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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
徐 彬
从史学影响看,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谱的主要渊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区普遍认为“谱为一家之史”。自觉地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了许多家谱以留传于世。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大约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300种,很多都是古籍善本。出现这种情况,与徽州地区重视及时续修家谱和大量文人学士的参加密不可分,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二是家谱种类繁多。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家谱、世谱、会宗统谱等,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或是一县,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是关于徽州地区范围内具有血缘联系的程氏宗谱,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谱》则是记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谱。
三是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明清徽州家谱基本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墓图、祠图、像赞、村居图、谱传、进呈谱表、诰封褒章、族产文书、翰墨文章、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以世系为时间主线,通过对宗族生活各层面的记载,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主旨。
在徽州特有的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征。比如宣扬商业理念,体现了重视商业的文化旨趣。汪道昆在《太函集》表达出“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明隆庆《许氏世谱》记许秩语:“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同族人许西皋也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
不少家谱通过设立家传,还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如《竦塘黄氏宗谱》记载了吴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记,筹算心计之,虽久,锱铢不爽”。为徽商立传,体现了不轻视商人的文化理念。
家谱还是商业活动中的交际手段,有独特的文化交流功能。作为宗族而言,有共同而稳定的居住区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但徽州地区却是“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因商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与分散性,与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特点相矛盾,为了弥合这种矛盾,编修家谱就显得尤其重要。并且在经营活动中徽商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利用家谱的“收族”功能,能有效地将各地流动经商的族人凝聚起来,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可以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家谱为徽州宗族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也为徽州地区的社会风俗形成发挥了导向的作用。它和徽商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地方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1.下列关于“徽州家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徽州家谱种类繁多,内容有所侧重,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体现着徽州人民的血缘与地缘关系。
B.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徽州家谱是徽商文化的一个部分,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C.徽州家谱在徽州商人的商业活动中有效地起到了凝聚族人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D.徽州家谱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体现了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体现了对商人不轻视的观念。
B.明代许多名儒都重视家谱的修编,如程敏政主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汪道昆主修《汪氏十六族谱》。
C.司马迁创立了史表,因而明清徽州地区奉为圭臬,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许多家谱,并留传于世。
D.徽州文化是徽州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旨趣。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3分)
A.“谱为一家之史”的理念使得明清徽州家谱不仅只是记录家族血缘关系,还成为宗族社会生活的画卷。
B.汪道昆、许秩和许西皋之言,体现了他们对商业的高度重视,这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尤为难得。
C.明清徽州家谱为大量商人立传,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是对商人职业和地位的一种极大肯定。
D.明清徽州家谱的兴盛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清徽州地区文人学士数量极大,程敏政、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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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
徐 彬
从史学影响看,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谱的主要渊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区普遍认为“谱为一家之史”。自觉地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了许多家谱以留传于世。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大约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300种,很多都是古籍善本。出现这种情况,与徽州地区重视及时续修家谱和大量文人学士的参加密不可分,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二是家谱种类繁多。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家谱、世谱、会宗统谱等,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或是一县,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是关于徽州地区范围内具有血缘联系的程氏宗谱,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谱》则是记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谱。
三是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明清徽州家谱基本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墓图、祠图、像赞、村居图、谱传、进呈谱表、诰封褒章、族产文书、翰墨文章、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以世系为时间主线,通过对宗族生活各层面的记载,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主旨。
在徽州特有的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征。比如宣扬商业理念,体现了重视商业的文化旨趣。汪道昆在《太函集》表达出“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明隆庆《许氏世谱》记许秩语:“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同族人许西皋也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
不少家谱通过设立家传,还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如《竦塘黄氏宗谱》记载了吴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记,筹算心计之,虽久,锱铢不爽”。为徽商立传,体现了不轻视商人的文化理念。
家谱还是商业活动中的交际手段,有独特的文化交流功能。作为宗族而言,有共同而稳定的居住区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但徽州地区却是“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因商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与分散性,与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特点相矛盾,为了弥合这种矛盾,编修家谱就显得尤其重要。并且在经营活动中徽商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利用家谱的“收族”功能,能有效地将各地流动经商的族人凝聚起来,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可以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家谱为徽州宗族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也为徽州地区的社会风俗形成发挥了导向的作用。它和徽商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地方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1.下列关于“徽州家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徽州家谱种类繁多,内容有所侧重,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体现着徽州人民的血缘与地缘关系。
B.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徽州家谱是徽商文化的一个部分,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C.徽州家谱在徽州商人的商业活动中有效地起到了凝聚族人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D.徽州家谱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体现了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体现了对商人不轻视的观念。
B.明代许多名儒都重视家谱的修编,如程敏政主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汪道昆主修《汪氏十六族谱》。
C.司马迁创立了史表,因而明清徽州地区奉为圭臬,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许多家谱,并留传于世。
D.徽州文化是徽州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旨趣。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3分)
A.“谱为一家之史”的理念使得明清徽州家谱不仅只是记录家族血缘关系,还成为宗族社会生活的画卷。
B.汪道昆、许秩和许西皋之言,体现了他们对商业的高度重视,这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尤为难得。
C.明清徽州家谱为大量商人立传,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是对商人职业和地位的一种极大肯定。
D.明清徽州家谱的兴盛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清徽州地区文人学士数量极大,程敏政、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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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影响看,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谱的主要渊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区普遍认为“谱为一家之史”。自觉地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了许多家谱以留传于世。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大约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300种,很多都是古籍善本。出现这种情况,与徽州地区重视及时续修家谱和大量文人学士的参加密不可分,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二是家谱种类繁多。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家谱、世谱、会宗统谱等,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或是一县,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是关于徽州地区范围内具有血缘联系的程氏宗谱,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谱》则是记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谱。
三是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明清徽州家谱基本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墓图、祠图、像赞、村居图、谱传、进呈谱表、诰封褒章、族产文书、翰墨文章、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以世系为时间主线,通过对宗族生活各层面的记载,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主旨。
在徽州特有的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征。比如宣扬商业理念,体现了重视商业的文化旨趣。汪道昆在《太函集》表达出“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明隆庆《许氏世谱》记许秩语:“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同族人许西皋也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
不少家谱通过设立家传,还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如《竦塘黄氏宗谱》记载了吴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记,筹算心计之,虽久,锱铢不爽”。为徽商立传,体现了不轻视商人的文化理念。
家谱还是商业活动中的交际手段,有独特的文化交流功能。作为宗族而言,有共同而稳定的居住区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但徽州地区却是“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因商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与分散性,与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特点相矛盾,为了弥合这种矛盾,编修家谱就显得尤其重要。并且在经营活动中徽商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利用家谱的“收族”功
能,能有效地将各地流动经商的族人凝聚起来,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可以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家谱为徽州宗族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也为徽州地区的社会风俗形成发挥了导向的作用。它和徽商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地方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选自《光明日报》,略有删减)
1.下列关于“徽州家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徽州家谱种类繁多,内容有所侧重,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体现着徽州人民的血缘与地缘关系。
B.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徽州家谱是徽商文化的一个部分,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C.徽州家谱在徽州商人的商业活动中有效地起到了凝聚族人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D.徽州家谱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体现了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体现了对商人不轻视的观念。
B.明代许多名儒都重视家谱的修编,如程敏政主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汪道昆主修《汪氏十六族谱》。
C.司马迁创立了史表,因而明清徽州地区奉为圭臬,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许多家谱,并留传于世。
D.徽州文化是徽州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旨趣。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谱为一家之史”的理念使得明清徽州家谱不仅只是记录家族血缘关系,还成为宗族社会生活的画卷。
B.汪道昆、许秩和许西皋之言,体现了他们对商业的高度重视,这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尤为难得。
C.明清徽州家谱为大量商人立传,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是对商人职业和地位的一种极大肯定。
D.明清徽州家谱的兴盛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清徽州地区文人学士数量极大,程敏政、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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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 徐 彬
从史学影响看,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谱的主要渊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区普遍认为“谱为一家之史”。自觉地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了许多家谱以留传于世。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大约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300种,很多都是古籍善本。出现这种情况,与徽州地区重视及时续修家谱和大量文人学士的参加密不可分,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二是家谱种类繁多。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家谱、世谱、会宗统谱等,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或是一县,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是关于徽州地区范围内具有血缘联系的程氏宗谱,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谱》则是记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谱。
三是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明清徽州家谱基本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墓图、祠图、像赞、村居图、谱传、进呈谱表、诰封褒章、族产文书、翰墨文章、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以世系为时间主线,通过对宗族生活各层面的记载,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主旨。
在徽州特有的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征。比如宣扬商业理念,体现了重视商业的文化旨趣。汪道昆在《太函集》表达出“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明隆庆《许氏世谱》记许秩语:“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同族人许西皋也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
不少家谱通过设立家传,还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如《竦塘黄氏宗谱》记载了吴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记,筹算心计之,虽久,锱铢不爽”。为徽商立传,体现了不轻视商人的文化理念。
家谱还是商业活动中的交际手段,有独特的文化交流功能。作为宗族而言,有共同而稳定的居住区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但徽州地区却是“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因商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与分散性,与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特点相矛盾,为了弥合这种矛盾,编修家谱就显得尤其重要。并且在经营活动中徽商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利用家谱的“收族”功能,能有效地将各地流动经商的族人凝聚起来,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可以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家谱为徽州宗族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也为徽州地区的社会风俗形成发挥了导向的作用。它和徽商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地方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选自《光明日报》,略有删减)
1.下列关于“徽州家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徽州家谱种类繁多,内容有所侧重,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体现着徽州人民的血缘与地缘关系。
B.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徽州家谱是徽商文化的一个部分,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C.徽州家谱在徽州商人的商业活动中有效地起到了凝聚族人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D.徽州家谱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体现了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体现了对商人不轻视的观念。
B.明代许多名儒都重视家谱的修编,如程敏政主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汪道昆主修《汪氏十六族谱》。
C.司马迁创立了史表,因而明清徽州地区奉为圭臬,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许多家谱,并留传于世。
D.徽州文化是徽州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旨趣。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谱为一家之史”的理念使得明清徽州家谱不仅只是记录家族血缘关系,还成为宗族社会生活的画卷。
B.汪道昆、许秩和许西皋之言,体现了他们对商业的高度重视,这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尤为难得。
C.明清徽州家谱为大量商人立传,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是对商人职业和地位的一种极大肯定。
D.明清徽州家谱的兴盛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清徽州地区文人学士数量极大,程敏政、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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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史记》为后世史家崇奉,影响深远。除了司马迁超凡的史识和文笔之外,其创立的纪传体体例,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一体例更为全面地包罗了人类历史的诸多侧面,顺应了史学的发展。
与早前出现的记言、纪事、国别、编年等以事为主的体例不同,《史记》的大部分“列传”以及部分“本纪”“世家”,皆以人为主。从史学意义上讲,这一体例大大扩张了史学的研究视野。虽然旧有体例间或也记载文化、风俗等内容,然就其主体而言,能通过纪事表现的往往只能是政治、军事人物。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在非政治、非军事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越来越多,将这些人物摈于史书之外是非常不合理的。此外,随着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日渐增多,其历史自然也成为史学家需要记录的内容。纪传体史书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问题。像东周诸子这些学者,屈原、司马相如这些文学家, 扁鹊、仓公这些医者,都得以进入史书;而分布在中原地区周围的匈奴、两越、西南夷等诸少数民族的历史,也终于有了系统的记载。司马迁通过独特体例呈现的历史观告诉后人,历史学家面对史料也应有主体意识,历史本身和如何叙述历史并非一回事。
典章制度以及社会风俗、思想文化,是旧有体例难以覆盖的又一部分重要内容。尽管《左传》《国语》也涉及了一些关于典章制度的内容,但皆浮光掠影,不成系统。毕竟史事虽与典章制度等有关,但想通过史事系统反映这些内容是不现实的。《史记》所创造的“书”这一体例,使这些既难从事中反映、亦难在传人时体现却又无比重要的内容,终于在史书中有了依凭。其体例为班固《汉书》继承,改名为“志”,对后世正史影响极深远。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与“人”的淡出,这部分内容更成为当今史学研究的核心。由是观之,“书”之设立可谓超越时代,体现了司马迁深邃的史学眼光。
编年体吸收了早期的记言、纪事体的优点,而纪传体亦吸收了编年体的优点。《史记》“本纪”部分即是编年的。事实上,除了“本纪”以外,“表”也具有编年的要素, 《史记》诸表皆依时叙事,更置“表”于“本纪”之后,其余诸体之前,其意甚明。此外,《史记》还吸收了《国语》《战国策》这类国别体史书的优点。这一点体现在“世家”这一体例上,对于叙述分封制下诸侯林立的情况,可谓不二之选。
纪传体史书体例多样,内容繁杂,方便了史家通过编排篇目、内容来展现微言大义。如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尊重他们的历史地位,体现了其不因政治因素而篡改历史事实的态度;为商人立《货殖列传》,体现了其重视商业的态度;《游侠列传》的设立,更有一抒胸中块垒之用意。后世班固等史家编排篇目亦多有此意。当然,此法不可用之太过,如后世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即有重笔法而轻史实之讥。
《史记》创立了能够包容人类社会各方面活动的史书体例,其划时代意义难以估量。直到当代,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仍是参考纪传体史书之体例而作。由是观之,《史记》为历代正史所宗,自有其必然性。
(摘编自安子毓《(史记)与纪传体体例的史学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史记》扩张了史学研究视野,使非政治、非军事的卓越人物得以大量进入史书。
B. 《史记》创立的“书”这一体例,至今仍然是史学研究的核心,可谓是超越时代。
C. 《史记》既吸收了编年体的优点,也吸收了国别体的优点,体例多样,内容繁杂。
D. 《史记》创立的纪传体体例,能包容人类社会各方面的活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通过把纪传体体例同其他史书体例进行对比,阐明了不同体例的优劣。
B. 文章多处运用例证法,论证了《史记》的纪传体体例对后世史书的深远影响。
C. 文章论证纪传体方便史学家通过编排篇目等展现微言大义时,体现了辩证的思想。
D. 文章采用总分总结构,从多个层面论证了《史记》为历代正史所宗的必然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因为纪传体体例更全面地包罗了人类历史的诸多侧面,所以《史记》才为后世史家崇奉。
B. 如果没有纪传体史书,中原地区周围匈奴、两越等诸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可能被载人历史。
C. 历史本身和如何叙述历史并非一回事,因而史学家撰写史书时可以适当轻史实而重文笔。
D. 《史记》创造“书”这一体例的目的是要系统反映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重要内容。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9分,每小题3分)
孟子与邹鲁之风
王志民
孟子为战国时期邹国人,邹与鲁毗邻,但文化渊源并不相同。根据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考定:邹,也做邾,邾娄,是一个东夷土著的小国。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认为其为炎帝神农氏的苗裔,与黄帝后裔的鲁是两支不同文化。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鲁僖公之母称,“邾灭须句”为“蛮夷猾(乱)夏”,是“周祸”。次年,鲁国“伐邾,取须句,反其君”,则是“礼也”。可见在鲁人看来邹实为文化上的“异类”。细检《孟子》及以前的文献,都没有“邹鲁”并称的记载。这反映出在孟子之前,邹、鲁实际表现为两支不同质的文化。
“邹鲁”并称,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与孟子同时而稍晚,这说明:在孟子晚年,所谓“邹鲁之风”已经形成,这应与孟子一生努力传承创新儒学密不可分;“邹鲁之风”是以崇尚儒学、传习六经的士风为主的,充分展示出儒学故乡的特征;“邹鲁”并称,邹在鲁前,这反映出邹文化在邹鲁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巨大影响力。
鲁国本为周公封地,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文化中心。春秋时期,鲁秉周礼,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孔子创立儒学,大办教育,更使鲁成为繁盛的文化重心之地。孔子去世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故乡鲁国,成为儒家发源地和孔门弟子及后学聚居讲学之所。这对孟子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吸引力。同时,孟子为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裔,与鲁国又有一种血缘的亲情。孟子葬母于鲁,曾住鲁守丧三年;其为子思门人的弟子,系统接受过儒学教育;孟子一生极崇拜孔子,以孔子继承人自居,以传播孔学为己任,这都反映出鲁文化对孟子的培育和思想上的巨大影响。
然而,孟子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邹国度过,从孟母三迁教子到成年后“始而设教,继而周游,终而归老”,邹文化的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他思想的形成应该也与邹文化有密切关系。从现有历史文献考察,我认为其主体思想“仁政”的形成,与邹国文化传统具有直接关系。
战国之邹,附庸鲁国,国小力薄,但在文化上却渊源有自,丰富深厚。其为东夷土著,始终保持了夷人的文化传统。《说文解字》:“夷俗仁”。《后汉书·东夷传》注引《风俗通》:“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由于资料缺乏,邹国是否一直沿袭这样一种“仁”俗,难于详考,但《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邹穆公在与鲁国冲突失败后,不忍处置老百姓的仁义之举。贾谊《新书·春秋》也记载了邹穆公仁政的具体举措:“无淫僻之事,无骄燕之行……自刻以广民,亲贤以定国,亲民如子”,致使“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穆公死后,“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刘向《新序·刺奢》则记载,邹穆公说粮食本来就是老百姓辛苦种出的,作为国君,“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是天经地义的。从邹穆公的作为看,邹国应有一种“仁”的传统习俗。邹国以弱小之国,安然存在于大国争雄间,与他们传承“仁俗”、善行仁政有直接关系。在《论语》中,孔子上百次提到“仁”字,但“仁政”二字却从未出现,论国君如何行仁政的话语也不多见。孟子久居邹国,“聚徒讲学”,出仕为官,四十余岁方才出邹,游齐、适梁、访滕、过薛,大谈仁政理想与治国之术,邹文化传统对他思想的影响应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是邹鲁文化的结合,培育了孟子,而孟子的出现和文化上的突出成就,又使战国时期的邹、鲁文化进一步整合、提升,形成了“邹鲁文化”或“邹鲁之风”。
(选自《国学网》,有改动)
1.下面关于“邹鲁之风”的解说,不恰当的一项是
A.《孟子》及以前的文献中没有“邹鲁”并称的记载,说明在孟子之前,邹、鲁实际是两支不同质的文化。
B.《庄子·天下》篇记载,孟子一生努力传承创新儒学,在他晚年,所谓“邹鲁之风”已经形成。
C.邹、鲁文化的结合培育了孟子,而孟子又使邹、鲁文化进一步整合、提升,从而形成“邹鲁之风”。
D.“邹鲁之风”或“邹鲁文化”以崇尚儒学、传习六经的士风为主,充分显示出儒学故乡的特征。
2.有关邹文化传统对孟子“仁政”思想的影响,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根据文献资料记载,邹国应该有一种“仁”的传统习俗,从而影响了后来孟子“仁政”思想的形成。
B.邹国因为传承“仁”俗,善行仁政,所以能够以弱小之国,存身于大国争雄中,孟子对此应该感受深刻。
C.论语》中孔子上百次提到“仁”字,从未提及“仁政”二字,可见孟子的“仁政”与孔子没有关系。
D.久居邹国、四十余岁才出千分游历的孟子,一出邹就能大讲仁政理想,说明其思想只可能来自邹文化。
3.根据文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邹是东夷土著,曾被视为文化上的“异类”,但它文化渊源有自,并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B.鲁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文化中心;孔子创立儒学,大办教育,更使它成为繁盛的文化重心。
C.孟子深受鲁文化影响,他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以孔子继承人自居,以传播孔学为已任。
D.“邹鲁”并称而邹在鲁前,说明在邹鲁文化中,邹文化比鲁文化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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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皇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变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在于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作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鹤《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当今历史学界,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展,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研究历史的资料。
B.古代的史学家选取史料的范围比较狭窄,他们并未广泛采用“以诗证史”或将小说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之类的方法。
C.王国维在《古今新证》中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怀疑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
D.历史学者对《山海经》有不同认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史部,视为史书,王国维则把它作为古史材料看待。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很多人认为《山海经》的记载荒唐夸张,与真实的历史差别较大,司马迁也持这种观点,因此《史记》并不采用《山海经》。
B.《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山海经》所记的神话传说并无真实可言,不宜归入史部,而应列入子部小说家类。
C.谭其骧和王国维利用《山海经》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将神话和历史分而治之,后者则从神话中发掘史料。
D.电视剧《康熙王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其中部分情节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会产生新的传说,这些传说将来会不会成为研究这个时代的史料也未可知。
B.“五四”之前,很多涉及历史的神话传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史料,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史学和文学归类问题上存在争议。
C.在历史研究中,当代学者会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看待,在他们看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手法差异并不重要。
D.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史料,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历史学家对文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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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即指居住在乡间的绅士,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致仕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等一批在乡村有影响的人物构成。明清时期的乡绅无论授官与否均能享有包括免除赋役、管理地方事务等在内的权力,绅士最基本的任务是负责乡村教化。因此乡绅介入地方书院的建设与管理便成为他们职能的应有之义。乡绅通过积极参与书院建设,一方面掌握了乡村教育的话语权,另外一方面也显示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第一,创办书院。乡绅创办书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创办。如位于北京房山县西南的文靖书院就是里人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归乡后建立的,他们曾经跟从理学家刘因游学。明代通州的杨行中书院是杨行中致仕归乡后建造的。二是协助官员创办,官员往往是倡导者或发起人,乡绅则是积极的响应者,先是张罗募捐经费,接着就是购置建筑材料,规划设计,监督施工。如道光六年,知州周起瑶对冠山书院进行修缮,就是让急公好义的乡绅“董其役”,因其旧制修葺,堂楹廊庑,焕然一新。第二,捐献经费。为了鼓励民间兴办书院的积极性,清朝政府制定了奖励政策,颁布了《捐输义述章程》,根据乡绅捐输的多少奖励出身或官职,地方官员也积极给为书院捐献的乡绅“请功”,这极大地调动了乡绅捐献的积极性。据统计,清代由民间捐资兴建书院的比例达到了42.84%。清代北京乡绅同样积极为书院捐助经费,如乾隆十一年,知州杜甲重修潞河书院时,当地的周姓、刘姓和魏姓绅士捐出大量资金。第三、管理书院。乡绅参与书院方方面面的管理,这是清代书院的一大特征,由乡绅组成董事会,参与书院管理工作。鉴于董事职责的重要性,担任董事的乡绅,必须是老成持重、公正勤谨廉洁之人。如昌平州燕平书院设置两名董事,规定由州府从城内绅士中选派“老成殷实”者充任,任期一年。
乡绅参与书院管理,主要是经费管理和对山长的选拔等,对于书院的良性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书院往往建立董事会,由地方上推举的绅士为轮流首士,负责定期或年终向官府报告每年书院用费收支情况,并且负责把账目公开化、透明化。山长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山长的职责重大,只有“学行兼善”者才能担任。从史料可见,各地乡绅在书院山长选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情况下,乡绅负责将品学兼优的山长人选禀报当地行政长官批准。山长的任职期限一般是一年,年末商定次年院长人选。选聘程序是先有书院的绅董访求京师大儒,不听任“滥荐”,防止绅董拿聘请山长作人情,影响教学质量。
有的地方乡绅还担任书院斋长,从事行政工作。清代书院的斋长一般是从住院生徒中选择品学兼优,老成持重者担任,主要负责考勤,协助管理书籍、院产、膏火发放等等。斋长也有由绅士担任的,属于行政管理人员。
(摘自《中华读书报·古代乡村绅士的教育话语权》,2015年07月08日15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乡绅的构成成分多样,有科举及第未仕的与落第的士人,也有有文化的中小地主和因不同原因在乡里的中小官吏。
B.明清时期的乡绅,无论是否授官,都能享有很多平民百姓享受不到的权利,比如免除赋役、管理地方事务等。
C.在乡间,乡绅最基本的任务是负责乡村教化,投资兴建书院便是他们最根本的义务,参与书院管理是他们的权力。
D.乡绅通过参与书院建设掌握了乡村教育的话语权,并通过对书院的管理和负责乡村的教化来显示自身的存在价值。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北京房山的文靖书院和通州的杨行中书院都是由乡绅自己创办的,冠山书院则是由官员倡导、乡绅协助而成的。
B.为了鼓励民间兴办书院,清政府颁布了《捐输义述章程》,从法律上规定了乡绅捐献经费筹办书院的义务和权利。
C.在奖励政策的鼓励下,清朝民间捐资兴建书院之风盛行,各地乡绅积极性高涨,捐资兴建的书院比例高达42.84%。
D.清代书院的一大特征是乡绅组成董事会参与书院方方面面的管理,由于董事职责重要,成员都是廉洁持重之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乡绅对书院管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经费管理,使账目公开、透明,定期向官府报告费用的收支情况;二是选拔任命山长。
B.为了防止绅董拿聘请山长做人情,影响教学质量,书院会派出绅董成员访求京师大儒,将品学兼优的山长人选报批当地政府。
C.书院的斋长不从事教学工作,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负责书院运转的后勤工作,比如考勤,协助管理书籍、院产、膏火发放等等。
D.书院对管理者和任教者的品质要求极高,尽管绅董和山长的任期不长,但只要是书院的绅董或山长,他们的品质就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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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幸批评旧史学的养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 水发表《81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 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室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 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趙, 输入学理,整理®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 “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 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 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唪史诗二十首》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视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度将倾、内忧外 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 其独立之位里”,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 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其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 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表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 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 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黹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 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藉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 段,对于令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城,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 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 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A.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老派文人与以张煊为代表的新派文人展开激烈交锋。
B.王国维治学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王国维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追求道器结合,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 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完全超越了今天的“古史研究”。
E.在治学方面,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在曲学方面,钱博先生认为后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王国维取得突出的学术成就,源于他的哪些治学品质?结合文聿简要分析。
3.你如何理解“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 代中国的‘三闾大夫’”?
4.结合文章,谈谈你对“道”、“器”的理解,并说说“道”“器”关系对你的学习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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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份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份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鹏《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当今历史学界,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展,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研究历史的资料。
B.古代的史学家选取史料的范围比较狭窄,他们并未广泛采用“以诗证史”或将小说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之类的方法。
C.历代学者对《山海经》有不同认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史部,视为史书,王国维则把它作为古史材料看待。
D.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怀疑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很多人认为《山海经》的记载荒唐夸张,与真实的历史差别较大,司马迁也持这种观点,因此《史记》并不采用《山海经》。
B.《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山海经》所记的神话传说并无真实可言,不宜归入史部,而应列入子部小说家类。
C.电视剧《康熙王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其中部分情节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
D.谭其骧和王国维利用《山海经》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将神话和历史分而治之,后者则从神话中发掘史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五四”之前,很多涉及历史的神话传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史料,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史学和文学归类问题上存在争议。
B.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会产生新的传说,这些传说将来会不会成为研究这个时代的史料也未可知。
C.在历史研究中,当代学者会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看待,在他们看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手法差异并不重要。
D.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史料,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历史学家对文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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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习题6分,每小题2分)
孔子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不可否认孔子的思想和实践对他以后的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是构成“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因子。继承和弘扬孔子的思想文化,有利于促进文化全球化实质性发展。
文化的全球化问题始终伴随着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的矛盾,对人们的有关认识加以反思,说明了均质化的文化全球化是个文化乌托邦的地球村,是世界文化的灾难。沟通和对话,“和而不同”才应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事实证明,无论是被列为文化均质化例证的大众文化,还是文化民族性的坚固“堡垒”语言,都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两方面此长彼进。孔子思想文化的辐射效应就是此方面的典型。
有一个现象令人关注。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平台和汉语国际推广的载体,在短短的几年间便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的确令人深思。自19世纪西方文化逐渐成为主导全球的文化以来,“西学东渐”以压倒性优势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21世纪以来,非常有趣的是,在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语境的全球化时代,竟然出现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而且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其原因何在?
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具有普适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仁、和”,这种思想,在儒、释、道、医、易各家的诸多典籍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追求“和”的同时,也讲究“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夫和言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即是认为“和而不同”是万物生长、发育的法则和规律。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即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和而不同”对人类社会而言,倡导的正是承认差异、多元共处和相互依存。这种价值观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也愈发为人类社会所接纳,成为世界性的价值标准。联合国已将孔子定为人类十大思想家之首,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成为当今世界人权的基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孔子思想、中国情怀,需要把中国核心文化介绍给世界。
毋庸讳言,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同质化或趋同化。同时,文化全球化也意味着文化的殖民化,必须予以谨慎对待与警惕。但文化全球化更意味着文化的高度互动、相关化。不同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展观、碰撞,强调文化表现领域的全球性,在审视和探究的意义上,文化全球化应是一种兼具同质化和民间质性的过程与现象。
人类文明是多元化的文明,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就文化层面而言,全球化显然不是单一价值体系的西方文化,而是世界不民民族的文明互动融合呈现出来的一种态势。因此,“孔子全球化”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认识文化传统,坚守民族本位,不断反思质疑,发展开放交流,在主动参与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中与其他文化共建人类文化。(本文有删改)
1.下列说法中,不属于“孔子全球化”原因的一项是
A.孔子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
精髓,具有普适价值。
B.孔子“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也愈发为人类社会所接纳,成为世界
性的价值标准。
C.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孔子思想、中国情怀,同时也需要把代表着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思
想介绍给世界。
D.“孔子全球化”能使国人认识文化传统,坚守民族本位,不断反思质疑,发展开放交流,与
其他文化共建人类文化。
2. 以下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均质化的文化全球化是不能实现的,也不应提倡的,沟通和对话,“和而不同”才应是世界
文化发展的方向。
B.孔子学院在短短的几年间便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遍布全球,这说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语境
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了。
C.“和而不同”表明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对人类社会而言,倡导的正是承认差异,多元共处
和相互依存。
D.孔子思想文化的辐射效应是文化全球化的典型,体现文化表现领域的全球性,也说明文化
全球化是一种兼具同质化和异质性的过程与现象。
3.根据全文内容,给本文拟一个标题。(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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