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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向来重视“义利”之辨,强调辨明“义”与“利”的关系。下面是先秦儒家有关“义利观”的几段文字: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孟子·万章上》)
“义与利也,人之所两有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
1.结合选段,请从三个方面简要概括先秦儒家所认为的“义”与“利”的关系。(6分)
2.联系生活实际,举例探究先秦儒家“义利观”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150字左右)(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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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向来重视“义利”之辨,强调辨明“义”与“利”的关系。下面是先秦儒家有关“义利观”的几段文字: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孟子·万章上》)
“义与利也,人之所两有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
1.结合选段,请从三个方面简要概括先秦儒家所认为的“义”与“利”的关系。(6分)
2.联系生活实际,举例探究先秦儒家“义利观”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150字左右)(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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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普遍的规范来协调个体之利与整体之利?这一问题在传统文化中便展开为义利之辨。
辨析义利,是儒家的重要特点,而儒家对义利关系的看法,又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儒家的观点,义作为当然之则,本身便有至上的性质:“君子义以为上。”这里确认的首先是义的内在价值。后来的宋明理学进一步通过义与天理的沟通,对义的内在价值作了论证:“义者,天理之所宜。”“理”具有普遍必然的品格,义所以具有至上性,即在于它体现了“理”的要求。
义一旦被赋予内在价值,便同时成为评判行为的主要准则。如果行为本身合乎义,则即使它不能达到实际的功效,也同样可以具有善的价值,所谓“惟义所在”,便表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儒家往往将义(当然之则)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并把履行道德规范(行义)本身当作行为的目的。这种看法带有明显的抽象道义论的性质。不过,“义以为上”的观念在培养崇高的道德节操等方面,也有不可否认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惟义所在”的律令,往往具体化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追求,并出现了不少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就此而言,道义的原则确实可以给人以正面的价值导向。
肯定“义”的内在价值,当然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利”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事实上,儒家并不绝对弃绝功利。孔子到卫国,并非仅仅关心那里的道德风尚如何,相反,倒是开口便盛赞该地人口众多。当他的学生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时,孔子明确回答:“富之。”“庶”(人口众多)和“富”在广义上均属于利的范畴。按儒家之见,利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恶,从社会范围来看是如此,就个人而言也是这样。“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即使圣人,也不能完全不讲利:“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不过,利固然不可一概排斥,但利的追求始终必须处于义的制约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一再强调要“见利思义”,如果不合乎义,则虽有利亦不足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相对于义,利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
一般来说,利首先与个人或特殊集团相联系,而个人(或特殊集团)之利往往并不彼此一致,因此,如果片面地以利作为行为的唯一准则,就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成员在利益关系上的冲突,“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报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矣”,与利不同,“义”超越了个人的特殊利益,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唯其如此,故能对特殊的利益关系起某种调节作用。历史地看,儒家突出“义”的普遍制约,反对唯利是求,这对于避免利益冲突的激化,维护社会的稳定,确实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以义制利”的要求与“义以为上”的观念相结合,往往又导致了对功利意识的过度压抑。功利意识的过分压抑,则常常容易弱化社会的激活力量。从这方面看,儒家以道义原则抑制功利原则,又明显地有负面的导向作用。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义体现了具有普遍必然品格的“理”的要求,所以具有内在价值
B. 义一旦被赋于内在价值,合乎义的行为就可以具有善的价值。
C. 孔子在卫国,开口便盛赞人口众多,表明他不关心那里的道德风尚。
D. 人人都片面地追求利,将会导致社会成员在利益关系上的冲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使用了总分的结构,先提出问题,然后按照义利的先后顺序分别展开议论。
B. 文章通过论证义的价值和利的价值,有力论证了“义利之辨”这个中心论点。
C. 文章在论证义的价值时,先论证义的内在价值的合理性,后论证义的社会价值。
D. 文章在论证利的价值时,使用了说理论证、举例论证引用论证的论证方法。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将义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并把行义当作行为的目的,这给人以正面的价值导向。
B. 肯定“义”的内在价值,并非就视利为恶,而是不排斥对利的追求,甚至鼓励人们追求利。
C. 义在调节个体和整体之利上能起到作用,使得它具有普遍品格,超越了个人的特殊利益。
D. 过分强调“义”,则可能会导致对功利意识的过分压抑,这其实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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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与利之外
周国平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的。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它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真性情的人,能彰显自我,回归本心,率性而行,可以不被世俗的评价标准所牵绊。
B. 对重情轻利的人而言,人生的真价值既不在于义务,也不在于权利,而在于获得闲适之情。
C. 重情轻利的人便可以免除许多的琐屑和渺小的痛苦,便不会体味到人生的辛酸悲哀。
D. 作者否定义利评价标准,提出“至人喻以情”的观点,并把这种审美之情作为救世良策。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在否定把“义”和“利”作为两种人生追求的基础上,倡导一种以“情”作为审美追求的人生态度,先破后立。
B. 作者从对“义”与“利”的对比分析中得出,二者其实是相通的,都脱不开计较,使人与人关系紧张,表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
C. 文章以“著作等身”和“不朽的小诗”两类追求为例,论证了写作是一种活得自在的方式的观点。
D. 作者引用萧伯纳的话,指出其所说的人生两大悲剧是立足于占有而言的,如果立足于创造,则可以成为人生的两大快乐。
3.结合文章,谈谈如何获得作者所说的“情”所代表的审美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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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支柱,一是儒家,一是道家。一般认为,儒家比较强调伦理学,重视道德修养;道家则强调智慧的觉悟和解脱。两者的不同,可以用三个简单观念来加以分辨。
第一,儒家的思考方式是以人类为中心,所以肯定我们要尊重及帮助别人,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政治上改革。
道家认为以人为中心去思考问题,必定徒劳无功,必须改变思维模式,超越人类本位。而超越人类本位,首先必须顺其自然,尽量避免人为的造作,因为人为的造作越多,麻烦越多。譬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定出真、善、美的标准以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反之,如果还没有标准,每个人都可以开心自在,不用刻意做好事,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事可做;不用担心有没有面子,因为所要做的只是活着而已。所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道家的思想是要我们设法排除人类本位的想法,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来看一切。只有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拘束,心灵才可能自由逍遥。
第二,儒家以“天”为至高存在,凸显历史背景;道家以“道”为至高存在,展现宇宙视野。任何一派哲学对于宇宙的真相或本体都必须有所论断。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宇宙的最后根源。古人称帝王为“天子”,更是充分证明“天”在古人心目中是至高主宰。儒家承前启后,继承了这一观念,把“天”当作最高存在。孔子两次遇到困境,都把“天”抬出来,如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道家则不同,道家以“道”代替“天”,“天”则被降格为和“地”并称,“天地”并称指的主要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保持一种均衡状态,问题也远比人类社会少。然而,自然界虽然自给自足,毕竟不是最后的根源。道家认为宇宙最后的根源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孕育万物,是一切的起始与归宿;“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却又超越万物。道家由“道”取代“天”的地位,很多西方学者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具革命性的思想。
第三,儒家期盼“天人合德”,从向善到择善到至善;道家则希望“与道合一”。“天人合德”的“德”是善的德行,亦即人要行善,要不断地修养德行。“与道合一”则代表人要成为有道者或行道者,觉悟了“道”,人的生命境界整个就不一样了。
过去认为,有三种人学习道家会比较有心得。一是年长的人,二是失意的人,三是非常聪明的人。从秦汉到唐宋,中国历代的文人,许多都喜欢道家,他们的作品所用的语汇,他们的生命所展现出的情调,与崇尚儒家的文人截然不同。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提到的:“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显然是道家对大自然的欣赏,可以说是敞开心灵与自然沟通,不像儒家主要界定在人的社会中。
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出发,然后进入社会,因而必须设法实践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如果离开儒家,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以及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况且,如果大家都走道家的路,这个社会要交给谁来担当呢?由此观之,儒家和道家在社会的功用上,是有点分工合作的意味。
(节选自傅佩荣《国学的天空》,有删改)
1.本文论述了儒家与道家之别,请结合全文说说儒道有哪些不同?(4分)
2.下列对有关道家思想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道家认为人为的造作多,麻烦就会多,假如不定真善美的标准,每个人都可开心自在。
B.道家认为要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看一切,只有不受时空拘束,才可能自由逍遥。
C.道家认为“道”孕育万物,以“道”代替“天”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最具革命性的思想。
D.道家认为“天地”并称主要是指自然界,自然界能自给自足,它的问题远比人类社会少。
3.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宇宙的最后根源,“天”在古人的心目中就是至高主宰。
道家承前启后,继承了这一观念。
B.面对乱世,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政治上改革,儒家有勇于担当的精神,这比道家强。
C.活在世上,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否则,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等诸多问题。
D.中国历代文人都喜欢道家,他们的生命所展现出的情调,与崇尚儒家的文人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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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支柱,一是儒家,一是道家。一般认为,儒家比较强调伦理学,重视道德修养;道家则强调智慧的觉悟和解脱。两者的不同,可以用三个简单观念来加以分辨。
第一,儒家的思考方式是以人类为中心,所以肯定我们要尊重及帮助别人,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政治上改革。
道家认为以人为中心去思考问题,必定徒劳无功,必须改变思维模式,超越人类本位。而超越人类本位,首先必须顺其自然,尽量避免人为的造作,因为人为的造作越多,麻烦越多。譬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定出真、善、美的标准以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反之,如果还没有标准,每个人都可以开心自在,不用刻意做好事,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事可做;不用担心有没有面子,因为所要做的只是活着而已。所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道家的思想是要我们设法排除人类本位的想法,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来看一切。只有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拘束,心灵才可能自由逍遥。
第二,儒家以“天”为至高存在,凸显历史背景;道家以“道”为至高存在,展现宇宙视野。任何一派哲学对于宇宙的真相或本体都必须有所论断。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宇宙的最后根源。古人称帝王为“天子”,更是充分证明“天”在古人心目中是至高主宰。儒家承前启后,继承了这一观念,把“天”当作最高存在。孔子两次遇到困境,都把“天”抬出来,如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道家则不同,道家以“道”代替“天”,“天”则被降格为和“地”并称,“天地”并称指的主要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保持一种均衡状态,问题也远比人类社会少。然而,自然界虽然自给自足,毕竟不是最后的根源。道家认为宇宙最后的根源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孕育万物,是一切的起始与归宿;“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却又超越万物。道家由“道”取代“天”的地位,很多西方学者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具革命性的思想。
第三,儒家期盼“天人合德”,从向善到择善到至善;道家则希望“与道合一”。“天人合德”的“德”是善的德行,亦即人要行善,要不断地修养德行。“与道合一”则代表人要成为有道者或行道者,觉悟了“道”,人的生命境界整个就不一样了。
过去认为,有三种人学习道家会比较有心得。一是年长的人,二是失意的人,三是非常聪明的人。从秦汉到唐宋,中国历代的文人,许多都喜欢道家,他们的作品所用的语汇,他们的生命所展现出的情调,与崇尚儒家的文人截然不同。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提到的:“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显然是道家对大自然的欣赏,可以说是敞开心灵与自然沟通,不像儒家主要界定在人的社会中。
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出发,然后进入社会,因而必须设法实践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如果离开儒家,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以及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况且,如果大家都走道家的路,这个社会要交给谁来担当呢?由此观之,儒家和道家在社会的功用上,是有点分工合作的意味。
(节选自傅佩荣《国学的天空》,有删改)
1.本文论述了儒家与道家之别,请结合全文说说儒道有哪些不同?(4分)
2.下列对有关道家思想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道家认为人为的造作多,麻烦就会多,假如不定真善美的标准,每个人都可开心自在。
B.道家认为要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看一切,只有不受时空拘束,才可能自由逍遥。
C.道家认为“道”孕育万物,以“道”代替“天”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最具革命性的思想。
D.道家认为“天地”并称主要是指自然界,自然界能自给自足,它的问题远比人类社会少。
3.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宇宙的最后根源,“天”在古人的心目中就是至高主宰。
道家承前启后,继承了这一观念。
B.面对乱世,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政治上改革,儒家有勇于担当的精神,这比道家强。
C.活在世上,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否则,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等诸多问题。
D.中国历代文人都喜欢道家,他们的生命所展现出的情调,与崇尚儒家的文人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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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常常提到“成人”这一概念。孔子强调“仁”。在他看来,有仁德是做人的前提,人要“成人”,就应当“仁”。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在于有“仁”心,脱离纯粹的自然状态,懂得“修身”“亲亲”“事亲”。在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看来,“成人”首先是“有知识的人”,即对社会有基本认知。。一个人有了知识,具备了“成人”的基本素质,然后再接受仁义礼乐教化,才能具备“成人”的德行。孔子认为,具备“知”“不欲”“勇”“艺”等素质,也就是说聪明有智、清心寡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还不可谓之“成人”。只有见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却不忘平生之志,这样的人方可谓之“成人”。
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对“成人”的认识,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最晚自西周开始,我国就有了比较完备的“成人”礼仪: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一般说来,士人二十而冠,天子、诸侯、大夫的冠礼则相对较早。男子行“冠礼”,标志着“成人”阶段的开始。“冠礼”的意义在于“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即抛弃孩子气,形成和巩固“成人”的德行。行“冠礼”之后,人们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利,并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冠礼”是对人们“成年”的认可,是人们正式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标志。
礼有“礼仪”与“礼义”的双重涵义,有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成为“成人”,不仅要能够行“礼仪”,还要自觉以“礼义”约束自身。《礼记·冠义》指出,人之为人在于懂得礼义,人在成人之后应当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应当懂得“人义”,即做人的基本要求。何谓人义?《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行过“冠礼”之后,便应认同这些人伦、实践这些“人义”。
我国古代士人行过“冠礼”后要依次拜见国君、大夫,受拜见的人往往会有一番教导,这对于刚刚成年的人非常有益。“冠礼”所昭示的正确人生路向十分紧要。人要“成人”向善,就应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按照礼的标准行事。
传统的“成人”教育注重礼的内涵,注重通过礼仪的形式使青少年理解做人的真谛。借鉴和创新传统“成人”礼仪,开展符合时代要求和当代青少年成长实际的礼仪教育,对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养成及人生观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应采取具体措施,组织力量对关乎青少年成长的礼仪教育进行深入研究。在充分酝酿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范,使成人礼等相关礼仪成为青少年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成人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人礼不必孤立进行,可与相关礼仪(如入学礼、成童礼等)结合进行,与相关素质教育相结合。
(选自杨朝明:《我国古代的“成人”礼仪及其现实意义》,有删改)
1.下列对我们古代“成人”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成人”就是脱离了纯粹的自然状态,具备仁德的人。
B.“成人”就是具有“知”“不欲”“勇”“艺”等素质的人。
C.“成人”接受仁义礼乐教化,就可能对社会形成基本认知。
D.具备了“成人”的德行,也就具备了“成人”的基本素质。
2.下列有关我们古代“冠礼”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包括“冠礼”和“笄礼”的完备的“成人”礼仪,形成于我国西周时期。
B.行“冠礼”后,只有遵行“礼仪”,并以“礼仪”自我约束,才能真正成为“成人”。
C.古人年满二十才行“冠礼”,行“冠礼”后就要认同人伦,实践“人义”。
D.古人为了接受尊长的教导,行过“冠礼”后要依次拜见国君、大夫等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看来,懵懵懂懂的孩子不是自然人,不是具有社会义务和责任意识的“成人”。
B.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的“成人观”,以“仁”为基本前提,以“礼”为重要形式和内容。
C.在古代,穿奇装异服、举止另类,都不是“成人”。
D.古代所说的“冠礼”,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成人礼、成人礼仪、成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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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
1.下列有关中国古代的诗、词和音乐的关系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燕乐”是从西域流入的以龟兹乐为主的胡乐和以清商乐为主的汉族音乐相互融合的产物,盛行于唐代。一般来说,配合燕乐而写的歌辞可视为词的雏形。
B.中国古代诗歌有一部分原本是配乐歌唱的,如《诗经》、汉魏六朝乐府诗等。但到了后世,许多诗歌就只用于诵读,如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某些乐府诗。
C.唐代文人创作的七绝,是当时燕乐歌辞的来源之一,但为了与曲拍相合,配乐歌唱时需要做破句、重叠、和声等处理。这是因为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与曲调格式不相合的。
D.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音乐旋律本来是由参差错落的节奏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无严格规定。
B.杜甫的七绝《赠花卿》,就是《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这充分说明唐代就是伶伎直接拿文人诗歌来配乐歌唱的现象。
C.词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主要是抒发男女欢爱、相思别离等更具个人性的、日常化的情感,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很少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
D.词的长短句格式,不仅是抒发情感的需要,更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而后者是决定词能够成为宋代文学主要代表的更重要的因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诗余”的含义可以看出:一方面,古人认为词的格调一般要低于诗一等;另一方面,词的产生,其实是广义的诗歌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对诗不足之处的扩展和补充。
B.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所表现的离情,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因为诗在语言上多追求精练,且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很难在细节上展开。
C.相比较于诗而言,词的发展历史较短,功能较单纯,但其轻巧浅俗反倒使词的写作比诗更加自由,在内容和表达上,受到的限制更少。
D.词的形态完全稳定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词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起先它规定了词的分片、断句、用字,表明了词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后来就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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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
1.下列有关“先秦司法精神”的论述,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 《论语》中的“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中的“赦过与辜”以及《周礼》中对“幼弱、老耄与蠢愚”的赦免主张,充分证明了传统司法制度重视审慎的特点。
B. 从《左传》所引的《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内容可以断定,夏代的宁纵勿枉的司法体系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精神的萌芽形态。
C. 周人的《尚书·吕刑》中有“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的说法,这表明当时非常重视司法的审慎,对司法中的疑罪采取从轻从无的审理原则。
D. 《尚书·吕刑》提到了“五刑”“五罚”,审案体系较为完备,因此汉代的孔安国在为其作注时,明确指出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特点。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条理清晰地介绍了我国汉代以前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
B. 文章主要采用引用论证的方式,以大量的儒家典籍和史书材料来佐证观点,论述语言平实而周密。
C. 文章在论述汉代司法思想特点的时候,强调了汉儒的主张对司法实践的影响,深化了文章的观点。
D. 文章结尾对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的高下进行判定,可以彰显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所蕴含的仁爱气质。
3.下列选项中,不能对画线句观点起支撑作用的一项是( )
A. 如果避免以有罪推定为司法思想底色的做法,就会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增强政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B. 如果对有疑点的案子加强讨论,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好恶对断案过程的影响,使结果趋于公正。
C. 如果能坚持遵循“疑罪从去”的断案原则,就可以更好地践行儒家仁政思想,更可能获得民众的拥护。
D. 如果能够辨清“从轻”与“从无”的高下之分,就能丰富司法思想的内涵,为实现圣人之政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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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自先秦到明清,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宗族、乡里和乡绅。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组织,乡里是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组织,乡绅是指有官职或功名的地方士绅。这三者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社会秩序。乡贤是乡绅中的良绅,他们根植、立足于乡土社会,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影响、作用于乡土社会,上利国家,下益乡民。他们有些人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走出乡村,在外为官,但是在他们年老退休之后,选择了回乡养老。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设义田、修水利、办书院、赈灾民等等。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和便利,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亦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经常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着儒家“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维系着乡村社会的秩序。
从大体上说,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管理只到县一级。这就为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使得乡贤对于乡村的治理成为可能。乡贤属于士阶层,其与乡村发生紧密联系在宋代以后。先秦时期的士主要依附于贵族,如张仪、苏秦之辈,纵横捭阖,他们都很少与乡村基层发生关涉。秦代不重文教,焚书坑儒,压制读书人,士人虽多散落在民间,但甚至连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谈不上。魏晋重门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读书人多集中在世家大族。有些可以被当作乡贤的,其影响乡里也只限于道德教化方面。
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才打破门阀对士阶层的垄断。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多,他们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最典型的要数范仲淹,他晚年捐献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在家族范围内进行慈善救助。为此他订立了义庄规矩,对米、绢、钱发放的对象、数量、方式等作了具体规定。后来吕大钧的《吕氏乡约》更是对乡民修身、立业等行为和婚丧嫁娶等活动作了规范性要求。宋代是乡贤发展的重要阶段。钱穆先生说,宋代有一种“自觉的精神”在“士大夫社会中逐渐萌茁”,这种自觉,就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
随着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作为乡村基层的里甲制度逐渐流行,国家将缴纳赋税的职能交给民间社会自行办理,由此形成了明清以来的基层社会自治化。而地方政府因人力、财力的困难,难以有效地组织公共工程、福利机构和教育设施等,乡村的组织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依靠乡贤。清末民国,随着科举的废除,乡村的读书人通往上层社会的渠道被阻断,只好走向城市,乡贤大量流失。一向以乡贤为精神领袖的乡民在文化层面也丧失了指引,乡村道德水平急剧下降,其留下的文化真空很快被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宗教文化所填补。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乡村社会急剧凋敝,基层社会变得动荡不安。
(摘自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宗族、乡里、乡绅作为从先秦到明清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社会秩序。
B.有官职或功名的地方士绅以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立足乡土,利用自身的权利和便利,上利国家,下益乡民。
C.有些在外为官的乡贤,在年老退休返乡之后,施行乡民教化,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
D.乡贤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具有社会责任感,他们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大体上说,传统中国中央向地方派遣的官员到县级为止就不再有命官,这就为多村的自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B.乡贤作为士阶层,参与乡村管理的程度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加深,魏晋时期对乡里的影响仅限于道德教化,宋时成为乡村管理的主体。
C.隋唐时期,寒门子弟通过考试,有机会获得“士”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和地方事务,这些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渐增。
D.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可以说是宋代士大夫“自觉的精神”的反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为参与地方事务的乡贤典型,范仲淹对家乡事务的参与仅限于宗族内部;后来吕大均的《吕氏乡约》则超越了宗族的范畴。
B.明清以来,由于基层社会自治化程度提高,再加上地方政府人力、财力上的困难,乡贤在乡村治理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C.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可以说是传统乡贤流失的原因之一。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乡村读书人为了寻求发展的途径,只好走向城市。
D.随着乡贤的流失,乡民失去文化引领,乡村治理失效,乡村社会凋敝,基层社会动荡,以致乡村的文化空间被外来文化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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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 题。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年十九,学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许州知州。月朔,会诸生于学宫,讲明义利公私之辨。巫言龙骨出地中为祸福,宝取骨,毁于庭,杖巫而遣之。躬课农桑,仿朱子社仓,立积散法,行计口浇田法,以备凶荒。
弘治七年入为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书院学舍,以处学者。江西俗好阴阳家言,有数十年不葬父母者。宝下令,士不葬亲者不得与试,于是相率举葬以千计。宁王宸濠索诗文,峻却之。后宸濠败,有司校勘,独无宝迹。迁右布政使,与镇守太监勘处州银矿,宝曰:“费多获少,劳民伤财,虑生他变。”卒奏寝其事。进湖广布政使。
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刘瑾擅政,宝至京,绝不与通。瑾怒漕帅平江伯陈熊,欲使宝劾之,遣校尉数辈要宝左顺门,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张彩、曹元自内出,语宝曰君第劾平江无后患矣宝曰平江功臣后督漕未久无大过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给事中劾熊并及宝,勒致仕去。瑾诛,起巡抚贵州,寻迁户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命兼左佥都御史,处置粮运。寻疏请终养归,乃拜南京礼部尚书,再疏辞免。世宗即位,起前官,复以母老恳辞。许之,命有司以礼存问。
宝三岁而孤,事母过氏至孝。甫十岁,母疾,为文告天,愿减己算延母年。及终养归,得疾,左手不仁,犹朝夕侍亲侧不懈。受知于李东阳,为诗文,典重和雅,以东阳为宗。博综群籍,有得则书之简,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名之曰“日格子”。
(节选自《明史·儒林传》)
[注]宁王宸濠:朱宸濠,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袭封宁王,封于南昌。正德十四年起兵反叛,兵败被俘,伏诛。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躬课农桑 督促
B.卒奏寝其事 搁置
C.遣校尉数辈要宝左顺门 邀请
D.命有司以礼存问 看望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不相同的一组是( )
A.①会诸生于学宫 ②受知于李东阳
B.①杖巫而遣之 ②宝三岁而孤
C.①宝至京,绝不与通 ②与镇守太监勘处州银矿
D.①行计口浇田法,以备凶荒 ②修白鹿书院学舍,以处学者
3.下列句子分别编为四组,全部表现邵宝性格耿直、不附权奸的一组是( )
①峻却之 ②独无宝迹 ③虑生他变
④绝不与通 ⑤欲使宝劾之 ⑥勒致仕去
A.①③⑥ B.③⑤⑥ C.②④⑤ D.①②④
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邵宝重视教育,在许州知州任上,每月初一亲自到学校为众生员讲课;任江西提学副使时,在白鹿书院修建校舍,安置读书人。
B.邵宝关心民生,重视农事,采取“积散法”等一系列措施防备饥荒发生;他不主张开采处州银矿原因之一,是怕劳民伤财。
C.邵宝极其孝顺,多次请求辞官奉养父母,最后才得到皇上同意;回家之后,自己有病,左手麻痹不仁,还是早晚奉侍在父母身边。
D.邵宝好学不倦,博览群书,每当学有所得就写在竹片上,用宋代理学家程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意思,取名“日格子”。
5.断句和翻译(10分)
(1)用“/”给下列句子断句(4分)
语宝曰君第劾平江无后患矣宝曰平江功臣后督漕未久无大过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
(2)把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6分)
①宝下令,士不葬亲者不得与试,于是相率举葬以千计。
②甫十岁,母疾,为文告天,愿减己算延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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