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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民心测评
儒家将“天命”和“民心”捆绑在一起，一代代学者不断积累，创建出一整套浩繁的政治学、伦理学理论。要言之，《尚书•泰誓》中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以总概儒家的“民心”诠释之道。以此来证明天命与民心之间的关联，告诫君王，江山社稷非为个人私产，乃是替天看守，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到天命，失去民心则失去天命。在这样的逻辑下，很合理地推导出“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孟子•尽心下》）这种理念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主权在民”，但将民心、民意，与终极的仲裁者——天，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掌握最高权力的君王，有着强烈的制约意图。
那么，如何观测民心渐失、天命将终呢？在没有现代选举制度和中立媒体进行民意调研的前提下，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言论自由程度是观测民心变化的一个比较现实的指标。“民无信不立”是古代中国评价一个政权的公信力最有名的一句话。如果一个政权在民众中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说完全破产了，那么就可以说其执政“民心”正在迅速地流逝。古代社会，官府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破产的一个最显著的社会现象就是：流言甚至“谤言”肆虐，而官府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亦即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在没有现代传媒业的古代，民间歌谣、段子、流言不失为统治者观察舆情的重要参照系，因此中国周代天子派采诗官摇着木铎巡行天下，收集歌谣，以观执政之得失。到了西周后期，厉王暴虐，国人苦不堪言，于是民怨沸腾。周厉王采取的是掩耳盗铃的办法，派人监视百姓，不许散布对其不满的言论，这下，大家都不说话了，似乎天下太平。可结果是国人暴动，厉王被放逐，凄惨地死在山西霍县。周厉王的倒行逆施、钳制言路，也为后世奉献了另一个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钳制言路，必然失去预警机制，统治者容易飘飘然，总觉得自己英明伟大。秦以后，周朝的封建制被废除，皇帝直接统治的疆域比秦以前广阔得多，人口也多得多，照理说，其对民心得失的观测难度更大，可是后世不少帝王，采取的却是“防民之口”，直到王朝灭亡时才明白民心早就失掉了。
孔子、孟子等先贤对民心和天道的论述，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未诞生前，有着相当的价值，可作为执政者的镜鉴。真实的“民心”“民意”得不到呈现，为官者必然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繁荣稳定假象中。如此下去，等承认民心尽失时，为时已晚。就如清末摄政王载沣等满蒙亲贵，到了不得不退位时，才悔不当初，清朝末代皇帝在《退位诏书》中也说道：“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其实就是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民心。
在中国古代，依照先贤的教导“民心”可以测评得八九不离十。怕就怕，自毁预警机制，失了民心还不承认。
（摘编自《历史的倒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儒家将“天”与“民心”“民意”紧密相连，对封建君王有明显的制约意图。
B.古代，官府陷入“塔西佗陷阱”意味着这个政权遭遇公信力危机甚至破产。
C.靠“钳制言路”维系的“民心”“民意”只能是虚假的，“民心”早失，觉时已晚。
D.孔孟等先贤对民心与天道的论述，如今仍有可作为执政者镜鉴的重要价值。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在论证儒家“民心”与“天命”相关联时，将儒家的理念与现代政治理念作比较。
B.文章采用先分论后总论的写作思路，论述了中国古代民心测评的依据、途径及意义。
C.文章运用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例子，论证了钳制言路必定会失去民心。
D.文章末尾运用举例论证、引用论证,从反面论证了真实的“民心” “民意”的价值。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这种理念是儒家创建“民心”测评重要的理论依据。
B.民间歌谣、段子、流言是古代天子观察舆情的重要参照系，据此可观执政之得失。
C.真实的“民心”“民意”无法呈现，执政者必然沉浸在繁荣稳定假象中，不会清醒。
D.“民心”可测评得较准，但是有的执政者却自毁预警机制，失去民心而不自知。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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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民心测评
儒家将“天命”和“民心”捆绑在一起，一代代学者不断积累，创建出一整套浩繁的政治学、伦理学理论。要言之，《尚书•泰誓》中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以总概儒家的“民心”诠释之道。以此来证明天命与民心之间的关联，告诫君王，江山社稷非为个人私产，乃是替天看守，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到天命，失去民心则失去天命。在这样的逻辑下，很合理地推导出“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孟子•尽心下》）这种理念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主权在民”，但将民心、民意，与终极的仲裁者——天，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掌握最高权力的君王，有着强烈的制约意图。
那么，如何观测民心渐失、天命将终呢？在没有现代选举制度和中立媒体进行民意调研的前提下，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言论自由程度是观测民心变化的一个比较现实的指标。“民无信不立”是古代中国评价一个政权的公信力最有名的一句话。如果一个政权在民众中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说完全破产了，那么就可以说其执政“民心”正在迅速地流逝。古代社会，官府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破产的一个最显著的社会现象就是：流言甚至“谤言”肆虐，而官府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亦即当一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在没有现代传媒业的古代，民间歌谣、段子、流言不失为统治者观察舆情的重要参照系，因此中国周代天子派采诗官摇着木铎巡行天下，收集歌谣，以观执政之得失。到了西周后期，厉王暴虐，国人苦不堪言，于是民怨沸腾。周厉王采取的是掩耳盗铃的办法，派人监视百姓，不许散布对其不满的言论，这下，大家都不说话了，似乎天下太平。可结果是国人暴动，厉王被放逐，凄惨地死在山西霍县。周厉王的倒行逆施、钳制言路，也为后世奉献了另一个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钳制言路，必然失去预警机制，统治者容易飘飘然，总觉得自己英明伟大。秦以后，周朝的封建制被废除，皇帝直接统治的疆域比秦以前广阔得多，人口也多得多，照理说，其对民心得失的观测难度更大，可是后世不少帝王，采取的却是“防民之口”，直到王朝灭亡时才明白民心早就失掉了。
孔子、孟子等先贤对民心和天道的论述，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未诞生前，有着相当的价值，可作为执政者的镜鉴。真实的“民心”“民意”得不到呈现，为官者必然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繁荣稳定假象中。如此下去，等承认民心尽失时，为时已晚。就如清末摄政王载沣等满蒙亲贵，到了不得不退位时，才悔不当初，清朝末代皇帝在《退位诏书》中也说道：“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其实就是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民心。
在中国古代，依照先贤的教导“民心”可以测评得八九不离十。怕就怕，自毁预警机制，失了民心还不承认。
（摘编自《历史的倒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儒家将“天”与“民心”“民意”紧密相连，对封建君王有明显的制约意图。
B.古代，官府陷入“塔西佗陷阱”意味着这个政权遭遇公信力危机甚至破产。
C.靠“钳制言路”维系的“民心”“民意”只能是虚假的，“民心”早失，觉时已晚。
D.孔孟等先贤对民心与天道的论述，如今仍有可作为执政者镜鉴的重要价值。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在论证儒家“民心”与“天命”相关联时，将儒家的理念与现代政治理念作比较。
B.文章采用先分论后总论的写作思路，论述了中国古代民心测评的依据、途径及意义。
C.文章运用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例子，论证了钳制言路必定会失去民心。
D.文章末尾运用举例论证、引用论证,从反面论证了真实的“民心” “民意”的价值。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这种理念是儒家创建“民心”测评重要的理论依据。
B.民间歌谣、段子、流言是古代天子观察舆情的重要参照系，据此可观执政之得失。
C.真实的“民心”“民意”无法呈现，执政者必然沉浸在繁荣稳定假象中，不会清醒。
D.“民心”可测评得较准，但是有的执政者却自毁预警机制，失去民心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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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是古代东亚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的一种独立的教育系统。通常由富商、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文化创造、文化积累和价值传播是书院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种传播方式，其精髓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正心明德思想，一种使命的自觉担当。这种教育理念和文化传播方式，之于当下教育如何培养人才和教化人心不无启示价值。
书院的辉煌始于教育，传统书院人数不多的小规模、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朝夕相处地论道，是其生命力所在。王阳明、黄宗羲等大师风格活泼，注重挖掘学生的自主性，在相互启发中悟道的方法，至今仍是研究生教学中的方法之一。当下，尽管书院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尽管如今的岳麓书院已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很多书院正在被新建或复修，但它俨然不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渠道或重要组成部分，也不能取代义务教育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现在的书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而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载体，应有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
优秀传统文化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我们站稳脚跟的根基。可以说，书院对我国教育、学术、建筑、藏书等事业的进步，对民风民俗的养成，对中华文明的传播都作出重大贡献。书院本身就是一种活的文化载体，受古代文化传统中以山水比德和隐士文化的影响。作为体验传统文化的基地和传统文化传承空间，只有使之活态化地成为当今文化实践的场所，让学生的琅琅书声和文明礼仪教化激活书院的灵魂，成为区域文化高地，才是对它最好的利用和弘扬。
除了文化传承，独立自主的理性精神的蕴蓄应是书院存在的另一功能。书院的终极意义是给人以思想，教人们学会思考。儒家特别注重成人教化，个人立足于社会最重要的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书院的教育往往以此来展开，这是一种精神的启悟。中国文化追求知行合一，书院的特』点之一就是求道与求学的统一，也就是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统一。
这种独立自主、理性批判精神，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强国进程中格外值得重视。如岳麓书院就承载了湖湘文化精神的传统:经世致用、关怀现代、关心社会等等，王夫之、魏源等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都曾受到其思想和精神的浸润。
书院文化的复兴，不能止步于有形的物质层面的建筑，而要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之成为令人向往的人文高地。它给予人们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需求，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启迪，一种适合当下又再现传统的生活。
(摘编自范玉刚《书院的文化传承及精神蕴蓄》)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书院文化倡导的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它的教育理念和文化传播方式为其价值所在。
B. 书院的一些教育方法尽管适用于当今的研究生教学，但并不代表就适合义务教育。
C. 文化传承功能是指书院可以作为文化实践的场所，体验它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
D. 理性精神的蕴蓄功能是指书院教育注重成人教化，可以给人以思想和精神的浸润。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围绕复兴书院文化展开论述，意在引导人们注重书院的文化传承及精神蕴蓄。
B. 文章以服务时代为立场，既肯定了书院文化的当下意义，也指出它的现实局限性。
C. 文章论证书院存在的两大功能，是按照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逻辑顺序推进的。
D. 文章列举王夫之、魏源的事例，论证了书院文化蕴含的思想精神对人的教化作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历史上的书院是与官学对立的民间机构，它是古代社会文化教育途径的重要补充。
B. 传承书院文化时要古为今用，就应消除以山水比德和隐士文化等消极思想的影响。
C. 为了让书院活态化地存在当下，学校应尽可能组织学生到书院去读书和接受教育。
D. 复兴书院文化，相较于新建或复修书院，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更加符合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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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王润泽
方汉奇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方先生的工作可谓筚路蓝缕，所涉研究方向要正确，框架体系要经得住实践检验，史料也要全面重新开拓。
方先生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特点时说：“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做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错误的言论。”
方先生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料第一、多打深井、厚积薄发，这是先生研究新闻史的特色，也是特长。
和许多研究者不同，方先生的研究之路始于高中时代的集报活动，到大学时，他已集有1400多种报刊，而且不少是“海内孤本”。他集报最多时有3000多种、5000余份（1947年10月）。
正是利用如此丰富的一手史料，方先生大二时（1948年6月）就写出13600多字的新闻史文章《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8期。
由于一手史料丰富，方先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很多，如第一次关于中国最早官报雏形“敦煌进奏院状”的研究，关于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开元杂报》的研究，第一次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文革”期间，方先生下放到江西，出发时带去所有书籍，只要条件允许，他就会作学术积累。他曾写下10万张学术卡片，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得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藏有中国珍贵的唐归义军“敦煌进奏院状”原件，便邀请驻英的新华社记者孙文方帮忙调阅誊录，开始对这份报纸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开元杂报》等其他唐代文献记录，考证出“邸报”的出现不会晚于唐朝，中国官报雏形从唐朝就开始了，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肇始。这一系列结论目前被大部分新闻史学者接受并认可。
我曾经用三层境界来诠释方先生的史料解读功夫：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最难的是最后一部分。
方先生对历史背景和文献勾连有着深厚的积淀。如果没有对汉以降“邸”制的清晰了解，对邸吏制度和地位的详细考察，如果没有对唐宋以降各种官职和机构的了然于胸，对宋以来各种文化活动、出版技术的熟知，甚至对文人在文字音形上的变通嗜好，想厘清各种正史中所忽略的新闻传播史，是不可能的。
方先生曾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属于文化史的部分”。后来，有人质疑，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是否应该对“报刊”先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后才能进行研究，否则会影响中国新闻史的合法性。先生则表示，欢迎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各有所长、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彼此交流，共同提高。
我曾跟方先生闲谈，如果各种研究流派都兴旺起来，或许先生的研究也可以称为“方汉奇学派”？先生回答说：“我不喜欢标新立异，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史学工作者。”
我是在工作之后跟随方先生读博的，由于工作关系能常常陪伴在先生左右，耳提面命，而他的那种平和之力却无法言传。时间越久，就越品出学问之味。既然献身学术，就要好好做下去。学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就是学术，不在于教授几级，不在于头衔几何，甚至无论课题多少，也不在评奖高低，仅仅是一份执着和坚持，正如先生所言，不怕慢，不要停。
钱穆先生曾总结过中西学术本质的不同，西学为学术之学，喜欢概念和理论的创立创新，而中学为“治平”之学，是人性和学问的统一，因此中学学术之最高境界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统一。在方先生这里，我看到了这样的统一，他树立了学者的“标杆”。
（原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方汉奇，1926年12月出生于广东。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人们不称他教授，亦不称老师，而是尊称“方先生”。
②2016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迎来九十寿辰。之前，《人民日报》《新闻爱好者》《新闻春秋》等多家媒体纷纷组稿，刊发系列文章为方先生祝寿。而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学界的祝贺更是数不胜数，方先生“感谢大家善颂善祷”，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开始被世人进行研究了。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方汉奇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B. 方汉奇对新闻史研究所坚持的方法和立场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他从高中时就开始收集报刊，到大学时就达1400多种，截止1947年10月就收集了3000多种报刊。
C. “文革”期间，方汉奇被下放到江西，临行时他不忘带去所有书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制作了10万张学术卡片做学术积累，以期“文革”之后继续进行研究。
D. 方汉奇有时说话风趣幽默，在他九十岁寿辰期间，不少媒体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祝贺，他在感激之余，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 方汉奇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并不满意，认为立场观点陈旧，对报刊的介绍有失公允，带有偏见，甚至有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错误言论。
B. 方汉奇对新闻史的研究情有独钟，源于高中时期收集报刊的习惯一直未变，大学期间还收藏了不少“海内孤本”，并公开发表了长篇新闻史研究文章。
C. 方汉奇开放性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如对中国最早官报雏形的研究，对中国最早报纸文献记载的研究，对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等等。
D. 方汉奇对史料的解读功夫有三层境界，即史料文本本身的意义、史料在所属专业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史料在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价值和意义，但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部分。
E. 正文作者是方汉奇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形影不离的陪伴，使作者感受到方先生的平和之力，同时也感受到方先生对于学问、对于做人的观点以及态度。
3.作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作者称其为学者的“标杆”。从他治学与做人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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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二字，亦中国人所常用，与自然二字相承而来。乃谓一切由他自己，便就是自然如此了。因中国人重自然，故亦重自由。儒家所讲一切大道理，其实都即是天命之性，每一人自然如此的，亦即是由他自己的，所以又说自由自在。由他自己，则他自己存在，故说自由自在了。
近代国人争尚自由，乃百年来事。然百年来之中国社会情景，则日失其自在。不自在，又乌得有自由。此一端，可证近代国人所争尚之自由，乃与中国传统自由自在之自由大异其趣了。此因近代自由乃竞向外面人群中求，而中国传统之自由，则每从人群中退隐一旁，向自己内里求。各自之自由，即各人内在之心性。今人言自由，则指对外之行为与事业言。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对外不自由，孔子亦自知之。又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其对自己内在之一心，固已获得其极端圆满之自由矣。故孔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逝世已两千五百年，而其当生之存心为人，则至今尚宛然如在。
故中国人言自由主在内，在心性之修养。不贵在外，为权力之争取。今人则一意向外，只要外面有一罅缝可钻，即认为乃一己自由所在，肆其性情，尽力争取，求变求新，无所不用其极。而各人之本来面目，则全已失去，渺不复存。亦不知在此上作计较。如此则仅知有外在之自由，即不再知有内在之人格。人格失去，复何自由可言？
西方人无不向外争自由，而亦终至失去其己身之存在。如希腊、罗马，乃及现代国家，无不皆然。而中国则自由自在，五千年来，依然一中国。故中国俗语，“自由自在”两语连用，涵义深长，实堪玩味。
今纵谓人生可分内外，但内在者总是主，外在者仅是客。失去其内在，则一切外在当无意义价值可言。则又何必尽向外面去争取呢？
中国人又言“自得”。《中庸》言：“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君子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把人处境分作贫贱、富贵、患难、夷狄四项，实即上述所谓人生之外面。每一境必有一处置，处置当，即可有得。得之由己，亦得于己，故谓自得。然则人各可自由自得，非他人与环境之可限。
亦有“自谴自责”，“自认己失”，“自悔自改”，此皆其人之能自新处。人能自新其德，则“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又是一大自由。自由、自在、自得，不关他人。
今人则外面受形势之引诱，又受权力之制裁，故其自由最多亦仅能在外面权力与法律之制裁下，获取其身外者。而其主要内心方面，则已失去，渺不可得。尚何争取之足云。
（节选自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对中国人而言，自由与自然是一脉相承的，“一切由己”便是“自然如此”。
B．传统中国人的自由，贵在内在的心性修养与人格，而非争取外在的权力。
C．自得就是对外在环境处置得当，人们都可以自由自得，不受外界束缚。
D．今人的自由最多只是在权力与法律制裁下获得的“身外”之物，内心不自由。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儒家所讲的一切大道理，其实都是人的天性，既是自然形成，又是自主形成，其本质就是自由。
B．近代国人所推崇的自由，之所以与传统的“自由”大相径庭，正是因其失去了“自在”这一存在基础。
C．在追求自由时，近代国人用尽方法一心向外求取，却忽视了心性的自由自在，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D．人生可以有内外之分，但内在却比外在更重要、更关键，不应颠倒主客关系，将外在自由看得过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中引用孔子的两句话，意在表明孔子虽已逝世两千五百余年，但其思想至今能让人深受启发。
B．文中对比西方与中国，试图证明外争自由权力会丧失立身之本，内守自由自在则能使国家存续。
C．文中引用《中庸》，旨在表明尽管处境不同，人却可以做出适当应对，从而不失自由自得之心。
D．文中认为能做到“自谴自责”“自认己失”“自悔自改”的，都是依循自己心性而为的自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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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我国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中国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古代文献收藏的大国，一向以人文荟萃、典籍浩繁著称于世。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均有数量不等的古籍收藏，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民族之魂，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认同，正是今天及未来我国文化工作的精神支撑与理论基础之一。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
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自信写入党章，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全新拓展和深化，是对文化战略地位的全新认识和升华。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有现代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根本和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与来源。
早已有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非偶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例如，梁漱溟先生谈到：“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的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古代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偏重人与人之间的情理，这使得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人与物的关系截然不同，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有一定的相容性与一致性。今天，我们谈及文化自信，就是希望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博弈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这是一种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其中的源泉之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总结与传承的民族。早在汉代，中国的书籍就已经“积如丘山”。历史上大多数朝代对全国的书籍都进行过大规模和全面的整理，二十四史中的《经籍志》展示的就是千万学者前赴后继的壮观成果。这些群书目录及书志，使得中国古代的书籍像一支军队般整齐有序又蔚为壮观，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存于海内外的大量古籍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当前，我们对中华典籍的现代保护与整理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应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让留存于中华古籍中的理念、技术、故事通过现代视角、现代技术的梳理与转化，回答当代问题，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之中，为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助力。
(选自谷敏《中华典籍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我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成为古代文献收藏大国。
B. 新时代面对新挑战，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中华典籍，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C. 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自信，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发挥着坚定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
D.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相容性与一致性，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首段指出中国是历史文献大国，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重大。
B. 文章第三段引用梁漱溟的话，意在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C. 文章运用对比手法，比较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从而突出中华文化的先进性。
D. 文章最后一段指出我们应该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之为时代精神助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全国古籍主要收藏于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
B. 互联网时代，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拒绝外来文化。
C. 在汉代时期，中国的书籍“积如丘山”，这说明汉代是我国古代典籍收藏最多的时代。
D. “超越民族国家博弈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是我国的文化发展方向，源泉就是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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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我国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中国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古代文献收藏的大国，一向以人文荟萃、典籍浩繁著称于世。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均有数量不等的古籍收藏，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民族之魂，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认同，正是今天及未来我国文化工作的精神支撑与理论基础之一。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
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自信写入党章，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全新拓展和深化，是对文化战略地位的全新认识和升华。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有现代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根本和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与来源。
早已有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非偶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倒如，梁漱溟先生谈到：“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的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古代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偏重人与人之间的情理，这使得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人与物的关系截然不同，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有一定的相容性与一致性。今天，我们谈及文化自信，就是希望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博彝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这是一种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其中的源泉之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总结与传承的民族。早在汉代，中国的书籍就已经“积如丘山”。历史土大多朝代对全国的书籍都进行过大规模和全面的整理，二十四史中的《经籍志》展示的就是千万学者前赴后继的壮观成果。这些群书目录及书志，使得中国古代的书籍像一支军队般整齐有序又蔚为壮观，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存于海内外的大量古籍。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当前，我们对中华典籍的现代保护与整理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应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让留存于中华古籍中的理念、技术、故事通过现代视角、现代技术的梳理与转化，回答当代问题，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之中，为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助力?
(选自谷敏《中华典籍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学习时报》2018年8月31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我国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成为古代文献收藏大国。
B. 我国文化工作的精神支撑和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认识。
C. 文化是民族之魂，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
D.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相容性与一致性，这说明马克恩主义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首段指出中国是历史文献大国，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重大。
B. 文章第三段引用梁漱溟的话意在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C. 文章运用对比手法，比较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从而突出中华文化的先进性。
D. 文章最后一段指出我们应该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之为时代精神助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全国古籍主要收藏于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
B. 互联网时代，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拒绝外来文化。
C. 在汉代时期，中国的书籍“积如丘山”，这说明汉代是我国古代典籍收藏最多的时代。
D. “超越民族国家博弊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是我国的文化发展方向，源泉就是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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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当代山水画家的文化使命
陈仕彬
山水画，从真正诞生之时起便与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道”的精神紧密相连。
儒家的道德感悟是与山水连在一起的。《礼记•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是以山高水长来形容仁爱之道。同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更是崇尚自然山水。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心灵相照、气息相通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关系。而庄子心目中的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则更是一种心游万仞的自如之境。老庄哲学，成为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历代山水画家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
将空理与山水融合起来进行阐发更是中国佛教和禅宗的一大特色。佛教徒们“性好山泉，多处岩壑”(《高僧传》)。建于深山之中的寺庙已经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山水的亲近不仅有利于僧人们的修悟，也是他们具有较高审美感受力的表现，于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便有了王维和诸多卓越的画僧。
透过对儒道释哲学与山水关系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三者对山水的态度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即都乐于从山水中得到审美愉悦，并且将山水大美与主体人格塑造和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统一起来。而在山水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山水画，“以形媚道”，体现出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层内核。中国山水画，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切入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最佳途径。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上的山水画，为山水画家创造了一个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为山水画的欣赏者提供了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体验“天地境界”的审美空间，它可以让欣赏者“澄怀观道”，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实现主体人格的超越。
可以说，山水画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山水画深刻影响和熏染着中国人的审美品格、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毫无疑问，山水画精神的传承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的山水画家，担负着“正本清源”，让山水画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发扬光大并且将传统山水画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使命。
“正本清源”的“源”不仅仅是山水画艺术层面上的“源”，不仅仅是明清，是唐宋，甚至是春秋，它更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之源，是对“道”的体认。如龙瑞先生所言：“我们所谓的‘正本清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核心思想进行的还原。”当代的山水画家，应该在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精神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仅表现天地山川的自然之美，还表现出画家的秉赋、襟抱和人格境界之美，从而让人们在山水画面前产生感动，产生震撼，产生共鸣，感受到艺术之美，进而感受到山水之美以及中国人生生不息感天悟地的人文精神之美，重新建立与山水自然的亲近与和谐的同构关系，最终深刻体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之境，感受“天地境界”，实现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自我超越。
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山水文化基因正流淌在自己的文化血脉里不被大多数山水画家和大众所认识，山水画几乎成为“高处不胜寒”的濒危遗产。因此，当代山水画家应承担起“教育和传播”的责任，“志道”，“弘毅”，真正担负起任重道远的文化使命。
(有删改)
1.下列关于山水文化及山水画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道家崇尚自然山水，追求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关系和心游万仞的自如之境，这成为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B. 儒家以山高水长来体现“仁爱”的哲学内涵，有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可见儒家的道德感悟是与山水连在一起的。
C. 中国佛教和禅宗将空理与山水融合起来进行阐发，在对山水的感受中提高自己的修悟，所以寺庙就成为中国山水画的有机组成部分。
D. 儒道释对山水的态度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都乐于从山水中得到审美愉悦，最终使中国山水画体现出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层内核。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在山水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山水画，其“以形媚道”的特点，实际上为山水画家和欣赏者提供了一个切入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最佳途径。
B. 中国山水画能使欣赏者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实现主体人格超越，是因为它为欣赏者提供了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体验“天地境界”的审美空间。
C. 所有山水画家都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王维和诸多卓越的画僧加之具有较高审美感受力，进而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留下辉煌的成就。
D. 为山水画家开辟了一个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的正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上的中国山水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山水画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传承山水画精神内核，可以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B. 当代的山水画家，应该在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精神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实现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自我超越。
C. 山水画几乎成为“高处不胜寒”的濒危遗产，言下之意，说的是当代的山水画家和大众对于中国优秀山水文化基因认识的缺失。
D. “正本清源”的“源”，包含着中国哲学和美学之源，包含着对中国文化中“道”的体认和对中国文化核心思想进行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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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要求各种审美形式，都以温柔折衷为主调，必须要“中和”，不走极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不喜欢“怪力乱神”。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一脉传统，集中体现了这种美学需求。而在宋、元以后勃发起来的戏曲艺术中，这种美学追求就体现得更为显著了。
元代戏曲批评家钟嗣成，把“中和美”阐释为“和顺积中”。“和顺积中”，就是要如同孔子评《关雎》所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在结构上要把握“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李渔《闲情偶寄》）。要通过悲喜交集的手法和大团圆的结局，来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中和”，求得欣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要求各种审美形式。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报仇雪恨，《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祝英台》的蝴蝶双飞，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即使是《石头记》里的林黛玉不能与贾宝玉团圆，但后来还是有了《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出来同贾宝玉团圆。再比如像《桃花扇》，结局本是侯朝宗没能与李香君团圆，可顾天石却为其翻案“补恨”，在《南桃花扇》里让侯朝宗与李香君当场团圆。可见，由悲转喜，由缺转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撒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和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和妥协。德国美学家费里德兰德有一句名言：“艺术是一种心理产物，因此可以说，任何艺术都是心理的。”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神境、禅境。不论是《周易》中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还是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或是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甚至是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示之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
我国古典戏曲多以结局团圆为尚，在悲剧中如此，喜剧中更是如此。如大家所熟知的《西厢记》，从《佛殿奇遇》到《长亭送别》，喜剧情节此起彼伏，环环相扣，并从心理与行动的相悖造成了喜剧效果。虽在《长亭送别》一折中充满了生离死别、激泪滂沱的离愁别怨，但这丝毫不减喜剧的色彩，反倒更增添了《西厢记》故事的“团圆之趣”。又如在奇谲瑰丽的《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缠绵起伏，催人泪下，然而最终经皇上准婚，阖家团圆。
更重要的是，这种“团圆之趣”蕴涵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从正面表现新生事物的坚忍不拔，这样的结局寄寓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和对理想实现的希望。
总之，无论是中国古典悲剧还是中国古典喜剧都一样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大众的审美心理与审美理想，充分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的审美特征。
——摘选自师阳《中和美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从宋、元以后的戏曲艺术，更为显著地体现了以温柔折衷为主调，必须要“中和”，不走极端的美学追求。
B. 孔子评《关雎》所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他要求戏剧在结构上要把握“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
C. 《窦娥冤》的伸冤昭雪等充分表明讲究“团圆之趣”是我国戏剧家最为推崇实践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D. 作者列举《后石头记》旨在说明由悲转喜，由缺转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中国传统戏剧创作的审美理想规范。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元代戏曲批评家钟嗣成所说的“和顺积中”，就是要通过多种手段，来使人们的情感得到调和，摆脱极端的喜怒哀乐。
B.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释、道三家的核心思想都可以通过一个圆的图示阐释，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周易》同样如此。
C. 无论是《西厢记》还是《桃花扇》，都通过悲喜交集的手法和大团圆的结局，来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中和”，求得欣慰。
D. “中和之美”体现了民族大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理想，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特色。中国的古典悲剧和古典喜剧都有充分体现。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古典戏曲作品之所以崇尚大团圆结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可以弥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缺憾，从而在艺术中实现美好的愿望。
B.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讲究“哀而不伤”，所以《琵琶记》中赵五娘历尽人生种种悲剧的痛苦终在和丈夫蔡伯喈团圆后消解中和。
C. 我国古典戏曲以结局团圆为尚，在悲剧中如此，喜剧中更是如此。因此可以判定在我国古典戏剧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D. “团圆之趣”从正面表现新生事物的坚忍不拔，虽历经磨难终获美好结局，蕴涵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更受群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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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 题。
中国古代对吏治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儒、法、道各派皆有其特色鲜明的吏治理论和方案。 儒家以“君权神授”和“以德配天”理论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解释，并从“人性善”的前提出发，对权力行使者寄予“自我良善”的期待。对待吏治，儒家遵循着“伦理学”的思路：择贤人执政并以德礼约束官员。儒家相信人的道德自觉和内心的自我约束，希望通过对权力执掌者的道德引导和改造，实现权力的正义本性。孔子有关君子、圣贤的人格理想和追求，首先是针对执政者提出的，其“庶人之礼”与“士人之礼”的区别，同样意在给权力执掌者提出更高的道德性要求。在儒家的社 会等级理论中，统治者阶层优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要与其重大的伦理责任相对应：士者为仕，不仅要自己修身以成仁，还要为“一国兴仁”，为“天下兴仁”，要“泽加于民”。儒家的吏治思想内涵存在于其博大的“仁学”理论体系中。这一理论所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为权力执掌者的自我约束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其反复强调和敦促统治者以德修己、立身惟正的理念，也对现实政治和吏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儒家“伦理学”思路不同，法家从“人性自利”的观点出发，强调君主运用“法”“术”相结合的手段控制驾驭百官臣下。法家批判儒家喻君臣为父子的“亲情谎言”，而以“上下一日而百战”来解读现实中的政治关系，在“君臣利异”及“坏人”假设的前提下，主张对臣下全面防范、制约。韩非子认为人君若要等待臣下“忠其心、诚其意、不我叛”，必将陷于被动。对待臣子，君主唯有主动出击，科之以法、驭之以术，方可立于不败。因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法家吏治思想的核心：严明赏罚，奖功罚过——广泛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处罚官吏的违法行为，督促官吏尽职守法。在以法治吏的同时，为君主者还必须懂得和善于运用权术驾驭臣下：暗中试探、观察、发现、控制、打击臣下的种种不轨行为，以“非常”手段实现权力控制。“法”与“术”相互配合，构成法家吏治主张的主体框架。
在吏治问题上，道家对现实中的政府权力及制度的合法性心存质疑：“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道家看来，现实中的圣人及其礼法制度都是失道的产物，它们的存在和正当性于天道无据，甚至是违反天道的结果。在道家观念中，政治实为“恶之源”，只有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作为，实现“权力谦抑”，才能矫治天下乱象。在现实的吏治问题上，道家的主张和理论贡献如下：主张“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的权力价值取向，为吏治的开展提供前提和方向；以“守道”“无为”为权力运行法则，借此批判现实政府的扰民之政，主张废止“损 不足以奉有余”的“恶法”；以效法天道、抱朴守真、崇俭寡欲等修身理论告诫天下人秉持中和，克服贪欲和自我膨胀，对执掌权力的官员来说，以上告诫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摘自孙季萍《封建帝制下吏治的努力与无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家认为士者为仕，自己要修身成仁，也要为“一国兴仁”，其博大的仁学体系成为后来选择权力执掌者的标准和依据。
B. 孔子认为执政者应该具备君子、圣贤的人格理想和追求，并希望以此引导改造社会，实现权力的正义本性。
C. 法家的吏治理论否定了儒家的君臣“亲情谎言”，以“上下一日而百战”来解读现实中的政治关系， 主张使用“法”“术”实现权力控制。
D. 法家和道家的吏治思想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均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恶”，明显有别于儒家“人性善” 的思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采用了总分结构，论证儒、法、道三种思想对中国古代吏治进行的有意义的探索。
B. 本文主要采用举例论证的方法，说理透彻，明确地指出了三种吏治思想各自的特点。
C. 主体部分对三种吏治思想的阐述，对比色彩明显。法家和道家思想都对儒家思想存疑。
D. 作者对儒、道思想持有明显的褒扬态度，但在对法家的介绍中却暗含一种批评态度。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家以“君权神授”和“以德配天”理论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解释，但在本文中却难以找到“君权神授”观点的理论支撑。
B. 法家思想从“人性自利”出发，统治者在此思想下来治理百官，不能被动等待百官的忠诚，而要“法” 与“术”并用。
C. 因为认识到政治实为“恶之源”，所以道家的吏治思想主张“守道”“无为”，即现实政府不能有所作为，否则即为扰民。
D. 道家思想明显不同于儒家、法家思想，但它有很多积极合理的主张，其中一些主张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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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不妨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金、元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历朝文学各有所胜之说，后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论述而为人耳熟能详。历代文学各有胜擅之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揭示出不同时期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貌。王氏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深含着为元曲鸣不平以期唤起世人对其价值重估的焦虑。他感慨：“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将元曲与唐诗、宋词等并列，实有为曲争地位的心理动机。不错，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念构建的开放视野，为每个时代寻找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预留了空间，也从理论上预设了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可能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文体递嬗观念考察文学样式者代不乏人，王国维说到了点子上，有人的判断却出了错。明人卓人月《古今词统序》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人月才、学、识均属上乘，但他于明代民歌的评价不免有拔高之嫌，很少有人能接受唐诗、宋词、明歌并列的提法。远见卓识如卓人月，尚不免犯研究者的两大通病：一是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有意或无意拔高研究对象，不能恰如其分地公允评价，成为事实上的“武断的文化史家”；二是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不能跳出文化现场，“身在此山中”影响了视线与判断。卓人月的误判对今天的启示是：现在断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是否过早，我们是否被现象所迷惑，是否拥有了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是否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是否拥有王国维般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以“一代之文学”衡之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者，也许忽略了王国维这一提法的文化语境与真正用心。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京剧舞台艺术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与当下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如出一辙，但王国维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寻找合法性证据（这一点与今天学者大不相同，我们太热衷于为现存事实提供学理支撑了），他有严格的学理尺度和独立的价值判断，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当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的这番表态犹如空谷足音雄视古今，充满了文化自负与学术自信。再者，王国维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这与其“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今天戏曲学已演化为包括案头与场上在内的立体研究，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自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得不佩服他对元曲文字震古铄今的价值发现。元曲自明万历年间就基本无人能唱，它的音乐、唱腔已淹灭不闻，其文字却熠熠生辉，在含蓄蕴藉风格之外另辟本色自然的审美向度。对尚活在舞台上的明清之曲，他抱以冷然的态度，因为文字并未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至于京剧，已由作家中心转向演员中心，文字上更无足观了。
如此，王国维“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实则包含这样的内容：不管当下多流行，一时的影响多广泛，它必须作为“案头文本”接受审查——是否做出别样的艺术贡献，提供了不一样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流行歌曲如果要取代诗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它就必须接受成为文学经典的资格审查（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等），并服从于文学中心主义的价值标码。
1.下列各项中，其内涵不属于作者所论“一代之文学”范畴的一项是（ ）
A．汉赋 唐诗 B．宋词 明歌
C．楚辞 元曲 D．汉赋 宋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王国维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为尊的等级观念，以开放包容的审美眼光，为元曲鸣不平，认为元曲价值被低估，强烈唤起世人重新评估元曲。
B．从理论层面而言，流行歌曲成为“一代之文学”有其可能性。但现在如果加以断言，则为时过早，因为会被现象所迷惑，也没拥有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没有过对文化现象足够的反省、批判与质疑，也没拥有像王国维一样广收博采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能力。
C．王国维写《宋元戏曲史》的年代，正是国人在京剧艺术里如痴如醉之时。他凭着严格的学理尺度与独立的价值判断，为当时流行的、强势的、占主导地位的戏曲艺术提供了学理支撑，充满了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D．王国维研究戏曲学的方法与他“仅爱读曲，不爱观剧”的人生喜好有关，论元曲独标其文字而非将其当作舞台艺术进行考察。因此，以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这种研究方法不够“立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吴歌》《桂枝儿》《罗江怨》等民歌之所以有被拔高之嫌，是因为研究者没有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和足够的时间距离。
B．王国维对舞台上的明清之曲并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没有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对京剧则更不欣赏，是因为其文字更无足观。
C．研究“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字吗？”这一问题，一定要回到具体的学术语境中去考察，否则不可能揭示出不同文学体式丰富多彩、不断迭兴的本真面目。
D．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选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作为中国精神制高点的北大，前任校长许智宏也不止一次在学生面前唱《变心的翅膀》和《老鼠爱大米》。由此看来，至少这四首歌属于“一代之文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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