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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的一个特色是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
明代以前,文人的结合往往是具有较多共同特点的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且围绕着一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一个圈子。明初,先后以文坛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和李东阳等台阁文人为核心,其他文人也以趣味相投,自相结合,或窗下切磋以攻文,或林下逍遥以娱老,各文人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相互攻讦的风气。
成化、弘治以后,统治集团日见腐败,词臣的文柄旁落,逐步由“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转变为“操之在下,其权在自立”的局面,也改变了原来台阁创作追求雍容典雅之风。而城市的发达,也有利于文人相对集中,并滋长着一种文酒风流、空疏不学的风气。文人们聚集在一起,往往只是在宴谈谑浪、此唱彼和寻求情感上的沟通和文化上的满足。由于空疏不学,则入主者偏执一端,不可一世,批评他人,抹煞一切;出奴者,便一无定见,随波逐流,容易为时风所左右,为他人所笼络。以弘治、正德年间的前七子为代表,文士的集合改变了过去以兴趣相组合的模式,形成了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这标志着名人流派观念的自觉。但往往由此而造成了“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的局面。万历以后,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党同伐异,本来文艺性、学术性的团体渐渐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团体复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此,明代的文学团体,尽管标榜不同,或以地域分,或以社所名,或以时代称等,但究其性质,主要就是兴趣型、主张型、政治型三大类。当然,这也只是就大致的倾向而言,因为他们大都是一种松散的结合。
明代文学史上,特别受人注目的就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和他们所引起的文学争论。文学争论在分门立户、相互否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暗暗地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变通和发展。如针对前七子师法秦汉古文而积剽袭模拟之弊,“唐宋派”王慎中等在心学和文学通俗化的思潮影响下,提倡学习与明代语言差距较小的唐宋散文,自由地表达作者独立的主体精神,在作品中能见到“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但由于他们过于追求理正法严,不免失之于沉滞,不久就遭到了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反击。但这绝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唐宋派毕竟打破了“文必秦汉”的神话,为后来的公安派的崛起做好了准备,而且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后来也悄悄地肯定了归有光等人的文章,摒弃成见,会通众说,归于和平。这有力地证明了通过争论而取得的“双美”共识。
明代文人集团的林立和各种流派的纷争就这样既是现实创作的反映,又反过来推动了创作与流派的发展;既使作家更加自觉地追求和凸显流派的风神,又使各派的文风在相互交流、相互调剂的过程中沿着相反相成的规律不断演进。沿着这一方向,在以后的文学史上,文人们的集团意识和流派观念更加自觉,更加明确。
(摘编自《明代文学:众多的文学群体及文学的论争》,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明代的文学团体成员往往围绕一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兴趣型集团。
B.前七子入主出奴,改变了过去以兴趣相结合的模式,标志着名人流派观念的自觉。
C.唐宋派提倡学习唐宋散文,它打破了“文必秦汉”的神话,后来也得到了后七子的肯定。
D.明代初期,以一些台阁文人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其文学创作追求雍容典雅之风。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二、三段结合文人群体在不同时期的文学表现,比较详尽地阐释出其大致的类型。
B.文章立足明代文学史,从文学团体类型和流派纷争两方面论述了明代文学的一个特色。
C.文章第四段以文学争论中的相互否定又相互渗透,证明通过争论可以实现“双美”共识。
D.文章大体呈总分总结构,先提出观点,再结合明代文学的特色进行分析,最后进行总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随着文人们的集团意识和流派观念更加自觉和明确,为了追求和凸显流派的风神,文人们会越来越对立,纷争会越来越激烈。
B.统治集团的日见腐败、词臣的文柄旁落和城市的发达,是成化、弘治以后文人以主张相结合形成集团的主要原因。
C.万历以后,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党同伐异,有一定的政治主张,作为有全国影响的团体复社,其鲜明的政治色彩也会影响其文艺性、学术性作品。
D.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后来也悄悄肯定归有光等人的文章,说明不同流派在争论过程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修正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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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的一个特色是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
明代以前,文人的结合往往是具有较多共同特点的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且围绕着一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一个圈子。明初,先后以文坛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和李东阳等台阁文人为核心,其他文人也以趣味相投,自相结合,或窗下切磋以攻文,或林下逍遥以娱老,各文人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相互攻讦的风气。
成化、弘治以后,统治集团日见腐败,词臣的文柄旁落,逐步由“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转变为“操之在下,其权在自立”的局面,也改变了原来台阁创作追求雍容典雅之风。而城市的发达,也有利于文人相对集中,并滋长着一种文酒风流、空疏不学的风气。文人们聚集在一起,往往只是在宴谈谑浪、此唱彼和寻求情感上的沟通和文化上的满足。由于空疏不学,则入主者偏执一端,不可一世,批评他人,抹煞一切;出奴者,便一无定见,随波逐流,容易为时风所左右,为他人所笼络。以弘治、正德年间的前七子为代表,文士的集合改变了过去以兴趣相组合的模式,形成了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这标志着名人流派观念的自觉。但往往由此而造成了“各立门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的局面。万历以后,国事日非,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党同伐异,本来文艺性、学术性的团体渐渐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如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团体复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此,明代的文学团体,尽管标榜不同,或以地域分,或以社所名,或以时代称等,但究其性质,主要就是兴趣型、主张型、政治型三大类。当然,这也只是就大致的倾向而言,因为他们大都是一种松散的结合。
明代文学史上,特别受人注目的就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和他们所引起的文学争论。文学争论在分门立户、相互否定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暗暗地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变通和发展。如针对前七子师法秦汉古文而积剽袭模拟之弊,“唐宋派”王慎中等在心学和文学通俗化的思潮影响下,提倡学习与明代语言差距较小的唐宋散文,自由地表达作者独立的主体精神,在作品中能见到“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但由于他们过于追求理正法严,不免失之于沉滞,不久就遭到了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反击。但这绝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唐宋派毕竟打破了“文必秦汉”的神话,为后来的公安派的崛起做好了准备,而且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后来也悄悄地肯定了归有光等人的文章,摒弃成见,会通众说,归于和平。这有力地证明了通过争论而取得的“双美”共识。
明代文人集团的林立和各种流派的纷争就这样既是现实创作的反映,又反过来推动了创作与流派的发展;既使作家更加自觉地追求和凸显流派的风神,又使各派的文风在相互交流、相互调剂的过程中沿着相反相成的规律不断演进。沿着这一方向,在以后的文学史上,文人们的集团意识和流派观念更加自觉,更加明确。
(摘编自《明代文学:众多的文学群体及文学的论争》,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明代的文学团体成员往往围绕一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兴趣型集团。
B.前七子入主出奴,改变了过去以兴趣相结合的模式,标志着名人流派观念的自觉。
C.唐宋派提倡学习唐宋散文,它打破了“文必秦汉”的神话,后来也得到了后七子的肯定。
D.明代初期,以一些台阁文人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其文学创作追求雍容典雅之风。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二、三段结合文人群体在不同时期的文学表现,比较详尽地阐释出其大致的类型。
B.文章立足明代文学史,从文学团体类型和流派纷争两方面论述了明代文学的一个特色。
C.文章第四段以文学争论中的相互否定又相互渗透,证明通过争论可以实现“双美”共识。
D.文章大体呈总分总结构,先提出观点,再结合明代文学的特色进行分析,最后进行总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随着文人们的集团意识和流派观念更加自觉和明确,为了追求和凸显流派的风神,文人们会越来越对立,纷争会越来越激烈。
B.统治集团的日见腐败、词臣的文柄旁落和城市的发达,是成化、弘治以后文人以主张相结合形成集团的主要原因。
C.万历以后,文人结社多指斥朝政、党同伐异,有一定的政治主张,作为有全国影响的团体复社,其鲜明的政治色彩也会影响其文艺性、学术性作品。
D.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后来也悄悄肯定归有光等人的文章,说明不同流派在争论过程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修正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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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影响与个体的超越
钱志熙
文学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接受群体的影响是其成长的必要条件。中国古代许多重要作家往往与其同时代的文人社会、文人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甚至明显地隶属于某些文学流派、文人团体。这正证明了文学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群体性。这种群体的影响究竟以何种形式对个人文学创作发生作用,它与文学家个人的创造、独立发展之间又是何种关系?这些问题或许可以概括为文学创作中的“群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
研究那些杰出文学家的文学发展道路,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杰出者都曾参与过当时最高水准的文人团体或曾归属于代表着当时文学发展主流的文学流派。他们都曾处身于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和很高文学创作水准的文人群体之中。如屈原与辞赋家群体;曹植与邺下文人集团;谢灵运与门阀士族文人群体;谢朓与永明文学革新集团;庾信与梁朝宫廷文人集团;王维、李白、杜甫与初盛唐之际的诗人群体;欧阳修与洛阳文人集团;苏、黄与北宋后期文人群体。很难想象,若无这些群体的影响和培植,这些作家能取得我们今天所见之崇高成就。研究其创作,发现不仅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与当时基本的文学风尚具有一致性,而且表面上看起来最有独创性的文学风格也与群体的文学倾向有深层的联系。如黄庭坚,早年习魏晋古体诗和中晚唐近体诗,也受到前辈诗人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影响,并通过他们与中唐的韩孟诗派发生关系,又受到庆历之后由学韩孟诗派转为学杜诗的风气影响;元丰以后与苏轼及苏门文人发生关系,比较多地吸取同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可见,即便是像他这样被视为风格上最为出奇创新者,实际上却是与当时整个诗坛的创作风气密切相关的。若不顾及北宋中期诗坛上错综复杂的变化局面,也就很难对黄诗的风格成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可见,处身于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和很高创作水准的文人群体中,乃一位杰出作家艺术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在许多杰出作家的创作经历中,都有过一个与当时的文人群体联系得十分密切的阶段。形成此联系并非外力作用,而是作家自身之需。可以说,这是文学家社会的一种向心力,是文学创作活动具有群体性的一个证明。因此,在古代整个社会社交活动不太活跃的情形下,“以文会友”正是文人社会的一个重要交际原则。因传媒技术高度发达,当今文学家可迅速地接触同期作家的创作且能及时地发表作品,接受整个文学界的反馈。因此,较之于古代文人,当下的文学家反而不大能感觉到文学家社会中社交生活的必要性,文人社会的联系,据此来看,现代比古代反而减少了。
若进一步研究杰出作家与文人群体的关系,还会发现另一个典型现象:进入创作高峰,艺术上趋向全面成熟的阶段,却往往是与其所属的文人群体关系最为疏离之时。如屈原于流放沅湘时创作《离骚》等作品。曹植前期的创作是在邺下文人集团的群体创作氛围中充分接受了同期作家的影响后展开,并成为集团中首屈一指者;但奠定其第一流文学家的地位的还是后期离群独居时的创作。此时他将新兴的文人五言诗与古老的风骚传统重新接续,有为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开源浚流之功。建安作家们群体性格比较外向、乐于合群,这在曹植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所以当他后期被迫独处时,便极为痛苦。他之所以屡次冒着受到更深的猜忌之危上表曹丕、曹叡父子请求重返朝廷,固然是因建功立业之愿望驱使,但跟忍受不了这种孤独也有关系。然而,这种遭遇客观上却令其创作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从而不仅超越了其他建安诗人,而且也超越了其前期创作。谢灵运出守永嘉,也与曹植一样极不愿离群索居,但正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如庾信,在他的时代,南朝文学的水平远高于北朝,但其文学史地位却是在流寓北朝之后奠定的,这时他与南朝的文人群体也几乎完全隔绝。唐宋以来的许多杰出作家,因隐居和贬谪而经常主动或被动地远离人文荟萃之地,远离原先相互切磋、相互推激的群体。但往往于此期间其创作得以大发展。
可见,上述的杰出作家的文学之路都经历了两个过程:前期有机会生活在他们当时最为优秀的文人群体之中充分接受群体的影响,并常常置身于文学发展的主流之中,吸取了时代的基本的文学精神,并将时代的文学风格融化于个人创作中;后期或者说是趋向成熟的时期,则常常因主观或客观的原因脱离了群体,走上了以个体独立发展为主的创作阶段。在中国古代,这样的文学发展道路极富典型意义。这跟中国古代的文教、官吏制度等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有关系。但这只是外因,更内在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一条文学发展道路很好地体现了文学创作中群体性与个体性这一对矛盾统一的关系。
(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古代许多重要作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接受群体的影响是他们成长之必要条件。
B. 中国古代那些杰出文学家在文学发展道路上,几乎都曾有处身于具有浓厚的文学风气和很高文学创作水准的文人群体之中的经历。
C. 许多杰出作家的创作经历中都有一个与当时的文人群体联系得十分密切的阶段。形成此联系既是外力作用,更是作家自身之需。
D. 杰出作家与其所属的文人群体关系最为疏远时,在客观上有益于创作得到独立发展,从而不仅可以超越作家所在群体,而且也能超越作家前期的创作。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文学家的存在具有群体性,这种群体的影响与个人的创造、独立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就是文学创作中“群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
B. 黄庭坚被视为风格上最为出奇创新的诗人,表面上看起来最具有独创性,实际上却是与当时整个群体的文学倾向有深层的联系。
C. 古代文学家重视“以文会友”,、有其特殊的时代因素;当下的文学家不大重视“以文会友”也与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D. 唐宋以来的杰出作家能在远离人文荟萃之地,远离原先相互切磋、推激的群体期间在创作上得到大发展,与屈原、曹植、庾信等文人成功的原因几近一致。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若无当时最高水准的文人团体或代表当时文学发展主流的文学流派等文人群体的影响和培植,古代杰出的文学家不一定能取得当今所见之成就。
B. 杰出文学家进入创作高峰,艺术上趋向全面成熟的阶段,却多发生于与其所属的文人群体关系最为疏离之时,这表明文人个体成长离不开群体哺育,却也能超越群体而出彩。
C. 杰出文学家其文学创作之路所经历的“前期”与“后期”,很大程度是取决于文学家个体的主观选择,过程顺序因人而异。
D. 古代杰出文学家的文学发展道路之所以极富典型意义,外因在于跟当时的文教、官吏制度等社会文化诸因素有关;其内因则是文学创作中群体性与个体性之间矛盾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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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文选》为何不录《兰亭序》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它是中国文学独立和勃兴的标志之一,并由此造就了一门极富民族特色的学问——“文选学”。它自唐初正式被宫廷承认,其后影响日渐扩展。至宋代,更是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唐代以后,《兰亭序》被屡屡刻成法帖,文本又一次次入选不同选本。
“文选学”日趋成为显学,《兰亭序》慢慢成为经典。《文选》既然是文学总集,作品是否入选,还是需要回归文本自身,用文学的标准去衡量。究其原因,《兰亭序》落选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选》是选本,主要选录各种文体的重要作品。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萧统在《文选序》中谈到选择之难:“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文选》收录序共9篇,其中有石崇的《思归引序》。石崇虽是一掷千金的官僚富豪,但其文学成就还是得到后人认可的。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中品,与陆云、陶渊明并列。王羲之组织的兰亭雅集后于石崇的金谷送别57年,且《兰亭序》是模仿石崇《金谷诗序》而为。对比二序,思想和词句确有雷同。既然是仿作,文学价值大打折扣,故不录亦属正常。若以文学价值而论,《金谷诗序》应比《兰亭序》更合适,但若选录石崇两篇,似有过滥之嫌。
二、王羲之文才达不到《文选》收录标准。唐朝以后,王羲之书名、文名日盛,我们今天评论右军先生,容易形成定式和偏见,常常被其“书圣”的光环所左右。故蠡测王羲之的文学成就如何,唐前文献更令人信服。就现有史料来看,时人或南北朝时期论及王羲之同时代人的文学成就,对其只字未提。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作为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关于王羲之同样未见片言只语。
三、王羲之以书法名世,而书法并非“胜事”。《兰亭序》成名,是因唐太宗的推崇和宋人推波助澜造成的。书法对六朝文人而言并非光宗耀祖之业。《世说新语》将能书善画的韦诞、顾恺之列入“巧艺”类中,《颜氏家训》将书法、绘画、卜筮等并列为“杂艺”,这些都显示出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和书法家地位不高。
四、萧统兄弟不认可王羲之的处世行为。王立群先生不止一次强调:“《文选》收录作品概为各种文体之范本。但编选者的文学价值观与爱恶会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萧统、萧纲、萧绎兄弟是梁代文学繁盛的重要参与者与组织者。萧绎在《金楼子》中评论王述与王羲之结怨之事时,抨击右军,认为右军只是“能书”而已,其文学成就在时人和《文选》编辑者看来不足论也。虽不能绝对地说萧统也是如此看待王羲之,但在儒家道统承续上,萧统兄弟应是一致的。
今天考论《兰亭序》入不入《文选》的问题,并不是否定《兰亭序》的文学影响和书法美学价值,而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古人以为美的东西,未必符合今人的审美需求。我们今天认为美的东西,也未必是后人审美的准则,因为世殊事异,环境在变,社会在变,生活不同,审美会存在差异性。
(作者宋战利,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平确的一项是
A. 《昭明文选》是选录有各种文体的文学总集,该书唐初被广泛认可,宋代更是成为经典。
B. 《兰亭序》是王羲之组织兰亭雅集后模仿石崇《金谷诗序》而创作的经典作品。
C. .王羲之的文采不怎么受同时代人待见,得唐宋人认可的《兰亭序》更多的是因其书法成就。
D. 萧统等的文学价值观和爱恶是影响《兰亭序》落选《昭明文选》的重要原因之一。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首先阐述《文选》和《兰亭序》的大致情况,为后文原因的阐述作了必要的说明。
B. 文章从主观、客观等角度在四个方面有理有据分析了《兰亭序》落选《文选》的原因。
C. 文章采用对比方式明确了《兰亭序》的文学价值,也印证了《文选》选录作品的标准。
D. 文章指出《文选》不录《兰亭序》的原因,这就暗示我们《文选》的收录标准并不可信。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一本文集是否选录某个作品,只要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是否符合该文集的选录标准。
B. 萧绎抨击王羲之,只是“能书”而己,从中也可窥见书法艺术家在南朝时的地位不高。
C. 从《兰亭序》落选《文选》的原因看,《兰亭序》的文学价值远远不及其书法美学价位。
D. 因世殊事异,经典传承也需要创新,流传千载的《兰亭序》己不符合当下的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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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宋代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宋词。不过,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实际还是诗歌。这一点从宋代论诗的著作大盛上也能得到证明。
由于一方面宋代文人的性格已经与唐代文人有很大不同,又一方面,唐诗作为一个难以企及的诗歌巅峰也在他们心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撇开宋初沿袭晚唐五代诗风不说,到了宋人有意识地开辟自己的诗风的时代,他们就不能不特别小心地在唐诗之后绕开烂熟的套路去别开生面。只不过,唐诗的影响实在太大,宋代文人没有可能完全绕开前代诗歌的形式与技巧别搞一套。毕竟都是写诗,沿袭传统也毕竟可以作为创新的基础,于是,他们便着意选择了两种唐人虽已开创但尚有开拓余地的路数。一是打散诗歌的节奏、语脉,比前人更多地引入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诗歌的意象变得自然亲切、意脉变得流动顺畅,意境变得平常冲淡,把机智和精巧如盐入水化得了无痕迹,等待读者来体验感悟其中的韵味;二是紧缩诗歌的节奏、语脉,使诗歌向拗峭瘦硬方面再进一层,将生僻语词、典故及特异的句式引入诗中,用陌生化的意象组合、意脉结构引发读者的探究与惊异。他们常把自己的知识与学问加上机智与用心把诗写得十分精致深奥,把意思琢磨得十分含蓄深邃,让人仿佛嚼橄榄似地咀嚼其中的深意。因此,唐诗的丰腴变成了宋诗的瘦劲,唐诗的蕴藉变成了宋诗的深刻,唐诗的通脱变成了宋诗的曲折。大抵唐人的诗重在情韵,而宋诗更费功力,显得精深。有人提起宋诗就以为宋诗有一个统一的风格,或以为它平淡流畅,或以为它拗峭瘦硬,其实各说对一半,宋诗中两种风格并存,任何一种都不足以代表其全体。只是在这两种诗风背后,都有宋人深刻的心思、复杂的心境、细腻的感觉,倒和唐人大不一样。宋代诗歌恰恰就是以这两种语言技巧、两种诗歌风格及其背后的深刻、复杂、细腻摆脱了唐诗的笼罩,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唐、宋诗不同风格的评价,往往因个人爱好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大致激情发越者多喜唐诗,性格沉潜者多爱宋诗。但不管怎么说,宋诗毕竟也另辟了一片天地,在诗歌的语言技巧方面尤有显著的创新与发展,这是不应否认的。
在宋代,词的意境、形式、技巧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五代词虽然从艺人的歌曲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它完全独立并取得与诗体抗衡的地位,却要有待于宋代诗歌“言情”功能的衰退与让位。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看来,个人那些不那么正经和荣耀的情怀不宜于在“言志”的诗中宣泄,而在词中却可以比较自由地流露。“词为艳科”、“词为别体”的观念,实际上成了宋词逃避伦理准则的审查的免战牌和保护伞。虽这种保护也是有限的,却使词得以承担唐诗中的一部分即“簸弄风月”的功能。正是由于宋诗的缺陷,使得词在当代文学中具有了较之前代更重要的意义。即使它在宋代许多文人眼中仍不像诗那样崇高庄严,实际上它已经赢得了与诗相当的文学地位。
——节选自《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概说》
1.下列关于“宋诗”的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A.宋诗相对于宋词来说,更能反映宋代文人的思想性格。
B.宋诗的风格是对晚唐五代诗风的沿袭。
C.宋诗更多地引入了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诗歌的意象变得自然亲切。
D.宋诗在诗歌的语言技巧方面尤有显著的创新与发展。
2.结合文中第二段,下列不能成为“性格沉潜者多爱宋诗”的原因的一项是
A.宋诗作者将机智和精巧如盐入水化得了无痕迹
B.宋诗作者把诗写得十分精致深奥,把意思琢磨得十分含蓄深邃
C.宋诗平淡流畅和拗峭瘦硬的风格
D.宋代诗歌“言情”功能的衰退
3.根据文中提供的信息,下列判断最准确的一项是
A.宋代论诗的著作大盛是宋诗产生的重要原因。
B.宋诗带给人的是瘦劲、深刻和曲折的感受,不同于唐诗,但也是对唐人已有的诗歌路数的开拓。
C.宋代词开始从艺人的歌曲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D.宋词之所以能和唐诗一样受到世人的推崇是因为宋代文人对词的庄严性和正统性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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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戏曲源远流长,饮誉中外,被认为是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瑰宝。宋元时期,戏曲艺术趋于成熟,从明代中后期乃至清初,戏曲更是进入繁荣时期。
文艺繁荣和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在明代中后期,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当时,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从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日益增多。城镇生活不同于农村,农民习惯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各管各的。而城镇居民或营商逐利,或麇聚求职,人际交往机会大大增加,反映到精神生活层面,也出现很大变化。
当城镇居民相对地减少对土地的依附,人际关系相应地紧密,人的自主意识也相应地得到加强。这时候人们对人自身价值的认识以及对正当权益的追求,也相应地日益迫切。文化领域出现了以王学左派为代表的“异端”思想。许多剧作家受到这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思想影响,跳出以戏曲创作自娱自乐的小圈子,更多地思考戏曲应如何针砭现实,促进社会进步的问题。
由明入清,政治和经济状况出现了“天崩地解”的大变动,以王夫之、黄宗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经历国破家亡,痛定思痛。他们既吸取了王学左派某些方面的进步主张,又反对空谈心性,更重视笃行和务实。他们从晚明文风的过分张扬主体性,转而更多地思考社会现实问题,力图借鉴兴亡教训。显然,在明清之际这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出现大变动的时代,讲求情与理合一的思潮让进步剧作家们更多地面对社会现实,同情人民大众,反思历史得失。时代的呼唤,社会的变革,正是推动明清戏曲创作走向繁荣的前提,并为一座座戏曲高峰的出现奠定基础。
明清一些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还在于其作者不片面追求“票房价值”。他们长期观察社会,深入体验人生,认真检索文献。总之,他们严肃认真,苦心孤诣,才搦笔和墨,进行写作。汤显祖从被贬往岭南之初,便在大庾岭一带考察有关女鬼迷人的传说,后又经历几年岭南生活,了解到岭南有异于中原的风土人情,回到遂昌才开始创作《牡丹亭》,写活了柳梦梅这个具有岭南特色的形象。至于《长生殿》,“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成”。孔尚任也说《桃花扇》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又说,从拟作剧本,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凡三易稿而书成”。可见,优秀作家对待创作总是呕心沥血,从不粗制滥造,迎合低俗,这也是其作品一直传演不衰的原因。
(摘编自《明清戏曲高峰的启示》,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在明代中后期,城镇人口日益增多,人际交往机会大大增加,人们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B. 人们对人自身价值的认识以及对正当权益的追求的日益迫切,导致城镇居民相对地减少对土地的依附。
C. 以王学左派为代表的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剧作家,让他们思考戏曲如何关注社会现实。
D. 以王夫之、黄宗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文风上张扬主体性,反对空谈心性,重视笃行和务实。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在论证明清戏曲高峰产生的外在条件时,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B. 文章三、四段以王学左派、王夫之、黄宗羲为例,分析了进步剧作家们经历国破家亡后更多地面对社会现实的转变。
C. 文章第五段采用例证法,论证了明清一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还在于其作者不片面追求“票房价值”。
D. 围绕着明清戏曲的繁荣,文章先总述,接着从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两个方面分析,梳理出繁荣的原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如果没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就不会有文艺的繁荣,特别是明清戏曲的繁荣。
B. 剧作家若不跳出创作自娱自乐的小圈子,就很难让作品针砭时弊,促进社会进步。
C. 一个剧作家不长期观察社会、体验人生、认真检索文献是很难写出经典作品的。
D. 优秀作家对待创作呕心沥血,不粗制滥造,迎合低俗,这值得今天的剧作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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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1.下列对“家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家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种中国式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的关系密不可分。
B. 钱穆先生认为,家学是家教的内容之一,是一个家族希望后世子孙能具备经籍文史学业的修养。
C. 家学的形成有一些途径,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
D.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能为子弟们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这也是家学的一个优势。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先秦时期,朝廷垄断了文化,有“学在官府”之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早期家学形成的源头。
B. 两汉时期的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没有从内容和规模上有所突破,这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不够宽松有关。
C. 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官,也使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发展。
D. 宋代三苏、明代三袁等佳话不胜枚举,体现了家学的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带来的学业与门庭相因相成的结果,促使当时“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
B. 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还得益于同辈之间切磋探讨这一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
C. 王廙绘制《孔子十弟子图》来激励王羲之,表明家学中不仅重视传授学识技艺,也重视道德品行的培养。
D. 钱学森晚年提出“钱学森之问”或许与他四岁开始就受家学影响有关,这表明家学传承的结果优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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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绿林与侠为同源所出,这个“源”就是战国时期以墨家为代表的武士集团。“士”是先秦时期一个极为活跃的社会群体。在春秋以前,知识为贵族垄断,“士”主要指那些从平民中分化出来的以作战为主、以耕田为辅的社会阶层。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局面解体,使部分平民有了接受文化知识的可能。于是“士”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士人从习武转向习文,如孔子,这就是早期的“儒士”。另一些没有分化出去的武士仍然保持尚武传统和强悍性格,并不断汲取民间文化营养向前发展,这便是“侠士”的萌芽。从此以后,“儒”与“侠”便成为代表两种不同人格内涵的文化模式角逐在历史舞台上。双方都不满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很不一样。儒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全力恢复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秩序和礼乐文化;墨家的目标则很模糊,他们提出的“兼爱”和“非攻”实际上只是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国,于是他们便以行侠的方式去破坏现存秩序。在先秦时期,墨家与儒家的地位是平分秋色的,人们每以儒墨并称。但这两种学说在秦亡以后便处于截然不同的境地:儒被独尊为正统文化的代表,墨则被排挤而成为民间文化精神的根源。儒家的正统地位决定了它不仅为士人言行的准则,而且它的理论学说本身也被后人完善和补充着;墨家在被取缔后,其理论学说便基本湮灭,主要以精神渗透与积淀的形式对后代的绿林侠客产生观念和行为上的影响。
战国时期的武士有人身的自由权,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阶层。他们以“舍生取义”的态度看待个人生命与重名好义的关系,随时准备为能证明其“义”的一切惊天动地的事业而献身,他们所追求的是存在于现实世界又具有超现实的高尚而纯洁的道德目标。这种精神是包括绿林好汉在内的后代侠士的重要内驱力之一。
秦统一以后,中国成为专制的一统帝国,它已经不允许那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社会阶层的存在。所以,从这时开始,侠士使出现了分化:一是投向贵族,一是转向平民。随着分化的深入,侠的贵族化使它日益成为贵族生活方式的点缀,因而日益萎缩;而侠的平民化,特别是它与绿林的合流,使其找到了一种生存的土壤,因而愈加发展起来。
如果说汉唐间武侠贵族化的倾向要稍大于平民化倾向,那么到了宋代,武侠之风在上层社会几乎已经没有市场,而被挤向了民间,挤向了山林。这是因为,以兵变形式夺取最高权力的宋代统治者,鉴于五代十国频繁政变的教训,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再加上北宋中期以后的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使不少人铤而走险,亡命江湖。同时,城市经济的繁荣,造就了日益扩大的市民阶层,为绿林活动创造了社会基础;大量的江河湖泊和山脉森林则为义军和土匪提供了栖身和活动的场所。这些大大小小的林立山寨不仅蔓布四方,构成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网络,而且在各个网络中,绿林好汉的组织形态、各种仪式及绿林的观念意识等,也都将绿林文化推向了巅峰状态,并构成了中国正统文化外围的一个亚文化圈。
宋代以后绿林豪杰仍不乏其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自成。推翻明王朝的事实,已经证明绿林事业的巨大能量。但入清以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各种变化,绿林活动又重新被统治者利用,各地设立的镖局和职业刺客的出现说明了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扣外族的入侵,绿林活动才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出现了白莲教、太平军、义和拳等声势浩大的活动。它与镖师、刺客的活动并存或转化,表明了绿林活动在后期的复杂化。
(节选自《绿林文化的渊源与演变》,有删改)
1.下列关于绿林文化演变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春秋时期“士”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成为儒士,另一部分则继续保持了尚武传统和强悍性格成为“侠士”的萌芽。
B.战国时期武士奉行“舍生取义”的人生态度,追求高尚而纯洁的道德目标,这一精神成为后代绿林好汉的重要内驱力。
C.秦统一中国后,侠出现分化,侠的贵族化使其日益衰落,而平民化使其日益发展,这标志着绿林文化的正式形成。
D.清朝镖局与职业刺客的出现意味着绿林活动为统治者利用,它们和白莲教、镖师、刺客等活动的并存或转化,表明绿林活动复杂化。
2.下列对绿林文化在宋代民间得到发展的原因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宋朝统治者采用崇文抑武的治国政策,武侠之风在上层社会几乎没有市场,绿林活动被迫纷纷转向民间。
B.不少平民亡命江湖壮大了绿林队伍,城市经济的繁荣扩大了市民阶层,为绿林活动发展创造了社会基础。
C.大量的江河湖泊和山脉森林,有利于义军和土匪的栖身和活动,客观上为绿林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
D.绿林活动蔓布四方构成了社会的特殊网络,绿林文化蓬勃发展,构成了中国正统文化外围的亚文化圈。
3.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春秋时期政治秩序和礼乐文化遭到破坏,部分平民有了接受知识的机会,这为“士”的习文与习武的分化创造了条件。
B.儒与侠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有所不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人格内涵的文化模式,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C.秦朝的灭亡使儒墨两种学说的地位从大致相当走向截然不同,墨家理论基本湮灭,只能以精神渗透和积淀形式来发挥影响力。
D.虽然历朝历代绿林活动的发展情况各有不同,但绿林活动一直对社会有一定影响,绿林事业有时甚至可能使江山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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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1.下列对“家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家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种中国式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的关系密不可分。
B. 钱穆先生认为,家学是家教的内容之一,是一个家族希望后世子孙能具备经籍文史学业的修养。
C. 家学的形成有一些途径,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
D.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能为子弟们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这也是家学的一个优势。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 先秦时期,朝廷垄断了文化,有“学在官府”之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早期家学形成的源头。
B. 两汉时期的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没有从内容和规模上有所突破,这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不够宽松有关。
C. 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官,也使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发展。
D. 宋代三苏、明代三袁等佳话不胜枚举,体现了家学的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带来的学业与门庭相因相成的结果,促使当时“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
B. 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还得益于同辈之间切磋探讨这一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
C. 王廙绘制《孔子十弟子图》来激励王羲之,表明家学中不仅重视传授学识技艺,也重视道德品行的培养。
D. 钱学森晚年提出“钱学森之问”或许与他四岁开始就受家学影响有关,这表明家学传承的结果优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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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面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还未有定论的作品和问题,这些是文学进程中的基本肌理,也是一切理论探讨的立足点。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如果不以文学批评为基础,多半会成为空论,而不是有血肉的学问。
然而,很多人做文学批评,缺少对作家整体性把握。仅评一部作品,或者只研究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整体面貌。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评论,但如果不研究他的散文,对作家的理解就不完整了。如果不能整体性把握一个作家的作品,就不太容易把文学批评做好。
批评还应有文体意识,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批评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文章所涉及的很多作品,你也许没有读过,但是他的批评文章也具有独立价值。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你会发现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通信也可当作批评文字发表出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有用信息。
李健吾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有与写作者对话的态度。所以,李健吾的批评是艺术的,语言是真诚敦厚的,他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即为寻美的批评实践,显然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李长之也认为,一个批评家要完成对一部作品的批评,首先要有理解力,其次要有褒贬,再次要提出正面主张。可是,现在批评界最活跃的精神,更多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因此,写文学批评应心胸坦荡,存肯定之心,张扬一种生命理想,才能不伤文学,也不伤自己。
批评不仅要呈现一个有体温的价值世界,同时也要创造一种新的批评语言,那种“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的语言——所谓批评的文体意识,主要就体现在批评语言的优美、准确并充满生命感悟上,而不是那种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学问、其实毫无文采的材料堆砌。批评是艺术,也有对精神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的独立要求,它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
理想的文学批评,正是艺术感觉、宽阔视野、通达学识和优美表达的结合。
(2017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批评是有思想的艺术》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文学批评只针对未定论的作品展开,因此,它是文学领域里理论研究的基础。
B. 考勒几与李长之主张的共同之处在于努力发现作品的优点,视批评为寻美实践。
C. 文学批评家应该具备坦荡的心胸和存肯定之心的素养,还要能够张扬生命理想。
D. 文学批评的语言,应该优美、准确,充满生命感悟,不可卖弄学问炫耀文采。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提到批评家与批评家、作家间的书信,意在强调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价值。
B. 文章先指出文学批评的基础性地位,再针对批评中的问题论述,提出自己的看法。
C. 文章以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为立论的前提,重点论述批评的整体把握、文体意识等。
D. 文章最后一段总结全文,阐述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意在引导文学批评健康发展。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只有从整体上把握作家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对作家的理解才可能是完整的。
B. 文学批评不仅要关注所批评的作家、作品,还要提升批评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C. 文体意识可能会催生艺术感觉、宽阔视野、通达学识和优美表达相结合的文学批评。
D. 如果文学批评不再“尖酸刻薄、耍小聪明”,批评就会公正客观,受到作家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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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经过长期历史文化积淀,柳在古代诗歌中具有了丰富的意蕴,如摹春光、写离情、抒乡思等。
B. 在诗人白居易、欧阳修的笔下,虽误把柳称作杨柳,但这并未影响到诗意的准确表达。
C. 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众多意象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柳意象在《诗经》中就已出现。
D. 古人常借柳表达对离人的相思和对家园的思念,是因为“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按时间先后顺序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丰富含义展开论述,阐述了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B. 文章层次清晰,先论述了杨柳与柳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古诗词中柳意象的涵义进行了阐述。
C. 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大量引用古典诗词,在增强说服力的同时,也使文章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D. 文中引用许浑“蒹葭杨柳似汀州”诗句,意在证明“柳”在古代具有乡思的意象内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从杨树与柳树在外形方面具有的不同特征可知,把杨柳作为两种树的合称确有不妥之处。
B. 隋炀帝“御笔赐柳姓杨”的传说并无确切根据,因而不能作为古诗词中“杨柳”皆指柳的证据。
C. 无论是许浑、冯延已,还是刘禹锡等,都有写柳的诗句,可见柳意象在古诗中广泛存在。
D. 柳在古代诗歌中可作为隐者的象征,与陶渊明辞官归隐,种柳于屋旁,自号“五柳先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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