。一个人若是缺少文化修养，言辞拙朴，不讲礼仪，便如同“草野之人”；相反，若是过分地文饰言辞，讲究繁文缛礼，就如同那些掌管文辞礼仪的史官了。这里不存在本末内外的关系。
以“文”、“质”二字论文学、论社会政治生活，与用它们来论人物有着密切关系。《韩非子·难言》论述向国君进谏之难：“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这句话可能就是本诸《论语》。其中“繁于文采”即“文”，“以质信言”即“质”，分别指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再后来，东汉班彪说《史记》“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很可能也是从《论语》的话而来。“质而不俚”是说文风质朴而不至于俚俗鄙野。“文质相称”是说文饰润色恰到好处，无过与不及之弊。魏晋以后文论中用“文”、“质”二字，多数情况下也都是指作品的外部风貌而言；只有少数场合可理解为近似于今日所谓的形式和内容。
总之，古代文论中经常出现的“文”、“质”这对词语，大致上具有一以贯之的含义。古代批评家要求文学作品能够呈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动人风貌。当他们不满于文坛风气过于靡丽时，便强调“质”的方面；而当文风过于质朴时，又有人出来强调“文”的方面。“文”、“质”这对概念，体现了古人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求和他们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摘编自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质论》）
1.下列有关“文”和“质”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文”和“质”这一对概念在评论作家作品、概括时代文学风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必须准确理解它们的含义。
B．孔子认为，“文”有文华之意，“质”是质朴之意，“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文华与质朴相配得当才能成为君子。
C．人们一般认为，“文质彬彬”就是形式和内容互相协调，其中“质”是指内在的道德，“文”是指外在的表现。
D．在中国古代，“文”是华丽有文采之意，“质”含有质朴、朴素之意，这两个字从一开始就是用来评论人物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班彪说《史记》“文质相称”，这可能是借用了《论语》的意思，从文学角度对《史记》外部风貌作出了高度评价。
B．韩非子说“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其中“以质信言”是指以质朴的语言进谏，“鄙”则与孔子话中的“野”意思相同。
C．“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里“文”和“质”是就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等而言的，“野”和“史”也没有本末内外的关系。
D．魏晋以后文论中“文”、“质”二字的含义也大都沿用了孔子的意思，只是少数场合可以大体理解为形式和内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韩非子·难言》指出，如果分别采用“文”或“质”不同风格，就无法达到向国君进谏的目的。这是“文”、“质”涉及社会生活的一个例子。
B．从古代文论来看，如果人们在文学创作中兼用华美和质朴的语言，那就会使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动人风貌。
C．“文”和“质”这一对概念的含义，不但在古代文论中大致上是一以贯之的，它跟最初评论人物时的意义也是一脉相承的。
D．当古代批评家不满于文坛风气，要求加强“文”或“质”的时候，就意味着当时文坛可能已经过于质朴或过于靡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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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西方文化重逻辑理性的言说，中国文化更偏重于诗性言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文化也有思辨性的一面。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思辨之风最为浓厚的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激荡，辩士云涌。诸子的思辨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也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处世态度和担当精神。诸子的思辨艺术成为后世说理性文字的源头活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和文体风格。
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身处其中的有识之士对治国平天下各有构想，也各有说辞。不少人常常游说于诸侯之间，成为一群专门靠思想与口才吃饭的游说之士。他们没有权力和地位，但却能影响君王的决策，甚至影响时局的走向。有的人佩印封侯，成为一国栋梁；有的人虽不为时人所重，其思想却成为中华文化的根源性基因，持续地影响着后人。
诸子思辨求真求理的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士人特别是古代文论家们的处世态度和担当精神。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子们历来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有天下大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立德、立功、立言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谦谦君子，遇人当礼让三分，原本是不好与人争辩，但人生短暂，世道纷杂，为了建功立业，又不得不辩。
刘勰说：“辩立有断辞之义。”思辨性的语言思路清晰、思想明确，给人一种决断之美。诸子论辩讲究逻辑推理和论辩方法，注重逻辑的力量，就有这种断辞之美。刘熙载指出：“战国说士之言……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严密的逻辑推理，迫使对手甘拜下风，维护了自己的思想立场，就呈现出一种“断辞之美”。
诸子的论辩艺术对后世文章影响很大，刘熙载就曾指出“韩文出于《孟子》。”诸子对后世文论的思辨艺术也影响很大，如刘勰主张“剖情析采”，“剖析”就是一种理性思辨。章学诚称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就点出了《文心雕龙》思辨性的“断辞之美”。古代文论中，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虽然以松散随性为主，但还是有一些思辨性言说。比如如清代查为仁说：“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须辨毫发于疑似之间。”辨析在毫发疑似之间，可见仔细揣摩、精心把玩之用心，这是否也是一种思辨呢？
（摘编自吴中胜《断辞之美》）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西方文化看重理性的思辨，中国文化则是诗意的表达与理性的思辨并重，而后者更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性基因，影响着古代文论的处世态度和担当精神。
B.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交流碰撞，靠思想与口才纵横各国之间的辩士纷纷涌现，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思辨之风最为浓厚的时期。
C.刘熙载认为，诸子论辩讲求逻辑推理和论辩方法，注重逻辑力量，维护自己的思想立场，给人一种断辞之美。
D.战国诸子的思辨艺术对后世文论的影响很大，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就主张“剖情析采”，其《文心雕龙》被章学诚称“体大思精”，具有理性思辨色彩。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的关键词是“诸子”“思辨”“影响”，全文紧紧围绕这三个关键词展开论述。
B.文章先总说诸子的思辨艺术对后世的影响，然后分述其对中国文化及文论的影响。
C.文章从源头及承袭角度阐述了诸子的思辨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证明中国文化不乏思辨性。
D.文章引用刘勰、刘熙载、章学诚等人的观点或评价，充分阐释了“断辞之美”的内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如果没有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和思辨，中国文化就会失去重要的理性基因。
B.我国古代的文人士子为了建功立业成就人生，不惜舍弃谦谦君子之风与人论辩。
C.论辩中只有讲究逻辑推理和论辩方法，注重逻辑的力量，才会呈现出断辞之美。
D.历代文论如《人间词话》等对诗词曲赋的仔细揣摩、精心把玩，应该也是一种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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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的气象与格局
中国古代各族诗人，不仅对传播汉语诗歌具有重要贡献，而且很容易将汉语诗歌的审美标准与写作技巧引入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从而推动“中华文学”的融合与发展。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学中，含有大量互相影响、交流、融合的元素，汉族文学题材可以影响到其他民族的文学。
河西走廊是“中华文学”产生、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秦汉时期，河西走廊就成为中国与西域各国交往的重要通道，担负着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西域多姿多彩的文化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而中原丰富的文化与文学思想也通过这里传入西域，其中就孕育着中华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萌芽。两汉时期，佛教、道教的文化元素已出现在河西走廊。后世汉语小说、戏曲的很多素材，也与河西走廊传入的西域文化不无关系。可以说，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意义，同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传播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这对于促进“中华文学”的生成、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文学”是既包括汉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中国古代其他各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的文学创作，同时还离不开周边国家和地区相关作家积极参与的一个文学“凝聚体”。各方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对“中华文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学”属于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体现出来的是多民族、多地区之间的文学、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的互相交流、融合与和谐共生。因此可以说，“中华文学”这一概念，已经具有了“世界气象”。
以上事实，使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华文学”的本质与魅力：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华各民族与外国诗文家对“中华文学”的欣赏、喜爱、模仿和创作；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环绕中国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 作家，或者受到了“中华文学”的影响，或者积极参与到“中华文学”的创作中来，形成了以“中华文学”为核心的“文明圈”和“文化带”。从“中华文学”的视角看，“中华文学”的气象和格局是面向世界的，是博大和无所不包的。无论针对哪个国家或地区，“中华文学”都毫无保留地、非常自信地向其展示自己的魅力，接受并允许各种人员成为“中华文学”的学习者、接受者、模仿者与创造者；而对于外来文学、文化、文明中的优秀元素——无论是来自欧洲还是亚洲——“中华文学”都毫不迟疑地予以吸收、接受、消化甚至再创造。这是“中华文学”乃至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中华文学”要继续保持这种面向世界的“气象与格局”，必须重视与世界文学的积极交流，并使之在国家的经济、文化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曾经非常发达，但随之而来的文学、文化交流，则成为后来人民生活的主流。当时的商业活动已经化为历史烟云，但随着“丝绸之路”输入的文化与文学因子，今天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着文化遗产的精神交流作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华文学”的融合与发展离不开中国古代各民族诗人的贡献，这些诗人会将汉语诗歌的审美标准与写作技巧引入本民族的文学创作。
B．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政治、经济与军事意义的河西走廊，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传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华文学”产生、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C．“中华文学”包括汉族作家使用汉语、中国古代其他民族作家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作家使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
D．古代“丝绸之路”上曾经十分发达的商业活动如今已经消失，但随着“丝绸之路”输入的文学、文学因子仍发挥着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汉族文学题材可以影响到其他民族的文学，其他民族的文学也可以影响汉族文学题材，后世汉语小说、戏曲的发展方向的改变即证明了这一点。
B．河西走廊在秦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枢纽，西域多姿多彩的文化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中原文化与文学思想也经由河西走廊传入西域。
C．“中华文学”具有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学、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等和谐共生的特征，是一个文学“凝聚体”，属于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
D．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以及环绕中国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作家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有世界气象和格局的以“中华文学”为核心的“文明圈”和“文化带”。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互影响、交流、融合，这也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如随着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而来的文学、文化交流，成为了后来人民生活的主流。
B．中原文化经由河西走廊传入西域，孕育了中华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萌芽，使西域作家从欣赏中原文化和文化思想开始参与汉民族的文学创作。
C．“中华文学”既毫无保留地展示其本身的魅力，让外来者学习、接受、模仿和创作，又毫不迟疑地吸收、接受、消化甚至再创造外来优秀文化。
D．博大、包容、面向世界是“中华文学”乃至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不灭绝的主要原因，“中华文学”要想继续保持这种气象与格局，就必须重视与世界文学的积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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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袁行霈
①诗歌的继承与创新，这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老话题。更早的不说，至晚在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已经提出来了，他叫做“通变”或者“因革”。“通”和“因”就是继承的意思；“变”和“革”就是创新的意思。初唐的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反对齐梁诗风，高倡汉魏风骨。高举以复古为革新的旗帜，为此后盛唐诗歌的繁荣发展开辟了道路。盛唐李、杜、王、孟、高、岑等人，立足于现实生活，上追《诗》《骚》、汉魏，摒弃齐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在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中有明确的表示：“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到了宋代，面临唐代盛极难继的局面，于是宋人走出一条新变之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到了明代，“宗唐”成为主流，但毕竟因为缺少创新的力度，成就反而不如宋诗。五四以来的新诗取得不少成绩，但是未能在人民群众中扎根。其中的原因很多，我没能力分析，其中一个原因是新诗过分地学习西方的诗歌，甚至简单地移植形式，而几乎割断了中国诗歌几千年的传统。
②简单地回顾诗歌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诗歌要在继承中创新，继承和创新两者不可偏废。不继承就没有源头，不创新就没有活力。只有在继承中创新，才能为群众喜闻乐见，也才能体现时代特色，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要求。当前的诗歌创作，旧体也好，新体也好；文言也好，白话也好，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都会实现其价值。
③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是建立在汉语特点之上的，是许多年来在人民群众传唱吟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语是单音节语，所以才能形成四、五、七言这样整齐的句式（诗行），也才能形成对仗。汉语有四声的区别，所以才能讲究平仄。继承传统，就诗歌形式这一个方面而言，就要继承传统诗歌与汉语的特点密切结合这一优点。至于创新，主要是运用传统的形式表现新生活、新意境、新的时代气息。摒弃陈词滥调，贴近人民大众。在这方面的许多诗人作了有益的尝试。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会找到一条道路，把诗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呼唤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样领一代风骚的大诗人。有人说现在不是诗的时代，我不赞成。放眼历史的长河，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的进步，正是酝酿伟大诗歌的机会，应该有时代的黄钟大吕。我殷切地期待着。
——节选自《诗人论诗》
1.下列关于第①段内容的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盛唐诗歌繁荣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是继承传统、立足现实、大胆革新。
B．宋代诗歌面临盛极难继的局面却能有所发展，这是宋代诗人敢于创新的结果。
C．明代诗歌宗唐成为主流，但因为继承有余而创新力度缺乏，成就反而不如宋诗。
D．五四以来的新诗未能在人民群众中扎根的根本原因是过分地借鉴、简单地移植。
2.下列关于“继承与创新”的理解，不准确的一项是（ ）（3分）
A．只有在继承中创新，才能为群众喜闻乐见，也才能体现时代特色。
B．传统是发展的源头，创新能增强活力，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C．继承传统，就是要继承传统诗歌与汉语的特点密切结合这一优点。
D．创新主要是运用传统的形式表现新生活、新意境、新的时代气息。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陈子昂反对齐梁诗风，高倡汉魏风骨。高举以复古为革新的旗帜，为此后盛唐诗歌的繁荣发展开辟了道路。
B．中国传统诗歌句式（诗行）整齐，讲究对仗、平仄的特点是在汉语单音节、有四声区别的特点基础上形成的。
C．“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主要特点，也是宋代诗人追求新变的大胆尝试。
D．作者认为社会的巨变、时代的进步一定会酝酿出超越前代的伟大诗歌，催生领一代风骚的伟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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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余年。这段时期的文学以词为极盛，其艺术成就亦最突出，因而被誉为“时代文学”。词调今存八百余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宋人创制和使用的。宋代词人一千四百余家，词存两万余首。宋词的作家作品的数目与唐诗相比约少一半，若与宋诗相比则少得更多。这是因为词体文学样式的“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法严而义备”，故创作起来比诗困难得多。它是倚声而作的，要求作者精通音律，否则便可能遭到“不当行”之讥，而那种不谐音律的作品就被视为“句读不葺之诗”了。所以像词这样精巧严密的古典格律诗体能有如此众多的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属罕见的文学现象。
词之为时代文学，虽然因体性的局限，不可能像宋诗那样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而获得重大的意义，但仍有不少言志遣怀、登临怀古、感时伤世或歌颂升平的题材，也有表达林泉逸兴、善良祝愿、情操高尚、人格伟大的作品，尤其当汉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词人发出了悲壮激烈的时代强音，汇为一股振奋人心的爱国思想的潮流。凡此种种，我们都易于认识，亦易于见到它们深刻的意义。
在宋词里，估计最少有百分之六十的作品都属艳科，即涉及恋情的。我们对于这部分作品应当怎样认识呢？我以为应从文化的意义去理解。爱情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各个时代的人们却赋予它特定的内容与色彩，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见到那个时代人们情感的一般历史，还可以见到一种很真实的时代精神。
宋人相信“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时常流露“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的想念，表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著，流连“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的情致，当壮志未酬而期待“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自然，宋人多在词里赞赏女性的形态之美，大胆地描述男欢女爱，表现心灵的颤动，歌颂甜蜜的幸福。正因宋人在词里写出了个体生命的真实，服从了新的规律，词才成为时代文学的。在艳科题材里，作者流露了真实情感，于是往往不自觉地表现了主体的精神品格。因此这类作品就其品格而言，是存在各种等级的。
宋人许多春愁闺怨与离别相思之作，虽然表现了蔑视礼法，冲破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争取爱情自由，敢于向阻碍获取幸福的社会因素斗争的反抗精神，但他们并不坚决，没有付出最大的代价，结成的是苦涩的果实，留下了永生的遗憾。他们幽会时总是“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他们注定缘悭分浅，“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他们魂牵梦绕，再见无期，“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只得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作为慰藉；他们往往辛酸地饮下人生这杯苦酒，“到头难灭景中情”，未了今生，亦不希望于来生，因为“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从这里可见到我们民族曾经遭受过的精神生活的压抑与不幸。因社会性的制约势力过于强大，宋代词人是不能充分展示个人的本质力量而高唱胜利之歌的。
词为艳科，这是由词体文学产生的社会环境与传播的文化条件所决定的，表明它就体性而言最适于表达爱情题材，而且概括了宋词题材内容的基本情形。宋人思想的活跃与欲望的增强，尤其受到新兴市民思潮的影响而具有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这在词体文学里表现得鲜明而深刻。
（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6期，有删改）
1.下列关于“宋词”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宋词是宋朝最为兴盛的文学样式，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非常丰富，对后世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唐诗和宋诗。
B．作为精巧严密的古典格律诗体，宋词拥有众多的作家作品，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
C．在宋词里，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属艳科，即涉及男女恋情的，这是由词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传播的文化条件所决定的。
D．因为受自身体性的局限，宋词没有出现像宋诗那样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
2.下列不属于宋词“被誉为‘时代文学’”的原因的一项是
A．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顶峰，其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现存的八百余种词调，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宋人创制和使用的。
B．当汉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词人能发出悲壮激烈的时代强音，汇聚成振奋人心的爱国思想潮流。
C．宋词描绘出了那个时代人们情感的一般历史，体现出很真实的时代精神，也反映了民族遭受过的精神压抑与不幸。
D．爱情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而在宋词里，最少有百分之六十的作品都涉及恋情。但就其品格而言，是存在各种等级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宋词音韵格律苛严，创作起来比较困难，但仍出现了多样化的题材，反映出人们的不同愿望，并产生了情操高尚、人格伟大的作品。
B．因为宋词是当时的“时代文学”，所以宋人敢于在词里赞赏女性的形态之美，敢于大胆地描述男欢女爱，从而写出了个体生命的真实。
C．宋词表现了蔑视礼法，冲破传统道德观念束缚的愿望，但因为社会性的制约势力过于强大，词人写下的多为哀怨缠绵之曲，无法高唱胜利之歌。
D．宋人思想活跃，欲望增强，受到新兴市民思潮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这些在宋词中都有鲜明而深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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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高华平
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经文本的文体形式及传播方式，影响了中国古代文
体的存在形态并促成新文体的产生。汉传的佛经文献主要由梵文写成，因此中土的佛教徒接受佛经，首先就要面对梵文。梵文为拼音文字，古印度人创立了一种关于梵文拼写规则的理论叫“声明论”。这种“声明论”传入中国以后，即被汉地文人摹拟于佛经的转读，并因此发明了“四声”。陈寅恪指出，正由于佛经传译使印度“声明论”在中土传播，文人们“于是创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而这种注重汉字声律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诗歌创作，便使中国诗歌固有的通过节奏、韵步求和谐的路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以追求文字平仄交替、低昂互节效果的新诗体——“近体诗”或“格律诗”——史书一般称此为“永明体”。“永明体”的出现，是中国诗歌体裁发生的一次根本的变化，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文体原有的发展方向。
此外，在佛教经典文本形式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也由先秦两汉记“街谈巷语”的“谈丛”，变成为一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文学体裁。赞颂、传记体裁，前者转变成了韵散兼行的形式，后者则变成了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游记”或“旅行记”。
当然，最能反映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发生影响的，是从中古时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具有模拟佛经文体性质的、宣传经义或世俗故事以吸引信众的新文体、俗文体，重要的如变文、俗赞、偈颂、戏曲等。例如“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变文的，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找到。我们知道，印度的文籍，很早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大约曾经竭力的讲经的时候，模拟这种新的文体，以吸引听众的注意”（郑振铎），因此，完全可以说“变文”是佛教经典文体引起中国佛教文士的模拟而新创造的一种俗文体。再如俗赞、偈颂。前者已由原先“褒贬兼施”或“义兼褒贬”（《文心雕龙•颂赞》）的文体，变成了敦煌文书中的《南宗赞》《太子入山修道赞》和《大藏经》中的《转经道行愿往净土法事赞》《往生礼赞偈》等歌唱偈赞；后者则由佛经中的“应颂”或“重颂”变化而，是类似于中国诗歌的印度品种。而戏曲，更明显是佛经韵散兼行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形式：“完全是由印度传入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方面的这种影响既给中国古代文学贡献出了大量的“俗文体”，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学，正如鲁迅所说，“歌、诗、词、曲原是民间之物”，只是后变成了正统文学的一部分，变成僵尸而走向衰亡了。佛教文献的输入，一方面无疑给这些快枯萎的生命注入了生机；另一方面又在中西（天竺）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迸发出新生命的胚芽，形成了很多新的品种。文学随佛教的传播，得以重回民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重新赢得了广大的受众。
1.下列关于中国古代受佛经文献影响而产生的新文体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永明体是在注重汉字声律的理论基础之上产生的追求文字平仄交替、低昂互节效果的新诗体。
B．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是由佛教经典文本形式演化而产生的一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文学体裁。
C．变文是中国佛教文士模拟佛教经典而新创造的一种用散文讲、用韵文唱的俗文体。
D．戏曲是由韵散兼行形式的佛经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是由印度传入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汉地文人将传入中国的古代印度的“声明论”摹拟于佛经的转读，并因此发明了“四声”。
B．中古时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宣传经义或世俗故事以吸引信众的新文体、俗文体，这些文体大
多具有模拟佛经文体的性质。
C．赞颂、传记受佛教经典文本形式影响，变成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游记”“旅行记”。
D．偈颂是由佛经中的“应颂”或“重颂”变化而，其形式类似于中国诗歌，却深深烙下印度的印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永明体”的出现改变了中国诗歌固有的通过节奏、韵步求和谐的路径，使中国诗歌体裁发生根本
变化。
B．文章引用陈寅恪、郑振铎、鲁迅的言论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形式受佛教文献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具有
很强的说服力。
C．佛教文献为中国古代文学贡献出了大量的“俗文体”，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方面的这种影响极大地
推进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
D．佛教文献的输入引发了中西（天竺）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迸发出新生命的胚芽，形成了很多新的品种，
使文学重回民间，赢得广大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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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高华平
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经文本的文体形式及传播方式，影响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存在形态并促成新文体的产生。汉传的佛经文献主要由梵文写成，因此中土的佛教徒接受佛经，首先就要面对梵文。梵文为拼音文字，古印度人创立了一种关于梵文拼写规则的理论叫“声明论”。这种“声明论”传入中国以后，即被汉地文人摹拟于佛经的转读，并因此发明了“四声”。陈寅恪指出，正由于佛经传译使印度“声明论”在中土传播，文人们“于是创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而这种注重汉字声律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诗歌创作，便使中国诗歌固有的通过节奏、韵步求和谐的路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以追求文字平仄交替、低昂互节效果的新诗体——“近体诗”或“格律诗”——史书一般称此为“永明体”。“永明体”的出现，是中国诗歌体裁发生的一次根本的变化，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文体原有的发展方向。
此外，在佛教经典文本形式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也由先秦两汉记“街谈巷语”的“谈丛”，变成为一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文学体裁。赞颂、传记体裁，前者转变成了韵散兼行的形式，后者则变成了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游记”或“旅行记”。
当然，最能反映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发生影响的，是从中古时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具有模拟佛经文体性质的、宣传经义或世俗故事以吸引信众的新文体、俗文体，重要的如变文、俗赞、偈颂、戏曲等。例如“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变文的，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找到。我们知道，印度的文籍，很早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大约曾经竭力的讲经的时候，模拟这种新的文体，以吸引听众的注意”（郑振铎），因此，完全可以说“变文”是佛教经典文体引起中国佛教文士的模拟而新创造的一种俗文体。再如俗赞、偈颂。前者已由原先“褒贬兼施”或“义兼褒贬”（《文心雕龙•颂赞》）的文体，变成了敦煌文书中的《南宗赞》《太子入山修道赞》和《大藏经》中的《转经道行愿往净土法事赞》《往生礼赞偈》等歌唱偈赞；后者则由佛经中的“应颂”或“重颂”变化而，是类似于中国诗歌的印度品种。而戏曲，更明显是佛经韵散兼行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形式：“完全是由印度传入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佛教文献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方面的这种影响既给中国古代文学贡献出了大量的“俗文体”，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学，正如鲁迅所说，“歌、诗、词、曲原是民间之物”，只是后变成了正统文学的一部分，变成僵尸而走向衰亡了。佛教文献的输入，一方面无疑给这些快枯萎的生命注入了生机；另一方面又在中西（天竺）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迸发出新生命的胚芽，形成了很多新的品种。文学随佛教的传播，得以重回民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重新赢得了广大的受众。
1.下列关于中国古代受佛经文献影响而产生的新文体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变文是中国佛教文士模拟佛教经典而新创造的一种用散文讲、用韵文唱的俗文体。
B．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是由佛教经典文本形式演化而产生的一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文学体裁。
C．永明体是在注重汉字声律的理论基础之上产生的追求文字平仄交替、低昂互节效果的新诗体。
D．戏曲是由韵散兼行形式的佛经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是由印度传入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中古时代起，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宣传经义或世俗故事以吸引信众的新文体、俗文体，这些文体大多具有模拟佛经文体的性质。
B．汉地文人将传入中国的古代印度的“声明论”摹拟于佛经的转读，并因此发明了“四声”。
C．赞颂、传记受佛教经典文本形式影响，变成有一定传奇色彩的“游记”“旅行记”。
D．偈颂是由佛经中的“应颂”或“重颂”变化而，其形式类似于中国诗歌，却深深烙下印度的印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永明体”的出现改变了中国诗歌固有的通过节奏、韵步求和谐的路径，使中国诗歌体裁发生根本变化。
B．文章引用陈寅恪、郑振铎、鲁迅的言论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形式受佛教文献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C．佛教文献为中国古代文学贡献出了大量的“俗文体”，对中国古代文体形式方面的这种影响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
D．佛教文献的输入引发了中西（天竺）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迸发出新生命的胚芽，形成了很多新的品种，使文学重回民间，赢得广大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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