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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以复意为工。”又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南朝刘勰所说的“复意”“重旨”，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多义性。在西方，对诗的多义性也有人谈到过。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讲的“双意复言名词”以及“三义”词、“四义”词，就是一个与多义性有关的问题。不过，对多义性的深入研究，却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符号学认为，许多理论问题都可以通过分析、研究表达这些理论所使用的语言符号，而得到解决或说明。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理查兹的学生恩普逊，在1930年出版了一部书，书名叫《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它的主旨是说明，为什么对同一首诗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恩普逊找出七条原因，归纳为七种类型。朱自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诗多义举例》的文章，就是用恩普逊的方法分析了四首中国旧诗。可惜朱先生对这个问题没有继续深入地研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没有重视，以致今天我们在这方面仍无进展。
②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又是语言最精粹的一种文学体裁，那么，研究诗歌特别是研究诗歌艺术，自然离不开诗歌语言的研究，离不开语义的研究。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
③诗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不同。词汇学中，词义是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的反映，是由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
④另外，在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一般说来，一次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由于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诗歌的多义性，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他的文学理论专著中就有所提及。
B.诗歌是语言最精粹的一种文学体裁研究诗歌艺术一定离不开对诗歌语言的研究，离不开对语义的研究。
C.诗歌其实就是一种叫“复符号”的符号。“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其实就是诗歌所包含的意义。
D.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本文第①段举例子，做阐释，论述了古今中外对文学作品的多义性问题都有所关注。
B.本文第②段，简单阐述了研究诗歌艺术离不开语言研究，也离不开语义研究的原因。
C.第③段在论述词汇学中词的多义性与诗歌多义性的区别时，主要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方法。
D.本文围绕诗歌的多义性问题，论述了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词的多义性这二者的区别。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朱自清早就用恩普逊的方法分析了中国旧诗，因学术界对此不重视故到今天我们在诗歌的多义性研究方面仍毫无进展。
B.与词汇学中用词时通常一次只用其一种意义不同，诗歌中的词只要有歧义，就形成广泛的联想，从而使诗歌耐人寻味。
C.“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歌因其词语的多种意义，而在读者头脑中唤起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则是对诗歌的误读。
D.贺知章《咏柳》中“碧玉妆成一树高”既能让人想象婀娜多姿的柳树，又能让人想到“小家碧玉”，这就体现出诗歌的多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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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屈原为最大代表的中国南方文化，开始就具有独特的辉煌色彩。刘勰所称赞的“惊采绝艳”，是这一特征的准确描述。我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
在文艺史上，决定选择死亡所作的诗篇达到如此高度成就，是罕见的。诗人以其死亡的选择来描述，来想象，来思索，来抒发。生的丰富性、深刻性、生动性被多样而繁复地展示出来，是非、善恶、美丑的不可并存的对立、冲突、变换的尖锐性、复杂性被显露出来，历史和人世的悲剧性、黑暗性和不可知性被提了出来。“伍子逢殃兮，比干俎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既然如此，世界和存在是如此荒诞、丑陋、无道理、没目的，那我又值得活么？
要驱除掉求活这个极为强大的自然生物本能，要实现与这个丑恶世界作死亡决裂的人性，对一个真有血肉之躯的个体，本是很不容易的。它不是那种“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洫”式的负气，而是只有自我意识才能做到的以死亡来抗衡荒谬的世界。这抗衡是经过对生死仔细反思后的自我选择。在这反思和选择中，把人性的全部美好的思想情感，包括对生命的眷恋、执着和欢欣，统统凝聚和积淀在这感性情感中了。这情感不同于“礼乐传统”所要求塑造、陶冶的普遍性的群体情感形式，这里的情感是自我在选择死亡而意识世界和回顾生存时所激发的非常具体而个性化的感情。它之所以具体，是因为这些情感始终萦绕着、纠缠于自我参与了的种种具体的政治斗争、危亡形势和切身经历。它丝毫也不“超脱”，而是执着在这些具体事务的状况形势中来判断是非、美丑、善恶。这种判断从而不只是理知的思索，更是情感的反应，而且在这里，理知是沉浸、融化在情感之中的。
尽管屈原从理知上提出了他选择死亡的某些理论上或伦理上的理由，如不忍见事态发展、祖国沦亡等等，但他不愿听从“渔父”的劝告，不走孔子、庄子和“明哲”古训的道路，都说明这种死亡的选择更是情感上的。他从情感上便觉得活不下去，理知上的“不值得活”在这里明显地展现为情感上的“决不能活”。这种情感上的“决不能活”，不是某种本能的冲动或迷狂的信仰，而仍然是溶入了、渗透了并且经过了个体的道德责任感的反省之后的积淀产物。它既不神秘，也非狂热，而仍然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态度。但是，它虽符合理性甚至符合道德，却又超越了它们。它是生死的再反思。
所以，尽管后世有人或讥讽屈原过于“愚忠”，接受了儒家的“奴才哲学”；或指责屈原“露才扬己”，不符合儒家的温厚精神。但是，你能够去死吗？在这个巨大的主题面前，嘲讽者和指责者都将退缩。“自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如果说“从容就义”比“慷慨从仁”难，那么自杀死亡比“从仁”“就义”就似乎更难了。特别当它并不是一时之泄愤、盲目的情绪、狂热的观念，而是在仔细反思了生和死、咀嚼了人生的价值和现世的荒谬之后。这种选择死亡和面对死亡的个体情感，强有力地建筑着人类的心理本体。
也正因如此，便是这种展现存在的情感本身，而不一定是自杀这死亡的具体行动方式，给后世华夏文艺以极大影响。屈原以其选择死亡的人性高扬和情感态度，即对丑恶现实的彻底否决和对理想人生的眷恋憧憬，极大地感染、启发和教育着后代人们。屈原通过死，把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对生死、对人生、对生活的哲理态度，提到了一个空前深刻的情感新高度。
尽管屈原以死的行动震撼着知识分子，但在儒家传统的支配下，效法屈原自杀的毕竟是极少数，因之，它并不以死的行动而毋宁是以对死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来替代真正的行动。因之是以它(死亡)来反复锤炼心灵，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包括屈辱、扭曲、痛苦……)而日益深厚。不是樱花式的热烈在俄顷，而毋宁如菊、梅、松、竹，以耐力长久为理想的象征。所以后世效法屈原自沉的尽管并不太多，不一定要去死，但屈原所反复锤炼的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理情感，那种由屈原第一次表达出来的死之前的悲愤哀伤、苦痛爱恋，那种纯任志气、坦露性情……总之，那种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却一代又一代地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并经常成为生活和创作的原动力量。
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生存，嵇康、阮籍的悲愤哀伤，也都是在死亡面前所产生的深厚沉郁的“此在”的情感本身。他们都考虑过或考虑到去死，尽管他们并没有那样去做，却把经常只有面临死亡才能最大地发现的“在”的意义很好地展露了出来。它们是通过对死的情感思索而发射出来的“在”的光芒。
（选自李泽厚《华夏美学》，有删改）
班级准备编辑一期以“生与死的抉择”为主题的屈原专刊，有以下任务需要完成。
1.屈骚精神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请从以下人物中选择三位，写一组排比句，作为专刊卷首语中的开头。
司马迁、嵇康、柳宗元、文天祥、谭嗣同
2.结合本文论述所涉及到的内容和角度，为此专刊设置四个板块，并用简洁的语言写出板块名称。
3.专刊设计讨论中，有同学联系到了儒道的生死观。作者认为，屈原选择“死亡”的原因与儒家所谓“杀身以成仁”和道家所谓“一死生，齐彭殇”分别有什么不同？
4.有同学建议专刊中配一些关于屈原的插图，以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下面是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请展开想象，合理描述这幅图的画面内容，字数100左右。
5.专刊编写中，有同学提供了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的观点。鲁迅认为，屈原之沉江，虽传为壮烈，但“孤伟自死，社会依然”，毕竟未能动摇旧制度之任何根基。怎样辩证看待鲁迅的观点？请结合本文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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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西晋文学的成就，刘勰《文心雕龙》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钟嵘《诗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后，接着指出：“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刘、钟二人都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了西晋文学的繁荣景象。
一个时代之文学，其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及发展变化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晋文学的发展，同西晋的思想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玄学的兴盛，是西晋文化学术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西晋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西晋士人的心态与士风的形成均与其密不可分，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由于玄学的兴盛，其被视为此时期的主流思想，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的余绪，似乎儒学在西晋走向衰微。事实上，儒学在西晋衰微，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西晋实质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
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泰始四年诏》）。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复兴儒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实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处于低潮的儒学在西晋之初逐渐显露出崛而复振的局面。在西晋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归“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轨迹，掌握儒家的礼仪知识和具备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工具。儒学思想在晋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一种为皇权所推崇的思想，儒学的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不可能不对百姓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不对晋初士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并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儒家思想有很强烈的政治追求，儒学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学说。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与孔子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孔孟的影响下，儒家后学都有一种自觉的政治要求，都有学而为民生政治的信念。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儒学及儒学引发的自觉的政治参 与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西晋去汉不远，儒家士族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西晋的影响力依然极大，在儒家建功立业、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导下，晋初士人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摘编自王阳阳《浅谈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
1.下列关于“西晋文学”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西晋文学，在刘勰和钟嵘看来，其艺术成就绝不比建安文学逊色。
B．西晋文学非常繁荣，公认的代表人物有张、潘、左、陆等。
C．西晋文学的发展受到当时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及其风尚的影响。
D．西晋文学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虽然是客观存在的，却又常被忽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一个时代的文学，受该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从思想内容到形式风格乃至发展变化。
B．西晋时期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余绪，在西晋时期儒学衰微而玄学兴盛于此可见一斑。
C．儒学思想在晋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 地位，其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对士人和百姓必然会产生影响。
D．因为汉武帝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所以儒学思想后来发展成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儒学衰微具有相对性，因为这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或者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的。
B．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并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提升儒学地位。
C．积极入世的儒学思想对晋初的士人影响仍然很大，他们也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D．西晋常被一些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晋去汉不久，儒学基础依旧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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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袁行霈
①诗歌的继承与创新，这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老话题。更早的不说，至晚在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已经提出来了，他叫做“通变”或者“因革”。“通”和“因”就是继承的意思；“变”和“革”就是创新的意思。初唐的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反对齐梁诗风，高倡汉魏风骨。高举以复古为革新的旗帜，为此后盛唐诗歌的繁荣发展开辟了道路。盛唐李、杜、王、孟、高、岑等人，立足于现实生活，上追《诗》《骚》、汉魏，摒弃齐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在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中有明确的表示：“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到了宋代，面临唐代盛极难继的局面，于是宋人走出一条新变之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到了明代，“宗唐”成为主流，但毕竟因为缺少创新的力度，成就反而不如宋诗。五四以来的新诗取得不少成绩，但是未能在人民群众中扎根。其中的原因很多，我没能力分析，其中一个原因是新诗过分地学习西方的诗歌，甚至简单地移植形式，而几乎割断了中国诗歌几千年的传统。
②简单地回顾诗歌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诗歌要在继承中创新，继承和创新两者不可偏废。不继承就没有源头，不创新就没有活力。只有在继承中创新，才能为群众喜闻乐见，也才能体现时代特色，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要求。当前的诗歌创作，旧体也好，新体也好；文言也好，白话也好，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都会实现其价值。
③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是建立在汉语特点之上的，是许多年来在人民群众传唱吟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语是单音节语，所以才能形成四、五、七言这样整齐的句式（诗行），也才能形成对仗。汉语有四声的区别，所以才能讲究平仄。继承传统，就诗歌形式这一个方面而言，就要继承传统诗歌与汉语的特点密切结合这一优点。至于创新，主要是运用传统的形式表现新生活、新意境、新的时代气息。摒弃陈词滥调，贴近人民大众。在这方面的许多诗人作了有益的尝试。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会找到一条道路，把诗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呼唤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样领一代风骚的大诗人。有人说现在不是诗的时代，我不赞成。放眼历史的长河，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的进步，正是酝酿伟大诗歌的机会，应该有时代的黄钟大吕。我殷切地期待着。
——节选自《诗人论诗》
1.下列关于第①段内容的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3分）
A．盛唐诗歌繁荣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是继承传统、立足现实、大胆革新。
B．宋代诗歌面临盛极难继的局面却能有所发展，这是宋代诗人敢于创新的结果。
C．明代诗歌宗唐成为主流，但因为继承有余而创新力度缺乏，成就反而不如宋诗。
D．五四以来的新诗未能在人民群众中扎根的根本原因是过分地借鉴、简单地移植。
2.下列关于“继承与创新”的理解，不准确的一项是（ ）（3分）
A．只有在继承中创新，才能为群众喜闻乐见，也才能体现时代特色。
B．传统是发展的源头，创新能增强活力，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C．继承传统，就是要继承传统诗歌与汉语的特点密切结合这一优点。
D．创新主要是运用传统的形式表现新生活、新意境、新的时代气息。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陈子昂反对齐梁诗风，高倡汉魏风骨。高举以复古为革新的旗帜，为此后盛唐诗歌的繁荣发展开辟了道路。
B．中国传统诗歌句式（诗行）整齐，讲究对仗、平仄的特点是在汉语单音节、有四声区别的特点基础上形成的。
C．“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主要特点，也是宋代诗人追求新变的大胆尝试。
D．作者认为社会的巨变、时代的进步一定会酝酿出超越前代的伟大诗歌，催生领一代风骚的伟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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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宣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了《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借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 《文心雕龙》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继承了曹丕主张的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和“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
B. 唐代的韩愈、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中道统原则的延伸。
C. 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的缺失使得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并且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
D. 《隋唐演义》《封神演义》等演义小说的出现是中国的文学传统滑入俗世纷争的重要表现，这类小说中的原则相比《三国演义》也发生了变化。
2.下列对原文的论证思路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文章首段阐明美学在中华文化史上缺乏独立性，作者通过南朝刘勰、唐朝白居易、宋朝周敦颐等例子举例论证了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结论。
B. 第二段由前文的美学背景引入《红楼梦》引发审美革命的观点，运用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评价来论证红楼梦的悲剧品质引发美学革命的观点。
C. 第四段从士大夫的心灵的释放的角度，说明了佛学东渐和禅宗兴起对于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的重要作用，使中国文化在审美疲乏中得到复兴。
D. 全文多运用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的手法，着重强调了中国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缺乏独立性和非功利、非伦理的审美观。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以载道”思想强调文学的承载、阐明、传达“道”的社会功用，强调文学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宗旨。这一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文学之中。
B. 在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影响下，中国后世的演义小说既缺乏《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处于审美疲乏的状态。
C. 国民受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小说的影响，民族也因此滋生很多难以治愈的病态心理，可见，文学对人的思想、对社会会产生影响。
D. 王国维和陈寅恪以不拘流俗的敏锐眼光，洞察了中国文化中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的弊端，这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具有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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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宣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了《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借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使得美学缺乏独立意味，使得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无法进入精神层面，而止于世俗的功用。
B．刘勰的《文心雕龙》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影响到后世的文学思想。
C．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开启了文以载道的先河，韩愈、白居易等人丰富了这种理论，周敦颐明确了“文以载道”的宗旨。
D．佛学的东渐和禅宗的兴起，引发中国士大夫阶层心灵的解放，严羽的《沧浪诗话》借禅宗之名挑战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关注人世间的苦难，表现人的尊严和悲悯情怀，不再只是宣泄得意或失意，不再纠缠于生存谋略，文学才能体现出纯粹精神和较高的审美价值。
B．一些古代小说推崇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等厚黑原则，其实正是中国文学传统讲求实用和功利、纠缠于生存博弈的具体表现。
C．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体现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而拒绝暴力和权力，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意味的《红楼梦》应运而生．
D．王国维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不赞同文以载道，他对中国文化中审美疲乏的洞察，显示出他不同流俗的识见和思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国民受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小说的影响，民族也因此滋生很多难以治愈的病态心理，可见，文学对人的思想、对社会会产生影响。
B．在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影响下，中国后世的演义小说既缺乏《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处于审美疲乏的状态。
C．“文以载道”思想强调文学的承载、阐明、传达“道”的社会功用，强调文学的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宗旨。这一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文学之中。
D．王国维和陈寅恪以不拘流俗的敏锐眼光，洞察了中国文化中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的弊端，这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具有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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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宣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其意义绝对不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坚船利炮渐渐地知道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借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使得美学失去独立意味，使得诗学和文学传统无法进入精神层面，止于世俗的功用。
B．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开启了文以载道的先河，韩愈、白居易等人丰富了这种理论，周敦颐明确了宗旨。
C．刘勰的《文心雕龙》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后世文学理论都对它有所承传。
D．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引发中国士大夫阶层了心灵的解放，严羽的《沧浪诗话》借禅宗之名，挑战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有力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文以载道”思想，强调“文”是“道”的载体，文学功用在于承载、阐明、传达“道”，这一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之中。
B．在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影响下。中国后世的演义小说既缺乏《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处于审美疲乏的境地。
C．国民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影响，崇拜权谋和暴力，进而滋生出民族很多难以治愈的病态心理，可见，文学有对人们思想及社会影响的作用。
D．王国维和陈寅恪以不拘流俗的敏锐眼光，洞察了中国文化中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的弊端，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具有批判精神。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演义小说推崇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等做大事的谋略，其实正是中国文学传统讲求实用和功利、纠缠于生存博弈的具体表现。
B．《红楼梦》以儿女情长式的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来拒绝暴力和权力，以彻头彻尾的悲剧来背离国人崇尚的乐天精神，在审美上具有革命的意味。
C．关注人世间的苦难，表现人的尊严和悲悯情怀，不再只是宣泄得意或失意，不再纠缠于生存谋略，文学纯粹精神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就得到了体现。
D．王国维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不赞同文以载道，提出从宇宙的视野审视文学，打开了中国诗学的眼界，带来了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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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渲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其意义绝对不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坚船利炮渐渐地知道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藉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使得美学失去独立意味，使得诗学和文学传统无法进入精神层面，止于世俗的功用。
B．刘勰的《文心雕龙》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后世文学理论都对它有所承传。
C．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开启了文以载道的先河，韩愈、白居易等人丰富了这种理论，周敦颐明确了宗旨。
D．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引发中国士大夫阶层了心灵的解放，严羽的《沧浪诗话》藉禅宗之名，挑战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关注人世间的苦难，表现人的尊严和悲悯情怀，不再只是宣泄得意或失意，不再纠缠于生存谋略，文学纯粹精神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就得到了体现。
B．演义小说推崇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等做大事的谋略，其实正是中国文学传统讲求实用和功利、纠缠于生存博弈的具体表现。
C．《红楼梦》以儿女情长式的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来拒绝暴力和权力，以彻头彻尾的悲剧来背离国人崇尚的乐天精神，在审美上具有革命的意味。
D．王国维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不赞同文以载道，提出从宇宙的视野审视文学，打开了中国诗学的眼界，带来了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国民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影响，崇拜权谋和暴力，进而滋生出民族很多难以治愈的病态心理，可见，文学有对人们思想及社会影响的作用。
B．在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影响下。中国后世的演义小说既缺乏《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处于审美疲乏的境地。
C．有力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文以载道”思想，强调“文”是“道”的载体，文学功用在于承载、阐明、传达“道”，这一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之中。
D．王国维和陈寅恪以不拘流俗的敏锐眼光，洞察了中国文化中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的弊端，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具有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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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渲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其意义绝对不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坚船利炮渐渐地知道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藉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使得美学失去独立意味，使得诗学和文学传统无法进入精神层面，止于世俗的功用。
B．刘勰的《文心雕龙》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后世文学理论都对它有所承传。
C．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开启了文以载道的先河，韩愈、白居易等人丰富了这种理论，周敦颐明确了宗旨。
D．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引发中国士大夫阶层了心灵的解放，严羽的《沧浪诗话》藉禅宗之名，挑战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关注人世间的苦难，表现人的尊严和悲悯情怀，不再只是宣泄得意或失意，不再纠缠于生存谋略，文学纯粹精神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就得到了体现。
B．演义小说推崇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等做大事的谋略，其实正是中国文学传统讲求实用和功利、纠缠于生存博弈的具体表现。
C．《红楼梦》以儿女情长式的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来拒绝暴力和权力，以彻头彻尾的悲剧来背离国人崇尚的乐天精神，在审美上具有革命的意味。
D．王国维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不赞同文以载道，提出从宇宙的视野审视文学，打开了中国诗学的眼界，带来了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国民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影响，崇拜权谋和暴力，进而滋生出民族很多难以治愈的病态心理，可见，文学有对人们思想及社会影响的作用。
B．在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影响下，中国后世的演义小说既缺乏《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处于审美疲乏的境地。
C．有力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文以载道”思想，强调“文”是“道”的载体，文学功用在于承载、阐明、传达“道”，这一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之中。
D．王国维和陈寅恪以不拘流俗的敏锐眼光，洞察了中国文化中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的弊端，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具有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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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釆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选自《文心雕龙·情采》）
1.用斜线“/”给上面文言文中的画线部分断句。（限5处）
2.《文心雕龙》是南朝的_______（姓名）所著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文中的“风雅”是指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________》。
3.根据材料内容，用自己的话概括作者的文学创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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