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微文化”与“被碎片化”
刘阳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1.下列不属于本文所说的微文化的一项是
A. 字数较少的文字作品，如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博、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等。
B. 时间较短的音像作品，如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手机电话中的音乐彩铃等。
C. 篇幅较短的宣传作品，如墙上只有24字的宣传标语、电视中插播的商品宣传广告等。
D. 字数较少的新闻作品，如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手机信息中的新闻短讯等。
2.关于被碎片化理解，下列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 在现代社会，因微文化的产生和流行导致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原本连续的大块的时间被肢解成无数个碎片。
B. 微文化产品越来越多，人们的注意力也被肢解为碎片，都没有耐心读书，甚至没有耐心去冥想与沉思。
C. 微文化产品使人的逻辑思维被碎片化，从而导致思维能力弱化，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彻底的研究和追问。
D. 在微文化产品流行的时代，如果把被碎片化内容都拼接起来，那么就可以形成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
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 尼尔波兹曼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是因为他担心电视技术的发展会对人类的文化积淀产生负面的影响。
B. 电影导演何平认为玩微博比看电视更浪费时间，他的感慨其实也代表了许多人面对微文化时的焦虑。
C. 赫伯特西蒙认为，现代人的注意力之所以匮乏，是因为现代社会信息量非常大，人们不得不时时接收信息。
D. 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人们会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这正是奥尔德斯赫胥黎感到忧心忡忡的原因。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微文化”与“被碎片化”
刘阳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1.下列不属于本文所说的微文化的一项是
A. 字数较少的文字作品，如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博、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等。
B. 时间较短的音像作品，如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手机电话中的音乐彩铃等。
C. 篇幅较短的宣传作品，如墙上只有24字的宣传标语、电视中插播的商品宣传广告等。
D. 字数较少的新闻作品，如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手机信息中的新闻短讯等。
2.关于被碎片化理解，下列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 在现代社会，因微文化的产生和流行导致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原本连续的大块的时间被肢解成无数个碎片。
B. 微文化产品越来越多，人们的注意力也被肢解为碎片，都没有耐心读书，甚至没有耐心去冥想与沉思。
C. 微文化产品使人的逻辑思维被碎片化，从而导致思维能力弱化，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彻底的研究和追问。
D. 在微文化产品流行的时代，如果把被碎片化内容都拼接起来，那么就可以形成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
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 尼尔波兹曼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是因为他担心电视技术的发展会对人类的文化积淀产生负面的影响。
B. 电影导演何平认为玩微博比看电视更浪费时间，他的感慨其实也代表了许多人面对微文化时的焦虑。
C. 赫伯特西蒙认为，现代人的注意力之所以匮乏，是因为现代社会信息量非常大，人们不得不时时接收信息。
D. 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人们会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这正是奥尔德斯赫胥黎感到忧心忡忡的原因。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或许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对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而感到忧心忡忡——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1.下列不属于本文所说的“‘微’文化”的一项是
A. 字数较少的文字作品，如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博、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等。
B. 时间较短的音像作品，如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手机电话中的音乐彩铃等。
C. 字数较少的新闻作品，如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手机信息中的新闻短讯等。
D. 篇幅较短的宣传作品，如墙上只有24字的宣传标语、电视中插播的商品宣传广告等。
2.关于“被碎片化”理解，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微”文化产品越来越多，人们的注意力也被肢解为碎片，都没有耐心读书，很少有耐心去冥想与沉思。
B. 在现代社会，因“‘微’文化”的产生和流行导致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原本连续的大块的时间被肢解成无数个碎片。
C.
文化产品使人的逻辑思维“被碎片化”，从而导致思维能力弱化，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彻底的研究和追问。
D. 在“微”文化产品流行的时代，很难形成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
3.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A. 尼尔·波兹曼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是因为他担心电视技术的发展会对人类的文化积淀产生负面的影响。
B. 电影导演何平认为玩微博与看电视一样都是浪费时间，他的感慨其实也代表了许多人面对“微”文化时的焦虑。
C. 作者认为，现代人的注意力之所以匮乏，是因为现代社会信息量非常大，人们不得不时时接收信息。
D. 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人们会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这正是奥尔德斯·赫胥黎感到忧心忡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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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表示了担忧：“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1.下列符合原文所说的“‘微’文化”的一项是（ ）
A. 字数较少的文字作品，如书本里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不超过140字的小故事等。
B. 时间较短的音像作品，如手机里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手机电话中的音乐彩铃等。
C. 字数较少的新闻作品，如电视中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只有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等。
D. 篇幅较短的宣传作品，如墙上只有24字的宣传标语、电视中插播的十几秒的商品广告等。
2.下列关于“‘微’文化产品带来的副作用”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微”文化的产生和流行，导致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时间被肢解成无数个碎片。
B. 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海量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我们很难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
C. “微”文化产品使人的逻辑思维“被碎片化”，从而导致思维能力弱化。
D. 在“微”文化产品流行的时代，很难形成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尼尔·波兹曼曾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是因为他担心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效率会对文化积淀产生负面影响。
B. 导演何平感慨玩微博与看电视一样都是浪费时间，他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的焦虑。
C. “微”文化产品的日益堆积，最终会使我们，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迷失。
D. 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它依然是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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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14分）
波兹曼的诅咒
周国平
①美国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的《把我们自己娱乐死》是一部声讨电视文化的著作。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确实时时听见一声声急切有力的喝问：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自己娱乐死？
②无人能否认电视带来的便利，问题在于，这种便利在总体上是推进了文化，还是损害了文化。
③波兹曼认为媒介的变化意味着并且导致了认识世界方式的变化。在文字一直是主要媒介的时代，人们主要通过书籍来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在书籍的阅读中，我们得以进入用文字记载的悠久传统。相反，电视则以现时为中心，所传播的信息越具有当下性似乎就越有价值。文字是抽象的符号，作为一种媒介，它要求阅读的同时必须思考。而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有时甚至忌讳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在波兹曼看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书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电视却会使我们背离这个目标。那么，电视究竟把我们引向何方？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一种迷恋当下和排斥思考的文化，我们只能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娱乐。
④并不是说娱乐和文化一定势不两立，问题也不在于电视展示了娱乐性内容，而在于电视上的一切内容都必须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波兹曼的结论是，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都依照其转变成娱乐的程度而被人们接受，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
⑤波兹曼是把美国作为典型来对电视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但是，电视主宰文化、文化变成娱乐的倾向却是世界性的。譬如说，在我们这里，通过电视剧学习历史，而历史仅仅作为戏说、也就是作为娱乐而存在，消灭历史的方式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加彻底的了。又譬如说，在我们这里，电视也成了印刷媒介的榜样，报纸和杂志纷纷向电视看齐，蜕变成了“电视型印刷媒介”。且不说那些纯粹娱乐性的时尚杂志，只要翻开几乎任何一种报纸，你都会看到一个所谓文化版面，所报道的全是娱乐圈的新闻和大小明星的逸闻。这无可辩驳地表明，文化即娱乐日渐成为新的约定俗成，只有娱乐才是文化即将成为不争的事实。
⑥赫胥黎曾预言：一旦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一旦文化成为滑稽戏，文化就灭亡了。波兹曼认为，赫香黎的预言应验了。这个结论也许太过悲观，我相信，只要人类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决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面对这样的行径，我的感觉是，波兹曼的书名听起来像是诅咒。
1.文章第③段阐述了波兹曼的媒介文化观，请作简要概括。（不超过40个字）（4分）
2.文章第⑤段说明“电视主宰文化、文化变成娱乐的倾向却是世界性的”观点时，为什么以中国为例？在阐明中国情况时采用了什么方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6分）
3.作者既说波兹曼的结论“也许太过悲观”，又说“波兹曼的书名听起来像是诅咒”，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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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例如，他研究戏曲，便要结合文献资料、各地戏曲样本等“器”，来深入研究其发展规律以及探明其前因后果。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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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一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对国故、旧史都有研究和创新。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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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作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作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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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有删减）
相关链接：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王国维治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是什么？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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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王国维道器合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幸批评旧史学的养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 水发表《81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 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室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 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趙， 输入学理，整理®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 “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 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 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唪史诗二十首》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视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度将倾、内忧外 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 其独立之位里”，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 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其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 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表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 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 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黹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 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藉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 段，对于令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城，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 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 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A．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老派文人与以张煊为代表的新派文人展开激烈交锋。
B．王国维治学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王国维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追求道器结合，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 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完全超越了今天的“古史研究”。
E．在治学方面，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在曲学方面，钱博先生认为后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王国维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源于他的哪些治学品质？结合文聿简要分析。
3.你如何理解“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 代中国的‘三闾大夫’”？
4.结合文章，谈谈你对“道”、“器”的理解，并说说“道”“器”关系对你的学习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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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自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成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选自2014年4月1日《学习时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汉学是中外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一门学问，其研究介绍者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学者。
B. 国学的产生没有汉学早，国学研究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
C. 汉学和国学都是用西方价值观和学术范式研究中华文化，用生命和情感体验中华文化的学问。
D. 汉学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能知道自己的长短与在世界文化中的方位和价值。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以否定为立论的前提，并由此指向了把汉学当国学的问题。
B. 文章把汉学的发展历史与当前的“汉学热”进行对比，提示了汉学即西学的本质。
C. 文章结尾呼吁国人弘扬国学，勇担复兴国学的重任。
D. 文章通过阐述对汉学研究的误区及种种不良现象，进而立起汉学当热但不可取代国学的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上世纪国内两次兴起“汉学热”，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的活跃，迫使国人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中国及其文化。
B. 国学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是立国的源泉，没有了国学，就丢失了根本，丢失了历史，丢失了精神。
C. 近几年中国学界出现了国学的“汉学化”现象，国学已经变成了“在中国的汉学”，汉学也变成了“在中国的国学”。
D. 作者认为，汉学当热，汉学定能成为显学，但他同时指出汉学不可以取代国学，国学应当快速地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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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书城为汉学
郑晋鸣 赵雨晨
北京时间4 月10 日凌晨，著名汉学家、中国书史和文化史研究泰斗钱存训先生在美国芝加哥因病辞世，享年105 岁。
这位终身坐拥书城的老人，毕生致力于研究汉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20 世纪以来图书馆学宗师、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1910 年，钱存训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书香世家。1928 年就读金陵大学时，他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工作。
1937 年，钱存训应北平图书馆邀请，担任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改派至北图上海办事处，保管北平南运的中文善本。不久，上海租界安全也无保障，北图馆长袁同礼、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协商，将存沪善本移存美国，并摄制微卷以供流传。
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局势恶化，上海被严密封锁。钱存训不顾生命危险，想方设法躲过日军耳目，用两个月时间独自一人用手推车，分10 次将三万册善本悄悄送上开往美国的轮船。次年6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北平图书馆古籍全部运抵。
抗战胜利之后，钱存训受教育部委派拟赴华盛顿将这批善本接运回国，但因国内战争爆发，交通中断，未能成行。1947 年，钱存训以交换学者的名义赴美，从此再也没能回到祖国，这批善本成了他毕生无法释怀的牵挂。“中年来美短期访问，原想镀金回国，但未料到将长眠他乡。”这是钱存训晚年的遗憾。
1947 年起，钱存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进修，同时在芝大东亚图书馆工作。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在芝大，钱存训用十年完成近十万册古籍编目的工作，还积极收藏当代资料，扩充馆藏，在他苦心孤诣的经营下，芝大东亚图书馆成为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宝库。
“钱存训成名作《书于竹帛》也在此期间完成，该书对印刷发明前的中国文字记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中文译本仅164 页，著作虽薄，学问却不薄。”张志强说，“读完这本书，我愈发领悟到学问要做深做厚，专著要写薄写透的治学精神。”
出于对《书于竹帛》的欣赏，李约瑟邀请钱存训参与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钱存训欣然应邀，用15 年时间扎实研究中国书籍的演变史，用西方语言完成三十万字的《纸和印刷》，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
序言中李约瑟写道：“我们说服关于这一专题世界最著名的权威学者之一钱存训教授来完成书中这一部分的写作任务，从钱书中，读者可纵观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整个历史，在欧洲对此一无所知之时，它们已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世纪。”
“专题研究，枯燥无味，知音者寥寥。”这是钱存训的心声，几十年来，在图书馆学这个冷门领域，钱存训用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潜心钻研，留下无数中国图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扩大了汉学在海外的影响。
钱存训是高山仰止的汉学大家，但后辈眼中的他却只是一位谦顺和蔼的老师。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博士潘铭燊的记忆里，恩师做人做学问严谨求实的态度影响了他一“如要引用别人先提出的资料，先生都在注释中详细交代，绝不掠美，所以《纸和印刷》中有极为繁复的注释系统。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在这本书之前，先生也不吝引用。”潘铭燊说，先生一生以书为伴，他山高水远的风范，也如同一本底蕴深厚的文化大书。
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曾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五年求学生涯，也承蒙钱存训关爱，他的回忆录里字字句句饱含对钱存训大爱之情怀的敬重与感恩：“我在芝大读书时，曾做过五次骨科手术。其间，钱先生与师母给予我不啻亲人的呵护。钱先生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每年数十次来医院接送我上课，五年未曾间断。”
钱存训一生教导了30 多位硕士和博士，并开办图书馆学的研修班，培养出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马泰来等图书馆学大家。
先生已逝，音容宛在。钱存训走了，但他忠贞纯粹的人生永不落幕。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将随着他整理著速的古籍名著在世界舞台土豆古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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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人生价值，不在虚名财富，也不在地位权势，而主要在个人事业成就的不朽， 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本回忆录的主角，正是一位恪尽职责的长者，他一生平实的生活，却足以符合这“三不朽”的最高成就。
（许倬云 《钱存训著〈留美杂忆〉序》 ）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文章从钱存训先生的辞世写起，介绍了钱存训的身份，文笔洗练，对先生在汉学方面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表达了对先生的深切缅怀。
B．钱存训笔耕不辍，写下了许多有关中国书史的传世之作，成书于美国的《书于竹帛》和 《纸和印刷》两部用中文写的专著的学术价值很高。
C．1947 年，钱存训以交换学者的名义赴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工作，他因未能完成镀金的愿望，再也没能回到祖国，最终长眠他乡。
D．李约瑟写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的一段话，充分肯定了钱存训学术权威的身份，同时也指出造纸术在中国的历史远比在欧洲要久远。
E．许倬云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人生价值，不在地位权势，主要在个人的事业成就；他贴切地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来评价钱存训的一生。
2.钱存训先生具有怎样的治学精神？请简要分析。
3.传记文章兼有文学性和真实性的特点，本文是如何体现其真实性的特点的？请简要分析。
4.钱存训的侄子钱孝文在悼念钱存训先生的文中称：“在家人眼中，先生不仅是民族英雄，是学术大师，还是一位慈爱的长辈。”请结合文本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看法。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