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烂朝报”。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做“辞”;辞原是“讼”的意思,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引古为证,婉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慎辞”。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他的确很慎重的。辞命得“顺”,就是婉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
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擅长言语,“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时只口头批示策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变,自己想话说;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节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
A. 《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但是比作为现存中国最早的文的商代的卜辞显得整齐些。
B. 郑国子产办外交让大国折服,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辞命引古为证,婉转有理而态度却很坚强。
C. 外交语言中,各国所派使臣,受的“命”可以是口头批示,也可以是预备好的稿子。即使带走的是预备好的稿子,他到时候总还是会有要说的话。
D. 讼辞是打官司时候的口供,是被告辩解的言语,陈述的时候得很用心,审判官也得很用心听。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尚书》有章节并且成篇,代表了当时叙述文的发展,这里面也可以寻见议论文的源头。
B. 根据选文,中国古代卜辞和《尚书》都是“辞”,它们记言记事,都是官文书。另外,讼辞和外交的语言,都可以称为“辞”。
C. 卦爻辞和《鲁春秋》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但是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大概是没能跳出卜辞的氛围去。
D. 孔子认为辞命“顺”“文”不是件易事,但从他教学生有这科可以看出来,孔子是可以办到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至少在周代,讼辞兼有叙述和议论,如果原被告双方自己办不了,也可以请教讼师。
B. 孔子更赞美子产的“慎辞”,因为子产的辞命非常慎重,需要他自己创意起草、审查、修改,最终再加以润色。
C. 孔子讲学、卜、《尚书》和辞命,大概用的都是当时的京话或者官话,而讼辞也许不同些。
D. 雅言每字都能写出。子曰“辞达而已矣”,意思是用辞命明白就成,辞的多少要恰如其分。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烂朝报”。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做“辞”;辞原是“讼”的意思,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引古为证,婉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慎辞”。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他的确很慎重的。辞命得“顺”,就是婉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
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擅长言语,“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时只口头批示策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变,自己想话说;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节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
A. 《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但是比作为现存中国最早的文的商代的卜辞显得整齐些。
B. 郑国子产办外交让大国折服,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辞命引古为证,婉转有理而态度却很坚强。
C. 外交语言中,各国所派使臣,受的“命”可以是口头批示,也可以是预备好的稿子。即使带走的是预备好的稿子,他到时候总还是会有要说的话。
D. 讼辞是打官司时候的口供,是被告辩解的言语,陈述的时候得很用心,审判官也得很用心听。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尚书》有章节并且成篇,代表了当时叙述文的发展,这里面也可以寻见议论文的源头。
B. 根据选文,中国古代卜辞和《尚书》都是“辞”,它们记言记事,都是官文书。另外,讼辞和外交的语言,都可以称为“辞”。
C. 卦爻辞和《鲁春秋》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但是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大概是没能跳出卜辞的氛围去。
D. 孔子认为辞命“顺”“文”不是件易事,但从他教学生有这科可以看出来,孔子是可以办到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至少在周代,讼辞兼有叙述和议论,如果原被告双方自己办不了,也可以请教讼师。
B. 孔子更赞美子产的“慎辞”,因为子产的辞命非常慎重,需要他自己创意起草、审查、修改,最终再加以润色。
C. 孔子讲学、卜、《尚书》和辞命,大概用的都是当时的京话或者官话,而讼辞也许不同些。
D. 雅言每字都能写出。子曰“辞达而已矣”,意思是用辞命明白就成,辞的多少要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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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题目。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锲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D.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 •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C.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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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编程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上代。
C.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D.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C.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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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 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 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D. 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B. 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C.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 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B. 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 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D. 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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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发现120年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它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商代历史的了解。
安阳的商代人灼烧骨片并按照裂纹预测吉凶,为了这一工作,他们首先选择骨料,打磨光滑,然后在每一片上钻出洞,凿出槽。使用的骨料有两种,第一种是家牛、水牛或少数其他动物的骨骼,主要是肩胛骨,第二种是龟的腹甲和(少数)背甲。
在准备阶段,这些肩胛骨要被攻治,去掉残存的肉渣,龟甲锯开,然后打磨光滑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甲和骨都有可能浸泡在某种液体中使它们软化,以便钻凿、烤出裂纹和镌刻文字,但是具体细节还不清楚。
占卜时,出现裂纹,解释裂纹的形状作为向祖先提出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占卜吉凶在商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可能是很普遍的;但因为实际上所有刻字卜骨都是商王的问卜,我们就把我们的描述限制在商王宫廷里,显然,很多人介入了占卜的过程和结果;商王本人,有时他亲自问卜,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占卜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贞人,作为商王的代言人问卜;卜人,执行占卜过程;占人,专掌解释裂纹的含义;史,专掌记录整个占卜过程并将其刻在甲和骨上,在宫廷中,占卜是一项重要活动,无疑在王室成员和整个王国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有些占问是常规进行的;有的则是根据需要临时问卜。无论哪种问卜,贞人都要要求卜人进行占卜,卜人要执行占卜过程,占人则接收卜人所求示的祖先发未的回答。然后史就当场记录下来这些疑问、预兆的内容,少数还记载是否应验,记录多数是用刀刻出的。
这些记录,提供了19世纪末以前从未获得过的源源不断的重要商代史料。很明显,商代宫廷有一个档案库,收藏这些刻字甲和骨,商亡后,这些档策成为殷墟的一部分湮没地下,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但是后来,它们被当作中药成分之一的“龙骨”收集并用于医疗,导致了甲骨卜辞的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因为卜骨是用于宗教活动的,它们传递的主要是商代宗教的情况,然而商史学者们巧妙地利用它们去探索商代文化和社会的几乎一切领域。
王国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挖掘出关于王亥的完整证据链条。他考证,卜辞中经常提及的“高祖亥”,不仅就是《山海经》中的王亥,而且在其他典籍中其实出现过多次,只不过其名已经讹传成了核、该、胲等,一向被认为意思古奥难解的《楚辞·天问》中有“该乘季德”一节,前人一直认为完全无法理解,但有了甲骨文的提示,王国维把这一节贯通了,那个“该”字就是“亥”,金文讲的是王亥被害和族人报仇之事。
更令人意外的是,三千年前商人自己刻下的“亥”字写法,是一个今天的“亥”加上一个“鸟”的画符。《山海经》中王亥“双手操鸟”的传说,以及《诗经》中“天命言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加上商人自己的记述,一下子产生了奇炒的联系,借由甲骨文的“点石成金”,各种典籍中看似不相干的碎片竟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揭示了商族国家起源的重大线索。通过与甲骨文的互相印证,王国维重新发掘了许多历史研究中曾被忽视的古书如《山海经》的价值。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作为中国年代最久的文字系统,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商代历史的了解。
B.甲和骨都有可能浸泡在某种腐蚀性液体中使之软化,以便钻凿、烤出裂纹和镌刻文字。
C.占卜吉凶在商代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很普遍的,只不过现存刻字卜骨都是商王的问卜。
D.甲骨卜辞多数是用刀刻出,提供了19世纪末以前从未获得过的源源不断的重要商代史料。
2.下列对文章内容与论证思路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的第一段是对全文内容的总体概括。指出了发现甲骨文的重要意义
B.二、三、四段介绍了甲骨的选择、准备和占卜工作的具体细节与流程,是文章的分述部分。
C.第五段简略交代了甲骨文被湮没和重新发现的大致经过,结构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D.第六、七、八段本身构成一个总分结构,同时这三个段落的内容也是对第一段的呼应。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占卜过程中,商王有时本人亲自问卜,有时委托贞人以自己的名义问卜。
B.在宫廷中,占卜是一项重要活动,可以影响在王室成员和整个王国的决策。
C.商代宫廷有档案库收藏刻字甲和骨,商亡后,这些档案湮没地下,成为殷墟的一部分。
D.王国维借助甲骨文考证出《山海经》中“王亥”的来历,这表明这部书可被视作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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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成都漆艺
成都漆艺是我国最早的漆艺之一。成都漆器是中国四大漆器之一,现存于成都市青羊区。成都漆器又称“卤器”,历史悠久,以精美华丽、光泽细润、图彩绚丽而著称。
当代用成都漆艺生产的漆器有木胎、麻布脱胎、纸胎、塑料胎等多个品种,主要产品有漆器屏风、攒盒、出土文物复制品、漆画艺术品等,其造型美观大方、工艺精巧,漆面透明如水,光亮如镜;还有用暗花、隐花、描绘等新工艺做成的漆器,更加丰富多彩;漆画有油画、山水、写意等许多画种的风采,而又区别于其它画种。成都漆器工艺精细,保存长久,雕花填彩在国内漆艺中独具一格,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和很高的审美价值。
成都是中国漆艺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源远流长。成都漆器艺术起源于距令3000多年的商周时期。金沙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现在依然文饰斑斓、色彩亮丽。从战国时代起,由于四川盛产生产漆器的主要原料——漆和朱砂,因而开始成为著名的漆器制作基地,其中尤以成都的漆艺水平遥遥领先于全国,故而成都成为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之一,并且享有“中国漆艺之都”的美誉。
战国、秦汉时期,成都漆艺的水平已经相当发达,成都商业街、金沙遗址、羊子山古墓等处出土的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贵州清镇以及蒙古诺音乌拉、朝鲜平壤王盱墓等地先后出土的汉代精美漆器,都刊有“成市草”“成都饱”“蜀都作牢”“蜀都西工”“成都郡工官”等铭文,它们就是当时“成都漆艺”鼎盛辉煌的佐证。
在五代时,成都的金银镶嵌漆器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工艺水平,王建墓大量出土的棺、椁、册匣、宝录、镜盒等漆器极其华丽精美;在明清时期,成都是全国著名的雕漆填彩漆器产地之一,其中清末设在皇城后子门的劝工总局开办各种工艺工场,为成都漆艺培养了一批卤漆匠师;在民国抗战初期,成都科甲巷、小科甲巷、太平街等三条街是专门生产、经营成都漆器的场所。在唐宋元明清几代,成都漆艺不断发展,对我国其他漆艺流派产生了较大影响。
具有悠久历史的成都漆器,在其工艺发展演变过程中,也跟中国其他的漆器流派一样,经历过多次技术革新。西汉时期,新兴的技法有针划填金法,以及用稠厚物质填成花纹的堆漆法等。唐代中国漆艺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有用稠漆堆塑成型的有凸起花纹的堆漆。明清时期,成都漆器的种类达到十四类,充分展示了中国民间技艺的创新能力。
成都漆艺作为中国漆器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也以其历史悠久和工艺独特而享誉海内外。现在,成都生产漆器工艺品的主要厂家是成都漆器工艺厂,正把传统的成都漆艺引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和更宽广的市场。
1.下列关于成都漆艺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漆画的水平很高,有暗花、隐花、描绘等技法,其面面透明如水,光亮如镜。
B.成都漆器工艺精细,保存长久,雕花填彩在国内漆艺中风格独特,具有浓郁的蜀地风格和很高的审美价值。
C.因为四川盛产制作漆器的主要原料漆和朱砂,所以成都成为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之一。
D.当代用成都漆艺生产的漆器有塑料胎、麻布脱胎、纸胎、木胎等产品,其产品造型工艺精巧、美观大方。
2.关于成都漆艺发展历程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成都漆器艺术是我国最早的漆艺之一,起源于距今3000多年的商周时期的成都地区,一直发展到今天,而且还将有更大的发展。
B.在五代时,成都漆艺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在唐宋元明清几代,成都漆艺的发展对我国其他漆艺流派产生了较大影响。
C.在长沙马王堆汉墓、贵州清镇以及蒙古诺音乌拉、朝鲜平壤王盱墓等地先后出土的汉代精美漆器是当时“成都漆艺”鼎盛辉煌的佐证。
D.明清时期的劝工总局开办各种工艺工场,为成都漆艺培养了一批卤漆匠师。
3.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四川盛产生产漆器的主要原料——漆和朱砂,无疑是成都漆艺取得辉煌成就的必备条件。
B.成都漆艺起源早,又经过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几代的发展,才逐渐成熟继而走向辉煌。
C.成都漆艺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而且不断发展,对我国其他漆艺流派产生了较大影响。
D.成都漆艺的发展与取得的成就与一代又一代的匠师的努力分不开,与不断的技术革新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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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高考山东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1.关于围棋的起源和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围棋发源于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
B.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
C.围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时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广泛流行,东汉时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
D.魏晋时人们对“艺”产生了新的看法,儒家对围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
2.对围棋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围棋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对个人修身养性,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B.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传统礼教观念的斗争中,在社会实践的对比中确立起来的。
C.自人们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它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后,围棋就成为儒士必备的艺技。
D.围棋作为“国艺”,是一种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从国家层面上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
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围棋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随着人们对其功能和价值认识的深入逐步确定的。
B.围棋因为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在东汉中期就凭借其本质上的优势而盛极一时。
C.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了围棋活动的负面作用,其实这些负面作用也与围棋的娱乐、交际等功能性弱点有直接关系。
D.对围棋进行神化和矮化都是不对的,只要把“国艺价值观”作为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就能正确认识围棋的“国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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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1.关于围棋的起源和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围棋发源于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 |
B.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 |
C.围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时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广泛流行,东汉时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 |
D.魏晋时人们对“艺”产生了新的看法,儒家对围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 |
2.对围棋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围棋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对个人修身养性,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
B.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传统礼教观念的斗争中,在社会实践的对比中确立起来的。 |
C.自人们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它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后,围棋就成为儒士必备的艺技。 |
D.围棋作为“国艺”,是一种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从国家层面上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 |
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围棋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随着人们对其功能和价值认识的深入逐步确定的。 |
B.围棋因为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在东汉中期就凭借着其本质上的优势而盛极一时。 |
C.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了围棋活动的负面作用,其实这些负面作用也与围棋的娱乐、交际等功能性弱点有直接关系。 |
D.对围棋进行神化和矮化都是不对的,只要把“国艺价值观”作为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就能正确认识围棋的“国艺”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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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节选自《围棋与国家》,有删改)
1.关于围棋的起源和发展,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围棋发源于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
B.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
C.围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时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广泛流行,东汉时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
D.魏晋时人们对“艺”产生了新的看法,儒家对围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
2.对围棋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围棋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对个人修身养性,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B.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传统礼教观念的斗争中,在社会实践的对比中确立起来的。
C.自人们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把它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后,围棋就成为儒士必备的艺技。
D.围棋作为“国艺”,是一种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从国家层面上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
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围棋的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随着人们对其功能和价值认识的深入逐步确定的。
B.围棋因为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在东汉中期就凭借其本质上的优势而盛极一时。
C.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了围棋活动的负面作用,其实这些负面作用也与围棋的娱乐、交际等功能性弱点有直接关系。
D.对围棋进行神化和矮化都是不对的,只要把“国艺价值观”作为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就能正确认识围棋的“国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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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述题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说“士节”
王学泰
“士节”这个词有点“古”,现在很少有人用了。最初“士”就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周代至春秋时期多指贵族最低的一个阶层,后来遂指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知识能够进入官僚阶层的人们,再后来则指读书人。“士节”也就是“士”所应该有的节操,包括操守和尊严。用现代语言来说,“士节”实际上是士人的角色意识的自我认定,士人在严守士节中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士。
作为角色意识的士节的形成于贵族社会,士在那个社会里是军人和下层官吏,社会要求他们必须自尊自爱和遵守某些原则,社会也为这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那时士遵守士节是极其自然的。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等级流动,士人存在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士人对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与操守感到茫然,但士节还是保存了下来了,只是此后的士节的张扬不再靠制度、而是靠统治者的宽容尊重和士人自我意识的坚守了。
从历史的总趋势来说,专制越来越加强,导致士人所受到的尊重就越来越差。
秦代以后,士节外部条件总倾向是越来越恶劣,士人在皇帝眼中越来越像奴仆,他们用刑罚和名利双向消解着士节。
士节是士人的灵魂。这在两汉很突出,给后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两汉有的士人竟敢触动皇权专制制度下最为敏感的帝位问题。他们看到国家动乱和人民遭受的苦难,遵循原始儒家的“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理论,要求皇帝下诏“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表现出坚挺的士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中广大士人面对宦官的镇压与迫害,前赴后继,宁死不屈。两汉之所以士节高涨,这与汉朝初年,士人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否定了秦朝的绝对专制,以及士人有意识师法先秦密切相关,另外汉代皇帝经常提倡与褒奖气节,于此也有一定的效用。
三国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也有较安定的时候,但毕竟很短暂,社会动乱是主流,士人也像普通人一样把保持生命为第一要务,诸葛亮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颇有代表性。而竹林七贤,兰亭雅士,则是当生命稍有保障时便是抓紧时间享乐的典型代表。乱世的残酷现实与求生的强烈欲望交织促进人性的觉醒,士人感觉到纯粹的“本我”更重要,所以属于角色意识的“士节”被淡化了。
到了清代,争着抢着做忠臣的现象不多,没有了忠臣,“士节”无由表现,晚清是士节全面低落时期。士风的颓靡完全暴露出来。 当然,清末不是完全没有坚持士节的士人了,自海寇西来,欧风东渐,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士农工商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层也已动摇,这样有别于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出现。最典型的像为变法自觉献身的谭嗣同、献身于反清的烈士如徐钖麟、秋瑾、邹容等等。他们既是封建传统士人,也是最早思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人们,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了初步独立公民意识的人们。
(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士”最初指成年男子,周至春秋时期指贵族最低一个阶层,后来指进入官僚阶层的有一定社会管理知识的人群,再后来指读书人。
B. “士节”是社会对士人操守和尊严的看法态度,是士人角色意识的自我认定和社会认可,这种角色意识形成于贵族社会。
C. 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士人对如何保持自己的节操感到茫然,但由于统治者的宽容尊重和士人自我意识的坚守,士节仍得以张扬。
D. 两汉时期,有的士人,依据儒家的有关理论,要求皇帝招贤纳才,禅让帝位,表现出坚挺的士节。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春秋以来,因为存在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真正符合最初标准的士人渐渐消失了,但士节却保存下来。
B. 三国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生逢乱世,士人往往把保存生命视为第一要务,或者抓紧时间及时享乐。
C. 乱世的残酷和求生的欲望促成了人性的觉醒,士人开始追求更加纯粹的自我,而不再重视属于角色意识的士节。
D. 晚清士风的颓靡得因于海寇西来、欧风东渐这样的外部变化,也有传统宗法制度瓦解、传统的社会分层开始动摇这样的内部因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历史上士人所受到的尊重之所以越来越差,是因为专制制度越来越强大,士人的地位也越来越低,士节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
B. 秦代以后皇帝一方面用刑罚威胁士人的生命,另一方面又用名利引诱士人的灵魂,两方面都在消解着士节。
C. 由于汉代士人有意识的师法先秦,特别是秦亡的历史教训,否定了秦朝的绝对专制,因此两汉士节异常高涨。
D. 虽然晚清士杰的低落,但依然有坚持士节的士人,只是他们有别于传统士人,因为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初步具有独立的公民意识。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