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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士与宗族的结合，产生了著名的“士族”，刘秀就靠着士族的支持建立起了东汉政权。但东汉中叶以后，政权与士大夫阶层日益失去协调。王莽篡位时裂冠毁冕，曾被迫遁迹山林的士大夫们，又一次面对“主荒政谬”的时代。夹缝中他们找到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归隐田园。隐为其表，逸为其实。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意趣成就了一代艺术新风，魏晋南北朝时，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有了重要的发展。

虚无主义的玄学引导着人们对自然山水的追崇，山水成为对抗门阀的依托和象征。“山水有清音，何必丝与竹”，将宅居置于郊野庄园之中是士大夫们相当普遍的选择，自然山水已成为个体情绪表达的载体。史籍上有所谓“竹林七贤”，“竹林”就是嵇康在山阳城郊的一处别墅。

士大夫一改汉儒穷经入仕为个体情绪表达的同时，并未走向对理想的否定，在自然中人们仍然探求着蜉蝣于天地而亲化万物的生存意义。陶渊明蔑视功名，宁愿回归田园，“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布置了“日涉以成趣”的素朴小园，门前以垂柳为荫，“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另一种情形可以列举隐居时的谢安。谢安“于士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可见，园林中的士大夫，或简朴或奢侈，他们具体的生活方式都直指人生追求。

借山水以怡情一时成为风尚。临水行祭以祓除不祥，谓之“修禊”，始于三国。但是，像著名的兰亭聚会，名为“修禊”，其实已经升腾为雅致的文化行为。茂林修竹，曲水流觞，“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种淡泊情怀取之于自然，又以自然来寄托人生追求的行为，是从“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到“足以极视听之娱”，再及“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的一个过程，是魏晋六朝隐逸之士的心路历程。

唐代情形发生了变化，那是隐士最受宠、最春风得意的时代。由于超然世外的隐逸生活方式被认为是高尚品德的体现，唐代兴起了一股走“终南捷径”而为官的风气。“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隐沦”，要做隐士，已不必远遁山野林泉，魏晋时代的表隐实逸蜕变为以隐求仕。有“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孟浩然，有以“中隐”闻名的白居易，还有“隐于朝堂之上”的“大隐”人士李泌。在唐一代，文人在入世行“势”或出世入“道”方面，是最心安理得，最被宽容的。对于山水自然，表现出来的是积极的利用，隐逸已不可能是普遍追求的人生归宿。

1.不属于“魏晋南北朝时，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有了重要的发展”的原因的一项是 （　 ）

A．汉末魏晋时代形成的隐逸之风。

B．士大夫阶层思想意趣的影响。

C．虚无主义的玄学对人们的引导。

D．自然山水已成为个体情绪表达的载体。

2.下列表述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隐为其表，逸为其实”深刻揭示了汉魏隐士们归隐的实质是对“主荒政谬”现实的逃避。

B．隐士们有的坚持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如陶渊明；有的则失去了人生目标，如谢安。

C．魏晋六朝隐逸之士的心路历程是：将淡泊的情怀寄托于自然，又从自然中感悟人生应有的追求。

D．“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隐沦”两句体现了对隐逸生活的完全否定。

3.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以下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士大夫文人们隐与不隐，以及选择何种隐逸方式，都受制于社会状况和时代风气。

B．崇尚自然，将自然人格化是魏晋六朝文学艺术乃至社会文化的突出特征。

C．从汉末到唐代，隐逸文化中的自然山水都是隐士们寄托人生情怀的对象。

D．唐代以隐求仕风气的形成是隐逸文化的一次蜕变，也折射出作为封建盛世的唐代政治的宽松和社会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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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到底是不是历史学著作

《战国策》由西汉末年刘向编订而成，《汉书·艺文志》将其与《左传》《史记》《国语》等一道归入“春秋类”：“《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四部归类法出现后，人们多将其归入史部。但对于这一分法，自宋代以来便有不同看法。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战国策》归入子部“纵横家”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此后，高似孙《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都把《战国策》归入子部。那么，《战国策》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书籍呢？在笔者看来，主张该书为历史学著作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策”不是“册”

人们以《战国策》为史学著作的依据之一，是认为“策”即“册”。如近代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卷1中说：“余意当时以一国之事为一策，而其策有长有短，故又谓之《短长》。刘向又谓为游士策谋，盖不知策为简策之意。”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校注》中也有类似看法：“窃疑周秦游士甚重此书，以策书之，故名为策。以其札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刘向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定其名曰《战国策》。以‘策’为策谋之‘策’，盖已非此书命名之本义。”

然而考诸古字书，可知这一理解并不符合事实。《说文解字·竹部》：“策，马箠也。从竹朿声。楚革切。”《说文解字·册部》：“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楚革切。”叶德辉和王国维试图将“长短”的名称和《说文》对“册”的解释联系起来，故而认为“策”就是“册”，因为册“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但《说文解字》对“册”字形的解释并不合理，因为从出土简册来看，虽然有长有短，但在同一部简册里，简的长短都是一样的。《战国策》的“策”如果是“书册”之义，刘向可以直接用《战国册》的名称，不必用“策”来代替“册”。可见，这里的“策”是“策谋”，不是“简册”。

《战国策》所载非史实内容甚多

《战国策》所载不少内容并非史实，比如“冯谖”，《史记》作“冯驩”。但先秦典籍中除《战国策》《史记》出现“冯谖”这个人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韩晖根据缪文远《战国策考辨》一书所述，在《试论〈战国策〉之性质》中认为，“今本《战国策》中属于拟托之作，有98篇， 而今本《战国策》据上海古籍重校本有497篇，鲍本有494篇，姚本486篇，以百分比统计分别占19.7%、19.8%、20%”。以此来看，似乎《战国策》里有80%左右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大都能和史实对应上。

这里的史实是对《史记》而言的，但《史记》所记都是史实吗？单就冯谖来说，此人只在《战国策》和《史记》中出现，如果《史记》参考《战国策》内容的话，那么二者的可靠性就都值得怀疑。据郑良树《战国策研究》统计，《史记》中的《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和《齐世家》等11篇“世家”及《韩非列传》等23篇“列传”中涉及战国史实的文字总计4362行，其中与《战国策》所记大致相同的有2112行，占48%，涉及103章之多。如果《战国策》不是史实的话，《史记》中的相似内容就不是史实。如果将《战国策》中的伪托部分看作非史实的话，《战国策》中的非史实部分就绝不止20%。因此，以《史记》作为参考，从而将《战国策》看作历史类典籍是不全面的。李叔毅在《试论〈战国策〉之为书》中认为，“《战国策》不是史家为存史实而写的史书，而是另一种人按照特定目的而收录的一种资料。这不是说它没有历史价值，而只是说它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历史书”。这一看法是比较客观的。

《战国策》为策士修习的教材

《战国策》又有《长书》《修书》《短长》等名称。孙家洲在《“短长”释义》中认为，短长既不是杨宽在《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一文中所认为的“权变”意思，也不是叶德辉、王国维认为的简牍规格形制大小。他在汉末应劭和魏人张晏提出的“短长”应是“纵横之术”的解释上，认为是优劣得失之意。傅定淼在《“短长书”释名》中提出，足本或稍足本名“长书”、“修书”，存、佚错杂者谓之“短长”。

刘向在《战国策叙录》里面介绍了战国时期的一个特殊阶层——策士。策士们知晓天下机变，通晓各种权术，有很好的口才和辩才，能解决诸侯国棘手的问题。《战国策》中记载了苏秦的故事。他初到秦国游说，希望得到接纳，但秦王并未重用，于是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经过勤奋自学，后来他联合六国对抗秦国，威风一时。苏秦在自学过程中翻阅了很多书籍，例如“太公阴符之谋”之类的谋略之书。笔者认为，除了这些书目，他还会有一些类似“案例教学”的书或者笔记。这些“案例”也可以汇集成册，用于平时反复学习，“简练以为揣摩”。这样的书比较长，所以就称之为《长书》或《修书》。但这样大部头的简册不容易随身携带，方便携带的都是一些比较短小的书，类似今天的“手册”、“宝典”或“锦囊妙计”，这样短小的书称为《短书》。苏秦如果要去秦国，需要了解秦国的局势，然后根据自己平时做的笔记大纲，找出游说的内容和方法，这些就属于《短书》的内容。

据此，笔者认为《战国策》是“秦火”后留存下来的战国时期“策士”阶层的修习教材，长短不一，故称为《长书》《修书》《短书》，合起来是《短长》，内容是有关策谋和国家大事的，所以叫做《国事》《事语》《国策》。刘向名之曰《战国策》，是取其内容而言的。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近代学者叶德辉说“余意当时以一国之事为一策，而其策有长有短，故又谓之《短长》。刘向又谓为游士策谋，盖不知策为简策之意”来说明“策”即“册”，他认为《战国策》是历史著作。

B. 本文作者认为《战国策》里有80%左右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大都能和《史记》对应上；所以《战国策》80%左右的内容是历史事实。

C. 战国时期有一个特殊阶层——策士，策士们知晓天下机变，通晓各种权术，有很好的口才和辩才，能解决诸侯国棘手的问题。

D. 作者认为《战国策》是“秦火”后留存下来的战国时期“策士”阶层的修习教材，长短不一，故称为《长书》《修书》《短书》，合起来是《短长》。

2.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四部归类法出现后，人们多将《战国策》归入史部。但对于这一分法，自唐代以来便有不同看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战国策》归入子部“纵横家”类。

B. 人们以《战国策》为史学著作的依据之一，是认为“策”即“册”。汉代刘向、清代王国维、近代学者叶德辉等人的所有著作中都有此观点。

C. 作者认为《战国策》的“策”如果是“书册”之义，刘向可以直接用《战国册》的名称，不必用“策”来代替“册”。可见，这里的“策”是“策谋”，不是“简册”。

D. 叶德辉和王国维认为册“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因为他们试图将“长短”的名称和《说文》对“册”的解释联系起来，认为“策”就是“册”。

3.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孙家洲在《“短长”释义》中认为，短长既不是杨宽在《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一文中所认为的简牍规格形制大小，也不是叶德辉、王国维认为的 “权变”意思。

B. 孙家洲在汉末应劭和魏人张晏提出的“短长”应是“纵横之术”的解释上，认为“短长”是优劣得失之意。

C. 《战国策》中记载了苏秦的故事，他勤奋自学，本文作者认为苏秦读的书中有一些类似“案例教学”的书或者笔记，这些“案例”也可以汇集成册，用于平时反复学习，“简练以为揣摩”。这样的书比较长，所以就称之为《长书》或《修书》。

D. 战国时，大部头的简册不容易随身携带，方便携带的都是一些比较短小的书，类似今天的“手册”、“宝典”或“锦囊妙计”，这样短小的书称为《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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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的商业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农耕文明、伦理道德与宗族体制的结合体，它从本质上是排斥商业精神的。统治者历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并以政治力量人为地划分“士农工商”等级，浸透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然而在徽州文化长河中，我们却分明辨析出了宗族伦理和商业精神并行不悖、儒官商三位一体的对立统一机制，体现了有别于传统观念的重要特征。

徽州传统宗族制度与伦理道德精神堪称正宗中华文化的代表。然而正是在传统伦理宗族文化最浓厚、最稳重严格的地方却孕育出了中国古代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传统社会中一直被视为末业的商业经营在徽州却获得很高的评价，成为荣誉地位和影响力的源泉。徽州人提倡营利，他们对商业和资本的追求是．执着的，“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尤未厌焉。”这些宗族社会中的徽州商人深深影响了徽州人乃至整个东南文化的社会风习、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

对这一矛盾现象如何诠释或许能使我们对徽州文化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有一番新的理解。

徽州商业文化发达，却并非缘于临海擅舟揖之利，而在于徽人不断用新安文化调适传统文化精神与现实之间以及纲常伦理与逐利之间的矛盾。他们对儒家传统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系有着全新的认识，在程朱理学纲常伦理的宗族理念中融入阳明新学的重商思想，创造出以血缘为核心、以地缘认同为外延的宗族商业网：“以儒术饰贾事”，用礼义、诚信等信条协调商业活动中的人际关系。因而，明清时期的徽商获得了“廉贾”、“儒贾”之美誉，不仅能“审积著，察低昂”，在商业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扫尽市井俗态，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之风焉”。徽州文化内核并非是单一的商业文化，其文化特质是多元的。在“服贾”的同时亦不忘“业儒”，特别是一些因商致富的大家族，更不惜重金从事宗族文化建设，以科举仕进为荣；鼓励子弟精习书画篆刻，许多名族保持着雕刻、版画等技艺世代相传的家学传统。这种商业文化与儒家文化及宗族制度的合流以及儒官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使得徽州文化多元发展，并且在商业资本领域和宦海仕途皆取得累累硕果。

徽商的巨大成功与徽州人的精神风格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经常“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正是这种奋发坚忍的开创精神促进了徽州文化的全面繁荣。

尽管这一文化模式有其时代局限性，依附官本位的经商谋略及儒官商三位一体导向实为统治政策樊篱下迫于无奈的选择，难以突破传统社会结构尺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徽商毕竟没有放弃发展商业的冲动与最终追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调适弥和了农耕宗族社会结构与商业精神的矛盾，更多发展了传统文化灵活、变通、发展的一面，并以实践活动作出了新的阐释与探索。

1.关于“徽州文化”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3.根据原文，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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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解析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这是现代著名诗人沈尹默先生的写于“五四”时期的诗句。诗句中的“立着”、“靠着”引起了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共鸣。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仍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引发我们对人生、个性等的思考。

要求：标题自拟，立意自定，文体自选（诗歌除外），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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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这是现代著名诗人沈尹默先生的诗句。该诗于1918年1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1号，诗句中的“立着”“靠着”引起了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共鸣。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仍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引发我们对人生、对个性的思考。

请根据材料内容，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题目，写一篇800字左右的议论文或记叙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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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这是现代著名诗人沈尹默先生的诗句。该诗于1918年1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1号，诗句中的“立着”“靠着”引起了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共鸣。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仍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引发我们对人生、对个性的思考。

请根据材料内容，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题目，写一篇800字左右的议论文或记叙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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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显琳先生

钱永兴

十八连山原名雨汪，位于滇黔两省三县（富源、罗平、兴义）的结合部。十八连山山连山，过了一山又一山。130年前，曲靖一中的创始人、云南著名的教育家谢显琳先生就诞生于十八连山镇纸厂村委会下慕乐村。

谢显琳生于书香门第，字琅书，号困学，少年时读私塾，1903年考入云南曲靖府中学堂，1906年以优良成绩选送云南省立优级师范。1909年毕业于博物学系，因德才超群，留任该校附中教员。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云南百废待兴。都督蔡锷认为建设需才，决定在曲靖成立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1月，教育司司长周钟岳慧眼独具，委任谢显琳出任三师校长。这一年，谢显琳还只是一介26岁的书生，而周钟岳也只有36岁，其63岁时官至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谢显琳校长一面在省会中学上课，一面开始选址规划，积极筹备三师。选定校址于寥廓山下、潇湘河畔，位于东门街的清代迤东道台衙门。旧道署约40余亩，有平房50间，楼房10余栋，但年久失修。谢显琳身负重任，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倾者扶之，腐者易之，缺者补之，位置不当者移之”，仅仅四个月，便完成筹建。1913年3月22日，举行了三师落成仪式，这一天也就是曲靖一中的校庆日。

从1913年到1958年，从26岁到71岁，先生担任校长长达45年，可能是空前绝后。他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桃李颇丰。20世纪40年代，云南省政府曾先后两次为他题赠“诲人不倦”和“乐育英才”的匾额，并当选为国大代表，被公认为云南省著名的教育家。1943年，建校30周年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其颁发“一等服务”奖状，并在校园建纪念标，上面镌刻着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为谢显琳先生亲笔书写的碑文及签名落款。后每届毕业班都要在纪念标前毕业像，纪念标已成为学校的荣誉和象征。只可惜在“文革”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被学生摧毁。

谢显琳一生廉洁奉公，从未取过非分之物，正如先生《任职本校三十周年感言》所云“余之生活犹然一学生生活也，大布可衣，藜藿可饱，一切嗜好未敢妄沾”。先生任校长45年，校内校外无房，几十年租住民房，其中就曾在西门街32号租住十年。

曲靖一中百年校庆时，其女婿浦思富教授于西安撰文《忆谢显琳先生》，“到辞世时，住房不足10平方米，且又黑又小，先生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纪念谢显琳诞辰一百周年时，其长子谢树忠撰联曰：“为教育事业献身，几经沧海桑田，历经艰难险阻，志坚如磐留典范；与淡泊生活为伴，常是布衣蔬食，鄙弃富贵荣华，心洁如玉有今名。”

曾有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南省主席李宗黄欲请先生出任家乡平彝（今富源）县长，数次相劝，他却婉言拒绝，对此事他说“身世浮沉易，中流砥柱难。宁为糊口事，不做折腰官”。我曾经在富源文庙参观时，见到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礼堂墙上“高明光大”四个金色大字，下有“邑人谢显琳题”的字样。“高明光大”，正是先生的真实写照。

谢显琳先生还有一大功绩鲜为人知，那就是保护爨宝子碑。爨宝子碑独步南境，卓尔不群，国务院于1961年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曲靖一中的“镇校之宝”。说到保护，人们自然会想到清代咸丰年间曲靖知府邓尔恒和民国时期寒士张士元，其实谢显琳也功不可没。1937年，在云南“京滇公路”竣工的时候，国民政府派出“京滇公路周览团”的周钟岳得知消息，十分重视，出面协调，落实资金，并委托自己的得意门生谢显琳，在校园内兴建“爨碑亭”，收藏保护。周钟岳对《爨宝子碑》推崇备至，写下了“南碑瑰宝”四个大字，现仍悬挂于爨园大门上，熠熠生辉。当然周钟岳题字最著名的，还要数南京的“总统府”。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交给人民政府一所完好无损的中学，年过花甲的谢显琳继续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1958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蒙受冤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继续担任教学工作，直到1963年完全退休。先生1968年3月病逝，享年81岁，葬于寥廓山，未树碑立传。

曲靖一中九十周年校庆时，校友杨启云在《云南日报》写诗《赋得修竹献谢显琳校长》，“直节高标三两丛，一生淡泊度清风。谁云修竹千竿少？不见杜鹃满山红！”如今，曲靖教育根深叶茂，曲靖一中春色满园，先生作为开拓者、耕耘者，可以含笑九泉矣！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谢显琳，字琅书，号困学，1897年诞生于罗平县十八连山镇纸厂村委会下慕乐村。他德才超群，成绩优良，从云南省立优级师范毕业后，就直接留任该校附中教员。

B. 谢显琳26岁就出任三师校长，从1913年到1958年，从26岁到71岁，一生奉献于教育事业，尽管校名更改，但他担任校长长达45年，可能是空前绝后。

C. 20世纪40年代，云南省政府曾先后两次为谢显琳题赠“诲人不倦”和“乐育英才”的匾额，国民政府教育部也为其颁发“一等服务”奖状。

D. 谢显琳先生诞生于十八连山，去世后葬于寥廓山，一生淡泊度清风，未树碑立传，但一生是个传奇。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

A. 建校30周年的纪念标有陈立夫亲笔题字，只可惜在“文章”破“四旧”时，被学生摧毁。如果幸存，那一定和爨宝子碑一样，是重要的历史文物。

B. 谢显琳生活简朴，常是布衣蔬食，无一切不良嗜好，鄙视荣华富贵，桃李颇丰，是真正的教育家。

C. 如果没有谢显琳，爨宝子碑就不可能搬入曲靖一中，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周钟岳更不会题写“南碑瑰宝”四个熠熠生辉的大字。

D. 本文大量引用谢显琳本人、其亲人以及校友的文字，既增强了真实性，又增加了文学色彩，使语言在质朴之余，更添典雅。

E. 校友杨启云的诗，对谢显琳给予高度赞美，说他像修竹一样正直、有气节。本文作者也认为谢显琳作为曲靖教育的开拓者和耕耘者，功不可没，可以含笑九泉。

3.谢显琳先生主要有哪三个方面的丰功伟绩？请概括并作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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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隐与闲

就士人而言，隐逸与休闲关系紧密。宋代士人对于隐逸的态度客观上给宋代休闲文化的勃兴创造了条件。宋代隐士文化出现了转折，首先表现在隐士的数量很少。《宋书·隐逸传》记载的隐士只有 49 人，可见其少。其次，隐士之隐，很少再有像陶渊明那样避世疾俗的了，宋代的隐士多与仕宦者往来交游。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变化是，宋代士人普遍具有“归隐”的倾向，而且这种甘于归隐的心理并不能完全用传统隐士那种为了名节、人格之独立等来解释，而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之思。也就是在对外在功名利禄与内在生命享受两者之间的权衡上，宋人思考得更为深入了。前者通常被看得很虚幻、无意义，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生命的真实。注重对生命的个性化体验，追求审美的自由生活，成为大多数士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政治意义上的隐居落实到了略显世俗的诗酒人生、壶中天地的闲隐。至少这种趋势与特点在宋人的诗文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宋代隐士那里，隐而不仕已不再是宣泄某种与政治对抗的情绪，或者宣扬一种洁净的人格魅力，而是很简单的理由：“家有山林之乐。”自然审美的欣赏进入了“可游可居”（《 林泉高致 》）的生活化场景之中。另外日常生活的亲情、友情，即一种对生活审美的重视，也成为士人隐居不仕的借口。过一种审美的生活， 充满情感的生活，而非忙碌、异化的政治生活，是促使很多士人放弃仕宦而归田园，或者在仕宦而梦寐田园的重要因素。

中唐以来，士人普遍流行及时行乐的闲逸心理，唐宋词中多有表现。究其原因，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隐” 文化心态对此影响显著。

“中隐”既是隐逸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休闲审美心态的体现。或者可以说，中隐是以审美来调节生活，以休闲来获得有着生命韵律的生存方式，在休闲的生活中实现一种不离政治而远离政治的仕途智慧。

虽然宋代士人大多倾慕白居易的中隐模式，但亦有很大的超越。白居易的中隐前提，他说得很清楚，“隐在留司官”。这样的官位是“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中隐 》）。 而对于“大隐”，即隐于朝市的做法，白居易是否定了的，认为“朝市太喧嚣”。而小隐入山林的模式又显得过于冷清辛苦。白居易的休闲审美生活仍是要寄托于外在物质条件之上，要有官做，但不大不小，不闲不忙，还要有较为丰裕的俸禄。因此，大隐、小隐、遭遇贬谪等，对于白居易而言似很难真正洒脱闲适。宋代的士人则大为不同。诸如在朝为官、隐居山野、遭遇贬谪等传统士人所能处的所有境遇，宋代士人仍表现出诗酒风流，山水怡情的人生姿态。他们自觉地将审美的因素与张弛有致的生命节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在仕与隐之间做到无往而不闲，无入而不自得。

因此，在宋人看来，更为难得的并非身心两闲，而应是“体未得休，而心无他营”，身不闲而心闲的生活方式 。

总之，中国的隐士文化自宋代起就越来越休闲化了。就是说隐逸并不主要是达到一种政治的目的，而更是为了获得美的生活，是从对劳形怵心到闲情逸致的转化。当然，也不否认在宋代及以后的时代，有个别时期隐逸文化会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这已经不是隐逸文化的主流形态。正如苏辙所言：“一出一处，皆非其真。 燕坐萧然，莫之与亲。”（《 壬辰年写真赞 》）出处、隐仕都是形迹，最为重要的是“萧然”之心境。 萧然心境，即为淡泊、闲适的心境。当官的往往劳形累心，隐居者往往内心向往功名。所以，能拥有“萧然”（ 审美心胸 ）的人是最真了。

（节选自潘立勇、陆庆祥《宋代士人的休闲之境》）

1.下列关于“宋代隐士文化”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 宋代的隐士多与仕宦者往来交游，不再像陶渊明那样愤世嫉俗。

B. 在宋代，注重对生命的个性化体验，追求审美的自由生活，成为士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

C. 宋代士人普遍存在归隐倾向，他们通常认为外在的功名是虚幻的、无意义的，而内在生命享受才是生命的真实。

D. 宋代士人所倾慕的“中隐”模式是一种以审美来调节生活，以休闲来获得有生命韵律的生存方式，在休闲的生活中实现一种远离政治的仕途智慧。

2.根据文意，下列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宋代隐士文化出现转折，表现在宋代士人普遍归隐，且这种心理源于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之思。

B. 宋代隐士的归隐，不是为了宣泄某种与政治对抗的情绪，或者宣扬一种洁净的人格魅力，而仅是为了体会日常生活的亲情、友情。

C. 白居易的“隐在留司官”表明他将休闲审美生活寄托于外在物质之上，是一种身不闲而心闲的生活方式。

D. 自宋代起，隐逸就不主要是为了达到一种政治目的，而是为了获得更美的生活，是从对劳形怵心到闲情逸致的转化。

3.根据原文，下列分析和评价有误的一项是（　　 ）

A. 过一种审美的生活，充满情感的生活，而非忙碌异化的政治生活，是很多士人放弃仕宦而归田园，或者在仕宦而梦寐田园的重要原因。

B. 中唐以来，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隐” 文化心态对士人普遍流行的及时行乐的闲逸心理有着显著的影响。

C. 宋人在遭遇在朝为官、隐居山野、遭遇贬谪等境遇时，仍表现出诗酒风流，山水怡情的人生姿态，主要受到白居易“中隐”模式的影响。

D. 从文中苏辙的话可以看出，他认为隐居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一种淡泊、闲适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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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周，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士人和私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士人和“士”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周代，士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和其他的贵族一样，接受《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们极易失去自己原有的位臵，少数人幸运地上升到卿大夫的阶层，但大多数人则降入庶民的行列。士地位下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四民”这一说法的出现，士民、商民、农民、工民的划分至少在战国时期就非常普遍了。

士开始大量沦为士人，是在孔子前后。与此前的士相比，他们地位下降了，从贵族降为庶民，但也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贵族的依附，成为自由人。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除由士而来之外，士人的产生还有两个途径：王官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前者如《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太师挚等乐官散落民间，成为士人。后者则与私学的兴起有关，庶民因此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从而进入士人的行列。士人没有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可是也不像其他庶民那样从事耕作等固定的职业。他们最重要的特长是知识和技能，多以此往来于各国，寻求赏识自己的君主。

士人的兴起与诸子学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诸子之学，其实就是士人的学问。和王官之学不同，它出现在民间，因此也可以叫做私学。所谓私学，可以从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来看。教育意义上的私学是指民间的教育，学术意义上的私学主要指诸子的学术。中国古代的知识和学术，原本为官府垄断，是所谓的王官之学。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但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士人的兴起和活动，使得培养士人成为社会的需要，这也是教育上私学出现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知识。这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但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私学聚徒讲授之风的孔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收授弟子，没有门第的要求，所以很多弟子如颜渊、子张等都出身寒门。孔门教授的内容，主要仍是诗书礼乐，但他已经把新的精神注入到了旧的文献中。譬如他把“仁”作为礼的基础，就与过去对于礼的理解不同。在这种教育中，新的学术和知识其实已经诞生，这就是诸子学。

诸子学的自由和创造性是官学无法相比的。对于王官而言，知识仅仅是职业，他们的态度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教”，没有反省的精神，因此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但士人不同，流动不居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摆脱某种权力的束缚，从而对知识以及当时的政治进行反省，进而发展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元的，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得益于此。

（摘编自王博《士人和私学的兴起》）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一方面打破了原来稳定的社会秩序，让时局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也让思想文化发生新的变化，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B．“士”在周代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拥有专门的知识技能，但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其地位出现了上升和下降两个方向的变化。

C．士人虽然社会地位下降了，但他们在失去贵族身份的同时，也因摆脱了对特定贵族的依附而获得自由，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特殊知识阶层。

D．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不像农民、工匠和商人那样有固定的职业，他们大多来往于各诸侯国，凭自己的学问游说国君，居无定所，仕无定主。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孔子对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贡献极大。他开创了聚徒讲学的私学教育，促进了知识的普及，而且在授课中赋予传统文献以新意，使诸子学得以诞生。

B．“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既可指与官方教育相对的民间教育，也可指来自民间的诸子之学。私学的兴起，是东周时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C．诸子之学与王官之学不同。前者是士人的学问，代表当时新的学术和知识，自由而富有创造性；后者是被官方垄断的学问，因袭传统，守旧僵化。

D．春秋战国时期，官方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等，授教对象为贵族；私学教育虽也以教授这些内容为主，但学生包括了庶民。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士人的兴起促成了私学的出现；另一方面，私学也促进了士人阶层的壮大。

B．王官是指在周朝政府中掌管各种学问、技艺的文化官员，但随着王权的衰落，一些王官流落民间，进入私学，对私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C．私学的兴起不仅让寒门子弟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有利于知识的普及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D．百家争鸣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士人摆脱权力的束缚之后，以自由独立的身份，对传统知识和现实政治进行了反省，发展出了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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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周，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士人和私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士人和“士”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周代，士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和其他的贵族一样，接受《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们极易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少数人幸运地上升到卿大夫的阶层，但大多数人则降入庶民的行列。士地位下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四民”这一说法的出现，士民、商民、农民、工民的划分至少在战国时期就非常普遍了。

士开始大量沦为士人，是在孔子前后。与此前的士相比，他们地位下降了，从贵族降为庶民，但也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贵族的依附，成为自由人。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除由士而来之外，士人的产生还有两个途径：王官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前者如《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太师挚等乐官散落民间，成为士人。后者则与私学的兴起有关，庶民因此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从而进入士人的行列。士人没有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可是也不像其他庶民那样从事耕作等固定的职业。他们最重要的特长是知识和技能，多以此往来于各国，寻求赏识自己的君主。

士人的兴起与诸子学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诸子之学，其实就是士人的学问。和王官之学不同，它出现在民间，因此也可以叫做私学。所谓私学，可以从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来看。教育意义上的私学是指民间的教育，学术意义上的私学主要指诸子的学术。中国古代的知识和学术，原本为官府垄断，是所谓的王官之学。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但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士人的兴起和活动，使得培养士人成为社会的需要，这也是教育上私学出现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知识。这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但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私学聚徒讲授之风的孔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收授弟子，没有门第的要求，所以很多弟子如颜渊、子张等都出身寒门。孔门教授的内容，主要仍是《诗》、《书》、礼、乐，但他已经把新的精神注入到了旧的文献中。譬如他把“仁”作为礼的基础，就与过去对于礼的理解不同。在这种教育中，新的学术和知识其实已经诞生，这就是诸子学。

诸子学的自由和创造性是官学无法相比的。对于王官而言，知识仅仅是职业，他们的态度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教”，没有反省的精神，因此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但士人不同，流动不居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摆脱某种权力的束缚，从而对知识以及当时的政治进行反省，进而发展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元的，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得益于此。

（摘编自王博《士人和私学的兴起》）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士”在周代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拥有专门的知识技能，但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其地位出现了上升和下降两个方向的变化。

B.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一方面打破了原来稳定的社会秩序，让时局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也让思想文化发生新的变化，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C. 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不像农民、工匠和商人那样有固定的职业，他们大多来往于各诸侯国，凭自己的学问游说国君，居无定所，仕无定主。

D. 士人虽然社会地位下降了，但他们在失去贵族身份的同时，也因摆脱了对特定贵族的依附而获得自由，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特殊知识阶层。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诸子之学与王官之学不同。前者是士人的学问，代表当时新的学术和知识，自由而富有创造性；后者是被官方垄断的学问，因袭传统，守旧僵化。

B. 孔子对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贡献极大。他开创了聚徒讲学的私学教育，促进了知识的普及，而且在授课中赋予传统文献以新意，使诸子学得以诞生。

C. 春秋战国时期，官方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等，授教对象为贵族；私学教育虽也以教授这些内容为主，但学生包括了庶民。

D. “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既可指与官方教育相对的民间教育，也可指来自民间的诸子之学。私学的兴起，是东周时期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士人的兴起促成了私学的出现；另一方面，私学也促进了士人阶层的壮大。

B. 私学的兴起不仅让寒门子弟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有利于知识的普及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C. 百家争鸣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士人摆脱权力的束缚之后，以自由独立的身份，对传统知识和现实政治进行了反省，发展出了新的思想。

D. 王官是指在周朝政府中掌管各种学问、技艺的文化官员，但随着王权的衰落，一些王官流落民间，进入私学，对私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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