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领袖”考源
丁喜霞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常见“领袖”一词,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作名词时表示“同类人中的杰出者”“楷模”。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张角,钜鹿人,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为后汉末年黄巾贼之领袖。”作动词时词义是“做他人的楷模、为他人伸表率”。
“领袖”最早见于汉代文献,实际上是“衣服的领和袖”。如《庄子·徐无鬼》:“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郢人”《汉书音义》作“獿人”。服虔曰:“獿人,古之善涂塈者,施广领大袖以仰涂,而领袖不污,有小飞泥误著其鼻,因令匠石挥斤而斲之。”(《庄子集解》)在服虔注中,“领袖”与前文“广领大袖”相对应,表示“衣服的领和袖”意思甚明。
“领袖”为什么能表示“同类人中的杰出者”呢?让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组成这个词的两个字的意义和作用。“领”的本义是“脖子”。如《诗经·卫风·硕人》:“领如蝤蛴,齿如瓠犀。”毛传:“领,颈也。”按照认识规律和词义引申规律,衣服挨近脖子的部分也可称为“领”即“衣领”。如晋陶潜《闲情赋》:“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
我们今天所说的“袖”上古称为“袂”。汉代以前的“袖”是袂(衣袖)之长于手、反屈至肘的部分,相当于戏曲中的“水袖”。上古时“袂”为衣袖总称,说“袂”可以包括“袖”,说“袖”时只指局部,不能指全部的袖子。如《左传·襄公十四年》:“余狐裘而羔袖。”即狐皮的衣服袖上接了一段羔皮的袖头。《战国策·燕策三》和《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柯刺秦王:“左手把秦王之袖……自引而起,袖绝。”此句中“袖”即指袂之长于手的部分,因为是接上去的,就被拽断了。汉代以后,“袂”字逐渐消失,衣袖统称为“袖”。
“领”和“袖”之所以在文献中常常连称,一是因为在衣服的制作上二者都是另加的部分,又都起装饰的作用,二是因为二者都有特别的作用,提起领子,整件衣服就可以顺当地提起来,《荀子·劝学》:“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所谓“提纲挈领”即提住网的总绳和衣服的领子,比喻把问题简明扼要地提示出来。袖则常用以挥动示意并能表示礼节,《易经·归妹》王弼注:“袂,衣袖,所以为礼容者也。”孔颖达疏:“所举敛以为礼容。”由于“领”和“袖”在衣服上有重要作用,从而引申出“同类人中的杰出者”的比喻义。“领袖”的这个比喻义与组成这个词的两个词素义已不直接相关,两个词素已凝固而不可分,我们无法将表示“杰出人物”的“领袖”拆开用两个词素义的叠加来理解,因此,我们认为“领袖”已经由并列短语演变成为一个双音词。“领袖”成词的时代发生在两晋时期。
我们现在用“领袖”指称“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此义是从“同类人中之杰出者”引申而来的,早在明清时就已见用。《明史·曹于汴传》:“时绍徽、应甲附魏忠贤得志,必欲害于汴,属其党石三畏以东林领袖劾之,遂削夺。”
(选自2014年第3期《新华文摘》)
1.下列关于“领”和“袖”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领”字出现较早,最早在《诗经》中已有使用,“领如蝤蛴,齿如瓠犀”中的“领”即指人的脖颈
B.“袖”字最初是指袂中长于手、反屈至肘的那部分,如《左传》中“余狐裘而羔袖”中的“袖”就是。
C.“领袖”连用最早见于《庄子》,该书记录“郢人”(“獿人”)“施广领大袖以仰涂,而领袖不污”。
D.“领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常见在“同类人中的杰出者”或“做他人的楷模”等义项上被使用。
2.下列关于“‘领’和‘袖’在文献中常常连称”原因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领”和“袖”都是衣服的重要构件,都是另加的部分,且都有装饰性。
“领”和“袖”各自有特殊的作用,并由此给人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启迪。
“领”和“袖”由其本义引申而来的比喻义,让其最终合变成一合成词。
“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人”让“领袖”更加不能拆分。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3分)
在两晋时,“领袖”虽然有“楷模”的义项,但也见有“为后汉末年黄巾贼之领袖”,可见其感情色彩尚不全是褒义。
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有“左手把秦王之袖……自引而起,袖绝”的记载,因为“袖”是另接上去的,所以易“绝”。
“领袖”一旦当作“同类人中的杰出者”来看待,它就已成合成词了,因为它的意义和其中两个词素的意义不再直接关联。
“而领袖不污”和“属其党石三畏以东林领袖劾之”的“领袖”异中有同,因为它们的含义不同却都不再只是并列短语。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领袖”考源
丁喜霞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常见“领袖”一词,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作名词时表示“同类人中的杰出者”“楷模”。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张角,钜鹿人,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为后汉末年黄巾贼之领袖。”作动词时词义是“做他人的楷模、为他人伸表率”。
“领袖”最早见于汉代文献,实际上是“衣服的领和袖”。如《庄子·徐无鬼》:“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郢人”《汉书音义》作“獿人”。服虔曰:“獿人,古之善涂塈者,施广领大袖以仰涂,而领袖不污,有小飞泥误著其鼻,因令匠石挥斤而斲之。”(《庄子集解》)在服虔注中,“领袖”与前文“广领大袖”相对应,表示“衣服的领和袖”意思甚明。
“领袖”为什么能表示“同类人中的杰出者”呢?让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组成这个词的两个字的意义和作用。“领”的本义是“脖子”。如《诗经·卫风·硕人》:“领如蝤蛴,齿如瓠犀。”毛传:“领,颈也。”按照认识规律和词义引申规律,衣服挨近脖子的部分也可称为“领”即“衣领”。如晋陶潜《闲情赋》:“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
我们今天所说的“袖”上古称为“袂”。汉代以前的“袖”是袂(衣袖)之长于手、反屈至肘的部分,相当于戏曲中的“水袖”。上古时“袂”为衣袖总称,说“袂”可以包括“袖”,说“袖”时只指局部,不能指全部的袖子。如《左传·襄公十四年》:“余狐裘而羔袖。”即狐皮的衣服袖上接了一段羔皮的袖头。《战国策·燕策三》和《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柯刺秦王:“左手把秦王之袖……自引而起,袖绝。”此句中“袖”即指袂之长于手的部分,因为是接上去的,就被拽断了。汉代以后,“袂”字逐渐消失,衣袖统称为“袖”。
“领”和“袖”之所以在文献中常常连称,一是因为在衣服的制作上二者都是另加的部分,又都起装饰的作用,二是因为二者都有特别的作用,提起领子,整件衣服就可以顺当地提起来,《荀子·劝学》:“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所谓“提纲挈领”即提住网的总绳和衣服的领子,比喻把问题简明扼要地提示出来。袖则常用以挥动示意并能表示礼节,《易经·归妹》王弼注:“袂,衣袖,所以为礼容者也。”孔颖达疏:“所举敛以为礼容。”由于“领”和“袖”在衣服上有重要作用,从而引申出“同类人中的杰出者”的比喻义。“领袖”的这个比喻义与组成这个词的两个词素义已不直接相关,两个词素已凝固而不可分,我们无法将表示“杰出人物”的“领袖”拆开用两个词素义的叠加来理解,因此,我们认为“领袖”已经由并列短语演变成为一个双音词。“领袖”成词的时代发生在两晋时期。
我们现在用“领袖”指称“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此义是从“同类人中之杰出者”引申而来的,早在明清时就已见用。《明史·曹于汴传》:“时绍徽、应甲附魏忠贤得志,必欲害于汴,属其党石三畏以东林领袖劾之,遂削夺。”
(选自2014年第3期《新华文摘》)
1.下列关于“领”和“袖”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领”字出现较早,最早在《诗经》中已有使用,“领如蝤蛴,齿如瓠犀”中的“领”即指人的脖颈
B.“袖”字最初是指袂中长于手、反屈至肘的那部分,如《左传》中“余狐裘而羔袖”中的“袖”就是。
C.“领袖”连用最早见于《庄子》,该书记录“郢人”(“獿人”)“施广领大袖以仰涂,而领袖不污”。
D.“领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常见在“同类人中的杰出者”或“做他人的楷模”等义项上被使用。
2.下列关于“‘领’和‘袖’在文献中常常连称”原因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领”和“袖”都是衣服的重要构件,都是另加的部分,且都有装饰性。
“领”和“袖”各自有特殊的作用,并由此给人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启迪。
“领”和“袖”由其本义引申而来的比喻义,让其最终合变成一合成词。
“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人”让“领袖”更加不能拆分。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3分)
在两晋时,“领袖”虽然有“楷模”的义项,但也见有“为后汉末年黄巾贼之领袖”,可见其感情色彩尚不全是褒义。
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有“左手把秦王之袖……自引而起,袖绝”的记载,因为“袖”是另接上去的,所以易“绝”。
“领袖”一旦当作“同类人中的杰出者”来看待,它就已成合成词了,因为它的意义和其中两个词素的意义不再直接关联。
“而领袖不污”和“属其党石三畏以东林领袖劾之”的“领袖”异中有同,因为它们的含义不同却都不再只是并列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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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选自《中国国学网》)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不是人们的主动行为,而是战争、动乱等原因被迫进行的。
B. 从北方迁往南方的人员都地位低下的劳动人民,而具有一定权力的官员没有迁移到陌生的南方。
C. 从北方迁到南方,路途遥远,需要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因此,老人和小孩子能顺利到达南方的很少。
D. 原先,北方地区的经济要比南方地区的经济更发达,但随着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南方地区的经济超过了北方地区。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随着南方地区的开发、发展,南方逐渐改变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后来居上,打破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经济格局。
B. 面对一无所有的大量南迁人员,南方当地政府无力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此时,南方士族地主阶级刚好迫切需要劳动力。
C. 一直以来,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比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要发达得多,这一点,《吕氏春秋》等文献资料中有明确的记载。
D. 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随着人口南迁而向南传播,再向边疆地区渗透,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作了贡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埋藏人口南迁后,南方的农业生产有所发展;隋唐五代时期人口南迁后,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有了较大发展。
B. 古代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南迁带来的不仅是南方经济的崛起,也使我国古代各民族之间频繁互通,从而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C. 南方士族地主阶级具有贩积极性和北方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
D. 虽然在经济重心南移前南方地区的劳动经验等与北方劳动人民的相比要逊色很多,但是前者有些技术比后者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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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不是人们的主动行为,而是战争、动乱等原因被迫进行的。
B. 从北方迁往南方的人员都是地位低下的劳动人民,而具有一定权力的官员没有迁移到陌生的南方。
C. 从北方迁到南方,路途遥远,需要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因此,老人和小孩子能顺利到达南方的很少。
D. 原先,北方地区的经济要比南方地区的经济更发达,但随着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南方地区的经济超过了北方地区。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随着南方地区的开发、发展,南方逐渐改变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后来居上,打破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经济格局。
B. 面对一无所有的大量南迁人员,南方当地政府无力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此时,南方士族地主阶级刚好迫切需要劳动力。
C. 一直以来,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比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要发达得多,这一点,《吕氏春秋》等文献资料中有明确的记载。
D. 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随着人口南迁而向南传播,再向边疆地区渗透,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作了贡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南迁后,南方的农业生产有所发展;隋唐五代时期人口南迁后,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有了较大发展。
B. 古代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南迁带来的不仅是南方经济的崛起,也使我国古代各民族之间频繁互通,从而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C. 南方士族地主阶级具有开发江南的积极性和北方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
D. 虽然在经济重心南移前南方地区的劳动经验等与北方劳动人民的相比要逊色很多,但是前者有些技术比后者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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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之时,侠客的书写开始出现在诗歌中。魏晋诗歌中的男侠大多是边塞的少年侠客。他们的特质,总是自恋、爱美、高傲、挥霍无度、重友情而轻金钱和死生,甚至可以为友人或知遇者牺牲生命,然而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大多是诗人的想象之作。到了唐朝,这种书写传统有了很大的改变,促成了侠客诗风的发展高峰。唐朝诗歌的侠客传统,主要出现在边塞诗中。
唐朝边塞诗所描写的侠客,大多是胸怀大志的少年侠客,有些是住在西北边境、生活浪荡、喜欢逞凶斗狠的游侠儿,有些则是在长安、洛阳犯案之后逃到边塞的侠客。然而,当他们眼见西北外族入侵而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体内的另一种侠客情怀——爱国之情随之兴起,因而毅然从军报国。唐朝边塞诗中,就有许多的作品是描写侠客的从军报国。
然而对许多诗人侠客而言,从军只是纯粹的爱国表现。许多诗人与侠客甚至是反战的。从汉末到唐初,长期以来一直是战争频仍的乱世。到了盛唐,又因拓展疆域的政策而长年征战。到了中晚唐,更因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内战不断。侠客与诗人,甚至是平民百姓早已厌倦而害怕战争。在唐朝边塞诗中,许多作品深刻反映了诗人与侠客的厌战与反战的心态。特别是晚唐,除了内战之外,还有外族入侵。由于藩镇割据与内战的长期消耗,士兵与百姓,不管是在实质的体力还是精神上,都已经无法抵抗外族的入侵,因此有许多作品不仅主张反战,甚至大胆直言以投降的方式来争取和平。
报恩与报仇是侠客最显著的特质。报恩,尤其是报知遇之恩,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就已是侠客特质的标签。而这个特质,对诗人侠客也不例外。高适报答哥舒翰即是典型的例子。侠客复仇,不管是为知遇者、友人、国家、正义或是为自己复仇,一直是古典文学所称颂的侠客精神。侠客复仇,并不是文学所虚构出来的。从史料得知,从春秋战国、汉魏六朝、甚至到了唐朝,复仇风气在社会上一直都非常盛行。虽然复仇是侠客用来展现侠义精神的重要行为,但男性侠客与女性侠客在复仇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男侠客可以为知遇者、为朋友、为弱小、为国家、为正义、为自己复仇,但从来没有为家人复仇,而诗歌中的女侠,只为家人复仇。
唐朝边塞诗中有许多作品是描写诗人如何仰慕侠客的行为、如何借由从军以及打猎、放鹰等行为让自己感受侠客的豪放与英勇,从而想象自己就是侠客。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古代诗人总是向往侠客情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侠客精神长期以来对诗人有激励作用,尤其是诗人受到挫折之时。在这些困顿挫折的生活中,侠客精神就经常被诗人拿来作为疗伤止痛的抚慰。
除了少数诗人如李白善于剑术武艺之外,多数诗人都是文弱的书生,他们应该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弱体质是不可能与真实的侠客相比的,由此可见唐朝侠客诗风中所谓侠客,并不是与职业有关,而是指那些具有侠客特质的人。所谓侠客特质,一言以蔽之,侠之大者,不在于武,而在于侠。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诗歌的侠客书写,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了唐朝达到发展的高峰。唐朝诗歌的侠客传统主要体现在唐朝的边塞诗中。
B、唐朝侠客诗风改变了魏晋时期边塞诗多流于诗人想象的传统,常见的主题有从军报国、厌战反战、报恩复仇等。
C.唐朝侠客诗风中的侠客,是指那些具有行侠仗义、重友情、讲义气、爱国等侠客特质的人,泛化为一种精神气概。
D.唐代很多边塞诗人将英雄之梦寄托在诗歌之中,用来表达自己的追求、理想、情怀、愤懑以及对民主平等的向往。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无论是胸怀大志的少年侠客,还是犯案后逃到边塞的侠客,面对国家的危难大都会兴起爱国之情。
B.唐朝诗歌中描写侠客从军报国的作品注重将个人的理想抱负、价值取向与国家民族大义结合在一起。
C.诗人想象自己是侠客,将自我意识投射到诗歌中,目的是让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通过诗歌来实现。
D.报恩与报仇是侠客最显著的特质,为正义、为知遇者乃至为自己复仇,一直是古典文学所称颂的侠客精神。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侠客复仇既可见于文学作品,也可见于历史资料,从春秋到唐代,这种风气在社会上一直都非常盛行。
B.唐代侠客诗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盛唐时期见报国情,晚唐时期则见反战心。
C.诗歌中侠客的身影既有男侠也有女侠,不同的是:男侠从来不为家人复仇,女侠快意恩仇只为家人。
D.诗人体质文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幻想自己成为侠客,因为侠之道在于侠之精神,而不在于武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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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的政治学,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开始意识到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1.根据原文内容,以下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曹丕“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能迅速地得到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绝非偶然,其背后有着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B. 以曹丕为代表的一批贵族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他们刻意作文,从而显现出了诗文具备的自身价值和意义。
C. 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说明文学在当时仍不具备独立地位。
D. “文的自觉”始于魏晋,从此文学不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文学家也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2.以下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A. 曹丕对文章形式美的提倡,在曹植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这也是曹植在当时具有极高的文学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B. 曹丕认为人的寿命有限,富贵功名转瞬即逝,好的文章却可以不依托于外物而传于后世。所以从人生价值的角度看,写出传世的文章比位居帝王将相更有价值。
C. 鲁迅说曹丕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是因为相对于“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曹丕更强调文学本身的形式和艺术价值。
D. 司马相如、东方朔等语言大师也追求文章的形式,但其创作本身却是为了歌功颂德,娱乐皇帝,有着非常功利的目的,与“为艺术而艺术”相去甚远。
3.下列各项所述现象中,不属于对文章所述“文的自觉”的体现的一项是( )
A. 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区分了诗、赋、碑、诔等不同文体的文体特征。
B. 钟嵘的《诗品》强调“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干事?”把吟咏性情的诗和经事致用的经学儒术从创作特征上强调区别开。
C.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讲究声律的和谐、用字的绮丽、辞汇的对偶和用典,体现了对文章形式美的刻意追求,甚至因此使文章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受到限制。
D. 司马迁说自己创作史记的动机是“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称赞《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充分肯定了其经邦济世的历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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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炼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1.下列各项所述现象中,不属于对文章所述“文的自觉”的体现的一项是
A. 钟嵘的《诗品》强调“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干事?”把吟咏性情的诗和经事致用的经学儒术从创作特征上强调区别开。
B. 司马迁说自己创作史记的动机是“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称赞《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充分肯定了其文学成就。
C.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讲究声律的和谐、用字的绮丽、辞汇的对偶和用典,体现了对文章形式美的刻意追求,甚至因此使文章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受到限制。
D. 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区分了诗、赋、碑、诔等不同文体的文体特征。
2.以下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 曹丕对文章形式美的提倡,在曹植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这也是曹植在当时具有极高的文学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B. 曹丕认为人的寿命有限,富贵功名转瞬即逝,好的文章却可以不依托于外物而传于后世。所以从人生价值的角度看,写出传世的文章比位居帝王将相更有价值。
C. 鲁迅说曹丕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是因为相对于“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曹丕更强调文学本身的形式和艺术价值。
D. 司马相如、东方朔等语言大师也追求文章的形式,但其创作本身却是为了歌功颂德,娱乐皇帝,有着非常功利的目的,与“为艺术而艺术”相去甚远。
3.根据原文内容,以下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曹丕“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能迅速地得到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绝非偶然,其背后有着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B. 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说明文学在当时仍不具备独立地位。
C. 以曹丕为代表的一批贵族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他们刻意作文,让诗文开始具备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D. “文的自觉”始于魏晋,从此文学不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文学家也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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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1.下列各项所述现象中,不属于对文章所述“文的自觉”的体现的一项是
A. 钟嵘的《诗品》强调“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干事?”把吟咏性情的诗和经事致用的经学儒术从创作特征上强调区别开。
B. 司马迁说自己创作史记的动机是“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称赞《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充分肯定了其文学成就。
C.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讲究声律的和谐、用字的绮丽、辞汇的对偶和用典,体现了对文章形式美的刻意追求,甚至因此使文章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受到限制。
D. 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区分了诗、赋、碑、诔等不同文体的文体特征。
2.以下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 曹丕对文章形式美的提倡,在曹植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这也是曹植在当时具有极高的文学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B. 曹丕认为人的寿命有限,富贵功名转瞬即逝,好的文章却可以不依托于外物而传于后世。所以从人生价值的角度看,写出传世的文章比位居帝王将相更有价值。
C. 鲁迅说曹丕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是因为相对于“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曹丕更强调文学本身的形式和艺术价值。
D. 司马相如、东方朔等语言大师也追求文章的形式,但其创作本身却是为了歌功颂德,娱乐皇帝,有着非常功利的目的,与“为艺术而艺术”相去甚远。
3.根据原文内容,以下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曹丕“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能迅速地得到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绝非偶然,其背后有着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B. 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说明文学在当时仍不具备独立地位。
C. 以曹丕为代表的一批贵族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他们刻意作文,诗文从此开始具备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D. “文的自觉”始于魏晋,从此文学不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文学家也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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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列小题。
魏晋士人自然山水美学观的形成
①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王羲之等人的字,顾恺之的画,曹植等人的诗文,郦道元的写景文,宗炳的画论,无不是光芒万丈,奠定了后代艺术的根基与趋向。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陆机的《文赋》对创作类别特别是创作心理做了专门描述和探讨,这大概是中国美学史上的头一回。
②魏晋士人思想、文化、艺术活动十分活跃,儒、道、佛、玄诸家争鸣,彼此阐发;文人逃避现实,隐逸山林,自然山水成为回避人事扰攘的崇尚境界。对老庄哲学 “崇尚自然” 的再认识成了名士们寄情山水的思想基础。魏晋士人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山水美。对魏晋士人来说,山水美的发现是与心灵融合在一起的。他们以解放的、自由的心和天马行空似的逍遥游于山水间,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的艺术、诗文、绘画、书法、园林、盆景山石便凝聚了真精神,意趣无穷。
③门阀世族获得了发展庄园经济更好的自然条件,不但有了多样的物质享受,而且被南方富于变化、明丽的自然风景吸引,产生了纵情山水的风尚。这一切使得士大夫们更加追求一种精神的超脱,推动了自然山水美学的发展。山水诗、山水画、山水盆景的风行表现尤为突出。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想还表现在儒、道、玄、佛等教派的分离与结合、斗争与调和诸现象上,但大致说来,佛教的巨大发展并与艺术相互联系,是这个时代的重大标志。
④魏晋美学思想反映在艺术理论领域中就是积极倡导人的觉醒和自觉。这体现在艺术开始以现实生活的人为主题,刻画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从山水诗、山水画、再到山水盆景的演变,则是在创作题材上反映这种自觉。山水画论的提出则进一步为中国盆景山石奠定了实践与理论基础。
⑤传统美学从远古神话、崇拜山石,到商周秦汉的乐山乐水,“美”的思想逐渐发展,美学话题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历程。物质文明的提高无法代替人类对美学和艺术的探索、需求,美与艺术构成人性的基础,人类在不断地探求中收获着更多的美,碰撞出更多的艺术。此时期文人审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私家园林从汉代的追求宏大一变而为小型。这意味着其内容从粗放到精致的飞跃,也意味着创作方法从写实转向与写意相结合。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盆景山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
(选自《中国盆景山石史》)
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是艺术精神最富有的时代,思想活跃,精神解放,人格自由,奠定了后代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B. 陆机的《文赋》对创作类别特别是创作心理做了专门描述,这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是第一次。
C. 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寄情山水,回避人事扰攘,这源于他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再认识。
D. 门阀世族使得庄园经济更好的发展,士大夫们在更好的物质享受中产生了纵情山水的风尚。
2.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 魏晋时期美学思想的重大标志,主要体现为佛教的巨大发展并与艺术相互联系。
B. 魏晋美学思想倡导人的自觉,这一时期艺术创作开始以现实生活的人为主题。
C. 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美”的思想也在逐渐发展,人类对美学与艺术的探求是不断的,永恒的。
D. 魏晋时期私家园林追求小而精,是因为其内容从粗放转到精致,创作方法从写实转向写意。
3.促成魏晋士人自然山水美学观的形成的因素有哪些?请结合全文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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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中国书画作伪历史十分悠久,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已形成风气,宋时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伪高潮,元代稍有衰落,尤至明代达到顶峰。
明代书画作伪比之于前代,在手法和形式上又有新发展,除了仿制名家之作外,还有如挖掉旧款改署新款;在本无款的作品上添上名人款;赝品配真题跋等,几乎集中了我们现在已知的全部作伪方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摹、临、仿、造及对真迹改头换面等手段。
作伪的手法各式各样,一时古今名家之赝品充斥泛滥。较普遍的一种手法是把原画改款、添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改头换面”。有些作伪者,把明代院体画家作品的名款挖去,改成宋代某画家之名款,冒充宋画出售。还有明代的一幅山水画《阔渚晴峰图》轴,此画原为宣德宫廷画家师法郭熙之作,为后人挖去原款,在右下角添上郭熙的伪款,企图当成北宋名家的山水画。又如,明宫廷画师朱端的一幅人物故事画轴,原画左边中上部有“朱端”二字款,下面有印章二方。作伪者将“朱端”二字挖去,印章也刮得模糊不清,把标签写成了宋代马远的《弘衣渡口图》。但经过认真鉴定比较,看出其画法风格异于马远,时代风格又不相符,详细观察,发现画上方中部有“钦赐一樵图书”朱文方印,此乃皇帝钦赐朱端的专用印章,他人不能假借。
对于此种方法作伪,时人屡试不爽。清顾复曾谈到明“院体”“浙派”画家,其中三人的画被改成宋人画的情况:“迩来三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他就曾见到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作宋代的黄筌款。后来明代院体画传世稀少,甚至一些宫廷名手之作竟没有一件流传下来,究其原因,或许与这种改头换面,明画冒充宋画的作伪因素有很大关系。
明代的名家有时碍于面子,对假名款心知肚明不肯说破,但又不想违背良心,就在题诗时暗示。如款为李赞华的赝品《射鹿图》,本来是黄道宗所画,卷后有朱德润等四人题。造假者于是把题识去掉,再题作李赞华画。但作伪者粗心,以致“原作者黄道宗三字尽处尚剩有迹”。后来沈周知之,欲题出道宗,恐翻前案,故题其诗末句云:“欲辩题痕迷纸缝。”作伪者虽“逞其心力仿作古人之迹,不但不知者易诳,即素识画理者,亦几莫能辨”,然“及识破,但觉满纸牵强,不待与原画对劾而知也”。
画家们对此事表现得如此含蓄,这让造假者越发猖獗。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伪者可谓无计不施,他们想出了以割裂分装的方式造假。就是将一幅画分割成数幅分别装裱,分头出售,以牟取利润。
(摘编自吕友者《明代中后期书画的作伪风潮》)
1.下列对于“改头换面”这种作伪方式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改头换面”是通过把原画改款、添款的方式来作伪的手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作伪手法。
B.明代的山水画《阔渚晴峰图》和宋代马远的《弘衣渡口图》都是被“改头换面”后的作品。
C.明“院体”“浙派”画家的画,就有被人用“改头换面”的方法改成宋人画的情况。
D.改头换面,用明画冒充宋画,这可能是明代院体画传世稀少,甚至一些宫廷名手之作竟没有一件流传下来的原因之一。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中国书画作伪始于魏晋南北朝,这种风气在以后的朝代中愈演愈烈,至明代达到顶峰。
B.明代书画作伪在手法和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几乎集中了我们现在已知的全部作伪方法。
C.明代的名家有时对假名款心知肚明,但碍于面子,不肯说破,于是出于良心就在题诗时暗示出来。
D.作伪者采用割裂分装的作伪方式,将一幅画分割后分头出售,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明代书画作伪让名家的赝品充斥泛滥,其方式包括摹、临、仿、造及对真迹改头换面等。
B.后人以挖掉旧款改署新款的方式,把宣德宫廷画家师法郭熙的作品《阔渚晴峰图》伪造成了北宋名家的山水画。
C.款为李赞华的赝品《射鹿图》,本来是黄道宗所画,但因为作伪者的粗心,最终被辨认出来。
D.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作宋代的黄筌款,但画家们对此事的表现非常含蓄,因而让造假者越发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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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中国书画作伪历史十分悠久,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已形成风气,宋时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伪高潮,元代稍有衰落,尤至明代达到顶峰。
明代书画作伪比之于前代,在手法和形式上又有新发展,除了仿制名家之作外,还有如挖掉旧款改署新款;在本无款的作品上添上名人款;赝品配真题跋等,几乎集中了我们现在已知的全部作伪方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摹、临、仿、造及对真迹改头换面等手段。
作伪的手法各式各样,一时古今名家之赝品充斥泛滥。较普遍的一种手法是把原画改款、添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改头换面”。有些作伪者,把明代院体画家作品的名款挖去,改成宋代某画家之名款,冒充宋画出售。还有明代的一幅山水画《阔渚晴峰图》轴,此画原为宣德宫廷画家师法郭熙之作,为后人挖去原款,在右下角添上郭熙的伪款,企图当成北宋名家的山水画。又如,明宫廷画师朱端的一幅人物故事画轴,原画左边中上部有“朱端”二字款,下面有印章二方。作伪者将“朱端”二字挖去,印章也刮得模糊不清,把标签写成了宋代马远的《弘衣渡口图》。但经过认真鉴定比较,看出其画法风格异于马远,时代风格又不相符,详细观察,发现画上方中部有“钦赐一樵图书”朱文方印,此乃皇帝钦赐朱端的专用印章,他人不能假借。
对于此种方法作伪,时人屡试不爽。清顾复曾谈到明“院体”“浙派”画家,其中三人的画被改成宋人画的情况:“迩来三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他就曾见到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作宋代的黄筌款。后来明代院体画传世稀少,甚至一些宫廷名手之作竟没有一件流传下来,究其原因,或许与这种改头换面,明画冒充宋画的作伪因素有很大关系。
明代的名家有时碍于面子,对假名款心知肚明不肯说破,但又不想违背良心,就在题诗时暗示。如款为李赞华的赝品《射鹿图》,本来是黄道宗所画,卷后有朱德润等四人题。造假者于是把题识去掉,再题作李赞华画。但作伪者粗心,以致“原作者黄道宗三字尽处尚剩有迹”。后来沈周知之,欲题出道宗,恐翻前案,故题其诗末句云:“欲辩题痕迷纸缝。”作伪者虽“逞其心力仿作古人之迹,不但不知者易诳,即素识画理者,亦几莫能辨”,然“及识破,但觉满纸牵强,不待与原画对劾而知也”。
画家们对此事表现得如此含蓄,这让造假者越发猖獗。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伪者可谓无计不施,他们想出了以割裂分装的方式造假。就是将一幅画分割成数幅分别装裱,分头出售,以牟取利润。
(摘编自吕友者《明代中后期书画的作伪风潮》)
1.下列对于“改头换面”这种作伪方式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改头换面”是通过把原画改款、添款的方式来作伪的手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作伪手法。
B.明“院体”“浙派”画家的画,就有被人用“改头换面”的方法改成宋人画的情况。
C.明代的山水画《阔渚晴峰图》和宋代马远的《弘衣渡口图》都是被“改头换面”后的作品。
D.改头换面,用明画冒充宋画,这可能是明代院体画传世稀少,甚至一些宫廷名手之作竟没有一件流传下来的原因之一。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明代书画作伪在手法和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几乎集中了我们现在已知的全部作伪方法。
B.中国书画作伪始于魏晋南北朝,这种风气在以后的朝代中愈演愈烈,至明代达到顶峰。
C.明代的名家有时对假名款心知肚明,但碍于面子,不肯说破,于是出于良心就在题诗时暗示出来。
D.作伪者采用割裂分装的作伪方式,将一幅画分割后分头出售,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作宋代的黄筌款,但画家们对此事的表现非常含蓄,因而让造假者越发猖獗。
B.后人以挖掉旧款改署新款的方式,把宣德宫廷画家师法郭熙的作品《阔渚晴峰图》伪造成了北宋名家的山水画。
C.款为李赞华的赝品《射鹿图》,本来是黄道宗所画,但因为作伪者的粗心,最终被辨认出来。
D.明代书画作伪让名家的赝品充斥泛滥,其方式包括摹、临、仿、造及对真迹改头换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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