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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观，是一种特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孟子的“义”不仅是一种待人接物时约束我们的准则，更是一种道义优先的价值观，是一种理想的人格。

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孔子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人的利欲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义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合理的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毕竟“好义”和“欲利”是两种人性，其中虽有交集但并不是不可共存。于个人而言，正确的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不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为人处事应见利思义，应在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中站到“义”的一方。

（选自杨喆《解读孟子“义利观”：见利要思义不义则不为》，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的“义”，是一种道义优先的价值观，当“义”与“利”冲突时，要以义为先。

B. 孔子认为“求富”“恶贫”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他主张仁义，不赞同“重义轻利”。

C. 文中董仲舒与朱熹的话，都阐明了只有先讲求“义”，才可追求无副作用的大利。

D. 儒家义利观以义为前提，可以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第二段孔子“富费”与“贫贱”的言论，阐明儒家并非杜绝求利，一味追求义。

B. 文中引用的有关“义”“利”的语句，内容不尽相同，但其基本思想大同小异。

C. 文章第三段先破后立，指出“义”的学说已没有价值，重“义”的思想仍根深蒂固。

D. 文章引述近代革命人士舍生取义之举，例证了儒家义利观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的“义利观”是后世儒家“义”的学说的源泉和基础，对当世仍有借鉴意义。

B. 儒学对民族性格等方面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都能自觉进行人文精神调治。

C. 生活中经常遇到“好义”与“欲利”的冲突，是因为二者关系难以平衡，无法共存。

D. 当今人们应该理解、继承和发扬儒家的义利观，避免唯利是图，践行以义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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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最恰当的一句是（　 ）

孔子认为，伦理道德是合理处理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准则，人不论何时、何地、何事都有伦理道德的约束与影响。孔子曾经说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就是说，　　　　　　　　 。

A．伦理道德以仁为核心，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支柱，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标志，一个君子在任何时刻都不应违背它。

B．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支柱，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标志，它要求君子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

C．一个君子在任何时刻都不应违背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因为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支柱，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标志。

D．仁在人类的精神文明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标志，一个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违背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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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理念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辩”。在历代先贤的多次辩论和阐述中，古人在关于“利益”和“道义”的价值取向上达成了共识。“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鲜明而独特的价值准则和精神标识。

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而对“义利”之分给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孔子借此论述希望形成良好的价值取向，以引导社会风尚、弘扬天地间的正气，这一观点为后世儒家的“义利”思想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准则。

《孟子》开篇即详细记载了梁惠王与孟子见面时对“义”与“利”的探讨。梁惠王向孟子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的回答并非是说“利”不重要，而是强调“仁义”更加重要，仁义是利益的根本，正所谓“但得本，莫愁末”。

但是，“轻利”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儒家所谓的重义轻利，其核心要义在于反对“见利忘义”，而应该“见利思义”。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还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这些论述表明孔子并不反对人们求富逐利。或者说，民众通过努力获得自身的利益(包括富与贵)是人性之所在，也是人们的基本权利。

先秦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在《荀子·大略篇》提到：“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主张“义利两有”，既克服了片面追逐自身利益、见利忘义的错误；又避免了禁欲主义、片面推崇“存天理、灭人欲”的消极倾向。此即后世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在《利者义之和论》中则干脆提出了“义利利义相为用”的观点。苏洵的观点与“义利相兼”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历代以来思想观点的精华，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凝聚和升华为“大义为重”“见义勇为”的主流文化价值趋向。显然，中国先圣先贤“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观点，在历史长河中不仅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普世性意义。它不仅是修身治国的准则，更是处理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指南。正如曾子在《大学》中指出的那样：“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原则，与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迥然不同。19世纪英国著名的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国际关系界耳熟能详的名言，即“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名言成为英国外交的基本准则，也是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真实写照。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外交实践与西方国家具有明显的区别。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应该首先具备必要的战略自信、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敢于为当今动荡、纷扰的国际事务提供一系列深具中国智慧的解题思路，乃至系统性的思维框架。在当今我们努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在对外交往中自觉地把“义”与“利”的理念统一起来，自觉地把中国国家利益的要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相协调，亦是“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价值原则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灵活运用。

(摘编自冯峰《义利相兼，以义为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说君子看重义，而追求利益的都是小人。

B.孟子认为“仁义”比“利”更重要，仁义是利益的根本、基础，没有仁义就没有利益。

C.荀子主张“义利可以并存”，在义的前提下，可以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D.英国原首相帕麦斯顿“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观的探讨辨析，立足于当代国内国际的需要，针对性强。

B.文章兼顾现实与历史，既有对当下义利观意义的分析，也有对义利观发展过程的论述。

C.文章运用引用、举例、正反对比论证等论证方法，增强文章说服力，有力论证中心论点。

D.文章依次分析了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观点，三个观点基本一致，为并列关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是中国传统文化鲜明而独特的价值准则和精神标识，历来就是人们修身治国的准则。

B.我们在对外交往中，要把“义”与“利”的理念自觉统一起来，这将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程。

C.西方国家在外交上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表现出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就是重利轻义。

D.“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灵活运用，就是自觉地把中国国家利益的要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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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子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通过“能取近譬”，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C.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D.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采用了对比论证，区分了西方思想家和孔子仁爱的不同对象，前者以基督教为背景，对象是无限制的。

B. 文章分析了孟子性善论的弊端，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故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C. 文章分析了荀子“性恶”与礼义道德之间的关系，“性恶”是前提和基础，礼义道德是制约改造“性恶”的结果。

D. 文章不仅分析了孟子、荀子与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承继关系，还注意比较它们的不同，分析全面。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B.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C.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D.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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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16分）
生命与道德
张岱年
①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争论。这些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生命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所谓利，指有益于生活；所谓欲，指生活中的要求。而所谓义，所谓理，指生活所应遵循的准则。“理义”亦即道德。生命、生活与理义、道德，究竟有如何的关系？
②一切生物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人为了维持生命力、发展生命力，就必须满足一定的需要。所谓欲望、所谓情感，即是对于生命需要的意识。生活中有所需要，在意识中便表现为欲为情。在这一意义上，欲与情是应该肯定的。然而欲与情又包含许多矛盾，因而引发了许多问题。
③作为一个人，必须保持自己的生命力。生命力的保持与发展有待于欲望的满足。追求欲望的满足，亦即追求利益。人与人之间，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发生矛盾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过于激烈，毫无调和之余地，势必同归于尽。为了保持社会生活的继续存在，必须对于个人利益的冲突加以调节，使人与人之间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这类准则即是道德。道德即是调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准则。
④人，作为具有社会性的生命，不但有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有精神生活的需要。《礼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但是人不仅有物质生活，还有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何谓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即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何谓真？真即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何谓善？善即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亦即道德。何谓美？美即艺术的享受。
⑤人与人之间有竞争的关系，也有合作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胜过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然后社会才能存在，才能发展。恩格斯说：“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合作与斗争是同时存在的。道德即调节斗争与合作的基本准则。
⑥人的生活是社会生活，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人的生命力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保持和发展。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然而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存在于群体之中。作为一个人，不但要考虑个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考虑群体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标志着对于个体利益的超越。
⑦自古以来，人们聚居而为族。经过历史的发展，人类分成许多民族。每一民族共同体可以说有其持续不断的生命，可以称之为群体生命。群体生命大于个体生命。道德的要义在于每一个人不但要追求个体的利益，而且要考虑群体的利益。也可以说，道德本于生命，而在一定意义上又高于生命。
⑧在正常的情况中，一方面要充实生命力，一方面要提高道德自觉性、遵守道德的制约。生命与道德是相需相成的。充实生命力必须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也即满足一定的欲望；但是欲望的满足不可能是无节制的，如果无节制地追求欲望的满足，而纵欲无度，必然会戕害生命，同时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引起纠纷扰乱。为了保持生命的正常发展，应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协调。生命的充实提高与道德的自觉自律都是必要的。
⑨孟子曾引阳虎之言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所谓为富指执政者聚敛民财，所谓为仁指施行仁政。聚敛民财与施行仁政确实是相互违反的。但是，如果从另一意义来讲，如果为富指经营商业，为仁指做有益于群体的事情，则为富与为仁还是可以相容的，不但可以相容，而且相得益彰。据闻现代日本有一位企业家提出“仁富合一”的主张，运用仁富合一来经营企业，取得显著的成就。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仁富合一的，也不乏先例。如孔子弟子子贡，善于货殖，但作为孔门弟子，也是“以仁为己任”的，表现了很高的道德品质。当代有许多国外华人企业家，致富之后，大力资助祖国的文教事业，这也是富仁合一的典范。
（选自《张岱年全集》第7卷，有删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以下说法中符合文意的两项是（5分）

是牺牲个体利益而保护群体利益。
E．个体生命的欲望与利益需要关注，因为这是个体生命力得以充实和发展的前提，但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自律与约束。
2.根据文意，下列事例不能体现“道德标志着对于个体利益的超越”的一项是（3分）

3.根据文意，“群体生命”要保持正常发展需要哪些条件？（4分）
4.生命和道德有着怎样的关系？请结合全文简要概括。（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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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孝”是进入家庭观念中最早的伦理道德范畴。传说尧时，“虞舜，性至孝”，感天动地，“帝尧闻之，遂以天下让焉”。这可能就是中华孝文化的雏形。“孝”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生儿育女和延续生命；至孔子，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至《孝经》，“孝”这个反映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观念被全面政治化了。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而儒家思想也就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思想，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孝经》中，“孝”被置于道德规范的最高地位，“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说，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从此产生。“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本位，可以说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

孝文化对“孝”有明确的规定，并强调“孝”与“顺”的一致。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尊亲”不仅指尊敬，更有一系列礼仪规定；“弗辱”就是要安分守己，不许玷污祖上的名声和家族的尊严，还要珍爱父母给予的身体；“能养”并非一般的供养，而是敬养。在中国的孝文化中，还强调“顺”，即顺从父母的意愿，孔子对孝的简洁解释是“无违”，儒家所提倡的“孝”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服从长上的意志。

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内涵。“孝”本是规范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伦理道德，但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君父同伦，“孝”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道，忠孝是一体的。《孝经》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敬父母只是孝的开始，进德修业才是孝之终。这与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与儒家“身—家—国”的模式相统一。可见，“孝”已经同时向个体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展，它起源于个体道德修养，贯穿于家庭中赡养父母和家庭和睦，终于进德修业，对国家和社会履行职责。

孝文化对“不孝”有明确的规定。在《孟子》中，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赵岐为其做了如下注【解析】
“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从精神层面提出致亲于义则为“孝”，陷亲于不义则为“一不孝”。可见，孝不是简单的恭敬顺从，而是以“义”作为“孝”的评判标准。“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则从物质层面，即温饱与否和是否为考取功名而努力提出“孝”的标准。最后，“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又从发展的层面，即后继是否有人的角度提出“孝”的标准。此处的“无后”并不是侧重“不娶无子”，而是强调“绝先祖祀”，即无人继承衣钵才是真正的无后，真正的大不孝。

（选自《中西方孝文化探析》）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孝”由一种反映伦理道德的家庭观念逐渐发展变化，后来被全面政治化了。

B. “孝”大兴于周，其初始意为尊祖敬宗、报本返初、生儿育女和延续生命，有别于“善事父母”的伦理意义。

C. 孔子提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确立了“孝”在中华传统道德的地位，“孝”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

D. 传统中国社会家国同构、君父同伦的特点为“孝”向政治领域扩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孝”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内涵。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孝”不仅要求内心尊敬，更应体现在一定的礼仪上，敬养是“孝”的底线。

B. “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可见违背自己意愿、一味顺从，最终使“亲”陷于不义之中，这也是不孝顺。

C. 文章第四段采用对比论证的方法，将“孝”的丰富内涵与儒家伦理思想作对比，突出孝文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D. 文章第五段引用孟子及赵岐的话，是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明确什么是中国孝文化中“真正的不孝”，从而增强了说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对“孝”有积极推动作用，他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

B.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孝”是儒家核心思想“仁”的根本，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从此产生。

C. 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赵岐认为“不孝”的重点在于“绝先祖祀”，只要有人继承衣钵，就不算是真正的大不孝。

D.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有双重意义，即家庭意义和社会意义，对“孝”与“不孝”都有明确的规定，优于西方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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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

王建军

因血缘关系而萌发的亲情是家庭成员交往的自然基础和人伦准则，从亲亲敬长的血缘亲情中提升出孝悌仁爱等道德，这是古代家庭教育乃至道德教育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孔子说，孝悌之德的培养并非停留于孝顺之举的行动层面，而应追求尊老敬长情感的升华。因此从儿童本身的生活体验出发来培养其尊老敬长的情感，最为自然最为贴切。家庭教育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

古人对孝悌内涵的界定并未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而是力图将这一情感导入尊卑贵贱的家族制度的轨道，将对家长的孝顺之情转化成对宗法等级制度的服从。在宗法制度的影响及古代思想家们的包装下，这种血缘关系的不同却成为家庭成员内部主从、尊卑的客观基础，成为家庭成员之间贵贱亲疏的理论依据。这种血缘宗法制度给古代家庭教育贴上了等级制度的标签，遵守和服从这一文化秩序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根本要求，古代家庭中的儿童备受其害。可这压抑儿童天性有损家庭和睦的家庭教育主张却能在古代社会大行其道，历久不衰，其根本原因是古代家庭教育所倡行的孝悌之德适应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孔子曾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萌发于血缘之情的孝悌之德不仅具有“事亲”的效用，而且具有“事君”的效用，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所决定。这样，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成为“齐家”的需要，而且成为“国治”的基本素质要求。

正由于古代家庭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这一同构性，将孝悌之德政治化和制度化便成为封建政治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身居这一文化环境中，任何家庭都难以摆脱这一教育模式的张力。魏晋时期的嵇康素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著称于世，但他并不希望子女效法自己，为子女和家庭的前途考虑，不得不又回到了家庭礼教的轨道。这说明，在宗法血缘制度之下，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谐，认同和服从血缘宗法制度成为古代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要求，但要求子孙服从家长权威认同家庭制度并不是古代家庭教育目的的全部。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积极意义是继承家庭传统的自强自立，以扬名显亲，光宗耀祖。在中国古代，无论何等家庭，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这一目标有着高度的认同。为了强化子弟的门第意识，各等家庭的尊长们都十分注意向后代灌输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思想。很多人以历史的反面教材为例，告诫子弟从中吸取教训，免蹈覆辙。翻开古代多如牛毛的家训、家诫、诫子书，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封建士大夫对家门兴衰的忧患意识。

正是基于这种忧虑，有眼光的士大夫无不把自立自强的要求置于家庭教育的核心。当然，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中，读书乃是谋生的第一要务，鼓励子弟读书入仕成为古代家庭教育的主流。隋唐科举盛行以后，科举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最实在最便捷的途径，家庭教育的重心由此向鼓励子弟应试科举的方向倾斜。这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心理趋向。封建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与家族家庭“望子成龙”的普遍心态相济，使古代家庭教育的追求与封建统治的追求又一次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古代家庭教育以孝悌之德为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有其合理性的原因主要是它既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又切合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体验。

B. 孩子对家长的孝顺本源于血缘亲情，但宗法制度的介入，使得古代家庭教育中要求孩子遵守和服从长辈，体现了等级制度的特点。

C. 孔子和大多数古人对孝悌之德的培养的认识并不相同，前者止步于追求尊老敬长的情感层面，后者还将其导入家庭制度的轨道。

D. 培养孝悌之德不仅是“齐家”的需要，也是“国治”对人们的基本素质要求，所以孝悌之德才具有“事亲”和“事君”的效用。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古代家庭教育所倡行的孝悌之德后来转化成对宗法等级制度的服从，而这符合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但它压抑了儿童天性，也有损家庭和睦。

B. 魏晋时期的嵇康虽然自己“言论放荡，非毁典谟”，但他并不希望子女效法自己，这一事实论据充分说明了古代家庭难以摆脱家庭礼教的束缚。

C. 家庭尊长们都很注意向后代灌输光宗耀祖的思想和用历史反面教材来告诫子弟，这些材料证明了“古代家庭教育十分强化子弟的门第意识”。

D. 相比其他途径，隋唐科举入仕是古代弟子立身扬名光宗耀祖最实在最便捷的途径，这导致了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鼓励子弟读书入仕成为主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是以亲情作为自然基础和人伦准则的，而这种亲情既属于自然天性，也源于本身在家庭生活中的体验。

B. 古代家庭教育中的血缘宗法制度并不只是要求子孙服从家长的权威，它也有其积极意义，且这积极意义得到了所有家庭的赞同。

C. 中国古代家庭都十分看重孩子的自强自立教育，有些士大夫还因为具有家门兴衰的忧患意识，就把这种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

D. 古代家庭教育与封建统治的追求多次高度统一，根源都是封建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和“望子成龙”的普通社会心态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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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摘编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1.下列有关“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竹子后来被视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它的某些独特之处与这些君子贤人的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有契合之处。

B．戴凯之的《竹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也是文人雅士赋竹、赞竹，竹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诞生的竹谱专著。

C．《礼记•祀器》中说的“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是古代典籍中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竹子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文字记载。

D．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表现出了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魏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是为了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

B．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其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特点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是中唐以后的事。

C．王徽之、袁粲等人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以广袤的竹林为托身、浪迹之所，是因为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他们沉醉痴迷。

D．白居易的《养竹记》总结出竹的高尚情操，刘岩夫的《植竹记》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品格赋予竹子，使竹文化更具内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到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寓情于竹、引竹自况来看，爱竹源于他们的性格。

B．“竹林七贤”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对后代封建文人产生了莫大影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与竹子结下不解之缘与之有关。

C．竹子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有一个由外表到内在的转化过程。

D．将“刚柔忠义”等品格赋予竹子，将“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赋予了慈竹和筇竹，表明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就确立了牢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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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　　

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摘编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1.下列有关“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竹子后来被视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它的某些独特之处与这些君子贤人的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有契合之处。

B. 《礼记•祀器》中说的“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是古代典籍中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竹子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文字记载。

C. 戴凯之的《竹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也是文人雅士赋竹、赞竹，竹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诞生的竹谱专著。

D.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表现出了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魏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是为了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

B. 王徽之、袁粲等人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以广袤的竹林为托身、浪迹之所，是因为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他们沉醉痴迷。

C. 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其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特点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是中唐以后的事。

D. 白居易的《养竹记》总结出竹的高尚情操，刘岩夫的《植竹记》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品格赋予竹子，使竹文化更具内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到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寓情于竹、引竹自况来看，爱竹源于他们的性格。

B. “竹林七贤”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对后代封建文人产生了莫大影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与竹子结下不解之缘与之有关。

C. 竹子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有一个由外表到内在的转化过程。

D. 将“刚柔忠义”等品格赋予竹子，将“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赋予了慈竹和筇竹，表明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就确立了牢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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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1.下列有关“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竹子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因为它的某些独特之处与这些君子贤人的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有契合之处。

B．《礼记•祀器》中说的“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是古代典籍中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竹子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文字记载。

C．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表现出了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

D．戴凯之的《竹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也是文人雅士赋竹、赞竹，竹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诞生的竹谱专著。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王徽之、袁粲等人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以广袤的竹林为托身、浪迹之所，是因为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他们沉醉痴迷。

B．魏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是为了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

C．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其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特点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是中唐以后的事。

D．白居易的《养竹记》总结出竹的高尚情操，刘岩夫的《植竹记》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品格赋予竹子，使竹文化更具内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竹林七贤”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对后代封建文人产生了莫大影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与竹子结下不解之缘与之有关。

B．从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到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寓情于竹、引竹自况来看，爱竹源于他们的性格。

C．竹子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有一个由外表到内在的转化过程。

D．将“刚柔忠义”等品格赋予竹子，将“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赋予了慈竹和筇竹，表明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就确立了牢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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