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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当时，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招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武成》是其中的一篇。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溢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他说，《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贵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溢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选自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孟子认为周武王是仁君，商纣王是暴君，因而牧野之战不会惨烈到“血流漂杵”的程度。
B. 一些宋代理学家不仅认同了孟子关于《尚书》的怀疑，而且还发展了孟子的“不疑”论。
C. 王充认为从牧野之战的作战地点和行军习惯来分析，当时既无杵，更无“漂杵”的可能。
D. 对《尚书·武成》的质疑，孟子着眼于仁人无敌于天下，而王充更注重亲往实地调查考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以“牧野之战”为立论基础，从古时到近世，列举了史书失实的现象并分析了原因。
B. 本文两次引用了王充对《尚书》的陈述与批驳，这些都能佐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
C. 文章运用了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等多种论证方法，强调了学术研究中怀疑精神的可贵。
D. 王充列举汉光武帝驳斥责光上书之事是为了证明近世之事尚且易流于不实，况远古之事。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史书中出现记载失实现象的原因，即记载者为迎合“俗皆爱奇”的风气而穿凿傍说。
B. 要传承国粹人文，就要抱有怀疑的态度。有了怀疑的精神，就能去伪存真，产生新学说。
C. 在学术研究中，文学作品更强调艺术的真实，因而无需关注史实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D. 本文认为王充对《诗经》的质疑过苛，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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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身的原初意义：中华古礼的原型
文身是我国东夷南蛮百越的古俗，东夷南蛮进入华夏，其原来的文身与古礼和风俗的关联已在五帝时代与华夏的融和中渐渐消失。而百越之地的吴在殷商末年，越在春秋末年仍以文身为俗。《墨子·公孟》曰“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这里“剪发文身”是用来治国的，不仅仅是风俗，而且是礼。墨子讲越国的“剪发文身”，是与齐桓公用“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晋文公用“大布之衣，群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楚庄王的“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相比较的。这时，东面的齐，南面的楚都进入到以衣冠为礼的阶段，而只有在越，仍是剪发文身。越国的“剪发文身”之礼，能与春秋时代的齐、晋、楚三国之礼并行且与之一样达到“其国治”的政治和社会效果，在于越国之礼虽然外在形式不同于三国，但在内在核心上却与之相同。从内在核心上讲，“剪发文身”这一源远流长的古礼，具有与其它古礼一样的三大共同点。
第一，文身图案与氏族的根本观念紧密相关。身之所文的，是类似于图腾理论所讲的图腾。既是氏族部落之祖先，又是氏族成员的保护神。《史记·周本纪》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害。”文身关系到百越诸族的根本观念。
第二，文身具有百越诸族的成人礼的作用。《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越人劗发。”这是从冠笄之礼的角度讲中原地区与百越地区的不同。冠笄之礼是中原诸族的成人礼。男子成年行冠札，头上戴冠，以冠束发。女子成年行笄，用笄束发。百越诸族则是剪断头发而形成符合越礼的发式。中原成年之礼，不仅是冠笄，还有相应的服饰，同样百越的成人之礼，不仅要断发，还要拔牙、漆齿、文身。百越诸族成人礼中的文身，意味着将人的自然之躯，按社会、仪式、观念的要求加以改变，显示了自然人向社会（氏族、文化）人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只有文，人才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才标志作为社会（氏族）人的完成。
第三，文身作为礼的重要功能是对人的等级差别进行外观感性上标识。《墨子》讲的越王用“剪发文身”之礼以“治其国”，越礼与华夏之礼一样，其重要功能就是对人进行等级区分。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记载黎族规定奴婢不得纹面：“惟婢获则不刺面。”《礼记·乐记》讲，“礼”的最大功能在“别”（区分）。《荀子·礼论》讲了“别”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如果说，文身作为一种古礼，最初是
平等性的图腾观念，然后有从生理上对人进行分类的成年礼，社会的再进一步演化，就会提升到别贵贱的等级标志。从越王的剪发文身而使越国大治看来，文身已经演进到别贵贱的功能了。
文，这种在身体上刻缕图像的行为，使自然之人变成社会之人和文化之人。文身是在仪式（原始古礼）中进行的。是仪式使文身具有了神圣性，同时文身之人在仪式中获得的神圣使之成为仪式的核心。
正是文身古礼内蕴着与后来精致化中华之礼同质的三大功能，“文”才最后演进成为中华之礼和中华之美的核心。
（摘选自《新华文摘》刊文，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 齐桓公用“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之时，南面的楚也进入到以衣冠为礼的阶段，而只有在百越，仍以剪发文身为礼。
B. 从越王勾践的剪发文身而使越国大治看来，在那时越国的文身古礼已经从最初的在生理上对人进行分类的成年礼演进到贵贱的功能了。
C. 百越地区古代的成人礼要断发、拔牙、漆齿、文身，完成了这一系列的仪式，才能够从外观感性上识别人的等级差别。
D. 古代百越诸族成人礼中的文身，是成人礼中最重要的一项。在那时只有“文”，人才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才标志作为社会（氏族）人的完成。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第一段分析到文身是百越的古俗，并引用《墨子·公孟》的文字表明越王勾践的剪发文身是“以治其国”。
B. 到了宋代，诗人范成大还在《桂海虞衡志·志蛮》记载：“惟婢获则不刺面。”这也证明了“文身”有对人进行等级区分的作用。
C. 文章以并列的方式论述了“剪发文身”与其他古礼一样的三大共同点，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D. 引用论证是本文最大的特点，文章通篇都是各种例子，增加了文章的内涵，同时使论述更具说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不论是越王还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他们都希望通过礼仪定式和礼制规范划分人们的等级从而维护自己的政治梦想。
B. 从《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越人劗发。”我们看到古代中原地区与百越地区成人礼的不同。中原各族男子成年行冠礼，女子成年行笄礼。
C. 越的剪发文身之礼与中原华夏之礼都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人进行等级区分。按照荀子所说，这种区分就是让“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
D. 文身古礼蕴涵着与后代精致化中华之礼同质的三大功能，是因为“文”已经演进成为中华之礼和中华之美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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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身的原初意义：中华古礼的原型
文身是我国东夷南蛮百越的古俗，东夷南蛮进入华夏，其原来的文身与古礼和风俗的关联已在五帝时代与华夏的融和中渐渐消失。而百越之地的吴在殷商末年，越在春秋末年仍以文身为俗。《墨子•公孟》曰“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这里“剪发文身”是用来治国的，不仅仅是风俗，而且是礼。墨子讲越国的“剪发文身”，是与齐桓公用“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晋文公用“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楚庄王的“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相比较的。这时，东面的齐，南面的楚都进入到以衣冠为礼的阶段，而只有在越，仍是剪发文身。越国的“剪发文身”之礼，能与春秋时代的齐、晋、楚三国之礼并行且与之一样达到“其国治”的政治和社会效果，在于越国之礼虽然外在形式不同于三国，但在内在核心上却与之相同。从内在核心上讲，“剪发文身”这一源远流长的古礼，具有与其它古礼一样的三大共同点：
第一、文身图案与氏族的根本观念紧密相关。身之所文的，是类似于图腾理论所讲的图腾。既是氏族部落之祖先，又是氏族成员的保护神。《史记•周本纪》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害。”文身关系到百越诸族的根本观念。
第二、文身具有百越诸族的成人礼的作用。《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越人劗发。”这是从冠笄之礼的角度讲中原地区与百越地区的不同。冠笄之礼是中原诸族的成人礼。男子成年行冠礼，头上戴冠，以冠束发。女子成年行笄，用笄束发。百越诸族则是剪断头发而形成符合越礼的发式。中原成年之礼，不仅是冠笄，还有相应的服饰，同样百越的成人之礼，不仅要断发，还要拔牙、漆齿、文身。百越诸族成人礼中的文身，意味着将人的自然之躯，按社会、仪式、观念的要求加以改变，显示了自然人向社会（氏族、文化）人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只有文，人才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才标志作为社会（氏族）人的完成。
第三，文身作为礼的重要功能是对人的等级差别进行外观感性上标识。《墨子》讲的越王用“剪发文身”之礼以“治其国”，越礼与华夏之礼一样，其重要功能就是对人进行等级区分。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记载黎族规定奴婢不得纹面：“惟婢获则不刺面。”《礼记•乐记》讲，“礼”的最大功能在“别”（区分）。《荀子•礼论》讲了“别”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如果说，文身作为一种古礼，最初是平等性的图腾观念，然后有从生理上对人进行分类的成年礼，社会的再进一步演化，就会提升到别贵贱的等级标志。从越王的剪发文身而使越国大治看来，文身已经演进到别贵贱的功能了。
文，这种在身体上刻缕图像的行为，使自然之人变成社会之人和文化之人。文身是在仪式（原始古礼）中进行的。是仪式使文身具有了神圣性，同时文身之人在仪式中获得的神圣使之成为仪式的核心。
正是文身古礼内蕴着与后来精致化中华之礼同质的三大功能，“文”才最后演进成为中华之礼和中华之美的核心。
（摘选自《新华文摘》2015．11）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身古俗到殷商末年仍然在百越之地的吴、越流行，而且到春秋末年越王勾践还将它作为治国之礼用来治理国家。
B．齐桓公用“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之时，南面的楚也进入到以衣冠为礼的阶段，而只有在百越，仍以剪发文身为礼。
C．文身图案与氏族的根本观念紧密相关，往往既是氏族部落的祖先，又是氏族成员的保护神。例如，常在水中的越人“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
D．百越诸族的文身古礼按照社会、文化、观念的要求将人的自然之躯作了改变，使自然之人变成社会之人和文化之人。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越的剪发文身之礼与中原华夏之礼都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人进行等级区分。按照荀子所说，这种区分就是让“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
B．从越王勾践的剪发文身而使越国大治看来，在那时越国的文身古礼已经从最初的在生理上对人进行分类的成年礼演进到贵贱的功能了。
C．古代百越诸族成人礼中的文身，是成人礼中最重要的一项。在那时只有“文”，人才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才标志作为社会（氏族）人的完成。
D．因为文身古礼蕴涵着与后代精致化中华之礼同质的三大功能，所以“文”才最后演进成为中华之礼和中华之美的核心内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越国的“剪发文身”之礼，与齐、晋、楚三国以衣冠为礼一样能达到“其国治”的政治效果，是因为两种礼的内在核心是相同的。
B．从《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越人劗发。”我们看到古代中原地区与百越地区成人礼的不同。中原各族男子成年行冠礼，女子成年行笄礼。
C．百越地区古代的成人礼要断发、拔牙、漆齿、文身完成了这一系列的仪式，才能够从外观感性上识别人的等级差别。
D．到了宋代，诗人范成大还在《桂海虞衡志•志蛮》记载：“惟婢获则不刺面。”这也说明了“文身”有对人进行等级区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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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城性文化。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以孝悌治家的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于以后，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策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表。
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日三省吾身”为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故事。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出自幼年时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待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邹鲁文化是区域性文化，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土著东夷文化，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
B. 曾氏家风重视孝道，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称赞曾子传承和发扬孝道。
C. 孟子的母亲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教育孟子。
D. 在其他家族的家风尖传后，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在明清时期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把邹鲁深厚文化作为立论的前提，阐述了圣人的家风，层次分明，逻辑严密。
B. 文章列举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故事，论证曾氏家风三大特征的互相传承和发展关系。
C. 文章在论述中引用经典语句，表明了重视文化内涵的立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D. 文章呈“总—分—总”的结构，开头提出总论点，中间几个分论点，结尾总括论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邹鲁家风根深而叶茂，与其远承虞舜治家风尚，又直接受到了周文王等人的培育有关系。
B. 如果孔子、孟子没有得到典范的母教的熏陶感染，后来就可能难以形成孔孟二氏的家风。
C. 颜子、曾子的家庭情况有些相似，但与孔子、孟子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与孔孟不同的家风。
D. 孔子、孟子出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这说明普通家庭或困难家庭更容易形成优良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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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有至为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化流入朝鲜占主要方面。我国原有“箕子去国”的故事，说周武王灭殷商后，殷王族箕子不愿事周，率领五千族人避居朝鲜，随同带去了诗书礼乐、医巫阴阳的学识和百工技艺。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最初传入朝鲜。这段广为流传的旧事不免带有传说的色彩，但是，中朝两国人民早有交往却是事实。中国战国时代，天下纷乱，干戈四起，近在朝鲜侧旁的燕赵之地有许多人为避战祸，经由辽东半岛或山东半岛浮海到朝鲜，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秦汉之际，两国也有密切的往来。
中国的金属生产工具，包括先进的铁器很早就流入了朝鲜。稍后，中国铜镜、漆器和兵器等也传入朝鲜。两国在古代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十分相似。朝鲜古来崇尚儒学，不少人能背诵《诗经》《春秋》，熟知《周易》。人名、地名取自《周易》卦名和十二地支的很多。风俗习惯也有许多地方与我国相同，衣袖宽大的朝鲜服装至今犹保存中国古代的遗风。在朝鲜三国时期，中国文化仍不断地传播，特别是在发展经学、儒学、佛教三个方面，使朝鲜当时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深受影响。高句丽在大学里讲授中国经学史，百济和新罗也先后设立了儒学教育，公元372年，姚秦苻坚遣使护送名僧顺道带佛像、经书赴高句丽，这是佛教最早从中国正式传入朝鲜。佛教传播后更促进了文化流通，中国南北朝的文明大量输出到邻邦，同时也汲取了朝鲜文化的精华。百济输送到南朝的手工艺品做工精致，朝鲜的歌舞音乐在南北朝时期已传到中国，高句丽乐在隋唐宫廷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初，长安城中居住着许多朝鲜音乐家和舞蹈家，对中国乐、舞的发展颇有贡献。
当新罗统一朝鲜后，将王号、年号都改用了汉文。它倾慕唐代文明昌盛，竭力仿效，于是向中国派出了遣唐使和留学生，政制和服饰都参照唐朝，这样，朝鲜的衣冠文物制度完全同于中国了。当时到中国来的新罗商人和移民人数很多，他们多聚居在沿海地区，从而形成了朝鲜人居住区——新罗坊。中国的发明也陆续传到了邻邦。造纸方法估计在四世纪前期就传去了，朝鲜是最早获知我国造纸术的国家，三国时期已能造出很优良的纸张了。中国十一世纪发明活字印刷后，不久传到了高丽。中国发明的火药约在元代引入朝鲜后，朝鲜自己制成了火器，并在抗倭斗争中成功使用。
摺扇是朝鲜首创的取凉与装饰用品，这一风雅之物流传到中国后博得了我国人民，特别是文人墨客的极大喜爱。十三四世纪时，高丽的造船技术已很发达，建造的兵船载量大、航速快、战斗力强，元世祖忽必烈渡海入侵日本之役，就是按照高丽船样式打造了大量兵船。元朝时，重要的作物棉花从中国移植到高丽，经栽种成功，高丽的棉花与棉布生产迅速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流通，还对外出口，在十四世纪末供应中国的女真人，十五世纪初起，开始向日本输出棉布。由于长期使用汉字，朝鲜朝野人士都很注重书法艺术。高丽太上王忠宣王于十四世纪初在元都燕京开设万卷堂，探究书法、儒学和文学等，其中的高丽儒学家李齐贤，在书画、诗文方面造诣很高，他与赵孟
等中国大书法家交往，把赵孟的字体介绍到国内，以“松雪体”流行于高丽。有清一代的朝鲜有识之士和中国学者之间也有频繁的接触，十八世纪的朝鲜实学家洪大容、朴趾源等许多人来到北京，搜集了大量中国书籍载回国内，回国后主张学习中国的文明和从欧洲传入中国的西学和先进科技，借以达到朝鲜的繁荣富强。当今，朝鲜文化仍融入中国文化的因子，2010年朝鲜国宝级艺术团体——血海歌剧团潜心50年创作的大型歌舞剧《红楼梦》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巡演，观众十分喜爱朝版的林黛玉、薛宝钗，曾在中国引起轰动效应。
(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有删改)
1.对“中国与朝鲜文化交流”的有关内容，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箕子去国”的故事只是传说周灭殷商之际中国的诗书礼乐、医巫阴阳的学识和百工技艺等传入朝鲜，实际两国文化交流有可能更早，也有可能稍晚。
B．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文化交流主要在音乐上，朝鲜的歌舞音乐传到中国，高句丽乐在宫廷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朝鲜对中国乐、舞的发展颇有贡献。
C．中国与朝鲜两国农作物文化相互影响，元朝时棉花从中国移植到高丽，后来高丽的棉花与棉布生产迅速发展，又在十四世纪末供应给中国的女真人。
D．当今，中国与朝鲜两国艺术文化仍互相交流，如在中国巡演的朝鲜创作的大型歌舞剧《红楼梦》，就是扎根在中国文学名著曹雪芹作品基础之上的。
2.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开头一段论述两国自古以来文化上就有至为密切的联系，如周、战国、秦汉，结尾一段说清朝、当今两国文化仍有交流，可看出大体是以时间为顺序论述的。
B．第二段主要举例论述了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影响朝鲜，朝鲜在文化的许多方面与中国相似，甚至于相同，完全向中国学习。
C．第三段重点论述新罗统一朝鲜后在文化的许多方面模仿、追随中国，次要论述中国的发明创造传入朝鲜及在朝鲜的发展运用。
D．第四段先具体阐述朝鲜的摺扇、造船对中国的影响，再采用间接论述中国棉花传入朝鲜和中国诗书画对朝鲜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战国时代近在朝鲜侧旁的燕赵之地，多人为避战祸浮海到朝鲜，表明早期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部分人是在被逼迫情况下进行的。
B．两国在古代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十分相似，风俗习惯也有许多地方相同，说明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的互相影响十分广泛而深刻。
C．新罗统一朝鲜，王号、年号改用汉文，向中国派遣唐使、留学生，政制、服饰参照唐朝，作者的目的是解释朝鲜如何像唐朝一样走向强盛。
D．由于长期使用汉字，朝鲜人也注重书法艺术，有人在书画、诗文上造诣很高，这是中华诗书画文化的魅力和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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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有至为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化流入朝鲜占主要方面。我国原有“箕子去国”的故事，说周武王灭殷商后，殷王族箕子不愿事周，率领五千族人避居朝鲜，随同带去了诗书礼乐、医巫阴阳的学识和百工技艺。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最初传入朝鲜。这段广为流传的旧事不免带有传说的色彩，但是，中朝两国人民早有交往却是事实。中国战国时代，天下纷乱，干戈四起，近在朝鲜侧旁的燕赵之地有许多人为避战祸，经由辽东半岛或山东半岛浮海到朝鲜，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秦汉之际，两国也有密切的往来。
中国的金属生产工具，包括先进的铁器很早就流入了朝鲜。稍后，中国铜镜、漆器和兵器等也传入朝鲜。两国在古代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十分相似。朝鲜古来崇尚儒学，不少人能背诵《诗经》《春秋》，熟知《周易》。人名、地名取自《周易》卦名和十二地支的很多。风俗习惯也有许多地方与我国相同，衣袖宽大的朝鲜服装至今犹保存中国古代的遗风。在朝鲜三国时期，中国文化仍不断地传播，特别是在发展经学、儒学、佛教三个方面，使朝鲜当时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深受影响。高句丽在大学里讲授中国经学史，百济和新罗也先后设立了儒学教育，公元372年，姚秦苻坚遣使护送名僧顺道带佛像、经书赴高句丽，这是佛教最早从中国正式传入朝鲜。佛教传播后更促进了文化流通，中国南北朝的文明大量输出到邻邦，同时也汲取了朝鲜文化的精华。百济输送到南朝的手工艺品做工精致，朝鲜的歌舞音乐在南北朝时期已传到中国，高句丽乐在隋唐宫廷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初，长安城中居住着许多朝鲜音乐家和舞蹈家，对中国乐、舞的发展颇有贡献。
当新罗统一朝鲜后，将王号、年号都改用了汉文。它倾慕唐代文明昌盛，竭力仿效，于是向中国派出了遣唐使和留学生，政制和服饰都参照唐朝，这样，朝鲜的衣冠文物制度完全同于中国了。当时到中国来的新罗商人和移民人数很多，他们多聚居在沿海地区，从而形成了朝鲜人居住区——新罗坊。中国的发明也陆续传到了邻邦。造纸方法估计在四世纪前期就传去了，朝鲜是最早获知我国造纸术的国家，三国时期已能造出很优良的纸张了。中国十一世纪发明活字印刷后，不久传到了高丽。中国发明的火药约在元代引入朝鲜后，朝鲜自己制成了火器，并在抗倭斗争中成功使用。
摺扇是朝鲜首创的取凉与装饰用品，这一风雅之物流传到中国后博得了我国人民，特别是文人墨客的极大喜爱。十三四世纪时，高丽的造船技术已很发达，建造的兵船载量大、航速快、战斗力强，元世祖忽必烈渡海入侵日本之役，就是按照高丽船样式打造了大量兵船。元朝时，重要的作物棉花从中国移植到高丽，经栽种成功，高丽的棉花与棉布生产迅速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流通，还对外出口，在十四世纪末供应中国的女真人，十五世纪初起，开始向日本输出棉布。由于长期使用汉字，朝鲜朝野人士都很注重书法艺术。高丽太上王忠宣王于十四世纪初在元都燕京开设万卷堂，探究书法、儒学和文学等，其中的高丽儒学家李齐贤，在书画、诗文方面造诣很高，他与赵孟
等中国大书法家交往，把赵孟的字体介绍到国内，以“松雪体”流行于高丽。有清一代的朝鲜有识之士和中国学者之间也有频繁的接触，十八世纪的朝鲜实学家洪大容、朴趾源等许多人来到北京，搜集了大量中国书籍载回国内，回国后主张学习中国的文明和从欧洲传入中国的西学和先进科技，借以达到朝鲜的繁荣富强。当今，朝鲜文化仍融入中国文化的因子，2010年朝鲜国宝级艺术团体——血海歌剧团潜心50年创作的大型歌舞剧《红楼梦》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巡演，观众十分喜爱朝版的林黛玉、薛宝钗，曾在中国引起轰动效应。
(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有删改)
1.对“中国与朝鲜文化交流”的有关内容，下列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 “箕子去国”的故事只是传说周灭殷商之际中国的诗书礼乐、医巫阴阳的学识和百工技艺等传入朝鲜，实际两国文化交流有可能更早，也有可能稍晚。
B. 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文化交流主要在音乐上，朝鲜的歌舞音乐传到中国，高句丽乐在宫廷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朝鲜对中国乐、舞的发展颇有贡献。
C. 中国与朝鲜两国农作物文化相互影响，元朝时棉花从中国移植到高丽，后来高丽的棉花与棉布生产迅速发展，又在十四世纪末供应给中国的女真人。
D. 当今，中国与朝鲜两国艺术文化仍互相交流，如在中国巡演的朝鲜创作的大型歌舞剧《红楼梦》，就是扎根在中国文学名著曹雪芹作品基础之上的。
2.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开头一段论述两国自古以来文化上就有至为密切的联系，如周、战国、秦汉，结尾一段说清朝、当今两国文化仍有交流，可看出大体是以时间为顺序论述的。
B. 第二段主要举例论述了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影响朝鲜，朝鲜在文化的许多方面与中国相似，甚至于相同，完全向中国学习。
C. 第三段重点论述新罗统一朝鲜后在文化的许多方面模仿、追随中国，次要论述中国的发明创造传入朝鲜及在朝鲜的发展运用。
D. 第四段先具体阐述朝鲜的摺扇、造船对中国的影响，再采用间接论述中国棉花传入朝鲜和中国诗书画对朝鲜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3.下列对原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战国时代近在朝鲜侧旁的燕赵之地，多人为避战祸浮海到朝鲜，表明早期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部分人是在被逼迫情况下进行的。
B. 两国在古代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十分相似，风俗习惯也有许多地方相同，说明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的互相影响十分广泛而深刻。
C. 新罗统一朝鲜，王号、年号改用汉文，向中国派遣唐使、留学生，政制、服饰参照唐朝，作者的目的是解释朝鲜如何像唐朝一样走向强盛。
D. 由于长期使用汉字，朝鲜人也注重书法艺术，有人在书画、诗文上造诣很高，这是中华诗书画文化的魅力和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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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面一段文字主要意思的提炼，最准确的一项是
通过访贤，周人起用了伯达等八个有才能的人。周文王死后，八士就成为周武王的谋臣，积极参与了灭商建周的战斗。文王曾征询八士意见，八士以“神弃殷商，天助周兴”的鲜明观点支持伐纣的正义战争。后来随国师姜子牙攻下了都城朝歌，八士奋勇当先攀登城头，与敌军肉搏。武王伐纣大获全胜，八士可谓功不可没。
A.周人礼贤下士，重用人才，积极纳谏，成就灭商大业。
B.八士作为谋臣通过贡献智慧，帮助武王取得最终的胜利。
C.八士具智勇兼备之才，在灭商建周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
D.八士积极参战，英勇无畏，冲锋陷阵，最终成就历史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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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 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以孝悌治家的 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 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 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曰三省吾身”为 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故事。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 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幼年时出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待 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邹鲁文化是区域性文化，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土著东夷文化，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
B. 曾氏家风重视孝道，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称赞曾子传承和发扬孝道。
C. 孟子的母亲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教育孟子。
D. 在其他家族的家风失传后，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在明清时期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把邹鲁深厚文化作为立论的前提，阐述了圣人的家风，层次分明，逻辑严密。
B. 文章列举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故事，论证曾氏家风三大特征的互相传承和发展关系。
C. 文章在论述中引用经典语句，表明了重视文化内涵的立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D. 文章呈“总一分一总”的结构，开头提出总论点，中间几个分论点，结尾总括论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邹鲁家风根深而叶茂，与其远承虞舜治家风尚，又直接受到了周文王等人的培育有关系。
B. 如果孔子、孟子没有得到典范的母教的熏陶感染，后来就可能难以形成孔孟二氏的家风。
C. 颜子、曾子的家庭情况有些相似，但与孔子、孟子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与孔孟不同的家风。
D. 孔子、孟子出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这说明普通家庭或困难家庭更容易形成优良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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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 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以孝悌治家的 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 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 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曰三省吾身”为 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故事。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 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幼年时出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待 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邹鲁文化是区域性文化，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土著东夷文化，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
B. 曾氏家风重视孝道，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称赞曾子传承和发扬孝道。
C. 孟子的母亲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教育孟子。
D. 在其他家族的家风失传后，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在明清时期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把邹鲁深厚文化作为立论的前提，阐述了圣人的家风，层次分明，逻辑严密。
B. 文章列举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故事，论证曾氏家风三大特征的互相传承和发展关系。
C. 文章在论述中引用经典语句，表明了重视文化内涵的立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D. 文章呈“总一分一总”的结构，开头提出总论点，中间几个分论点，结尾总括论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邹鲁家风根深而叶茂，与其远承虞舜治家风尚，又直接受到了周文王等人的培育有关系。
B. 如果孔子、孟子没有得到典范的母教的熏陶感染，后来就可能难以形成孔孟二氏的家风。
C. 颜子、曾子的家庭情况有些相似，但与孔子、孟子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与孔孟不同的家风。
D. 孔子、孟子出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这说明普通家庭或困难家庭更容易形成优良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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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历史上，齐国和鲁国由于种种因素，形成了齐文化和鲁文化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
齐、鲁文化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鲁文化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仁者型文化系统；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智者型文化系统。孔子曾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这实际上分别是对齐、鲁两国文化本质特征的概括。这有孔子自己的话为证：“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二是鲁文化属大陆型，齐文化属海洋型。从地理上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史记·货殖列传》）。鲁国属内陆丘陵平原地带，多贫瘠土地，适宜农作。文化上，齐国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国则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受不同类型文化的影响，齐、鲁两国形成了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学术文化。齐国学术文化偏重智慧型和功利型，涌现出了兵家、法家、纵横家等偏重于实利型的诸子百家；而鲁国学术文化则偏重仁德型和理想型。儒、墨作为当时的“显学”虽有不同，但在非攻、尚义、节俭等尚仁德方面，二者又是共通的；鲁国异于齐国的独特文化还通过对孔子弟子的形塑而进一步左右着儒学的传承。孔子生前，其弟子就为儒学的创建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去世后，其言论由弟子辑录成《论语》，使之成为儒学的圣典。随着孔门弟子的增多，儒家学派也得到了大发展，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的孟子，集诸子百家学说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儒学，完成了对孔子学说的第一次改造，从而较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儒学。
后来，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两支不同特色的文化逐渐交流融合，走上了一体化道路。儒学首先传播到齐国，之后又传播到全国各地。齐国之所以成为儒学传播的重镇，一是从战国初期，一直到秦始皇，齐国均在临淄设立学术基地——稷下学宫。正是齐国这样一个条件，儒学才有机会在齐国得到传播。二是孔子之后两个最大的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都和齐国的关系相当密切。齐国是孟子实现自己理想的理想之地，他相当一段时间是在齐国；而荀子也长期在稷下学宫传播儒文化。在荀子的书里面，也第一次出现了齐鲁并称，说明当时齐、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经得到了大大地推进。三是齐国管仲学派的推动。他们把道家、法家和儒家思想融合起来，其中儒学占了很大部分。在战国时期，儒学实际上已经占据了鲁、齐两个国家，实现了儒学的齐鲁化。秦汉时期，董仲舒吸收了齐国和鲁国的新的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儒学从此由“齐鲁之学”发展到整个国家的“独尊儒术”。
（有删改）
1.下面对齐、鲁文化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种风格迥异，但实质相同的文化体系。
B．鲁文化是以周文化为主、东夷文化为辅的仁者型文化系统。
C．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周文化为辅的智者型文化系统。
D．齐文化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鲁文化重仁义、尚伦理、贵人和。
2.下列内容不属于“儒学实际上已经占据了鲁、齐两个国家，实现了儒学的齐鲁化”这一看法的依据的一项是
A．代表鲁国文化的儒学首先传播到齐国，并使齐国成为传播的重镇。
B．整个战国时期，儒学一直在齐国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得以传播。
C．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的曾经在齐国传播儒家学说。
D．管仲学派把道家、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融合进来，推动了儒学的齐鲁化。
3.下面的说法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战国时期的孟子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儒学，从而完成了对孔子学说的大规模改造。
B．齐鲁第一次并称出现在荀子的书里，说明那时候的齐鲁文化已经彻底融合。
C．汉代初期，董仲舒吸收了齐鲁文化的新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
D．本文从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学术文化的角度论述了齐、鲁两国文化的融合过程。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等中国大书法家交往，把赵孟
等中国大书法家交往，把赵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