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与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1.关于《史记》和《汉书》的表述,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汉书》完成于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成书年代相差约180年。
B.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的思想并未受此影响,而班固则不同,这也是《史记》和《汉书》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支持当时政权。班固受其影响,并呈现于《汉书》的创作中。
B.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同儒家思想,但是作者个人气质的巨大差异使得《史记》和《汉书》文风差异明显,司马迁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
C.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D.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B. 《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按照官方正统观念把历史人物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仲尼之后即再无圣人,表现了极强的独尊儒术的态度。
C.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D. 《史记》中把项羽刻画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末路英雄的形象,与之相比,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这样的描述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汉书》完成于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这两部史书好像联袂而出,但成书年代却相差180年。
B.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C.《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D.《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没有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无腐儒气息。
C.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班固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
D.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行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D.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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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 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 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D. 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行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 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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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关于《史记》和《汉书》的表述,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汉书》完成于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成书年代相差约180年。
B.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的思想并未受此影响,而班固则不同,这也是《史记》和《汉书》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支持当时政权。班固受其影响,并呈现于《汉书》的创作中。
B.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同儒家思想,但是作者个人气质的巨大差异使得《史记》和《汉书》文风差异明显,司马迁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
C.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D.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B. 《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按照官方正统观念把历史人物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仲尼之后即再无圣人,表现了极强的独尊儒术的态度
C.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D. 《史记》中把项羽刻画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末路英雄的形象,与之相比,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这样的描述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与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1.关于《史记》和《汉书》的表述,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汉书》完成于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成书年代相差约180年。
B.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的思想并未受此影响,而班固则不同,这也是《史记》和《汉书》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支持当时政权。班固受其影响,并呈现于《汉书》的创作中。
B.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同儒家思想,但是作者个人气质的巨大差异使得《史记》和《汉书》文风差异明显,司马迁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
C.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D.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B. 《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按照官方正统观念把历史人物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仲尼之后即再无圣人,表现了极强的独尊儒术的态度。
C.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D. 《史记》中把项羽刻画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末路英雄的形象,与之相比,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这样的描述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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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三教九流,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的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不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 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 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班固坚持“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的写作原则。
D. 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形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 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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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司马迁与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1.关于《史记》和《汉书》的表述,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汉书》完成于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成书年代相差约180年。
B.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的思想并未受此影响,而班固则不同,这也是《史记》和《汉书》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支持当时政权。班固受其影响,并呈现于《汉书》的创作中。
B.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同儒家思想,但是作者个人气质的巨大差异使得《史记》和《汉书》文风差异明显,司马迁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
C.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D.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B. 《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按照官方正统观念把历史人物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仲尼之后即再无圣人,表现了极强的独尊儒术的态度。
C.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D. 《史记》中把项羽刻画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末路英雄的形象,与之相比,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这样的描述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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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 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 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D. 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行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 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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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 《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待,情节亦淡然松驰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作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镆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摘自 2007 年第 3 期《新华文摘》,有删改)
1.从文中看,下列不属于项羽殉难于东城的证据的一项是 ( )
A.据史料记载来看,项羽东城突围的可能性极小。
B.《史记》《汉书》等史书中都有项羽兵败并死于东城的记载。
C.项羽崛起于吴中,兵败垓下,愧对江东父老,无颜东渡乌江。
D.定远县内的许多遗址、遗迹均证实项羽“身死东城”。
2.下列各项不属于对项羽同情或肯定的是 ( )
A.《史记》中有“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般船待”的生动描写。
B.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频频质疑并作出种种臆度误解。
C.乌江一带流传着项羽欲东渡,乌江亭长般船待的佳话。
D.作者认为司马迁利用民间传闻来完善项羽这一英雄形象。
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项羽战死前的主要活动都在安徽定远县境内。
B.《史记》记述项羽败至东城和东城到乌江的细致程度不一样。
C.司马迁知道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在乌江而在东城。
D.项羽从嗟虞墩到阴陵,再到东城,最后死在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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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全书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和表,共一百三十篇。是二十四史之首,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B.《战国策》记载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主要记录了各国谋臣的策略和言论。
C.《烛之武退秦师》选自我国第一部叙事较详细的国别体著作《左传》,作者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以《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
D.《史记》中本纪记述皇帝,世家记述诸侯王,列传记述各方面的著名人物。项羽虽没做过皇帝,但他打入咸阳,号令诸侯,称霸一时,因此司马迁把他列入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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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学常识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
B.《战国策》的作者已不可考,该书后经汉代刘向整理编辑,全书共三十三篇,分国别编辑。
C.《鸿门宴》选自《史记•项羽本纪》,作者为司马迁。该书共130篇,其中有本纪10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表10篇、书10篇。
D.《记念刘和珍君》是一篇纪念和回忆性的散文,出自鲁迅的《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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