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与 “中国文学”“汉文学”“华语文学”等以往对于中华民族文学的指称相比,“中华文学”概念不仅在内涵上更切合中华民族文学时间的久远性、空间的广阔性、创作主体的多民族性以及语言形式的多样性,而且在外延上也更具包容性。
“中华”比“中国”更具涵盖力和开放性,“中国”一词最初见于周成王时代铜器何尊铭文,其义为“帝王所都”;此后则指“中土”,与“四方”“四夷”相对。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莅中国,而抚四夷也。”都是将“中国”视为与“四方”“四夷”相对的地理空间。而“中华”(或称“华”“诸华”)则兼地理空间、民族与文化而言之。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西戎之杰出者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可见“诸戎”与“华”的不同,既有地域、民族方面的,但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不同。关于“中华”与“中国”之区别,章太炎先生曾有精辟的概括:“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宋齐,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知,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他认为,“中华”虽最初也有地域、民族上的内涵,但主要还是以文化而言,无论中国或四夷,只要认同华夏文化者,均属中华,因此 “中华”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动态性和历时性的概念,用太炎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这样看来,“中华文学”的提法显然在历史的涵纳性方面更为符合中华文学发展的实际。有的学者也以“汉文学”“华语文学”代指中国文学或海外汉语文学,这两个概念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不必特别说明。
此外,“中华文学”概念的提出,更深层的意义应当还在于面对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学研究学术方法的创新,以及对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界关于中华民族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引领作用。在这种新的学术理念的引领下,传统研究中的一些偏颇有可能得到纠正,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有可能获得解决的途径。
举例来说,过去学者争论颇多的中国文学史上有无“史诗”的问题,如果在“中华文学”概念所指的研究思路下即可得到完满的解决。黑格尔认为中国上古时代不存在《荷马史诗》那样的叙事作品,中国学者持不同意见者举出《诗经》周族史诗反驳其说,赞同者则从汉语特点不适宜长篇史诗产生的角度出发证明黑格尔的观点。如果先悬置这一问题,将考察的范围扩展至汉民族以外的口传文学,则很容易发现如藏族《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长篇史诗。这样,黑格尔结论的不可信便显而易见了。
(选编自《文史知识》)
1.下列对本文主旨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华”与“中国”两个不同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区别,以及二者在历史发展及中华文学上的具体体现。
B. “中华”作为一个具有动态性和历时性的概念的原因,以及在中华文学上的具体体现。
C. 本文重点对“中华文学”的内涵、外延及意义进行论证与厘清,特别突出了“中华文学”历史的涵纳性。
D. “中华文学”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特别是对中华民族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引领作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与“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中的“中国”一词的含义是一样的。
B. “中国”与“中华”的区别,既体现在地域有别、民族有异,更体现在文化方面存在的明显不同。
C. 按照章太炎先生的说法,“中华”这一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性和历时性的概念。
D. 如果我们扩展考察的范围,不局限于汉民族的口传文学,就很容易发现黑格尔结论的不可信。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华”一词兼具地理空间、民族与文化等属性,因此,它比“中国”一词更具涵盖力和开放性。
B. 只要有了“中华文学”这一概念的引领,传统研究中的一些偏颇就能得到纠正,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就能获得解决的途径。
C. “汉文学”“华语文学”两种提法不仅在内涵上存在许多不足,而且在外延上也缺少足够的包容性。
D. 藏族《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长篇史诗是与《荷马史诗》相似的叙事作品。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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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中国文学”“汉文学”“华语文学”等以往对于中华民族文学的指称相比,“中华文学”概念不仅在内涵上更切合中华民族文学时间的久远性、空间的广阔性、创作主体的多民族性以及语言形式的多样性,而且在外延上也更具包容性。
“中华”比“中国”更具涵盖力和开放性,“中国”一词最初见于周成王时代铜器何尊铭文,其义为“帝王所都”;此后则指“中土”,与“四方”“四夷”相对。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莅中国,而抚四夷也。”都是将“中国”视为与“四方”“四夷”相对的地理空间。而“中华”(或称“华”“诸华”)则兼地理空间、民族与文化而言之。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西戎之杰出者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可见“诸戎”与“华”的不同,既有地域、民族方面的,但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不同。关于“中华”与“中国”之区别,章太炎先生曾有精辟的概括:“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宋齐,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知,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他认为,“中华”虽最初也有地域、民族上的内涵,但主要还是以文化而言,无论中国或四夷,只要认同华夏文化者,均属中华,因此 “中华”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动态性和历时性的概念,用太炎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这样看来,“中华文学”的提法显然在历史的涵纳性方面更为符合中华文学发展的实际。有的学者也以“汉文学”“华语文学”代指中国文学或海外汉语文学,这两个概念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不必特别说明。
此外,“中华文学”概念的提出,更深层的意义应当还在于面对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学研究学术方法的创新,以及对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界关于中华民族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引领作用。在这种新的学术理念的引领下,传统研究中的一些偏颇有可能得到纠正,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有可能获得解决的途径。
举例来说,过去学者争论颇多的中国文学史上有无“史诗”的问题,如果在“中华文学”概念所指的研究思路下即可得到完满的解决。黑格尔认为中国上古时代不存在《荷马史诗》那样的叙事作品,中国学者持不同意见者举出《诗经》周族史诗反驳其说,赞同者则从汉语特点不适宜长篇史诗产生的角度出发证明黑格尔的观点。如果先悬置这一问题,将考察的范围扩展至汉民族以外的口传文学,则很容易发现如藏族《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长篇史诗。这样,黑格尔结论的不可信便显而易见了。
(选编自《文史知识》)
1.下列对本文主旨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华”与“中国”两个不同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区别,以及二者在历史发展及中华文学上的具体体现。
B. “中华”作为一个具有动态性和历时性的概念的原因,以及在中华文学上的具体体现。
C. 本文重点对“中华文学”的内涵、外延及意义进行论证与厘清,特别突出了“中华文学”历史的涵纳性。
D. “中华文学”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特别是对中华民族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引领作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与“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中的“中国”一词的含义是一样的。
B. “中国”与“中华”的区别,既体现在地域有别、民族有异,更体现在文化方面存在的明显不同。
C. 按照章太炎先生的说法,“中华”这一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性和历时性的概念。
D. 如果我们扩展考察的范围,不局限于汉民族的口传文学,就很容易发现黑格尔结论的不可信。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华”一词兼具地理空间、民族与文化等属性,因此,它比“中国”一词更具涵盖力和开放性。
B. 只要有了“中华文学”这一概念的引领,传统研究中的一些偏颇就能得到纠正,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就能获得解决的途径。
C. “汉文学”“华语文学”两种提法不仅在内涵上存在许多不足,而且在外延上也缺少足够的包容性。
D. 藏族《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长篇史诗是与《荷马史诗》相似的叙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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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音象”,是对中国文学中声音之象的泛称,是指文学(诗歌)作品在音乐或格律的参与下形成的声音效果,以及由声音效果产生的形象体验。与之相对,“诗象”用于指称依靠文字内容而产生的主体想象和认知。“音象”与“诗象”是构成文学“意象”的基石,充分剖析作为“意象”重要维度的“音象”,有助于全面认知“意象”概念。
魏晋之前,“音象”主要以“乐象”为存在形态,到了唐代,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是“音象”存在形态之一。就此种“音象”而言,音乐或格律的运用会使作品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或气质,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效果。对入乐性作品来说,这种整体效果主要借助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来实现;对不入乐作品来说,则主要以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来体现。配乐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最典型形态,对唐代而言,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曲辞最具代表性。来看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据考证,该诗配乐歌唱之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王维诗的立意在送别,故此可以推断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应当以感伤的基调为主,即便是先有辞,然后才根据意境产生了曲,但音乐由回环的旋律而产生的“三叠”的唱法,对诗意的升华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从而使渭城清雨与阳关漫道、绿柳垂杨与大漠孤烟的形象对比更为突出,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唐代入乐性作品,还包括很多杂言曲辞。各种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深入人心,加以传播。很显然,吟唱之声的婉转动听,在人们接受文意、领会经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可能是模糊的,但它相当于一个朦胧的场域,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结合,从而使“意象”意义获得彰显。
如果说,入乐性的歌诗由于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那么下面就来考察不入乐的徒诗“格律”中蕴含的“音象”潜能。对唐代徒诗而言,李泽厚称:“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甚至把唐代的律、绝体诗歌称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音乐性。正是由于唐代詩歌在格律上仍然保留着音乐性潜能,在吟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效果便构成了新的“音象”存在形态。这种音声层面的“音象”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得益彰,从而使“诗象”升华为“意象”,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
综上所述,“音象”在文学中与“诗象”同样重要,它们都是构筑“意象”、生成意蕴的必要保障。“音象”与“诗象”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
(摘编自韩伟《唐代“音象”刍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文学中的“音象”,是构成“意象”的基石之一,是与“诗象”相对而言存在的,没有“音象”,也就没有“诗象”。
B. “音象”的存在形态在魏晋之前主要为“乐象”,到了唐代,则是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
C. 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加以传播,但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是模糊的。
D. 在文学中,意象的构筑、意蕴的生成离不开“音象”和“诗象”,“音象”和“诗象”在作品中是同样重要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篇在与“诗象”的比照中阐释“音象”的内涵,点明论述对象,指出了剖析“音象”的意义所在。
B. 二三两段采用并列式结构,分别剖析了入乐性歌诗中“音象”的存在形态和不入乐徒诗中“音象”的存在形态。
C. 文章引用李泽厚的话和郭茂倩的观点,是为了论证唐代不入乐的徒诗都是讲究格律,具有“音象”存在形态的。
D. 文章虽以大量篇幅阐释“音象”在文学中的存在形态,但其彰显的立场是“音象”对意象构筑、意蕴生成的作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入乐性诗歌作品,因为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有助于诗意的升华。
B. 不入乐诗歌作品,如果在格律上不能保留音乐性潜能,那么在吟诵过程中就不能产生音乐效果从而构成“音象”的存在形态。
C. 作者认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入乐性诗歌作品且为齐言歌诗,“音象”让该诗的惜别之情更加跃然纸上。
D. 只有“音象”与“诗象”在作品中结合起来,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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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象”,是对中国文学中声音之象的泛称,是指文学(诗歌)作品在音乐或格律的参与下形成的声音效果,以及由声音效果产生的形象体验。与之相对,“诗象”用于指称依靠文字内容而产生的主体想象和认知。“音象”与“诗象”是构成文学“意象”的基石,充分剖析作为“意象”重要维度的“音象”,有助于全面认知“意象”概念。
魏晋之前,“音象”主要以“乐象”为存在形态,到了唐代,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是“音象”存在形态之一。就此种“音象”而言,音乐或格律的运用会使作品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或气质,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效果。对入乐性作品来说,这种整体效果主要借助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来实现;对不入乐作品来说,则主要以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来体现。配乐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最典型形态,对唐代而言,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曲辞最具代表性。来看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据考证,该诗配乐歌唱之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王维诗的立意在送别,故此可以推断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应当以感伤的基调为主,即便是先有辞,然后才根据意境产生了曲,但音乐由回环的旋律而产生的“三叠”的唱法,对诗意的升华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从而使渭城清雨与阳关漫道、绿柳垂杨与大漠孤烟的形象对比更为突出,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唐代入乐性作品,还包括很多杂言曲辞。各种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深入人心,加以传播。很显然,吟唱之声的婉转动听,在人们接受文意、领会经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可能是模糊的,但它相当于一个朦胧的场域,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结合,从而使“意象”意义获得彰显。
如果说,入乐性的歌诗由于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那么下面就来考察不入乐的徒诗“格律”中蕴含的“音象”潜能。对唐代徒诗而言,李泽厚称:“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甚至把唐代的律、绝体诗歌称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音乐性。正是由于唐代詩歌在格律上仍然保留着音乐性潜能,在吟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效果便构成了新的“音象”存在形态。这种音声层面的“音象”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得益彰,从而使“诗象”升华为“意象”,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
综上所述,“音象”在文学中与“诗象”同样重要,它们都是构筑“意象”、生成意蕴的必要保障。“音象”与“诗象”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
(摘编自韩伟《唐代“音象”刍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文学中的“音象”,是构成“意象”的基石之一,是与“诗象”相对而言存在的,没有“音象”,也就没有“诗象”。
B. “音象”的存在形态在魏晋之前主要为“乐象”,到了唐代,则是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
C. 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加以传播,但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是模糊的。
D. 在文学中,意象的构筑、意蕴的生成离不开“音象”和“诗象”,“音象”和“诗象”在作品中是同样重要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篇在与“诗象”的比照中阐释“音象”的内涵,点明论述对象,指出了剖析“音象”的意义所在。
B. 二三两段采用并列式结构,分别剖析了入乐性歌诗中“音象”的存在形态和不入乐徒诗中“音象”的存在形态。
C. 文章引用李泽厚的话和郭茂倩的观点,是为了论证唐代不入乐的徒诗都是讲究格律,具有“音象”存在形态的。
D. 文章虽以大量篇幅阐释“音象”在文学中的存在形态,但其彰显的立场是“音象”对意象构筑、意蕴生成的作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入乐性诗歌作品,因为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有助于诗意的升华。
B. 不入乐诗歌作品,如果在格律上不能保留音乐性潜能,那么在吟诵过程中就不能产生音乐效果从而构成“音象”的存在形态。
C. 作者认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入乐性诗歌作品且为齐言歌诗,“音象”让该诗的惜别之情更加跃然纸上。
D. 只有“音象”与“诗象”在作品中结合起来,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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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早已流行,主要指称贵族和执政者。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君子”概念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冯友兰说,孔子一生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在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这种观点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抓住了本质,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热衷于构造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这种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的精神,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只把仁、义、忠、孝、廉、悌等当作理论,而是当作值得遵循也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其目的就是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激活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理念,有必要通过挖掘、整理、阐发和弘扬,让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春风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君子”一词在中华文化中出现甚早,孔子将许多优秀道德融入其中,使其成为崇德向善的人格范式。
B. 冯友兰认为,如何做人是孔子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而做人要做君子正是他思考的结果。
C. 修己是成为君子的途径,而成为君子又是治人的前提,这说明儒学“修已”与“治人”的核心观念是一致的。
D. 《论语》作为儒学的经典著作,很能体现儒学不追求系统的理论构建,而是直接告诉人们“做什么、怎么做”这一特点。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肯定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这一观点,并指出了儒学在当今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B. 文章第四段通过对比分析,呈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指出了各自的优缺点。
C. 文章引用《论语》中有关君子“言”与“行”的论述,体现了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的观念和“实用理性”精神。
D. 文章从“君子之学”和“实用理性”精神两方面展开论述,彰显了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和当代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君子人格具有现实和平凡的特点,这是它能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践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B. 是不是热衷于构建一套严密的理论系统,可作为观察中西方文化基本差异的一个视角。
C. 中国传统文化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所以不会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
D. 若想让君子文化在当代社会蔚然成风,也离不开广大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身体力行与引导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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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①近30年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充满了两种看似悖反的诉求:一是呼唤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溶入世界文学的潮流;一是渴盼回归中华民族文学的传统,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但是在这两种声音的背后,自五四以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有意无意的文化自卑仍潜在支配着一些文学研究者的观察视野和判断尺度,导致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结论得不到矫正,甚至愈演愈烈,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成见和“常识”,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当下建设与未来发展。可以说,文化自信的问题不解决,对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文学的理性判断便难以形成,在此基础上更难以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未来。
②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在世界舞台丧权辱国的近代历史使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充满了文化的焦虑,感时忧国的爱国情怀与保种强国的现实诉求经历了内在的紧张的绞杀与撕裂。在连续战败的历史经验的刺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到五四时期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文化的自卑酿成了后来人们的“全盘反传统主义”。在这种极端的羞耻感和自卑感的支配下,五四学人所提出的文化解决方案自然也陷入极端和决绝。所以,时至今日,中国文学研究要形成对自身民族文学传统的正确的、理性的认识和判断,首先要做的一件工作,仍是要清除研究者本身那种内在的近乎根深蒂固的“阶下囚”心态,确立和重建一种正当的、理性的文化自信。
③当然,提倡确立和重建一种正当的、理性的文化自信,不是要采取一种“事后之明”苛责于五四新文化先驱和学人。他们当年的决绝姿态和极端言论自有其自身的语境——大抵是在一种世界文化格局中意识到本民族文学的不足而产生的近乎恨铁不成钢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只要意识到自身的民族文化落后于世界,这一国家的知识分子便不乏有人起来唱衰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然而,今日对五四知识分子当年的决绝姿态和极端言论取“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接受他们的决绝和极端所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影响。
④总之,时移世易,今天的中国学人有更多的足够的理由重提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反映在文学研究中,既要以对民族文学传统的客观认识为基础,也要以对民族文学当下实践的理性认知为前提,还要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未来建设的必要信心。日本文学家吉田幸次郎曾说:“从文学作品来看,像中国这样只着眼于现实世界,而抑制对神的关心的文学,在其他文明地域确实少与伦比。中国虽然没有产生莎士比亚,但是,西方也没有产生李白和杜甫。”这种换一个角度看中国文学的方式,长时间却为我们本土的一些文学研究者所缺乏。个中的成因,研究者本身缺少文化的自信是一个重要因素。而所谓文化的自信,既不是文化的自大,也不是文化的自满,而是对自身民族文化之自我的充分尊重和创造发明。
(节选自王爱松《文化研究与文化自信》)
1.对于“文化自信”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文化自信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它影响了一些文学研究者的观察视野和判断尺度。
B.文化自信影响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文学的理性判断,也影响未来的民族文化建设。
C.文化自信在五四时期达到历史最低点,这也导致当时人们提出了“全盘反传统主义”。
D.文化自信应该是正当的、理性的,不能脱离了“其自身的语境”而苛责那些文化先驱。
2.下列对原文的结构和内容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第①段从近3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存在的诉求引出文化自信的问题,并指出解决文化自信问题的重要性。
B.第②段回顾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局,指出要重建文化自信要清除内在的近乎根深蒂固的“阶下囚”心态。
C.第③段紧承上段,认为后人要结合当时的背景去看待五四的先驱们,重在阐释现代人重建文化自信的方式。
D.第④段和前面构成分总关系,指出文化自信反映在文学研究中的各种要求,并认为本土学者缺乏转换角度看问题的方式。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中国文学研究界一直存在的两种看似悖反的诉求其实都涉及到文化自信问题,也影响着民族的文化建设。
B.在近代历史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文化焦虑,充满了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矛盾,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判断。
C.中国某个阶段出现唱衰自己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现象在世界舞台上是少有的,不能对他们保持“同情”。
D.今天,重建文化自信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是只着眼于现实世界,而抑制对神的关心。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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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的气象与格局
孙少华
中国古代各族诗人,不仅对传播汉语诗歌具有重要贡献,而且很容易将汉语诗歌的审美标准与写作技巧引入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从而推动“中华文学”的融合与发展。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学中,含有大量互相影响、交流、融合的元素,汉族文学题材可以影响到其他民族的文学。
河西走廊是“中华文学”产生、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秦汉时期,河西走廊就成为中国与西域各国交往的重要通道,担负着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西域多姿多彩的文化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而中原丰富的文化与文学思想也通过这里传入西域,其中就孕育着中华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萌芽。两汉时期,佛教、道教的文化元素已出现在河西走廊。后世汉语小说、戏曲的很多素材,也与河西走廊传入的西域文化不无关系。可以说,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意义,同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传播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这对于促进“中华文学”的生成、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文学”是既包括汉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中国古代其他各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的文学创作,同时还离不开周边国家和地区相关作家积极参与的一个文学“凝聚体”。各方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对“中华文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学”属于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体现出来的是多民族、多地区之间的文学、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的互相交流、融合与和谐共生。因此可以说,“中华文学”这一概念,已经具有了“世界气象”。
以上事实,使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华文学”的本质与魅力: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华各民族与外国诗文家对“中华文学”的欣赏、喜爱、模仿和创作;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环绕中国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或者受到了“中华文学”的影响,或者积极参与到“中华文学”的创作中来,形成了以“中华文学”为核心的“文明圈”和“文化带”。从“中华文学”的视角看,“中华文学”的气象和格局是面向世界的,是博大和无所不包的。无论针对哪个国家或地区,“中华文学”都毫无保留地、非常自信地向其展示自己的魅力,接受并允许各种人员成为“中华文学”的学习者、接受者、模仿者与创造者;而对于外来文学、文化、文明中的优秀元素——无论是来自欧洲还是亚洲——“中华文学”都毫不迟疑地予以吸收、接受、消化甚至再创造。这是“中华文学”乃至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中华文学”要继续保持这种面向世界的“气象与格局”,必须重视与世界文学的积极交流,并使之在国家的经济、文化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曾经非常发达,但随之而来的文学、文化交流,则成为后来人民生活的主流。当时的商业活动已经化为历史烟云,但随着“丝绸之路”输入的文化与文学因子,今天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着文化遗产的精神交流作用。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华文学”的融合与发展离不开中国古代各民族诗人的贡献,这些诗人会将汉语诗歌的审美标准与写作技巧引入本民族的文学创作。
B.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政治、经济与军事意义的河西走廊,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传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华文学”产生、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C.“中华文学”包括汉族作家使用汉语、中国古代其他民族作家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作家使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
D.古代“丝绸之路”上曾经十分发达的商业活动如今已经消失,但随着“丝绸之路”输入的文学、文学因子仍发挥着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汉族文学题材可以影响到其他民族的文学,其他民族的文学也可以影响汉族文学题材,后世汉语小说、戏曲的发展方向的改变即证明了这一点。
B.河西走廊在秦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枢纽,西域多姿多彩的文化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中原文化与文学思想也经由河西走廊传入西域。
C.“中华文学”具有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学、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等和谐共生的特征,是一个文学“凝聚体”,属于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
D.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以及环绕中国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作家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有世界气象和格局的以“中华文学”为核心的“文明圈”和“文化带”。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古代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互影响、交流、融合,这也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如随着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而来的文学、文化交流,成为了后来人民生活的主流。
B.中原文化经由河西走廊传入西域,孕育了中华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萌芽,使西域作家从欣赏中原文化和文化思想开始参与汉民族的文学创作。
C.“中华文学”既毫无保留地展示其本身的魅力,让外来者学习、接受、模仿和创作,又毫不迟疑地吸收、接受、消化甚至再创造外来优秀文化。
D.博大、包容、面向世界是“中华文学”乃至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不灭绝的主要原因,“中华文学”要想继续保持这种气象与格局,就必须重视与世界文学的积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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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的气象与格局
孙少华
中国古代各族诗人,不仅对传播汉语诗歌具有重要贡献,而且很容易将汉语诗歌的审美标准与写作技巧引入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从而推动“中华文学”的融合与发展。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学中,含有大量互相影响、交流、融合的元素,汉族文学题材可以影响到其他民族的文学。
河西走廊是“中华文学”产生、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秦汉时期,河西走廊就成为中国与西域各国交往的重要通道,担负着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西域多姿多彩的文化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而中原丰富的文化与文学思想也通过这里传入西域,其中就孕育着中华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萌芽。两汉时期,佛教、道教的文化元素已出现在河西走廊。后世汉语小说、戏曲的很多素材,也与河西走廊传入的西域文化不无关系。可以说,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意义,同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传播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这对于促进“中华文学”的生成、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中华文学”是既包括汉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中国古代其他各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的文学创作,同时还离不开周边国家和地区相关作家积极参与的一个文学“凝聚体”。各方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对“中华文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学”属于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体现出来的是多民族、多地区之间的文学、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的互相交流、融合与和谐共生。因此可以说,“中华文学”这一概念,已经具有了“世界气象”。
以上事实,使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华文学”的本质与魅力: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华各民族与外国诗文家对“中华文学”的欣赏、喜爱、模仿和创作;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环绕中国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或者受到了“中华文学”的影响,或者积极参与到“中华文学”的创作中来,形成了以“中华文学”为核心的“文明圈”和“文化带”。从“中华文学”的视角看,“中华文学”的气象和格局是面向世界的,是博大和无所不包的。无论针对哪个国家或地区,“中华文学”都毫无保留地、非常自信地向其展示自己的魅力,接受并允许各种人员成为“中华文学”的学习者、接受者、模仿者与创造者;而对于外来文学、文化、文明中的优秀元素——无论是来自欧洲还是亚洲——“中华文学”都毫不迟疑地予以吸收、接受、消化甚至再创造。这是“中华文学”乃至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中华文学”要继续保持这种面向世界的“气象与格局”,必须重视与世界文学的积极交流,并使之在国家的经济、文化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曾经非常发达,但随之而来的文学、文化交流,则成为后来人民生活的主流。当时的商业活动已经化为历史烟云,但随着“丝绸之路”输入的文化与文学因子,今天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着文化遗产的精神交流作用。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1.下列对本文主旨的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各民族诗人将汉语诗歌的审美标准与写作技巧引入本民族文化创作,推动了“中华文学”的融合与发展。
B.河西走廊在“中华文学”产生、交流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孕育了中华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萌芽。
C.全面了解“中华文学”的本质与魅力,要看到中华各民族与外国诗文家对“中华文学”的欣赏、喜爱、模仿和创作。
D.“中华文学”有面向世界、博大和无所不包的气象和格局,既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魅力,也积极接受优秀的外来文化。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汉族文学题材可以影响到其他民族的文学,其他民族的文学也可以影响汉族文学题材,后世汉语小说、戏曲的发展方向的改变即证明了这一点。
B.“中华文学”具有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学、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等和谐共生的特征,是一个文学“凝聚体”,属于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
C.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以及环绕中国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作家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有世界气象和格局的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明圈”和“文化带”。
D.古代“丝绸之路”上曾经十分发达的商业活动如今已经消失,但随着“丝绸之路”输入的文学、文学因子仍发挥着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政治、经济与军事意义的河西走廊,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传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华文学”产生、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B.“中华文学”包括汉族作家使用汉语、中国古代其他民族作家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作家使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
C.古代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互影响、交流、融合,这也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如随着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而来的文学、文化交流,成为了后来人民生活的主流。
D.博大、包容、面向世界是“中华文学”乃至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不灭绝的主要原因,“中华文学”要想继续保持这种气象与格局,就必须重视与世界文学的积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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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快速发展的网络文学,人们对网络创作所对接的文学传统,似乎关注不多。事实上,网络文学传承中华文学传统,网络创作秉持中华文学立场,不仅是对网络文学的一种期待,而且也是许多优秀网络作品的一种内在品质。
网络文学是伴随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兴文学形态。网络技术可以“无中生有”,网络文学却需要技术联姻和精神传承。有网络作家曾说过:“网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网络是当代高科技的代表,文学则是人文精神的体现,科技与人文在网络文学旗帜下达成统一。网络文学创作同人类任何一种精神生产一样,不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
网络文学虽然有些“另类”,但网络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它仍然需要赓续文学传统,在继承中创造,始于返本而得以开新。不仅网络写作的语言表达古已有之,许多网络作品的情节设置等也都能找到传统文学的影子,受益于传统文学千百年的艺术积淀。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文学的思想蕴含、价值营造等观念层面的东西也无不渊源有自,可以从传统文学的文化母题中找到它们的历史基因。比如,明清时期的四大名著,《西游记》写神魔、《三国演义》写历史、《水浒传》写侠义、《红楼梦》写才子佳人,可以说是类型化的长篇小说。网络上数量最大的幻想类作品如玄幻、仙侠等,与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不能说没有渊源关系。《择天记》等众多热门小说展现的玄幻世界,均可在传统神话中找到源头。
文学是变化的,正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特别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就更是这样。不过,不管怎么变,网络文学终归还应该是文学,大凡是文学就该有一些属于文学的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多年前就有作家提出,网络改变的只是文学载体、阅读习惯和表现方式,不能改变文学本身,如情感、想象、良知、语言等文学要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网络文学要往前走、向上走,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优质源头,离不开文化立场的主体定位,即时接续优秀文学传统,使网络文学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建设性的积极力量。从古代神话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现当代优秀文学传统,这一中国文脉对于网络文学创作不仅有用,而且有效,不仅不能终止于网络,而且应该在网络文学中得到传承和弘扬。“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网络文学从传统文学中吸取养分,必将促使自己从“高原”走向“高峰”,创造出新境界。
(摘编自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创作并非“从零开始”》)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虽然人们好像不太关注网络创作与文学传统的关系,但事实上网络文学蕴含着中华文学的传统和立场。
B. 网络文学离不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随着网络技术越来越先进,网络文学也会走向进一步繁荣。
C. 网络文学虽有些另类,但其中的思想蕴含、价值营造等则与传统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D. 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凝聚着中国力量优质源头的网络文学正为我国文艺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开篇便直入论题,点明网络文学与文学传统的内在联系,奠定了全文论述的基础。
B. 第二段引用某网络作家的话,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网络文学赖以存在的两个基础。
C. 文章列举四大名著,与《择天记》等网络文学形成对比,论证了网络作品应从传统中汲取营养。
D. 文章从多个角度对要表现的观点进行论证,既有说理,又列举实例,易于读者接受。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与人类其他精神生产一样,网络文学创作不存在从零开始和随心所欲,而是在继承之上的创造。
B. 网络文学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其语言表达、情节设置等在传统文学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原型。
C. 文学的发展是求变的,但情感、想象、良知、语言等文学本身的要素却不会因时代而变化。
D. 网络文学要想从“高原”达到“高峰”,创造出新境界,就需从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学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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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界定:广义上,以题材分,指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严格意叉上,以作家分,指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管是哪一种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以少数民族为创作对象的文学。当然,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以少数民族为写作题材,还在于它能够通过文学的形式传达一个民族的心声、介绍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无疑,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理解、提振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构建中国边疆的文化软实力、对外产生文化影响、提升国家认同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身份认同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问题,其优点在于他们成长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对本民族的文化从意识、价值到社会、物质等各个层面都有优先于其他民族的体验,这样使他能够写出深刻反映本民族的文学作品。然而,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只要能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都能够进行创作,也完全有可能产生好的文艺作品,例如雷振邦创作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音乐脍炙人口、经久不袁。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并不完全是由作家的身份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应该是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其次才是作家身份文学。如果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一种作家的身份文学,那么,少数民族文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以身份和身份认同作为标志,也可能对作家的视野和思维造成不可避免的局限,从而带来创作的局限性。
创作中所使用的文字仅仅是一种工具,不应被看作是文学的特征,因此,应该鼓励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字甚至未来用英语进行创作,让更多的人能够闼读和理解。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处理好身份认同的平衡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必须要有自我身份认同,这样才能立足于民族文化的立场,深入思考和挖掘文化的精髓,从中吸取创作的莽分;另一方面应该淡化少数民族的身份,立足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去思考人类共同的关注和命运,写出一部民族心灵史的同时也表达出人类共同的兴趣、心灵的共鸣和共同的关注;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认识民族文化、表达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的理解和文化交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于固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认同,目的在于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对话,如果丧失了这些资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也就没有了和世界对话的资本。只有立足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同时又形成不同民族相向而行的共同文化、满足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文化需求,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要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迈向一个新的繁荣阶段,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关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思维误区。事实上,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如果没有走向世界,那么永远都是民族的,而并非世界的。因此并非固守民族的立场就可以成为世界的,这样的结果是会被世人边缘化,走向自我消亡二二是关于主流和非主流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常常被看作是非主流,由此产生了长期的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产生这种思维误区是因为没有认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根本考量在于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认知度高、认同度大、阅读面广的文学作品必然成为主流,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一样的。而没有认知度和认同度的文学,必然成为非主流,被边缘化,这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样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具有世界的视野和人类共同的关注,用少数民族文化这只手去拨动人类共同的心弦.用少数民族的声音去震撼人类共有的心灵,才是根本的繁荣之道。
(摘编自《光明日报( 2018-11)》)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少数民族作家成长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因此他能够写出更深刻反映本民族的文学作品。
B. 为了能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世界对话,少数民族作家必须固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认同。
C. 只有立足本民族文化资源,与其它民族的文化相向而行,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D. 即使社会的认知度高、认同度大、阅读面广,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一定就能成为主流文学。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篇从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界定及其文化价值谈起,进而围绕如何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展开论述。
B. 文章第二段以雷振邦为例,意在论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离不开作家的身份认同和民族文化立场。
C. 文章主体从作家身份认同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剖析优点和局限,指出解决之道,重在论述如何处理好平衡点。
D. 文章最后澄清了两个认识误区,指出民族只有走向世界才是世界的,明确了主流与非主流的考量标准。
3.下列选项中,不能作为本文观点的论据的一项是
A. 汉族作家迟子建创作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描述了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族人的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被媒体称为“最值得期待的书”之一。
B. 白族女作家景宜创作的《茶马古道》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茶马古道上的各族儿女在民族存亡生死关头,化解民族恩怨,共同团结抗战的壮丽画卷,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C.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扛枪戍边的部队作家和地方的其他民族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反映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和各民族风土人情殊的作品,为当时文坛瞩目。
D. 藏族作家阿来1994年创作完成反映藏族地区文化风貌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直到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慧眼识珠,这一优秀作品才得以出版,至今已累计销售100多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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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师”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在孔子和他的传人的努力下,“师”的群体,也就是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了。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古老民族唯一的历史不曾发生断裂的民族,“师”群体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是以文化聚族,以文化立国的。
“文化”这个词的本来意思,就是以“文”的手段来实施教化。但“师”这个群体产生之前,文化是由贵族来传承的;“师”群体产生以后,文化就由“师”来担当传承了。这个变化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要紧的。贵族,本来属于统治阶级,是当时政治体制内的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他们所强调的东西,有意无意地有利于统治者。而“师”独立于政权,保持了他们的民间立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发扬的,都是对民族、国家的大多数人有利的。这样就使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源源不断地传承下来。
孔子倡立“师”这一群体后,“士”这个群体就开始分化。“士”开始是以武士为主的,渐渐就以文士为主了。文士这个群体,有为“师”的,有出仕的,孔子以后就统称为“儒”;武士这个群体,以后就统称为“侠”。到了韩非子的时代,“士”民群体已明显分化成“儒”与“侠”两个群体,再不能将他们统而言之了。
“儒”这个概念也不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但孔子对确立“儒”的概念有重大贡献,把“儒”作为“师”的代称,所以,后世就把“儒”认为是孔门弟子,孔子之道的传人。韩非子指的儒,就已经是这个意思了,“焚书坑儒”的“儒”,也是这个意思。
据《说文解字》说,“儒”这个字的本初义,就是“柔”。说明“儒”是相对柔弱的文人。“亻”表示指的是某种人,“需”代表发音,也表示意义。“需”是什么意思?“待也”,引申为“做准备”,所以“儒”就是指有准备的人。准备什么?知识准备,道德修养准备。有准备的人,也可以帮助别人做准备,这就是“师”。为什么常称“儒”而不常称“师”?因为“师”本来是官办学校有一定地位的教育工作者,就像大学教授;“儒”的地位相对较低,就像讲师、助教。常称“儒”是谦称。为什么今天我要说孔子倡立的是“师”文化而不是“儒文化”?因为长期以来,“儒”的“师”的意义已经被湮没了,“儒”文化已经变成“臣”文化了,变成依附性的文化了。为了强调孔子当初倡立“师”文化、坚持独立性的本意,我要说“师”文化。
“师”传的是游戏规则与对游戏规则的意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有游戏规则,文明程度越高,游戏规则就越完善。在孔子的语汇里,游戏规则被称之为“礼”。《礼记·经解》中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对游戏规则的意识就是“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孔子进行礼的教育,重在阐发制这样的礼的意义,执行这样的礼的益处。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也就是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国家,孔子倡立儒学、倡立“师”文化传统功垂千秋。
(沈善增《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有删节)
1.下列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正因为有了“师”这个群体的诞生,中华民族才成为世界古老民族唯一的历史不曾发生断裂的民族。
B. 贵族由于其阶层限制,传承文化时也有所限制,总是强调有利于统治者的内容,无法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传承下来。
C. 韩非子指的“儒”和“焚书坑儒”的“儒”,都是指“师”,也就是孔门弟子。
D. 文中所说的“师”自身具有知识准备和道德修养准备,同时也能帮助他人进行知识与道德准备。
2.下列各项不能表现在孔子语汇里被称之为“礼”的“游戏规则”的一项是
A.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B.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C.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D. 觚不觚,觚哉!觚哉!
3.“儒”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根据文章内容,概括“儒”的不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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