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对于《诗经》的评论被称为“诗教”观,这也是“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B.“兴观群怨”体现了重“教”也重“诗”的文艺观,是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
C.立足于现实生活,强调社会教化意义,这是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
D.“诗言志”的文艺传统、自古以来的文艺理论,都是孔子文艺思想影响的产物。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首段通过引用孔子对《韶》《武》的评价,论证了孔子更重文艺内容的观点。
B.文章通过举例论证,阐述了“教”与“诗”的辩证关系,强调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C.文章基于延续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论述了“诗教”观对于重塑当代文化的意义。
D.文章以孔子“诗教”观对传统文艺有重大影响为前提,论述了孔子文艺观的特色。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更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当时的社会理想息息相关。
B.从社会功用层面看,“诗教”的文艺观强调“诗”的文艺审美,也是为了更好地“教”。
C.“诗教”文艺观的“在地性”体现了“教”的层面,“会通性”体现了“诗”的层面。
D.重塑当代中国文化,须从社会教化的“教”,逐渐过渡到尊重文艺自身审美规律的“诗”。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立足于现实生活,强调社会教化意义,这是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
B.“兴观群怨”体现了重“教”也重“诗”的文艺观,是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
C.孔子对于《诗经》的评论被称为“诗教”观,这也是“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D.“诗言志”的文艺传统、自古以来的文艺理论,都是孔子文艺思想影响的产物。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段通过引用孔子对《韶》《武》的评价,论证了孔子更重文艺内容的观点。
B.文章以孔子“诗教”观对传统文艺有重大影响为前提,论述了孔子文艺观的特色。
C.文章基于延续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论述了“诗教”观对于重塑当代文化的意义。
D.文章通过举例论证,阐述了“教”与“诗”的辩证关系,强调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孔子更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当时的社会理想息息相关。
B.重塑当代中国文化,须从社会教化的“教”,逐渐过渡到尊重文艺自身审美规律的“诗”。
C.“诗教”文艺观的“在地性”体现了“教”的层面,“会通性”体现了“诗”的层面。
D.从社会功用层面看,“诗教”的文艺观强调“诗”的文艺审美,也是为了更好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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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对于《诗经》的评论被称为“诗教”观,这也是“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B.“兴观群怨”体现了重“教”也重“诗”的文艺观,是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
C.立足于现实生活,强调社会教化意义,这是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
D.“诗言志”的文艺传统、自古以来的文艺理论,都是孔子文艺思想影响的产物。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首段通过引用孔子对《韶》《武》的评价,论证了孔子更重文艺内容的观点。
B.文章通过举例论证,阐述了“教”与“诗”的辩证关系,强调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C.文章基于延续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论述了“诗教”观对于重塑当代文化的意义。
D.文章以孔子“诗教”观对传统文艺有重大影响为前提,论述了孔子文艺观的特色。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更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当时的社会理想息息相关。
B.从社会功用层面看,“诗教”的文艺观强调“诗”的文艺审美,也是为了更好地“教”。
C.“诗教”文艺观的“在地性”体现了“教”的层面,“会通性”体现了“诗”的层面。
D.重塑当代中国文化,须从社会教化的“教”,逐渐过渡到尊重文艺自身审美规律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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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孔子对 《诗经》评论中所包含的文艺观被称为“诗教”观,这也是“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B.“兴观群怨”体现了重“教”也重“诗”的文艺观,是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
C.立足于现实生活,强调社会教化意义,这是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
D.“诗言志”的文艺传统、王昌龄等人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孔子文艺思想影响的产物。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段通过引用孔子对《韶》《武》的评价,论证了孔子更重文艺内容的观点。
B.文章通过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阐述了“教”与“诗”的辩证关系,强调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C.文章基于延续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论述了“诗教”观对于重塑当代文化的意义。
D.文章以孔子“诗教”观对传统文艺有重大影响为前提,文章通过对孔子文艺观的特色的阐释,得出了孔子”诗教”观对传统文艺有重大影响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孔子更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当时的社会理想息息相关。
B.从社会功用层面看,“诗教”的文艺观强调“诗”的文艺审美,也是为了更好地“教”。
C.“诗教”文艺观的“在地性”体现了“诗”的层面,“会通性”体现了“教”的层面。
D.文章阐述了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结尾虽然强调了"诗"的重要性,但纵观全文,重“教”重“诗”,文章论述的中心是以“教”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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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入。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休谟的同情原理也认为,父子间的同情是最易发生的。黑格尔一方面认为修身是成为抽象的人的基本条件,“正是这种反省意识,使一个人真正地走向了主体阶段”,另一方面认为实现抽象的人的理念必须要在伦理阶段,而“在伦理的阶段,最自然、最直接的便是家庭”,同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官“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予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仁学”是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B.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通过“能取近譬”,成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C. 西方思想家如休谟和黑格尔等人,和孔子一样看到了亲情在政治伦理实现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作用。
D. 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思想家认为要平等地“爱一切人”,而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则表现为爱“君子”,恶“小人”。
2.下列对孟子思想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孟子在“仁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义”学,其主体是“良能”“良知”的性善思想和“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
B. 孟子以性善作为其仁义思想的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
C. 孟子认为,如果每一个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的性善,就能实现他主张的政治伦理“义学”。
D. 孟子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性善不是政治伦理思想的绝对基础,故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道德情感为基础,孟子以性善为基础,荀子则以性恶为基础,他们一起构建了儒家共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
B. 荀子创立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学,其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
C. 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产生的,所以,道德主体自身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D. 孟子和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共同的来源,但其所基于的条件则完全相反,因此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也不一样。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每个3分,共9分)
孔子对民生问题是重视的,但语焉不详。孟子则把孔子的仁学落实到政治的措施上,要求社会统治者和管理者在解决民生基本问题上体现仁民爱物的思想感情,中国近代的民生主义即发源于此。
首先,要“制民之产”,使百姓丰衣足食。仁政最核心的内容便是解决好民众的吃穿问题,使他们的物质生活有起码的保障。其次,“省刑罚薄税收”,人民的负担要有一个限度,过此即有灾难,所以要省刑罚,必须薄税敛。第三,救济社会上孤苦无援者。第四,加强教育,德化民俗。孟子认为要在富民的同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民去恶从善,形成礼义之风。这样,社会才有秩序,人民才会有真正的安宁寿福。
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没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
孔子讲过“民无信不立”的话。孟子则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提出“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就是民为邦本的思想。
孟子相信天命,但他把天命化为民意,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用民本思想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天命论,大大提高了民众的地位。他引《太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的感受和意志,体现了上天的精神,“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王只要能使百姓满意,就等于服从了天命。孟子用民众的意志代表天命,从而限制君王的意志,“君权天授”变成了“君权民授”。
孟子提出了一个超越同时代人的口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口号一经提出,便使社会震动,响彻了两千多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这个“民贵君轻”的说法,在先秦诸子之中是极为罕见的,它肯定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对于君权至上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冲击力。按照孟子这一思想来设立政治体制,至少能发展出开明的君主立宪制。这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孟子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中国士人的独立性格,提升了士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建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
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完全是相对的,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士可以为明君而死,但不必为昏君而死。暴虐之君可以被废除诛讨,所以他不赞成愚忠。他认为明君必须“贵德而尊士”,“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这样,孟子就大大提高了士君子的社会地位。
孟子刻画了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气象,此即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的气度是何等的雄伟宏大,富贵、贫贱、威武这三样东西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节,在生死考验面前能“舍生而取义”,最后成全自己完美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为了社会进步事业而“成仁”、“取义”的志士仁人是很多的,他们的思想多少都受到孟子的影响。
对于我们来说,孟子的思想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如能认真开发而运用,对于今天人性的改良,社会的治理,民族的复兴,将有莫大的助益。
(选自牟钟鉴《从孔子到孟子》,有删节)
1.下列对于孟子“仁政”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孔子和孟子都很重视民生,但孔子的论述模糊、零散,相比之下,孟子的“仁政”思想更清楚,更具体,更有条理,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B.孟子不仅继承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提出了具体施政要求。
C.孔子关于民生的论述虽然语焉不详,但它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所以,也理应把它看做是中国近代民生主义思想源头的一部分。
D.与要求保障基本民生、减轻百姓负担、保护和救济社会弱势群体相比,孟子的仁政更强调用孝悌之义对百姓实行道德教化,以确保社会秩序。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和“君权民授”的新天命论,都充分体现了孟子对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的前所未有的重视。
B.西欧和日本等国之所以能发展并保留成熟的君主立宪制,是因为这些国家比中国封建王朝更能接受孟子的学说,更愿意放弃君权至上的封建制度。
C.孟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一套立命处世的高标准,不仅确立了中国士人的独立的人格,而且提升了士人的精神境界。
D.孟子重新阐释了君臣关系,认为士可以为明君而死,但不必忠于昏君,暴虐之君可以被废除诛讨,这已经具有了朴素的平等和民主思想色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孟子重视和强调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这不仅在儒家代表人物中是最突出的,而且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也是很少见的。
B.孟子的仁政学说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中山近代革命思想中的民生思想和民权思想也都从孟子那里汲取了精华。
C.孟子宣扬的“舍生而取义”人格已经成为一种完美人格和优秀精神的坐标,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
D.孟子的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只要我们认真开发、运用,就必定会对今天人性的改良、社会的治理和民族的复兴产生巨大的助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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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孔子对民生问题是重视的,但语焉不详。孟子则把孔子的仁学落实到政治的措施上,要求社会统治者和管理者在解决民生基本问题上体现仁民爱物的思想感情,中国近代的民生主义即发源于此。
首先,要“制民之产”,使百姓丰衣足食。仁政最核心的内容便是解决好民众的吃穿问题,使他们的物质生活有起码的保障。其次,“省刑罚薄税收”,人民的负担要有一个限度,过此即有灾难,所以要省刑罚,必须薄税敛。第三,救济社会上孤苦无援者。第四,加强教育,德化民俗。孟子认为要在富民的同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民去恶从善,形成礼义之风。这样,社会才有秩序,人民才会有真正的安宁寿福。
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没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
孔子讲过“民无信不立”的话。孟子则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提出“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就是民为邦本的思想。
孟子相信天命,但他把天命化为民意,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用民本思想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天命论,大大提高了民众的地位。他引《太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的感受和意志,体现了上天的精神,“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王只要能使百姓满意,就等于服从了天命。孟子用民众的意志代表天命,从而限制君王的意志,“君权天授”变成了“君权民授”。
孟子提出了一个超越同时代人的口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口号一经提出,便使社会震动,响彻了两千多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这个“民贵君轻”的说法,在先秦诸子之中是极为罕见的,它肯定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对于君权至上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冲击力。按照孟子这一思想来设立政治体制,至少能发展出开明的君主立宪制。这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孟子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确立中国士人的独立性格,提升了士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建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
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完全是相对的,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士可以为明君而死,但不必为昏君而死。暴虐之君可以被废除诛讨,所以他不赞成愚忠。他认为明君必须“贵德而尊士”,“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这样,孟子就大大提高了士君子的社会地位。
孟子刻画了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气象,此即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的气度是何等的雄伟宏大,富贵、贫贱、威武这三样东西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节,在生死考验面前能“舍生而取义”,最后成全自己完美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为了社会进步事业而“成仁”、“取义”的志士仁人是很多的,他们的思想多少都受到孟子的影响。
对于我们来说,孟子的思想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如能认真开发而运用,对于今天人性的改良,社会的治理,民族的复兴,将有莫大的助益。
(选自牟钟鉴《从孔子到孟子》,有删节)
1.下列对于孟子“仁政”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孔子和孟子都很重视民生,但孔子的论述模糊、零散,相比之下,孟子的“仁政”思想更清楚,更具体,更有条理,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B.孟子不仅继承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提出了具体施政要求。
C.孔子关于民生的论述虽然语焉不详,但它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所以,也理应把它看做是中国近代民生主义思想源头的一部分。
D.与要求保障基本民生、减轻百姓负担、保护和救济社会弱势群体相比,孟子的仁政更强调用孝悌之义对百姓实行道德教化,以确保社会秩序。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和“君权民授”的新天命论,都充分体现了孟子对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的前所未有的重视。
B.西欧和日本等国之所以能发展并保留成熟的君主立宪制,是因为这些国家比中国封建王朝更能接受孟子的学说,更愿意放弃君权至上的封建制度。
C.孟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一套立命处世的高标准,不仅确立了中国士人的独立的人格,而且提升了士人的精神境界。
D.孟子重新阐释了君臣关系,认为士可以为明君而死,但不必忠于昏君,暴虐之君可以被废除诛讨,这已经具有了朴素的平等和民主思想色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孟子重视和强调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这不仅在儒家代表人物中是最突出的,而且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也是很少见的。
B.孟子的仁政学说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中山近代革命思想中的民生思想和民权思想也都从孟子那里汲取了精华。
C.孟子宣扬的“舍生而取义”人格已经成为一种完美人格和优秀精神的坐标,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
D.孟子的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只要我们认真开发、运用,就必定会对今天人性的改良、社会的治理和民族的复兴产生巨大的助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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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4题。(12分
儒家哲学的核心
儒家的人的哲学的核心是仁学。孔子赋予仁以新的意义,使之成为人所特有的普遍品德和最高价值。个人总是生活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中,构成人类的群体生活,仁就是规范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的伦理原则。人类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在群体生活中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至于什么是仁,孔子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应强调的是仁的一般意义,即孔子在回答樊迟问仁时所说的“泛爱众”。“爱人”是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最高原则,也是仁的实质所在。这种爱首先源自对亲人的爱,然后扩大到爱其他人。在他看来,仁是人人都可具有的,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所以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得更清楚,“仁也者,人也”,直截了当地把仁和人性等同起来了。
关于人性的讨论是先秦时期各个哲学学派注意的焦点之一,对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孔子认为,人性基本上是相似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似乎主张一种自然平等论,即人天生都有同样的人性,人与人的差别是后天造成的,是由于不同的环境因素和个人的努力。儒家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把教育看作发展人性的最重要手段。因为人性基本上相同,所以所有人都应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即所谓“有教无类”。在这方面,孔子的主张与柏拉图有很大不同,因为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认为人生来是不平等的,只有少数精英分子才应获得最好的教育。人的高度可塑性是儒家的基本看法,即认为通过教育和个人努力学习,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在道德和才能方面成为卓越的人。
孔子的仁学标志着中国哲学思想中自我意识的开始。人作为主体取得了主动性和独立性,“自我”被确立起来了。这种作为主体的自我并非源自主客体的一分为二或人与自然的分裂,而是源自“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仁必须在人和他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但仁的起点和体现总是在个人自己身上。孔子在解释仁的本质时指出,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因此,仁的标准就在自己心中,人作为道德的主体,按自己内心的愿望去行事,而不是受外界强制性力量的约束。实行仁是高度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同时又是一个人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儒家认为,人的本质是仁,但要达到这一道德品质必须通过后天的“修己”和不断努力学习。一个人的自我道德完善完全要靠自己,除了学习还要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检查、反省,及时改正。但“修己”而达到个人道德完善并不是最终目标,还需把仁推广给别人,即所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把仁的原则应用于广大人群,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互相爱护和尊重。爱他人也不是单纯的同情,而是要做有益于人的实事,给众人带来福祉。从自身做起,推广到家庭、社会、国家,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实施仁的整个过程。儒学经典之一《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公式长期以来被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所遵奉,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起过很大的影响。
儒家的人的学说重视人格的塑造,强调保持崇高的精神境界,自尊自爱,不屈不挠,为道德理想而献身。“匹夫不可夺志”,即使是普通人也都有自己的志向和尊严,不容他人剥夺。而要成为大丈夫则更需历经各种艰苦磨炼而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人格。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甚至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必要时可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儒家所推崇的这种人格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为祖国的崇高事业而献身。这些都是儒家的人的学说的积极意义。
(有删节)
1.下列对文章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
A.人类在群体生活中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而一般动物虽然也有群体生活,但并不遵循任何伦理原则。
B.孔子认为“仁”就是“泛爱众”, 这种爱源自对亲人的爱,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既有恻隐之心,也给人带来福祉。
C.儒家的人的学说重视人格的塑造,强调保持崇高的精神境界,儒家的仁学通过人与他人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来确立自我意识。
D.孔子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揭示仁的本质的积极意义,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揭示仁的本质的消极意义。
2.下列能体现儒家“仁学”思想的诗句的一项是 ( )
A.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
B.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
C.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
D.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
3.孔子为什么主张“有教无类”?结合文本内容简要分析。
4.从全文看,儒家的人的学说的积极意义有哪些?请分点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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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对孔子仁学的重新解读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为了不使“仁民”“爱物”的思想流于空疏,孔子提出了“畏天命”(《季氏》)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天命”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畏天命”,是孔子在为人的意志自由划界。在孔子看来,要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胆大包天、肆意妄为,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畏天命”观念中蕴涵着某些宿命论的因子。
孔子认为,君子之所以“畏天命”,是因为君子“知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而“知天命”并非是指对天命有着清晰、透彻的理解或预测,而是意味着只有知晓了何谓“天命”,即觉解到人的自由的界限,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感知到“天命”的存在及其对人事的作用,而且还意识到这种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被人真正知晓。既然天命难知,也就自然要“畏天命”了。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孔子在大自然面前具有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孔子对“天命”神秘性的认知、敬畏,并没有将其引向神秘主义。孔子从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知“天命”之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或者放弃对天命的追问。孔子终身都致力于学习,并且还辩证地意识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与“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孔子从未因为“畏天命”而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的依赖或畏惧,他更多的是在对“天命”的反省、审视、考问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究天人之际”中的那份主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的有限的生命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
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今人走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怪圈,具有启迪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人类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置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兼顾,但这种兼顾,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的生态观,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1.对孔子提出的“畏天命”观念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畏天命”观念是孔子基于对“天命”的认识提出来的。
B.“畏天命”告诉人们,要敬畏自然,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C.面对“天命”,孔子是无力又无奈的,因此,他的“畏天命”观念包含着宿命论成分。
D.“畏天命”观念表现了孔子在大自然面前的明智和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2.对文中孔子的“人”与“天命”的关系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能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
B.孔子意识到了“天命”的存在、对人事的作用及前二者的神秘性,所以要“畏天命”。
C.“天命”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从而放弃对天命的追问,放弃人的主动性。
D.孔子提出的“学”与“思”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
3.下面的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泛爱众而亲仁”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将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自然万物。
B.“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因为“小人”不努力学习,没有知识,无知者无畏。
C.在强大的“天命”面前,孔子提出“畏天命”思想,还是没有摆脱“自然中心论”的怪圈。
D.本文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仅要强调人类利益,更要注重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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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仁学的重新解读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一一“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为了不使“仁民”、“爱物”的思想流于空疏,孔子提出了“畏天命”(《季氏》)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天命”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畏天命”,是孔子在为人的意志自由划界。在孔子看来,要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胆大包天、肆虐妄为,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畏天命”观念中蕴含着某些宿命论的因子。
孔子认为,君子之所以“畏天命”,是因为君子“知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而“知天命”并非是指对天命有着清晰、透彻的理喻或预测,而是意味着只有知晓了何谓“天命”,即觉解到人的自由的界限,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感知到“天命”的存在和对人事的作用,而且还意识到这种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被人真正知晓。既然天命难知,也就自然要“畏天命”了。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孔子在大自然面前具有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孔子对“天命”神秘性的认知、敬畏,并没有将其引向神秘主义。孔子从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知“天命”之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或者放弃对天命的追问。孔子终身都在致力于学习,并且还辩证地意识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与“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孔子从未因为“畏天命”而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度的依赖或畏惧,他更多地是在对“天命”的反省、审视、考问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究天人之际”中的那份主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的有限生命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
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令人走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怪圈,具有启迪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人类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弃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兼顾,但这种兼顾,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的生态观,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1.对孔子提出的“畏天命”观念的表述,不止确的一项是( )
A.“畏天命”观念是孔子基于对“天命”的认识之后提出来的。
B.“畏天命”告诉人们,要敬畏自然,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C.面对“天命”,孔子是无力又无奈的,因此,他的“畏天命”观念包含着宿命论成分。
D.“畏天命”观念表现了孔子在大自然面前的明智和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2.对文中孔子的人与“天命”的关系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能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
B.孔子意识到了“天命”的存在、对人事的作用及前二者的神秘性,所以要“畏天命”。
C.“天命”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从而放弃对天命的追问,放弃人的主动性。
D.孔子提出的“学”与“思”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
3.下面的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泛爱众而亲仁”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孑L子将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
B.“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因为“小人”不努力学习,没有知识,无知者无畏。
C.在强大的“天命”面前,孑L子提出“畏天命”思想,还是没有摆脱“自然中心论”的怪圈。
D.本文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仅要强调人类利益,更要注重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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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领域存在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学术悬案,这些公案直接关涉诗经学的根基,但传世文献本身已无力 解决,若想有所推进,唯有把眼光转向出土文献。
“孔子删诗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为“三百 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编纂《诗经正义》时,开始对该学说提出质疑,其核心理由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 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此后,不承认孔子删诗活动者代不乏人,并陆续增加了诸如“诗三百”之名由来已久、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所观周乐演奏顺序已与今本《诗经》篇序相近、布衣孔子不得代表官方删诗、孔子本人仅自称“乐正”而未曾言过“删诗”、孔子若删诗则不可能留存“淫诗”等新的理由。肯定“删诗说” 者则又对新的否定理由逐一驳难。但遗憾的是,对孔颖达的核心理由,始终无力颠覆,因为《国语》《左传》称引赋 诵诗篇确实多见于今本《诗经》而少“逸诗”。有学者又变换思路,以刘向校理《管子》《荀子》等十去其九之例, 类推孔子编订《诗经》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以回护“删诗说”,可惜也仅是间接推测而非实证。
2012 年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为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经典实证。该组诗以周公还政、成王 嗣位为内容,存诗两组,周公儆毖成王一组仅余前半首 4 句,成王自儆诗存完诗 9 首,每首 8 句。这 9 首半诗确为《诗经》“逸诗”无疑,因为第 1 首就是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敬之》篇,而从第 1 首到第 9 首诗连续用音乐依 次标识“元纳启曰”至“九启曰”,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然第 1 首是《诗经》作品,后 8 首也必然是删除之前的《诗 经》作品。由两组诗前小序明言各为 9 章乐曲可知,该组竹简一次性贡献了 8 首“逸诗”文本和 9 首“逸诗”数目, 可谓“逸诗”大宗,只是周公的 9 首作品仅保存前半首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十分去九”删 诗幅度和颠覆孔颖达否定“删诗说”的理由提供了经典范本。组诗 9 首被删除了 8 首,今本《诗经》仅留 1 首,九去 其八不就是“十分去九”吗?
九去其八的文本还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司马迁“去其重”的双重含义,即不仅是删除不同版本的重复篇目,还是同 时删除同一版本中的相近篇目。两个层次的“去其重”,孔子将“三千余篇”删定为“三百五篇”就在情理之中了。
《周公之琴舞》组诗中的小序还说明,今本毛诗各首作品前的小序可能战国时代已有,汉代人只不过是根据时代 需要作了增补完善而已。
(摘编自徐正英《诗经学公案再认识》)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孔颖达撰写《诗经正义》,质疑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从此不承认孔子删诗者陆续增加。
B. 古代的学者由于思路问题,始终无力颠覆孔颖达否定“删诗说”的核心理由。
C. 孔子将“三千余篇”删定为“三百五篇”在情理之中,可由“去其重”的含义看出。
D. 《周公之琴舞》小序暗示,毛本诗前小序古已有之,汉代人可能只是增补而已。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就诗经学存在的一些悬案,先提出方法论,并没有直接显示观点。
B. 成王自儆诗的第一首现存今本《诗经》,说明后 8 首也是《诗经》原来的作品。
C. 竹简《周公之琴舞》提供了将近20首逸诗,为再认识“删诗说”提供了新材料。
D. 周公儆毖成王诗一共 9 首,只剩4句,致使其验证功能丧失,这是很可惜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回护“删诗说”的人对孔颖达之后新增理由的反驳,实际上都是间接推测。
B. 对于孔子“删诗说”,文章列举了正反面两方面的观点,并加入大量点评。
C. 文章以大量篇幅阐述清华竹简《周公之琴舞》,彰显了出土文献的非凡价值。
D. 文章通过对两组逸诗数据的分析,有力地证实孔子“删诗说”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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