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章(实用类),回答小题。
花落春仍在
俞平伯
二十世纪斜长的旧影中,有一帧文化人的老照片令我难忘:1902年,苏州城内一座古旧的老屋前,82岁的经学大师俞樾古怪的悬臂倒提着一柄拂尘,另手牵起懵懂中的重孙俞平伯。小伢只有三岁,一双稚眼微侧透出好奇,老者则桀骜地俯视世相,不平之气凛然生出。俞平伯这颗读书种子长大后,写白话诗,写《燕知草》,又做《红楼梦研究》,复研究古诗词,料不到本是书斋之梦却意外惹出弥天大祸,“文革”之中被流放到豫南农村。一门书香的德清俞氏家庭,于是与河南结了奇缘。
中国科学院学部文学所第一批“五七”干校学员,包括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吴世昌等人在内,是1969年11月16日晨乘火车抵达信阳的,先在罗山丁洼稍作整顿,继又转到息县的包信和东岳集。俞平伯这时正是古稀之年,他的夫人大其四岁。
当时经济开发未被提上日程,偏僻的豫南农村山河依旧,古风犹存,俞平伯呼吸到了许久不遇的新鲜空气。1970 年元旦,干校开始肃清“五一六”分子的斗争会后,他们夫妇被分配定居到东岳集。实在地讲,与干校其他学员比起来,俞平伯夫妇过的是一种特殊生活。老两口可以合居一室与村民为邻,另起炉灶。他们被放逐,在于一种精神和文化的遭侮辱而非别的。杨绛女士随后也来了,但她和钱钟书却分别过着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偶尔才有“菜园相会”。
老夫妻又间作劳动,但是那不像干校里的项目,好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利用当地富产的红麻 资源和乡民们一起搓制麻绳。淳朴有序的豫南乡情和民俗浸润着夫子的心,俞平伯不觉已陶然而忘机。他还满腔热忱地教房东孩子识字:“危言漫与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惭愧邻娃来问字,可曾些子益贫农。”(《邻娃问字》)返璞归真,老人对过去从事繁琐的学术考证和漫无边际的文字生涯仿佛生了悔意。除了在东岳绩麻,俞平伯作为干校的老学员,也曾学种菜,积绿肥。政治生活要参加“天天读”,定期写检查,不时还参加放样板戏电影的“威虎山大会”。1970年4月27日,为祝贺第一颗人造卫 星发射成功,还应领导之嘱,专门赋诗二首。另外还和何其芳一道养过猪。
可是,俞平伯不能忘情的依然是书。1970年1月10日,因下意识地闲览随身带来的《水经注》,稍过一次读书瘾,被人发现,大会上即遭批判,为此连写两份检查才算过关。东岳屋外的风景虽然恬适又惬意,室内的光景毕竟又使人压抑,简陋龌龊,有时更觉得寂寞难挨。俞平伯独自又发 出自虐性的抗议:“炉灰飘坠又飘扬,清早黄昏要扫床。猪矢气熏柴火味,者般陋室叫‘延芳’。螺蛳壳里且盘桓,墙罅西风透骨寒。出水双鱼相照活,者般陋室叫‘犹欢’。”
(《陋室》) 1971年1月11日,俞平伯得到返京通知,东岳老乡为之庆幸并依依送别。毕竟,俞平伯夫妇在东岳集度过了整整一年难忘的岁月,因为和农民与土地贴在了一起,不仅使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厄运意外得以解构,并且寻觅到了一种精神的皈依。
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俞平伯也曾亲历和参加了“五四”运动,旋即出洋又归来,却一头扎到故纸堆里了,他不仅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不一样,甚至和他的曾祖父,当年因一句“花落春仍在”的诗文令座师曾国藩激赏不已的俞樾老先生也不一样,俞平伯虽然也曾读经,孔子教训的读书、齐家,他笃实又安分地终生实践着,然而却丝毫没有治国与平天下的干世之志。或许他及早就参透了文化与政治相容又相克的玄机,所以在新文化运动还是时尚之时,便在其白话诗《忆》里,吟出了“我们低首在没奈何的光景下,这便是没有奈何中的奈何”的谶语。他也曾想不通,委实也有忿怨,1988年4月5日,他将手书《儒林外史》里的一首诗寄赠新加坡的周颖南:“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借来吴敬梓的话,俞平伯巧妙地概括了从春在堂主人俞樾到自己在豫南农村的家世。
俞平伯的一生,折射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尴尬与苦悲。
(节选自《文人的闲话》,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俞平伯,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清代朴学大 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执教于著名学府,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
②1954 年 9 月,俞平伯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 梦》的研究。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是( )。
A. 文章开篇从一帧老照片写起,既暗示所写事情的真实性,引出写作对象,又交代俞平伯出自一门书香的德清俞氏家庭。
B. 淳朴有序的豫南乡情和民俗不仅使俞平伯忘掉世俗、与世无争,而且使他后悔于过去从事繁琐的学术考证和漫无边际的文字生涯。
C. “寻觅到了一种精神的皈依”是指与农民、土地的贴近解构了俞平伯因流放而造成的厄运,他的心灵得到安慰和升华。
D. 文化与政治相容又相克,俞平伯一方面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又精研中国古典文学,自然会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
2.本文重点写了豫南生活在俞平伯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请简要概括俞平伯夫妇在豫南所过的生活。
3.文章说:“俞平伯的一生,折射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尴尬与苦悲。”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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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春仍在
俞平伯
二十世纪斜长的旧影中,有一帧文化人的老照片令我难忘:1902年,苏州城内一座古旧的老屋前,82岁的经学大师俞樾古怪的悬臂倒提着一柄拂尘,另手牵起懵懂中的重孙俞平伯。小伢只有三岁,一双稚眼微侧透出好奇,老者则桀骜地俯视世相,不平之气凛然生出。俞平伯这颗读书种子长大后,写白话诗,写《燕知草》,又做《红楼梦研究》,复研究古诗词,料不到本是书斋之梦却意外惹出弥天大祸,“文革”之中被流放到豫南农村。一门书香的德清俞氏家庭,于是与河南结了奇缘。
中国科学院学部文学所第一批“五七”干校学员,包括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吴世昌等人在内,是1969年11月16日晨乘火车抵达信阳的,先在罗山丁洼稍作整顿,继又转到息县的包信和东岳集。俞平伯这时正是古稀之年,他的夫人大其四岁。
当时经济开发未被提上日程,偏僻的豫南农村山河依旧,古风犹存,俞平伯呼吸到了许久不遇的新鲜空气。1970 年元旦,干校开始肃清“五一六”分子的斗争会后,他们夫妇被分配定居到东岳集。实在地讲,与干校其他学员比起来,俞平伯夫妇过的是一种特殊生活。老两口可以合居一室与村民为邻,另起炉灶。他们被放逐,在于一种精神和文化的遭侮辱而非别的。杨绛女士随后也来了,但她和钱钟书却分别过着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偶尔才有“菜园相会”。
老夫妻又间作劳动,但是那不像干校里的项目,好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利用当地富产的红麻 资源和乡民们一起搓制麻绳。淳朴有序的豫南乡情和民俗浸润着夫子的心,俞平伯不觉已陶然而忘机。他还满腔热忱地教房东孩子识字:“危言漫与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惭愧邻娃来问字,可曾些子益贫农。”(《邻娃问字》)返璞归真,老人对过去从事繁琐的学术考证和漫无边际的文字生涯仿佛生了悔意。除了在东岳绩麻,俞平伯作为干校的老学员,也曾学种菜,积绿肥。政治生活要参加“天天读”,定期写检查,不时还参加放样板戏电影的“威虎山大会”。1970年4月27日,为祝贺第一颗人造卫 星发射成功,还应领导之嘱,专门赋诗二首。另外还和何其芳一道养过猪。
可是,俞平伯不能忘情的依然是书。1970年1月10日,因下意识地闲览随身带来的《水经注》,稍过一次读书瘾,被人发现,大会上即遭批判,为此连写两份检查才算过关。东岳屋外的风景虽然恬适又惬意,室内的光景毕竟又使人压抑,简陋龌龊,有时更觉得寂寞难挨。俞平伯独自又发 出自虐性的抗议:“炉灰飘坠又飘扬,清早黄昏要扫床。猪矢气熏柴火味,者般陋室叫‘延芳’。螺蛳壳里且盘桓,墙罅西风透骨寒。出水双鱼相照活,者般陋室叫‘犹欢’。”
(《陋室》) 1971年1月11日,俞平伯得到返京通知,东岳老乡为之庆幸并依依送别。毕竟,俞平伯夫妇在东岳集度过了整整一年难忘的岁月,因为和农民与土地贴在了一起,不仅使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厄运意外得以解构,并且寻觅到了一种精神的皈依。
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俞平伯也曾亲历和参加了“五四”运动,旋即出洋又归来,却一头扎到故纸堆里了,他不仅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不一样,甚至和他的曾祖父,当年因一句“花落春仍在”的诗文令座师曾国藩激赏不已的俞樾老先生也不一样,俞平伯虽然也曾读经,孔子教训的读书、齐家,他笃实又安分地终生实践着,然而却丝毫没有治国与平天下的干世之志。或许他及早就参透了文化与政治相容又相克的玄机,所以在新文化运动还是时尚之时,便在其白话诗《忆》里,吟出了“我们低首在没奈何的光景下,这便是没有奈何中的奈何”的谶语。他也曾想不通,委实也有忿怨,1988年4月5日,他将手书《儒林外史》里的一首诗寄赠新加坡的周颖南:“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借来吴敬梓的话,俞平伯巧妙地概括了从春在堂主人俞樾到自己在豫南农村的家世。
俞平伯的一生,折射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尴尬与苦悲。
(节选自《文人的闲话》,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俞平伯,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清代朴学大 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执教于著名学府,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
②1954 年 9 月,俞平伯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 梦》的研究。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是( )。
A. 文章开篇从一帧老照片写起,既暗示所写事情的真实性,引出写作对象,又交代俞平伯出自一门书香的德清俞氏家庭。
B. 淳朴有序的豫南乡情和民俗不仅使俞平伯忘掉世俗、与世无争,而且使他后悔于过去从事繁琐的学术考证和漫无边际的文字生涯。
C. “寻觅到了一种精神的皈依”是指与农民、土地的贴近解构了俞平伯因流放而造成的厄运,他的心灵得到安慰和升华。
D. 文化与政治相容又相克,俞平伯一方面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又精研中国古典文学,自然会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
2.本文重点写了豫南生活在俞平伯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请简要概括俞平伯夫妇在豫南所过的生活。
3.文章说:“俞平伯的一生,折射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尴尬与苦悲。”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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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选择题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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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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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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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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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
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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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章(实用类),回答小题
材料一:
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语言贯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篱,推动文明创新,是促进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工具,是服务“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贸通道,也是文明互鉴之路。语言教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过掌握彼此的语言,可以获得一种观察世界的新途径和新起点,增进彼此的交流与对话,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加强语言教育与语言传播,能够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互通和文化交流,进而实现“民心相通”。
在全球化时代,欧美著名的跨国公司纷纷制定语言战略,用以处理和解决世界市场带来的跨文化沟通问题,从而消除误解,减少冲突。以美国IBM为例,该公司不仅指定英语作为公司通用语言,同时还确定其他八种语言作为公司沟通语言,为跨文化团队管理和沟通,以及本地化战略实施奠定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进行海外投资,这些都需要语言文化知识作为重要支撑。在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中,与语言紧密相关的文化风险覆盖率高达71.3%,高于主权风险(46.9%)。近来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生存和发展境遇即表明,中国企业遭遇到的语言障碍,结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企业的倒闭和破产。语言是“互联互通”基础工程的重要支撑,建设“一带一路”,必须语言先行!
(摘编自光明网《沈骑:语言能力建设是“一带一路”的基础性工作》,2017年5月8日)
材料二:
“一带一路”涵盖世界三大宗教、四大文明、上百种语言,在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取得共识将是“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功的基石。
在人类文化的基地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体现出“一带一路”大战略的高远文明境界。因此中国最终在一带一路上的崛起,必须是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
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如果建设“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文化圈,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呢?
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应该能较好的与该国的标志性公司及个人相结合,即能够比较自然且有效地被呈现。比如微软和比尔盖茨,苹果和乔布斯,“脸书”和扎克伯格,谷歌和拉里佩奇,特斯拉和埃隆马斯克等就成为“美国梦”的新偶像……如何把中国明星公司及其创始人与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更好地相结合并加以有效传递,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还要避免一些认知误区,比如简单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其实传统文化更多是资源,只有被成功转化,才能转换为软实力。要想实现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的目标,需要整合和转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全球资源,才能打造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
应对文化挑战还要善于利用宗教规律,解决宗教问题。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的广大民众都是某一种宗教的信仰者。如果不尊重宗教规律,甚至回避、抑制宗教,必然导致沿线诸多信教民众的疏离。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的一些突发事件,往往与员工无意识地触犯了驻在国民众的宗教禁忌有关。
(摘编自中华网《建设“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文化圈》,2017年5月15日)
材料三:
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上有多种文明和上百种语言并存,国家(地区)间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因此,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以沿线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差异为着眼点。通过大力促进双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碰撞及融合等方式来消除潜在壁垒,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蓝图的顺利实现。对于文化对话的内容,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加强中华文化“走出去”,以展示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另一方面也要将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文化门类和成果展示在各国民众面前,增加文化的辨识度和亲近感。中华文化要想得到“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就要加强双向良性互动和合作沟通,即考虑各国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风俗和阅读习惯、风土人情和价值取向,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宣传。
我国边疆地区一些民族与境外使用相近的语言,他们的民族语言同时也是“跨境语言”,对不同文化的融合能起到很强的润滑和推动作用。北京语言大学等学校已为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几十万留学生。其汉语教育几乎涵盖了“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培养了大量国际知名汉学家。这些人都是文化对话的潜在参与者。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约有50多种国家通用语言和200多种民族语言,且大多为非通常语种。而目前我国此类人才奇缺,亟须培养大量精通沿线国家语言的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和语言能力过硬、具有国际视野、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领域和行业专才。
由于我国自身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不足,如果国际传播力不够、少数商品的质量问题、一些国人在国外旅游中存在不文明行为等问题,对国家形象造成了影响。对此,我们必须主动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国家形象,赢得周边国家的普遍好感与认同。
(摘编自《光明日报》《以文化对话推动“一带一路”建设》2017年05月20日02版)
1.下列对上述材料的梳理,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材料一中我国海外投资风险评估中与语言紧密相关的文化风险的高覆盖率,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语言教育与语言传播对跨国企业的重要性。
B. 材料二中每一个帝国崛起的事实,说明建设“一带一路”上的中华文化圈、打造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是中国以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的必经之路。
C. 材料三着眼沿线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差异,以双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碰撞及融合等方式来确保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D. 三则材料都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深度思考,都强调了语言对文化的互通、共识和共融的重要性,并积极寻求解决现场问题的方法。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正确的两项是( )( )
A. 材料一认为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的语言,既是促进“民心相通”的保障,也是服务“互联互通”基础工程的重要支撑。
B. 材料一中美国IBM的语言战略和中国企业在国外的生存和发展境遇,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语言在世界跨文化沟通中的重要性。
C. 材料二侧重报道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复杂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挑战,及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强国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D. 材料三指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在与沿线国家文化对话方面的优势、劣势及不足,这些劣势和不足急需语言建设来消除和弥补。
E. 三则材料虽摘编自不同的媒体,但由于考虑所面对的读者群体,材料在用词方面有相同特点,故而文章风格完全相同。
3.要打造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价值文化体系,除加强语言能力建设外,我们还需做出哪些努力?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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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下面的文章(实用类),回答下面小题。
汪国真:触摸生命的极致
他不是诗人,不是书法家,不是画家,不是作曲家,他是汪国真——一个触摸生命极致的勇者。“一代人的文化偶像”汪国真走了,享年59岁,青春成为诗人最后一个注脚!
汪国真,一代人记忆深处的名字,曾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的名字曾与诗歌紧密相连,让我们忆及那个传抄诗歌的年代特别的“时尚”。
在大学期间,汪国真便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很少有哪个诗人像汪国真一样,在诗集出版之前就拥有了那么多的读者。到90年代,汪国真出了五六十种诗文集,研究赏析其诗歌作品的书多达十几种,随之“汪国真热”席卷全国。1990年,汪国真的诗集大卖,有人把这一年称为出版界的“汪国真年”。甚至有人把当时的热潮称为“风暴”。
1985年开始进行诗歌的创作,至今坚持笔耕不辍二十余年,汪国真被誉为“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的诗人”。曾有评论说:有青春的年代,就有汪国真的诗行。积极、昂扬的诗歌主题,让汪国真在年轻人群体中形成巨大影响,也让其作品带有启蒙意义,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诗刊》编辑、诗人彭敏说:“汪国真是一代人的文化偶像,他的诗歌成为无数文学青年的启蒙读物,他把诗歌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社会,其诗歌的社会启蒙意义超过了文学价值本身。”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汪国真的诗,在一代人心中留下烙印,并继续发挥着社会影响。正如网友的悼词:“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您的诗为我释怀。如今,夕阳涂满小路,荆棘已化杜鹃,您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您的温暖真诚继续伴我们风雨兼程。”
细心人会发现,现在的许多报刊的一些栏目刊头的书写笔风一致,似乎一人所为。不错,这都是汪国真留的“墨迹”。汪国真书法作品乍看笔画舒展,章法潇洒,疏密有致,细赏稳健刚劲,豪迈磅礴,又不失典雅之美。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石宪章先生曾称汪国真是“书法界一颗璀璨的新星”。
汪国真什么时候开始涉足书法界?让人颇为不解。其实,汪国真从诗家到书法家,追根溯源全是因为签名“惹的祸”。1991年11月,汪国真应邀为北京大学演讲,学生们都拿着本子请他签名。汪国真的字写得有些“对不起观众”,他也不好推托。果不其然,一位拿到签名的女生失望地问他:“汪老师,你的诗写得好,字却怎么没诗好呢?”一句问话,问得汪国真满面通红。回到家,他决定从此练书法。让汪国真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北京琉璃厂一家字画店里看到自己的两页信待沽,他上前问值多少钱。店主说少于千元不卖。汪国真问真值这么多钱吗?店主说,世上有两种字最值钱,名人写的字即名人字和书法家写的字即字名人,而汪国真的字兼二者而有之,能不值钱吗?而今,汪国真的书法已高达每平尺万元。在《中国百年书画走红名家》上,竟也赫然列着汪国真的大名。
当书法小有所成,他又开始学绘画。这两年,汪国真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在保利、瀚海等拍卖会上,成交价从数万到20多万元不等。最近的一次成交是1月24日的保利拍卖会,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卖到了12. 65万元。进入新世纪以来,汪国真又开始音乐的研究与创作,对自己的音乐作品,汪国真这么评价:“再过10年,有可能,我的音乐作品的影响力会超过诗歌。”这样的一生,何止“诗人”二字所能概括。
汪国真的身体最早发出预警是在1999年前后。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完全在扮演一个空中飞人。编辑刘志宏是他这种生活的见证者。每次给汪国真寄送图书样稿时,刘志宏都得先打电话弄清楚汪国真在什么地方,以便他能及时看稿。
刘志宏曾问汪国真,你各方面都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汪国真告诉他:“不管多大岁数,也得努力啊。”这让他感受很深。
汪国真生前好友、著名作家张宝瑞用“他要掀起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来形容汪国真当时的状态——到处开办工作室、主持电视节目、作品越来越得到认同,“好像有一个收藏家一年要收藏他200幅作品”。汪国真还是不愿错过任何机会,“他就想重新来个‘汪国真热”’。
汪国真的葬礼上,有副挽联来自书画家吴欢:“有人说汪国真不算好诗人,但好诗人不如汪国真。”
人生是一场漫长、没有终点的旅行,沿途的风景或许是悲凉的,或许是温暖的,或许是成功的、亦或是失败的。正如汪国真所说“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将有限的生命活出无限的可能,才算不虚此生。褪去这些璀璨的光环,汪国真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思考,影响一代人的又何止是他的诗歌。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是( )
A. “他是汪国真——一个触摸生命极致的勇者”,文章开篇既直接点题,也表达了对汪国真热爱生命、思考人生的赞美。
B. 汪国真的诗歌积极、昂扬,充满着正能量,总能在年轻人群体中形成巨大影响,从而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C. “一句问话,问的汪国真满面通红”,这里的神态描写凸显了汪国真的羞愧心理,字不好成了他涉足书法界的动力。
D. 结尾在表现悼念汪国真的沉痛之情、评价其诗歌价值的同时,还含蓄的表达了作者对汪国真过分追逐生命璀璨光环的遗憾。
2.本文分别引用彭敏、石宪章和吴欢对汪国真的评价,这样写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
3.“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努力啊”,这句话在汪国真身上是如何体现的?给你怎样的启示?请结合文本和现实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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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章(论述类),回答小题。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宣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了《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借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 《文心雕龙》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继承了曹丕主张的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和“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
B. 唐代的韩愈、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中道统原则的延伸。
C. 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缺失使得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
D. 《隋唐演义》《封神演义》等演义小说的出现是中国的文学传统滑入俗世纷争的重要表现,这类小说中的原则相比以前的文学作品也发生了变化。
2.下列对原文的论证思路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文章首段阐明美学在中华文化史上缺乏独立性,作者通过南朝刘勰、唐朝白居易、宋朝周敦颐等例子举例论证了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结论。
B. 第二段由前文的美学背景引入《红楼梦》引发审美革命的观点,运用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评价来论证红楼梦的悲剧品质引发美学革命的观点。
C. 第三段从士大夫的心灵的释放的角度,说明了佛学东渐和禅宗兴起对于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的重要作用,使中国文化在审美疲乏中得到复兴。
D. 全文多运用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的手法,着重强调了中国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缺乏独立性和非功利、非伦理的审美观。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以载道”思想强调文学的承载、阐明、传达“道”的社会功用,强调文学的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宗旨。这一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文学之中。
B. 在经世致用文学观的影响下,中国后世的演义小说既缺乏《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处于审美疲乏的状态。
C. 国民受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小说的影响,民族也因此滋生很多难以治愈的病态心理,可见,文学对人的思想、对社会会产生影响。
D. 王国维和陈寅恪以不拘流俗的敏锐眼光,洞察了中国文化中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的弊端,这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具有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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