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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锲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D.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 •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C.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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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锲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D.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 •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C.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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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 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 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D. 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B. 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C.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 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B. 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 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D. 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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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星期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编程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凶吉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上代。
C.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D.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C.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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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甲骨文作为直接出自殷商先民之手的文字记录,是真实可靠的殷商王室及贵族文献。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作为晚商王庭遗迹的性质得以确认。甲骨文对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中国文明史的研究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今年是甲骨文发现两甲子,重温甲骨文的厚重文化价值、总结甲骨文整理研究经验更显重要。
传统认为,甲骨文整理的理想形式是将刻辞甲骨的照片、拓本和摹本三者配合并同时公布,使研究者相互比照,取长补短。众所周知,考古资料整理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完整地再现原始材料,甲骨文的整理宗旨当然也是如此。然而从照片、拓本与摹本三种方式所体现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考虑,照片可以原景重现甲骨的面貌,拓本也可以直观反映文字的风格特色,因此对于真实地再现史料,这两种方法都不可或缺。而摹本却不可避免地会加入整理者或摹写者的主观理解及是非判断,相对于照片和拓本,价值最低,对于再现文字史料,其真实性是最不足以信赖的。
摹本旧称“搨本”,是照相术出现之前古人普遍采用的一种影写复制文字的原始形式,其做法是将纸覆于书画真迹上而描摹之。至北宋金石学初兴,时人以此法摹写铜器碑版文字,或为弥补拓本的不足,更推广为临写移录,作为不能施拓时采录文字资料的权宜手段。高精度照相术的应用,能将需要细审的文字放大到足以辨识的清晰程度,这种情况下摹本的价值自然大为降低。同时对于数量较大的甲骨文整理而言,摹本的制作费时费力,耗银耗材,如果其真实性不尽如人意,不免事倍功半。
诚然,摹本价值降低并不意味着在甲骨整理著录中完全放弃摹本。对于某些文字内容复杂,照片与拓本都不足以表现刻辞内容的卜辞而言,摹本的制作仍是必要的。因此,今天甲骨文整理工作不应盲目且不加分别地墨守照片、拓本、摹本三法一体的传统著录模式,而应以充分发挥照相技术的优势为宗旨,对每版卜辞资料作具体的分析,选取适合并足以客观呈现甲骨文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著录形式。这种做法不仅实事求是,客观合理,而且可以避免人力财力的过度浪费。
甲骨文的整理并不只是为整理而整理,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整理与研究就一直成为一事之两面,并行发展。刘鹗著《铁云藏龟》,孙诒让即作《契文举例》;罗振玉辑《殷墟书契》,又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与《殷墟书契考释》。因此,通过适宜合理的整理工作将甲骨文资料真实客观地展现出来,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完整可信且方便利用的原始材料,即是对甲骨文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摘编自冯时《甲骨文整理工作之反思》)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照片和拓本都可以真实地再现甲骨文,摹本则不能完整地真实地再现文字史料。
B. 北宋金石学初兴时期,时人将纸覆于铜器碑版文字之上,来摹写采录文字资料。
C. 甲骨文整理的传统著录模式为三法一体,现在整理应充分发挥照相技术的优势。
D. 甲骨文整理要采用适宜合理的著录方式,真实客观、完整可信地展现原始资料。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主体围绕甲骨文的三种整理方式展开论述,由此提出甲骨文整理工作的宗旨。
B. 文章分析了摹本价值相对较低,又指出不能完全放弃摹本,论证具有辩证性。
C. 文章通过将照片跟摹本作对比,突出论证了在甲骨文整理工作中要以照片为主。
D. 文章列举甲骨文整理与研究的著作,论证了整理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甲骨文的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只要充分发挥拓本和照片在甲骨文整理中的作用,就足以再现甲骨卜辞的内容。
B. 如果能避免摹写者的主观理解和是非判断,那么摹本就具有和照片同等的价值。
C. 照片和拓本能真实地再现史料,这两种方法在甲骨文整理工作中可以互相取代。
D. 应用高精度照相术能够放大需要细审的文字,这有助于学者整理和研究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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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发现120年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它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商代历史的了解。
安阳的商代人灼烧骨片并按照裂纹预测吉凶,为了这一工作,他们首先选择骨料,打磨光滑,然后在每一片上钻出洞,凿出槽。使用的骨料有两种,第一种是家牛、水牛或少数其他动物的骨骼,主要是肩胛骨,第二种是龟的腹甲和(少数)背甲。
在准备阶段,这些肩胛骨要被攻治,去掉残存的肉渣,龟甲锯开,然后打磨光滑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甲和骨都有可能浸泡在某种液体中使它们软化,以便钻凿、烤出裂纹和镌刻文字,但是具体细节还不清楚。
占卜时,出现裂纹,解释裂纹的形状作为向祖先提出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占卜吉凶在商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可能是很普遍的;但因为实际上所有刻字卜骨都是商王的问卜,我们就把我们的描述限制在商王宫廷里,显然,很多人介入了占卜的过程和结果;商王本人,有时他亲自问卜,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占卜都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贞人,作为商王的代言人问卜;卜人,执行占卜过程;占人,专掌解释裂纹的含义;史,专掌记录整个占卜过程并将其刻在甲和骨上,在宫廷中,占卜是一项重要活动,无疑在王室成员和整个王国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有些占问是常规进行的;有的则是根据需要临时问卜。无论哪种问卜,贞人都要要求卜人进行占卜,卜人要执行占卜过程,占人则接收卜人所求示的祖先发未的回答。然后史就当场记录下来这些疑问、预兆的内容,少数还记载是否应验,记录多数是用刀刻出的。
这些记录,提供了19世纪末以前从未获得过的源源不断的重要商代史料。很明显,商代宫廷有一个档案库,收藏这些刻字甲和骨,商亡后,这些档策成为殷墟的一部分湮没地下,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但是后来,它们被当作中药成分之一的“龙骨”收集并用于医疗,导致了甲骨卜辞的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因为卜骨是用于宗教活动的,它们传递的主要是商代宗教的情况,然而商史学者们巧妙地利用它们去探索商代文化和社会的几乎一切领域。
王国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挖掘出关于王亥的完整证据链条。他考证,卜辞中经常提及的“高祖亥”,不仅就是《山海经》中的王亥,而且在其他典籍中其实出现过多次,只不过其名已经讹传成了核、该、胲等,一向被认为意思古奥难解的《楚辞·天问》中有“该乘季德”一节,前人一直认为完全无法理解,但有了甲骨文的提示,王国维把这一节贯通了,那个“该”字就是“亥”,金文讲的是王亥被害和族人报仇之事。
更令人意外的是,三千年前商人自己刻下的“亥”字写法,是一个今天的“亥”加上一个“鸟”的画符。《山海经》中王亥“双手操鸟”的传说,以及《诗经》中“天命言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加上商人自己的记述,一下子产生了奇炒的联系,借由甲骨文的“点石成金”,各种典籍中看似不相干的碎片竟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揭示了商族国家起源的重大线索。通过与甲骨文的互相印证,王国维重新发掘了许多历史研究中曾被忽视的古书如《山海经》的价值。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作为中国年代最久的文字系统,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商代历史的了解。
B.甲和骨都有可能浸泡在某种腐蚀性液体中使之软化,以便钻凿、烤出裂纹和镌刻文字。
C.占卜吉凶在商代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很普遍的,只不过现存刻字卜骨都是商王的问卜。
D.甲骨卜辞多数是用刀刻出,提供了19世纪末以前从未获得过的源源不断的重要商代史料。
2.下列对文章内容与论证思路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的第一段是对全文内容的总体概括。指出了发现甲骨文的重要意义
B.二、三、四段介绍了甲骨的选择、准备和占卜工作的具体细节与流程,是文章的分述部分。
C.第五段简略交代了甲骨文被湮没和重新发现的大致经过,结构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D.第六、七、八段本身构成一个总分结构,同时这三个段落的内容也是对第一段的呼应。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占卜过程中,商王有时本人亲自问卜,有时委托贞人以自己的名义问卜。
B.在宫廷中,占卜是一项重要活动,可以影响在王室成员和整个王国的决策。
C.商代宫廷有档案库收藏刻字甲和骨,商亡后,这些档案湮没地下,成为殷墟的一部分。
D.王国维借助甲骨文考证出《山海经》中“王亥”的来历,这表明这部书可被视作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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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起源的状况曾经那样模糊。近六十年来,现代考古的谜一个个从地下被揭晓。关于汉字的起源,也有了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殷墟甲骨文产生在商代后期,约为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纪。这时的汉字已经是可以较好地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这种汉字的实际面貌表明,它不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积累,而且经过某种程度上的整理规范。那么,在此之前的汉字是什么样子的呢?
从商代后期再往前,推到商代前期。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中找到的被称作二里岗文化的商代文化,与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在翻转的地面上,曾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考古学家认为是为练习刻字而刻的,它的形制与般墟甲骨文差不多,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二里岗文化的陶器和陶片上也刻划符号,都是简单的刻文,刻在陶大口尊上。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其中一部分比商代后期略早一些。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也早于殷墟四百年左右。这三处的陶文,有的与汉字很相像。
近年来,对夏文化的探讨日渐热烈,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起码应该有一些原始文字,但是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却没有找到可以确证为文字的资料。河南偃师县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根据考古层位,是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又被二里岗文化所压住的。它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属夏文化,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在发掘的陶片上有的刻划记号,用意不清。这些几何式的直纹,应当都与文字有关。
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似乎没有更多的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但不能说明那时没有文字。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得以保存文字,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可以想见,在汉字有所积累的时期,它不可能不用来进行日常书写。那种临时性的交往或保留时间不必过长的书写物,是可能划在易于腐烂的兽皮、木片、树皮、树叶、草叶等东西上的。而这些书写物在数千年之后无法再现,就像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原始社会的木船和草鞋一样,应当是十分正常的。而且,隔开这一段,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我们还可以窥到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发现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十六件,大都出自墓葬,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和甲骨文与早期金文的象形文字非常接近。虽然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口下颈部,而且一个陶尊一般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一件在颈部两侧刻两个,另一件在颈部、底部各刻一个,相互并不连贯,因此,意义无法探求。但说它们是原始文字,已有相当的理由。
(节选自《汉字的起源与汉字之最》)
1.下列关于汉字起源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对于汉字起源的确切时代和状况,在近六十年来的现代考古中,已经有更多的考古资料显示了蛛丝马迹。
B.研究汉字的起源主要不是研究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因为甲骨文已经是可以较好地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了。
C.二里岗文化中发现三件有字的骨,可以推测汉字起源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750至前1350年范围内。
D.二里岗文化、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吴城遗址等陶器上的陶文,对于研究汉字的起源有一定价值。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夏代遗址的发掘中,没有找到可确证为文字的资料,这与一般认为夏代已进入阶级社会,应该有原始的文字的看法不相合。
B.从考古层位上来说,处于最上层的应该是二里岗文化,其次是河南龙山文化,处于最下层的是河南偃师县发掘的二里头文化。
C.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它所处的时代约在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五世纪,根据专家的研究,至少它的晚期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
D.尽管商代早期和夏代文化中关于汉字的考古资料缺乏,但在更早一些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中,已经有了一些文字起源的信息。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依据早于安阳小屯殷商文化三百多年的二里岗文化的考古挖掘中发现的骨上的文字,考古学家作出断定,当时已经在使用甲骨文。
B.骨刻、金铸、陶绘的器物上的文字,因为它们的质地不易腐烂,所以能保存下来;而划在易于腐烂的东西上的文字,就无法保存。
C.大汶口文化中大都出自墓葬的刻有符号的十六件陶尊和残器片,上面有十八个刻符,这些刻符的图像中透露出原始文字的信息。
D.考古工作者研究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之前的不同时期陶片上的刻划记号,因为弄清这些记号的年代,就能够弄清汉字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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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卜辞是商周时期人们占卜时把与该次占卜有关的信息刻写在甲骨背面而产生的。由于甲骨上的书写空间极为有限,卜辞不可能长篇大论,因此其“文学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极有限的。但无论如何,甲骨卜辞确实已体现出很高的书写水准。青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皆为中国早期特种书写的经典范本,但二者又有不同。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在当时异常贵重,因此铜器上的书写就需有特殊价值。后世的铭文篇幅很长,而且一些标记性文字,如主人称谓等出现在显眼位置,说明它已具备特殊的功能与价值。
铭文的这种功能应与书写者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只关注文本层面,会发现商代铭文与甲骨卜辞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它们的典型格式都以干支开头,都有配合某种仪式的叙述模式,内容多具宗教神秘性等。但若深入探讨其创作意图,就会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卜辞的创作实际是不自由的,它必须完全依附于占卜仪式,仪式有什么,卜辞就写什么,只能删减不能增多,也不能变换顺序或进行夸张、虚构,更不能记不相关的内容。铭文最初也依附于铜器,比如要说明铜器的主人、用途等,但从商晚期开始,这类内容所占篇幅减少,有时候还可省略,再后来,铭文重心便完全集中到叙事上。与甲骨卜辞不同,铭文体现出多种创作意图,这些意图可由多种事件引发,比如战功、封赏、嘉奖、宴饮等,甚至还有单纯出于炫耀或追念祖先的目的。西周时期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叙事独立性,其内容确已大大丰富。这种变化给铭文书写带来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样式,包括可以融入复杂的书写技巧或丰富的情感。如著名的《史墙盘》,采用双线对比叙事,极具史诗感。
随着铭文的不断发展成熟,创作者开始探索更多书写的美感。在物质层面,他们讲究文字精美、行款整齐,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更追求新变。《虢季子白盘》中倒叙的使用就是对叙事变换之美的追求,其倒叙部分又将原本平淡的散文句转化为句式齐整、气势宏大的颂歌,而西周早中期的《毛公旅方鼎》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极端,其句式为整齐的七七、四四、四四,且句句押韵,呈现出更明显的诗化倾向。与一般书写不同,铭文的书写可能是多人合作的过程。比如文章可能由铜器的主人授意创作,而它真正的作者或许是某位具备相当学识的史官,但最终将它呈现在铜器上的又是某位工匠。这一过程可能产生许多铭文独有的特征,比如不同家族的铭文呈现出近似的语言风格等。此外,部分铭文可能存在“二次书写”即它并非完全原创,而是以相关典册档案为参考,甚至进行迻录。而之所以要进行二次书写,又与铭文“传遗后世子孙”这一重要功能密切相关。
铭文的发展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书写来说是十分理想的对象,它所确立的词汇、句法、篇章与修辞体系,已深入人心,并最终被归结为一种经典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说:“铭题于器……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这段概括基本准确。
(摘编自姚苏杰《青铜器铭文与“特种书写”)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甲骨卜辞作为早期特种书写的范本,具有记录占卜仪式的功能与价值。
B. 与卜辞的创作相比,铭文创作是完全自由的,内容是丰富的,书写样式多种。
C. 与一般书写不同,铭文是多人合作,并存在二次书写,具有传遗后世子孙的功能。
D. 刘勰认为铭文的主要功能是褒赞,这一观点得到本文作者的充分肯定。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比较了卜辞与铭文的功能与价值、创作意图、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不同。
B. 《史墙盘》《虢季子白盘》《毛公旅方鼎》说明铭文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发展。
C. 本文综合采用了对比论证、举例论证、引用论证、比喻论证等多种论证方法。
D. 文章最后一段提出了铭文在今天的意义,说明研究铭文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甲骨卜辞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极其有限,是因为其书写空间有限,篇幅较短。
B. 甲骨卜辞的创作意图较为单一,完全依附于占卜仪式,因此它只与占卜有关。
C. 铭文的创作重心都完全集中在叙事上,创作者在内容和形式上追求变换之美。
D. 铭文是研究古代书写十分理想的对象,它也有助于我们研究上古战争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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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烂朝报”。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做“辞”;辞原是“讼”的意思,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引古为证,婉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慎辞”。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他的确很慎重的。辞命得“顺”,就是婉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
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擅长言语,“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时只口头批示策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变,自己想话说;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节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
A. 《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但是比作为现存中国最早的文的商代的卜辞显得整齐些。
B. 郑国子产办外交让大国折服,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辞命引古为证,婉转有理而态度却很坚强。
C. 外交语言中,各国所派使臣,受的“命”可以是口头批示,也可以是预备好的稿子。即使带走的是预备好的稿子,他到时候总还是会有要说的话。
D. 讼辞是打官司时候的口供,是被告辩解的言语,陈述的时候得很用心,审判官也得很用心听。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尚书》有章节并且成篇,代表了当时叙述文的发展,这里面也可以寻见议论文的源头。
B. 根据选文,中国古代卜辞和《尚书》都是“辞”,它们记言记事,都是官文书。另外,讼辞和外交的语言,都可以称为“辞”。
C. 卦爻辞和《鲁春秋》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但是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大概是没能跳出卜辞的氛围去。
D. 孔子认为辞命“顺”“文”不是件易事,但从他教学生有这科可以看出来,孔子是可以办到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至少在周代,讼辞兼有叙述和议论,如果原被告双方自己办不了,也可以请教讼师。
B. 孔子更赞美子产的“慎辞”,因为子产的辞命非常慎重,需要他自己创意起草、审查、修改,最终再加以润色。
C. 孔子讲学、卜、《尚书》和辞命,大概用的都是当时的京话或者官话,而讼辞也许不同些。
D. 雅言每字都能写出。子曰“辞达而已矣”,意思是用辞命明白就成,辞的多少要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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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宫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甲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的殷墟,被废弃3000多年后,由董作宾拉开持续发掘的序幕。
B. 由于历史观的局限,司马迁写《史记·殷本纪》的时候,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
C. 1936年临近年末偶然发掘的1.7万片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D. 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是商王朝统治者残暴统治的铁证,孔子因此不主张“复殷礼”。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全文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开头总述,中间五个自然段分论,最后一段总结,思路清晰,论据充分。
B. 文章主体部分,从证实商王朝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文明对话三个方面,论证了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
C. 作者把殷墟发掘与中国学术界在此之前的考古研究作对比论证,论述了殷墟发掘不同于前的四大特点。
D. 文末运用引用论证法,引用韩国学者金秉模对殷墟的评价,是为了说明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殷墟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的陶器、青铜器、玉器,成为商王朝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
B. 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殷墟的发掘研究,对中国考古学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C. 以殷墟为支点,往前,可以上溯更早的华夏文明。向后,可以更为清醒的认知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
D. 只有有了遗址、文化、古城等新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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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宮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曱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宄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殷墟的发掘意义非凡,它不仅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还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 由于历史观的局限,司马迁写《史记•殷本纪》的时候,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
C. 如果没有1936年发掘的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就根本无法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D. 孔子不主张“复殷礼”,是因为见证了商王陵区祭祀坑里让人不寒而栗的层层叠压着的无头人骨。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全文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开头总述,中间五个自然段分论,最后一段总结,思路清晰,论据充分。
B. 文章主体部分,从证实商王朝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文明对话三个方面,论 证了殷墟发掘研宄的贡献。
C. 作者把殷墟发掘与中国学术界在此之前的考古研宄作对比论证,论述了殷墟发掘不同于前的四大特 点。
D. 末段运用引用论证法,引用韩国学者金秉模对殷墟的评价,是为了说明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 认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殷墟发掘是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学术界的期待,所以说,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
B. 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殷墟的发掘研宄,对中国考古学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C. 以殷墟为支点,往前,可以上溯更早的华夏文明。向后,可以更为清醒的认知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
D. 如果没有遗址、文化、古城等概念,中国可能无法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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