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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中的“真”

王立刚

看西方的画论史,“真”一直是一个最为主要的范畴。西方的绘画,要么去外部求真,要么钻到“自我”里面求真,是非此即彼的。当西方人面对中国绘画时就陷入到一种巨大困惑之中。中国画既好像是对自然的模仿,但同时又带有强烈的个人感受。而且中国画从古至今,似乎没什么明显变化,20世纪的作品中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与宋元画家的风格关联。

宋元之际,原来的写形追求逐渐被放弃,代之以写意的旨趣。当然元画和宋画的确在整体上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形成明显的断裂,对于中国艺术史也不是非常关键的。形似与写意,客观真实与主观体验,对象与自我,世界与心灵,它们之间的张力或者矛盾,早在先秦时期的中国哲学,就已经处理了。自从先秦以来,就调和了自然与心灵,否认二者存在认识论上的鸿沟。庄子就说了,即便是鱼类的快乐,他也是能感受的,“我知之濠上也。”这种独特的主客感通的认识论,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并且运用到了六朝以来的画论中。所以,中国的诗人和画家从来不认为,内在和外在是绝对割裂的,感觉和对象是绝对割裂的,像笛卡尔和贝克莱担心的那样,我们的心灵会被感觉所欺骗,被困在感官的盒子里,这种焦虑从不会在中国画家心中产生。

其实,形似与传神在中国绘画中根本不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形似这个问题,虽然在中国绘画中的地位低,但是它却不是一个和传神相对立的范畴,写形是一个画家必经的阶段,即便像米芾、苏轼这样强调灵感和即兴的画家,也不会否定必要的练习和描摹写生的阶段。形似当然不是最高的追求,但却是更高追求之前必经的阶段。

在北宋诞生了一个新的术语来品评绘画,那就是“理”,虽然北宋之前也有人使用,但只有在北宋由于新儒家的崛起,“理”几乎取代了“道”,成为最高的哲学范畴。最高级的文人画也是探求万物之理的。卜寿姗对这个范畴给予很大关注,并认为这可以支持形似观念的盛行。但儒家的理和西方的那种真确并不一样,苏轼等画家重视理,并不等于他们追求客观的再现,恰相反,理必须是个人“体会”出来的。

这种体会,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千差万别。所以,苏轼的枯木怪石、赵孟頫的山水、八大山人的鱼鸟,哪个更真实?在中国传统的语境里,这些大画家对世界的表现都“同样真实”,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既是形似,也是神似。  

在中国文人看来,个体性、具体性从来就不是把握道、理的障碍,而是捷径。因为中国画的“真”不是标准化的,只能是个人化的,而且既不在物,也不在心,而是在心物之间,是一种物我的感通和交融。

(《美术报》2018年2月24日,总第1265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西方绘画不是去外部求真,就是去“自我”求真,而当西方人面对中国绘画时,就感到了困惑。

B. 中国画中带有强烈的个人感受,而这是西方绘画所不具备的。

C. 中国画从古至今,似乎没什么明显变化,与西方绘画相比,这是中国画的不足之处。

D. 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中国画家调和了自然与心灵,所以心中从不会产生焦虑情绪。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主要从形似(写形)与传神(写意)的关系,来讨论中国画中的“真”这一话题。

B. 文章在论证中以较多篇幅来阐述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这是理解中国画中的“真”所必不可少的。

C. 文章开头通过中西方绘画理论的对比,揭示出中国画中的“真”的具体内涵。

D. 文章对苏轼等大画家的作品进行分析,以此证明中国画的“真”是个人化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宋元之际,写意的旨趣逐渐取代了原来写形的追求,可见中国绘画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B. 形似与传神在中国绘画中根本不是一对对立的范畴,这与西方绘画对“真”的理解确有不同。

C. 形似是更高追求之前的必经阶段,因此单纯地追求神似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

D. 中国的大画家们通过形似和神似来把握道和理,从而以自己的方式来真实地表现世界。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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