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一代儒宗马一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的多。”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诗歌造诣极高,从11岁的神童诗到临终的绝笔诗,皆融入其性情与学问。他11岁即能依题限韵作出好诗。临终作《拟告别亲友》诗虽短短四十言,但集儒、释、道为一体,诗歌情感真挚,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作出。熊十力早年曾评价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除精通书法外,马一浮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梁漱溟认为马一浮是儒学界的“宗主”,与马一浮精通诗歌、绘画、书法以及在纷扰世俗、动荡时局中志坚性醇的表现不无关系。
B. 精通艺术和儒学的马一浮曾将二者联系起来,他认为绘事最终应归于仁,达到心中的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的丑恶师。
C. 文章的题目是“一代儒宗马一浮”,但在行文的过程中却写到了他对西方之学的热衷,这样写有游离文章主线之嫌疑。
D. 马一浮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肯定,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认为六艺之间有统摄关系,西学也合乎六艺之道,作者肯定了他的说法。
2.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请问“高人逸士”的品性在马一浮身上是如何体现的?请简要概括。
3.马一浮的儒学主张有哪些独到之处?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理解。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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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儒宗马一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的多。”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诗歌造诣极高,从11岁的神童诗到临终的绝笔诗,皆融入其性情与学问。他11岁即能依题限韵作出好诗。临终作《拟告别亲友》诗虽短短四十言,但集儒、释、道为一体,诗歌情感真挚,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作出。熊十力早年曾评价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除精通书法外,马一浮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梁漱溟认为马一浮是儒学界的“宗主”,与马一浮精通诗歌、绘画、书法以及在纷扰世俗、动荡时局中志坚性醇的表现不无关系。
B. 精通艺术和儒学的马一浮曾将二者联系起来,他认为绘事最终应归于仁,达到心中的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的丑恶师。
C. 文章的题目是“一代儒宗马一浮”,但在行文的过程中却写到了他对西方之学的热衷,这样写有游离文章主线之嫌疑。
D. 马一浮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肯定,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认为六艺之间有统摄关系,西学也合乎六艺之道,作者肯定了他的说法。
2.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请问“高人逸士”的品性在马一浮身上是如何体现的?请简要概括。
3.马一浮的儒学主张有哪些独到之处?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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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一代儒宗马一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的多。”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诗歌造诣极高,从11岁的神童诗到临终的绝笔诗,皆融入其性情与学问。他11岁即能依题限韵作出好诗。临终作《拟告别亲友》诗虽短短四十言,但集儒、释、道为一体,诗歌情感真挚,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作出。熊十力早年曾评价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除精通书法外,马一浮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不恰当的两项是( )
A.梁漱溟认为马一浮是儒学界的“宗主”,与马一浮精通诗歌、绘画、书法以及在纷扰世俗、动荡时局中志坚性醇的表现不无关系。
B.马一浮启蒙早,幼年跟着母亲学文,才智极高,以至于后来他父亲请来的郑举人也辞馆不教,父亲也不延师。
C.文章的题目是“一代儒宗马一浮”,但在行文的过程中却写到了他对西方之学的热衷,这样写有游离文章主线之嫌疑。
D.精通艺术和儒学的马一浮曾将二者联系起来,他认为绘事最终应归于仁,达到心中的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的丑恶。
E.马一浮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肯定,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认为六艺之间有统摄关系,西学也合乎六艺之道,作者肯定了他的态度。
(2)文章是通过什么手法介绍马一浮的“儒学主张”的,这些主张包括哪些内容?
(3)材料多处引用他人对马一浮的评价有何作用?请举例简要说明。
(4)有人认为马一浮人生能有大成,这与他读书特别多、中西结合是有关联的,但也有人认为这与他自己的天赋有更大关系。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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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一代儒宗马一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的多。”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除精通书法外,马一浮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①,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注释】①绘事:绘画;绘画之事;图画。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恰当的一项是
A. 马一浮启蒙早,幼年跟着母亲学文,才智极高,以至于后来他父亲请来的郑举人也辞馆不教,父
亲也不延师。
B. 文章的题目是“一代儒宗马一浮”,但在行文的过程中却写到了他对西方之学的热衷,这样写是为了突出他的学术涉猎范围之广,学问广博。
C. 精通艺术和儒学的马一浮曾将二者联系起来,他认为绘事最终应归于仁,达到心中的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的丑恶。
D. 马一浮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肯定,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认为六艺之间有统摄关系,西学也合乎六艺之道,作者肯定了他的观点。
2.文章介绍了马一浮的哪些“儒学主张”?请简要概括。
3.此文中多处引用他人对马一浮的评价,有何作用?请举例简要说明。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一 代 儒 宗 马 一 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的多。”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诗歌造诣极高,从11岁的神童诗到临终的绝笔诗,皆融入其性情与学问。他11岁即能依题限韵作出好诗。临终作《拟告别亲友》诗虽短短四十言,但集儒、释、道为一体,诗歌情感真挚,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作出。熊十力早年曾评价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除精通书法外,马一浮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不恰当的一项是( )
A.梁漱溟认为马一浮是儒学界的“宗主”,与马一浮精通诗歌、绘画、书法以及在纷扰世俗、动荡时局中志坚性醇的表现不无关系。
B.马一浮启蒙早,幼年跟着母亲学文,才智极高,以至于后来他父亲请来的郑举人也辞馆不教,父亲也不延师。
C.精通艺术和儒学的马一浮曾将二者联系起来,他认为绘事最终应归于仁,达到心中的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的丑恶。
D.马一浮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肯定,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认为六艺之间有统摄关系,西学也合乎六艺之道,作者肯定了他的态度。
2.文章是通过什么手法介绍马一浮的“儒学主张”的,这些主张包括哪些内容?
3.材料多处引用他人对马一浮的评价有何作用?请举例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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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钱穆: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60年,耶鲁大学把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了当代大儒钱穆,他们这样评价说:“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个大儒的人,却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从1912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学校任教,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十年面壁,钱穆终于找到自己的治学门径,专治儒学和史学,自称“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学概述·序》)钱穆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研究对象,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中国文化精神·序》)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此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罗义俊)
钱穆后来到北大任教,胡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孔子早于老子,他却认为老子早于孔子。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他也毫不掩饰,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当时胡适声誉日隆,敢这样批评他的在北大也仅钱穆一人而已。
钱穆治学讲究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由博而精。“先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小。”他从自己十年苦读中领悟到,求速成找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治学者应该“厚积薄发”;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郦家驹《追忆钱宾四师往事数则》)他虽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有好书就借来一读。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钱穆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他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认为“读书当细辨精粗”,“读书当求识书背后之作者”。而且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对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礼敬之心,这样才能有所得。
(选自欧阳悟道《民国那些范儿》,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钱穆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是从一次读曾国藩家书中得到启发,开始自学成才的。
B.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在爱国之心的激励下,钱穆对中国史学和儒学深入研究,著作等身。
C.钱穆不顾及顾颉刚,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的观点是错的,这说明钱穆将学术放在第一位而置恩情于不重要的位置。
D.钱穆虽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借学生的书读,说明他放得下架子,治学不拘一格。
E.钱穆认为治学应有大视野,只要博览群书,多思考,触类旁通,治学就有成就。
2.作为评传,本文有多处文字对传主进行了评论,请找出两处,并分析其作用。
3.文章分别写到顾颉刚和胡适,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4.钱穆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全文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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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25分)
钱穆: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60年,耶鲁大学把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了当代大儒钱穆,他们这样评价说:“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个大儒的人,却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从1912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学校任教,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十年面壁,钱穆终于找到自己的治学门径,专治儒学和史学,自称“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学概述·序》)钱穆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研究对象,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中国文化精神·序》)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此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罗义俊)
钱穆后来到北大任教,胡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孔子早于老子,他却认为老子早于孔子。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他也毫不掩饰,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当时胡适声誉日隆,敢这样批评他的在北大也仅钱穆一人而已。
钱穆治学讲究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由博而精。“先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小。”他从自己十年苦读中领悟到,求速成找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治学者应该“厚积薄发”;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郦家驹《追忆钱宾四师往事数则》)他虽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有好书就借来一读。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钱穆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他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认为“读书当细辨精粗”,“读书当求识书背后之作者”。而且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对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礼敬之心,这样才能有所得。
(选自欧阳悟道《民国那些范儿》,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5分)
A.钱穆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是从一次读曾国藩家书中得到启发,开始自学成才的。
B.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在爱国之心的激励下,钱穆对中国史学和儒学深入研究,著作等身。
C.钱穆不顾及顾颉刚,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的观点是错的,这说明钱穆将学术放在第一位而置恩情于不重要的位置。
D.钱穆虽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借学生的书读,说明他放得下架子,治学不拘一格。
E.钱穆认为治学应有大视野,只要博览群书,多思考,触类旁通,治学就有成就。
(2)作为评传,本文有多处文字对传主进行了评论,请找出两处,并分析其作用。(6分)
(3)文章分别写到顾颉刚和胡适,这样写有什么好处?(6分)
(4)钱穆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全文进行探究。(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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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钱穆: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60年,耶鲁大学把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了当代大儒钱穆,他们这样评价说:“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个大儒的人,却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从1912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学校任教,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十年面壁,钱穆终于找到自己的治学门径,专治儒学和史学,自称“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学概述·序》)钱穆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中国文化精神·序》)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此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罗义俊)
钱穆后来到北大任教,胡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孔子早于老子,他却认为老子早于孔子。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他也毫不掩饰,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当时胡适声誉日隆,敢这样批评他的在北大也仅钱穆一人而已。
钱穆治学讲究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由博而精。“先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小。”他从自己十年苦读中领悟到,求速成找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治学者应该“厚积薄发”;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郦家驹《追忆钱宾四师往事数则》)他虽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有好书就借来一读。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钱穆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他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认为“读书当细辨精粗”,“读书当求识书背后之作者”。而且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对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礼敬之心,这样才能有所得。
(选自欧阳悟道《民国那些范儿》,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钱穆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是从一次读曾国藩家书中得到启发,开始自学成才的。
B.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在爱国之心的激励下,钱穆对中国史学和儒学深入研究,著作等身。
C.钱穆不顾及顾颉刚,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的观点是错的,这说明钱穆将学术放在第一位而置恩情于不重要的位置。
D.钱穆虽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借学生的书读,说明他放得下架子,治学不拘一格。
E.钱穆认为治学应有大视野,只要博览群书,多思考,触类旁通,治学就有成就。
(2)作为评传,本文有多处文字对传主进行了评论,请找出两处,并分析其作用。
(3)文章分别写到顾颉刚和胡适,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4)钱穆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全文进行探究。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王润泽
方汉奇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方先生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所涉研究方向要正确,框架体系要经得住实践检验,史料也要全面重新开拓。
方先生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特点时说:“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做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言论。”
方先生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料第一、多打深井、厚积薄发,这是先生研究新闻史的特色,也是特长。
和许多研究者不同,方先生的研究之路始于高中时代的集报活动,到大学时,他已集有1400多种报刊,而且不少是“海内孤本”。他集报最多时有3000多种、5000余份(1947年10月)。
正是利用如此丰富的一手史料,方先生大二时(1948年6月)就写出13600多字的新闻史文章《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8期。
由于一手史料丰富,方先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很多,如第一次关于中国最早官报雏形“敦煌进奏院状”的研究,关于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开元杂报》的研究,第一次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文革”期间,方先生下放到江西,出发时带去所有书籍,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作学术积累。他曾写下10万张学术卡片,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得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有中国珍贵的唐归义军“敦煌进奏院状”原件,便邀请驻英的新华社记者孙文方帮忙调阅誊录,开始对这份报纸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开元杂报》等其他唐代文献记录,考证出“邸报”的出现不会晚于唐朝,中国官报雏形从唐朝就开始了,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肇始。这一系列结论目前被大部分新闻史学者接受并认可。
我曾经用三层境界来诠释方先生的史料解读功夫: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最难的是最后一部分。
方先生对历史背景和文献勾连有着深厚的积淀。如果没有对汉以降“邸”制的清晰了解,对邸吏制度和地位的详细考察,如果没有对唐宋以降各种官职和机构的了然于胸,对宋以来各种文化活动、出版技术的熟知,甚至对文人在文字音形上的变通嗜好,想厘清各种正史中所忽略的新闻传播史,是不可能的。
方先生曾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属于文化史的部分”。后来,有人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是否应该对“报刊”先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后才能进行研究,否则会影响中国新闻史的合法性。先生则表示,欢迎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各有所长、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彼此交流,共同提高。
我曾跟方先生闲谈,如果各种研究流派都兴旺起来,或许先生的研究也可以称为“方汉奇学派”?先生回答说:“我不喜欢标新立异,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史学工作者。”
我是在工作之后跟随方先生读博的,由于工作关系能常常陪伴在先生左右,耳提面命,而他的那种平和之力却无法言传。时间越久,就越品出学问之味。既然献身学术,就要好好做下去。学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就是学术,不在于教授几级,不在于头衔几何,甚至无论课题多少,也不在评奖高低,仅仅是一份执着和坚持,正如先生所言,不怕慢,不要停。
钱穆先生曾总结过中西学术本质的不同,西学为学术之学,喜欢概念和理论的创立创新,而中学为“治平”之学,是人性和学问的统一,因此中学学术之最高境界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统一。在方先生这里,我看到了这样的统一,他树立了学者的“标杆”。
(原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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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汉奇,1926年12月出生于广东。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人们不称他教授,亦不称老师,而是尊称“方先生”。
②2016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迎来九十寿辰。之前,《人民日报》《新闻爱好者》《新闻春秋》等多家媒体纷纷组稿,刊发系列文章为方先生祝寿。而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学界的祝贺更是数不胜数,方先生“感谢大家善颂善祷”,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开始被世人进行研究了。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方汉奇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B. 方汉奇对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他从高中时就开始收集报刊,到大学时就达1400多种,截止1947年10月就收集了3000多种报刊。
C. “文革”期间,方汉奇被下放到江西,临行时他不忘带去所有书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制作了10万张学术卡片做学术积累,以期“文革”之后继续进行研究。
D. 方汉奇有时说话风趣幽默,在他九十岁寿辰期间,不少媒体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祝贺,他在感激之余,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 方汉奇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并不满意,认为立场观点陈旧,对报刊的介绍有失公允,带有偏见,甚至有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错误言论。
B. 方汉奇对新闻史的研究情有独钟,源于高中时期收集报刊的习惯一直未变,大学期间还收藏了不少“海内孤本”,并公开发表了长篇新闻史研究文章。
C. 方汉奇开放性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如对中国最早官报雏形的研究,对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的研究,对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D. 方汉奇对史料的解读功夫有三层境界,即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但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部分。
E. 正文作者是方汉奇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形影不离的陪伴,使作者感受到方先生的平和之力,同时也感受到方先生对于学问、对于做人的观点以及态度。
3.作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作者称其为学者的“标杆”。从他治学与做人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王润泽
方汉奇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方先生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所涉研究方向要正确,框架体系要经得住实践检验,史料也要全面重新开拓。
方先生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特点时说:“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做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言论。”
方先生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料第一、多打深井、厚积薄发,这是先生研究新闻史的特色,也是特长。
和许多研究者不同,方先生的研究之路始于高中时代的集报活动,到大学时,他已集有1400多种报刊,而且不少是“海内孤本”。他集报最多时有3000多种、5000余份(1947年10月)。
正是利用如此丰富的一手史料,方先生大二时(1948年6月)就写出13600多字的新闻史文章《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8期。
由于一手史料丰富,方先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很多,如第一次关于中国最早官报雏形“敦煌进奏院状”的研究,关于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开元杂报》的研究,第一次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文革”期间,方先生下放到江西,出发时带去所有书籍,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作学术积累。他曾写下10万张学术卡片,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得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有中国珍贵的唐归义军“敦煌进奏院状”原件,便邀请驻英的新华社记者孙文方帮忙调阅誊录,开始对这份报纸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开元杂报》等其他唐代文献记录,考证出“邸报”的出现不会晚于唐朝,中国官报雏形从唐朝就开始了,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肇始。这一系列结论目前被大部分新闻史学者接受并认可。
我曾经用三层境界来诠释方先生的史料解读功夫: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最难的是最后一部分。
方先生对历史背景和文献勾连有着深厚的积淀。如果没有对汉以降“邸”制的清晰了解,对邸吏制度和地位的详细考察,如果没有对唐宋以降各种官职和机构的了然于胸,对宋以来各种文化活动、出版技术的熟知,甚至对文人在文字音形上的变通嗜好,想厘清各种正史中所忽略的新闻传播史,是不可能的。
方先生曾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属于文化史的部分”。后来,有人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是否应该对“报刊”先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后才能进行研究,否则会影响中国新闻史的合法性。先生则表示,欢迎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各有所长、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彼此交流,共同提高。
我曾跟方先生闲谈,如果各种研究流派都兴旺起来,或许先生的研究也可以称为“方汉奇学派”?先生回答说:“我不喜欢标新立异,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史学工作者。”
我是在工作之后跟随方先生读博的,由于工作关系能常常陪伴在先生左右,耳提面命,而他的那种平和之力却无法言传。时间越久,就越品出学问之味。既然献身学术,就要好好做下去。学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就是学术,不在于教授几级,不在于头衔几何,甚至无论课题多少,也不在评奖高低,仅仅是一份执着和坚持,正如先生所言,不怕慢,不要停。
钱穆先生曾总结过中西学术本质的不同,西学为学术之学,喜欢概念和理论的创立创新,而中学为“治平”之学,是人性和学问的统一,因此中学学术之最高境界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统一。在方先生这里,我看到了这样的统一,他树立了学者的“标杆”。
(原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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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汉奇,1926年12月出生于广东。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人们不称他教授,亦不称老师,而是尊称“方先生”。
②2016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迎来九十寿辰。之前,《人民日报》《新闻爱好者》《新闻春秋》等多家媒体纷纷组稿,刊发系列文章为方先生祝寿。而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学界的祝贺更是数不胜数,方先生“感谢大家善颂善祷”,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开始被世人进行研究了。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方汉奇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B.方汉奇对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史料第一,他从高中时就开始收集报刊,到大学时就达1400多种,截止1947年10月就收集了3000多种报刊。
C.“文革”期间,方汉奇被下放到江西,临行时他不忘带去所有书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制作了10万张学术卡片做学术积累,以期“文革”之后继续进行研究。
D.方汉奇有时说话风趣幽默,在他九十岁寿辰期间,不少媒体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祝贺,他在感激之余,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方汉奇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并不满意,认为立场观点陈旧,对报刊的介绍有失公允,带有偏见,甚至有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错误言论。
B.方汉奇对新闻史的研究情有独钟,源于高中时期收集报刊的习惯一直未变,大学期间还收藏了不少“海内孤本”,并公开发表了长篇新闻史研究文章。
C.方汉奇开放性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如对中国最早官报雏形的研究,对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的研究,对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D.方汉奇对史料的解读功夫有三层境界,即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但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部分。
E.正文作者是方汉奇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形影不离的陪伴,使作者感受到方先生的平和之力,同时也感受到方先生对于学问、对于做人的观点以及态度。
3.作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作者称其为学者的“标杆”。从他治学与做人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歌起源的探讨同艺术起源的探讨一样,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时至今日,用思维与文化的眼光重新考虑这一课题,似可区分出诗歌的二重起源——圣诗与俗诗,分别加以探讨,可以避免许多纠缠不清的死结,使问题逐步明朗化。
简单地讲,圣诗指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如祭祀歌词、咒词、祝祷之词、招魂曲词等等。圣诗起源较早,当与人类法术思想的成熟和语言的发生同步。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如古印度《吠陀》和《薄伽梵歌》、古伊朗的《阿维斯塔》、希伯来《圣经》中的诗篇、古埃及的《亡灵书》中的诗作、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中的颂神诗与创世史诗《艾努玛·艾利什》、古希腊文明中大部分失传了的诗体启示录等,便都是因及时见诸文字记载而保存至今的圣诗。俗诗是相对圣诗而言的,泛指一切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歌谣、韵语唱词等。俗诗的起源从理论上讲,当与圣诗不相上下,同样以人类语言能力的发生为前提。但由于二者在初民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地位大不相同,所以早期的俗诗大都因为无法及时记录为文字而湮没无闻了。《诗经》中的“颂”与“风”,大致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圣诗”与“俗诗”,而“雅”则介乎二者之间。
圣诗与俗诗虽同样古老,但其内容和形式却各具特色,相互之间既有影响作用,又明显地属于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产物。圣诗的溯源研究实际上必然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俗诗的根源则在于世俗文化,尤其是民间的文化。随着从原始到文明的演进,许多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圣诗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也就是从固定于仪式场合演唱的歌诗向非信仰的、文学性的说唱诗转变。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现存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以创世神话和祖先事迹为主题的长叙事诗,似可看作由仪式性的圣诗脱胎而来的产物,但它们同世俗的抒情歌诗并不同源。安德鲁·兰的看法是,应区分民歌与史诗的不同来源,他说:“民歌有长时期和普遍的流传是可以证明的;这些歌,是从民众嘴里和心里出来的,同那些艺术诗,由于贵族为得到一种只有他们能有的那种史诗而生的,可以说是正相反。”
按照这种看法,民歌出自民间,反映的是民众的世俗心声;史诗出自贵族,是个人性诗作的滥觞。如果参考当代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安德鲁·兰所区分的两类源头实际上正是“圣”与“俗”的区别。
与史诗相对的民歌或歌谣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世俗特性,是因为它们出自远离宗教圣事的民间下层阶级。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说的正是下层民歌创作的情况,与“美盛德”的宗教诗和史诗显然大异其趣。
(摘编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
1.下列对“圣诗”与“俗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圣诗与俗诗是学者运用当今的思维与文化的眼光来研究诗歌起源时清楚地区分出来的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源头。
B. 圣诗是指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即属于此类。
C. 俗诗泛指一切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歌谣、韵语唱词等,在初民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地位比不上圣诗。
D. 圣诗与俗诗虽然属于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产物,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但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将诗歌的起源区分出圣诗和俗诗两个不同的源头并分别加以探讨,虽然可以避免不少纠缠不清的死结,使问题逐步明朗化,但还不能很肯定地说彻底解决了诗歌起源的问题。
B. 文明早期的圣诗之所以能够被大部分记载下来并得以流传,可能是因为它在初民意识形态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C. 许多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圣诗从固定仪式场合演唱的歌诗变成非信仰的、文学性的、说唱性的俗诗,皆因圣诗与俗诗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可以相互转化。
D. 安德鲁·兰认为:民歌出自民间,反映的是民众的世俗心声;史诗出自贵族,是个人性诗作的滥觞。他的观点恰好说明诗歌的起源有“圣”与“俗”的区别。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理论上说,俗诗与圣诗起源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它们都以人类的语言能力的产生为前提,但圣诗源于宗教文化,俗诗源于世俗文化。
B. 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现存的以创世神话和祖先事迹为主题的史诗性质的长叙事诗,似可看作由仪式性的圣诗转化来的,但依然与源于世俗文化的俗诗不同。
C. 民歌或歌谣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世俗特性,是因为它们是下层百姓在自己的实际生活环境中创作的,歌者远离了圣诗作者那样的宗教目的,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D. 在世界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如希伯来《圣经》中的诗篇、中国的《诗经》等,都是当时及时地被文字记载下来而保存至今的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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