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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王建光
一般而言,汉武帝之后直到清代末期,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如果说“君臣”能够保证皇权至上的话,那么“父子”则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是“君臣”价值观的延伸,这一点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但是当一些问题争议不断、议而不决,或皇帝之所为又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尤其是涉及选妃立后、太子废立之事,朝臣们往往会搬出太后的力量,以制约帝王。太后之所以能够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或者说太后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让帝王回心转意的力量,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孝”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如果帝王本人都不能恭敬顺从太后,又何以服天下人心。所以,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即成为一种体制的力量,有着正义的形象,潜在而又有力地稳定着宫廷伦理和萧墙秩序。
祖训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所以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是不孝的,其政治行为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会为政敌、为后世留下不孝之骂名。明代朱元璋留下的不设宰相制度,在后世几代“永为定制”,是法外立规,并成为其继任者的规范。虽然其弊端日显,却不能推翻。对于此类先帝的祖训,到最后只能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
在许多时候,社会舆论也会对帝王造成一定的压力。即所谓“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尤其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或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封建时代的舆论主要还是“路人之议”或“庶人之议”,舆论的形成仍然是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而建构的。因为那些具有谣言性质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有损帝王的合法性,会被反对者或政敌所利用,会使文人在野史笔记中添油加醋,会使朝臣致仕以明志或抗议,会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引起社会动荡或政体不稳,所以大臣也会以防不良舆论之由而规劝帝王要避免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帝王也往往会忌惮于可能的舆论压力,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此类事情历史上并不鲜见。
当然,上述的力量并不总是被独立使用的,很多时候都是综合而用。简单说来,制约帝王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伦理的力量,一种是体制和规则的力量。而体制也是基于伦理基础上形成和得到维护的,所以归根结底,制约帝王最有力的力量之一还是儒家政治伦理。除此之外,在东汉之后,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个别皇帝或个别时期,佛教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也会进入朝臣的话语体系,并作为论辩、展示自己观点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基础,虽然诸如因果报应等案例会被用来作为各自观点的佐证,但这并不能撼动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对同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价值坐标。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一般情况下,一定时期内,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B. “父子”关系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有助于稳定“君臣”关系,从而确保皇权至上。
C. 由于太后能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所以说,“孝”的道德力量成为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D. 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约束权力手段。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皇帝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不孝,甚至是不合法的。
B. 先帝的祖训倘若弊端日显,虽不能推翻,但可以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
C. 帝王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因为忌惮于舆论压力有损帝王的合法性,进而被反对者或政敌利用。
D. 虽然诸如佛家因果报应等案例会被用来作为自己观点正当性和道德性的佐证,但这并不能撼动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对同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价值坐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如康熙帝从小就得到奶奶孝庄文皇后的慈服严教,即位后还在她的辅佐下平定边疆,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这其中二人执政理念的碰撞,正体现了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是一种统治体制。
B. 东汉之后,佛教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也会逐步渗透朝臣的话语体系,并作为其暗中掣肘、维护自身观点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基础。
C.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于那些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构建良好的社会舆论,减轻具有谣言性质舆论的压力,能有效降低社会动荡或政体不稳的概率。
D. 伦理的力量和体制规则的力量并不总是被独立使用的,很多时候都是综合而用,体制也是基于伦理基础上形成和得到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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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王建光
一般而言,汉武帝之后直到清代末期,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如果说“君臣”能够保证皇权至上的话,那么“父子”则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是“君臣”价值观的延伸,这一点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但是当一些问题争议不断、议而不决,或皇帝之所为又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尤其是涉及选妃立后、太子废立之事,朝臣们往往会搬出太后的力量,以制约帝王。太后之所以能够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或者说太后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让帝王回心转意的力量,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孝”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如果帝王本人都不能恭敬顺从太后,又何以服天下人心。所以,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即成为一种体制的力量,有着正义的形象,潜在而又有力地稳定着宫廷伦理和萧墙秩序。
祖训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所以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是不孝的,其政治行为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会为政敌、为后世留下不孝之骂名。明代朱元璋留下的不设宰相制度,在后世几代“永为定制”,是法外立规,并成为其继任者的规范。虽然其弊端日显,却不能推翻。对于此类先帝的祖训,到最后只能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
在许多时候,社会舆论也会对帝王造成一定的压力。即所谓“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尤其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或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封建时代的舆论主要还是“路人之议”或“庶人之议”,舆论的形成仍然是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而建构的。因为那些具有谣言性质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有损帝王的合法性,会被反对者或政敌所利用,会使文人在野史笔记中添油加醋,会使朝臣致仕以明志或抗议,会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引起社会动荡或政体不稳,所以大臣也会以防不良舆论之由而规劝帝王要避免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帝王也往往会忌惮于可能的舆论压力,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此类事情历史上并不鲜见。
当然,上述的力量并不总是被独立使用的,很多时候都是综合而用。简单说来,制约帝王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伦理的力量,一种是体制和规则的力量。而体制也是基于伦理基础上形成和得到维护的,所以归根结底,制约帝王最有力的力量之一还是儒家政治伦理。除此之外,在东汉之后,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个别皇帝或个别时期,佛教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也会进入朝臣的话语体系,并作为论辩、展示自己观点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基础,虽然诸如因果报应等案例会被用来作为各自观点的佐证,但这并不能撼动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对同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价值坐标。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一般情况下,一定时期内,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B. “父子”关系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有助于稳定“君臣”关系,从而确保皇权至上。
C. 由于太后能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所以说,“孝”的道德力量成为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D. 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约束权力手段。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皇帝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不孝,甚至是不合法的。
B. 先帝的祖训倘若弊端日显,虽不能推翻,但可以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
C. 帝王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因为忌惮于舆论压力有损帝王的合法性,进而被反对者或政敌利用。
D. 虽然诸如佛家因果报应等案例会被用来作为自己观点正当性和道德性的佐证,但这并不能撼动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对同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价值坐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如康熙帝从小就得到奶奶孝庄文皇后的慈服严教,即位后还在她的辅佐下平定边疆,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这其中二人执政理念的碰撞,正体现了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是一种统治体制。
B. 东汉之后,佛教的一些观点和理论也会逐步渗透朝臣的话语体系,并作为其暗中掣肘、维护自身观点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基础。
C.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于那些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构建良好的社会舆论,减轻具有谣言性质舆论的压力,能有效降低社会动荡或政体不稳的概率。
D. 伦理的力量和体制规则的力量并不总是被独立使用的,很多时候都是综合而用,体制也是基于伦理基础上形成和得到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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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一般而言,汉武帝之后直到清代末期,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成为了一种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如果说“君臣”能够保证皇权至上的话,那么“父子”则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是“君臣”价值观的延伸,这一点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对于帝王而言,这种“孝”体现在皇帝对太上皇、太后等的孝顺上。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但是当一些问题争议不断、议而不决,或皇帝之所为又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尤其是涉及选妃立后、太子废立之事,朝臣们往往会搬出太后的力量,以制约帝王。太后之所以能够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孝”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如果帝王本人都不能恭敬顺从太后,又何以服天下人心。所以,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即成为一种体制的力量,潜在而又有力地稳定着宫廷伦理和萧墙秩序。
祖制祖训能够起作用,其背后的精神仍然是儒家的家庭伦理和价值观,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所以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是不孝的,其政治行为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会为政敌、为后世留下不孝之骂名。明代朱元璋留下的不设宰相制度,在后世几代“永为定制”,是法外立规,并成为其继任者的规范。虽然其弊端日显,却不能推翻。对于此类先帝的祖训,到最后只能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历史上,除非是矛盾已经激化或现实已无出路,否则先皇的遗言、祖制祖训,后代的帝王是很难改变的。
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历史定位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武器,所以青史留名也成为制约皇权的重要力量。“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书史者,或记事并作评价,或记事不作评价,虽然会有春秋笔法,虽然有些内容还是会经过修饰、美化,但帝王是昏是明、是否察言纳谏等都可能会在起居录、实录中留下线索,所以对帝王的任性言行也有一定的震慑。文人的野史笔记,对帝王也是一把道德之剑。青史留名,为自己寻找高尚的历史定位,是帝王们极为重视的。对于一个“昏君”的历史定位,绝大部分帝王都是恐惧的。
当然,并不是说,帝王一定会受到这些约束。对于一些有个性的、强势的、昏庸的或自恃英明的帝王,在具体事务上这些约束也往往并不完全起作用,提建议者也会屡被加罪,甚至失去生命。这时的儒家伦理已经失去其制约意义义。这是因为,在根本上,对帝王的所有道德制约力量都是从属于并服务于封建皇权专制的。
(摘编自王建光(光明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汉武帝之后到清代末期的中国社会中,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前提是认同儒家的价值观。
B. 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成为一种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所有帝王都必须遵从。
C. “孝”的道德力量有时能促使皇帝在行为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
D. 遵守祖制祖训,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其背后的精神仍然是儒家的家庭伦理和价值观。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父子”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成为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B. 太后的名分代表最高的道德权威,所以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皇帝都要恭敬顺从太后,否则就无法服天下人心。
C. 当先帝的祖训或遗诏弊端日显,后世之君却不能推翻之时,后世之君一般采用调和、修补的办法加以解决。
D. 书写史书的人常会用春秋笔法来修饰、美化帝王,所以帝王是昏是明、是否察言纳谏只能在起居录、实录中寻找。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儒家的价值观是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
B. 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当矛盾已经激化或现实已无出路时,后代的帝王也会作出改变。
C. 文人的野史笔记,对帝王也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武器,也可以对一个帝王进行历史定位,因而也是帝王们极为重视的。
D. 有些向帝王提建议者会被加罪甚至失去生命是因为在根本上儒家伦理都是从属于并服务于封建皇权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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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一般而言,汉武帝之后直到清代末期,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如果说“君臣”能够保证皇权至上的话,那么“父子”则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是“君臣”价值观的延伸,这一点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对于帝王而言,这种“孝”体现在皇帝对太上皇、太后等的孝顺上。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但是当一些问题争议不断、议而不决,或皇帝之所为又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尤其是涉及选妃立后、太子废立之事,朝臣们往往会搬出太后的力量,以制约帝王。太后之所以能够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或者说太后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让帝王回心转意的力量,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孝”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如果帝王本人都不能恭敬顺从太后,又何以服天下人心。所以,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即成为一种体制的力量,有着正义的形象,潜在而又有力地稳定着宫廷伦理和萧墙秩序。
祖制祖训能够起作用,其背后的精神仍然是儒家的家庭伦理和价值观,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所以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是不孝的,其政治行为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会为政敌、为后世留下不孝之骂名。明代朱元璋留下的不设宰相制度,在后世几代“永为定制”,是法外立规,并成为其继任者的规范。虽然其弊端日显,却不能推翻。对于此类先帝的祖训,到最后只能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历史上,除非是矛盾已经激化或现实已无出路,否则先皇的遗言、祖制祖训,后代的帝王是很难改变的。
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历史定位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武器和价值坐标,所以青史留名也成为制约皇权的重要力量。“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书史者,或记事并作评价,或记事不作评价,虽然会有春秋笔法,虽然有些内容还是会经过修饰、美化,但帝王是昏是明、是否察言纳谏等都可能会在起居录、实录中留下线索,所以对帝王的任性言行也有一定的震慑。文人的野史笔记,对帝王也是一把道德之剑。青史留名,为自己寻找高尚的历史定位,是帝王们极为重视的。对于一个“昏君”的历史定位,绝大部分帝王都是恐惧的。
当然,并不是说,帝王一定会受到这些约束。对于一些有个性的、强势的、昏庸的或自恃英明的帝王,在具体事务上这些约束也往往并不完全起作用,提建议者也会屡被加罪,甚至失去生命。上文所说的明世宗时的“大仪之议”即是如此。世宗对不合其意的提议则是“三上三却”,甚至“杖谪者数十人”,而对于合其意的提议,会马上采纳落实。这时的伦理、惯例等,都已经失去其制约意义。这是因为,在根本上,对帝王的所有道德制约力量都是从属于并服务于封建皇权专制的。
(摘编自王建光《光明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在汉武帝之后到清代末期的中国社会中,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前提是认同儒家的价值观。
B. 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成为一种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所有帝王都必须遵从。
C. “孝”的道德力量有时能促使皇帝在行为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
D. 遵守祖制祖训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其背后的精神仍然是儒家的家庭伦理和价值观。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父子”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成为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B. 太后的名分代表最高的道德权威,所以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皇帝都要恭敬顺从太后,否则就无法服天下人心。
C. 当先帝的祖训或遗诏弊端日显,后世之君却不能推翻之时,后世之君一般采用调和、修补的办法加以解决。
D. 书写史书的人常会用春秋笔法来修饰、美化帝王,所以帝王是昏是明、是否察言纳谏只能在起居录、实录中寻找。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家的价值观是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
B. 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当矛盾已经激化或现实已无出路时,后代的帝王也会作出改变。
C. 文人的野史笔记,对帝王也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武器,也可以对一个帝王进行历史定位,因而也是帝王们极为重视的。
D. 有些向帝王提建议者会被加罪甚至推动生命是因为在要目儒家伦理都是从属于并服务于封建皇权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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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礼治”思想
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儒家礼乐典章制度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范导的法治理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礼治”为表征的儒家法治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首先,德主刑辅。这是儒家关于德刑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孔于主张“为政以德”,注重道德教化,认为德教比刑罚更有效,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严刑峻罚虽然能起到威慑作用,使人们不敢犯罪、但是内心却认识不到犯罪的可耻;以道德教化人们,人们有了耻辱之心,就会自觉地避免犯罪。孔子在这里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刑罚是必要的,但是不要独尊、迷信刑罚,他的宗旨是重德轻刑。所以孔子主张,治国要“宽猛相济”,德刑相辅相成,“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最后实现“胜残去杀”“必也无讼”的理想状态。荀子提出“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提倡道德,主张少用刑罚。董仲舒明确提出“刑者德之辅”,把德与刑之间的关系明确提示出来,即德主刑辅。
其次,礼法融合。儒家的“礼”是其核心思想“仁”的道德境界的外化,“包含着西周以来所形成的整套典章制度和风俗礼仪,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君臣父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儒家以“君臣父子”之伦理道德规定放大为人们需要遵守的国家之“礼”,“肯定礼是治国之本,规范着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政治法律的根本指导原则”。孔子重视礼之本,反对礼流于形式。“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成。”他提供“为国以礼”,认为国家政令是人们必须遵守之礼,所以失礼就要接受惩罚。在孔子这里,初步体现了礼与法相融合的倾向。真正奠定礼法融合思想基础的是荀子,他既反对儒家重视礼治而轻视法的作用,又反对法家重视法治而忽视道德的作用,而把礼与法相结合,形成了礼法并施,即“隆礼重法”的思想,开礼法融合之先河。
最后,情法互补。儒家以血缘亲情为基础,建立其宗法等级制度,主张德主刑辅、礼法融合。这一前提,肯定了人情在儒家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儒家看来,以亲情为基础的伦理道德规定远比法律法规更为重要,“事孰为大?事亲为大”,所以儒家的法治是法中有情,情法互补,“国法的制定以伦理纲常为指导原则,同时又是伦理纲常的具体化”。在儒家看来,只有合乎人情之法才会有生命力,“法合人情则兴,法逆人情则竭”,法与人情相结合,才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只有符合人情之法才是公正的,以人情为基础的法律法规才能为人们所信服。
儒家的法治思想与法家有所不同,它极少直接讨论刑律狱讼等问题,而是以一种防患于泰然的法——“礼”法加以约束,使人们自觉地守法,而非被动地惧法.德主刑辅、礼法融合、情法互补等法治思想体现了“儒家法学的礼教中心、义务本位、家族观念、伦理法治等价值和特质”,而这正是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主导精神,所以有学者认为“孔孟才是中国司法界的真正祖师,儒家学说才是中国法学的真正源头”
(节选自《新华文摘》)
1.下面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范导的法治理念可从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儒家礼乐典章制度中汲取有益的启示。
B. 儒家看来.人们需要遵守的、规范着国家根本制度的“礼”,是从“君臣父子”之伦理道德规定放大而来。
C. 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主导精神,正是以“礼治”为表征的儒家德主刑辅、礼法融合、情法互补等法治思想。
D. 孔子非常注重道德教化,认为人们只要接受了儒家的道德教化,就会有耻辱之心,就会自觉地避免犯罪。
2.下列解释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儒家认为法律只有与人情相结合,才能具有生命力,才是公正的,从而真正为人们所遵守,为人信服。
B. 孔子希望以“宽猛相济”的理念来治国,最终达到教化残暴之人进而废除死刑、没有诉讼的理想状态。
C. 儒家核心思想“仁”的道德境界外化为“礼”,它包含着西周以来所形成的整套典章制度和风俗礼仪。
D. 儒家肯定人情在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把伦理纲常作为国法制定的指导原则,法中有情,情法互补。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孔子等儒家学者的法治思想基本相似,而董仲舒把德与刑之间的主辅关系明确提示出来。
B. 荀子开礼法融合之先河,主张把礼与法结合,形成了礼法并施,即“隆礼重法”的思想。
C. 因为孔孟是中国司法界祖师,儒家学说是中国法学源头,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其先进价值。
D. 法家与儒家有所不同,多直接讨论刑律狱讼等问题,使人们被动地惧法而非自觉地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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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礼教与古代服饰着装
历史上,儒家礼教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服饰着装为其表现形式之一,它成为了承载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的载体之一。
首先,传统服饰着装体现君子道德。儒家礼教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系列贵族男子服饰的规范,像“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等,为君子传统服饰的基本准则。以其中最典型的冠来说,其穿戴方式相当严格。一般规定古代男子二十岁行隆重的冠礼,并且冠是士以上阶层的身份标志,一般情况下不能免冠。另外,从服饰配件中的玉来说,古人之所以做到“古之君子必佩玉”以及“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首先是因为玉本身所折射出的君子品德,就连在佩戴玉的方式上也必须做到“君在不佩玉,左结佩,右设配,居则设佩,朝则结佩”。说明中国传统服饰从服装到配件甚至到穿戴方式,都注重体现君子的品德。而穿着“奇装异服”在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受到严厉谴责和禁止。
其次,传统服饰着装体现妇女道德。服饰自古以来就与妇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儒家礼教决定着妇女的穿着。西汉,董仲舒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提出了他的三纲之理:君、父、夫为阳、为上;臣、子、妇为阴、为下。这一观点奠定了儒家“男尊女卑”的“三纲五常”伦理思想,礼教成为真正束缚妇女的绳索。妇女所着服饰体现着严格的“贞操”观念。古代妇女无论春夏秋冬都必须穿三重衣,并且还必须做到不露肌肤,不显轮廓,目的是为了掩饰形貌曲线,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境界,这在秦汉时期的深衣服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儒家礼教所主张的“男女不通衣裳”及“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等规定又进一步明确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尊卑之分。另外,礼教文化用“女红”将妇女约束在狭小封闭的生活圈子之内。也正是因为这所谓的“女红”美德,才形成经久不衰的七月七日“乞巧”风俗。而这种女子的从属地位及古代妇女“包”文化、“女红”文化是形成缠足的直接原因。
最后,传统服饰着装体现忠孝道德。中国历代章服制度中都有一些服饰被直接赋予忠孝的意思,如明代的“忠靖冠服”,崇祯时为百官燕居时用,取其“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义。清代的“忠孝带”是挂在腰上的帉,为阔而短的带子。读书人一入宦门就要佩忠孝带,它的用途说法不一,其中之一是说使用于皇帝赐死自缢用。清后期在带上绣忠孝二字,使官吏们时刻不忘忠孝。另外,在忠孝礼教道德思想中,又以“善事父母”为孝道中的大事。表现在服饰上,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保护身体,第二种是着装不违反孝道,第三种是“饰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蓄发束发是中原民族长期形成的习惯,成为中原文化的标志之一,断发、披发、髡发都被视为蛮、夷等,髡发还被看成是一种带有羞辱性的刑罚。清朝初年满族强迫所有汉族男子剃发,当然也就引发了许多悲壮的事件,忠孝思想的根深蒂固可想而知。
(节选自《儒家礼教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服饰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君子有他们的一套服饰着装准则,其中在冠的穿戴上体现尤为突出,平时不能随意免冠。
B.玉细腻莹和,折射出君子品性。为了表现自己对君子品德的持守,古人对佩玉非常讲究,在佩玉时间和方式上都有严格要求。
C.董仲舒借助神学观提出了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且贵阳贱阴的三纲观,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基本趋于成形。
D.中国古代女子自小学习女红,并把它作为一种美德,在这种欲求的推动下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一个女性节日——乞巧节。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不是先王所制定的合乎礼法的衣服不敢穿戴,可以看出古代贵族对孝道的遵从,以及其在儒家礼法影响下的自律意识。
B.秦汉以前,儒家礼治思想已基本形成,但其对妇女的思想与言行的约束力还并不强,妇女服饰上的礼教思想也体现得并不很明显。
C.古代妇女“包”文化指的是古代女子为掩饰形貌曲线而穿着严密遮蔽的服饰,并且“出门必拥蔽其面”,从而形成的一整套习俗及内含其中的儒家礼制。
D.剃光头发作为一种带有羞辱性的刑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古代中原民族对作为中原文化的标志的蓄发束发行为的自觉坚守。
3.根据原文内容的推断,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古代劳动者劳作时随意地袒胸露背,除了是因为劳动所需之外,还因为他们受儒家礼教文化影响很小。
B.秦汉时女子要求着深衣服饰,它因“被体深邃”而得名,其对衣服的层数与严密性都要求很高,突出体现了儒家所谓的妇德思想。
C.明代要求官员朝堂内外须着“忠靖冠服”,提醒官员常思尽忠补过;清代要求官员开始做官时就必须佩带忠孝带,让官员时刻不忘忠孝。
D.清初剃头令一下,江阴人为誓死捍卫颅上发而起义,守城近百日,近七万人战死,足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思想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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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廉德思想
任松峰
“廉”是中华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也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何为廉”“为何廉”以及“何以廉”的问题上,儒家有一套系统阐释。
关于“廉”的含义,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廉,棱也。引申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大致可知,“廉”的本义为侧边、棱角,后来引申为正直、清廉、俭朴、收敛、廉耻的意思。而这些含意也正是儒家所追求的道德修养。儒家如何释“廉”呢?《论语》中,孔子虽仅有一次用到“廉”字,但实际上“行己有耻”“欲而不贪”等思想中已包含了“廉”的内容。可以说,先秦时期,儒家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来认识“廉”的,认为“廉”是君子所具有的一种基本道德操守。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廉”更多地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汉代实行察举制度,出现了专门的举廉科,将“廉”作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
儒家学说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儒家倡“廉”,主要基于内圣与外王的需要。从内圣来看,“廉”是个人修身、成就完美品格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孔子心中的圣人、君子,还是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都内蕴着“廉”这一基本道德操守。从外王来看,“廉”是为政之本,能“廉”则政兴。《晋书·阮种传》中说:“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廉洁对于为政的重要性,就像土壤和雨露于生物之必不可少,一旦失去,政权终会倾覆,为官者的廉洁是实现政权稳固持久的客观需要。
实现“廉”的目标,为政者既需“修身以德”,也需“为政以德”。《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强调上至天子、下到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孟子“仁政”思想,论及的是如何做一名好官。在儒家思想中,包含着这样的逻辑:要做一名好官,先要做一个好人。所以,为政者只有先修身以德,才能“安人”“安百姓”。当然,成为一个好人并不意味着就能当一个好官,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还需把廉德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为政以德,既要有崇公抑私、立公去私的公心,又要有义利面前舍利取义的勇气;既需“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地举贤任能,也需“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地勤政守职;既有为政俭约、“节用而爱人”的品行,更需有涵养一腔浩然正气的节操。如此,才能实现《论语·为政》中描述的“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那般的清明气象。
儒家廉德思想形成于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对历史上风清气正社会局面的出现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在封建王朝中,天下莫非王土、四海皆是王臣,以廉为政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这也使封建臣子在践行“廉”的过程中遭遇局限和困境。但是,以史为鉴能够知兴替,这些都不妨碍今天我们从中汲取有益启示。
(节选自《人民日报》 2014年3月28日)
1.下列各项中,言行不属于本文所论述的“廉德”思想的一项是
A.孔子主张把俭朴的生活与远大的理想相统一,如他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B.墨子认为“仁人之士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加强自身修养,首先做到“志强智达,言信行果”。
C.诸葛亮强调,德才兼备的人,是依靠内心安静来修养身心的,是依靠俭朴的作风来培养品德的,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诫子书》)。
D.清朝陕西蒲城知县蔡信芳离任时,作《罢郡》一诗来抒发情感:“罢郡轻舟回江南,不带关中一点棉。回看群黎终有愧,长亭一别心黯然。”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正直、清廉、知廉耻等是儒家所追求的廉德思想,它们既是中华传统的伦理道德,也是儒家重要的政治伦理思想。
B.汉代以后,儒家对“廉”的认识由道德层面转到政治层面,把“廉”这种基本的道德操守转化为为政的根本。
C.在汉代依据察举制度中的举廉科,有廉德的人可以被选拔、任用为官员,可见当时的统治者对廉德思想非常重视。
D.廉是一种基本道德操守,也是为政之本,从修身、成就完美品德和治国理政的要求出发,儒家积极倡导廉德。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儒家从“内圣外王”的角度倡“廉”,“内圣”侧重个人修养,而“外王”强调“廉”则政兴,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怎么做到“廉”的问题。
B.《晋书·阮种传》中形象地说明了廉洁对于为政的重要意义,只有为官者廉洁才能保证政权稳固持久,一旦失去廉洁,政权早晚会灭亡。
C.儒家思想认为:“做好官”的前提条件是“做好人”,但这还不够,还要在政治实践中贯彻运用“廉德”,做到有公心、有节操等。
D.尽管封建官员在践行“廉”的过程中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廉德思想对清明的社会局面也起到过积极作用,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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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佛、道二教同传统儒家并称“三教”。三教自并立以来,既相互排斥争斗,也相互吸收、不断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一大特色。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佛教精微而高深的义理,道教的神仙方术、长生不老思想对皇帝贵族和一般士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果轮回、鬼神报应又迎合了普通大众的迷信心理。故无论儒家如何抵制,佛道二教的声势和影响日渐扩大,包括小说在内的艺术领域亦受其浸染。
②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向世俗化推进,以求贴近广大下层民众,扩大影响。这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反映。《太平广记》载唐代俳优李可及以倡优身份讲论三教,言释迦如来、太上老君、文宣王皆为妇人。将三教所奉教主作为取笑逗乐的对象,虽有不敬之嫌,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三教间融洽的关系,而皇帝听罢“意极欢,宠锡颇厚”,也表明统治者乐见三教间和谐共处。
③唐宋文言小说中三教思想的融合方式有两种:一是在一部小说中收入了表现三家思想的故事,这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作品中已有所表现;另一种方式是在一则故事中反映出两家甚至三家思想。唐宋文言小说中存在大量有意模糊佛道界限的作品,僧人道士化、道士僧人化。例如,《广异记•刘清真》中的五台山僧人即是佛道一体的形象。
④中国古代的三教融合往往呈现“以儒家为主导,释道二教向其靠拢”的形态,如释道二教都将“忠”“孝”置于教义中的重要地位。唐代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设有“君臣”“纳谏” “忠孝”等类目,显示了佛教典籍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和强调较佛教更加主动,葛洪明确将“忠孝和顺仁信”作为修道的前提,其戒律要求信徒“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由此可见,在三教融合的过程中,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观念同样成为了道教价值中的一部分。
⑤释道二教向儒家的靠拢在唐宋文言小说中有诸多表现,如五代杜光庭所撰《录异记》在“仙”“异人”后设有“忠”“孝”二门,是忠孝观念在道教小说中的反映。在道教小说中有一类因孝而得道成仙的故事,《仙传拾遗》写阳伯翁“事亲以孝”,他葬父于无终山,在墓侧“昼夜号恸”,因此感动了神明,最终得结佳偶,双双得道成仙。
⑥宋代三教融合更为深入,表现在小说上,就是不少作品中的三教思想混然一体,无法截然区分。宋代李昌龄所编《乐善录》多辑因果报应之事,它出现于理学昌盛的南宋,受到上层文人的推重,称其“深有益于世教”,反映了当时三教融合已达相当之程度。
——摘编自周瑾锋《唐宋文言小说中的“三教合一”》2018年8月 佛学研究网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儒释道能够融合,是因为佛教敬畏精微的义理和道教长生不老的思想对人们产生了吸引力。
B. 唐宋文言小说借收入表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故事等方式,达到了融合三教思想的创作目的。
C. 佛教和道教都主动地提倡儒家伦理道德,把儒家的忠孝思想放到了教义中的重要地位。
D. 道教小说写的是因孝而得道成仙的故事,《仙传拾遗》写阳伯翁“事亲以孝”,葬父于无终山,在墓侧“昼夜号恸”,因此感动了神明。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前两段介绍三教融合的基本情况,后面四段论述三教在小说中的融合方式及表现。
B. 文章提及魏晋南北朝小说,表明唐宋文言小说收入表现三教思想的故事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C. 文章第四段是总分是总分结构,前面讲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形态,后面则分别举例加以论证。
D. 文章举《太平广记》和《乐善录》中的内容,论证了唐宋文言小说中的“三教合一”的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虽然儒家是官方意识形态,对佛教、道教进行了抵制,但这并未止住佛道二教日渐扩大的影响力。
B. 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的三教之间一直呈现互相靠拢,互相吸收的形态。
C. 从宋人创作的《乐善录》等文言小说来看,当时三教融合的程度较之于唐代更加的深入。
D. 了解唐宋文言小说中的“三教合一”思想,有助于今人鉴赏唐宋文言小说并分析当时人的思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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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孝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孝”的社会价值与“教”的社会价值是统而为一的。不仅如此,由于血亲意义上的朴素性和普泛性,“孝”正是“教”的伦理基础。
“百善孝为先”,“孝”是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朴素感情。这种朴素感情是其他一切伦理道德的精神基础。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是个体与社会间沟通的基本的伦理尺度,因而“教”的伦理学基础就是“孝”。“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先民倾向于认为,一个能够“孝”与“悌”的人,是不会“恶于人”“慢于人”或犯上作乱的,而这正是“教”的社会意义的终极追求。
再者,关于行“孝”与学“文”的关系。古人认为人们只有在具有基本内在伦理准备的基础上,行有余力,才可以学“文”,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里,“孝”为本,学“文”为末,本立而道生。反过来讲,学“文”的终极目标也在于强化“孝”的社会政治价值。换言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而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学不学“文”,而在于学“文”的目的是什么,不在于学到了多少“文”,而是这些“文”具有多少伦理价值。教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立足于血亲意义上的“孝”,达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圆融和谐,这条道路,也就是由“德”而提升为“道”的道路。
在现代,许多论者认为提倡“孝”是一种悖于现代化的退步行为。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孝”,不是《二十四孝图》所宣扬的愚忠、愚孝,而是在本真的意义上拓展而成的达到个体与群体和谐共处的伦理纽带。本真的孝是平等性而非片面性的,是正常而非反常的,是生成拓展的而非家族本位的。“孝”常相对于“慈”,所以并非“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而是体现了亲子的平等性;原始形态的“孝”是子代对亲代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所以并非只是出于哗众取宠或出仕进阶的功利需要的“愚孝”或“伪孝”,而是一种自然情感的真诚流露;孝虽原为奉养父母,却可以拓展为家国天下的一种精神依据,对个体而言,“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对国家而言,“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孝成为一切伦理规范的内在衡准,“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
如果使“孝”的含义由奉养父母提升为奉献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那么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将是圆满和谐的,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所追求的最为根本的教育价值。
1.下列各项,不能说明“‘孝’正是‘教’的伦理基础”的一项是( )
A. 在社会意义的终极追求上,“孝”与“教”是一致的。
B. “文”的伦理基础就是“孝”,“文”与“孝”是末与本的关系。
C. “百善孝为先”,“孝”是衡量个人与社会间沟通的基本的伦理尺度。
D. “孝”原为奉养父母,但它可以成为一切伦理规范的内在标准。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将“孝”与“教”的社会价值统而为一的文化。
B. 原始形态的“孝”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并非只是“愚孝”或“伪孝”。
C. 先民认为,一个能够“孝”与“悌”的人,是不会“恶于人”“慢于人”或犯上作乱的
D.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认为,学“文”的根本目的是发掘其中的伦理价值。
3.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不论古今,提倡“孝”都是一种有助于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进步行为,这是“孝”的故事能流传的原因。
B. “孝”是所有善行的开端,是个体与社会间沟通的基本的伦理尺度,因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精神基础。
C. 在古人看来,一个具备“孝”“悌”品德的人,是不会“恶于人”“慢于人”或犯上作乱的。
D. 中国传统教育认为,只有在具有基本内在伦理准备的基础上才可以学“文”,其目的在于强化“孝”的社会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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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孝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孝”的社会价值与“教”的社会价值是统而为一的。不仅如此,由于血亲意义上的朴素性和普泛性,“孝”正是“教”的伦理基础。
“百善孝为先”,“孝”是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朴素感情。这种朴素感情是其他一切伦理道德的精神基础。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是个体与社会间沟通的基本的伦理尺度,因而“教”的伦理学基础就是“孝”。“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先民倾向于认为,一个能够“孝”与“悌”的人,是不会“恶于人”“慢于人”或犯上作乱的,而这正是“教”的社会意义的终极追求。
再者,关于行“孝”与学“文”的关系。古人认为人们只有在具有基本内在伦理准备的基础上,行有余力,才可以学“文”,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里,“孝”为本,学“文”为末,本立而道生。反过来讲,学“文”的终极目标也在于强化“孝”的社会政治价值。换言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而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学不学“文”,而在于学“文”的目的是什么,不在于学到了多少“文”,而是这些“文”具有多少伦理价值。教育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立足于血亲意义上的“孝”,达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圆融和谐,这条道路,也就是由“德”而提升为“道”的道路。
在现代,许多论者认为提倡“孝”是一种悖于现代化的退步行为。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孝”,不是《二十四孝图》所宣扬的愚忠、愚孝,而是在本真的意义上拓展而成的达到个体与群体和谐共处的伦理纽带。本真的孝是平等性而非片面性的,是正常而非反常的,是生成拓展的而非家族本位的。“孝”常相对于“慈”,所以并非“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而是体现了亲子的平等性;原始形态的“孝”是子代对亲代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所以并非只是出于哗众取宠或出仕进阶的功利需要的“愚孝”或“伪孝”,而是一种自然情感的真诚流露;孝虽原为奉养父母,却可以拓展为家国天下的一种精神依据,对个体而言,“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对国家而言,“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孝成为一切伦理规范的内在衡准,“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
如果使“孝”的含义由奉养父母提升为奉献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那么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将是圆满和谐的,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所追求的最为根本的教育价值。
1.下列各项,不能说明“‘孝’正是‘教’的伦理基础”的一项是( )
A. “百善孝为先”,“孝”是衡量个人与社会间沟通的基本的伦理尺度。
B. 在社会意义的终极追求上,“孝”与“教”是一致的。
C. “孝”是“文”的内在伦理基础,“孝”与“文”是本与末的关系。
D. “孝”原为奉养父母,但它可以成为一切伦理规范的内在标准。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将“孝”与“教”的社会价值统而为一的文化。
B. 孔子认为,“孝”是道德修养的根本,是通过教育可得到的结果。
C.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认为,学“文”的根本目的是发掘其中的伦理价值。
D. 原始形态的“孝”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并非只是“愚孝”或“伪孝”。
3.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孝”是所有善行的开端,是个体与社会间沟通的基本的伦理尺度,因而是一切伦理道德的精神基础。
B. 在古人看来,一个具备“孝”“悌”品德的人,是不会“恶于人”“慢于人”或犯上作乱的。
C. 中国传统教育认为,只有在具有基本内在伦理准备的基础上才可以学“文”,其目的在于强化“孝”的社会政治价值。
D. 不论古今,提倡“孝”都是一种有助于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进步行为,这是“孝”的故事能流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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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道德修养和个体美德的养成,即使在政治实践中也明确倡导德政,就此而言,将儒家伦理视为一种德性伦理是恰当的。然而,德性修养不是儒家伦理的最终旨归,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成就经邦济世的卓越事功才是儒者最高的价值目标。
作为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在强调德性修养的同时,并未忽视事功的重要性或将二者割裂开来。如果说“修己”是偏重于内省式的道德自律的话,“安人”“安百姓”便是经济天下、博施于民的外在事功。在他看来,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是起点,“安百姓”才是终极目标。他还认为,在职位或社会分工的意义上,国家的统治者应当依照“义”的原则,遵守为官之道,把国家治理好,使百姓丰衣足食。而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应当积极追求物质利益,这是职业本分。
孔子在品评人物时也坚持了德性与事功相结合的原则。管仲因其为人处世与儒家的价值标准存在许多相悖之处,受到儒家学者的批评。但是对于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的卓越事功,孔子毫不吝啬地称赞其为“仁”。由此可见,孔子对“仁”的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是德性主义的,事功也是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从孔子本人一生的政治实践来看,他对于事功的重视并没有停留在思想层面上,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儒者,他一生周游列国、颠沛流离,仍然矢志不移,目的就是实现经济天下的社会理想。
孔子之后,儒学传统可以大致分为两派:一是以颜渊、曾子为代表的一派,重视德性修养,追求道德理想,传承了儒家的德性伦理传统;二是子贡等人走了一条现实主义的路子,在坚持和发展儒家德性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经验和实际知识的重要性,关注现实,追求事功。到了汉代,将德性修养作为实现事功的起点与基础,开辟了儒家由内圣成德到实现外王事功的路径。然而,这一路径以修身养性作为儒者第一要务,致使一些儒者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过分强调身心修养而忽视了对外王事功的追求,丧失了先秦儒者在追求事功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勇武气质和进取精神。特别是后世儒者对“修身”的理解大多局限于道德修养方面,不大注重对于经邦济世的实际才能的学习,越来越走向心性修养的内圣方面,在外王事功的开拓方面十分乏力,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德性与事功之间的平衡,也没有有效地搭建起由内圣成德通往外王事功的桥梁,这也成为之后儒学发展过程中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
从儒家事功伦理的演进过程来看,它始终与德性伦理交织在一起,尽管二者经常相互批评、辩难,但其始终没有脱离儒学一体的范围。在与德性伦理的分歧中也可以看出,儒家事功伦理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性,事功学者大都没有沉迷于书斋,而是着眼于现实,发扬儒学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的传统,致力于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问题的解决。
(选自李雪辰《儒家事功伦理的发展脉络》,有删改)
1.下列各项中,其性质不属于原文所论“事功”的一项是( )
A.烛之武在郑国面临晋国和秦国联合进攻的紧张形势下,不顾危险,勇于担当,夜闯敌营说服秦伯退兵。
B.西汉名将卫青率领汉军七击匈奴,收复河朔、河套地区,击破单于,为北部疆域的稳定做出重大贡献。
C.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却被流放到北海无人之地,牧羊十九年,受尽苦难,忠贞不屈,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D.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儒家的事功伦理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性,能够成就经邦济世的卓越事功是儒者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B.孔子在强调德性修养的同时并未忽视事功的重要性,他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实 践层面都未排斥事功。
C.汉代将德性修养作为实现事功的起点与基础,直接导致德性与事功之间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被打破了。
D.儒家事功伦理在演进过程始终与德性伦理交织在一起,二者虽有分歧,但并没有脱离儒学一体的范围。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认为国家统治者和普通百姓都可以追求事功,前者应当依照“义”的原则治理好国家,后者也可以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积极追求物质利益。
B.孔子在品评人物时体现出对事功的重视。管仲的为人处世与儒家价值标准存在许多相悖之处,但他辅佐齐桓公建立卓越事功,因而备受孔子称赞。
C.以颜渊、曾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了儒家德性伦理传统,后世儒家强化了这一倾向,将修身养性作为儒者的第一要务,逐渐走向心性修养的内圣方面。
D.以子贡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了儒家事功伦理传统,坚持强调经验和实际知识的重要性,后世儒家则以此为基础,升辟了由内圣成德到外王事功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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