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史记》为后世史家崇奉,影响深远。除了司马迁超凡的史识和文笔之外,其创立的纪传体体例,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一体例更为全面地包罗了人类历史的诸多侧面,顺应了史学的发展。
与早前出现的记言、纪事、国别、编年等以事为主的体例不同,《史记》的大部分“列传”以及部分“本纪”“世家”,皆以人为主。从史学意义上讲,这一体例大大扩张了史学的研究视野。虽然旧有体例间或也记载文化、风俗等内容,然就其主体而言,能通过纪事表现的往往只能是政治、军事人物。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在非政治、非军事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越来越多,将这些人物摈于史书之外是非常不合理的。此外,随着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日渐增多,其历史自然也成为史学家需要记录的内容。纪传体史书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问题。像东周诸子这些学者,屈原、司马相如这些文学家, 扁鹊、仓公这些医者,都得以进入史书;而分布在中原地区周围的匈奴、两越、西南夷等诸少数民族的历史,也终于有了系统的记载。司马迁通过独特体例呈现的历史观告诉后人,历史学家面对史料也应有主体意识,历史本身和如何叙述历史并非一回事。
典章制度以及社会风俗、思想文化,是旧有体例难以覆盖的又一部分重要内容。尽管《左传》《国语》也涉及了一些关于典章制度的内容,但皆浮光掠影,不成系统。毕竟史事虽与典章制度等有关,但想通过史事系统反映这些内容是不现实的。《史记》所创造的“书”这一体例,使这些既难从事中反映、亦难在传人时体现却又无比重要的内容,终于在史书中有了依凭。其体例为班固《汉书》继承,改名为“志”,对后世正史影响极深远。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与“人”的淡出,这部分内容更成为当今史学研究的核心。由是观之,“书”之设立可谓超越时代,体现了司马迁深邃的史学眼光。
编年体吸收了早期的记言、纪事体的优点,而纪传体亦吸收了编年体的优点。《史记》“本纪”部分即是编年的。事实上,除了“本纪”以外,“表”也具有编年的要素, 《史记》诸表皆依时叙事,更置“表”于“本纪”之后,其余诸体之前,其意甚明。此外,《史记》还吸收了《国语》《战国策》这类国别体史书的优点。这一点体现在“世家”这一体例上,对于叙述分封制下诸侯林立的情况,可谓不二之选。
纪传体史书体例多样,内容繁杂,方便了史家通过编排篇目、内容来展现微言大义。如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尊重他们的历史地位,体现了其不因政治因素而篡改历史事实的态度;为商人立《货殖列传》,体现了其重视商业的态度;《游侠列传》的设立,更有一抒胸中块垒之用意。后世班固等史家编排篇目亦多有此意。当然,此法不可用之太过,如后世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即有重笔法而轻史实之讥。
《史记》创立了能够包容人类社会各方面活动的史书体例,其划时代意义难以估量。直到当代,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仍是参考纪传体史书之体例而作。由是观之,《史记》为历代正史所宗,自有其必然性。
(摘编自安子毓《(史记)与纪传体体例的史学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史记》扩张了史学研究视野,使非政治、非军事的卓越人物得以大量进入史书。
B. 《史记》创立的“书”这一体例,至今仍然是史学研究的核心,可谓是超越时代。
C. 《史记》既吸收了编年体的优点,也吸收了国别体的优点,体例多样,内容繁杂。
D. 《史记》创立的纪传体体例,能包容人类社会各方面的活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通过把纪传体体例同其他史书体例进行对比,阐明了不同体例的优劣。
B. 文章多处运用例证法,论证了《史记》的纪传体体例对后世史书的深远影响。
C. 文章论证纪传体方便史学家通过编排篇目等展现微言大义时,体现了辩证的思想。
D. 文章采用总分总结构,从多个层面论证了《史记》为历代正史所宗的必然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因为纪传体体例更全面地包罗了人类历史的诸多侧面,所以《史记》才为后世史家崇奉。
B. 如果没有纪传体史书,中原地区周围匈奴、两越等诸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可能被载人历史。
C. 历史本身和如何叙述历史并非一回事,因而史学家撰写史书时可以适当轻史实而重文笔。
D. 《史记》创造“书”这一体例的目的是要系统反映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重要内容。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史记》为后世史家崇奉,影响深远。除了司马迁超凡的史识和文笔之外,其创立的纪传体体例,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一体例更为全面地包罗了人类历史的诸多侧面,顺应了史学的发展。
与早前出现的记言、纪事、国别、编年等以事为主的体例不同,《史记》的大部分“列传”以及部分“本纪”“世家”,皆以人为主。从史学意义上讲,这一体例大大扩张了史学的研究视野。虽然旧有体例间或也记载文化、风俗等内容,然就其主体而言,能通过纪事表现的往往只能是政治、军事人物。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在非政治、非军事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越来越多,将这些人物摈于史书之外是非常不合理的。此外,随着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日渐增多,其历史自然也成为史学家需要记录的内容。纪传体史书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问题。像东周诸子这些学者,屈原、司马相如这些文学家, 扁鹊、仓公这些医者,都得以进入史书;而分布在中原地区周围的匈奴、两越、西南夷等诸少数民族的历史,也终于有了系统的记载。司马迁通过独特体例呈现的历史观告诉后人,历史学家面对史料也应有主体意识,历史本身和如何叙述历史并非一回事。
典章制度以及社会风俗、思想文化,是旧有体例难以覆盖的又一部分重要内容。尽管《左传》《国语》也涉及了一些关于典章制度的内容,但皆浮光掠影,不成系统。毕竟史事虽与典章制度等有关,但想通过史事系统反映这些内容是不现实的。《史记》所创造的“书”这一体例,使这些既难从事中反映、亦难在传人时体现却又无比重要的内容,终于在史书中有了依凭。其体例为班固《汉书》继承,改名为“志”,对后世正史影响极深远。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与“人”的淡出,这部分内容更成为当今史学研究的核心。由是观之,“书”之设立可谓超越时代,体现了司马迁深邃的史学眼光。
编年体吸收了早期的记言、纪事体的优点,而纪传体亦吸收了编年体的优点。《史记》“本纪”部分即是编年的。事实上,除了“本纪”以外,“表”也具有编年的要素, 《史记》诸表皆依时叙事,更置“表”于“本纪”之后,其余诸体之前,其意甚明。此外,《史记》还吸收了《国语》《战国策》这类国别体史书的优点。这一点体现在“世家”这一体例上,对于叙述分封制下诸侯林立的情况,可谓不二之选。
纪传体史书体例多样,内容繁杂,方便了史家通过编排篇目、内容来展现微言大义。如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尊重他们的历史地位,体现了其不因政治因素而篡改历史事实的态度;为商人立《货殖列传》,体现了其重视商业的态度;《游侠列传》的设立,更有一抒胸中块垒之用意。后世班固等史家编排篇目亦多有此意。当然,此法不可用之太过,如后世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即有重笔法而轻史实之讥。
《史记》创立了能够包容人类社会各方面活动的史书体例,其划时代意义难以估量。直到当代,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仍是参考纪传体史书之体例而作。由是观之,《史记》为历代正史所宗,自有其必然性。
(摘编自安子毓《(史记)与纪传体体例的史学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史记》扩张了史学研究视野,使非政治、非军事的卓越人物得以大量进入史书。
B. 《史记》创立的“书”这一体例,至今仍然是史学研究的核心,可谓是超越时代。
C. 《史记》既吸收了编年体的优点,也吸收了国别体的优点,体例多样,内容繁杂。
D. 《史记》创立的纪传体体例,能包容人类社会各方面的活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通过把纪传体体例同其他史书体例进行对比,阐明了不同体例的优劣。
B. 文章多处运用例证法,论证了《史记》的纪传体体例对后世史书的深远影响。
C. 文章论证纪传体方便史学家通过编排篇目等展现微言大义时,体现了辩证的思想。
D. 文章采用总分总结构,从多个层面论证了《史记》为历代正史所宗的必然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因为纪传体体例更全面地包罗了人类历史的诸多侧面,所以《史记》才为后世史家崇奉。
B. 如果没有纪传体史书,中原地区周围匈奴、两越等诸少数民族的历史就不可能被载人历史。
C. 历史本身和如何叙述历史并非一回事,因而史学家撰写史书时可以适当轻史实而重文笔。
D. 《史记》创造“书”这一体例的目的是要系统反映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思想文化等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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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三教九流,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少有记载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的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不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C.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班固坚持“少记载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的写作原则。
D.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形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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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关于文化常识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
A.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开创了我国史书的新体例,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B.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C. 传奇小说是古代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产生和流行于唐代,又称唐传奇。唐代作者在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的基础上,吸取了历史著作中人物传记的写法,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文言小说。代表作品有白行简《李娃传》、元稹《莺莺传》、刘义庆《世说新语》等。
D. 冯梦龙,明末著名通俗文学家。他汇集宋元话本和明代话本,编订了三种著名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即《喻世明言》(始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三言与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两拍”,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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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殷墟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②甲骨文的发现也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中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证实,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③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实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④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政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⑤甲骨文发现的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中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吉凶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诗三百”的夏商时代开始进行。
D.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D.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商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要对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做详尽的研究便可完成。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甲骨文被发现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学者们研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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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小题。
“和”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先生指出:“读一部中国文化史,正如听一场歌唱,不外一‘和’字。”“和”这一美学范畴包含着浓厚的政治、道德观念,它的内涵既是指艺术的,也是指道德的,是善与美的统一。《论语》中曾先后8次出现“和”的观念,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无寡”等。《左传》曰:“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立面的多样统一。孔子论“和”,强调用道德来规范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以达到“善”和“美”的统一。“和”与“中”密不可分,“和”是把杂多与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则是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和”偏重事物的调和统一,“中”强调事物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在《论语·先进》中,他评论他的学生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艺术与审美方面,孔子对《关雎》的评价颇高:“《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关雎》在情感把握上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及,这是非常可贵的。在他看来,像《关雎》那样不淫不伤的诗,才是合乎“中和”的诗,这才是合乎孔子所要求的美。“中”“和”本身,即包含着“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在其文质观上也体现出“和”的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在这里指后天学习所形成的文化素质与修养,“质”指内在的道德品质。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和质,即形式和内容,如果能和谐统一的话,它就是美的,也是善的。孔子认为,无论是“质胜文”还是“文胜质”,都会产生偏重的效果,破坏和谐之美,外在的礼仪修养与内在的道德品质达到完美的融合,这样的人就是“君子”。理想的美应是文和质二者对立统一,这是“文质彬彬”的境界,也是“尽善尽美”的境界。
儒家思想认为,善是美的基础、内容和目的,对美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审美和艺术的道德与社会作用。孔子区分了“美”和“善”,又充分肯定了“美”和“善”的统一。好的客体必须符合美善合一的标准,同时审美主体也必须努力达到美善合一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乐”。在儒家主张的中和之美中,“尽善尽美”代表了其最高的审美理想,通过艺术来倡导教化,实现社会和谐,在当今追求个体感官体验美学观念泛滥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尽善尽美”这一审美标准具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然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浅谈孔子美学思想之“尽善尽美”》)
1.下列各项中,对“中和”之美解释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即中庸,是“和”的物质基础;“和”则偏重事物的调和统一,也就是美与善的统一,艺术表达与审美主体的统一。
B.“中”强调事物调和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和”是把杂多与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艺术表达与审美主体也要统一起来。
C.“中”是“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等的包容;“和”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分寸。
D.“中”是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和”则是在情感把握上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及。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论语》中曾先后8次出现“和”的观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并不属于孔子艺术美学思想的范畴。
B.“和”这一美学范畴,不仅仅强调用道德来规范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也包含艺术创作中各要素的和谐统一。
C.“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表现了孔子认为音乐只有达到“善”和“美”的统一,才能起到教育作用。
D.在儒家主张的“中和”之美中,“尽善尽美”代表了其最高的审美理想,通过艺术来倡导教化,实现社会和谐。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读一部中国文化史,正如听一场歌唱,不外一‘和’字。”钱穆先生这句话深刻地揭示出中国文化缺乏多元性。
B.“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过犹不及”,体现了孔子“中”的美学思想。
C.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和质,即形式和内容,如果能和谐统一的话,它在艺术和道德上就是美的和善的。
D.在当今追求个体感官体验美学观念泛滥的情况下,“尽善尽美”这一审美标准应该具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 徐 彬
从史学影响看,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谱的主要渊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区普遍认为“谱为一家之史”。自觉地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了许多家谱以留传于世。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大约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300种,很多都是古籍善本。出现这种情况,与徽州地区重视及时续修家谱和大量文人学士的参加密不可分,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二是家谱种类繁多。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家谱、世谱、会宗统谱等,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或是一县,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是关于徽州地区范围内具有血缘联系的程氏宗谱,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谱》则是记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谱。
三是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明清徽州家谱基本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墓图、祠图、像赞、村居图、谱传、进呈谱表、诰封褒章、族产文书、翰墨文章、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以世系为时间主线,通过对宗族生活各层面的记载,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主旨。
在徽州特有的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征。比如宣扬商业理念,体现了重视商业的文化旨趣。汪道昆在《太函集》表达出“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明隆庆《许氏世谱》记许秩语:“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同族人许西皋也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
不少家谱通过设立家传,还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如《竦塘黄氏宗谱》记载了吴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记,筹算心计之,虽久,锱铢不爽”。为徽商立传,体现了不轻视商人的文化理念。
家谱还是商业活动中的交际手段,有独特的文化交流功能。作为宗族而言,有共同而稳定的居住区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但徽州地区却是“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因商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与分散性,与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特点相矛盾,为了弥合这种矛盾,编修家谱就显得尤其重要。并且在经营活动中徽商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利用家谱的“收族”功能,能有效地将各地流动经商的族人凝聚起来,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可以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家谱为徽州宗族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也为徽州地区的社会风俗形成发挥了导向的作用。它和徽商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地方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选自《光明日报》,略有删减)
1.下列关于“徽州家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徽州家谱种类繁多,内容有所侧重,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体现着徽州人民的血缘与地缘关系。
B.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徽州家谱是徽商文化的一个部分,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C.徽州家谱在徽州商人的商业活动中有效地起到了凝聚族人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D.徽州家谱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体现了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体现了对商人不轻视的观念。
B.明代许多名儒都重视家谱的修编,如程敏政主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汪道昆主修《汪氏十六族谱》。
C.司马迁创立了史表,因而明清徽州地区奉为圭臬,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许多家谱,并留传于世。
D.徽州文化是徽州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旨趣。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谱为一家之史”的理念使得明清徽州家谱不仅只是记录家族血缘关系,还成为宗族社会生活的画卷。
B.汪道昆、许秩和许西皋之言,体现了他们对商业的高度重视,这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尤为难得。
C.明清徽州家谱为大量商人立传,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是对商人职业和地位的一种极大肯定。
D.明清徽州家谱的兴盛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清徽州地区文人学士数量极大,程敏政、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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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
徐 彬
从史学影响看,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谱的主要渊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区普遍认为“谱为一家之史”。自觉地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了许多家谱以留传于世。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大约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300种,很多都是古籍善本。出现这种情况,与徽州地区重视及时续修家谱和大量文人学士的参加密不可分,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二是家谱种类繁多。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家谱、世谱、会宗统谱等,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或是一县,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是关于徽州地区范围内具有血缘联系的程氏宗谱,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谱》则是记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谱。
三是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明清徽州家谱基本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墓图、祠图、像赞、村居图、谱传、进呈谱表、诰封褒章、族产文书、翰墨文章、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以世系为时间主线,通过对宗族生活各层面的记载,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主旨。
在徽州特有的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征。比如宣扬商业理念,体现了重视商业的文化旨趣。汪道昆在《太函集》表达出“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明隆庆《许氏世谱》记许秩语:“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同族人许西皋也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
不少家谱通过设立家传,还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如《竦塘黄氏宗谱》记载了吴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记,筹算心计之,虽久,锱铢不爽”。为徽商立传,体现了不轻视商人的文化理念。
家谱还是商业活动中的交际手段,有独特的文化交流功能。作为宗族而言,有共同而稳定的居住区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但徽州地区却是“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因商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与分散性,与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特点相矛盾,为了弥合这种矛盾,编修家谱就显得尤其重要。并且在经营活动中徽商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利用家谱的“收族”功能,能有效地将各地流动经商的族人凝聚起来,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可以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家谱为徽州宗族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也为徽州地区的社会风俗形成发挥了导向的作用。它和徽商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地方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1.下列关于“徽州家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徽州家谱种类繁多,内容有所侧重,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体现着徽州人民的血缘与地缘关系。
B.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徽州家谱是徽商文化的一个部分,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C.徽州家谱在徽州商人的商业活动中有效地起到了凝聚族人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D.徽州家谱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体现了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3分)
A.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体现了对商人不轻视的观念。
B.明代许多名儒都重视家谱的修编,如程敏政主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汪道昆主修《汪氏十六族谱》。
C.司马迁创立了史表,因而明清徽州地区奉为圭臬,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许多家谱,并留传于世。
D.徽州文化是徽州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旨趣。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3分)
A.“谱为一家之史”的理念使得明清徽州家谱不仅只是记录家族血缘关系,还成为宗族社会生活的画卷。
B.汪道昆、许秩和许西皋之言,体现了他们对商业的高度重视,这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尤为难得。
C.明清徽州家谱为大量商人立传,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是对商人职业和地位的一种极大肯定。
D.明清徽州家谱的兴盛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清徽州地区文人学士数量极大,程敏政、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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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商文化
徐 彬
从史学影响看,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谱的主要渊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区普遍认为“谱为一家之史”。自觉地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了许多家谱以留传于世。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大约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300种,很多都是古籍善本。出现这种情况,与徽州地区重视及时续修家谱和大量文人学士的参加密不可分,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二是家谱种类繁多。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家谱、世谱、会宗统谱等,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或是一县,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是关于徽州地区范围内具有血缘联系的程氏宗谱,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谱》则是记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谱。
三是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明清徽州家谱基本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墓图、祠图、像赞、村居图、谱传、进呈谱表、诰封褒章、族产文书、翰墨文章、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以世系为时间主线,通过对宗族生活各层面的记载,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主旨。
在徽州特有的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征。比如宣扬商业理念,体现了重视商业的文化旨趣。汪道昆在《太函集》表达出“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明隆庆《许氏世谱》记许秩语:“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同族人许西皋也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
不少家谱通过设立家传,还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如《竦塘黄氏宗谱》记载了吴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记,筹算心计之,虽久,锱铢不爽”。为徽商立传,体现了不轻视商人的文化理念。
家谱还是商业活动中的交际手段,有独特的文化交流功能。作为宗族而言,有共同而稳定的居住区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但徽州地区却是“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因商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与分散性,与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特点相矛盾,为了弥合这种矛盾,编修家谱就显得尤其重要。并且在经营活动中徽商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利用家谱的“收族”功
能,能有效地将各地流动经商的族人凝聚起来,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可以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家谱为徽州宗族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也为徽州地区的社会风俗形成发挥了导向的作用。它和徽商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地方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选自《光明日报》,略有删减)
1.下列关于“徽州家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徽州家谱种类繁多,内容有所侧重,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体现着徽州人民的血缘与地缘关系。
B.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徽州家谱是徽商文化的一个部分,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C.徽州家谱在徽州商人的商业活动中有效地起到了凝聚族人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
D.徽州家谱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体现了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体现了对商人不轻视的观念。
B.明代许多名儒都重视家谱的修编,如程敏政主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汪道昆主修《汪氏十六族谱》。
C.司马迁创立了史表,因而明清徽州地区奉为圭臬,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修编许多家谱,并留传于世。
D.徽州文化是徽州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在这种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理念和旨趣。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谱为一家之史”的理念使得明清徽州家谱不仅只是记录家族血缘关系,还成为宗族社会生活的画卷。
B.汪道昆、许秩和许西皋之言,体现了他们对商业的高度重视,这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尤为难得。
C.明清徽州家谱为大量商人立传,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是对商人职业和地位的一种极大肯定。
D.明清徽州家谱的兴盛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清徽州地区文人学士数量极大,程敏政、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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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各题。
读《史记》《汉书》
朱自清
①《史记》,汉司马迁著。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景帝中元五年生,卒年不详。他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小时候在本乡只帮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儿。司马谈作了太史令,才将他带到京师(今西安)读书。他十岁的时候,便认识“古文”的书了。二十岁以后,到处游历,真是足迹遍天下。他东边到过现在的河北、山东及江、浙沿海,南边到过湖南、江西、云南、贵州,西边到过陕、甘、西康等处,北边到过长城等处;当时的“大汉帝国”,除了朝鲜、河西(今宁夏一带)、岭南几个新开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游,相传是父亲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处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史料,没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却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他作《史记》,叙述和描写往往特别亲切有味,便是为此。他的游历不但增扩了他的见闻,也增扩了他的胸襟;他能够综括三千多年的事,写成一部大书,而行文又极其抑扬变化之致,可见出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阔大。
②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着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在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③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李陵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命,领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万人围着他们;他们杀伤了匈奴一万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没吃的,耗了八天,等贰师将军派救兵。救兵竟没有影子。匈奴却派人来招降。李陵想着回去也没有脸,就降了。武帝听了这个消息,又急又气。朝廷里纷纷说李陵的坏话。武帝问司马迁,李陵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李陵也做过郎中,和司马迁同过事,司马迁是知道他的。
④他说李陵这个人秉性忠义,常想牺牲自己,报效国家。这回以少敌众,兵尽路穷,但还杀伤那么些人,功劳其实也不算小。他决不是怕死的人,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许在等机会给汉朝出力呢。武帝听了他的话,想着贰师将军是自己派的元帅,司马迁却将功劳归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来,下在狱里。第二年,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做了宦者做的官——中书令,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⑤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是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过壶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看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春秋》实在是礼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罗万象,采善贬恶,并非以刺讥为主。像他父亲遗命所说的,汉兴以来,人主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是他父子职守所在,正该记载表彰。他的书记汉事较详,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汉的缘故。他排斥暴秦,要将汉远承三代。这正和今文家说的《春秋》尊鲁一样,他的书实在是窃比《春秋》的。他虽自称只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述而不作,不敢与《春秋》比,那不过是谦词罢了。
⑥《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1.下列选项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左传》是编年体史书,书中刻画的烛之武、蹇叔、晋文公等人,形象鲜明。
B.《战国策》是国别体史书,邹忌、冯谖都体现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风采。
C.《史记》是纪传体通史,记述了自黄帝以来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的历史。
D.《汉书》是编年体断代史,《苏武牧羊》中写汉使苏武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屈。
2.下列对文本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司马迁曾四处游历,足迹遍天下,这不仅增加了他的见闻,也使他胸襟开阔。
B.司马迁知道李陵秉性忠义,心怀舍身报国的志向,于是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
C.《史记》几经流传,多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窜,终成五十二万余字的巨著。
D.司马迁自称“述而不作”,其著作不敢与《春秋》比,作者认为这是他的谦词。
3.文中评价《史记》行文“极其抑扬变化之致”,请结合你读过的《史记》中的相关篇目(如《陈涉世家》《鸿门宴》《信陵君窃符救赵》等),谈谈你的阅读体会。
4.第②段中“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请结合全文,简要说明“伟大的路”的内涵。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独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精神方面的复杂关联。除了自然界种种物象变化对人心的影响之外,人的现实处境和主体心态也会导致其对自然有不同理解和表现。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在不同的人眼中,自然的面貌原本就是不同的,给人的感触也不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方面,自然摇荡着人的性灵,使人产生或悲或喜之情;另一方面,人将悲喜之情转移、投射到本无情感知觉的自然物上,使其具备了与人同一的感情色彩,从而在自然施与人巨大影响的同时,人也以自我的情志改变着自然物在人们心中的面貌。
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奇妙的生命共感现象,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自然变化、草木荣枯使古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并联想到万物与人的生死。因此,在古人的诗文中,纯粹的自然现象是没有的,流动的水,吹过的风,开落的花,都与人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
生命的共感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然物与人的生理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自然物可以引起人的快感,有的则引起人的悲感。这就需要探讨自然与人之间异构与同质的问题。
异构,指二者之间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同质,指两种物质之间本质的相同。前者将两种物体区别开来,后者则将两种物体联系在一起。人类和自然,无论形式差异多大,都遵循生命的规律,如生老病死、兴衰荣枯。只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介入,因此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所具有的特定精神内涵,都是人赋予它的。但久而久之,这种内涵脱离了人的主观赋予而内化为物的客观属性了。比如,人愤怒的时候就像江海中翻滚的波涛,于是有人便赋予波涛以愤怒的含义;在悲伤的时候泪如雨下,于是有人便赋予雨以悲伤的含义。可是随着这些含义日趋固定,当后人写“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时,写“泪飞顿作倾盆雨”时,谁还会为这些自然物的原初含义而大动脑筋?在人们看来,这些自然物所包含的愤怒、悲伤、愉悦等含义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
自然物之所以能表现人的心理情感,除了人赋予它以意义之外,它本身必定也具有能够使人赋予这种意义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被西方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称为“力的结构”。由于人的情感也受着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力的结构的制约,所以,人便自然地从外部事物中观察并提取与自己心理情感相一致的内在意义,从而将该事物作为表现自己某方面的情感的特定载体。
由此可见,人们观察自然并借以表现自我情感,是一种主客观相互包容、渗透、影响的活动。这个活动中人的心理情感的作用会得到强化,但自然的物性特征也不可忽略。
(摘编自尚永亮《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与异构同质》)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本文运用了总——分——总的结构,论述了自然与人之间异构与同质的问题。
B. 第1段运用了引证法,引用了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的是为了说明人的现实处境和主体心态也会导致其对自然有不同理解和表现的观点。
C. 第3段在文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由生命的共感难以解释的现象引出了对自然与人之间异构与同质问题的探讨。
D. 第4段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方法,如“人愤怒的时候就像江海中翻滚的波涛”“在悲伤的时候泪如雨下”等使语言形象生动,更具说服力。
2.下列各项中的情境,不能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生命共感”的一项是( )
A. 《红楼梦》中,暮春时节,林黛玉来到大观园,看到繁花落尽,满地堆红,于是带着扫把、篮子、花锄,扫起落花,埋在土里,做成花冢。
B. 《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回到家,端起酒杯自斟自饮,看到院子里的松树傲然挺立,菊花灿然怒放,他感觉到心中涌出一种久违的快乐。
C.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严冬时节,林冲看到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大雪纷纷扬扬,他觉到身上寒冷,为了御寒,便挑起酒葫芦出外买酒。
D. 《小石潭记》中,柳宗元坐在被竹林和树木包围着的小石潭边,四周寂静无人,寒气透骨,幽静深远,感到过于冷清,心神凄凉,于是起身离去。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在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中,自然界的种种物象变化对人心施加着一定的影响,而人也以自我的情志改变着自然物在人们心中的面貌。
B. 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所具有的特定精神内涵是人赋予它们的,只不过时间久了,这些特定的精神内涵就成了这些自然物与生俱来的东西。
C.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现象,也体现着自然与人异构与同质的问题,它是主客观相互包容、渗透、影响的活动。
D. 要让某个自然物表现人的某种心理情感,除了人赋予它以意义之外,这个自然物本身也必须具有能够使人赋予其这种意义的某种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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