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神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l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选自杜小安《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评价》)
②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选自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在日本侵华期间,张岱年还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哲学研究,因为他坚信知识能改变国家命运,学术能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B.张岱年在哲学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跟他学生时代对中外哲学典籍的深入研究、名师的指导、好学深思的品性有关。
C.“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这话表明唯有创造新哲学我们民族才有振兴的希望。
D.何其巩建议张岱年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中国哲学大纲》印为讲义,以防此书稿在战乱中遗失,可见其爱才之心及书稿的价值。
E.把对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是张岱年哲学研究的特点,因而他被誉为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
2.张岱年在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感到了平生最大的快乐。为什么?请结合材料分析。
3.张岱年认为“救国必须有知”,他是如何践行这一主张的?请结合材料分析。
4.真实性是传记的生命,本材料是如何体现这一点的?请结合材料分析。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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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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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选自杜小安《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评价》)
②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选自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在日本侵华期间,张岱年还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哲学研究,因为他坚信知识能改变国家命运,学术能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B.张岱年在哲学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跟他学生时代对中外哲学典籍的深入研究、名师的指导、好学深思的品性有关。
C.“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这话表明唯有创造新哲学我们民族才有振兴的希望。
D.何其巩建议张岱年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中国哲学大纲》印为讲义,以防此书稿在战乱中遗失,可见其爱才之心及书稿的价值。
E.把对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是张岱年哲学研究的特点,因而他被誉为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
2.张岱年在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感到了平生最大的快乐,为什么?请结合材料分析。
3.张岱年认为“救国必须有知”,他是何如践行这一主张的?请结合材料分析
4.真实性是传记的生命,本材料是如何体现这一点的?请结合材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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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神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l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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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选自杜小安《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评价》)
②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选自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在日本侵华期间,张岱年还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哲学研究,因为他坚信知识能改变国家命运,学术能拯救危难中的中国。
B.张岱年在哲学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跟他学生时代对中外哲学典籍的深入研究、名师的指导、好学深思的品性有关。
C.“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这话表明唯有创造新哲学我们民族才有振兴的希望。
D.何其巩建议张岱年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中国哲学大纲》印为讲义,以防此书稿在战乱中遗失,可见其爱才之心及书稿的价值。
E.把对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是张岱年哲学研究的特点,因而他被誉为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
2.张岱年在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感到了平生最大的快乐。为什么?请结合材料分析。
3.张岱年认为“救国必须有知”,他是如何践行这一主张的?请结合材料分析。
4.真实性是传记的生命,本材料是如何体现这一点的?请结合材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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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的通史情缘
曹小文
白寿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建树颇丰。近代以来,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众多中国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巨制——《中国通史》将这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2年,白寿彝先生参加了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国际友人向中国代表表达了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他深受感动和鼓舞,决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白先生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寿彝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国际学者纷纷打听中国历史新著情况。白先生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虽然距离上次访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来。
1975年,当客观形势稍有好转时,白寿彝便立即开始着手 实施酝酿已久的中国通史编撰计划。他首先组织力量写出了200多万字的中型中国通史草稿。由于“题无特色,文无新意”,没有统稿基础,不得不放弃。
白寿彝从1977年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德、法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完成出版后,白寿彝就开始了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而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还能实现编撰《中国通史》这个夙愿吗?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平实却也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既充分显示出白先生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珍惜,同时也是超越一般学术观点的一种治学精神和文化境界。使用尽可能完美的体裁来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是白寿彝多年来的心愿,他把这视作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是生命的支撑架。
20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却意味着他生命的全部。1979年,年届古稀的白寿彝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笑声朗朗,全无老年人的暮气。但1400万字书稿的修改与审定,以及纷繁复杂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组织协调工作,耗去了他整整20年的光阴。
1999年,当人们欢欣鼓舞聚集在北京庆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际,他却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位睿智的老人,为了编纂这部巨著已罄尽了所有。
在《中国通史》长达20年的编撰过程中,仅主编就有20多位,作者达500位之多,而一个耄耋老人毫无怨言地承担下了所有的组织协调工作。
从1975年,白寿彝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倡议,得到了众多响应,到1983年《中国通史》编纂课题被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整整八年,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完全靠着白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开展工作。
白寿彝不放弃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他每次都把病房当作工作室,资料书稿堆满了整个房间。在双目几近失明的状态下,他凭借顽强的毅力,采用耳听口述的方式,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过程中,白先生非常认真,遇到任何疑点,一定要核实。
就这样,白寿彝坚持将1400万字的书稿审阅、修改完成。1999年3月,由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戴逸先生说:“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
(文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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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通史》众多的主编和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寿彝相交多年的挚友,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语言学家季羡林,历史学家周一良、何兹全、韩儒林、史念海、王毓铨、陈旭麓、韩国磐、陈光崇等等。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 白寿彝说:“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体现出他对编撰《中国通史》这一事业的热爱和珍惜,以及“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学术品格和追求。
B.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量大,并有多种语言的译本,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C. 由于“题无特色,文无新意”,没有统稿基础,白寿彝最终不情愿地放弃了在1975年曾组织力量写出的200多万字的小型中国通史草稿。
D. 在本文中,作者巧妙使用排比、夸张、假设论证等手法,使文章达到了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使文章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
E. 文章结尾,作者直接引用戴逸先生高度评价《中国通史》的话,既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增强了说服力,也进一步展现出白寿彝的贡献。
2.白寿彝执意编撰《中国通史》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全文分析。
3.有人说白寿彝先生的编纂工作是靠着他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展开的,文中体现了他的哪些人格魅力?请结合材料内容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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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的通史情缘
曹小文
白寿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建树颇丰。近代以来,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众多中国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巨制——《中国通史》将这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2年,白寿彝先生参加了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国际友人向中国代表表达了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他深受感动和鼓舞,决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白先生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寿彝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国际学者纷纷打听中国历史新著情况。白先生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虽然距离上次访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来。
白寿彝从1977年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德、法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完成出版后,白寿彝就开始了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而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还能实现编撰《中国通史》这个夙愿吗?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平实却也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20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却意味着他生命的全部。1979年,年届古稀的白寿彝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笑声朗朗,全无老年人的暮气。但1400万字书稿的修改与审定,以及纷繁复杂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组织协调工作,耗去了他整整20年的光阴。1999年,当人们欢欣鼓舞聚集在北京庆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际,他却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位睿智的老人,为了编纂这部巨著已罄尽了所有。
在《中国通史》长达20年的编撰过程中,仅主编就有20多位,作者达500位之多,而一个耄耋老人毫无怨言地承担下了所有的组织协调工作。
从1975年,白寿彝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倡议,得到了众多响应,到1983年《中国通史》编纂课题被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整整八年,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完全靠着白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开展工作。
白寿彝不放弃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他每次都把病房当作工作室,资料书稿堆满了整个房间。在双目几近失明的状态下,他凭借顽强的毅力,采用耳听口述的方式,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过程中,白先生非常认真,遇到任何疑点,一定要核实。
就这样,白寿彝坚持将1400万字的书稿审阅、修改完成。1999年3月,由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文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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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通史》众多的主编和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寿彝相交多年的挚友,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语言学家季羡林,历史学家周一良、何兹全、韩儒林、史念海、王毓铨、陈旭麓、韩国磐、陈光崇等等。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对于大多数史学家来说,撰写通史是一生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是最伟大的事业。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这一伟大事业的最高峰。
B.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量极大,并有多种语言的译本,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C. 《中国通史》的编撰让年届古稀的白寿彝一扫老年人的暮气,变得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笑声朗朗。
D. 白寿彝说:“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体现出他对编撰《中国通史》这一事业的热爱和珍惜,以及“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学术品格和追求。
2.白寿彝在古稀之年开始编撰《中国通史》,并最终完成,这不得不说是一次壮举。促使他成功的外在因素有哪些?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3.文中说白寿彝先生的编纂工作是靠着他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展开的,文中体现了他的哪些人格魅力?请结合材料内容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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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张岱年先生主编了《中华的智慧》一书,“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而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是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这本书的特点,区别于大而化之地讨论中国文化的数以千计的著作。比如在讨论老子时就阐释了“道为万物之索”“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物,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老子的有些著作中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说:“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束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透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融入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瓴的中国文化观,成为这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这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们,超越他们的旧哲学。他在书中还提出任何文化形式都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着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摘编自李瑞卿《建构中华智慧谱系——评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
1.下列对于《中华的智慧》一书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书中“中华的智慧”是指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是有别于西方智慧的最高智慧。
B. 书中关于老子的研究认为,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是老子著作的显著特征。
C. 张先生在书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最早可以从老子的“道”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D. 张岱年先生提到的 “道”不同于西方的“爱智”,与老庄思想中的“道法自然”的“道”相同。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论题,然后围绕论题逐层运用材料分析,最后提出要古为今用,树立民族文化复兴观念的观点。
B. 在分析的过程中,文章大量引用了张岱年先生作品的原文,具体地展示了《中华的智慧》的哲学观点,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C. 张岱年先生认为建构中华智慧谱系的方法就是加强个案研究和建立唯物史观,这也是本文展开充分论述的两个重要角度。
D. 文章第三段引用《<中华的智慧>序言》的原文,证明了中国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中国哲学是富于理性精神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张岱年先生的这本书之所以能真正触及中华的智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进行了精当的个案研究。
B. 因为作者认为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徳伦理体系上增加了一个价值取向,所以说道家思想其实是儒家思想的有益补充。
C. 中国近代之所以没有孕育出实证科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穷理”的传统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
D. 张岱年先生既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立于西方智慧的另一种人类文明,又主张必须综合中西文化之长才能创造新型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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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华的智慧》一书“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特点,区别于大而化之地讨论中国文化的数以千计的著作。比如讨论老子,阐释了“道为万物之索”“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儿,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老子的有些著作中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说:“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束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脱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容纳到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瓴的中国文化观,成为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们,超越他们的旧哲学。他在书中还提出任何文化形式也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摘编自李瑞卿《建构中华智慧谱系——评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
1.下列对于《中华的智慧》一书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书中“中华的智慧”是指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是有别于西方智慧的最高智慧。
B. 张先生在书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最早可以从老子的“道”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C. 书中关于老子的研究认为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是老子著作的显著特征。
D. 著作中提到的“道”,不同于西方的“爱智”,是接近于老庄思想中的“道法自然”的概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论题,然后围绕论题逐层运用材料分析,最后提出要古为今用,树立民族文化复兴的观点。
B. 在分析的过程中,文章大量引用了张岱年先生作品的原文,具体地展示了《中华的智慧》的哲学观点,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C. 张岱年先生认为建构中华智慧谱系的方法就是加强个案研究和建立唯物史观,这也是本文展开充分论述的两个重要角度。
D. 文章第三段引用《<中华的智慧>序言》的原文证明了中国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中国哲学是富于理性精神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张岱年先生的这本书之所以能真正触及中华智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进行了精当的个案研究。
B. 因为作者认为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上增加了一个价值取向,所以说道家思想其实是儒家思想的有益补充。
C. 中国近代之所以没有孕有出实证科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穷理的传统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
D. 张岱年先生既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立于西方智慧的另一种人类文明,同时又主张必须综合中西文化之长才能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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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华的智慧》一书 “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特点。比如讨论老子,阐释了“道为万物之宗”“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儿,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老子的有些著作中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说:“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束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脱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容纳到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瓴的中国文化观,成为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们,超越他们的旧哲学。他在书中还提出任何文化形式也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摘编自李瑞卿《建构中华智慧谱系——评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
1.下列对于《中华的智慧》一书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书中“中华的智慧”是指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是有别于西方智慧的最高智慧。
B. 张先生在书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最早可以从老子的“道”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C. 书中关于老子的研究认为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是老子著作的显著特征。
D. 著作中提到的“道”,不同于西方的“爱智”,是接近于老庄思想中的“道法自然”的概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论题,然后围绕论题逐层运用材料分析,最后提出要古为今用,树立民族文化复兴的观点。
B. 文章第三段引用《<中华的智慧>序言》的原文证明了中国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中国哲学是富于理性精神的。
C. 在分析的过程中,文章大量引用了张岱年先生作品的原文,具体地展示了《中华的智慧》的哲学观点,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D. 张岱年先生认为建构中华智慧谱系的方法就是加强个案研究和建立唯物史观,这也本文展开充分论述的两个重要角度。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张岱年先生的这本书之所以能真正触及中华智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进行了精当的个案研究。
B. 因为作者认为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徳伦理体系上增加了一个价值取向,所以说道家思想其实是儒家思想的有益补充。
C. 中国近代之所以没有孕育出实证科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穷理的传统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
D. 张岱年先生既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立于西方智慧的另一种人类文明,同时又主张必须综合中西文化之长才能创造新型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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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论美,曾言“人应该同美仅仅进行游戏,人也应该仅仅同美进行游戏”,对于哲学亦然。哲学在于求真理,真理亦需在自由的心态下方可获得。
首先,游戏精神意味着无功利性。哲学在本质上,同游戏一样,具有无功利性,受制于功利性的哲学是“失真”的,亦必然缺乏创造性。金岳霖老先生对此深有感喟:“坦白地讲,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这立即使专家感到可笑和气愤,但是我们尽可能努力根据哲学规则来做哲学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作过程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谁若将功利带入哲学,“谁”不但降低自身的品格,亦势必使哲学蒙羞。
其次,游戏精神本身意味着自由,自由乃是创造之源。哲学追求真,而“真”的本质就存在于人与宇宙万物所达成的自由的关系中。游戏的精神本身就践行了自由的精神,同时也贯彻了求真的精神。换言之,在自由中,“真”才能现身;只有在“真”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追溯人类哲学发展史,伟大的哲学作品总是兴趣的产物,是心灵自由的产物。且不说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其作品大抵如此),即使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亦兴趣完成其不朽名著:西方著名哲学家如笛卡尔、培根、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卢梭、拉梅特利,中国哲学家如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虽其学说受到外在的限制,未免用了“曲笔”,但其学说本身仍是心灵自由的流淌之物,是兴趣所致,而非为外在功利所驱动的产物。伟大的作品莫不是兴趣的产物,莫不充满一种高贵而朴实的游戏精神。须说明的是,这里的自由,并非目空一切,更非无法无天;而是那种不为外物所拘、心无旁骛的超然的心灵状态。
其三,基于游戏精神的哲学研究不但“致真”,而且“向美”、向善,所谓“致真以达美至善”。其实美与真本来就是统一的,历来大哲皆将真与美视为一遼。譬如,中国哲学中的“游”乃真际层面的至高境界,同时,游代表着艺术,代表着美:孔子倡导“游于艺”,庄子渴望“逍遥游”,皆然。西哲康德所论证的“美的无目的性”,亦大抵含有此意。可见,哲学致真之境亦即“美之至高”境界。自然,这种美并非具象美,而是理性之美,心灵充盈之美,乃至道德之美。还是席勒说得好,“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当人从事哲学之思时,他其实就在游戏,并在游戏中体会真、体味美,并由此达向善从而为真、善、美的统一打下根基。
(摘编自郭继民《哲学研究须具备“游戏精神”》,《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13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席勒看来游戏精神只能用来对待美,而且对待美也只能用游戏精神。
B. 哲学本质上具有无功利性,将功利带入,会使哲学家的品格降低以至蒙羞。
C. 金岳霖认为游戏属于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结果和过程需要分开看待。
D. 无论是笛卡尔、培根等还是康德、黑格尔等,其学说皆非外在功利驱动。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侧重从游戏精神角度,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哲学研究和游戏精神的内在联系。
B. 第二段引用金岳霖的话,是为了更好地论证“游戏精神具有无功利性”这一论点。
C. 第三段用求同存异的对比说理方式,强调人类伟大的哲学学说无不源于游戏精神。
D. 第四段采用引用分析的方法,说明中外伟大哲学家基本认可美与真统一的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作者有限认可席勒的观点,认为对待哲学只要拿出游戏精神,就能获得真理。
B. 本文所说的游戏精神,具有特殊的本质属性,如无功利性创造性和哲学性。
C. 游戏精神是自由精神的体现,而讲自由就要讲不为外物所拘,讲心无旁骛。
D. 看人是否属于完整意义的人,就要考察他是否喜欢玩游戏和能否统一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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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墨子名翟,出生于春秋末战国初,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军事家。他早年学习儒术,因不满周礼的繁文缛节,自创学派。墨儒的区别在于,墨子之学出于夏礼,孔子之学出于周礼。他们同样都尊尧舜,同样都有很高的道德追求,墨子于《诗》《书》之教,也颇有修养,他反对的只是形式化的礼乐。
《吕氏春秋》记载:“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墨子师徒组成了宗教性与政治性的社团,集体奔走于齐、鲁、宋、楚、卫、魏诸国之间。孟子也不得不肯定“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家有“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侠义精神,多勇武之士。
墨子思想十分丰富,主旨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其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兼爱、非攻、天志、明鬼等十大主张而言,乃以兼爱为本。这些治国方略是为救治列国社会病态而准备的,要因时因地制宜。墨子教导弟子,到列国去,若该国昏乱,则提倡尚贤、尚同;该国贫穷,则告诫节用、节葬;该国享乐腐化,则宣传非乐、非命;该国淫僻无礼,则强调尊天、事鬼;该国掠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以爱人若己、为人犹为己的“兼爱”思想解释仁德,把“兼相爱”看成是“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观念。
墨子反对战争,反对亏人以自利,提倡“兼相爱,交相利”。所谓“兼”,即每个人都毫无分别地爱一切人。《说文解字》释“兼”为“并”,即隐喻平等之意。“兼爱”不同于孔子的“仁爱”。儒家“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如对父母的爱与对兄长的爱不同,对自己父母的爱与对别人父母的爱不同。儒家主张从亲情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强调个人生命体验的过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最后达到“泛爱众,而亲仁”的境界。墨子的“兼爱”则是“爱无差等”,也就是说,他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自己父母、亲人的爱没有差别,一视同仁。“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这是墨子的治国之道和理想社会。
墨子以兼为善,以兼为仁义,其“兼爱”的背景是“互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他实际上主张“己所欲,施于人”,但从互利互惠的角度讲,则融合义利,易被小生产者所接受。他劝诫“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盼望建立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的公平合理社会。这其中含有对王公大人骄奢淫逸的不满,控诉了争夺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表达了劳动者要求自食其力、过安定生活的愿望。
(摘编自《光明日报》)
1.下列关于“兼爱”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兼爱”是一种爱人若己、为人犹为己的思想,在墨子眼中它是“仁者”追求的最高道德观念。
B. “兼爱”暗含平等之意,要求每个人毫无分别地爱一切人,对别人与对自己的父母、亲人一视同仁。
C. 互利是“兼爱”的方式,从互利互惠的角度来说,墨子的主张融合义利,因此易被人们所接受。
D. “天下兼相爱则治”,“兼爱”是墨子的治国之道,他期盼能由此建立一个公平而合理的理想社会。
2.下列对“儒家”“墨家”异同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儒、墨之学都出自于“礼”,但是在后来墨子却因不满周礼的繁文缛节,转而对礼加以反对。
B. 墨家崇尚侠义精神,多勇武之士,但是墨家弟子同儒家弟子一样,都用仁义之术在天下施行教导。
C. 儒、墨两家弟子皆遍布天下,墨子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列国不同的社会病态准备相应的治国方略。
D. 儒、墨都主张“爱”,墨子讲“兼爱”,是爱无差等;孔子讲“仁爱”,是推己及人、有差等的爱。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墨子早年学习儒术,孔墨之徒都注重仁义之术,孔墨两个学派也都尊崇尧舜,有很高的道德追求,由此可见儒墨两家是一脉相承的。
B. 墨子的思想十分丰富,以兴利除害为主旨,但“尚贤”“尚同”等十大主张则以“兼爱”为本,这是他思想的矛盾之处。
C. 墨子劝诫他人,有力气的要赶快帮助别人,有钱财的要努力分给他人,有道的人要勉力教育他人,希望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
D. 墨子认为治国者不能不鼓励人们互爱的原因正是兼爱是一种平等、无差别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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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25分)
忆蔡尚思先生
施宣圆
5月20日,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蔡尚思先生走完了他漫长的一生,享年104岁。噩耗传来,我思绪滚滚,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先生的音容笑 貌……
与匡亚明先生争论孔子
蔡尚思先生是我的老师。上世纪60年代初,他给我们年级上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我有时去旁听。那时老师下课后就回去,学生和他们接触不多。我和他熟悉是在80年代初以后,我常常去他家和他聊天。
1987年2月的一天,他来电要我去他家,说有事和我商量。我到了他家,他取出一张《文汇报》,指着学林版一篇匡亚明先生的文章《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说,他不同意匡老的观点,要写文章同他商榷。
匡老是老革命,是南京大学校长,是一位孔子研究专家。匡老的这篇文章提出用“三分法”来考察孔子的思想。所谓“三分法”,一是凡属于维护封建统治,维护宗法等级制、专制君王统治利益的,必须批判,必须决裂;二是凡属于含有合理因素、又含有历史局限性带来的消极因素的思想,必须进行科学分析,批判其消极因素,吸取其积极因素;三是凡属至今仍有生命力而闪耀真理智慧因素的要发扬光大。
不久,蔡尚思先生送来文章:《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与匡亚明同志商榷》,指出在孔子及孔学的研究中,根据具体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坚持“两分法”,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匡老的“三分法”不是研究孔子的根本方法。两篇文章发表后,成为当时还未形成争鸣风气的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
蔡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勇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对于一些不良的学术风气,也敢于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1997年国庆节,我去他家,他说现在学术界都说陈寅恪是“国学大师”,简直是“大家公认”的,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贵在实事求是,不能信口开河。
上世纪20年代初,陈寅恪曾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讲课,蔡先生听过他的课。蔡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而值得骄傲的就是周秦诸子,可以说周秦诸子是中国文化的老祖宗,而陈寅恪先生却反而认为“周秦诸子,实无足称”,“今人盛称周秦之国粹,实大误”。难道有这样的“国学大师”吗?蔡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确是大师,但要知道,在大师中,他是中国史学大师之一与通晓多种多国文字大师,而不是所谓的‘国学大师’。”
他对老师是很尊重和钦佩的,再三强调,仅凭陈寅恪通晓十六七种文字,他就真是古今中外第一人,比所谓“国学大师”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我问他敢不敢写文章发表?他说怎么不敢。说罢,从信封中抽出一篇稿子,我一看,标题:我知道的陈寅恪先生(发表时改为《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原来,他稿子已经写好。“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尊重历史事实。”蔡先生这样说。
“学术研究贵在争鸣”
在学术界,蔡先生是以敢于讲真话、敢于争鸣著称的一位老教授。解放前,他就以批判封建礼教道统而得罪国民党当局。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地参加孔学和其他学术问题的争论。每次参加学术研讨会,不管大会还是小会,他都与人争鸣;他的文章都要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于是,有人说蔡先生思想“偏激”“好辩”;也有人劝他做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年龄那么大了,何苦再去得罪人呢?然而,他总是坚信自己的选择和追求,在学术上决不朝秦暮楚。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他的见解是他研究的心得,他的讲话发自他的内心。
蔡先生说:“学术研究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没有争鸣就只好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变成奴才,止步不前,葬送学术。”他多次在报刊上著文呼吁:学术没有禁区,学术必须民主,学术必须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没有争鸣就出不了大家。他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实践自己的诺言。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家一一进行剖析,重新评估,完成了以《中国传统思想 的总批判》为代表的20余部中国思想史大著,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
1.下列关于文章的理解和解说不正确的两项是()(5分)
A.匡亚明认为应该用“三分法”来考察孔子的思想。所谓“三分法”,指凡属于糟粕的内容必须抛弃;凡属于合理又含有历史局限性的内容则有选择地吸收;凡属于真理的内容则要发扬光大。
B.蔡尚思先生认为在孔子及孔学的研究中应坚持传统的“两分法”。并由此引发了与匡亚明先生的一段争论。
C.蔡尚思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且值得骄傲的就是周秦诸子,而陈寅恪先生却认为“周秦诸子,实无足称”。为此又引发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
D.蔡尚思先生对老师陈寅恪很尊重很钦佩,虽然如此,他仍然不赞同人们称陈为“国学大师”,表现了蔡尚思先生敢于求实的精神。
E.“学术研究贵在争鸣”是蔡尚思先生的治学观点,也是他的行为方针。
2.简述三个小标题的作用。(6分)
3.结合文章内容,简要说说画线的句子在结构和内容上所起的作用。(6分)
4.从蔡尚思先生敢于争鸣的优秀品质中,从他的事迹中,你在为人处事方面还有哪些收获或启示?请谈谈。(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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