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唐代“音象”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二是由拟音词模仿、类比乐音形成的声音效果。
就前者而言，音乐或格律的运用会使作品形成一种独特氛围，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效果，这种整体性效果往往是音乐、声调、平仄、对仗等多维作用的结果。对入乐性作品来说，这种整体效果主要借助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来实现；对不入乐作品来说，则主要以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来体现。配乐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最典型形态，对唐代而言，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歌辞最具代表性。
首先来看齐言歌诗。任半塘《唐声诗》考证出入乐的声诗涉及150余调，包括王维、李白等60多位诗人的1500余首齐言诗作，其中为后人熟悉的诗调有《渭城曲》《梅花落》等，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又名《渭城曲》《阳关曲》，据任半塘考证，“王维当时乃作徒诗，非作歌辞”。又“辞借用王维诗，曲亦同时人作”王维之后，时人或将其配乐而歌，或仿其格律再造歌诗，音乐与文字总是同时出现，晚唐之后，学者们展开过对《阳关三叠》唱法的讨论，这个问题一直争论至今。但不论如何，《渭城曲》配乐歌唱之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王维诗的立意在送别，因此可以推断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应以感伤基调为主，即便《渭城曲》先有辞，然后才根据意境产生了曲，但音乐由回环旋律而产生的 “三叠”唱法，对诗意升华无疑有重要作用，从而使渭城清雨与阳关漫道、绿柳垂杨与大漠孤烟的形象对比更为突出，友人惜别之情跃然纸上。
其次，唐代的入乐性作品，还包括很多杂言歌辞，王小盾对“歌辞”定义如下：“所有歌唱之辞的总称，……凡具有一定歌调、旋律特征较丰富的吟词，亦属歌辞。”唐代音乐文化异常繁荣，雅乐、胡乐、俗乐同时并存。与魏晋具有鲜明雅乐性质和江南风格的清商乐不同，甚至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深入人心，加以传播，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文叙子》中言：“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很显然，吟唱之声的婉转动听，在人们接受文意、领会经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可能是模糊的，但它相当于一个朦胧的场域，与文字层面的“诗意”相结合，从而使其意义获得彰显，概言之，因为唐代杂言歌辞本身就是入乐的，所以其音乐性比齐言歌诗更明显，这一过程中“音象”的体现更直接，作用也更显著。
由格律产生的“音象”是由音乐产生的“音象”的变体。中国诗歌格律化出现于南北朝之后，沈约为代表的永明声律理论试图在音乐与文学分论之后，重新实现文学的音乐性，甚至有学者认为“永明体的出现不是诗乐分离的产物，恰恰是诗乐结合的产物”，即是承认诗歌格律本身就带有音乐性，或者说，格律是对音乐韵律美的继承和改造。对唐代徒诗而言，李泽厚称：“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类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把唐代的律、绝体诗歌称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这充分说明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音乐性。正是由于唐代诗歌在格律上仍保留着音乐性潜能，在吟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效果便构成新的“音象”存在形态。
（摘编自韩伟《唐代“音象”刍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入乐与不入乐作品，其“音象”生成手段不同：前者以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为手段，后者借助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
B. 与王维赠别诗《送元二使安西》相配的音乐主要是感伤基调，其所配乐曲的“三叠”唱法，突出了诗意，渲染了别情。
C. 唐代的入乐性作品包括了齐言歌诗和杂言歌辞，后者的音乐性较之前者更为鲜明，这是因为杂言歌诗本身是入乐的。
D. 律诗、绝句被称为“近代曲辞”、“新乐府辞”，这表明诗歌格律本身具备音乐性，它继承并改造了诗的音乐韵律美。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指出唐代“音象”有两种形态，并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歌辞为例具体阐述了构成前者的手段。
B. 文章先概说唐代“音象”类型，再分说各类“音象”的产生机理，最后说不同“音象”的关联。
C. 文章举任半塘《唐声诗》对入乐声诗涉及曲调的考证，证明唐代齐言歌诗具有配乐而歌的特点。
D. 文章引王小盾的观点诠释歌辞的音乐性质，引段安节的观点印证佛教俗讲借音乐促传播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拟音词模仿是建构“音象”的手段之一，例如《琵琶行》用“嘈嘈”“切切”模拟大弦、小弦发出的不同乐音。
B. 佛教俗讲，若无其音乐层意的“音象”与其文字层的“诗象”的结合，则可能不利于受众接受文意、领会经旨。
C. 对于永明体出现的历史价值，学界认识并不一致，有的视之为诗乐给合的产物，有则以为是诗乐分离的结果。
D. 如果不是因为格律本身内涵的音乐性潜能，那么唐诗在吟诵过程中就不可能产生音乐效果，也不能构成“音象”。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唐代“音象”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二是由拟音词模仿、类比乐音形成的声音效果。
就前者而言，音乐或格律的运用会使作品形成一种独特氛围，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效果，这种整体性效果往往是音乐、声调、平仄、对仗等多维作用的结果。对入乐性作品来说，这种整体效果主要借助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来实现；对不入乐作品来说，则主要以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来体现。配乐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最典型形态，对唐代而言，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歌辞最具代表性。
首先来看齐言歌诗。任半塘《唐声诗》考证出入乐的声诗涉及150余调，包括王维、李白等60多位诗人的1500余首齐言诗作，其中为后人熟悉的诗调有《渭城曲》《梅花落》等，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又名《渭城曲》《阳关曲》，据任半塘考证，“王维当时乃作徒诗，非作歌辞”。又“辞借用王维诗，曲亦同时人作”王维之后，时人或将其配乐而歌，或仿其格律再造歌诗，音乐与文字总是同时出现，晚唐之后，学者们展开过对《阳关三叠》唱法的讨论，这个问题一直争论至今。但不论如何，《渭城曲》配乐歌唱之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王维诗的立意在送别，因此可以推断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应以感伤基调为主，即便《渭城曲》先有辞，然后才根据意境产生了曲，但音乐由回环旋律而产生的 “三叠”唱法，对诗意升华无疑有重要作用，从而使渭城清雨与阳关漫道、绿柳垂杨与大漠孤烟的形象对比更为突出，友人惜别之情跃然纸上。
其次，唐代的入乐性作品，还包括很多杂言歌辞，王小盾对“歌辞”定义如下：“所有歌唱之辞的总称，……凡具有一定歌调、旋律特征较丰富的吟词，亦属歌辞。”唐代音乐文化异常繁荣，雅乐、胡乐、俗乐同时并存。与魏晋具有鲜明雅乐性质和江南风格的清商乐不同，甚至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深入人心，加以传播，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文叙子》中言：“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很显然，吟唱之声的婉转动听，在人们接受文意、领会经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可能是模糊的，但它相当于一个朦胧的场域，与文字层面的“诗意”相结合，从而使其意义获得彰显，概言之，因为唐代杂言歌辞本身就是入乐的，所以其音乐性比齐言歌诗更明显，这一过程中“音象”的体现更直接，作用也更显著。
由格律产生的“音象”是由音乐产生的“音象”的变体。中国诗歌格律化出现于南北朝之后，沈约为代表的永明声律理论试图在音乐与文学分论之后，重新实现文学的音乐性，甚至有学者认为“永明体的出现不是诗乐分离的产物，恰恰是诗乐结合的产物”，即是承认诗歌格律本身就带有音乐性，或者说，格律是对音乐韵律美的继承和改造。对唐代徒诗而言，李泽厚称：“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类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把唐代的律、绝体诗歌称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这充分说明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音乐性。正是由于唐代诗歌在格律上仍保留着音乐性潜能，在吟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效果便构成新的“音象”存在形态。
（摘编自韩伟《唐代“音象”刍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入乐与不入乐作品，其“音象”生成手段不同：前者以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为手段，后者借助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
B. 与王维赠别诗《送元二使安西》相配的音乐主要是感伤基调，其所配乐曲的“三叠”唱法，突出了诗意，渲染了别情。
C. 唐代的入乐性作品包括了齐言歌诗和杂言歌辞，后者的音乐性较之前者更为鲜明，这是因为杂言歌诗本身是入乐的。
D. 律诗、绝句被称为“近代曲辞”、“新乐府辞”，这表明诗歌格律本身具备音乐性，它继承并改造了诗的音乐韵律美。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指出唐代“音象”有两种形态，并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歌辞为例具体阐述了构成前者的手段。
B. 文章先概说唐代“音象”类型，再分说各类“音象”的产生机理，最后说不同“音象”的关联。
C. 文章举任半塘《唐声诗》对入乐声诗涉及曲调的考证，证明唐代齐言歌诗具有配乐而歌的特点。
D. 文章引王小盾的观点诠释歌辞的音乐性质，引段安节的观点印证佛教俗讲借音乐促传播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拟音词模仿是建构“音象”的手段之一，例如《琵琶行》用“嘈嘈”“切切”模拟大弦、小弦发出的不同乐音。
B. 佛教俗讲，若无其音乐层意的“音象”与其文字层的“诗象”的结合，则可能不利于受众接受文意、领会经旨。
C. 对于永明体出现的历史价值，学界认识并不一致，有的视之为诗乐给合的产物，有则以为是诗乐分离的结果。
D. 如果不是因为格律本身内涵的音乐性潜能，那么唐诗在吟诵过程中就不可能产生音乐效果，也不能构成“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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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音象”，是对中国文学中声音之象的泛称，是指文学（诗歌）作品在音乐或格律的参与下形成的声音效果，以及由声音效果产生的形象体验。与之相对，“诗象”用于指称依靠文字内容而产生的主体想象和认知。“音象”与“诗象”是构成文学“意象”的基石，充分剖析作为“意象”重要维度的“音象”，有助于全面认知“意象”概念。
魏晋之前，“音象”主要以“乐象”为存在形态，到了唐代，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是“音象”存在形态之一。就此种“音象”而言，音乐或格律的运用会使作品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或气质，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效果。对入乐性作品来说，这种整体效果主要借助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来实现；对不入乐作品来说，则主要以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来体现。配乐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最典型形态，对唐代而言，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曲辞最具代表性。来看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据考证，该诗配乐歌唱之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王维诗的立意在送别，故此可以推断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应当以感伤的基调为主，即便是先有辞，然后才根据意境产生了曲，但音乐由回环的旋律而产生的“三叠”的唱法，对诗意的升华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从而使渭城清雨与阳关漫道、绿柳垂杨与大漠孤烟的形象对比更为突出，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唐代入乐性作品，还包括很多杂言曲辞。各种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深入人心，加以传播。很显然，吟唱之声的婉转动听，在人们接受文意、领会经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可能是模糊的，但它相当于一个朦胧的场域，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结合，从而使“意象”意义获得彰显。
如果说，入乐性的歌诗由于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那么下面就来考察不入乐的徒诗“格律”中蕴含的“音象”潜能。对唐代徒诗而言，李泽厚称：“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甚至把唐代的律、绝体诗歌称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音乐性。正是由于唐代詩歌在格律上仍然保留着音乐性潜能，在吟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效果便构成了新的“音象”存在形态。这种音声层面的“音象”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得益彰，从而使“诗象”升华为“意象”，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
综上所述，“音象”在文学中与“诗象”同样重要，它们都是构筑“意象”、生成意蕴的必要保障。“音象”与“诗象”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
（摘编自韩伟《唐代“音象”刍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文学中的“音象”，是构成“意象”的基石之一，是与“诗象”相对而言存在的，没有“音象”，也就没有“诗象”。
B. “音象”的存在形态在魏晋之前主要为“乐象”，到了唐代，则是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
C. 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加以传播，但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是模糊的。
D. 在文学中，意象的构筑、意蕴的生成离不开“音象”和“诗象”，“音象”和“诗象”在作品中是同样重要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篇在与“诗象”的比照中阐释“音象”的内涵，点明论述对象，指出了剖析“音象”的意义所在。
B. 二三两段采用并列式结构，分别剖析了入乐性歌诗中“音象”的存在形态和不入乐徒诗中“音象”的存在形态。
C. 文章引用李泽厚的话和郭茂倩的观点，是为了论证唐代不入乐的徒诗都是讲究格律，具有“音象”存在形态的。
D. 文章虽以大量篇幅阐释“音象”在文学中的存在形态，但其彰显的立场是“音象”对意象构筑、意蕴生成的作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入乐性诗歌作品，因为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有助于诗意的升华。
B. 不入乐诗歌作品，如果在格律上不能保留音乐性潜能，那么在吟诵过程中就不能产生音乐效果从而构成“音象”的存在形态。
C. 作者认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入乐性诗歌作品且为齐言歌诗，“音象”让该诗的惜别之情更加跃然纸上。
D. 只有“音象”与“诗象”在作品中结合起来，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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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音象”，是对中国文学中声音之象的泛称，是指文学（诗歌）作品在音乐或格律的参与下形成的声音效果，以及由声音效果产生的形象体验。与之相对，“诗象”用于指称依靠文字内容而产生的主体想象和认知。“音象”与“诗象”是构成文学“意象”的基石，充分剖析作为“意象”重要维度的“音象”，有助于全面认知“意象”概念。
魏晋之前，“音象”主要以“乐象”为存在形态，到了唐代，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是“音象”存在形态之一。就此种“音象”而言，音乐或格律的运用会使作品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或气质，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效果。对入乐性作品来说，这种整体效果主要借助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来实现；对不入乐作品来说，则主要以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来体现。配乐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最典型形态，对唐代而言，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曲辞最具代表性。来看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据考证，该诗配乐歌唱之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王维诗的立意在送别，故此可以推断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应当以感伤的基调为主，即便是先有辞，然后才根据意境产生了曲，但音乐由回环的旋律而产生的“三叠”的唱法，对诗意的升华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从而使渭城清雨与阳关漫道、绿柳垂杨与大漠孤烟的形象对比更为突出，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唐代入乐性作品，还包括很多杂言曲辞。各种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深入人心，加以传播。很显然，吟唱之声的婉转动听，在人们接受文意、领会经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可能是模糊的，但它相当于一个朦胧的场域，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结合，从而使“意象”意义获得彰显。
如果说，入乐性的歌诗由于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使得“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那么下面就来考察不入乐的徒诗“格律”中蕴含的“音象”潜能。对唐代徒诗而言，李泽厚称：“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甚至把唐代的律、绝体诗歌称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音乐性。正是由于唐代詩歌在格律上仍然保留着音乐性潜能，在吟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效果便构成了新的“音象”存在形态。这种音声层面的“音象”与文字层面的“诗象”相得益彰，从而使“诗象”升华为“意象”，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
综上所述，“音象”在文学中与“诗象”同样重要，它们都是构筑“意象”、生成意蕴的必要保障。“音象”与“诗象”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
（摘编自韩伟《唐代“音象”刍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文学中的“音象”，是构成“意象”的基石之一，是与“诗象”相对而言存在的，没有“音象”，也就没有“诗象”。
B. “音象”的存在形态在魏晋之前主要为“乐象”，到了唐代，则是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
C. 民间谣辞、酒令、琴歌，甚至是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加以传播，但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是模糊的。
D. 在文学中，意象的构筑、意蕴的生成离不开“音象”和“诗象”，“音象”和“诗象”在作品中是同样重要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开篇在与“诗象”的比照中阐释“音象”的内涵，点明论述对象，指出了剖析“音象”的意义所在。
B. 二三两段采用并列式结构，分别剖析了入乐性歌诗中“音象”的存在形态和不入乐徒诗中“音象”的存在形态。
C. 文章引用李泽厚的话和郭茂倩的观点，是为了论证唐代不入乐的徒诗都是讲究格律，具有“音象”存在形态的。
D. 文章虽以大量篇幅阐释“音象”在文学中的存在形态，但其彰显的立场是“音象”对意象构筑、意蕴生成的作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入乐性诗歌作品，因为与音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音象”的作用较为突出，有助于诗意的升华。
B. 不入乐诗歌作品，如果在格律上不能保留音乐性潜能，那么在吟诵过程中就不能产生音乐效果从而构成“音象”的存在形态。
C. 作者认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入乐性诗歌作品且为齐言歌诗，“音象”让该诗的惜别之情更加跃然纸上。
D. 只有“音象”与“诗象”在作品中结合起来，中国文学的音乐性、抒情性和表意性的特征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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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章
⑴填词，首要的是选定词牌。词牌有两个作用：一是明确调类，即音律特征；一是框定词类，即语言格律特征。词牌的原始涵义，既包括了音乐性，也包括了文学性，这是因为词是用来歌唱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词牌的音乐属性逐步淡化甚至退化，最后只剩下文学的特定格式了。
⑵原生态的词牌，就像现在流行歌曲的曲目一样，林林总总，数量繁多。其中好听的很多，流传甚广；一般的也不少，当时的人唱过也就淡忘了。《宋词全集》中共收词牌一千多个，《全宋词》中收录的更多，可见词牌浩繁。面对这么多的词牌，想要填词表意，不借助工具书是很难全都把握准确的。不过事实上，真正常用的词牌远没有那么多。所谓常用词牌，是指大多数词家喜欢使用的词牌，也就是在词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那些词牌。掌握了这些词牌，也就掌握了词的精华。
⑶《宋词全集》共录编宋代词作者202位，词牌1107个，收录作品14932首，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宋代词作面貌和宋词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价值。
⑷我们以《宋词全集》为样本，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在这一千多个词牌中，真正常用的词牌只有41个，只占词牌总数的3.7%。这些词牌出现的频率为全部词牌的50.32%，作品数占全部作品数的59.64%。这些词牌，在词史上出现过许多传颂千古的名篇，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等。
⑸除此之外，还有22个词牌，也有不少名篇为人们所熟悉，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苏轼的《行香子·过七里滩》、辛弃疾的《汉宫春·立春》等。这些词牌作品数量不是很多，但其名篇被引用和刻印的次数也非常多，因而令人印象深刻。这些词牌连同上面所说的41个常用词牌，可以称之为“多见词牌”。
⑹初学词的人，如果能够掌握这63个词牌的格律和其代表作，就可以基本掌握宋词的精华，对宋词的文化价值和格律规律有初步的了解了。
（取材于杜肇昆《常用词牌的统计分析》）
1.下列对文章的理解和推断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随着词牌的音乐属性的退化，词逐渐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文学体裁。
B．原生态词牌数量繁多，其中一部分可能因艺术表现力平凡而消失。
C．历朝大多数词家喜欢使用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常用词牌只有41个。
D．要想学习了解宋词，可以从掌握多见词牌的格律及其代表作入手。
2.从统计分析的结果看，多见词牌有哪些特点？请根据文意简要概括。（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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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试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捧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于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望，可以略暗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灵在《》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惑。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干门，细柳新蒲为谁颦”（杜甫《襄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顿挫，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读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1.关于古体诗，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体诗产生于唐代以前，在唐出现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生命力更强的近体诗后，逐渐走向衰微。
B．古体诗的格律限制并不严格，因而形成了篇幅可长可短，押韵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与声律的特点。
C．古体诗在形式上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唐人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更似绝句律诗。
D．五七言古体至唐而新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唐人古体虽为“古体”，其实已与以往古风不同。
2.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B．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C．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D．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清王士禛对唐人五言古诗只认可五家，足见其偏见；明许学夷明察唐人五古特色，其观点可谓通达。
B．本文第三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律感方面的不同。
C．本文引用的语句分诗论和诗句两类，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D．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抒情悲慨，读来抑扬顿挫，铿锵成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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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是由各种符号组合而成的、具有文化意义的视觉形态。在本原经验贫乏而伪经验泛滥的现代社会，形象能帮助我们从非意愿记忆的深处打捞经验的碎片，把珍贵的经验以形象的方式还给我们。
我们不禁要问，视觉形象卓然不凡的特征是什么？本雅明的答案是：光韵（aura ）。
在1931年《摄影小史》中，本雅明通过解读卡夫卡6 岁时的照片第一次使用了“光韵”概念。照片中的小男孩用神性的眼睛观看世界。在神性的凝视中，“世界周围笼罩着一种光韵，一种在看向它的目光看清它时给人以满足和踏实感的介质。这里，导致这种效果的技术安排又是显而易见的。相片上从最亮光到最暗阴影是绝对地层层递进的”。“光韵”在此处有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它具有神性的来源，是宗教信仰的产物。Aura 由拉丁文演变而来，本意指神像头部或身体周围的光环。这里指世界在神性的朗照中分享了神的光辉。其次，伴随世界的世俗化，Aura 逐渐失去了神性的根源，在本雅明的经验哲学中成为一个美学概念，即光韵。在审美活动中，它是一种浸润在自然之中的生命气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进行平等的主体间视觉交流时产生的满足感与踏实感。最后，它与19 世纪晚期摄影术的特点和摄影的属性有关。由于低敏感度和长时间的曝光，照片产生层层递进的明暗效果，使照片中的形象闪烁着膝胧而神秘的质感。
从观看者的视角来说，这种效果也与时空的距离有关，具有此时此地的独特性。若即若离的时空是视觉感知的前提。在独一无二的视觉体验中，视觉形象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换言之，它只能观看，不能触摸。因为不可接近性是神性的象征，是对无法克服的距离的体验。
与技术复制时代的碎片化经验不同，“光韵”是鲜活的、有机的、整体的、富有生命力的。通过把形象嵌入记忆，这种经验能够在它唤来的气息中返回精神的岁月。在精神的岁月中，灵与肉、人与人、人与自然在此时此刻的视觉交流中实现了审美意义上的整合。当我们凝视自然时，自然宛若人的目光一样也在凝视我们。“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 文心雕龙· 物色》 ），这是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是生命的气息在相互感应。可见，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光韵”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在目光上相互吸引、在情感与经验上相互交流的视觉共鸣状态。它可能是冥思的眼神、凝视的目光，或者纯真的一瞥。能否获得这种独特的经验是一种观看能力的问题，即，在一定距离之外感知审美形象的神秘性与独特性的能力。
1.下列关于“光韵”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光韵”这一概念最初是摄影术语，由本雅明在《摄影小史》中首先使用，后来被人们用来概括视觉形象的特征。
B. “光韵”在照片上反映着从最亮光到最暗阴影的层进变化，让照片中的形象富有朦胧而又神秘的质感，给人以满足感和踏实感。
C. 美学概念当中的“光韵”最初具有神性的光辉，后来伴随世界的世俗化而失去了神性的根源，成为一种浸润在自然之中的生命之气。
D. “光韵”在审美活动中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它让审美者在若即若离的时空中通过形象获得独特的体验。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形象是各种符号组合而成的视觉形态，具有文化的意义，能够唤醒沉睡在记忆深处的经历。
B. “光韵”的产生与摄像者相关，也与观看者所处时空相关，时空改变、光韵效果也全改变。
C. 形象通过将碎片化的经验拼接成一个整体，使之富有生命力，来引导人们返回记忆世界。
D. 审美范畴的“光韵”是个体对形象的独特体验，它对观察者的观察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顶是
A. 视觉形象只能被观看不能被触摸，能让人体验无法克服的距离感，这促成了光韵审美效果的产生。
B. 审美范畴的“光韵”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紧密关联并进行深度交流的产物．体现着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
C. 在视觉交流中实现了审美意义上的整合，主体间就可能达到刘勰所谓的“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状态。
D. 审美范畴的“光韵”是一种共鸣状态，它的表现形式既可能是冥思的眼神、凝视的目光，也可能是默然的挥手、笃定的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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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唐人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1.关于古体诗，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古体诗产生于唐代以前，在唐出现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生命力更强的近体诗后，逐渐走向衰微。
B. 五七言古体至唐而新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唐人古体虽名为“古体”，其实已与以往古风不同。
C. 古体诗在形式上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唐人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更似绝句律诗。
D. 古体诗的格律限制并不严格，因而形成了篇幅可长可短，押韵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与声律的特点。
2.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B. 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C. 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D. 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本文引用的语句分诗论和诗句两类，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B. 本文第三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律感方面的不同。
C. 清王士禛对唐人五言古诗只认可五家，足见其偏见；明许学夷明察唐人五古特色，其观点可谓通达。
D. 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抒情悲慨，读来抑扬抗坠，铿锵成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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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南朝）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1.关于古体诗，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五七言古体至唐而新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唐人古体虽名为“古体”，其实已与以往古风不同。
B. 古体诗的格律限制并不严格，因而形成了篇幅可长可短，押韵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与声律的特点。
C. 古体诗在形式上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唐人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更似绝句律诗。
D. 古体诗产生于唐代以前，在唐出现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生命力更强的近体诗后，逐渐走向衰微。
2.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B. 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C. 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D. 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清王士禛对唐人五言古诗只认可五家，足见其偏见；明许学夷明察唐人五古特色，其观点可谓通达。
B. 本文引用的语句分诗论和诗句两类，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C. 本文第三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律感方面的不同。
D. 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抒情悲慨，读来抑扬抗坠，铿锵成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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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南朝）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1.关于古体诗，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五七言古体至唐而新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唐人古体虽名为“古体”，其实已与以往古风不同。
B. 古体诗的格律限制并不严格，因而形成了篇幅可长可短，押韵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与声律的特点。
C. 古体诗在形式上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唐人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更似绝句律诗。
D. 古体诗产生于唐代以前，在唐出现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生命力更强的近体诗后，逐渐走向衰微。
2.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B. 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C. 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D. 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清王士禛对唐人五言古诗只认可五家，足见其偏见；明许学夷明察唐人五古特色，其观点可谓通达。
B. 本文引用的语句分诗论和诗句两类，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C. 本文第三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律感方面的不同。
D. 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抒情悲慨，读来抑扬抗坠，铿锵成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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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化，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若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地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王国维写出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人间词话》，创建了创新美学体系，是因为他借鉴了德国古典美学各家的思想。
B. “美育代宗教”说继承了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吸收、融化了康德的有关思想，并借鉴了席勒的美育理论。
C. “趣味主义”美学主张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它改造了西方的理论。
D. 朱光潜之前的一些中国美学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们还没达到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以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美学大家为例，阐述了中国现代美学对西方美学的借鉴和超越的进程。
B. 文章指出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的借鉴是一个“学西”“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其中主动借鉴占主导。
C. 文章以较多文字介绍了王国维美学思想的贡献，突出肯定他所具有的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
D. 对文明交流互鉴视城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的话题，文章先提出观点，后运用举例等方法进行论证，最后总结，重申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如果固执坚持中学、西学二分的狭隘观念，一味“学西”，而不知中西互鉴互融，就不可能有中西美学的创新融合。
B. 王国维与蔡元培都借鉴了康德的审美四契机说，并结合本国传统思想，各自提出了有创造性的学说主张
C. 蔡元培、梁启超在建构自己的美学思想时，都做到了既借鉴西方美学思想，也吸收中国儒家思想。
D. “以西释中”是西学为贵思想的外化，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化表明“西学”较之“中学”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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