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永恒的文赤壁
曹 矞
熟悉文史的人皆知,赤壁有文赤壁、武赤壁之别。武赤壁,自然指的是史上曾发生赤壁之战的武昌赤壁;文赤壁,指的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误把黄州赤壁当作赤壁之战古战场,曾于1082年秋冬先后两次游览,写下不朽的诗赋名篇“一词二赋”的地方。
文赤壁自古素有“风景如画”之美誉。至于为何称之为赤壁,说法不一。或许因其山崖陡峭,壁如刀削,犹如城壁一般,且呈赭红色,故称之。或许当年苏轼见当地人把黄州的赤鼻矶叫作“赤鼻”,误把“赤鼻”当“赤壁”,再观其地形酷似,就不曾深究,误认为它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于是,他排遣愁绪,赤壁怀古,寄情于山水之间,撰妙文于笔端,方有了后人击节赞叹不已的千古绝唱。这真是黄州百姓之荣光,实在是个美丽的错误!
如今,慕名而来游览文赤壁的观光客,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驱车到武汉,向东走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湖北黄州的文赤壁。一下车,就可远远望见儒雅文豪苏东坡,那是山坡下一尊高高站立的汉白玉石雕像。为他铸造这么一尊高大石雕,是应该的,苏东坡理所应当是这里的主角。大家纷纷走近前去,仰视这位彪炳千古的大文豪,高兴地和苏东坡合影存照。
我凝视苏东坡良久,他英俊洒脱,气宇轩昂,那眉宇间,襟袍临风处,无不溢出文人雅士的睿智和大度,仿佛他正在拂袖挪步,缓缓走来。正欲上前与之搭讪时,不禁一愣,哑然失笑。
迎面一座山,不高,随同众游人拾级而上。居高临下,山壁下面只剩两池死水。抬头北望,远处才是白茫茫的长江。在宋代,长江就在这座山脚下拍壁奔流的啊,几百年后已淤积成滩,如今滩地上已盖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遥想当年,苏轼就在此地与友人一起两度泛舟游玩,怡情山水,饮酒作乐,感叹过“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试想,他第一次秋游之后,写下《前赤壁赋》;仅仅三个月后的冬天,重游赤壁再写《后赤壁赋》时,就曾感叹“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何况他去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呢?早已星转斗移,时过境迁,江山易改矣。而今虽依然涛声依旧,毕竟江面已远去,古时东坡赤壁以及泛舟游览情景,唯有梦里再现了。
黄州之于苏轼,简直太重要了。黄州是苏轼做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有四年零两个月之久。他大体上做了四件事: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性、激情创作。黄州优美的山水风景,他自身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境遇,给了他无穷的创作源泉。谪居黄州期间,苏轼以挥洒自如的笔力,创造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的生活和新的艺术形象,冲破了艺术樊篱,开拓了诗词歌赋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路子。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多出自黄州,他艺术上的顶峰是在黄州。据悉,在数量上,在黄州写了753篇作品,其中诗歌214首,词79首,散文457篇,赋3篇。在质量上,文学上的代表作有“一词二赋”,书法上的代表作是《寒食帖》。平均每两天一篇,每周3.3篇。乃至饮食上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等名菜也都是他在黄州时发明的。这些都是黄州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哦,对了,包括苏轼的号东坡居士,也是他躬耕于黄州东坡之时取的。东坡是营地,长期无人耕种,是瓦砾之场,不适合耕种。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苏轼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但是他仍然很乐观,很豁达。一个月夜,苏轼拄着拐杖,走在东坡的田间小路上,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小诗《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反而为他营造了创作名篇佳作的主观情绪和客观环境。这真是逆境出成果,逆境造就人才的典范。苏轼个人之不幸,命运的阴差阳错,反而成就了黄州赤壁之大幸,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
苏轼遭遇贬谪,遇厄运而不悲观消沉,失意而不失志,胸襟开阔大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怎不让人敬佩万分?他文如其人,直抒心灵,率直本真,赤壁怀古之赋、之词,皆于悲愤之中更见其旷达情怀。
永远的苏东坡,永恒的文赤壁。《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曾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作为后人的我们,崇敬仰慕苏东坡如此。我们这些后人的后人,自然还会如我们一般敬仰于他,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东坡千古流芳,文赤壁亦随之而名垂千古。
(摘自《中国散文家》,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苏轼把黄州的赤鼻矶称作赤壁,是因为苏轼见当地人把赤鼻矶叫作赤壁,再看它的地形酷似城壁,于是将错就错,把赤鼻矶当成赤壁之战的古战场。
B. 余秋雨认为,苏轼个人之不幸成就了黄州赤壁和中国文学之大幸,使黄州名扬天下,并写下了许多在苏轼一生中最具影响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极重的作品。
C. 作者说苏轼误把黄州赤壁当武昌赤壁是个美丽的错误,是因为苏轼为此写下不朽的诗赋,并使本来默默无闻的黄州赤壁成了游览胜地。
D. 文章叙议结合,先叙后议,既叙述了作者游览文赤壁的经过,又叙写了苏轼被贬黄州的生活场景,时空转换自然,使文章事、理、情融为一体。
2.文章用了不少笔墨写苏轼的雕像,有什么作用?
3.余秋雨说:“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结合文本,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永恒的文赤壁
曹 矞
熟悉文史的人皆知,赤壁有文赤壁、武赤壁之别。武赤壁,自然指的是史上曾发生赤壁之战的武昌赤壁;文赤壁,指的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误把黄州赤壁当作赤壁之战古战场,曾于1082年秋冬先后两次游览,写下不朽的诗赋名篇“一词二赋”的地方。
文赤壁自古素有“风景如画”之美誉。至于为何称之为赤壁,说法不一。或许因其山崖陡峭,壁如刀削,犹如城壁一般,且呈赭红色,故称之。或许当年苏轼见当地人把黄州的赤鼻矶叫作“赤鼻”,误把“赤鼻”当“赤壁”,再观其地形酷似,就不曾深究,误认为它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于是,他排遣愁绪,赤壁怀古,寄情于山水之间,撰妙文于笔端,方有了后人击节赞叹不已的千古绝唱。这真是黄州百姓之荣光,实在是个美丽的错误!
如今,慕名而来游览文赤壁的观光客,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驱车到武汉,向东走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湖北黄州的文赤壁。一下车,就可远远望见儒雅文豪苏东坡,那是山坡下一尊高高站立的汉白玉石雕像。为他铸造这么一尊高大石雕,是应该的,苏东坡理所应当是这里的主角。大家纷纷走近前去,仰视这位彪炳千古的大文豪,高兴地和苏东坡合影存照。
我凝视苏东坡良久,他英俊洒脱,气宇轩昂,那眉宇间,襟袍临风处,无不溢出文人雅士的睿智和大度,仿佛他正在拂袖挪步,缓缓走来。正欲上前与之搭讪时,不禁一愣,哑然失笑。
迎面一座山,不高,随同众游人拾级而上。居高临下,山壁下面只剩两池死水。抬头北望,远处才是白茫茫的长江。在宋代,长江就在这座山脚下拍壁奔流的啊,几百年后已淤积成滩,如今滩地上已盖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遥想当年,苏轼就在此地与友人一起两度泛舟游玩,怡情山水,饮酒作乐,感叹过“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试想,他第一次秋游之后,写下《前赤壁赋》;仅仅三个月后的冬天,重游赤壁再写《后赤壁赋》时,就曾感叹“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何况他去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呢?早已星转斗移,时过境迁,江山易改矣。而今虽依然涛声依旧,毕竟江面已远去,古时东坡赤壁以及泛舟游览情景,唯有梦里再现了。
黄州之于苏轼,简直太重要了。黄州是苏轼做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有四年零两个月之久。他大体上做了四件事: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性、激情创作。黄州优美的山水风景,他自身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境遇,给了他无穷的创作源泉。谪居黄州期间,苏轼以挥洒自如的笔力,创造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的生活和新的艺术形象,冲破了艺术樊篱,开拓了诗词歌赋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路子。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多出自黄州,他艺术上的顶峰是在黄州。据悉,在数量上,在黄州写了753篇作品,其中诗歌214首,词79首,散文457篇,赋3篇。在质量上,文学上的代表作有“一词二赋”,书法上的代表作是《寒食帖》。平均每两天一篇,每周3.3篇。乃至饮食上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等名菜也都是他在黄州时发明的。这些都是黄州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哦,对了,包括苏轼的号东坡居士,也是他躬耕于黄州东坡之时取的。东坡是营地,长期无人耕种,是瓦砾之场,不适合耕种。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苏轼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但是他仍然很乐观,很豁达。一个月夜,苏轼拄着拐杖,走在东坡的田间小路上,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小诗《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反而为他营造了创作名篇佳作的主观情绪和客观环境。这真是逆境出成果,逆境造就人才的典范。苏轼个人之不幸,命运的阴差阳错,反而成就了黄州赤壁之大幸,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
苏轼遭遇贬谪,遇厄运而不悲观消沉,失意而不失志,胸襟开阔大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怎不让人敬佩万分?他文如其人,直抒心灵,率直本真,赤壁怀古之赋、之词,皆于悲愤之中更见其旷达情怀。
永远的苏东坡,永恒的文赤壁。《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曾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作为后人的我们,崇敬仰慕苏东坡如此。我们这些后人的后人,自然还会如我们一般敬仰于他,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东坡千古流芳,文赤壁亦随之而名垂千古。
(摘自《中国散文家》,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苏轼把黄州的赤鼻矶称作赤壁,是因为苏轼见当地人把赤鼻矶叫作赤壁,再看它的地形酷似城壁,于是将错就错,把赤鼻矶当成赤壁之战的古战场。
B. 余秋雨认为,苏轼个人之不幸成就了黄州赤壁和中国文学之大幸,使黄州名扬天下,并写下了许多在苏轼一生中最具影响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极重的作品。
C. 作者说苏轼误把黄州赤壁当武昌赤壁是个美丽的错误,是因为苏轼为此写下不朽的诗赋,并使本来默默无闻的黄州赤壁成了游览胜地。
D. 文章叙议结合,先叙后议,既叙述了作者游览文赤壁的经过,又叙写了苏轼被贬黄州的生活场景,时空转换自然,使文章事、理、情融为一体。
2.文章用了不少笔墨写苏轼的雕像,有什么作用?
3.余秋雨说:“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结合文本,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永恒的文赤壁
曹矞
熟悉文史的人皆知,赤壁有文赤壁、武赤壁之别。武赤壁,自然指的是史上曾发生赤壁之战的武昌赤壁;文赤壁,指的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误把黄州赤壁当作赤壁之战古战场,曾于1082年秋冬先后两次游览,写下不朽的诗赋名篇“一词二赋”的地方。
文赤壁自古素有“风景如画”之美誉。至于为何称之为赤壁,说法不一。或许因其山崖陡峭,壁如刀削,犹如城壁一般,且呈赭红色,故称之。或许当年苏轼见当地人把黄州的赤鼻矶叫作“赤鼻”,误把“赤鼻”当“赤壁”,再观其地形酷似,就不曾深究,误认为它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于是,他排遣愁绪,赤壁怀古,寄情于山水之间,撰妙文于笔端,方有了后人击节赞叹不已的千古绝唱。这真是黄州百姓之荣光,实在是个美丽的错误!
如今,慕名而来游览文赤壁的观光客,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驱车到武汉,向东走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湖北黄州的文赤壁。一下车,就可远远望见儒雅文豪苏东坡,那是山坡下一尊高高站立的汉白玉石雕像。为他铸造这么一尊高大石雕,是应该的,苏东坡理所应当是这里的主角。大家纷纷走近前去,仰视这位彪炳千古的大文豪,高兴地和苏东坡合影存照。
我凝视苏东坡良久,他英俊洒脱,气宇轩昂,那眉宇间,襟袍临风处,无不溢出文人雅士的睿智和大度,仿佛他正在拂袖挪步,缓缓走来。正欲上前与之搭讪时,不禁一愣,哑然失笑。
迎面一座山,不高,随同众游人拾级而上。居高临下,山壁下面只剩两池死水。抬头北望,远处才是白茫茫的长江。在宋代,长江就在这座山脚下拍壁奔流的啊,几百年后已淤积成滩,如今滩地上已盖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遥想当年,苏轼就在此地与友人一起两度泛舟游玩,怡情山水,饮酒作乐,感叹过“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试想,他第一次秋游之后,写下《赤壁赋》;仅仅三个月后的冬天,重游赤壁再写《赤壁赋》时,就曾感叹“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何况他去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呢?早已星转斗移,时过境迁,江山易改矣。而今虽依然涛声依旧,毕竟江面已远去,古时东坡赤壁以及泛舟游览情景,唯有梦里再现了。
黄州之于苏轼,简直太重要了。黄州是苏轼做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有四年零两个月之久。他大体上做了四件事: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性、激情创作。黄州优美的山水风景,他自身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境遇,给了他无穷的创作源泉。谪居黄州期间,苏轼以挥洒自如的笔力,创造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的生活和新的艺术形象,冲破了艺术樊篱,开拓了诗词歌赋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路子。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多出自黄州,他艺术上的顶峰是在黄州。据悉,在数量上,在黄州写了753篇作品,其中诗歌214首,词79首,散文457篇,赋3篇。在质量上,文学上的代表作有“一词二赋”,书法上的代表作是《寒食帖》。平均每两天一篇,每周3.3篇。乃至饮食上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等名菜也都是他在黄州时发明的。这些都是黄州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哦,对了,包括苏轼的号“东坡居士”,也是他躬耕于黄州东坡之时取的。东坡是营地,长期无人耕种,是瓦砾之场,不适合耕种。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苏轼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但是他仍然很乐观,很豁达。一个月夜,苏轼拄着拐杖,走在东坡的田间小路上,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小诗《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反而为他营造了创作名篇佳作的主观情绪和客观环境。这真是逆境出成果,逆境造就人才的典范。苏轼个人之不幸,命运的阴差阳错,反而成就了黄州赤壁之大幸,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
苏轼遭遇贬谪,遇厄运而不悲观消沉,失意而不失志,胸襟开阔大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怎不让人敬佩万分?他文如其人,直抒心灵,率直本真,赤壁怀古之赋、之词,皆于悲愤之中更见其旷达情怀。
永远的苏东坡,永恒的文赤壁。《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曾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作为后人的我们,崇敬仰慕苏东坡如此。我们这些后人的后人,自然还会如我们一般敬仰于他,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东坡千古流芳,文赤壁亦随之而名垂千古。
(摘自《中国散文家》,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最恰当的一项是
A. 苏轼把黄州的赤鼻矶称作赤壁,是因为苏轼见当地人把赤鼻矶叫作赤鼻,再看它的地形酷似城壁,于是将错就错,把赤鼻矶当成赤壁之战的古战场。
B. 作者说苏轼误把黄州赤壁当武昌赤壁是个美丽的错误,是因为苏轼为此写下不朽的诗赋,并使本来默默无闻的黄州赤壁成了游览胜地。
C. 文章叙议结合,先叙后议,即叙述了作者游览文赤壁的经过,又叙写了苏轼被贬黄州的生活场景,时空转换自然,使得文章事、理、情融为一体。
D. 余秋雨认为苏轼个人之不幸成就了黄州赤壁和中国文学之大幸,使黄州名扬天下,并写下了许多在苏轼一生中最有影响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极重的作品。
2.文章用了不少笔墨写苏轼的雕像,有什么作用?
3.余秋雨说:“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结合文本,说说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选择题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选择题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缺少创世神话,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宇宙发生说,也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思维认为宇宙是一永恒的存在。天地万物如何产生、存在,也是古代中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屈原的《天问》最明显地表达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对宇宙起源、构成的兴趣。
中国哲学的主流看法虽然认为天地万物不是永恒存在着的,而是有其发生历史的,但天地万物的发生不是由一个外在于宇宙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万物如果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应该是自生、自然的。如汉代道家宇宙论认为,天地是从虚空中逐渐生成了气,又由气的凝聚而生成天地。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化生出来的。
宇宙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存在着宇宙之内的主宰者吗?回答不是否定的。商周时代承认帝或天为宇宙之内的至上神,但早期中国文明中的“上帝”并不是创造宇宙和人的神,而是在宇宙之内的主宰者,不是宇宙之外的创造之神,而是宇宙之内的事务主宰。就人不是上帝所创造这一点来说,使得在中国文明中“人”的地位必然高于基督教文明中“人”的地位,“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古老观念,表示在气论的背景之下,人可以获得高于宇宙内其他一切事物和生命形式的地位。正如中国哲学中易学哲学所主张的,人是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中国哲学本来就有“与天地参”的传统,人能参与天地化育、参与大化流行,故“参与”论是十分中国的。人既能参与天的生成,又能与天相感相通。
在宋代理学中,也出现了一种主张,如邵雍和朱熹,他们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或天地不是永恒的,它在消灭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宇宙或天地来代替它;同样,在它之前也曾经有一个旧的宇宙或天地存在,而被它代替了。这意味着,一切生成的东西,都会走向消亡。这种生成与消亡借助“气”的聚散来说明,是非常自然的。而在它消亡之后,也一定会有另一个天地按照自然的途径再生成出来,这个循环是没有穷尽的。
在这个意义上,李约瑟称中国的世界观和宇宙模式是“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既是有理由的,却又是不准确的。从新儒学的观点来看,主宰是有的,对于宇宙来说,主宰不是超越的,而是内在的。这个主宰,商周时为“帝”为“天”,但宋代以来,宇宙内的主宰已经被理性化,成为“理”或“天理”,对“理”的推尊成为1000年来成熟的中国文明的主导性观念。理即是宇宙、社会的普遍原理和法则。
宋代朱熹是肯定这一“理”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朱熹说过:“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元代思想家吴澄也是以太极为“道”、为“至极之理”。他说:“太极与此气非有两物,只是主宰此气者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气中而主宰之也。”这种主宰说只是功能意义上的,没有任何实体的意义。
(节选自陈来《中国文明的哲学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虽然中国缺少创世神话,但中国古代哲学思维也表达出对宇宙发生、构成的兴趣,思考宇宙是否是永恒的存在。
B. 中国哲学主流看法认为天地万物不是由一个外在于宇宙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来的永恒存在,而是有其发生历史的。
C. 帝或天在商周时代被承认为宇宙之内的至上神,但并不是宇宙和人的创造之神,而是在宇宙之内事务的主宰者。
D. 基督教有“上帝”创造人而中国却没有“上帝”,这一点使得中国文明中“人”的地位高于基督教文明中的“人”。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与基督教文明不同,中国哲学家认为,世界不是被人格化的上帝创造出来的,而是化生出来的。
B. 宋代邵雍和朱熹提出主流看法外的另一主张,他们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或天地不是永恒的。
C. 从新儒学的观点来看,李约瑟称中国的世界观和宇宙模式是“没有主宰”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D. 宋代以来,有哲学家认为,宇宙之中受到一种主宰的引导和制约,此主宰不是神,而是道或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汉代道家宇宙论认为,天地是从虚空中生成了气,又由气的凝聚而生成天地,天地万物的开始是自生、自然的。
B. 中国哲学中的“三才”说和“与天地参”传统,体现了人可以获得高于宇宙内其他事物和生命形式地位的主张。
C. 朱熹的“理”、吴澄的“道”,都是宇宙之内的主宰,但是这种主宰说只有功能上的意义,没有任何实体的意义。
D. 宋代以来,宇宙内的主宰被理性化为宇宙、社会的普遍原理和法则的“理”,中国文明的主导性观念开始成熟。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载体,经学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可以从文史哲角度研究经学,但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道咸以后,清朝社会政治系统已开始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譬如在与西洋交涉中,曾国藩所一贯主张的“以诚待人”其实并未真正得到遵守。许多中西交涉最终只能以战争形式解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不只是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是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如孙诒让、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后期)、唐文治、梁漱溟等已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极有争议,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人文学科,也包括社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抉发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显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因古礼的原则在汉代以后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深入清理,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一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还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当然,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正在为之努力,期待陆续看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直接原因是自主性的丧失,这使经学学科成为人文学科的附庸。
B.传统经学由于不能应对时局困境,帮助人们解决问题,使得晚清以降中国付出惨痛代价。
C.作者认为未来新经学须融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
D.礼学是经学实践性的最初表现形式,可惜后来逐渐被礼俗取代,失去了礼的精神原则。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分析了经学衰落的原因之后,提出了“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的观点。
B.文中提到曾国藩等人的事例,目的是为晚清经学研究的衰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C.文章从三方面论述经学研究要“发生新变”应该如何着手,这三者是并列关系。
D.作者采用对比手法,论证了“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经学研究要想重新崛起,就必须进行改革,拓宽研究内容,满足其学科的自我要求。
B.能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作新的经典诠释,是经学研究应做且要坚持做的。
C.经学致用是以经的恒常性即常道来应对时代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寻章摘句。
D.当前没有系统通贯的经学史,无法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深入清理,有待今后研究。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