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从文学史知人论世的角度，对《登幽州台歌》的解读常常与陈子昂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境遇相联系。这种解读有一定道理，也符合陈子昂写作的心理状态。但是伟大的诗歌时常会超越作者的心境，体现更加普遍的人类共有感受。分析这首诗不能局限于诗人创作时的心态和意图，而应从诗歌本身出发，解读其动人心魄的力量。
中国诗歌经常使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即从景致中生发情感，而陈子昂的这首登高即兴而作的诗，初看上去完全没有景物描写。首句就是心理活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然而，细细读来，却能发现其实有景：所谓“前不见”“后不见”，在诗的表层意思中是描述时间轴上的“古人”与“来者”，前后与不见，本身是描写空间的词语，但在这里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指向。诗人在高台上极目远眺，苍茫大地不见一人，视觉上的荒凉和孤独引发出时间上从古到今、从今天到未来的想象。从“我”面对广袤天地的渺小，映射出“当下”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显得如此短暂易逝。前面这两句，看似只有情语，其实亦有景语。时间上的情感表达隐喻了空间上的视觉留白，空间与时间的无边无际相互映射，浑然一体。因为只写了时间上的孤独，空间上的荒凉感是通过文本引发读者的想象，这种艺术和情感的感染力比杜甫《登高》的直接描写更加强烈。
“念天地之悠悠”，诗人在时空无尽的宇宙之中，独立高台，倍感孤寂，泪洒衣襟。有限的个体在无限宏阔的宇宙面前，顿觉渺小无力。这一层意思读者是容易体会的，然而，这首诗是否只是一味表达孤独呢？当诗人说“不见”的时候，是不是就完全不见呢？
不见过去，不见将来，能见的是当下，而当下是什么？当下就是过去之显现，我们当下的世界是由过去的世界发展而来。诗人思今日之“我”，而“我”从何而来？从古人那里来。无论是生物学角度还是文化意义上，今天的我们身上继承着古人的血脉与精神。同样，我们将来往哪里去？肉体会消失，但血脉与精神将流传给不可见的来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来其实也活在今天。体会到这个“不见之见”，这两句诗的意义就发生了翻转：就像上游与下游同是一江水，古人、“我”和来者是时间长河中相互联系的整体。人，包括每一个个体，不是孤独而荒谬的脆弱生命，而是与天地共生的伟大存在。
怀念古人，思及后人，人类命运的整体感与个体生命的孤独感交织在一起，相互映射也相互激荡：我们越感受到天地人三者之无限，就越会叹息于个体的有限；我们体验到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又会在对人类命运整体性的深刻理解中得到安慰。这种悲叹与安慰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构成了人类的共通情感。
“见与不见”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诗人登高远眺、四下无人，但他非常清楚，这个大地上生活着无数的人，他与无数人之间有着无数联系。人是群居的生命，恰恰是因为人的群体性，这种看不见人的孤独和苍凉感才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击。当诗人强烈表达抽象的孤独感时，其实也是在强调他与人群的整体性。“我”虽渺小，却在这悠悠天地间心念所有的古人与来者。“我”既渺小又宏大，既有限又无限。诗人心中这两个极点强烈撕扯，以至于“独怆然而涕下”。
（摘编自钱翰《见于不见之间——细读<登幽州台歌>》）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登幽州台歌》这首登高即兴而作的诗，既可以表现出陈子昂当时的处境与心境，也能够体现出更加普遍的人类共同感受。
B.“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看似景语，实是情语，视觉上的荒凉和孤独引发出时间上从古到今、从今天到未来的想象。
C.“念天地之悠悠”一句，并非表现诗人自身的孤独和渺小，而是强调人，包括每一个个体，都是与天地共生的伟大存在。
D.诗人“独怆然而涕下”，是因为心忧天下，跳出了“小我”的局限，意识到自身命运与大地上无数的人息息相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头与常规视角比较，亮明观点：伟大诗歌的解读不必局限于诗人创作时的心态和意图，应从诗歌本身出发。
B.文章先总后分，围绕诗歌中“动人心魄的力量”，总体上按照诗句的顺序逐层展开，既层次分明，又有机融合。
C.文章围绕“见”与“不见”、“有限”与“无限”、“个体”与“群体”展开多重对比分析，探微发幽，见解新奇。
D.文章先从时间维度，再从空间维度论述“人类命运的整体感”与“个体命运的孤独感”交织在一起，分析充分。
3.根据原文内容，联系所学课文，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提及的“知人论世”的分析方法较为常见，如分析《始得西山宴游记》，联系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经历，才能理解西山“特立”却无人赏识，如同士人之怀才不遇。
B.中国诗歌常常“从景致中生发感情”，如《沁园春•长沙》，年轻的毛泽东面对“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好秋光，兴起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革命豪情。
C.“古人、‘我’和来者是时间长河中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一点，在《阿房宫赋》总结秦人教训时也有体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D.《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慨叹，正好与文章中“我们体验到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又会在对人类命运整体性的深刻理解中得到安慰”相印证。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从文学史知人论世的角度，对《登幽州台歌》的解读常常与陈子昂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境遇相联系。这种解读有一定道理，也符合陈子昂写作的心理状态。但是伟大的诗歌时常会超越作者的心境，体现更加普遍的人类共有感受。分析这首诗不能局限于诗人创作时的心态和意图，而应从诗歌本身出发，解读其动人心魄的力量。
中国诗歌经常使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即从景致中生发情感，而陈子昂的这首登高即兴而作的诗，初看上去完全没有景物描写。首句就是心理活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然而，细细读来，却能发现其实有景：所谓“前不见”“后不见”，在诗的表层意思中是描述时间轴上的“古人”与“来者”，前后与不见，本身是描写空间的词语，但在这里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指向。诗人在高台上极目远眺，苍茫大地不见一人，视觉上的荒凉和孤独引发出时间上从古到今、从今天到未来的想象。从“我”面对广袤天地的渺小，映射出“当下”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显得如此短暂易逝。前面这两句，看似只有情语，其实亦有景语。时间上的情感表达隐喻了空间上的视觉留白，空间与时间的无边无际相互映射，浑然一体。因为只写了时间上的孤独，空间上的荒凉感是通过文本引发读者的想象，这种艺术和情感的感染力比杜甫《登高》的直接描写更加强烈。
“念天地之悠悠”，诗人在时空无尽的宇宙之中，独立高台，倍感孤寂，泪洒衣襟。有限的个体在无限宏阔的宇宙面前，顿觉渺小无力。这一层意思读者是容易体会的，然而，这首诗是否只是一味表达孤独呢？当诗人说“不见”的时候，是不是就完全不见呢？
不见过去，不见将来，能见的是当下，而当下是什么？当下就是过去之显现，我们当下的世界是由过去的世界发展而来。诗人思今日之“我”，而“我”从何而来？从古人那里来。无论是生物学角度还是文化意义上，今天的我们身上继承着古人的血脉与精神。同样，我们将来往哪里去？肉体会消失，但血脉与精神将流传给不可见的来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来其实也活在今天。体会到这个“不见之见”，这两句诗的意义就发生了翻转：就像上游与下游同是一江水，古人、“我”和来者是时间长河中相互联系的整体。人，包括每一个个体，不是孤独而荒谬的脆弱生命，而是与天地共生的伟大存在。
怀念古人，思及后人，人类命运的整体感与个体生命的孤独感交织在一起，相互映射也相互激荡：我们越感受到天地人三者之无限，就越会叹息于个体的有限；我们体验到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又会在对人类命运整体性的深刻理解中得到安慰。这种悲叹与安慰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构成了人类的共通情感。
“见与不见”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诗人登高远眺、四下无人，但他非常清楚，这个大地上生活着无数的人，他与无数人之间有着无数联系。人是群居的生命，恰恰是因为人的群体性，这种看不见人的孤独和苍凉感才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击。当诗人强烈表达抽象的孤独感时，其实也是在强调他与人群的整体性。“我”虽渺小，却在这悠悠天地间心念所有的古人与来者。“我”既渺小又宏大，既有限又无限。诗人心中这两个极点强烈撕扯，以至于“独怆然而涕下”。
（摘编自钱翰《见于不见之间——细读<登幽州台歌>》）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登幽州台歌》这首登高即兴而作的诗，既可以表现出陈子昂当时的处境与心境，也能够体现出更加普遍的人类共同感受。
B.“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看似景语，实是情语，视觉上的荒凉和孤独引发出时间上从古到今、从今天到未来的想象。
C.“念天地之悠悠”一句，并非表现诗人自身的孤独和渺小，而是强调人，包括每一个个体，都是与天地共生的伟大存在。
D.诗人“独怆然而涕下”，是因为心忧天下，跳出了“小我”的局限，意识到自身命运与大地上无数的人息息相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头与常规视角比较，亮明观点：伟大诗歌的解读不必局限于诗人创作时的心态和意图，应从诗歌本身出发。
B.文章先总后分，围绕诗歌中“动人心魄的力量”，总体上按照诗句的顺序逐层展开，既层次分明，又有机融合。
C.文章围绕“见”与“不见”、“有限”与“无限”、“个体”与“群体”展开多重对比分析，探微发幽，见解新奇。
D.文章先从时间维度，再从空间维度论述“人类命运的整体感”与“个体命运的孤独感”交织在一起，分析充分。
3.根据原文内容，联系所学课文，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提及的“知人论世”的分析方法较为常见，如分析《始得西山宴游记》，联系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经历，才能理解西山“特立”却无人赏识，如同士人之怀才不遇。
B.中国诗歌常常“从景致中生发感情”，如《沁园春•长沙》，年轻的毛泽东面对“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好秋光，兴起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革命豪情。
C.“古人、‘我’和来者是时间长河中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一点，在《阿房宫赋》总结秦人教训时也有体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D.《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慨叹，正好与文章中“我们体验到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又会在对人类命运整体性的深刻理解中得到安慰”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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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小题。
幽州新岁作
张说
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
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
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
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
注：张说，著名文学家，曾任唐玄宗的宰相。
1.诗中“_____”和“______”这两个地域的代称，照应了诗题中的“幽州”一词 。
2.颈联的场面描写与下列诗句中所用的表现手法最相似的一项是
A.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B.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C. 可怜河边无定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D.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语时
3.请结合全诗，具体赏析“喜”字的情感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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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康保成
最近，“法律与文学”渐渐成为受法学家关注的一块新的交叉学科领域。苏力先生的《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从司法的角度解读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窦娥冤》，为人们认识这出古典悲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笔者拟对苏文的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苏文提出，在《窦娥冤》中，张驴儿与窦娥“都没有提出而且也无法提出现代司法要求的可靠的直接证据”，“案件审理者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谁的话更可信。”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成理”，而且窦娥后来自己也招认“药死公公”，才导致桃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并非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现在，也让我们“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来分析案情，看到底谁的话更可信，看桃杌是否“无能”。在法庭上，张驴儿振振有辞：“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苏文认为：“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确，张驴儿没有杀父动机。然而窦娥则是没有杀人动机。谁主张谁举证，这在一般的诉讼案中为古今通用之原则，然而张驴儿作为原告，不仅拿不出窦娥杀人的证据，也说不出窦娥为什么杀人。凭什么相信一个足不出户的年轻寡妇平白无故起了杀人之心呢? 这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只听一面之辞就滥施刑罚, 说是“无能”实在太轻了些。
凡事总有个来龙去脉。一个姓张的被毒死在蔡家，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官府首先要了解的应该是：这两家是何关系，这个畸形的家庭是如何组成的，张氏父子是如何进入蔡家的等等。接着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对于这一切，窦娥详细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显然把张氏父子解救蔡婆、被蔡家收留的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她的话才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比张驴儿简略的胡编乱造更可信。张驴儿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能称作狡辩。窦娥还举出了本案的关键情节和关键证人。张驴儿不是说他不会药死老子么？是啊！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桃杌如果真像苏文所说，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抓住这一线索，继而审问当事人蔡婆，张驴儿的杀人动机便会暴露无遗。桃杌如果真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把杀人未遂的赛卢医抓捕归案，以验证窦娥供词的真实性。同时，卖毒药给张驴儿的赛卢医———本案的惟一证人，即使是污点证人，与张驴儿对簿公堂，真凶便会落入法网。然而，桃杌在听了张驴儿的辩解和挑唆之后，便对窦娥施以酷刑。尽管窦娥发出了“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的合理质询，桃杌却置若罔闻，这难道合乎“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苏文认为“窦娥展示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理由作为一个相关的证据”，甚至说，在当时的条件下，窦娥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之王”。而在笔者看来，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不认罪，到棍棒呼啸着打向蔡婆时，却情愿招认“药死公公”，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法官理应抓住这一细节，详加戡问：被告缘何“招认”得如此反常? 继而解开一位孝顺、善良的妇女何以会“杀人”的谜底，再继而对整个案情做出正确的判断。苏文提出：如果窦娥不认罪，而让蔡婆去挨那无情的棍棒，“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讯，那么依据当时的法律，就要对张驴儿拷刑，或只能‘取保放之’。”然而笔者有理由提出两种可能性更大的假设：一是年迈的蔡婆熬不住酷刑，屈打成招；二是蔡婆被活活打死。窦娥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才做出这种“不大明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罪”行为的么?退一步说，即使苏文的假设成立，窦娥和蔡婆在“拷满不承”的情况下被“取保放之”，那又怎样呢？真凶照样逍遥法外，窦娥照样是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却意外使张父被毒死，这就造成了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这是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但如果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还要衙门干什么？
1.下列对苏力观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苏文认为，张驴儿与窦娥都无法提出可靠的直接证据，二人的话究竟谁的可信，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来确定。
B．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有理，因为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逻辑判断，儿子是不会药死老子的。
C．苏文认为县令桃杌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之所以造成他错误判断实为窦娥自己的招认，并不是因为官吏的无能或腐败。
D．苏文认为张驴儿没有杀死自己父亲的动机，所以他法庭上的证词既合乎人情也合乎法理，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作者认为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必然先要了解这个命案的来龙去脉，然后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这样的程序才合乎常情常理。
B．作者认为张驴儿的供词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是狡辩；而窦娥的回答详细且实事求是，她的话才更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C．作者认为这一命案关键的线索是“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如果县令桃杌能据此追问，就会彻底揭穿张驴儿的杀人动机。
D．作者认为本案的关键证人也是唯一证人就是赛卢医，尽管他是个污点证人，但只要把赛卢医抓捕归案，窦娥一案便会水落石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苏文认为窦娥情愿替婆婆顶罪而死，这种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反而成为她药死公公的一个相关的证据。
B．作者认为窦娥招供过程很反常，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都不认罪，但蔡婆要挨打时却情愿招认，不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
C．针对苏文如果窦娥不认罪及蔡婆婆能挺住刑讯的假设，作者认为这种假设更可能的后果是蔡婆婆不是被屈打成招就是被活活打死。
D．作者认为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是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造成了侦破难度，而这也正是需要“严格执法”的官员努力之所在。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康保成
最近，“法律与文学”渐渐成为受法学家关注的一块新的交叉学科领域。苏力先生的《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从司法的角度解读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窦娥冤》，为人们认识这出古典悲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笔者拟对苏文的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苏文提出，在《窦娥冤》中，张驴儿与窦娥“都没有提出而且也无法提出现代司法要求的可靠的直接证据”，“案件审理者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谁的话更可信。”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成理”，而且窦娥后来自己也招认“药死公公”，才导致桃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并非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现在，也让我们“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来分析案情，看到底谁的话更可信，看桃杌是否“无能”。在法庭上，张驴儿振振有辞：“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苏文认为：“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确，张驴儿没有杀父动机。然而窦娥则是没有杀人动机。谁主张谁举证，这在一般的诉讼案中为古今通用之原则，然而张驴儿作为原告，不仅拿不出窦娥杀人的证据，也说不出窦娥为什么杀人。凭什么相信一个足不出户的年轻寡妇平白无故起了杀人之心呢? 这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只听一面之辞就滥施刑罚， 说是“无能”实在太轻了些。
凡事总有个来龙去脉。一个姓张的被毒死在蔡家，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官府首先要了解的应该是：这两家是何关系，这个畸形的家庭是如何组成的，张氏父子是如何进入蔡家的等等。接着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对于这一切，窦娥详细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显然把张氏父子解救蔡婆、被蔡家收留的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她的话才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比张驴儿简略的胡编乱造更可信。张驴儿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能称作狡辩。窦娥还举出了本案的关键情节和关键证人。张驴儿不是说他不会药死老子么？是啊！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桃杌如果真像苏文所说，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抓住这一线索，继而审问当事人蔡婆，张驴儿的杀人动机便会暴露无遗。桃杌如果真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把杀人未遂的赛卢医抓捕归案，以验证窦娥供词的真实性。同时，卖毒药给张驴儿的赛卢医———本案的惟一证人，即使是污点证人，与张驴儿对簿公堂，真凶便会落入法网。然而，桃杌在听了张驴儿的辩解和挑唆之后，便对窦娥施以酷刑。尽管窦娥发出了“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的合理质询，桃杌却置若罔闻，这难道合乎“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苏文认为“窦娥展示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理由作为一个相关的证据”，甚至说，在当时的条件下，窦娥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之王”。而在笔者看来，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不认罪，到棍棒呼啸着打向蔡婆时，却情愿招认“药死公公”，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法官理应抓住这一细节，详加戡问：被告缘何“招认”得如此反常? 继而解开一位孝顺、善良的妇女何以会“杀人”的谜底，再继而对整个案情做出正确的判断。苏文提出：如果窦娥不认罪，而让蔡婆去挨那无情的棍棒，“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讯，那么依据当时的法律，就要对张驴儿拷刑，或只能‘取保放之’。”然而笔者有理由提出两种可能性更大的假设：一是年迈的蔡婆熬不住酷刑，屈打成招；二是蔡婆被活活打死。窦娥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才做出这种“不大明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罪”行为的么?退一步说，即使苏文的假设成立，窦娥和蔡婆在“拷满不承”的情况下被“取保放之”，那又怎样呢？真凶照样逍遥法外，窦娥照样是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却意外使张父被毒死，这就造成了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这是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但如果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还要衙门干什么？
1.下列对苏力观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文认为，张驴儿与窦娥都无法提出可靠的直接证据，二人的话究竟谁的可信，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来确定。
B．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有理，因为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逻辑判断，儿子是不会药死老子的。
C．苏文认为县令桃杌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之所以造成他错误判断实为窦娥自己的招认，并不是因为官吏的无能或腐败。
D．苏文认为张驴儿没有杀死自己父亲的动机，所以他法庭上的证词既合乎人情也合乎法理，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必然先要了解这个命案的来龙去脉，然后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这样的程序才合乎常情常理。
B．作者认为张驴儿的供词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是狡辩；而窦娥的回答详细且实事求是，她的话才更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C．作者认为这一命案关键的线索是“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如果县令桃杌能据此追问，就会彻底揭穿张驴儿的杀人动机。
D．作者认为本案的关键证人也是唯一证人就是赛卢医，尽管他是个污点证人，但只要把赛卢医抓捕归案，窦娥一案便会水落石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文认为窦娥情愿替婆婆顶罪而死，这种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反而成为她药死公公的一个相关的证据。
B．作者认为窦娥招供过程很反常，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都不认罪，但蔡婆要挨打时却情愿招认，不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
C．针对苏文如果窦娥不认罪及蔡婆婆能挺住刑讯的假设，作者认为这种假设更可能的后果是蔡婆婆不是被屈打成招就是被活活打死。
D．作者认为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是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造成了侦破难度，而这也正是需要“严格执法”的官员努力之所在。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康保成
最近，“法律与文学”渐渐成为受法学家关注的一块新的交叉学科领域。苏力先生的《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从司法的角度解读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窦娥冤》，为人们认识这出古典悲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笔者拟对苏文的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苏文提出，在《窦娥冤》中，张驴儿与窦娥“都没有提出而且也无法提出现代司法要求的可靠的直接证据”，“案件审理者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谁的话更可信。”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成理”，而且窦娥后来自己也招认“药死公公”，才导致桃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并非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现在，也让我们“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来分析案情，看到底谁的话更可信，看桃杌是否“无能”。在法庭上，张驴儿振振有辞：“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苏文认为：“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确，张驴儿没有杀父动机。然而窦娥则是没有杀人动机。谁主张谁举证，这在一般的诉讼案中为古今通用之原则，然而张驴儿作为原告，不仅拿不出窦娥杀人的证据，也说不出窦娥为什么杀人。凭什么相信一个足不出户的年轻寡妇平白无故起了杀人之心呢? 这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只听一面之辞就滥施刑罚， 说是“无能”实在太轻了些。
凡事总有个来龙去脉。一个姓张的被毒死在蔡家，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官府首先要了解的应该是：这两家是何关系，这个畸形的家庭是如何组成的，张氏父子是如何进入蔡家的等等。接着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对于这一切，窦娥详细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显然把张氏父子解救蔡婆、被蔡家收留的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她的话才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比张驴儿简略的胡编乱造更可信。张驴儿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能称作狡辩。窦娥还举出了本案的关键情节和关键证人。张驴儿不是说他不会药死老子么？是啊！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桃杌如果真像苏文所说，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抓住这一线索，继而审问当事人蔡婆，张驴儿的杀人动机便会暴露无遗。桃杌如果真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把杀人未遂的赛卢医抓捕归案，以验证窦娥供词的真实性。同时，卖毒药给张驴儿的赛卢医———本案的惟一证人，即使是污点证人，与张驴儿对簿公堂，真凶便会落入法网。然而，桃杌在听了张驴儿的辩解和挑唆之后，便对窦娥施以酷刑。尽管窦娥发出了“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的合理质询，桃杌却置若罔闻，这难道合乎“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苏文认为“窦娥展示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理由作为一个相关的证据”，甚至说，在当时的条件下，窦娥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之王”。而在笔者看来，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不认罪，到棍棒呼啸着打向蔡婆时，却情愿招认“药死公公”，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法官理应抓住这一细节，详加戡问：被告缘何“招认”得如此反常? 继而解开一位孝顺、善良的妇女何以会“杀人”的谜底，再继而对整个案情做出正确的判断。苏文提出：如果窦娥不认罪，而让蔡婆去挨那无情的棍棒，“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讯，那么依据当时的法律，就要对张驴儿拷刑，或只能‘取保放之’。”然而笔者有理由提出两种可能性更大的假设：一是年迈的蔡婆熬不住酷刑，屈打成招；二是蔡婆被活活打死。窦娥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才做出这种“不大明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罪”行为的么?退一步说，即使苏文的假设成立，窦娥和蔡婆在“拷满不承”的情况下被“取保放之”，那又怎样呢？真凶照样逍遥法外，窦娥照样是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却意外使张父被毒死，这就造成了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这是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但如果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还要衙门干什么？
1.下列对苏力观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文认为，张驴儿与窦娥都无法提出可靠的直接证据，二人的话究竟谁的可信，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来确定。
B．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有理，因为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逻辑判断，儿子是不会药死老子的。
C．苏文认为县令桃杌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之所以造成他错误判断实为窦娥自己的招认，并不是因为官吏的无能或腐败。
D．苏文认为张驴儿没有杀死自己父亲的动机，所以他法庭上的证词既合乎人情也合乎法理，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必然先要了解这个命案的来龙去脉，然后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这样的程序才合乎常情常理。
B．作者认为张驴儿的供词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是狡辩；而窦娥的回答详细且实事求是，她的话才更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C．作者认为这一命案关键的线索是“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如果县令桃杌能据此追问，就会彻底揭穿张驴儿的杀人动机。
D．作者认为本案的关键证人也是唯一证人就是赛卢医，尽管他是个污点证人，但只要把赛卢医抓捕归案，窦娥一案便会水落石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文认为窦娥情愿替婆婆顶罪而死，这种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反而成为她药死公公的一个相关的证据。
B．作者认为窦娥招供过程很反常，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都不认罪，但蔡婆要挨打时却情愿招认，不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
C．针对苏文如果窦娥不认罪及蔡婆婆能挺住刑讯的假设，作者认为这种假设更可能的后果是蔡婆婆不是被屈打成招就是被活活打死。
D．作者认为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是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造成了侦破难度，而这也正是需要“严格执法”的官员努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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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文学形式演进的诸因素中，人性的发展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致来说，文学形式的演进有些是直接与人性的发展相联系的，有些则是间接的联系。
以直接联系的来说，如通俗小说、南戏、杂剧等本是适应城市平民的享乐要求而产生的，而这种享乐要求的形成，固然有赖于城市生活（包括工商经济）的日益发达，同时也有赖于人性的发展——把人们从长期艰苦生活里形成的抑制享乐愿望的特点逐渐改变。再如对人物性格的描绘趋向细致，这固然有赖于较高的艺术功力，但更有赖于随着人性发展而来的个性的丰富。倘没有丰富的个性，人物性格的描写就不能细致；而作家在这方面的功力，是只有在有了丰富的个性可供他描摹以后，才能在实践中逐步提高的。至于风格的多样化，也是如此。刘勰的《文心雕龙》把作品风格分为八类，司空图《诗品》光是诗歌的风格就有二十四类。这主要不是刘勰的分辨力不如司空图，而是由于人性的发展，作家的个性差别越来越明晰，所以风格也越来越多样。
就人性的发展与文学形式演进的间接联系来看，则审美意识与文学观念是主要的中介。
文学艺术是与美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文学应给人以美感，从而文学的形式也必须服从美感的需要。但人的审美意识是经常在变化的，今天认为美的事物，过些时候有可能被认为不美。因此，文学形式的演进必须顺应审美意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又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人性的发展。
四言是《诗经》的主体，但从东汉时期起，四言诗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就逐渐被五言诗取代。从今天来看，五言相比四言至少有三个优点：一、由于增加了一个字，内容的含量扩大，从而能更好地叙事抒情。这也就是钟嵘在《诗品序》里所说的“（五言）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例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类漂亮的诗句，用四言是怎么也写不出来的。四言诗当然也有写得美的，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但它的美在于这些诗句所组成的整个境界。二、四言的句式大抵以两个字为一组，每句两组，显得较为单调、板滞。五言的句式则既可由两组组成，也可由三组组成。因组合方式繁多，在同一首诗中可不断变换，故有灵动之致。三、五言诗的句子组合方式不断变换，得以与感情的起伏转折相应，因而能适应多种感情的表达需要。而四言诗则句式单调、板滞，其能适应的多为庄重舒缓的感情；苍凉、怅惆、轻微的感伤或喜悦也还可以，因为那都不属于浓烈、激动、明快、尖锐一路，多少可与庄重、舒缓相通。除此之外，就难免有些扞格。
四言是《诗经》的主体，可见这种句式以及与之相应的音节组合在《诗经》时代是符合人们的审美标准，能引起人们类感的。而汉以后，人们普遍认为五言更能引起美感。在四言诗向五言演进的过程中，审美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导论·人性与文学形式的演进》，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人性的发展和文学的演进的联系既有直接的联系，又有间接的联系。
B.导致文学形式演进的因素众多，但人性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C.刘勰、司空图作品的差异，说明了人性发展带来了作家个性的丰富。
D.通俗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的演进是为了适应城市平民的享乐要求。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两个方面论述人性发展与文学形式的演进。
B.文章从审美标准的变化论证了人性的发展是文学形式演进的重要因素。
C.文章以《诗经》的四言诗发展到汉代的五言诗为例，意在论证四言诗不美。
D.文章以人性的发展与文学形式演进的间接联系作为全文论证的重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品风格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作家群体的个性越丰富，作品的风格就越多样。
B.四言诗的句式大抵以两个字为一组，每句两组，组合方式显得较为单调、板滞。
C.五言诗因其组合方式繁多，在同一首诗中可不断变换组合方式，显得比较灵动。
D.钟嵘在《诗品序》里肯定了五言诗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方面更为明确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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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统：专制皇权的制衡力量
以往，人们常常把专制主义与“封建社会”和“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现在，中国历史学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把西欧封建社会套用在中世纪中国是错误的，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原本是两种不相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而专制主义与孔孟之道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的澄清。
首先，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儒学，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诸如“君臣友道”之类的观念已经从元典中消失了踪迹。其次，儒学也并非专制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有人认为，法家在缔造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其作用决不亚于儒家。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缘饰”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一直有“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的说法。最后，即使是董仲舒以后的儒学对于皇权专制主义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汉代儒学通过神秘主义的路径，竭力把儒学准宗教化。它以渲染“天人感应”、“灾异之变”的方式，来节制皇帝的行为。董仲舒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人君的“貌、言、视、听、思”五种行动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和四季的失常。这些言论用“天”来警示和恐吓人君，对肆无忌惮的皇权多少有一点威慑性。
韩愈、二程和朱熹等人开创的宋明理学或称道学，认为的儒家道统是“尧以是传之舜……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以后又经韩愈、朱熹传之后世。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
一方面用“天命”来恐吓“人君”，一方面用“道统”来干预“政统”，儒学和儒士对于皇权专制主义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制衡力量。如果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理解民主宪政，就不好说儒学思想纯粹是专制主义的工具。
1.下列各项不属于作者用来澄清“专制主义与孔孟之道的关系”内容的一项是
A. 汉武帝以前的“孔孟之道”原来包含着诸如“君臣友道”之类的观点。
B. 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原来是两种不相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
C. 在缔造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过程中，法家的作用决不亚于儒家。
D. 董仲舒以后的儒学对于皇权专制主义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2.关于文中的“儒家道统”，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宋明理学认为“儒家道统”源自尧舜，历经孔孟等人，由韩愈、朱熹传之后世。
B. “道统”就是古代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是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
C. “儒家道统”独立于“政统”“皇统”之外，甚至凌驾于它们之上，起到了一种制约作用。
D. “儒家道统”是儒家思想学术的精粹，它认为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
3.根据文中的信息，下列推断恰当的一项是
A. “天人感应”“变异之变”的说法，对警示和恐吓人君、制约皇权起了决定性作用。
B. 汉代儒家董仲舒认为，五行的变化和四季的失常是由人君的行为不当而引起的。
C. “儒家表里”或“阳儒阴法”的说法表明法家是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而儒家不是。
D. 为防止执政时有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古代天子一定要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儒家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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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土壤里生长出的文学根苗。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推进，总是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存在密切联系。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报告文学表现的多样性。在社会生活点面上接触和描述题材对象，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常态。像《南京大屠杀全纪实》这样具有明显“史志”品格的报告文学，是文学视野下的历史政治文化观察和表达，具有独特厚重内容和生命力量。
记忆往往会给人带来多样的感受。报告文学创作着眼于现实生活，时常同人们的关注热点焦点同一。但是，这并不是简单地与新闻式的直接表达等同。温故而知新，也时常是报告文学表达现实关注的方式。
对现实社会生活积极关注，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让报告文学始终与人民、与大地、与时代精神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拥有鲜活的社会生活气息和现实力量。像描述霍岱珊为了减轻和消除淮河水污染，对各种污染行为坚决斗争的《淮河赤子情》；像以一个村支书的人生奋斗和经历来表现山村不断富裕起来的《太行山上》等，都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传递出感动和欣喜的内容。这些用自己的精神和行动为社会造福的故事，正是社会积极力量的宣示。
但是，社会生活是一个矛盾多样性的呈现。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给人鼓舞和喜悦的现象，自然也会存在不少令人忧虑和感伤以至愤怒的现象。像陈廷一满怀忧虑地追踪中国大面积遭遇雾霾天气的《2013，雾霾挑战中国》；像张敏宴大胆揭露相关医疗单位过度用药，不顾患者健康利益，追求经济利润的《吸血的血透》；杨晓升在《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中对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反思等，都是在不同的社会矛盾表现中产生的文学叙述，给人以程度不同的触痛感受。
此前报告文学创作中那种凛然的诘问如今似乎少了。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存在和改变的复杂性增加，也同作家在更高更全局的层面上认识把握社会生活的能力欠缺有关。因此，多年来，报告文学作家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疑惑、丑陋、痛心现象时，经常只能表现出惋惜和无奈，将改变寄托于等待和期望。报告文学原本是一个新闻政治性很强的文学表达方式。但是，因为来自多方面的限制和人为约束，报告文学在这个方面表现薄弱，存在遗憾。文化观察和期冀成分的增强，是报告文学丰富的一种表现，也是寻求革新和走向更加开阔境域的努力。
当然,报告文学的载体形式是文学艺术,为好的思想内容寻找巧妙的艺术表现形式，把高度的思想性和尽可能动人的艺术性结合起来，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色。其文学性方面具体来说表现在结构的安排和语言的运用上。许多报告文学的内容时代跨度大、人物众多、原因复杂、趋势多样，如何将这些元素巧妙地融为一体，是要精心设计的，同时也要有富有抒情的、哲理的精彩的语言，这样的作品将会影响得更广更深。夏衍的《包身工》就是这样的里程碑式作品。
报告文学也像生活一样在波澜不惊中存在和发展着。但报告文学创作也和其他文学形式的状况相似，存在着“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中国正在经历着伟大的发展变革，这样的社会环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发展契机，对报告文学而言更是难得的机缘，希望报告文学作家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创作出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伟大作品来。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报告文学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报告文学是文学视野下的社会现实生活以及历史政治文化等的观察和表达，始终能与人民、大地及时代精神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是新闻政治性很强的文学体裁。
B. 报告文学创作着眼于现实生活，时常同社会的关注热点、焦点一致。不同于新闻式表达，报告文学经常用温故知新的方式表达现实关注，所以报告文学具有“史志”品格。
C. 将时代跨度大、人物众多、原因复杂、趋势多样等内容巧妙地安排，并以富有抒情的、哲理的精彩的语言来表达，是报告文学的重要特色的表现，这样的作品会影响更深广。
D. 不仅社会的发展变革会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难得的机缘，而且文化观察和期冀成分的增强，是报告文学寻求革新和走向更加开阔境域的努力，从客观和主观共同促进着报告文学的发展。
2.依据原文论述的报告文学的特点，下列作品从提供的内容看与其特点不能对应的一项是
A. 李春雷的《赶考》和《朋友》，前者用心感受中国共产党人1948年“进京赶考”时清醒、谨慎的心态，后者回顾习近平当年在正定县委工作时与作家贾大山真诚交往的情形。这体现了报告文学温故知新的表达现实关注的方式。
B. 王兆军的《问故乡》在叙写家乡发展富裕的同时，也写了道德失落、环境恶化、贫富不均等不良现象。这体现了报告文学呈现出社会生活中既存在令人鼓舞和喜悦的现象，也存在令人忧虑和感伤以至愤怒的现象。
C. 徐锦庚的《“懒汉”治村》用传神的白描文字，在简短的篇幅中生动地叙述了一个“狡黠”智慧的农民放弃自身利益，用心推动村庄改造的故事，体现的是报告文学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关注，是社会积极力量的宣示。
D. 钱刚的《唐山大地震》，各条线索交错展开，通过描写各种生物在地震前的反应，营造了大灾难的恐怖气氛，又描写了不同时空下人们无私的、自私的表现。体现出报告文学原本该有的新闻政治性和对人性的期冀。
3.依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报告文学扎根于社会现实生活，其创作总是和社会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由此，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报告文学表现的多样性。报告文学创作经常是在社会生活点面上接触和描述对象。
B. 社会存在和改变的复杂性增加了，作家在更高更全局的层面上认识把握社会生活的能力也有欠缺，导致凛然的诘问如今似乎少了，出现了对灰暗现实的惋惜与无奈、寄改变于等待和期望的现象。
C. 面对相同的时代，有的满怀忧虑，有的揭露丑陋，有的重视反思，不论是怎样的叙述，报告文学都给人以程度不同的触痛感受。同时因为来自多方面的限制和人为约束，报告文学还存有遗憾。
D. 当前的报告文学发展中存在着“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不过中国正在经历着伟大的发展变革，这样的社会环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发展契机，报告文学作家有望创作出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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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唐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在治乱两种不同的时世中，文学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文人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社会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变化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种和健康乐观的情怀，创作出能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从而形成文学繁荣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盛况。
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愈趋浮靡。唐朝为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核心内涵是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针对唐高宗龙朔年间“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诗风，明确提出要廓清诗赋的“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肯定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追求人生远大理想的慷慨意气，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诗风。张说和张九龄更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顾，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盛唐诗歌应当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年间为诗人们广泛接受。政治气象的更新又促使诗人们把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并意识到他们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气骨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在百代之下犹能引起最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阶级属性、时代环境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如乡情、亲情和节物之感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高的多数是盛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日落归山、黄河入海的壮伟景象，激起诗人再上一层、放眼千里的万丈豪情，又蕴含着登高才能望远的人生哲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乱之中亲人的平安消息比什么都珍贵，这个道理高度提炼了人们在同类境遇中共同的体会，因而成为后世常用的诗句。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这些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追求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唐代吸取了前朝覆亡的教训，认识到文风能影响世风，欲革新政治先改革文风。
B.唐代诗歌革新的核心内容是发扬风雅传统、宏博气象，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
C.文人们的自觉努力促使唐诗达到了高峰，其他因素也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D.唐代文人能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了写作重点，然后在主体部分从三个角度论述文章中心论点。
B.文章第三自然段的论述可分为三层，第二层按时间顺序分别阐述了三次诗歌革新。
C.文章第五自然段总结前文，进一步指明了文艺工作者向唐代文人学习的具体内容。
D.文章引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在激发当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万丈豪情。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如果唐代没有三次重要的诗歌革新，其诗歌创作可能还会沿袭齐梁陈隋时期的浮靡诗风。
B.文人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对创作出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意义重大。
C.只要当下的文人能追求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就能创造一个新的文艺巅峰时代。
D.唐代诗歌所表现的普遍性人情、生活哲理等，是唐诗在后代引起广泛共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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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古①（其八）
陶渊明
少时壮且厉 ,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②。
饥食首阳③薇，渴饮易水④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⑤。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注]①拟古，摹拟古诗之意。此诗作于宋武帝刘裕代晋之后，诗人五十六岁时。②张掖，地名，在今甘肃。幽州，地名，在今北京。③伯夷、叔齐在商亡后，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④荆轲为燕丹复仇去刺杀秦王，燕丹在易水为其送别。⑤伯牙，俞伯牙。俞伯牙善于演奏，钟子期善于欣赏。庄子经常和施惠切磋学问。
1.下列对本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少时壮且厉”两句表明接近暮年的诗人仍然“壮心不已”，追忆壮志满怀的青春岁月。
B. “谁言行游近”两句写诗人游到了异族统治的地方，间接表达对自己仕途不顺的不满。
C. “饥食首阳薇”一句引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典故，表现诗人安贫守节的高尚品格。
D. 本诗风格鲜明，读起来一气呵成，非常朴素，看不到刻意追求新奇的痕迹，十分自然。
2.诗的后六句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请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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