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谈论昌耀的诗歌之前，我翻阅了网页上可以查找到的关于昌耀先生的评论，有各大博士论文、昌耀先生的追捧者的文章等等，大多给他一个悲情诗人的称号。我觉得他们丝毫不懂昌耀先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那么热爱生命的人，不然面对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人的离世，要不然面对误读的诬陷，要不然面对两手空空无一物的家庭，以及家庭的烦恼、无回应的爱情，渴望生活而一再受挫的昌耀先生，早不知道要被杀死多少回，但他依然在不停向上。上帝是公平的，给了他梵高式的磨难，也给了他流芳百世的桂冠，大诗人的荆冠。上天安排他来完成他应造就的诗歌使命。诗歌的句子不是与生俱来的，句子和词语，是依托在诗人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之中的。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在一次次打击中崛起，一次次忍受孤寂与他人的不解，那么谁能获得这些厚重的句子和词语呢？技法固然重要，但形式与内容是并重的，纵使有再高超的技巧，而内心是草包，也不过是炫技而已，那样的诗句，机器人就可以造就了，但那根本不是承载灵魂的艺术。
昌耀先生的诗，大多都是充满隐喻的，他吝啬词语，也吝啬着词语的修辞艺术，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了他这样的想法。他大部分的诗也在修改后面世，诗的裁剪的程度是一个正常人都不舍得的，但他又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继续着。他的不分行的诗歌，其设想的走向又被如今大多被认为是“先锋”的诗人书写着。要读明白昌耀先生的诗，不能单从字面上去解读，更需要读上一读大西北的文化背景，中国193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昌耀先生不只是在写诗，他是在用生命记录着每一段经历。
（摘编自若小曼《浅谈诗人昌耀及其<斯人>》）
材料二
我们在读昌耀的诗集时，会发觉其选入的诗歌与网上的通行版本有些差异。
作为研究昌耀的专家，燎原当然更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当涉及到如何看待昌耀早期的诗作——亦即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资料发现，收入昌耀诗集中的很多早期诗作，都并非当年的原貌，而存在着1979年之后不同程度的改写。”
昌耀对其早期创作的“重写”，已构成一个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象。很多人认为这种改写“带有根本性，涉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段乃至价值观的调整”。在我看来，昌耀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和彻底改写，完全体现了他对诗歌标准新的认定，也体现了他重写自己一生的意志和决心。他要以他成熟期所确立的“尺度”来严格考量自己。不仅是重写旧作，他还要让那个一直带在他身上的年轻苦役犯重新出来说话，这就是诗集中那些落款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则明显写于80年代、并且“属于80年代”的一些作品。如果说这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求“救赎”的诗人，那么重写旧作就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要留下一个他自己可以接受、也可以面向未来的一生。纵然这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但这就是昌耀。他最终要奉献的，是一部他用全部生命铸就的“命运之书”，而非一部面目混乱、良莠不齐的全集或选集。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重要和独特的，在我看来，是形成了一种卓越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这种孤绝超拔、沉雄遒劲、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存在。这种“昌耀体”当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风格，而是和昌耀的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包括对早期的重写）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有着它独具的词汇学、修辞运作方式、意象系统，还有着它统摄性的精神风骨。更重要的，是有着足够的语言作品作为支撑。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部创作，把这一切提升到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高度。
“昌耀体”的显著标志，正如人们看到的，首先来自昌耀高度自觉地与汉语言古典传统的接通，由此给我们的“新诗”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调性和文白之间的语言张力，带来了一个“文明之子”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感、历史感和文脉贯通之感，也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姿纵、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诗论家胡亮也曾这样精彩地描述过他对昌耀的语言文体的印象：“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粝，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物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
（摘编自王家新《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
材料三
在新诗如何用汉语发声的问题上，昌耀给我们作了示范。他不仅在语言上有滞涩的古语化倾向，汉语气质纯正，更主要的是，他凭一己之力，为汉语诗歌开辟了另一条路：用生命与脚下的土地建立起血脉联系。从土地的苦难生存直觉中滴出来的诗，必然是带着体温的诗，有生命痛感的诗，才能揭示自己和这片土地存在的真相。这样的诗，发出的必然是纯正汉语的声音。
昌耀固守青海高原，在生命与脚下土地之间建立的语法关系，打通了汉语诗歌本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任督二脉。广袤的青海高原，因为有了钉子一样的诗人昌耀，将生命和语言持续有力地注入，已经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有诗性意义的场域。
（摘编自谭克修《重建生命和土地之间的语法关系》）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昌耀是一位热爱生命、有美学追求的诗人，他凭着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在诗歌界达到了同梵高之于绘画领域的地位。
B.昌耀重返诗坛后，以他成熟期的风格与“尺度”，对其早期作品进行了大幅度重写，但并未使其早期创作发生质的变化。
C.“昌耀体”是一种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其含义等同于材料一中“厚重的句子和词语”。
D.材料三认为昌耀在语言上有滞涩的古语化倾向，发出了纯正汉语的声音，同时重建了生命与脚下土地之间的语法关系。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昌耀被很多人冠以“悲情诗人”的称号，是因为那些写评论的博士与追捧者没有真正地读懂他。
B.昌耀先生的诗大多都是充满隐喻的，是与其生活经历、历史进程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
C.昌耀十分重视对自己早期作品的修改与裁剪，他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诗皆在修改后才面世。
D.“昌耀体”不仅是昌耀创作的一种文体风格，更与其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3.下列诗句中，不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A.“啸然一声／对我们红色的生活／作一次惊愕的眺视／而后／和我们一同欢呼”（昌耀《群山》）
B.“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昌耀《慈航》）
C.“我从空气摄取养料／经由阳光提取钙质／我的须髭如同箭毛／而我的爱情却如夜色一样羞涩”（昌耀《良宵》）
D.“斜扫过这金属般凝固的铸体／消失于远方岩表的返照／遁去如骑士／极其凝重而又玄奥高古”（昌耀《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
4.材料二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
5.昌耀先生在诗歌创作上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谈论昌耀的诗歌之前，我翻阅了网页上可以查找到的关于昌耀先生的评论，有各大博士论文、昌耀先生的追捧者的文章等等，大多给他一个悲情诗人的称号。我觉得他们丝毫不懂昌耀先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那么热爱生命的人，不然面对父亲、母亲以及其他人的离世，要不然面对误读的诬陷，要不然面对两手空空无一物的家庭，以及家庭的烦恼、无回应的爱情，渴望生活而一再受挫的昌耀先生，早不知道要被杀死多少回，但他依然在不停向上。上帝是公平的，给了他梵高式的磨难，也给了他流芳百世的桂冠，大诗人的荆冠。上天安排他来完成他应造就的诗歌使命。诗歌的句子不是与生俱来的，句子和词语，是依托在诗人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之中的。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在一次次打击中崛起，一次次忍受孤寂与他人的不解，那么谁能获得这些厚重的句子和词语呢？技法固然重要，但形式与内容是并重的，纵使有再高超的技巧，而内心是草包，也不过是炫技而已，那样的诗句，机器人就可以造就了，但那根本不是承载灵魂的艺术。
昌耀先生的诗，大多都是充满隐喻的，他吝啬词语，也吝啬着词语的修辞艺术，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了他这样的想法。他大部分的诗也在修改后面世，诗的裁剪的程度是一个正常人都不舍得的，但他又坚持着自己的观点继续着。他的不分行的诗歌，其设想的走向又被如今大多被认为是“先锋”的诗人书写着。要读明白昌耀先生的诗，不能单从字面上去解读，更需要读上一读大西北的文化背景，中国193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昌耀先生不只是在写诗，他是在用生命记录着每一段经历。
（摘编自若小曼《浅谈诗人昌耀及其<斯人>》）
材料二
我们在读昌耀的诗集时，会发觉其选入的诗歌与网上的通行版本有些差异。
作为研究昌耀的专家，燎原当然更早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当涉及到如何看待昌耀早期的诗作——亦即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作时，我们可以通过相关资料发现，收入昌耀诗集中的很多早期诗作，都并非当年的原貌，而存在着1979年之后不同程度的改写。”
昌耀对其早期创作的“重写”，已构成一个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现象。很多人认为这种改写“带有根本性，涉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段乃至价值观的调整”。在我看来，昌耀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否定和彻底改写，完全体现了他对诗歌标准新的认定，也体现了他重写自己一生的意志和决心。他要以他成熟期所确立的“尺度”来严格考量自己。不仅是重写旧作，他还要让那个一直带在他身上的年轻苦役犯重新出来说话，这就是诗集中那些落款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则明显写于80年代、并且“属于80年代”的一些作品。如果说这是一个一生都在寻求“救赎”的诗人，那么重写旧作就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要留下一个他自己可以接受、也可以面向未来的一生。纵然这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但这就是昌耀。他最终要奉献的，是一部他用全部生命铸就的“命运之书”，而非一部面目混乱、良莠不齐的全集或选集。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重要和独特的，在我看来，是形成了一种卓越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这种孤绝超拔、沉雄遒劲、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存在。这种“昌耀体”当然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风格，而是和昌耀的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包括对早期的重写）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有着它独具的词汇学、修辞运作方式、意象系统，还有着它统摄性的精神风骨。更重要的，是有着足够的语言作品作为支撑。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部创作，把这一切提升到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高度。
“昌耀体”的显著标志，正如人们看到的，首先来自昌耀高度自觉地与汉语言古典传统的接通，由此给我们的“新诗”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调性和文白之间的语言张力，带来了一个“文明之子”才具有的那种崇高感、历史感和文脉贯通之感，也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姿纵、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诗论家胡亮也曾这样精彩地描述过他对昌耀的语言文体的印象：“他大量启用古字古词，粗粝，嶙峋，滞涩，狰狞，惊悚，硬语盘空，而又能透出个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讲究到极致，精雕细刻，穷物尽相，甚至连每个小局部都会有生动的乐感和画面感。”
（摘编自王家新《论昌耀诗歌的“重写”现象及“昌耀体”》）
材料三
在新诗如何用汉语发声的问题上，昌耀给我们作了示范。他不仅在语言上有滞涩的古语化倾向，汉语气质纯正，更主要的是，他凭一己之力，为汉语诗歌开辟了另一条路：用生命与脚下的土地建立起血脉联系。从土地的苦难生存直觉中滴出来的诗，必然是带着体温的诗，有生命痛感的诗，才能揭示自己和这片土地存在的真相。这样的诗，发出的必然是纯正汉语的声音。
昌耀固守青海高原，在生命与脚下土地之间建立的语法关系，打通了汉语诗歌本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任督二脉。广袤的青海高原，因为有了钉子一样的诗人昌耀，将生命和语言持续有力地注入，已经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有诗性意义的场域。
（摘编自谭克修《重建生命和土地之间的语法关系》）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昌耀是一位热爱生命、有美学追求的诗人，他凭着敏感的情怀和敏锐的洞悉，在诗歌界达到了同梵高之于绘画领域的地位。
B.昌耀重返诗坛后，以他成熟期的风格与“尺度”，对其早期作品进行了大幅度重写，但并未使其早期创作发生质的变化。
C.“昌耀体”是一种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其含义等同于材料一中“厚重的句子和词语”。
D.材料三认为昌耀在语言上有滞涩的古语化倾向，发出了纯正汉语的声音，同时重建了生命与脚下土地之间的语法关系。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昌耀被很多人冠以“悲情诗人”的称号，是因为那些写评论的博士与追捧者没有真正地读懂他。
B.昌耀先生的诗大多都是充满隐喻的，是与其生活经历、历史进程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
C.昌耀十分重视对自己早期作品的修改与裁剪，他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诗皆在修改后才面世。
D.“昌耀体”不仅是昌耀创作的一种文体风格，更与其精神人格、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3.下列诗句中，不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A.“啸然一声／对我们红色的生活／作一次惊愕的眺视／而后／和我们一同欢呼”（昌耀《群山》）
B.“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昌耀《慈航》）
C.“我从空气摄取养料／经由阳光提取钙质／我的须髭如同箭毛／而我的爱情却如夜色一样羞涩”（昌耀《良宵》）
D.“斜扫过这金属般凝固的铸体／消失于远方岩表的返照／遁去如骑士／极其凝重而又玄奥高古”（昌耀《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
4.材料二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
5.昌耀先生在诗歌创作上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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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问题。
冯友兰先生
冯友兰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192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继愈在联大求学时期,冯友兰是西南联大的台柱子，当时任文学院院长。
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任继愈听过冯友兰的课。在任继愈的心里,冯友兰是一个讲课特别有条理的老师。他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非常清晰。讲课时,冯友兰慢条斯理,要是记笔记快，能跟上他讲话的话,那就能记出一本完整的讲义,不用整理就可以出版。因为冯友兰讲课没有废话。
晚年,冯友兰写书的时候,因为眼睛看不见,就由助手记录下来,然后念给他听,再修改一下就好了。基本上冯友兰是出口成章,任继愈在这一点上特别钦佩冯友兰。他说,人们说一个人有才,往往用“出口成章”“倚马可待”之类的词来形容,比如说汉代的枚乘写《七发》,唐朝的王勃写《滕王阁序》,是当场出口成章写出来的,被传为千古佳话;但那只不过是一篇文章,而冯友兰先生晚年则是“出口成章”地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并且这些书都是传世之作。
任继愈认为，冯友兰具有独特的抽象概括能力,善于把复杂的事物说得非常简单。比如说冯友兰讲名家公孙龙和惠施的学说,有许多人都在讲他们二人的学说,但很少有人能够讲得让人一听就懂,更没法讲清楚公孙龙和惠施学说的区别。冯友兰则超出众人:他把公孙龙的学说概括为“离坚白”,把惠施的学说概括为“合同异”,很简单的三个字,就把他们的思想讲明白了,区别也讲清楚了。
冯友兰说话非常有趣,非常有幽默感。在哲学年会的一场学术报告中,冯友兰讲的是朱熹哲学。冯友兰说,世上的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的,“理”就是原则,是形式,是结构;“气”是物质,是质料,是材料。比如说陶瓷茶杯。它有它的形状和结构,这是“理”;但做茶杯要有陶土,这是“气”。做茶杯就是要根据茶杯的形状把陶泥做成茶杯,物质在英文中又称为“材料”(stuff),冯友兰就在报告中把材料音译成“士大夫”,可见士大夫并不是无用,还够个料。
冯友兰是一代哲人,深思慎取是他的特点。他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抗战初,清华教授们从长沙往昆明迁移,途经镇南关,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只有冯友兰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手已经骨折了。
冯友兰的成就,一半靠天赋,一半靠勤奋和毅力。1937年,北大清华等三校迁到湖南,文学院借住衡山脚下的一所学院。冯友兰教授“朱子理学”这门课程的讲稿出版时改成了《新理学》。他随讲随写,每天按时写作,从不间断。和他同住一室的郑昕说:“冯先生写起书来,简直就像一部开动的机器。”
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像他这样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在中国寥若晨星。冯友兰一生著述甚丰,20世纪30年代初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确立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可以用他墓碑碑阴的自撰茔联来概括：“三史释今古,六书记贞元。”所谓“三史”，就是指他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贞元六书”是指他抗战期间“贞元之际”（冬春之际的意思）所著的六本书。
任继愈在一篇纪念冯友兰的文章中充满深情地写道：冯先生的文才、诗才，出自天赋；冯先生的勤奋和毅力，应努力去学；冯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则必须学。
哲人长住，哲理长存。
日来月往，悠悠此心。
(选自《一代大师任继愈》，有删改)
【相关链接】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汉族,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哲学家、宗教学家、墨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 任继愈能够成为一名哲学家,自然与他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冯友兰、汤用彤和贺麟是分不开的。
B. 冯友兰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非常清晰,所以讲课特别有条理,学生跟着他记的完整的讲义,不用整理就出版了。
C. 冯友兰在一场哲学年会的学术报告中把“材料”音译成“士大夫”,并说士大夫并不是无用,还够个料,足见其幽默。
D. 作者引述和冯友兰同住一室的郑昕的话:“冯先生写起书来,简直就像一部开动的机器。”意在说明冯友兰像写书机器。
E. “三史释今古,六书记贞元”概括了冯友兰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奠基了他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上的地位。
2.任继愈为什么列举汉代的枚乘写《七发》，唐朝的王勃写《滕王阁序》这些事例?
3.作为一代哲人,冯友兰身上具有哪些可贵的品质? 请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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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沈从文文集》反映了沈从文创作的基本面貌。沈从文的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和杂感等。他坚持“从现实生活里取证”，尝试着运用多样的技法和手段进行创作。他创作的题材广泛，人物众多，人物个性复杂。创作上从不_____________，主张“文学是用生活作为根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他自觉地创造了以湘西生活为内容的“乡村世界”，是以文学的手法把神秘的湘西推向世界的第一人。
读者在阅读该文集时，应该把握重要的一点，（ ）。
他认为既然是事业，就要拿生命作投资，不能把写几个作品就当作是成名成家的_____________，而应代表国家与世界_____________的高手竞赛，不能超过他们也得_____________。他认为文学作品应当具有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具有撼动世界的力量。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经典。他主张经典重造，并以经典重造影响民族重造，国家重造。沈从文把一种文学当作事业的宏大志向是与国家重造，民族重造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1.依次填人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A.因循守旧 终南捷径 聊胜于无 比肩而立
B.因循守旧 必由之路 屈指可数 比肩接踵
C.循规蹈矩 终南捷径 屈指可数 比肩而立
D.循规蹈矩 必由之路 聊胜于无 比肩接踵
2.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A.那就是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中的成就极高
B.那就是沈从文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事业
C.那就是文学创作成了沈从文的最高追求
D.那就是沈从文文学创作获得了最高成就
3.文中画线的部分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沈从文是把文学当作一种事业的宏大志向与国家重造、民族重造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B.沈从文把文学当作一种事业的宏大志向是与国家重造、民族重造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
C.沈从文是把文学当作一种事业的宏大志向与国家重造、民族重造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
D.沈从文把文学当作一种事业的宏大志向是与国家重造、民族重造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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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庄词媚
诗和词，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来诗词并称。史上有评论家对诗词的风格进行了总结，形成了“诗庄词媚”之说。所谓“诗庄”，取字面意思就是说诗歌大都庄肃严整；“词媚”就是指词相对婉约媚气。这种说法看似简单而概括，实则一语道破诗与词的风格之异。那么“诗庄词媚”之说产生的原因何在呢？
近体诗发展以来，人们在写诗时，必须遵从严格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写出来的诗也就带有严格的格式和韵律。词则不然。词是音乐性的歌曲，是当时被人们传唱的流行歌曲，词牌也是多种多样，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如此看来，诗工整，词自由，格式上的差异构成了“诗庄词媚”说法的一部分。
唐代科举取士需要考诗赋，这也决定了作诗的严肃性。才子文人们需凭一手好的诗作来获取官位，内容上自然也不能放松要求，多是追求功业、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而落榜失意的人写诗，就是为了感慨身世，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了。诗也是人们言志的一种常用手段。《尚书•尧典》中有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词一直被人们称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淫滥郑声”，它一般用于娱乐场所的助兴，依靠风尘女子来传播，多被唱作艳曲。词中的女性形象也占了很大部分，包括符号化的美女、思妇、甚至女强人等等。题材上，词以言情为主，欧阳炯《花间集序》中写：“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可见，“用助妖娆之态”的词自然不能脱离“媚”这一形容词了。有人说，“词植根于教坊歌女之口，扬声于雕栏玉砌之间，寓形于风花雪月之中”。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也解释了“诗庄词媚”这一观点。
在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中，诗歌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从《诗经》开始，人们便强调“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等需严格遵守的戒条，孔子、荀子等儒家巨匠也阐释过“诗言志”这一中心命题。经过几千年儒家思想的洗礼，诗歌始终遵循着“经夫妻，成孝顺，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起着教化作用。相对而言，词并没有历史的规定和局限，一直以通俗文学、娱乐大众的身份存在并流传，正如张炎《词源》云：“簸风弄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
人们说“诗庄词媚”，这对诗词的风格来讲固然是个大方向，但历史上也存在着诗“媚”词“庄”的现象。诗也有美的一面，也有“媚”的一面，我国的诗也存在着很多男女情爱之作，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名句。此外，诗歌自身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特性，也充分体现出诗歌的美感。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词的题材和体裁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名篇，都体现了庞大的气势和远大的抱负，这又是词“庄”的重要体现。
“诗庄词媚”，诗重庄肃蕴敛、雅正刚挺，词尚谐婉有致、豁朗纤艳，二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可谓“并蒂花开一树香”，它们不仅成为中华文化永远的经典，而且也构成世界叹为观止的永恒遗存。
（摘自于溟跃《也谈诗庄词媚》，有删改）
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原文所论“诗庄词媚”现象的一项是
A. 同是写离别，高适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而柳永却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B. 同是写思乡，李白说“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而周邦彦却说“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C. 同样是写江，张若虚说“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苏轼却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D. 同样是写愁，张继说“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而李清照却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是
A. 与诗相比，词没有固定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形式自由，这和词是音乐性的歌曲，是当时被人们传唱的流行歌曲以及词牌的多种多样有关系。
B. “诗庄词媚”的说法只是相对的，历史上也存在诗“媚”词“庄”的现象，比如诗歌中也存在着很多写男女情爱的作品，而词中也有如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样的豪放词作。
C. “词植根于教坊歌女之口，扬声于雕栏玉砌之间”，因此词中都是女性形象 ，包括符号化的美女、思妇、甚至女强人等等。
D. 诗歌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具有教化的功能，“经夫妻，成孝顺，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相比之下，词没有历史的规定和局限，更具有通俗性和娱乐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词一直被人们称为“淫滥郑声”，这是由于词一般用于娱乐场所的助兴，并依靠风尘女子传播，多被唱作艳曲，所以不登大雅之堂。
B. 诗是人们言志的一种常用手段，如追求功业，表达政治抱负，感慨身世，抒发怀才不遇之情等，而在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并未表现出“庄”的一面。
C. 诗歌自身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特性，诗歌里也存在许多男女情爱之作，这些都反映了诗有“美”的一面，也有“媚”的一面。
D. 纵观全篇，“诗庄词媚”的风格和诗词的格式、用途及历史等因素有关。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诗与词的风格各不相同，却并无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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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庄词媚
诗和词，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来诗词并称。史上有评论家对诗词的风格进行了总结，形成了“诗庄词媚”之说。所谓“诗庄”，取字面意思就是说诗歌大都庄肃严整；“词媚”就是指词相对婉约媚气。这种说法看似简单而概括，实则一语道破诗与词的风格之异。那么“诗庄词媚”之说产生的原因何在呢？
近体诗发展以来，人们在写诗时，必须遵从严格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写出来的诗也就带有严格的格式和韵律。词则不然。词是音乐性的歌曲，是当时被人们传唱的流行歌曲，词牌也是多种多样，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如此看来，诗工整，词自由，格式上的差异构成了“诗庄词媚”说法的一部分。
唐代科举取士需要考诗赋，这也决定了作诗的严肃性。才子文人们需凭一手好的诗作来获取官位，内容上自然也不能放松要求，多是追求功业、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而落榜失意的人写诗，就是为了感慨身世，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了。诗也是人们言志的一种常用手段。《尚书•尧典》中有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词一直被人们称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淫滥郑声”，它一般用于娱乐场所的助兴，依靠风尘女子来传播，多被唱作艳曲。词中的女性形象也占了很大部分，包括符号化的美女、思妇、甚至女强人等等。题材上，词以言情为主，欧阳炯《花间集序》中写：“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可见，“用助妖娆之态”的词自然不能脱离“媚”这一形容词了。有人说，“词植根于教坊歌女之口，扬声于雕栏玉砌之间，寓形于风花雪月之中”。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也解释了“诗庄词媚”这一观点。
在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中，诗歌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从《诗经》开始，人们便强调“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等需严格遵守的戒条，孔子、荀子等儒家巨匠也阐释过“诗言志”这一中心命题。经过几千年儒家思想的洗礼，诗歌始终遵循着“经夫妻，成孝顺，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起着教化作用。相对而言，词并没有历史的规定和局限，一直以通俗文学、娱乐大众的身份存在并流传，正如张炎《词源》云：“簸风弄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
人们说“诗庄词媚”，这对诗词的风格来讲固然是个大方向，但历史上也存在着诗“媚”词“庄”的现象。诗也有美的一面，也有“媚”的一面，我国的诗也存在着很多男女情爱之作，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名句。此外，诗歌自身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特性，也充分体现出诗歌的美感。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词的题材和体裁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名篇，都体现了庞大的气势和远大的抱负，这又是词“庄”的重要体现。
“诗庄词媚”，诗重庄肃蕴敛、雅正刚挺，词尚谐婉有致、豁朗纤艳，二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可谓“并蒂花开一树香”，它们不仅成为中华文化永远的经典，而且也构成世界叹为观止的永恒遗存。
（摘编自于溟跃《也谈“诗庄词媚”》，有删改）
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原文所论“诗庄词媚”现象的一项是
A. 同是写离别，高适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而柳永却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B. 同是写思乡，李白说“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而周邦彦却说“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C. 同样是写愁，张继说“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而李清照却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D. 同样是写江，张若虚说“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苏轼却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是
A. 与诗相比，词没有固定的平仄和字数要求，形式自由，这和词是音乐性的歌曲，是当时被人们传唱的流行歌曲以及词牌的多种多样有关系。
B. “诗庄词媚”的说法只是相对的，历史上也存在诗“媚”词“庄”的现象，比如诗歌中也存在着大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而词中也有如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样的豪放词作。
C. “词植根于教坊歌女之口，扬声于雕栏玉砌之间”，因此词中都是女性形象 ，包括符号化的美女、思妇、甚至女强人等等。
D. 诗歌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具有教化的功能，“经夫妻，成孝顺，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相比之下，词没有历史的规定和局限，更具有通俗性和娱乐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诗是人们言志的一种常用手段，如追求功业，表达政治抱负，感慨身世，抒发怀才不遇之情等，而在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并未表现出“庄”的一面。
B. 词一直被人们称为“淫滥郑声”，这是由于词一般用于娱乐场所的助兴，并依靠风尘女子传播，多被唱作艳曲，所以不登大雅之堂。
C. 诗歌自身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特性，诗歌里也存在许多男女情爱之作，这些都反映了诗有“美”的一面，也有“媚”的一面。
D. 纵观全篇，“诗庄词媚”的风格和诗词的格式、用途及历史等因素有关。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诗与词的风格各不相同，却并无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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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如今人们常常说到的一个关键词是“回暖”或“升温”。笔者认为，这个关键词表达了人们对当下诗歌基于共同感受基础之上的一种判定，也有种种现象可以证实人们的这种判定。
其实，新诗文体形式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滞，也从来没有脱离它所处的时代。同时，不只是新诗，当代旧体诗词的写作人数及作品数量同样得到了几倍的增长，旧体诗词的采风、研讨、吟诵等活动也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社会在进步，思想在演进，人们在改变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形成的对于诗歌的成见，能够重新以一种客观、冷静、正常的眼光去看待诗歌和诗人了。越来越多的人，在以诗歌为载体，非常便捷地交流感情，传递智慧，散发温馨，乐享生活。在诗歌面前，人们似乎打破了年龄、职业、地域等种种限制，实现了平等并超越于尘俗之上。
诗歌与新媒体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亲密。如果说十年前网络诗歌海量涌现时，不少人发出的“网络媒体的勃兴挽救了诗歌”之类的断言不无道理的话，那么，今天的微信传播平台，让诗歌进一步活得更加自由、自在和舒适了。
还有，电脑与手机的结合、联动，让诗歌呈现了崭新的景观和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中国诗歌网一开始就拥有电脑端、手机端、APP三个端口，随后又申请开设了微信公众号传播平台，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全方位的立体多向传播。中国诗歌网以建设“诗歌高地、诗人家园”为宗旨，以繁荣诗歌创作，发现和培养青年诗人，引领网络诗歌发展方向为己任，开设了“每日好诗”“名家新作”“诗脸谱”“访谈”等面向诗人当下创作的栏目，选稿上采取了与网络媒体相适应的不同于传统诗歌媒体的方式，一时响应者众、参与者众，产生了明显的互动和激励效应。中国诗歌网的问世，结束了多年来没有官方诗歌网站的历史。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到前些年的梨花体、羊羔体，诗歌常常遭人诟病，许多诗人也常常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羊羔体遭媒体热炒的时候，许多人甚至连诗歌文本都没有读过，就想当然地认为羊羔体完全是不好的、负面的、应该否定的东西。殊不知，一旦接触羊羔体作者车延高的诗歌文本，平心而论其中不少诗作还是颇具诗意、内涵和境界的。
综上所述，当下诗歌回暖升温的氛围我们不难感受到，其原因也不难找出：有科技发展和新媒体的因素，有诗歌和诗人自身的因素，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有人心变化的因素。有人对新媒体与诗歌发展的关系看得很重，认为技术革命因素对今日诗歌回暖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个人觉得技术力量仍然是一种外部因素，最重要的应该是社会环境和人心变化。尤其值得欣喜和令诗歌界振奋的，是政府对诗歌文化的高度重视，这对当下诗歌气候的回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诗歌的复兴与再度辉煌也将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选自杨志学《当下诗歌回暖与升温》）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当下诗歌的“回暖”或“升温”，是人们基于共同感受基础之上的一种判定，当下也有种种现象可以证实这种判定。
B. 在当代新诗文体形式一直在发展的同时，当代旧体诗词也在迅猛发展，由与之相关的活动数量成倍增长即可见一斑。
C. 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演进，人们正在改变对于诗歌的成见，以客观、冷静、正常的眼光去看待诗歌和诗人。
D. 当下诗歌回暖升温，有诸多因素促成，如科技发展和新媒体，诗歌和诗人自身，社会大环境，人心变化等。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中用新诗文体形式的不断发展和当代旧体诗词的发展证明了诗歌“回暖”或“升温”。
B. 文中揭示微信传播平台让诗歌更加自由、自在和舒适，是为了证明“网络媒体的勃兴挽救了诗歌”。
C. 文章用中国诗歌网的例子证明了电脑与手机的结合、联动，使诗歌呈现了新景观和生机活力。
D. 对当下诗歌回暖升温的原因，作者进行综合分析论述后，指出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当前，新诗和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队伍都在不断壮大，诗歌数量迅猛增长，作者对此持乐观态度。
B. 作为官方诗歌网站的中国诗歌网有着强烈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感，为当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C. 对羊羔体诗歌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可取，通过研读羊羔体诗歌会发现其中不少诗作颇具诗意、内涵和境界。
D. 政府对诗歌文化的高度重视，不仅是当下诗歌气候回暖的重要因素，而且推动和促进了诗歌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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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老舍先生在《谈幽默》中说，“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滑稽的闹戏，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老舍“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
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避不开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幽默中是有同情的。”
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也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凡社会上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
幽默的佐料多来自生活。他打趣、讽刺的那些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态社会诸相的折射。他把它们拆散了，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
材料二
老舍属于二十世纪，也属于未来的世纪。他的杰作，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光荣，也将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耐人寻味的启迪。
老舍的作品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学。他落笔之时敢于“大胆放野”，这种泼墨成文的大胆作风，更多地表现为他对北京市民众生相的熟悉，以及对这种众生相烂熟于心的自信。他把众生相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视野中加以比较解剖，为本民族性格中那些庸俗、怯懦和苟且偷安的习气焦虑不已，热切地关注着民族性格的健康，关注着整个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生命，剖析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这就是老舍小说的文化学。
老舍的作品又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学。他的作品往往是轻松落笔，信马由缰，以醇厚本色的漫画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滋味十足的北平百态图。若用画来打比方，他提供的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清明上河图》；若用画风来打比方，它令人联想到丁聪的漫画风格。笔致丑而不恶，丑得可爱;味道俗而不滥，俗得有味。老舍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习俗，《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最老舍”的老舍作品，都令人感到，习俗是老舍小说中几乎无所不在的非主人公的主人公。
老舍作品还蕴含着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学。老舍的本事，就是一下子把文学语言的根子扎到北京老百姓的舌头根子上，散发着浓郁的京味魅力。他以京味的语言，写带着他胎记的京味人生习俗，使二者浑融一体，语言也是习俗，习俗也是语言，达到新文学语言的新境界。最令人难忘的是老舍式的幽默，那是一种脱口而出、本色自然的智慧。他的小说“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他把文化思考渗入幽默，使俗趣中包含深思，调侃中洋溢着诗情。
材料三
老舍及其代表的京味文学，既是对北京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对民族特性的深刻揭示。前者包括对北京市民社会的多方位描写，对市民群像的生动刻画，对北京风俗民情的多层面展示，以及地道纯正的北京方言土语的鲜活表达等等;后者通过北京文化来透视整个民族文化，在民族性的广泛揭示过程中渗透着锐利的反省和痛切的沉思。
但北京特色和民族特性并不是老舍京味文学创作的全部蕴涵。老舍京味文学的蕴涵是多方面的，这里重点谈平民意识与崇高精神的融合。
现代作家当中，老舍的作品最集中、最充分、最生动地描写了底层市民的生活，它们成功地塑造了市民的群像，而且老舍的这种书写，不是出自一个作家外来的观察。对老舍来说，写底层市民，写北京风情，就是写自己，他自己本身就是生活。在这种情境中，平民意识成了老舍的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北京人身上的那种随意自然、纯朴大方、实实在在、大大咧咧，对谁都一团和气而骨予里又有一种刚毅、自尊甚至是高傲和高贵，在老舍笔下随处可见，在老舍本人身上也有着真切的体现。
但如果仅看到这一面，对老舍平民意识的理解则是片面的。老舍在表现平民意识的同时，还始终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理念，他不仅深切同情底层市民，也尖锐地批判缺乏崇高人生目标的生活态度。老舍笔下有许多满人形象，老舍同情他们的无助无奈，对他们的那种特定的自卑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但更多的是赞扬他们的自信、坚韧和不屈，尤其是像《茶馆》里常四爷身上的那种“一辈子不服软，敢做敢当，专打抱不平”的品性。可见，老舍那些表现底层市民普普通通生活的作品中，饱含着一种对崇高悲壮人生态度的渴求与赞美。
1.阅读上述材料，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老舍先生认为滑稽与幽默是不同的，幽默首要的是一种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需技巧地写出事情中的可笑之点，讲究思想性和艺术性。
B. 老舍的幽默来自生活中那些可笑的事实，清末民初的病态社会让老舍的幽默深刻、富有讽刺意味，反映了时代的悲剧。
C. 老舍小说的文化学是将他熟悉的北京市民众生相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视野中比较解剖，关注民族性格的健康，剖析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
D. 老舍京味文学的蕴涵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北京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有对民族特性的深刻揭示，更重要的是平民意识与崇高精神的融合。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
A. 老舍贫寒的出身、刚强义气的性格使他的幽默里充满爱憎之情，老舍式的幽默表现为自然本色、轻松不失深刻、批判中富有同情。
B. 老舍的作品笔调轻松自由，以习俗为主体，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风格丑而不俗，蕴含着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学。
C. 《茶馆》塑造了底层市民的群像，折射了老舍自己的生活感受，不仅是二十世纪京味文学的代表，而且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也有指导意义。
D. 三则材料从不同角度切入，材料一介绍了老舍对幽默的认识，材料二介绍了老舍作品的文学价值，材料三介绍了老舍京味文学的蕴涵。
E. 材料中的引用，向读者直接展示出了老舍的经历、创作思想和创作特点，使文章对于老舍的评论更具真实性、准确性、深刻性与艺术性。
3.依据材料对老舍文学创作的特点的介绍，概括读懂老舍作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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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年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中国古代哲学讲义》，一反前例。当时读大一哲学系的顾颉刚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对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读大二文学系的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忆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中国文学史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也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亮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得可贵。
（摘编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
相关链接：
①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即风行海内，3年不到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高丹《北大开会研讨胡适：他20岁一出场便是主角》）
②在1916年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肖东发、李云、沈弘《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胡适研究学问，特别强调要有独立的思想，因此他讲课时没有沿袭陈汉章讲授哲学的方法，这让他的学生很不适应。
B. 胡适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教授，在北大任教遇到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学校哲学系老教授对他的藐视就是其中之一。
C. 胡适非常重视教育对改变国民的作用，他一生身体力行，不仅在北大任职，而且还兼职多所大学，并大量演讲、讲学。
D. 胡适说自己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对待教学，就是从头学起，即杨亮功所说的“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两项是
A. 文中多处引用，既引用了一些学生的话，也引用了胡适自己的话，丰富了传主的形象，增加了文章的真实性。
B. 胡适授课“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这与其说是胡适不肯贸然信从古人带给大家的震惊，不如说是大家对他的敬佩。
C. 在北大赫赫有名的傅斯年曾成功“扳倒”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但是在听完胡适的课后，但对胡适的学问还是表示肯定的。
D.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正式出版和蔡元培亲自为书写序，使胡适在哲学研究上确立了自信心，这是他在北大站稳脚跟的标志。
E. 胡适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是因为课堂中学生少，便于老师和学生共同讨论、展开研究，足见胡适非常重视研究性教学。
3.请结合材料，分析胡适教授的性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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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传统中，和谐世界是诗人们从来最求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自然和谐，成为诗歌创作中重要的题材，同时，又是诗歌美学中的重要的理论支柱。
在我们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源头。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了自然本性“德”,又禀赋了“气”而成了形态好形体之“形”。《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以自然为法的精神影响了历史的中国诗人,而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在许多优秀诗人的笔下,成为他们表现人生和世界最高的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这种境界的追求和创作实践,在中华优秀的诗歌长河中,形成了山水诗、边塞诗和田园诗的流派和传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脸炙人口的诗篇.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范成大的“信步随芳草,逸涂问小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这些代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佳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基因,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变成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文理想和生命追求。
这种创作实绩经过历代诗歌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理论主流.唐代王昌龄首提“意境”一词,并称“理入景体”“景物兼意入兴”;宋代范希文提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明代谢榛提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到了晚清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完成了意境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些为我们熟知又为许多人淡忘的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重要的内核：意境说.这种美学理想,表现的是意与境,情与景,神与形,交相融洽,高度统一,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而其反应和表现的人类理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境界.
作为中华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财富,当代中国诗人十分重视在创作中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创造出更美更加富于艺术魅力的诗篇,当代著名的青海诗人昌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昌耀创作的大量诗篇,表现了青藏高原神奇的高山大川和人文精神,展示了高原大自然的天地精神和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人性魅力.昌耀在《答记者张晓颖问》一文中写道：“青海的大自然,青海壮美的山河.也给我的诗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这对我的诗的风格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高原养育了昌耀这位诗人，诗人昌耀又用笔创造了一座新的高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和谐既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重要的题材，又是诗歌美学中重要理论支柱。
B. “意境说”这一中国传统的古典诗歌重要理论直到晚清王国维才最后完成。
C. 在中华优秀诗歌长河中，各大流派均有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佳句。
D. 我国诗歌创作的主要理论来源于老子“道法与自然”和庄子的“天人合一”。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以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为依据，论证诗歌的创作要坚持以自然为法的精神。
B. 关于如何创作与享受诗歌，文章先引出话题，接着逐层分析，最后列举进行印证。
C. 文章从思想源头入手把创作实绩和理论举要结合起来，揭示了中华诗歌的传统。
D. 文章采用大量的举例论证，阐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诗歌创作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没有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可能不会出现山水、边塞和田园等诗派。
B. 王维的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基因。
C. 是青藏高原神奇的高山大川和人文精神孕育出了当代著名的青海诗人昌耀。
D. 人自然一旦失去和谐，中国诗歌美学中重要的理论也会跟着失去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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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大先生（节选）
陈丹青
①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子喜欢鲁迅呢？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②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③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样子，各有各的性情与份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同志，真是相貌堂堂。
④五四那一两代人，模样就摆在那里。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伯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是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
⑤这时我就想到鲁迅先生。老先生这张脸非常不卖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⑥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肖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那把长胡子，或者象沈君儒那样光脑袋，古风是有了，毕竟还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 中国”，又其实非常地摩登……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炼，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⑦我这不是以貌取人么？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证得大家同意的。好在私人意见不必征得同意，不过是自己说说而已。
⑧我喜欢鲁迅，还因为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⑨“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这是现在小青年随口说的话，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
⑩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愤怒激烈、疾恶如仇、“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是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这些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1.第④段中写道“五四那一两代人，模样就摆在那里”，仔细阅读③④两段文字，概括“五四那一两代人”的模样的特点。（4分）
2.第⑥段中划线的句子在表达上有什么特点？请加以赏析。（5分）
3.中国古语说“相由心生”，西方的谚语说“只要看见你的容颜，我便仿佛来到你的心灵深处”，对于“相”和“心”，结合以上文章，谈谈你的想法。（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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