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形成的标志，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撰史旨趣的提出。纵观司马迁《史记》的“究天人之际”，既肯定人事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又重视从天的角度认识和评述历史，关注天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彰显其天人合一的思维特点。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从天人整体的视野去看待历史，认可人与天的不同，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有为性和能动性。从编纂体裁而言，《史记》以纪传体论载历史，彰显了以人为中心、重视记载人事的思想。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体裁，一方面有先秦以来历史撰述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先秦至汉代天人观念的发展有关。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是人开始逐渐觉醒的时代，人为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成为历史记述的中心才成为可能。从记述内容而言，《史记》重视人为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谈论夏、商、周、秦相继更替这一历史发展大势时，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它们王天下，都是修仁行义、积德用力的结果，是人为而非天意。另外，《史记》也充分肯定了个人的奋发有为。《陈涉世家》将布衣陈涉发迹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充分肯定了陈涉在推翻暴秦统治过程中的首创精神；在《项羽本纪赞》中，否定项羽“天之亡我”的说法，认为项羽的败亡乃是咎由自取，却至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
《史记》中的“天”论，包含有意志、命运、趋势、本然和物质等多重含义。当然，其中最能彰显天人合一思维的，还是宣扬天有意志，天命王权，肯定意志之天对于人事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就是宣扬“圣人感生”说。《史记》的《殷本纪》和《周本纪》在描述商周部族起源时，分别记述了简狄吞卵生契和姜嫄履迹生弃的故事。“感生”说宣扬的是一种天命史观，当天神赋予圣人肉体的同时，也就同时赋予了其治理万民的权力。同时《史记》还宣扬“圣人同祖”说。《五帝本纪》以黄帝为百王先，这种“祖黄帝”的思想同样也是一种天命王权思想，“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不过， 《史记》对报德说也有过质疑，如《伯夷列传》就以善人伯夷、叔齐、颜渊和恶人盗跖为例，对“天之报施善人”说加以否定。
综上所述，司马迁《史记》的“究天人之际”思想，是要把具有物质性、意志性和伦理性的天与作为群体的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探究，由此来找寻天人之间的关系，确定历史记述与评论的对象，因而具有天人合一的思维特点。
(摘编自汪高鑫《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司马迁撰写《史记》自觉运用天人合一思维表现了对天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关注。
B. 司马迁认可天人相异，肯定人的有为性和能动性，体现了他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C. 《史记》对报德说有过质疑，可见司马迁虽然宣扬天命王权思想却不完全认同。
D. 司马迁整体探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受时代局限他更强调天意对人事的影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论证思路清晰，首先提出观点，接着从两个角度展开分析，最后进行总结。
B. 文章第二段用陈涉、项羽两个事例作对比，论证了司马迁重视人为作用的观点。
C. 文章第三段引用《五帝本纪》原句为揭示“圣人同祖”说的实质提供文献依据。
D. 全文从人与天两个角度论证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源于司马迁撰史旨趣的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因布衣陈涉具有首创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才将其与汤武、孔子相提并论。
B. 司马迁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可见汉代对人为价值认识的觉醒。
C. 项羽如果能够认识到人为的重要性，就不会兵败乌江并且喟叹“天之亡我”了。
D. 《史记》将有多种特性的天与群体性的人进行整体探究，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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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形成的标志，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撰史旨趣的提出。纵观司马迁《史记》的“究天人之际”，既肯定人事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又重视从天的角度认识和评述历史，关注天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彰显其天人合一的思维特点。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从天人整体的视野去看待历史，认可人与天的不同，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有为性和能动性。从编纂体裁而言，《史记》以纪传体论载历史，彰显了以人为中心、重视记载人事的思想。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体裁，一方面有先秦以来历史撰述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先秦至汉代天人观念的发展有关。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是人开始逐渐觉醒的时代，人为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成为历史记述的中心才成为可能。从记述内容而言，《史记》重视人为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谈论夏、商、周、秦相继更替这一历史发展大势时，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它们王天下，都是修仁行义、积德用力的结果，是人为而非天意。另外，《史记》也充分肯定了个人的奋发有为。《陈涉世家》将布衣陈涉发迹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充分肯定了陈涉在推翻暴秦统治过程中的首创精神；在《项羽本纪赞》中，否定项羽“天之亡我”的说法，认为项羽的败亡乃是咎由自取，却至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
《史记》中的“天”论，包含有意志、命运、趋势、本然和物质等多重含义。当然，其中最能彰显天人合一思维的，还是宣扬天有意志，天命王权，肯定意志之天对于人事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就是宣扬“圣人感生”说。《史记》的《殷本纪》和《周本纪》在描述商周部族起源时，分别记述了简狄吞卵生契和姜嫄履迹生弃的故事。“感生”说宣扬的是一种天命史观，当天神赋予圣人肉体的同时，也就同时赋予了其治理万民的权力。同时《史记》还宣扬“圣人同祖”说。《五帝本纪》以黄帝为百王先，这种“祖黄帝”的思想同样也是一种天命王权思想，“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不过， 《史记》对报德说也有过质疑，如《伯夷列传》就以善人伯夷、叔齐、颜渊和恶人盗跖为例，对“天之报施善人”说加以否定。
综上所述，司马迁《史记》的“究天人之际”思想，是要把具有物质性、意志性和伦理性的天与作为群体的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探究，由此来找寻天人之间的关系，确定历史记述与评论的对象，因而具有天人合一的思维特点。
(摘编自汪高鑫《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司马迁撰写《史记》自觉运用天人合一思维表现了对天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关注。
B. 司马迁认可天人相异，肯定人的有为性和能动性，体现了他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C. 《史记》对报德说有过质疑，可见司马迁虽然宣扬天命王权思想却不完全认同。
D. 司马迁整体探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受时代局限他更强调天意对人事的影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论证思路清晰，首先提出观点，接着从两个角度展开分析，最后进行总结。
B. 文章第二段用陈涉、项羽两个事例作对比，论证了司马迁重视人为作用的观点。
C. 文章第三段引用《五帝本纪》原句为揭示“圣人同祖”说的实质提供文献依据。
D. 全文从人与天两个角度论证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源于司马迁撰史旨趣的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因布衣陈涉具有首创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才将其与汤武、孔子相提并论。
B. 司马迁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可见汉代对人为价值认识的觉醒。
C. 项羽如果能够认识到人为的重要性，就不会兵败乌江并且喟叹“天之亡我”了。
D. 《史记》将有多种特性的天与群体性的人进行整体探究，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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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戏曲“贵和”思想的显著体现是“大团圆”的结构模式。这自然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相契合。戏曲“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的结局遵循着古人对于“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的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生命感悟，也同样体现着“悲者必终于欢，离者必结之以合”的“天圆地方”的审美轨迹。
剧作家对于“大团圆”结局的追求是由作家自身地位低下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在我国古代，戏曲一直受到统治者的排斥，受到“正统文学”的排斥。元代时，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限制汉人参加科举考试，大量的文人失去了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仕途的唯一道路，因此只能流落于坊间妓馆，以写词曲为生。《元史·刑法志》记载：“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以至明清律法仍有这样的条例。在这样的境遇下，剧作家则选择用笔来抒发自己的苦闷，消解现实的残酷，因此在戏曲中往往以“大团圆”的形式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表现对因果轮回的期盼。
“大团圆”模式适应观众的审美期待，体现着老百姓对于美好世界的憧憬和想象。只有充满喜庆气氛的“大团圆”结局才能淡化悲剧的悲哀感和压抑感，把观众带入冲淡、平和的心理状态。李泽厚对这种“中和为关"的审美观念这样论述：“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的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和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和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是一种中和艺术。
中国戏曲始终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紧密联系。在戏曲中宣扬惩恶扬善的伦理道德必然是戏曲的旨归。这一诉求直接外显为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中国人的特点是爱憎分明，戏曲中也往往体现的是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等对立面的斗争。观众不仅要求欣赏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剧作家对事件的评价。因此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往往意在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明有王法，暗有鬼神”，告诫人们时时刻刻要做一个好人。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兴起，也刺激了通俗文学的繁荣。中国戏曲的显著特点就是其强烈的民间性，因此，剧作家的写作意图必然要从观众的欣赏意图出发，反映观众的审美趣味。演员表演惟妙惟肖，唱腔优美，故事吸引人，这都是观众需要的，而给戏曲中的人物安排一个合理的结局，更是观众所关心的。从我国戏曲的审关心理来看，观众看戏的主要目的是消遣娱乐，希望在繁重的劳动之余通过戏曲来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解脱，而不像西方戏剧那样进行沉重的道德说教和宣讲。
1.下列有关中国戏曲追求“大团圆”结局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生命感悟。
B．剧作家地位低下，向往美好世界，期盼因果轮回。
C．宣扬惩恶扬善的伦理道德，劝诫世人为善。
D．反映观众的审美趣味，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
2.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元史·刑法志》记载过词曲作者因被诬告而被处死的事。
B．元朝统治者推崇正统文学，戏曲备受排斥。
C．淡化悲剧的悲哀感和压抑感，需要充满喜庆气氛的“大团圆”结局。
D．戏剧的功能是消遣娱乐，给观众以精神的享受和解脱。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审美需求的角度看，相对于演员的表演技艺，中国观众显然更关注戏曲中人物的命运。
B．在我国古代，文人获得仕途的方式较单一，当科举考试之门向他们关闭，文人的结局就会很糟。
C．《窦娥冤》中窦娥平反昭雪，《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这都是中国戏曲“贵和”思想的体现。
D．中国戏曲是随着城市的繁荣而繁荣的，具有强烈的民间性，颇受市民阶层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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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宇，完成文后各小题。
中国戏曲“贵和”思想的显著体现是“大团圆”的结构模式。这自然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相契合。戏曲“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的结局遵循着古人对于“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的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生命感悟，也同样体现着“悲者必终于欢，离者必结之以合”的“天圆地方”的审美轨迹。
剧作家对于“大团圆”结局的追求是由作家自身地位低下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在我国古代，戏曲一直受到统治者的排斥，受到“正统文学”的排斥。元代时，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限制汉人参加科举考试，大量的丈人失去了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仕途的唯一道路，因此只能流落于坊间妓馆，以写词曲为生。《元史·刑法志》记载：“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以至明清律法仍有这样的条例。在这样的境遇下，剧作家则选择用笔来抒发自己的苦闷，消解现实的残酷，因此在戏曲中往往以“大团圆”的形式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表现对因果轮回的期盼。
“大团圆”模式适应观众的审美期待，体现着老百姓对于美好世界的憧憬和想象。只有充满喜庆气氛的“大团圆”结局才能淡化悲剧的悲哀感和压抑感，把观众带入冲淡、平和的心理状态。李泽厚对这种“中和为关"的审美观念这样论述：“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的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和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和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是一种中和艺术。
中国戏曲始终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紧密联系。在戏曲中宣扬惩恶扬善的伦理道德必然是戏曲的旨归。这一诉求直接外显为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中国人的特点是爱憎分明，戏曲中也往往体现的是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等对立面的斗争。观众不仅要求欣赏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剧作家对事件的评价。因此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往往意在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明有王法，暗有鬼神”，告诫人们时时刻刻要做一个好人。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兴起，也刺激了通俗文学的繁荣。中国戏曲的显著特点就是其强烈的民间性，因此，剧作家的写作意图必然要从观众的欣赏意图出发，反映观众的审美趣味。演员表演惟妙惟肖，唱腔优美，故事吸引人，这都是观众需要的，而给戏曲中的人物安排一个合理的结局，更是观众所关心的。从我国戏曲的审关心理来看，观众看戏的主要目的是消遣娱乐，希望在繁重的劳动之余通过戏曲来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解脱，而不像西方戏剧那样进行沉重的道德说教和宣讲。
1.下列有关中国戏曲追求“大团圆”结局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生命感悟。
B．剧作家地位低下，向往美好世界，期盼因果轮回。
C．宣扬惩恶扬善的伦理道德，劝诫世人为善。
D．反映观众的审美趣味，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
2.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元史·刑法志》记载过词曲作者因被诬告而被处死的事。
B．元朝统治者推崇正统文学，戏曲备受排斥。
C．淡化悲剧的悲哀感和压抑感，需要充满喜庆气氛的“大团圆”结局。
D．戏剧的功能是消遣娱乐，给观众以精神的享受和解脱。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审美需求的角度看，相对于演员的表演技艺，中国观众显然更关注戏曲中人物的命运。
B．在我国古代，文人获得仕途的方式较单一，当科举考试之门向他们关闭，文人的结局就会很糟。
C．《窦娥冤》中窦娥平反昭雪，《西厢记》中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这都是中国戏曲“贵和”思想的体现。
D．中国戏曲是随着城市的繁荣而繁荣的，具有强烈的民间性，颇受市民阶层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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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中国古代先人们无论探讨宇宙的生成或寻找生命的奥秘，都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核心展开的。天人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的思维起点，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黄帝内经》是从研究天到研究人，从探讨人到探讨天，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善言天者，必验于人”的观点。可以认为，《黄帝内经》是以“天人一体”为理论核心，探讨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医学经典。
所谓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认识和处理健康与疾病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黄帝内经》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于是，它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活动规律。
《黄帝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际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人合一”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黄帝内经》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1、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2、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3、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的本质就是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形与神（生理和心理）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黄帝内经》的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的反应和体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
令人惊奇的是，《黄帝内经》“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入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1.下列对“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人与天地相参”，“善言天者，必验于人”。
B．人们认识和处理健康与疾病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C．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
D．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背景下来考察。
2.下列对“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的原因解释最恰当的一项是
A．《黄帝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B．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
C．疾病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
D．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不同，按照自身的反应呈现不同的临床症状。
3.下列表述最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黄帝内经》确立“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认为人的生命现象也是自然现象，和谐
是健康的根本。
B．《黄帝内经》自觉地吸收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哲学思想，并与医疗经验有机结合，为中
医学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C．《黄帝内经》的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
观点是相同的。
D．《黄帝内经》认为各事物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命、健康和疾病
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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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天人合一”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儒家看来，“天”是宇宙的最高实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孔子从天道与人道高度统一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延续到了人以外的自然界，构建了一个“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为核心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体系。荀子则进一步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认为天有自身运动规律，人与天各起作用，和谐共生。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伦理思想的行为规范。儒家的这一生态伦理规范告诉人们，对自然资源要合理使用。孟子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在荀子看来，“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不可去，求可节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他主张通过“道”来节制人的欲望，对于那些不可禁也不可去的欲望，要加以引导；倡导合理地利用天，使天能够为人服务。朱熹进而提出了私欲与天理对立统一的思想，要求人们不要被欲望所引诱，保持道德自觉。
“圣王之制”彰显了生态伦理思想中的法律意识。儒家很多经典著作都记载了有关生态资源的立法保护。如禁止人们乱捕猎、乱砍伐，保证生物的生长期。这些立法保护在有关法令中传承下来，荀子把它概括为“圣王之制”。《礼记·月令》规定：为了遵循自然规律，每个月所从事的生产活动都要和保护环境资源密切结合。各种为保护自然环境而形成的禁令、礼制逐渐演变为历代王朝的法令。
儒家思想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树立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意味着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孟子、荀子还详细阐述了具体做法，强调人类要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强调人与自然界应是伙伴朋友关系。在这种和谐关系中，人类方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与当今生态伦理学上所强调的人类在利用自然时应遵循自然规律的观点是一致的。
儒家思想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助于人们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选择适度的消费方式。儒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思想，告诫人类应当克制自身欲望，珍惜、节约资源。这一思想将引导人们更加注重环境、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公正分配，给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复空间。
（摘编自化秀玲《儒家思想中的生态伦理智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将孔子的思想延续到人以外的自然界，构建了独立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体系。
B. 历代王朝的法令都规定每个月所从事的生产活动都要和保护环境资源密切结合。
C. 禁止人们乱捕猎、乱砍伐，这是荀子所概括的“圣王之制”里面的内容。
D.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思想确保人们更加注重环境、资源的代际公正分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首段通过对孔、孟、荀生态伦理学理念的论述体现了三者之间的传承关系。
B. 文章主要从核心、行为规范、法律意识、当代意义四个角度，论述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C. 文章第二段用引用、举例的论证方法，论证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观点。
D. 文章的最后两段从两个角度分别论述了儒家思想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家很多经典都记载生态资源的立法保护，可见这一观念在古代就已经引发人们的重视。
B. 对于那些不可禁也不可去的欲望加以引导，是以“道”来节制人欲的一种方式。
C. 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若能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就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
D. 传承儒家思想中的生态伦理智慧，我们就可以完全树立正确的环保理念并保护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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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无神论思想。从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考察中华传统文化，合理汲取其中的无神论思想，有助于我们今天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
中华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如果说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对自然界的“惊奇感”，希伯来文明起源于对上帝的“敬畏感”，那么，中华文明则起源于对人之为人心性丧失的“忧患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先贤最关注的不是外在的自然，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国，也不是纯粹的思辨领域，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心性、人性、生命、社会、人生。
古人云：“思以其道易天下”。就是说，中国古人思考的是用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就是“道”来改变天下、和谐社会、净化人心、安顿生命、培育人格。这一境界和状态，儒家谓之“至善”，道家谓之“上善”，佛家谓之“般若”。所以，“明心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共同的价值取向。儒家强调“存心养性”“止于至善”，道家强调“心斋坐忘”“性命双修”，佛家强调“即心即佛”“明心见性”。“心性之学”关乎“成圣”“成道”“成佛”，一句话，关乎“成人”的问题。诚如孟子所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中国天人之学中的“天”，涵义是多样的，主要有“神灵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等诸说，它们的共同主张是天人合德。
神灵之天及其天（神）人合一论为周人所立。天（神）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表明天（神）人是相关的。也正是这一“相关性”“合德性”体现出周人的天（神）人之学的最终指向是人而不是神。周人的“天命论”的重心与其说是神，毋宁说是人。“天视之我民视，天听之我民听”是对这一思想的最好诠释。周人的这种天（神）人观具有原始的无神论倾向。
在儒家看来，“命运”代表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并对人有一定制约作用的力量。对于这一存在，儒家提醒人们要给予充分尊重，乃至敬畏。我们可以将儒家这一“天命”思想看作对人可能出现的盲目自大行为的告诫。而在处理“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上主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表明儒家从没放弃重人事的基本立场。
道家老庄的“天”“自然”等概念，表征着万物本来存在的状态。这一“天”（自然）是无为的存在，是没有意识和目的性的存在。这些观念都集中表现在“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中。可见，道家独特的天人之学有着浓郁的无神论意味。道家的“自然为本”与儒家的“人事为本”一起成为中国无神论发展历史的两条主线。以荀子为代表建立的以现实的自然之天为基础的天人之学，更是直接而明快地承认“自然之天”的物质性、客观性以及自然性。
从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考察中华传统文化之后，我们还应对无神论彰显的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加以挖掘。主张“无神”，其实是对“人”这一主体而言的。“无神”的主张所要肯定的首先是“人”。因此，无神论的精神首先就表现在伸张“人”的精神和价值或者说人的主体价值。而人的主体性又是通过一些具体方面展现的，主要是有为精神、创造精神与自由精神。这些精神，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得到肯定和颂扬。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7月8日王友三《中华文化关注的是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中国古代先贤最关注的不是自然、天国以及纯粹的思辨领域，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心性、人性、生命、社会、人生。
B．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虽然其中“天”的涵义是多样的，但天人合德是其共同的主张。
C．周人的天（神）人观具有原始的无神论倾向，因此周人的天（神）人之学的最终指向是人而不是神。
D．以荀子为代表建立的以现实的自然之天为基础的天人之学，承认“自然之天”的物质性、客观性以及自然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儒家的“存心养性”、道家的“性命双修”、佛家的“明心见性”虽然强调各不相同，但它们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B．“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儒家在处理“天命”与“人事”关系上的主张，它说明儒家没放弃重视人事的基本立场。
C．道家老庄的“天”（自然）等概念是无为的存在，是没有意识和目的性的存在，有着浓郁的无神论意味。
D．“无神”的主张是对“人”这一主体而言的，它首先肯定的是“人”。因此，伸张“人”的主体价值是无神论的精神首要表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无神论文化，合理汲取有助于我们今天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
B．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视为对人之为人心性丧失的“忧患感”，中华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价值选择和判断。
C．儒家的“至善”、道家的“上善”、佛家的“般若”是它们各自“思以其道易天下”所追求的境界和状态。
D．儒家的“天命”思想可以看作是对人可能出现的盲目自大行为的告诫，对于“天命”儒家认为要给予充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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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无神论思想。从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考察中华传统文化，合理汲取其中的无神论思想，有助于我们今天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
中华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如果说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对自然界的“惊奇感”，希伯来文明起源于对上帝的“敬畏感”，那么，中华文明则起源于对人之为人心性丧失的“忧患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先贤最关注的不是外在的自然，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国，也不是纯粹的思辨领域，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心性、人性、生命、社会、人生。
古人云：“思以其道易天下”。就是说，中国古人思考的是用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就是“道”来改变天下、和谐社会、净化人心、安顿生命、培育人格。这一境界和状态，儒家谓之“至善”，道家谓之“上善”，佛家谓之“般若”。所以，“明心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共同的价值取向。儒家强调“存心养性”“止于至善”，道家强调“心斋坐忘”“性命双修”，佛家强调“即心即佛”“明心见性”。“心性之学”关乎“成圣”“成道”“成佛”，一句话，关乎“成人”的问题。诚如孟子所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中国天人之学中的“天”，涵义是多样的，主要有“神灵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等诸说，它们的共同主张是天人合德。
神灵之天及其天（神）人合一论为周人所立。天（神）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表明天（神）人是相关的。也正是这一“相关性”“合德性”体现出周人的天（神）人之学的最终指向是人而不是神。周人的“天命论”的重心与其说是神，毋宁说是人。“天视之我民视，天听之我民听”是对这一思想的最好诠释。周人的这种天（神）人观具有原始的无神论倾向。
在儒家看来，“命运”代表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并对人有一定制约作用的力量。对于这一存在，儒家提醒人们要给予充分尊重，乃至敬畏。我们可以将儒家这一“天命”思想看作对人可能出现的盲目自大行为的告诫。而在处理“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上主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表明儒家从没放弃重人事的基本立场。
道家老庄的“天”“自然”等概念，表征着万物本来存在的状态。这一“天”（自然）是无为的存在，是没有意识和目的性的存在。这些观念都集中表现在“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中。可见，道家独特的天人之学有着浓郁的无神论意味。道家的“自然为本”与儒家的“人事为本”一起成为中国无神论发展历史的两条主线。以荀子为代表建立的以现实的自然之天为基础的天人之学，更是直接而明快地承认“自然之天”的物质性、客观性以及自然性。
从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考察中华传统文化之后，我们还应对无神论彰显的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加以挖掘。主张“无神”，其实是对“人”这一主体而言的。“无神”的主张所要肯定的首先是“人”。因此，无神论的精神首先就表现在伸张“人”的精神和价值或者说人的主体价值。而人的主体性又是通过一些具体方面展现的，主要是有为精神、创造精神与自由精神。这些精神，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得到肯定和颂扬。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7月8日王友三《中华文化关注的是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中国古代先贤最关注的不是自然、天国以及纯粹的思辨领域，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心性、人性、生命、社会、人生。
B．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虽然其中“天”的涵义是多样的，但天人合德是其共同的主张。
C．周人的天（神）人观具有原始的无神论倾向，因此周人的天（神）人之学的最终指向是人而不是神。
D．以荀子为代表建立的以现实的自然之天为基础的天人之学，承认“自然之天”的物质性、客观性以及自然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儒家的“存心养性”、道家的“性命双修”、佛家的“明心见性”虽然强调各不相同，但它们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B．“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儒家在处理“天命”与“人事”关系上的主张，它说明儒家没放弃重视人事的基本立场。
C．道家老庄的“天”（自然）等概念是无为的存在，是没有意识和目的性的存在，有着浓郁的无神论意味。
D．“无神”的主张是对“人”这一主体而言的，它首先肯定的是“人”。因此，伸张“人”的主体价值是无神论的精神首要表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无神论文化，合理汲取有助于我们今天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
B．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视为对人之为人心性丧失的“忧患感”，中华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价值选择和判断。
C．儒家的“至善”、道家的“上善”、佛家的“般若”是它们各自“思以其道易天下”所追求的境界和状态。
D．儒家的“天命”思想可以看作是对人可能出现的盲目自大行为的告诫，对于“天命”儒家认为要给予充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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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例如，他研究戏曲，便要结合文献资料、各地戏曲样本等“器”，来深入研究其发展规律以及探明其前因后果。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一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对国故、旧史都有研究和创新。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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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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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作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作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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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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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王国维治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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