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 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 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D. 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行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 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三教九流,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的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不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 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 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班固坚持“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的写作原则。
D. 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形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 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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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 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 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D. 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行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 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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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关于《史记》和《汉书》的表述,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汉书》完成于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成书年代相差约180年。
B.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的思想并未受此影响,而班固则不同,这也是《史记》和《汉书》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支持当时政权。班固受其影响,并呈现于《汉书》的创作中。
B.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同儒家思想,但是作者个人气质的巨大差异使得《史记》和《汉书》文风差异明显,司马迁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
C.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D.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B. 《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按照官方正统观念把历史人物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仲尼之后即再无圣人,表现了极强的独尊儒术的态度
C.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D. 《史记》中把项羽刻画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末路英雄的形象,与之相比,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这样的描述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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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 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 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D. 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行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 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 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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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1.关于《史记》和《汉书》的表述,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汉书》完成于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成书年代相差约180年。
B.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的思想并未受此影响,而班固则不同,这也是《史记》和《汉书》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支持当时政权。班固受其影响,并呈现于《汉书》的创作中。
B.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同儒家思想,但是作者个人气质的巨大差异使得《史记》和《汉书》文风差异明显,司马迁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
C.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D.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B. 《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按照官方正统观念把历史人物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仲尼之后即再无圣人,表现了极强的独尊儒术的态度。
C.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D. 《史记》中把项羽刻画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末路英雄的形象,与之相比,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这样的描述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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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与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1.关于《史记》和《汉书》的表述,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汉书》完成于汉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成书年代相差约180年。
B. 《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C.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 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的思想并未受此影响,而班固则不同,这也是《史记》和《汉书》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支持当时政权。班固受其影响,并呈现于《汉书》的创作中。
B. 司马迁和班固都认同儒家思想,但是作者个人气质的巨大差异使得《史记》和《汉书》文风差异明显,司马迁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
C. 《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D. 《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较少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B. 《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按照官方正统观念把历史人物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仲尼之后即再无圣人,表现了极强的独尊儒术的态度。
C.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D. 《史记》中把项羽刻画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末路英雄的形象,与之相比,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这样的描述在《汉书》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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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学常识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
A.毛泽东常用旧体诗的形式来反映现代生活和思想感情,这类诗歌仍属于古典诗歌。如《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
B.《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它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C.《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全书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以记叙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
D.司马迁是我国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间的历史,全书1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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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关于文中的文化常识的解释,错误的一项是( )
A.《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B.《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它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因为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作品,所以它又被人们合称为“春秋三传”。
C.《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政治 主张和言行策略,后由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
D.在《鸿门宴》中,宴席的四面座位,以南向最尊,次为北向,再次为东向,最次为西向。我们从座次可看出双方力量的悬殊与项羽的自高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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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宸:工楷写耶稣
徐百柯
那一年的平安夜,并不平安。
狱中的赵紫宸忆起每年燕京大学庆祝圣诞的盛况,不禁凄然,不知夫人孤独在家,情何以堪,又不知天上人间,何等的远隔,于是吟诗曰“圣母有余哀”。圣诞清晨,他听得钟声传响,不由谨肃起来,复吟诗曰“在劫一心宁”。
北平沙滩红楼日本宪兵队,1941年的圣诞节,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囚禁中度过。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燕京大学,将十余位教授投入监狱,其中赵紫宸被羁达193天。
他在狱中坚守了中国人的气节和基督徒的信仰。教友本担忧“他的修养才识,拿来应付日虏,是绰有余裕的,但他的身体,并不强健,一旦困身囹圄,横遭暴虐,是否担当得住”,却欣喜发现“紫宸兄没有被痛苦所屈服,肉体的煎熬,精神的窘迫,反而使他更坚强地站立起来……在6个多月的虏狱生活中,他的信仰是更深刻,更超越,更纯化了”。
赵紫宸是耶稣的信徒。全世界曾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种文字描述过那么多耶稣的形象,其中一个人,用了我们最熟悉的语言,赞他为“独举的明月,高映的孤霞”。这是纯粹的汉语的意境,出于中国神学家笔下。
这位中国神学家很清楚,作《耶稣传》《基督传》的人,这两千年来,已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生平,比耶稣的还要多受人们的研究、解释与宣传;也没有一个人的生平,比耶稣的还要难懂、难解释。他之所以还要“凑热闹再来一本”,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中,到如今还没有人自出心裁,用独到的眼光,脱西洋的窠臼,做过这件事”,也因为“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人中,尤其是耶稣的中国弟子之中,很少有人认识耶稣的”。
1935年,赵紫宸在一种巨大的热忱中,22天内“睡得甚少,完全不运动,也不作他事”,一气呵成近17万字的《耶稣传》,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耶稣传记。
学术研究谓“本书集中反映了赵先生早期的自由主义神学”,然而对于普通信众乃至国人而言,再单纯不过,赵紫宸是以自身的体认和感悟,塑造了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可以仿效的、为国为民牺牲自我的人格典范。
这是一本基督教的书,也是一本中国的书。开篇是友人填的《满江红》二阕,题词是赵本人所填《东风第一枝》,书末的跋词则是赵所作的《满江红》。每章的标题,均为精心辑出的与所述耶稣事迹相对应的中国古籍:
第一章辑文天祥“宇宙方来事会长”,述耶稣时代;第二章辑庄子“而特不得其朕”,述耶稣幼年;第三章辑朱熹“全体大用无不明”,述耶稣的大觉悟……第七章辑杜甫“世上万事无不有”,述耶稣的奇能;第八章辑《论语》“循循然善诱人”,述耶稣的教训……第十二章辑陶渊明“心知去不归”,述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第十三章辑张载“而浑然中处”,述耶稣赴耶路撒冷途中的人事;第十四章辑李白“”,述耶稣挑战耶路撒冷的领袖……第十七章辑李商隐“上帝深宫闭九阍”,述耶稣受难;第十八章辑佛书“如是我闻”,述耶稣受难后的事情。
赵紫宸毕生致力于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如今,赵家仍留有他晚年所写的工楷:诸葛亮《前出师表》、文天祥《正气歌》以及张载《西铭》。儿女回忆,家中常见的情形是父亲手握一卷诗词,或是陶渊明、杜甫,或是苏东坡、辛弃疾。
《西铭》有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赵紫宸喜爱的这位宋代大儒,还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语,冯友兰曾赞此语概括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怀着对耶稣的感念、以工楷抄写《西铭》的那个赵紫宸形象,则立起了中国神学家的境界。
1948年,赵紫宸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1950年因抗议该会支持朝鲜战争而辞职。至今尚未有另一位中国基督徒担任过如此崇高的职位,因而教会中人视他为“在近二百年中国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拥有世界级领袖身份的杰出人物”。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赵紫宸在监狱中“没有被痛苦所屈服,肉体的煎熬,精神的窘迫,反而使他更坚强地站
立起来……”,这种表现说明了他用自己的坚强行动“书写”耶稣。
B.赵紫宸之所以又一次凑热闹写作一部中国人看得懂的《耶稣传》是因为他作为基督徒有责任有使命传播心中的圣神。
C.虽然基督教没有宣传爱国,虽然他是神学家,但他还是儒学继承者,所以他仍保留了一颗强烈的爱国心,还因抗议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支持朝鲜战争而辞职。
D.作者使用较多笔墨展示赵紫宸所写《耶稣传》的内容、体例,表现了他写作之艰辛,文字功底之深厚,对基督教研究之深刻。
E.文章构思精巧,颇具匠心。一是采用倒叙手法,先叙述赵紫宸在监狱中的表现,刻画一个典型的基督徒形象,吸引读者;二是围绕文题选择材料,组织有序。
(2)从赵紫宸写作《耶稣传》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3)“赵紫宸是耶稣的信徒”一句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4)宋代大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语与基督徒赵紫宸身上体现的精神彼此贯通,你认为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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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政治局里的“多余人”
何怀宏
1935年春天,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瞿秋白被捕,年仅36岁的他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之后不久即从容就义。
《多余的话》是2 0世纪革命文献里罕见的一篇内心独白。瞿秋白不仅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曾一度主持过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自认自己政治能力薄弱,担任政治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自认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旧时代的“文人”,而这种“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残余”。他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懦怯’’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和不敢的,而真正的懦怯更在缺乏政治上的自信力,没有为自己的见解奋斗的勇气。经常觉得对方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熟谙孔夫子的忠恕之道。当时担任第三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曾经为此批评过他。瞿秋白说,他自己有许多典型的“弱者的道德”一一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故此,他觉得自己在政治舞台上只是扮演一定的角色,而这毕竟不是自己的生活,他早已感到疲惫、厌倦。瞿秋白痛感自己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多余人”,早该下场了。
历史上的精英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念的人”,比如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等;还有一种是“行动的人”,比如政治家、宗教领袖、军事家等等。 “观念的人”对观念、思想有一种很强的感悟甚至创造能力,但也常常因此思想复杂,从而影响到行动的果决;有一种道德的洁癖,有的为了捍卫自己的理念而不肯做出任何妥协。 “行动的人”则往往基本见解一旦形成就坚定不移,敢于斗争而又善于妥协,不害怕弄脏自己的手,也不害怕流他人的血。因此不论是瞿秋白,还是在他之后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留美学生张闻天,看来都还有较多的知识分子脾气,他们对于政治权力似乎没有很强烈的欲望,这种最高权力往往像是送上门来的,即使得到了它,他们也似乎没有足够的牢牢把持住它的强烈意志和欲望。瞿秋白看来更是相当典型的“观念的人”而非 “行动的人”,且不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固执者,而是一个深具怀疑精神的人,同时他又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也是古代“读书种子”的后裔。传统社会曾经是这种读书人的天堂,而2 0世纪则成为他们的地狱,新的时代和社会已不再需要这种传统的士大夫文人。
但为什么瞿秋白还是一度进入了权力中枢?这或许是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认真刻苦做事,包括认真演好自己角色的人。他属于很早就到革命后的俄国去实地考察和留学的最初一批人,他虽然自认读马列的书不多,但比其他人还是读得较多。更重要的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以宣传鼓动为中心而不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所以, “观念的精英"在一个动员时代的早期还是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但是,他们很快就要被“行动的精荚”挤到一旁。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行动果断,善于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人将占据上风。除了极少的例外,原先思想启蒙的“动员者”将被暴风骤雨般的斗争所运动,原先的“改造者”也将被改造。比较好的一个办法,也许就是各种人各得其所,就像瞿秋白所说的,“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
鲁迅是瞿秋白的挚友,曾手书一集句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来表示他对瞿秋白的推重和欣赏。瞿秋白的文学著译相当精彩,若有机会专心文学,又假以时日,未始不能取得如“郭鲁茅巴’’之一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瞿秋白说,虽然他觉得自己枉费了一生精力在自己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但“也不觉得后悔"。我们好歹得爱自己的命运。
《多余的话》主要是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心灵交代和自我解剖,瞿秋自在临死前还思考了更深一层的灵魂问题,他在狱中赠给一位医生的照片上写道: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节选自《人物》2 0 11年第8期,有删改)
1.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瞿秋白痛感自己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多余人”,因此认为早该下场了,表明他对自己枉费了一生精力在自己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很后悔。
B.历史上的精英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念的人”,一种是“行动的人”。作者赞赏“观念的人”而贬斥“行动的人”。
C.瞿秋白的文学著译相当精彩,很受鲁迅的推重和欣赏。作者认为,如果有机会让瞿秋白专心文学,可能会取得如“郭鲁茅巴”之一所取得的文学成就。
D.瞿秋白1935年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是20世纪革命文献里罕见的一篇内心独白,是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心灵交代和自我解剖。
E.本篇传记写作思路切口小,从人性伦理的视角对中国现代史中众所周知的人物进行由远及近、由表及里的思考与探究。
2.请根据本传记节选部分内容,简要概括瞿秋白的性格特点。
3.文中作者说瞿秋白属于“相当典型的‘观念的人’”,请结合原文,简要概括其原因。
4.本文作者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定要有相当的现实感,是仰望星空的人,同时也是站在大地上的人。”请结合文中瞿秋白的事迹,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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