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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格律问题，在主张“文当废骈，诗当废律”的极端反传统的五四时代，就有人论及。“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当时，陆志韦针对那些“为新诗运动的先生们”连节奏和押韵“这一些选择都在排斥之列”的现象，就说过“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的罪恶”之类的话，认为“自由诗有一极大的危险，就是丧失节奏的本意”，“美的灵魂藏在美的躯壳里”。所以他把自己用白话而不是用文言写的既有节奏又押韵的诗叫作（　　），而不是那种既不讲节奏又不押韵的（　　）或“自由诗”。此后，有关新诗的格律和规范的探索，虽然并非都是出自陆氏的影响，但却大抵都是循着这样的思路进行的。陆志韦也因此而被人称作“徐志摩氏等新格律运动的前驱”。　
如果说陆志韦的这些意见还只是新诗在草创时期未能脱尽旧胎的表现，还带有一种历史的惯性作用的话，那么随后继起的闻一多和徐志摩等创导和实验“新格律诗”，就不但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且也带有一种更加强烈的反拨早期白话新诗过于白话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徐志摩认为新诗“迄今为止的尝试无所成就但到处都有”，他把那些“在文字里大声哭叫，而没有真情实感的诗”称之为（　　）、“坏诗”，把那些“外表是诗而内容不是诗”的诗称之为（　　）。闻一多也批评过早期白话新诗只重“自然的音节” （散文的音节）而不重经过人工“修饰”的“诗的音节”。他认为新诗已“够缺乏形式的了”，“若变本加厉，将来定有不可救药的一天”。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都如陆志韦那样，借用了“灵魂” 与“躯壳”的比喻来为他们创造新的格律提供理论的依据。徐志摩说：“我们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抟造适当的躯壳。”他们后来所作的“创格”（即创造“新格式和新音节”）实验和提出“三美”（即“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的理论，虽然也主要是以西方诗歌的格律（包括西诗的格律理论）为摹本，但这种追求本身却切合中国诗歌的艺术传统，因而相对于极端反传统的早期白话新诗而言，就表现出了一种回归传统的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和徐志摩等发动的新格律诗运动，是借助西方的诗学的资源，完成了一次对“西化”的新诗的艺术反拨，从而也引发了一次向中国诗歌传统回归的大幅度的艺术转向。　
自此而后，中国新诗开始由早期的漫无节制到有意识地接受形式的规范，后来有关新诗格律的探讨也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宝贵的理论资源。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了新格律诗运动，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再以规范和格律为诗的束缚，而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以必要的规范为诗之为诗的形式的表征，以格律的创造为诗的艺术的最高表现。这样，也就在无形中重新接纳和认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如同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齐梁时代的审音定律的工作，到隋唐时代便出现了一个格律诗的高峰一样，现代新诗经过新格律诗运动之后，虽然未能形成一个新格律诗的高潮，但格律和规范的概念却已逐渐深入人心，新诗已不再是郭沫若所说的那种“裸体的美人”，而是需要赋予“美的灵魂”以一种“美的形体”。　（选自《当代诗学》，有删改）
1. 结合文意，依次填入文章空格里的内容，恰当的一项是（　　　）
A．“白话诗” “新诗” “假诗” “形似诗”
B．“新诗” “假诗” “形似诗” “白话诗”
C．“白话诗” “假诗” “新诗” “形似诗”
D．“新诗” “白话诗” “形似诗” “假诗”
2.下列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陆志韦用白话创作了既有节奏又有押韵的诗，堪称自觉创新格律的第一人。
B．闻一多徐志摩等所作的“创格” 实验和提出的“三美” 理论，本身就是中国诗歌的艺术传统。
C．现代新诗没有像隋唐时代出现一个格律诗的高峰，原因在于格律和规范的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
D．“抟造适当的躯壳” 指的是创新新诗格律； “裸体的美人” 指的是既有好的内容又有严格的格律规范的诗。
3.关于新诗格律回归传统方面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五四时代，陆志韦氏有意实验“白话诗歌”，既讲节奏又讲押韵。
B．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导和实验“新格律诗”，主要借助西方诗歌格律，引发了大幅度回归中国诗歌传统的倾向。
C．中国新诗有意识地接受形式规范（规范和格律）也就重新接纳和认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
D．中国古典诗歌到隋唐时代出现了一个格律诗的高峰，中国新诗经过新格律化后，也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律诗高峰，具备了“美的灵魂”与“美的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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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特点是在韵律中运行,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这是诗歌得以流传的基本要素,越是保持韵律严谨的好诗,流传得越是久远。反之,再好的诗如果没有韵律,也难以广泛地流传。这正如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根据这个道理,反思我国近百年的自由体新诗,之所以缺少传诵的耐力,根本的原因就是放弃了作为诗歌这种文体的基本要素—一韵律。
在新诗刚刚兴起正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之时,章太炎先生就曾明确提出诗必须有韵,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摆脱韵律東缚才能写出好诗的说法。他在给曾聚仁的信中说:“必谓依韵成章,束缚情性,不得自如,故厌而去之;则不知旗歌小曲,亦无无有韵者,此正触口而出,何尝自寻束缚耶?”
新诗的推出,不可否认是诗歌发展的一大进步,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但是从它发展至今的百年历程反思来看,当时倡导新诗的先驱们,在打破统治了千百年的格律诗束缚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下,不免由于慎思不足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从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元曲)不管是哪一种格式都是有韵有律的,这些韵律的格式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才形成的。正是由于有一定格式的韵律,诗歌才得以流传。而倡导自由体新诗的先驱们在他们刚刚走出国门,初见外国诗歌,在外语不太精深、未能熟谙外语中音节长短、重音排列等在母语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内在规律时,会不会仅从书面上看到它句子的长短不齐和语尾的有韵无韵,便误以为外国诗歌一律是没有任何格律的自由体诗呢?而对于大多数没有去到外国、只凭译文了解外国诗歌的人,则更是以为外国诗歌天生便是无拘无来的充分自由体,就是分行的散文。
应当说,新诗至今虽然已经经历近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处于探索与寻求更适合于自己表现形式的阶段。历史上,每种新的诗体出现,由《诗经》到《乐府》再到格律诗、词、曲,每一次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我认为,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他说:“诗要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的话在五四时期推动诗歌革命,促进新诗产生时是正确的;今天,在推进新诗如何探索,如何找出更适合于自己的表现形式的过程中,仍很重要。
总之一句话,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至于这形式、这韵律如何铸造,如何形成,仍然亟待探索、锻铸与完善。
(选自邓加荣《诗一定要有形式,这形式就是韵律》)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和外国的诗歌都一样,流传得越是久远的诗歌越具有韵律严谨的特点,因为韵律严谨是诗歌得以流传的基本要素。
B.放弃了诗歌的韵律这个基本要素,导致了我国近百年来的自由体新诗缺少传涌的耐力,不能流传下好的作品。
C.新诗也要有韵律,章太炎先生在新诗刚刚兴起正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时,就反对那种只有摆脱韵律束缚才能写好诗的说法。
D.孔子曾经说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诗歌,诗要讲求的律,保持韵律严谨的好诗,才流传得久远。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倡导新诗的先驱们,具有打破统治了千百年的格律诗束缚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他们推出的新诗,是诗歌发展的一大进步。
B.“不拘格律,不狗平仄,不拘长短”是倡导新诗的先驱慎思不足得出的认识,这样他们在打破千百年的格律诗的束缚之时,不免走向另一个极端。
C.倡导自由体新诗的先驱们初见外国诗歌,有可能从书面上看到它句子的长短不齐和语尾的有韵无韵,就误以为外国诗歌一律是没有任何格律的自由诗体。
D.鲁迅认为诗歌要有形式,要讲格式,但不必讲究用韵律的观点,在当时有推动诗歌革命促进新诗产生的积极作用。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章太炎认为“樵歌小曲”不是没有韵律,只是这些民间小调无须刻意讲求韵律,无须“自寻束缚”,韵律已是触口而出。
B.虽然已经历经百年,但新诗至今仍然处于探索与寻求更适合于自己表现形式的阶段,这表明新诗这种文学形式缺乏强劲的发展潜力。
C.以为外国诗歌天生便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体诗歌的错误理解,或是因为未能谙熟外语中的语音规律,或是只凭译文了解外国诗歌。
D.中国诗歌的韵律格式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才形成的,从《诗经》到元曲,中国诗歌正是由于有一定格式的韵律才得以流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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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而形成的。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发展中来探讨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就好像沿着九曲黄河行走。它永不停息地滚滚奔流着，是既曲折又割不断的一道长流。新的地理形势促使黄河转了弯，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五四”以来诗歌的革新。如果循流溯源，那当然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那当然还是继承与发展着殷周以至明清的诗歌传统。只是自此而下，黄河便一泻千里，“奔流到海不复回”，现代诗歌，已经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而直接汇入“世界文学”的汪洋了。
人所共知，胡适是新诗最早的开拓者，从1915年就着手白话诗的试验，一开始就朝着打破旧诗词最顽固的语言形式桎梏的方向冲击。白话诗很快就流行开来了，出现了一个“初期白话诗派”，它在形式与风格上做到了多样化，而统一于白话。假如说，“五四”初期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严肃地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主要还属于开创阶段，致力于对旧诗的否定。那么，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当时称之为“异军突起”，就更立志于新诗的创造，不再单纯着眼于诗的形式的创新，而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碑，那么，堪称新诗革命先行者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就是稍后出现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这就奠定了以创造为宗旨的新诗传统的基础，战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新诗传统的基础。
须特别指出，与上述诗风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被称作“诗怪”的李金发，是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他把导源于法国的象征派诗艺引进中国来，打破程式，任意涂抹，刻意追求一种新奇神秘的色彩，虽然缺少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却也禁得住时代风雨的淘洗，而耐人咀嚼寻味。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新诗第一个十年间，以口语入诗，且取得显著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不过诗终须讲究节奏韵律。怎样在口语中提炼出诗的语言，似还没有来得及着意探求，以致不免过分直白松散。针对这种情况，自由诗确立之后，格律诗的问题便被提出来了。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带上镣铐跳舞”，并且在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绩的当首推闻一多。闻一多于1926年发表《诗的格律》一文，主张诗富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更以自己的创作来印证，得到徐志摩、朱湘、陈梦家诸诗人的应和，迅速形成了以讲求格律为标志的流派，它就是朱自清所指出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内的第二个诗歌流派，即继自由诗派之后的格律诗派，也就是新月诗派。新月诗派的诗人和诗，跨越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主要代表自然还是徐志摩和闻一多。
20世纪30年代真正能够“把一代底精神，赋以活的呼吸，吹向来世”的，是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艾青的《芦笛》《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这些表现着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的诗篇。卢沟桥头一声炮响，中国人民抗日的狂飙爆发了，也迎来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诗歌时代。卞之琳不再“站在桥上看风景”，而是到了西北战区，献出了他的《慰劳信集》；戴望舒收起了彷徨于“雨巷”中的“油纸伞”，而在“狱中题壁”，并且“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放声歌唱“永恒的中国”！
（有删改）
1.下列各项中，其性质不属于原文所论的新诗的一项是
A．康白情的《窗外》，和很多诗词一样借月这一媒介寄托相思之情，但采用了自由体和现代口语，使表达颇为自然。
B．刘半农创作了《教我如何不想她》（节选）：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C．穆旦的诗歌受到了雪莱的很大影响，他的诗歌是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歌，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又有很强的现实感。
D．晚清多次以外交官身份被派驻海外的诗人黄遵宪的诗歌，表现了新、旧世界的强烈对比，迥异于传统的士大夫诗，语言新颖，境界新奇。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现代诗歌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又突破了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而直接与世界文学接轨了。
B．战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新诗传统的基础，这是诗人们不仅注重诗的形式的创新还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时形成的。
C．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内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以徐志摩和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诗派属于后者。
D．诗人臧克家、艾青、田间、卞之琳、戴望舒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均转向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这是爱国主义激情使然。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了诗歌的革新，初期的白话诗虽然形式与风格多样，但是都统一于白话，或致力于对旧诗的否定，或立志于新诗的创造。
B．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尽管文学主张不同，但对新诗的发展成熟都功不可没，其中创造社的代表诗人郭沫若的《女神》堪称纪念碑式作品。
C．“带上镣铐跳舞”的新诗格律诗的形成与闻一多的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密不可分，而在新月派形成以后，自由诗则日渐式微。
D．中国人民的抗日狂飙促进了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成就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和诗人，也使中国迎来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诗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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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诗歌影响广泛而深远，晚唐张为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白氏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原则回应了当时文艺创作遇到的挑战，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获得了后世广泛共鸣。
我国在魏晋时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对文体、内容等的研究使文艺开拓出新的天地。但过犹不及，片面重视形式、忽视内容的倾向一直存在。如六朝骄文讲求对偶、声律，脱离生活；中唐“大历十才子”追求丽辞、精于雕琢，反映的生活较为狭隘。而唐自安史之乱后，进入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的阶段，文人们罔顾现实而空玩文字，背离了士人的责任，也扭曲了文艺的主要功用。于是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务求恢复文章质朴自由、言之有物的传统；白居易、元镇等发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承续《诗经》和汉魏乐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除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还提出一些相关的主张，如诗歌应“救济人病、禅补时阙”，诗人应“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的诗文创作忠实地践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论他在入仕初期，还是在朝为左拾遗，抑或被贬地方，都有许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新制布袭》言：“安得万里裘，盖襄周四。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悲悯情怀与杜甫一脉相承。白居易的讽谕诗是他现实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其中《观刈麦》《卖炭翁》等，都是广为人知的名篇。而其讽谕之作中却绝无怨毒，只是“愿得天子知”，以达到辅助君王革新天下的目的。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原则相关，他在诗歌创作中力避艰涩，追求平易，形成了朴素的美学风格。关注现实、语言平易并不意味着艺术性减弱，他认为“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他非常重视以和谐的韵律连缀诗章，《琵琶行》《长恨歌》等作品皆为平易而美的佳作。
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些获得崇高声誉的文学艺术家，如屈原、废信、杜甫、陆游、辛弃疾、郑板桥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样，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后经历代诗教的强化，遂成为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这样的美学传统，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人民的悲欢、时代的风云，成为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这样的创作观念，正是对传统文艺精神的继承和提升。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自应被发扬光大，并被赋子时代内涵。
（摘编自马奔腾《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白居易被后人称作“广大教化主”，是因为他始终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
B.中唐“大历十才子”的文学创作片面重视形式，其作品文辞华丽，讲求对偶声律，罔顾现实而空玩文字。
C.白居易的讽谕诗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其创作意图不是“裨补时阙”，而是“愿得天子知”，辅助君王革新天下。
D.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我们在新时代应该继承这一传统。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直接针对我国当前文艺创作所遇到的挑战，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B.第二段简述了六朝至安史之乱后我国文学创作存在的一些弊病，突出了白居易等人提出新的创作主张的必要性。
C.文章第四段承接前文白居易的文艺创作主张及实践，进一步论及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将论述引向深入。
D.文章论证兼顾历史与现实，既论述了白居易的创作主张，也表达了对新时期继承和提升传统文艺精神的期待。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艺作品只要内容符合当下社会的现实需要，其作品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也一定能够获得广泛共鸣。
B.六朝骈文虽然存在片面重视形式、忽视内容等问题，但是在文体方面，骈文也为文艺开拓了新的天地。
C.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等诗歌作品，语言平易，非常重视韵律和谐，具有平易而美的艺术风格。
D.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家在创作时应弘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并为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赋予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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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1.根据文意，下列不能证明“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的关系的一项是（3分）（　　）
A．舒婷《春夜》中的名句“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与唐代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可说是活脱相似。
B．李瑛的《谒托马斯·曼墓》中的“细雨刚停，细雨刚停/雨水打湿了墓地的钟声”，很容易让人想起杜甫《船下夔州郭宿》中的诗句“晨钟云外湿”。
C．洛夫做过将古诗句“加工改造”的实验，他曾把李贺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句改写为“石破/天惊/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
D．台湾诗人席慕蓉在她的《悲喜剧》一诗中写“白苹洲”上的等待与相逢，其实是对温庭筠《梦江南》词意的翻新与主题的掘进。
2.下列对“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的意义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
A．能够扩大古诗研究者的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整体把握中国古典诗歌史的发展演变。
B．能够较为准确地评估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
C．能够拓展中国新诗的领域，进而形成边缘交叉的、新的分支学科。
D．在广泛的意义上能够丰富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历史视野，同时对古典诗艺进行创造性转化。
3.下列分析与概括，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
A．中国新诗在继承古诗优良传统的同时，横向移植外作品，并对外来作品进行现代创造性转化。
B．白话新诗从一开始出现，就秉承了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尝试集》的作者胡适也认可这一观点。
C．古今诗歌无论是在作品之间还是诗歌体裁之间，以及在诗人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D．小到意象、诗句，大到诗人风格、流派、主题、手法，都可以寻找到古今之间施受传承的脉络和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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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1.根据文意，下列不能证明“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的关系的一项是
A. 台湾诗人席慕蓉在她的《悲喜剧》一诗中写“白苹洲”上的等待与相逢，其实是对温庭筠《梦江南》词意的翻新与主题的掘进。
B. 洛夫做过将古诗句“加工改造”的实验，他曾把李贺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句改写为“石破/天惊/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
C. 李瑛的《谒托马斯•曼墓》中的“细雨刚停，细雨刚停/雨水打湿了墓地的钟声”，很容易让人想起杜甫《船下夔州郭宿》中的诗句“晨钟云外湿”。
D. 舒婷《春夜》中的名句“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与唐代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可说是活脱相似。
2.下列对“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的意义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能够扩大古诗研究者的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整体把握中国古典诗歌史的发展演变。
B. 能够较为准确地评估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
C. 能够拓展中国新诗的领域，进而形成边缘交叉的、新的分支学科。
D. 在广泛的意义上能够丰富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历史视野，同时对古典诗艺进行创造性转化。
3.下列分析与概括，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 中国新诗在继承古诗优良传统的同时，横向移植外作品，并对外来作品进行现代创造性转化。
B. 白话新诗从一开始出现，就秉承了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尝试集》的作者胡适也认可这一观点。
C. 古今诗歌无论是在作品之间还是诗歌体裁之间，以及在诗人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D. 小到意象、诗句，大到诗人风格、流派、主题、手法，都可以寻找到古今之间施受传承的脉络和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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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
诗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从新诗诞生起，就一直在争论中。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平民化还是贵族化。
对同一位诗人来说，大众化倾向和小众化倾向也常常是“并存”的。李白有《静夜思》，也有《蜀道难》；老杜有三吏三别，也有《北征》。推出大众化的《死水》的闻一多，也出版过小众化的《红烛》；写过小众化的《雨巷》的戴望舒，也写过大众化的《元日祝福》。朦胧诗似乎是小众的，但是诸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之类的名句却得到广泛流传。当然，一位诗人总有他的主要审美倾向。李金发基本是小众化诗人，田间基本是大众化诗人。在一些诗人那里，主要审美倾向还会发生变化，殷夫、穆木天、艾青、何其芳等都是由小众化转向大众化的诗人。
诗终究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大众化和小众化倾向还与诗的外在环境密切相关。当生存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发生战争、革命、灾难的年代，大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当生命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例如和平、和谐、安定的年代，小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
大众化和小众化的诗都各有其美学价值，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是，艺术总是有媒介化倾向，诗终究以广泛传播为旨归。大众传播有两个向度：空间与时间。不仅“传之四海”的空间普及，“流芳千古”的时间普及也是大众化的表现。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诗歌的这种隔世效应也是一种常见的大众化现象。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也是大众化程度最高的诗歌时代，只要是中国人，大多能背出几首佳作。唐诗宋词成了中国人文化身份之一。白居易和柳永是很值得后世研究的代表。
胡适倡导新诗时，就很推崇白居易和他领军的新乐府。“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推进了杜甫开辟的现实主义，“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从《赋得古原草送别》到《长恨歌》，再到贬居江州的《琵琶行》，白居易有明确的大众化艺术追求，他的不少诗篇也最大限度地产生了大众化效应。白居易的诗广布民间，传入深宫，当时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处题有白诗，有些歌妓因能诵《长恨歌》而“增价”。元稹为《白氏长庆集》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叙述：“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新乐府用口语，但徒有乐府之名，实际和音乐没有多少干系，而柳永的词却充分运用音乐作为传播手段。他熟悉坊曲，和歌伶乐伎合作，使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新诗拥有唐诗宋词时代没有的现代传播手段，像诗的网络生存，就是古人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但是，新诗实际上很小众。和唐诗宋词相比，新诗的大众化存在诸多困难。年轻的新诗不成熟，甚至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诗人难写，读者难记，没有像唐诗宋词那样化为民族文化传统，至今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文化生活之外；新诗的发生更多地取法外国，不来自民间，不来自传统，也不来自音乐，主要借助默读，与朗诵尤其与音乐的脱节成为传播的大难题，把声音还给诗歌乃当务之急；和白居易的“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不一样，当下有些诗人信服“私语化”倾向，使得公众远离诗歌。高尔基有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
无论是小众还是大众，新诗都需不断继承创新，在多样化格局中努力争取传播的大众化效应。
（改编自吕进《诗歌的大众与小众》）
1.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5分）
A．当生命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大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当生存关怀成为诗的基本关怀的时候，小众化的诗就会多一些。
B．李贺、李商隐生前少知音，但他们的诗歌几千年持续流传，虽然产生了隔世效应，但并不影响他们的诗歌是大众化的诗。
C．胡适倡导新诗时推崇白居易，是因为白居易有明确的大众化艺术追求，他的不少诗篇也最大限度地产生了大众化效应。
D．白居易领军的新乐府虽用口语，但徒有乐府之名，而柳永的词却充分运用音乐作为传播手段，因而更具有大众化诗歌的特点。
E．高尔基说：“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保姆。”意思是说诗歌不只是抒发个人情感，更要反映大众的呼声。
2.下列不能构成“新诗实际上很小众”判断依据的一项是（3分）
A．年轻的新诗不成熟，甚至迄今没有形成公认的审美标准。
B．新诗的发生更多地取法外国，与朗诵尤其与音乐相脱节。
C．当下有些诗人信服“私语化”倾向，使得公众远离诗歌。
D．无论是小众化还是大众化，新诗都需要不断地继承创新。
3.联系全文来看，作者有关“诗歌的大众与小众”的主要观点有哪些？（4分）
4.根据文章观点，李白的《静夜思》和《蜀道难》，哪一首属于大众化诗歌，哪一首属于小众化诗歌？请简要说明理由。（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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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化自信”是对民族文化传统在科学把握基础上激发的文化自豪感，是一种高尚的主体觉醒和自由，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与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强烈信心。
中国曾被称为“诗的国度”，所谓“不学诗，无以言”。祭拜祖先需要唱诗，登高望远需要题诗，好友分别需要赠诗，入仕为官需要考诗……在中国历史上，诗歌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是中国文化的有力表达。可以说，悠长的中国历史孕育了诗歌的繁荣，诗歌的繁荣反映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诗歌创作的驱动力。怀抱文化自信，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就能够感知到民族文化的呼唤，将个人、时代与民族相联系，将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融合，从而使得无论是写景、状物、明理还是言志，诗人的创作不再是无本之木，而是拥有深厚的根基。文化自信还有助于克服诗歌的低俗化倾向，提升诗歌的内涵与品位。好的诗歌作品诗意盎然，诗情达意，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纯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淡然、“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勇气……展示出一种情怀与智慧，给予读者思想、美感和希望。
当代新诗作者与传统文化相疏离，文化自信严重不足，从而使当下的一些新诗显得气短。诗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前无所适从，知识储备是个明显短板，从而导致诗歌创作的不自信。同时，在社会潮流的影响下，诗人受到各类言论影响，缺乏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缺乏对自己、作品和民族文化的基本自信。五千年的历史汇聚了民族文化的潮流，这股潮流在历史的雕琢下越发浑厚。在如此深厚的文学底蕴的影响下，诗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理应看得更远，做得更好。然而，当代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与诗歌之间已然没有什么联系了，诗歌的发展越发边缘化。在全球化娱乐化浪潮冲击的今天，商业利益冲击了新诗的严肃性，使之呈现出戏谑化的表达。一些新诗，诗意不在、诗性难寻。此外，人工智能写诗也预示着新诗的娱乐化走向。人工智能的创作仅仅是把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按一定的逻辑进行组合，实现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甚至炮制，缺少对事件现场的感知与理解，弱化了新诗与人们生活、社会现实、人类情感的联系。
新诗所面临的文化自信不足问题应该得到严肃对待，从而重建诗歌的尊严，唤起诗性，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血脉。
诗人应树立“大时代催生大作品”的创作自信。诗人应坚持“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的真理性判断，从丰富复杂的现实中汲取营养，从鲜活真切的生命体验出发，以崇高的理想情怀和人文精神介入生活、反映现实，才能写出有温度的诗歌，引领人们向善和向上。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正在过的生活色彩斑斓。以诗歌的语言反映时代生活的本真面貌是可以出大作品的，诗人应该有这个意识和自信。当然，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而言，思想与价值是其灵魂所在，诗歌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但也要注意对生活的主题与思想进行提炼和升华，给予读者思想上的启迪，避免其成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报告和记录。
新诗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之成为新时代境遇下新诗创作的首要参照。诗歌也是一种砥砺精神的事业，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应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善于从传统文化中获得养分，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创造新的文化辉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养料，提供智力支撑。立足于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和地域文化，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营养的诗歌，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主题内容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辨识度。
今日，诗歌对于读者的价值与古时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强调诗歌回归文化自信，并非回归旧时创作规则，而是回归“诗言志”的初心。今日的新诗创作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这不是复古泥古，不是历史倒退，而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彰显，从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化中找到进步的内在动力，以文化自信为基石彰显民族自信，展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中国。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是“诗的国度”，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学习古典诗歌才能拥有文化自信。
B.全球娱乐化的时代浪潮成为新诗创作缺乏自信，诗意不足的根本原因。
C.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就能创作出艺术形式与主题内容兼优的当代新诗。
D.新诗要谋求发展，既要关注当代社会生活，也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从“文化自信”的定义出发，从古及今，强调当代新诗创作应彰显文化自信。
B.第3段从创作根基与审美品位两方面，论证了文化自信对诗歌创作的积极作用。
C.文章论证新诗面临的问题时，用举例论证的方法列举了戏虐化、娱乐化等创作现象。
D.文章既分析了新区创作的问题和原因，又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在逻辑上是逐层递进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高度的文化自信催生了古典优秀诗歌作品，两千年的诗歌发展又提升了文化自信，两者相辅相成。
B.诗歌不是词组的简单拼凑，也非句子的简单分行，而是浓缩生活与情感的语言艺术，这是人工智能诗歌创作难有精品的原因。
C.诗歌既要反映时代生活的本真面貌，也要对生活的主题与思想进行提炼和升华，这是对“艺术创作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生动体现。
D.未来的新诗创作需要连接传统，应回归传统的“言志”初心与创作规则，使文化自信内化于新诗创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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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新时代的国风与家风
戴兆国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曾论及中国的国风。他在谈论抗战的时候，指出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保持着“退而不溃”的态势。在局部上中国面临着失败，但是却永未被敌人所破。无论是军队还是人民都是如此。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这样的组织力，在于中国人的道德力。这种道德力构成了中国的国风。因为中国的国风蕴含着强大的道德力，所以中国注定立于不败之地。
具体而言，中国的国风既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儒家和墨家的严肃表现在，对家国和各种民间组织的信心。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够以中国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不被外邦人所欺凌，这是儒家和墨家的积极精神。道家的超脱又能够让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放得下，满不在乎。积极的严肃的精神是负责任的担当，超脱则是能够放下的担当。这样的国风几千年延续下来，形成强大的民族心理和坚韧的民族性格，使得中国人能够面对任何艰难困厄，而不至于消沉。这样的国风促使中国人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面对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人在传统国风的感召下，勇于改革创新，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动容的新的时代。当然，维系优良的传统国风，我们还需要建设优良的家风。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国风的形成必然依赖于家风的建设。
家庭是社会的最为基本的细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时代的家庭都需要一种普遍的家庭道德。传统中国人所提倡的孝老爱亲的家庭道德就是这一类。孝亲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道德要求，是维系家庭和谐的纽带。在孝亲之外，家庭成员还要将孝亲的美德扩大到家庭所在的民族和国家。这就是忠。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同时代人的美好事业，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循的道德。古人虽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但是，只要每一个人在家庭中尽到孝亲、在社会上尽到忠诚的职责，两者就可以得到统一。因为这是家风最为基本的要求。一个孝老爱亲的人多半也是有利于社会的人，一个忠诚于民族和国家事业的人多半是大孝于家庭之人。家风的最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形成优良国风的基础。
时代变迁带来了家庭结构的改变，家风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新时代的家风自然要脱去传统社会封建家长制度下的压迫和苛责。随着现代中国大家族制度的解体，三从四德之类的传统家风就不再适应时代，而要代之以民主、平等、和谐的家风。传统家庭依靠家长的权威加以管理，现代家庭则依赖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彼此平等交流，共同建立起民主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中的长辈和晚辈、平辈之间需要保持平等对话的关系，在家庭具体事务上要具体协商。目前中国家庭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老年人的关心和对孩子的教育。不要让老人空巢，不要让孩子留守，这是当前家庭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好的家风的最为突出的标志。可能有人会说，外出打工、工作繁忙、工作特殊等等都会导致一些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困难。但是，我们应该深知，一个总是不完满的家庭，往往就是有缺陷的家庭，就是家风有问题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没有好的家风，就会失去对家庭道德的遵守，就可能给家庭成员的发展带来反面的影响，也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古人说：“家和万事兴。”当家庭出现了问题，当家风不醇正，一个人的事业也是不完美的。我们与其追求一种破碎的“成功”事业，做一个不完整的“成功”人士，还不如坚守一份家庭的温暖，为社会贡献一个安宁的港湾。当一个个家在平静中度过岁月，作为大家的国也就会稳定如初。
家风影响国风，国风也影响甚至决定家风。家风是从社会各个方面和角度吹出的人情之风。当人人走出家庭，带着家的温暖，装着家的期盼，怀着家的未来，为社会奉献自己的才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民族国家就一定能够建成。国风中的道德力能够影响家风，家风中的道德力也能够影响国风。当国家政风清明、学风向上、文风大振，民风一定醇美，家风也就会醇正。光明清正的国风，醇美和谐的家风，应该是我们盼望的时代之风。
(取材于2014年2月13日《中国文化报》)
1.关于中国的“国风”，下面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的国风蕴含着强大的道德力，所以抗战时中国军民能够保持组织力，中国注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B. 中国的国风既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二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国民勇于负责任的担当精神。
C. 中国人能够面对任何艰难困厄而不至于消沉，与几千年延续下的国风所形成的强大民族心理和坚韧民族性格密切相关。
D. 在竞争激烈的今天，中国人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动容的新的时代，这与传统国风的感召密不可分。
2.对新时代的“家风”建设的理解，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新时代的家风建设需要对传统的家庭道德加以继承，中国人所提倡的孝老爱亲就是一种最重要的家庭道德。
B. 新时代的家风要脱去封建家长制度下的压迫和苛责，要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彼此平等交流建设。
C. 目前好的家风最为突出的标志是对老年人的关心和对孩子的教育，不让老人空巢，不让孩子留守。
D. 没有好的家风，就会失去对家庭道德的遵守，不仅可能影响家庭成员的发展，也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国风的形成依赖于家风的建设，国风中的道德力也能够影响家风，后者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B. 一个人在家中尽孝，在社会上尽忠，这是家风最为基本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恰是形成优良国风的基础。
C. 外出打工、工作繁忙、工作特殊等使一些家庭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从而导致家庭有缺陷，家风有问题。
D. 作者认为，如果能坚守一份家庭的温暖，为社会贡献一个安宁的港湾，就可以算得上“完整”的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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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新时代的国风与家风
戴兆国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曾论及中国的国风。他在谈论抗战的时候，指出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保特着“退而不溃”的态势。在局部上中国面临着失败，但是却永未被敌人所破。无论是军队还是人民都是如此。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这样的组织力，在于中国人的道德力。这种道德力构成了中国的国风。因为中国的国风蕴含着强大的道德力，所以中国注定立于不败之地。
具体而言，中国的国风既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儒家和墨家的严肃表现在，对家国和各种民间组织的信心。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够以中国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不被外邦人所欺凌，这是儒家和墨家的积极精神。道家的超脱又能够让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放得下，满不在乎。积极的严肃的精神是负责任的担当，超脱则是能够放下的担当。这样的国风几千年延续下来，形成强大的民族心理和坚韧的民族性格，使得中国人能够面对任何艰难困厄，而不至于消沉。这样的国风促使中国人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也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面对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人在传统国风的感召下，勇于改革创新，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动容的新的时代。当然，维系优良的传统国风，我们还需要建设优良的家风。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国风的形成必然依赖于家风的建设。
家庭是社会的最为基本的细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时代的家庭都需要一种普遍的家庭道德。传统中国人所提倡的孝老爱亲的家庭道德就是这一类。孝亲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道德要求，是维系家庭和谐的纽带。在孝亲之外，家庭成员还要将孝亲的美德扩大到家庭所在的民族和国家。这就是忠。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同时代人的美好事业，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循的道德。古人虽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但是，只要每一个人在家庭中尽到孝亲、在社会上尽到忠诚的职责，两者就可以得到统一。因为这是家风最为基本的要求。一个孝老爱亲的人多半也是有利于社会的人，一个忠诚于民族和国家事业的人多半是大孝于家庭之人。家风的最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形成优良国风的基础。
时代变迁带来了家庭结构的改变，家风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新时代的家风自然要脱去传统社会封建家长制度下的压迫和苛责。随着现代中国大家族制度的解体，三从四德之类的传统家风就不再适应时代，而要代之以民主、平等、和谐的家风。传统家庭依靠家长的权威加以管理，现代家庭则依赖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彼此平等交流，共同建立起民主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中的长辈和晚辈、平辈之间需要保持平等对话的关系，在家庭具体事务上要具体协商。目前中国家庭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老年人的关心和对孩子的教育。不要让老人空巢，不要让孩子留守，这是当前家庭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好的家风的最为突出的标志。可能有人会说，外出打工、工作繁忙、工作特殊等等都会导致一些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困难。但是，我们应该深知，一个总是不完满的家庭，往往就是有缺陷的家庭，就是家风有问题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没有好的家风，就会失去对家庭道德的遵守，就可能给家庭成员的发展带来反面的影响，也会给社会带更多的问题。古人说：“家和万事兴。”当家庭出现了问题，当家风不醇正，一个人的事业也是不完美的。我们与其追求一种破碎的“成功”事业，做一个不完整的“成功”人士，还不如坚守一份家庭的温暖，为社会贡献一个安宁的港湾。当一个个家在平静中度过岁月，作为大家的国也就会稳定如初。
家风影响国风，国风也影响甚至决定家风。家风是从社会各个方面和角度吹出的人情之风。当人人走出家庭，带着家的温暖，装着家的期盼，怀着家的未来，为社会奉献自己的才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民族国家就一定能够建成。国风中的道德力能够影响家风，家风中的道德力也能够影响国风。当国家政风清明、学风向上、文风大振，民风一定醇美，家风也就会醇正。光明清正的国风，醇美和谐的家风，应该是我们盼望的时代之风。
(取材于2014年2月13日《中国文化报》)
1.关于中国的“国风”，下面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的国风蕴含着强大的道德力，所以抗战时中国军民能够保持组织力，中国注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B．中国的国风既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二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国民勇于负责任的担当精神。
C．中国人能够面对任何艰难困厄而不至于消沉，与几千年延续下的国风所形成的强大民族心理和坚韧民族性格密切相关。
D．在竞争激烈的今天，中国人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动容的新的时代，这与传统国风的感召密不可分。
2.对新时代的“家风”建设的理解，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新时代的家风建设需要对传统的家庭道德加以继承，中国人所提倡的孝老爱亲就是一种最重要的家庭道德。
B．新时代的家风要脱去封建家长制度下的压迫和苛责，要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彼此平等交流建设。
C．目前好的家风最为突出的标志是对老年人的关心和对孩子的教育，不让老人空巢，不让孩子留守。
D．没有好的家风，就会失去对家庭道德的遵守，不仅可能影响家庭成员的发展，也会给社会带更多的问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国风的形成依赖于家风的建设，国风中的道德力也能够影响家风，后者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B．一个人在家中尽孝，在社会上尽忠，这是家风最为基本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恰是形成优良国风的基础。
C．外出打工、工作繁忙、工作特殊等使一些家庭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从而导致家庭有缺陷，家风有问题。
D．作者认为，如果能坚守一份家庭的温暖，为社会贡献一个安宁的港湾，就可以算得上“完整”的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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