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高下之分，应以扬弃的态度审慎对待。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如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诗人的创作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样的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是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摘编自黄振萍《传统中国的读书方法与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程端礼、徐与乔、周永年的读书法是在朱熹的《朱子读书法》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演化来的。
B. 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朱子的“涵泳”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好的读书方法。
C. 王国维认为读书是一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要求读书人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
D. 文章论述的各种读书方法都烙印着儒学的特色，与孟子所提倡的士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是相对应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首段列举朱熹等人的著述，分析古今读书的不同，得出传统中国儒学政教体系重视读书法的结论。
B. 陈善在谈论读书方法时，将“见得亲切”和“用得透脱”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思辨色彩。
C. 文章每段都采用了引用的论证手法，起到强化作者的观点、增强论证的说服力和权威性的作用。
D. 文章围绕“读书的方法和意义”这一论述对象，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阐释和探讨，有理有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学习新知识、获取功名、矫正自我的言行、改变现实、规划未来皆属传统中国士子读书的意义。
B. 读书之法是存在古今之变的，但是用所读之书，对所处的当下之世有考辨、有诠释仍值得倡导。
C. 文章阐释了读书使人“学以成人”“经世致用”的必要性，由此批判了“两脚书橱”的读书人。
D. 文章的传统读书方法，在现代社会看来，虽有积极的参考性和指导价值，但应以扬弃的态度来对待。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岀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像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虛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王国维认为读书是一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要求读书人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
B.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朱子的“涵泳”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好的读书方法。
C.程端礼、徐与乔、周永年的读书法是在朱熹的《朱子读书法》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演化来的。
D.文章论述的各种读书方法都烙印着儒学的特色，与孟子所提倡的士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是相对应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首段列举朱熹等人的著述，分析古今读书的不同，得出传统中国儒学政教体系重视读书法的结论。
B.文章围绕“读书的方法和意义”这一论述对象，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阐释和探讨，有理有据。
C.文章每段都采用了引用的论证手法，起到强化作者的观点、增强论证的说服力和权威性的作用。
D.陈善在谈论读书方法时将“见得亲切”和“用得透脱”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思辨色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阐释了读书使人“学以成人”“经世致用”的必要性，由此批判了“两脚书橱”的读书人。
B.读书之法是存在古今之变的，但是用所读之书，对所处的当下之世有考辨、有诠释仍值得倡导。
C.学习新知识、获取功名、矫正自我的言行、改变现实、规划未来皆属传统中国士子读书的意义。
D.文章探讨的传统读书方法，在现代社会看来虽有积极的参考性和指导价值，但应以扬弃的态度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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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高下之分，应以扬弃的态度审慎对待。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如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诗人的创作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样的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是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摘编自黄振萍《传统中国的读书方法与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程端礼、徐与乔、周永年的读书法是在朱熹的《朱子读书法》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演化来的。
B. 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朱子的“涵泳”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好的读书方法。
C. 王国维认为读书是一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要求读书人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
D. 文章论述的各种读书方法都烙印着儒学的特色，与孟子所提倡的士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是相对应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首段列举朱熹等人的著述，分析古今读书的不同，得出传统中国儒学政教体系重视读书法的结论。
B. 陈善在谈论读书方法时，将“见得亲切”和“用得透脱”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思辨色彩。
C. 文章每段都采用了引用的论证手法，起到强化作者的观点、增强论证的说服力和权威性的作用。
D. 文章围绕“读书的方法和意义”这一论述对象，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阐释和探讨，有理有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学习新知识、获取功名、矫正自我的言行、改变现实、规划未来皆属传统中国士子读书的意义。
B. 读书之法是存在古今之变的，但是用所读之书，对所处的当下之世有考辨、有诠释仍值得倡导。
C. 文章阐释了读书使人“学以成人”“经世致用”的必要性，由此批判了“两脚书橱”的读书人。
D. 文章的传统读书方法，在现代社会看来，虽有积极的参考性和指导价值，但应以扬弃的态度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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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王国维认为读书是一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要求读书人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
B.文章论述的各种读书方法都烙印着儒学的特色，与孟子所提倡的士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是相对应的。
C.程端礼、徐与乔、周水年的读书法是在朱熹的《朱子读书法》的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演化来的。
D.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朱子的“涵泳”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好的读书方法。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首段列举朱熹等人的著述，分析古今读书的不同，得出传统中国儒学政教体系重视读书法的结论。
B.陈善在谈论读书方法时将“见得亲切”和“用得透脱"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思辨色彩。
C.文章每段都采用了引用的论证手法，起到强化作者的观点、增强论证的说服力和权威性的作用。
D.文章围绕“读书的方法和意义”这一论述对象，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阐释和探讨，有理有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的传统读书方法，在现代社会看来虽有积极的参考性和指导价值，但应以扬弃的态度来对待。
B.学习新知识、获取功名、矫正自我的言行、改变现实、规划未来皆属传统中国士子读书的意义。
C.文章阐释了读书使人“学以成人““经世致用”的必要性，由此批判了“两脚书棚”的读书人。
D.读书之法是存在古今之变的，但是用所读之书，对所处的当下之世有考辨、有诠释仍值得倡导。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光明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传统中国，《朱子读书法》作为一本讨论如何读书的书籍，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B.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朱子的“涵泳”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好的读书方法。
C.只有了解作者的语境、品性、意图，以古人为师，进行自我治理，才能够把书读进去。
D.王国维认为读书是一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要求读书人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首段，作者采用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的方法，论述了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对读书方法的重视。
B.陈善在谈论读书方法时，将“见得亲切”和“用得透脱”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思辨色彩。
C.文章围绕“读书的方法和意义”这一论述对象，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阐释和探讨，有理有据。
D.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反复引用儒家经典尤其是孟子言论，丰富了文章的文化含量，增强了文章论证的说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阐释了读书使人“学以成人”“经世致用”的必要性，由此批判了“两脚书橱”的读书人。
B.读书之法是存在古今之变的，但是用所读之书，对所处的当下之世有考辨、有诠释仍值得倡导。
C.孟子提倡士人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读书方法是非常赞同的。
D.文中倡导的读书方法有鲜明的儒学特色，所以按照这个方法读书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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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蒙先生曾说：“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这句话一度流传甚广，表达了读书界对于《读书》这个杂志的挚爱之情。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它的思想倾向及文风、作者群的改变也将无一例外地成为公众话题。
作为刊物掌舵人，无疑是构成刊物成与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带着众多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掌舵人之一黄平。
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
新京报：我很喜欢《读书》这本杂志，觉得您执掌的《读书》引发的讨论也好，专题也好，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这是既定的计划吗？
黄 平：计划谈不上。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挑战，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
新京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知识、新观点，但可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效应，比如过于分散，没有重点了。
黄 平：第一，《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学科领域很宽，经常发表讨论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文章，它不是专业性的；第二，它又是思想、文化类的。在这两个定位下，是否应该一定有一个不分散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可以集中到文史哲，甚至文史哲里面只讨论史，那就不是《读书》了。
新京报：一些批评认为，《读书》没有抓住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黄 平：怎么批评都行，不过有些批评者可能是没有认真读《读书》，只要客观地看看，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它对当代、当下甚至部分超前问题的警觉、讨论和尖锐性是有的。
时代的原因造成了文化的现实
新京报：在你和汪晖接手《读书》之前，几乎所有中生代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多人通过《读书》成名。但是现在数量却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何在？
黄 平：这首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电视明星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在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及了，媒体形式多了造成的文化现实。
新京报：但是，现在比较有影响的年轻一代学者几乎没有在《读书》上亮相，这是不是有些尴尬？
黄 平：少数几个人说明不了问题。他们的影响和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也无法相比。再有影响的学者在《读书》座谈时参与人数也一定很有限，如果是像篮球明星乔丹、科比来了，那场面肯定火爆。这是时代的问题。另一方面，学者成名不应该靠公共媒体而应该靠专业。有些人给《读书》写文章不像当年那么认真了，因为不能作为“学术成果”，不能拿去评职称，等等。另外，我们在主观上也没有想过要制造“明星”，没有想要让谁在这里或通过这里成名。客观上有人通过《读书》成名，但那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结果。
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认为《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 平：如果一些朋友把《读书》定位或者预期为某一方阵营刊物，那么《读书》可能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希望它是百家的，而不是一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听一些、发表一些不是这个阵营里面的人的文章，对于完善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同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我们觉得，许多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另外，这些年来，我们有意为之的就是开辟一些新领域，找到一些新作者。对我们来说，《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节选自《新京报》，有删改）
1.下列对访谈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
A．《读书》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本文通过对其主要负责人的采访，使读者了解到此刊的特点及办刊理念。
B．现在的《读书》只有积极与时俱进拓展领域的目标，没有编辑计划，因为黄平认为计划的推敲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C．《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学科领域很宽，经常发表讨论建筑、考古、人文地理等领域的文章，但它并不专业。
D．黄平认为当下通过《读书》成名的人在大大地减少，是因为大众文化过于普及了，媒体形式过于多了。
E．文中多次采用直问的提问方法，不转弯抹角，把想了解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开门见山，干脆利落。
2.请分别简析文章第一个小标题下《新京报》记者三次提问的特点。
3.第二个小标题下，针对《新京报》记者的第二个问题，黄平是从哪几个方面巧妙回答的？请概括并说明。
4.“多元化、包容性是时代的需要。”结合文本并联系现实，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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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做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选自《悦读》，2013年第9期，有删节）
1.下列对作者“读中国书的方法和态度”的理解和概括，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专精”阅读，就是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全部背诵，但至少“三复”，达到“熟”的程度。
B．“博览”是在“专精”的基础上的扩展阅读，必须配合着自己的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要有目的地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
C．就态度而言，作者强调要“虚心”，要静心地读，反复地读，读来读去就不会有“先入之见”，做到尊重经典的客观内容，达到能和作者心心相印的地步。
D．作者认为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要有“谦逊”的态度，不是不能批判，是不要一开始便狂妄自大，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
2.“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下列说法完全属于朱熹观点的一项是
A．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B．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C．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
D．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读书百遍或许不能够做到，但是反复读多遍一定是不可少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清代学者戴震堪称“专精”读书的典范，他对十三经，除了“疏”不尽记得外，经文与“注”全都能够背诵下来，作者认为现在读书做学问的人必须具备这番基础功夫。
B．作者认为，“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强调读书的第一要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而不是急于横加“批判”。
C．鲁迅的话是反封建思想的激愤之词，作者在此引用并不是非议鲁迅，矛头指向的是那些崇尚西洋、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并认为这是一种“创造”的人。
D．发现古书的漏洞，不是初学者能达到的境界，在没有达到相当程度之后，切不可不尊重原著而对古书中的漏洞“硬去看”；或者“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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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原本注重图像。先秦时期的《山海经》记录了很多地理、物产、民俗、宗教、山川鸟兽等内容，本来也有图像，只是在流传的过程中日渐遗失，最终只剩下文字。中国史学，素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宋代的郑樵在《图谱略》中说：“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当然，图像不仅指平面的图画，凡是在平面或是空间构成图形、实体的物体都可以称之为图像。
宋以后，文字气场越来越大，在表现思想方面的长处凸显，与此同时，由于传播相对困难、表意欠缺深度和准确性，图像的重要性日渐式微。这之后，出现过一个可以重拾图像地位的机会，那就是形成于北宋、发达于清朝后期的金石学。金石学是以器物上的铭文和石刻碑碣上的碑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但它的缺憾在于，没有将器物本身的造型，位置等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思想观念的表述来看待。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讲，书法也是一种图像，但远远不够，毕竟那些古代的铜器、石刻，包含了丰富的图像和历史文化信息。
与传统史学不同，国内现代史学始于20世纪初，可以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作为标志。梁启超强调史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并推崇史料的价值。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呼吁重视甲骨文献、简牍文书等地下史料。此外还发现了一批档案文献，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及“八千麻袋”的清宫大内档案等，都将史料利用及史学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
虽然在迭出的新史料中，文学大家们也对图像流露过浓厚的兴趣，但图像在史料中的地位并未发生突破性变化。郑振铎就批评过“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即便这样，郑氏所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免不了只是个“插图本”。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历史研究有了较为宽松的叙述研究环境，图像和历史的交流融合渐趋深入。时下，伴随着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图像和文字能够相互印证。作为史科，文字能蕴含丰富的信息，而图像明显的优点是形象直观。几年前陕西潼关发现一座隋代大墓，后来根据列戟的数量，推断出墓主人为隋太子杨勇。戟是一种武器，也可作为仪仗器、礼器使用。唐代列戟制就是通过施戟杆数的多少来表示其主人身份、地位、等级及权力。《唐六典》中记载：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门，施十六戟……目前已知的墓穴发现都跟文献完全对应，列戟形状也一目了然，对还原当时礼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图像还能让我们认识到从文字资料中不能得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文字描述，这个缺陷就要用视觉资料来填补，比如行人、小贩、工匠、茶客、剃头师、算命先生等三教九流，并非都能载入史册、留下文字印记，而许多画作却能让人体会到芸芸众生之貌、熙熙攘攘之景。
（摘编自摘自孙振华《中国古代图像史料的运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史学研究原本重视图像，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书稿原本有图像，古代的学者常从图中“索像”，从文字中“索理”。
B．宋朝以后，图像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逐渐衰落，是因为图像传播起来比文字困难，并且在表意方面欠缺深刻性和准确性。
C．形象直观是图像作为史料的明显优点，如果图像和文献能够完全对应，就会清晰而具体地还原文字所表现的史学内容。
D．20世纪80年代，重文字轻图像的习惯有所改变，伴随着图像证史渐成风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近代以来，甲骨文献、简牍文书等地下史料，敦煌藏经洞经卷，清宫大内档案等史料的发现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史学的科学化的发展。
B．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师都注重史料，并且史学大师们对图像有着浓厚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图像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C．20世纪初新史学科学的理念、史学大师的呼吁倡导、改革开放后较为宽松的叙述研究环境，促使中国史学的研究不断变更、发展。
D．做为史料，文字能够蕴含丰富信息，图像能够直观再现历史情境，二者相互印证，可以让人们认识到从文字资料中不能得到的历史。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金石学过于注重文字、书法的研究，却忽视了丰富的图像和历史文化信息，所以金石学的兴起没有使图像重拾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B．戟作为礼器，在唐代可以表示主人的身份、地位、等级及权利，研究人员依据《唐六典》的文字记载推断出陕西潼关的隋代大墓应列十八戟。
C．“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受到了郑振铎的批评，可见郑氏对图像史料的重视，但他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仍未将图像作为编著主体。
D．普通百姓的面貌、市井生活的具体情形，很难载入史册，诸如《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画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字资料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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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读书——仕进而成为官僚士大夫，这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了是整个社会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外，与汉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上讲，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学习六经、传授知识为主，在秦汉官僚政治社会里是缺少从政的技能与本领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改造过程，实际上从汉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几位著名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公孙弘，其思想和政治主张，已超出儒家学派的界域．汉武帝为儒生们开启了一条通向仕途之路，这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为儒生们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们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其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而统治者则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因此，一个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是对他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汉武帝在当时虽号称重儒，所重视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孙弘、兄宽那样“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儒生有时侯可以称之为“文学”，而文吏之俗称则为“刀笔吏”．由王充在《论衡．程材》可知，即便是在东汉，世俗仍有轻儒生而高文吏的习气．王充为此而为儒生抱不平，但在客观上也说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确有不如文吏之处，他们在走入仕途时必须要改造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时，一定要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读书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优秀官僚，必须是二者的结合．据《宋书·百官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这四科当中，前两项是对文化修养与道德操守的要求，后两项是对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实也是如此，自汉以后的儒生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过程也是与文吏融合的过程。
在汉代政治舞台的较量中，经过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终打败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之外，文吏们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文吏们以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治国，排斥礼义、仁爱、孝悌等人文道德关怀，严刑峻法，刻薄少恩。由此而反观儒生之从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经过自我改造后也具备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们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一个真正优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仅要使其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还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文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乐业、移风易俗，为汉代树立了一个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还在于他的事迹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优于法家文吏政治之处。它使得这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功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这个士大夫官僚体系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
(选自《新华文摘》2013年19期，有删改)
1.对汉代“儒生打败文吏”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吏们虽在事功方面比儒生强，但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
B．朝廷令郡国限四科举孝廉，引导了儒生自我改造的方向。
C．统治者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文吏未通过严峻考验。
D．儒生们能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
2.下列关于汉初儒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儒生在有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操守的同时，还要具备优秀的管理能力。
B．儒生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
C．儒生属于与文吏有着严格区别的社会群体，世俗有轻儒生高文吏的习气。
D．很多儒生缺少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的能力。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社会原因外，儒生自我改造是根本原因。
B．称儒生为“文学”，称文吏为“刀笔吏”，表明了儒生地位高于文吏。
C．到汉代，儒家士大夫政治终于取代法家文吏政治，形成官僚士大夫体系。
D．蜀守文翁，做到了“安居乐业”“移风易俗”，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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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通过读书──仕进而成为官僚士大夫，这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了是整个社会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外，与汉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上讲，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学习六经、传授知识为主，在秦汉官僚政治社会里是缺少从政的技能与本领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改造过程，实际上从汉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几位著名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公孙弘，其思想和政治主张，已超出儒家学派的界域。汉武帝为儒生们开启了一条通向仕途之路，这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为儒生们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们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其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而统治者则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因此，一个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是对他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汉武帝在当时虽号称重儒，所重视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孙弘、兒宽那样“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儒生有时候可以称之为“文学”，而文吏之俗称则为“刀笔吏”。由王充在《论衡・程材》可知，即便是在东汉，世俗仍有轻儒生而高文吏的习气。王充为此而为儒生抱不平，但在客观上也说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确有不如文吏之处，他们在走入仕途时必须要改造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时，一定要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读书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优秀官僚，必须是二者的结合。据《宋书・百官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这四科当中，前两项是对文化修养与道德操守的要求，后两项是对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实也是如此，自汉以后的儒生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过程也是与文吏融合的过程。
在汉代政治舞台的较量中，经过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终打败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之外，文吏们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文吏们以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治国，排斥礼义、仁爱、孝悌等人文道德关怀，严刑峻法，刻薄少恩。由此而反观儒生之从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经过自我改造后也具备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们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一个真正优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仅要使其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还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文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乐业、移风易俗，为汉代树立了一个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还在于他的事迹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优于法家文吏政治之处。它使得这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功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这个士大夫官僚体系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1.对汉代“儒生打败文吏”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吏们虽在事功方面比儒生强，但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
B．儒生们能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
C．朝廷令郡国限四科举孝廉，引导了儒生自我改造的方向。
D．统治者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文吏未通过严峻考验。
2.下列关于汉初儒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儒生在有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操守的同时，可能缺少优秀的管理能力。
B．儒生属于与文吏有着严格区别的社会群体，世俗有轻儒生高文吏的习气。
C．儒生都缺少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的能力。
D．儒生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称儒生为“文学”，称文吏为“刀笔吏”，表明了儒生地位高于文吏。
B．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社会原因外，儒生自我改造是根本原因。
C．蜀守文翁，做到了“安居乐业”“移风易俗”，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
D．到汉代，儒家士大夫政治终于取代法家文吏政治，形成官僚士大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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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时期诗坛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 如刘禹锡、杜牧、李商隐、 温庭筠等，都创作了许多流传甚广、 的怀古名篇。诗人们面对昔日 的古迹，如洛阳、金陵、邺城等，或者那些历史上称雄一时的帝王陵寝，联想到唐 王朝盛世不再，如同落日余晖般的暗淡，都不禁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如同方回所 说:“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当然，中晚唐诗坛 上之所以怀古诗发达的原因，更在于社会现实对诗人的深切感受。当年歌舞喧天 的繁华城阙，如今却是荒草离离，晚树苍苍。诗人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体验， 来烛照历史的情境，使历史和现实 。在历史中映出现实，在现实中反观 历史。怀古诗在时空感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现实和历史大多被糅合在一起，使 过去和现在的两重时空并置叠映，使人们既能穿越于时间的隧道，在眼前呈现出 当年的光影;又能感知于当下，创造出 的实感。
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A. 脍炙人口 车水马龙 水乳交融 身临其境
B. 脍炙人口 门庭若市 融会贯通 身临其境
C. 喜闻乐见 门庭若市 水乳交融 设身处地
D. 喜闻乐见 车水马龙 融会贯通 设身处地
2.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中晚唐诗坛之所以怀古诗发达的原因，更在于社会现实对诗人的深切感 受。
B. 中晚唐诗坛怀古诗发达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
C. 中晚唐诗坛之所以怀古诗发达的原因，更在于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
D. 中晚唐诗坛之所以怀古诗发达，更在于社会现实对诗人的深切感受。
3.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就是涌现了大量写怀古诗的诗人
B. 就是写怀古诗的诗人大量涌现
C. 就是怀古题材的篇章大量涌现
D. 就是诗人们开始尝试创作怀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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