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儒墨两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孔子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儒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大分别。
这两种分别,皆极重要。儒家最爱提出一个极高的理想的标准,作为人生的目的,儒家的议论,总要偏向“动机”一方面。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心”是行为的动机。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墨子的方法,恰与此相反。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方可知道“怎样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方才可以知道怎样布置构造始能避风雨寒暑,始能分别男女内外。人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如此。
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知道那事事物物既是为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例如墨子讲“兼爱”,便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这是说能应“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应“用”的。这便是墨子的“应用主义”。“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儒家说:“义也者,宜也。”“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墨家说:“义,利也。” 便进一层说,凡事如此做便可有利的即是“义”的。因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应该”如此做。“义”所以为“宜”,正因其为“利”。
墨子的应用主义,所以容易被人误会,都因为人把这“利”字“用”字解错了。这“利”并不是“财利”的利,这“用”也不是“财用”的用。墨子的“用”和“利”都只指人生行为而言。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若不能增进人生的行为,便不值得推尚了。
墨子说,大凡天下人没有不会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的,正如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也会说白黑的界说,须是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单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或几句虚空的界说,算不得真“知识”。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这就是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此说多相似之点。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但阳明与墨子有绝不同之处。阳明偏向“良知”一方面,故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墨子却不然,他的是非“准则”,不是心内的良知,乃是心外的实用。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人实行良知所命令。墨子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用所知的能否实行来定所知的真假,用所知的能否应用来定所知的价值。
(有删改)
1.下列关于墨子的“应用主义”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墨子的“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也就是以目的为导向,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B.墨子认为,只是口头上说得好还不行,要能够落实到行动上,言行一致,那才符合“应用主义”的要求。
C.墨子的“应用主义”认为,“义”“利”是针对人生行为而言的。如果说一种行为对改良人生有益,便是有“利”,便是应该做的。
D.墨子的“应用主义”是为了纠正儒家只看动机不问是否可行的哲学方法而提出的,在当时有其现实意义。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儒墨两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关注理想的目的,而后者关注达到目的的方法;前者关注是什么,后者关注为什么。
B.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就是认为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可谓殊途同归。
C.墨子讲“兼爱”时说“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强调能应“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应“用”的。
D.墨子的“知行合一”说是以所知的能否实行、能否应用来判定所知的价值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人实行良知所命令。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墨子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认为只有有用的才是有价值的,这与儒家只问行为的动机而忽略其所产生的效果的思想是大异其趣的。
B.对于人生的一切行为,墨家都要先问“为什么”,再追问“怎样做”,这种明晰的逻辑展开,是墨家思维的一大特色。
C.本文对儒家和墨家哲学方法的不同进行了界说,又介绍了与墨家理论有相似之处的王阳明的观点,但并未作出孰优孰劣的评判。
D.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种“知行合一”的态度,正是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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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儒墨两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孔子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儒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大分别。
这两种分别,皆极重要。儒家最爱提出一个极高的理想的标准,作为人生的目的,儒家的议论,总要偏向“动机”一方面。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心”是行为的动机。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墨子的方法,恰与此相反。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方可知道“怎样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方才可以知道怎样布置构造始能避风雨寒暑,始能分别男女内外。人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如此。
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知道那事事物物既是为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例如墨子讲“兼爱”,便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这是说能应“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应“用”的。这便是墨子的“应用主义”。“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儒家说:“义也者,宜也。”“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墨家说:“义,利也。” 便进一层说,凡事如此做便可有利的即是“义”的。因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应该”如此做。“义”所以为“宜”,正因其为“利”。
墨子的应用主义,所以容易被人误会,都因为人把这“利”字“用”字解错了。这“利”并不是“财利”的利,这“用”也不是“财用”的用。墨子的“用”和“利”都只指人生行为而言。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若不能增进人生的行为,便不值得推尚了。
墨子说,大凡天下人没有不会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的,正如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也会说白黑的界说,须是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单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或几句虚空的界说,算不得真“知识”。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这就是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此说多相似之点。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但阳明与墨子有绝不同之处。阳明偏向“良知”一方面,故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墨子却不然,他的是非“准则”,不是心内的良知,乃是心外的实用。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人实行良知所命令。墨子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用所知的能否实行来定所知的真假,用所知的能否应用来定所知的价值。
(有删改)
1.下列关于墨子的“应用主义”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墨子的“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也就是以目的为导向,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B.墨子认为,只是口头上说得好还不行,要能够落实到行动上,言行一致,那才符合“应用主义”的要求。
C.墨子的“应用主义”认为,“义”“利”是针对人生行为而言的。如果说一种行为对改良人生有益,便是有“利”,便是应该做的。
D.墨子的“应用主义”是为了纠正儒家只看动机不问是否可行的哲学方法而提出的,在当时有其现实意义。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儒墨两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关注理想的目的,而后者关注达到目的的方法;前者关注是什么,后者关注为什么。
B.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就是认为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可谓殊途同归。
C.墨子讲“兼爱”时说“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强调能应“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应“用”的。
D.墨子的“知行合一”说是以所知的能否实行、能否应用来判定所知的价值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人实行良知所命令。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墨子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认为只有有用的才是有价值的,这与儒家只问行为的动机而忽略其所产生的效果的思想是大异其趣的。
B.对于人生的一切行为,墨家都要先问“为什么”,再追问“怎样做”,这种明晰的逻辑展开,是墨家思维的一大特色。
C.本文对儒家和墨家哲学方法的不同进行了界说,又介绍了与墨家理论有相似之处的王阳明的观点,但并未作出孰优孰劣的评判。
D.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种“知行合一”的态度,正是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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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儒墨两家措意最深的话题之一,它把罕言乃至不言“爱”的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同儒家、墨家区别开来,也把言“爱”心曲不尽相合的儒墨两家区别开来。孔子由“仁”说“爱”,“爱”只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以“兼爱”为其学说的主导取向。而“兼”以“爱”之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从墨子与孔子在“爱”上的这一微妙差异,大致可窥见儒墨两种教化何以终究会各趋一途。。
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清末民初以后的学人多以“兼爱”之所爱不分亲疏厚薄而赞许墨家,并以此贬责主张“亲亲”而爱有差等的儒家。立足于平等对“兼爱”和“亲亲”做褒贬之判,这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年中已被人们视为当然。但如此认同“兼爱”而厌弃“亲亲”,却在更大程度上出于人们对平等和爱的关系的误解。平等属于权利范畴,它只在权利的意义上构成一种值得人们肯定的价值;爱是一种情感,由衷的“爱”原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单就爱的情愫尚应向更广博处推扩而言,墨子的“兼爱”当然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在从“爱人”的一角度上指点他所谓的“仁”时,却也未尝不曾教诲人们“泛爱众”。“泛爱”并不比“兼爱”爱得偏狭,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泛爱”毕竟连着“亲亲”的根蒂;这由“亲亲”之爱到“泛爱”之爱固然显出爱的差等来。然而,却正是对爱的差等的认可表明了儒家比墨家更懂得作为一种情而不是作为一种理的“爱”。
《礼记·礼运》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由“情”说“爱”,意味着“爱”在先秦儒者这里达到了怎样的自觉。对“情”的反省可使人悟出一种“理”,但“情”并不直接就是“理”。墨子以“兼爱”立论,无论他出于怎样好的动机,事实上在他这样做时却是把“情”作为“理”来推证或辩说了。“爱”在儒家学说中从不曾像墨家著述中那样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爱”既然终是被儒者视为一种“情”,而情的可贵又首先在于它必是出于自然而非强制,那么,它在儒家这里便永远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而决不至于被直接以理相称。
基督教把“要爱你的仇敌”作为教义写在福音书里,那“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墨家学说的“兼爱”的训示在被要求的意味上似乎不像基督教那样决绝,但“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的说法显然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如果说儒家的“爱”是出于人之自然的心性发动,因而可勉强以“自律”之“爱”相称的话,那么,墨家所倡说的“爱”则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自律”之“爱”——根自人之心性中中自然涌出的“爱”——不染涉利益,不权衡得失,因此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是超功利的,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1.下列关于“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爱”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重要内涵,而诸子言“爱”心曲是不尽相合的,因此,我们根据这一微妙差异,可以大致将其区别开来。
B. 儒家的“泛爱”连着“亲亲”的根蒂,显出爱的差等。清末民初以后,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学人多贬责儒家。
C. “爱”被儒者视为一种“情”,并没有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而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
D. 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可勉强称为“自律”之“爱”,它是一种根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 孔子说的“爱”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说的“爱”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这种不同是儒墨两种教化各趋一途的重要原因。
B. 墨子的“兼爱”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从“爱人”的角度提出了“泛爱”,在今天看来,“泛爱”比“兼爱”爱得更为广博。
C. 基督教的“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它的教义甚至说信徒“要爱你的仇敌”,这种要求与墨家相比显得有些决绝。
D. 墨家学说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其“兼爱”的训示有着被要求的意味,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兼爱”是有着平等意识的“爱”,但不能以此贬斥儒家之“爱”。因为作为一种情感, 由衷的“爱”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
B. 先秦儒者对“爱”的认识达到了自觉的高度,可贵的是他们的“爱”出于自然,发自内心,属于“情”的范畴而不是“理”的范畴。
C. 儒家始终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墨子的“兼爱”事实上把“情”作为“理”。这是两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差别。
D. 儒家的仁者之爱,没有染涉利益,不会权衡得失,是一种超功利的爱,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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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爱”是儒墨两家措意最深的话题之一,它把罕言乃至不言“爱”的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同儒家、墨家区别开来,也把言“爱”心曲不尽相合的儒墨两家区别开来。孔子由“仁”说“爱”,“爱”只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以“兼爱”为其学说的主导取向。而“兼”以“爱”之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从墨子与孔子在“爱”上的这一微妙差异,大致可窥见儒墨两种教化何以终究会各趋一途。
②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清末民初以后的学人多以“兼爱”之所爱不分亲疏厚薄而赞许墨家,并以此贬责主张“亲亲”而爱有差等的儒家。立足于平等对“兼爱”和“亲亲”做褒贬之判,这 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年中已被人们视为当然。但如此认同“兼爱”而厌弃“亲亲”,却在更大程度上出于人们对平等和爱的关系的误解。平等属于权利范畴,它只在权利的意义上构成一种值得人们肯定的价值;爱是一种情感,由衷的“爱”原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单就爱的情 愫尚应向更广博处推扩而言,墨子的“兼爱”当然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在从“爱人”的一角度上指点他所谓的“仁”时,却也未尝不曾教诲人们“泛爱众”。“泛爱”并不比“兼爱”爱得偏狭,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泛爱”毕竟连着“亲亲”的根蒂;这由“亲亲”之爱到“泛爱”之爱固然显 出爱的差等来。然而,却正是对爱的差等的认可表明了儒家比墨家更懂得作为一种情而不是作为一种理的“爱”。
③《礼记礼运》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由“情”说“爱”,意味着“爱”在先秦儒者 这里达到了怎样的自觉。对“情”的反省可使人悟出一种“理”,但“情”并不直接就是“理”。墨子以“兼爱”立论,无论他出于怎样好的动机,事实上在他这样做时却是把“情”作为“理”来推证或辩说了。“爱”在儒家学说中从不曾像墨家著述中那样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 “爱”既然终是被儒者视为一种“情”,而情的可贵又首先在于它必是出于自然而非强制,那么,它在儒家这里便永远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而决不至于被直接以理相称。
④基督教把“要爱你的仇敌”作为教义写在福音书里,那“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墨家学说的“兼爱”的训示在被要求的意味上似乎不像基督教那样决绝,但“顺天意者,兼相爱, 交相利,必得赏”的说法显然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如果说儒家的 “爱”是出于人之自然的心性发动,因而可勉强以“自律”之“爱”相称的话,那么,墨家所倡说的“爱”则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自律”之“爱”——根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不染涉利益,不权衡得失,因此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 是超功利的,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1.下列关于“爱”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爱”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重要内涵,而诸子言“爱”心曲是不尽相合的,因此,我们根据这 一微妙差异,可以大致将其区别开来。
B. 儒家的“泛爱”连着“亲亲”的根蒂,显出爱的差等。清末民初以后,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学人多贬责儒家。
C. “爱”被儒者视为一种“情”,并没有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而只在于润泽或滋 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
D. 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可勉强称为“自律”之“爱”,它是一种根 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孔子说的“爱”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说的“爱”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 来申说的,这种不同是儒墨两种教化各趋一途的重要原因。
B. 墨子的“兼爱”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从“爱人”的角度提出了“泛爱”,在今天看来,“泛 爱”比“兼爱”爱得更为广博。
C. 基督教的“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它的教义甚至说信徒“要爱你的仇敌”,这种 要求与墨家相比显得有些决绝。
D. 墨家学说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其“兼爱”的训示有着被要求的意味,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兼爱”是有着平等意识的“爱”,但不能以此贬斥儒家之“爱”。因为作为一种情感, 由衷的“爱”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
B. 先秦儒者对“爱”的认识达到了自觉的高度,可贵的是他们的“爱”出于自然,发自内心,属于“情”的范畴而不是“理”的范畴。
C. 儒家始终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墨子的“兼爱”事实上把“情”作为“理”。这是 两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差别。
D. 儒家的“自律”之“爱”,没有染涉利益,不会权衡得失,是一种超功利的爱,这“爱”本 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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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修行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悟”。关于“悟”,各种解释,大同小异,究其实质就是不借助逻辑推理的心领神会,即非逻辑性,重在自我体验,只可意会,难以言说。禅宗的这一特点与艺术思维是十分类似的。
一、“无理而妙”。由于人们对艺术的不合逻辑已经习以为常,因而见怪不怪,如果将艺术的眼光收起,而以逻辑的眼光审视,艺术的有悖常理则比比皆是,诸如这样的诗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按照审美的眼光来看,每句都是荒谬的。白发再长也不会达到三千丈,瀑布也不是银河从九天落下,花、鸟不是人何来溅泪、惊心?月光各处皆一样,又何来“月是故乡明”。奇怪的是,人们不仅宽容了这样的荒谬,而且极为欣赏、推崇这种荒谬。正如清代诗论家贺裳所说的“无理而妙”。在非逻辑、非常理这一点上,禅悟与艺术思维实在是太一致了。
二、意在言外。意在言外是禅悟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禅悟的这一特征竟然用诗来比喻。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最是讲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诗之耐品,也就在这里,如果一目了然,显豁明白,还有什么诗味?还有什么美呢?中国艺术向来推崇含蓄、空灵。含蓄,重在含而不露,空灵则重在透彻玲珑、实中见虚、虚中见实、淡而有致、语浅意深。在这些方面,参禅与作诗是颇为相通的。
“活参”是构成参禅的重要特色。禅宗有个著名理论:“参活句勿参死句。”所谓“参活句”,就是说,不可拘泥活句表面的意思,要善于灵活地理解。禅的“活泼泼”,充满生气,禅的耐人寻味,言此意彼,禅的空灵透脱,妙趣横生,均与“活参”有关。诗人们从禅的“活参”获得启发,认为“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
三、瞬间顿悟。禅宗南宗讲顿悟。艺术构思讲妙悟。用今天的术语就是灵感。古代的诗评家对于这一点特别感兴趣,他们强调妙悟的突发偶然性,李德裕说:“文之为物,自然美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汤显祖也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可见这种妙悟是非理智可以把握的。这种情况与顿悟完全一致。妙悟是人最佳的精神状态,人的创造力在这个时候得到超乎寻常的发挥。就艺术创作来讲,首先是想象极为丰富,“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其次是新意迭出,不同凡俗,正如皎然所说:“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
别看悟只是瞬间的事,在此之前尚需付出艰辛的劳动。没有相当好的修养,没有相应的精神准备,悟的境界是不会出现的,而且悟之后仍需深造,作诗如此,参禅也是如此。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二十一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悟”的实质就是非逻辑性,重在自我体验,只可意会,难以言说。
B.在非逻辑、非常理这一点上,禅悟与艺术思维十分类似。
C.妙悟的突发偶然性与顿悟完全一致。
D.“悟”虽然只是瞬间的事情,无需付出艰辛的劳动,但需要好的修养和相应的精神准备。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是“无理而妙”。
B.中国艺术推崇含蓄、空灵,比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
C.“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体现了禅宗的“参活句勿参死句”。
D.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是一种妙悟状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禅宗与艺术思维十分类似,因为禅宗与艺术思维都是“无理而妙”。
B.在含蓄和空灵方面,参禅与作诗是相通的。
C.“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具有空灵的美感。
D.皎然所说的“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是一种妙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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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戏剧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西方戏剧产生于祭奠,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重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奠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奠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奠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重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观众心态视角和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肃穆的气氛,和作为戏剧渊源的宗教祭奠的庄重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这和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生了“惧怕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观众从心态上的高位置去俯视演出,西方观众则从心态上的低位置仰视演出。
B. 西方戏剧始终带有宗教色彩是因为戏剧作者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
C. 中国戏曲形成过程呈多元性、娱乐性特征,宗教祭典仪式对其形成影响并不大。
D. 具有宗教意味的中国神仙道化剧,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重神圣的宗教氛围 。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戏剧从业人员的地位及戏剧在正统文艺中的地位都受到了戏剧形成渊源的影响。
B. 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心态与戏剧形成期人们参加宗教仪式的心态是一脉相承的。
C. 中国戏曲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娱乐手段,其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综合的过程。
D. 观众心态视觉、戏剧悲喜色彩、戏剧形成渊源联系密切,互为影响,互相强化。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戏曲观众俯视的心态视角既针对戏曲本身,也针对戏曲主人公。
B. 美好事物毁灭遂成悲剧,如善良百姓无辜蒙冤、高贵王子最终落难。
C. 中国戏曲侧重于伦理批判,西方戏剧则侧重于人对其对立面的反抗。
D. 西方悲剧中主人公对命运、社会、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旧失败,这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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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存在着很大差异。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戏剧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同。西方戏剧产生于祭奠,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重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奠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奠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奠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重神圣的宗教氛围。
这种形成渊源上的差异,影响了中西戏剧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影响了戏剧在正统文艺中地位的差异,这些都加强了观众的心态视角的差异。
观众心态视角和戏剧的悲喜色彩的选择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观众心态视角的差异使得戏剧的悲喜色彩倾向不同。反过来,戏剧悲喜色彩的不同又加强了心态视角的差异。西方人推崇悲剧的重要原因是悲剧肃穆的气氛,和作为戏剧渊源的宗教祭奠的庄重气氛最接近,都是用仰视的心态视角。中国戏曲观众喜欢看喜剧。这和戏曲形成时的娱乐滑稽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反映出的俯视心态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同样是看悲剧,中西戏剧观众的心态视角也不相同。中国戏曲悲剧冲突带有鲜明的伦理批判倾向。冲突的基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西方悲剧不管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都是人对于其强大的对立面,即命运、社会、性格所做的奋力挣扎反抗。如俄狄浦斯之于命运,哈姆雷特之于性格,斯多芒克之于社会,但他们最后都以毁灭告终。中国戏曲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弱小善良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不幸遭遇和无辜受冤的女性。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威严、有强大力量的帝王将相、贵族富人、神人英雄等。由此可见,中国戏曲的悲剧是把观众推在高高的道德伦理的评判席上,让观众俯视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弱者,进而对这故事、人物做出道德评判。而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着台上那些比自己更有力量的主人公在命运、性格、社会面前做拼死抗争,却仍逃不脱失败的结果,进而产生了“惧怕和怜悯”,从而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戏剧从业人员的地位及戏剧在正统文艺中的地位都受到了戏剧形成渊源的影响。
B. 西方悲剧的观众仰视心态与戏剧形成期人们参加宗教仪式的心态是一脉相承的。
C. 中国戏曲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娱乐手段,其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综合的过程。
D. 观众心态视觉、戏剧悲喜色彩、戏剧形成渊源联系密切,互为影响,互相强化。
2.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观众从心态上的高位置去俯视演出,西方观众则从心态上的低位置仰视演出。
B. 西方戏剧始终带有宗教色彩是因为戏剧作者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
C. 中国戏曲形成过程呈多元性、娱乐性特征,宗教祭奠仪式对其形成影响并不大。
D. 具有宗教意味的中国神仙道化剧,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的庄重神圣的宗教氛围。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中国戏曲观众俯视的心态视角既针对戏曲本身,也针对戏曲主人公。
B. 美好事物毁灭遂成悲剧,如善良百姓无辜蒙冤、高贵王子最终落难。
C. 中国戏曲侧重于伦理批判,西方戏剧则侧重于人对其对立面的反抗。
D. 西方悲剧中主人公对命运、社会、性格的抗争使观众感情得到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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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儒墨法三家在大致相同的时代,从不同的社会地基上破土而出,均成长为体系宏大、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其各自的理论本位是不同的。。
脱胎于殷周家族血缘社会的儒家,因为要守护当时主流社会贵族阶层世代传承的家族利益,所以需要倡导以血亲关系为根据的差等有别的仁爱观,需要尊崇祖宗制定、世代承袭的礼仪制度;也需要提倡祖宗崇拜、先圣崇拜;在社会治理上坚持德主刑辅,用人上主张亲亲尊尊;儒家认可有条件的天命观,对鬼神的存在未置可否,也无非是要表明家族传承的天意神圣,并使人们对先祖的灵魂保持某种敬畏。其所有观念无不反映着儒家从社稷本位出发,在时代变革中有所损益的家族传承意念。
墨家以下层民众为本位,因为小生产者没有稍微雄厚的物质财富可供享用,也没有世袭的利益需要守护,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生存与交往,因而要反对奢靡、节用节葬,意在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生活;社会交往活动中,小生产者只能在对他人利益的维护中才能避免伤害,最终保护自身的利益,所以要破除等级,无差别地兼爱,利人利他;频繁战争的最终受害者都是普通民众,只有反对战争才能维护下层民众的利益,所以要倡导“非攻”;墨家宣扬鬼神的存在,认为天的意志不可违逆,是要用某种方式保证人们对兼爱原则的信奉和实行;社会治理上主张崇尚教化,尚贤使能,则反映着下层民众对家族出身的漠视,表达着他们对素质提升的关注和对个人能力的看重;墨家把大禹打扮成摩顶放踵、苦行救世的圣人,要人们崇奉效法,正表达了对兼爱精神的打造和推崇。
法家代表正在成长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追求,韩非构建了以君主个人权势为本位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在韩非看来,人的本性都是利己的,君主就要利用人们的利已之心,以物质利益为诱饵,以隐秘的权术为手段,监督臣属和天下人遵照所颁布的法规行事;他反对先圣崇拜,不信鬼神,推崇权势与暴力,就是为了保证君主个人权势意志的伸张。
儒、墨、法三家的理论本位不同,决定了三家在思想体系的诸多逻辑节点上具有不同的理念
在道德观、天命观、圣人观、生活观、人才观和鬼神观诸多多问题上具有不同的见解,也决定了它们对爱、德、贤、圣等概念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和内涵。
(摘编自冯立鳖《儒法墨观念差异的根源》)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家反映世袭贵族阶层的理念,守护家族利益,注重血缘关系,尊崇祖制礼仪,强调平等仁爱。
B. 墨家维护他人利益,主张节用,倡导非攻,崇尚教化,尚贤使能,这些都表现出对兼爱的信奉。
C. 法家认为人有利己之心,治国应诱以利益,施以权术,让所有人都推崇权势和暴力,遵循法规。
D. 儒、墨、法三家的社会治理观有所不同:儒家注重家族社稷,墨家关心下层民众,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从理论本位出发分析儒、墨、法三家的思想,指出理论本位的不同是三家形成不同观念的缘由,也是三家划分的根本依据。
B. 文章先提出儒、墨、法三家理论本位不同的观点,然后概括性说明三家思想体系的不同理念,最后强调理论本位的决定性作用。
C. 文章从道德观、天命观、圣人观、生活观、人才观和鬼神观等方面阐述儒、墨、法三家所持的不同见解,说明它们理论本位的不同。
D. 第三段以墨家圣人大禹为例,来说明墨家对素质提升的关注和个人能力的看重,表达了当时社会众多小生产者的利益诉求。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儒、墨、法三家的理论本位不同,决定了它们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的理念,也使其各自成长为体系宏大、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
B. 儒家对鬼神的存在不置可否,墨家宜扬鬼神的存在,法家不信鬼神,由此可见,在鬼神观上,儒、墨、法三家各持己见。
C. 儒家为传承贵族阶层的家族利益,墨家为表达对兼爱的推崇,都提倡崇拜先圣,而法家为保证君主的权势反对崇拜先圣。
D. 儒、墨、法三家不仅在道德观、圣人观、人才观等诸多方面有不同的见解,而且对爱、德、贤、圣等概念内涵的理解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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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家哲学在21世纪的展望与地位
(俄)费奥克基斯托夫
儒学不仅是一种宗教思想学说,同时也是一种哲学学说。儒学思想以其复杂的内在,构涵盖了复杂的思想:从宗教和伦理思想到纯粹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理论*可以理解的是,这—体系的每一个不同的部分都有不同的科学价值和发展前景,虽然儒学的一些说法已显过时,但有许多仍深具意义,儒学的哲学层面尤其如此。我认为它不过时,而且在今天也未失去其科学意义,并将对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儒学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它对于其他世界观体系的开放性和向其他哲学汲取养分并将之糅合到自己的体系之中的能力。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是它的重要特色。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将儒学思想仅仅局限于它的“古典时期"是错误的,应当看到,儒家哲学是随历史不断发展的。
儒家哲学是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世界哲学发展进程而发展,并且带有明显的民族特征。这种特征是由中华文明的文化与历史发展的情势所决定的,高度具体化的儒家哲学是最富有人性的世界哲学之一,因为人始终是儒家哲学家们所关注的焦点。在我看来,中国儒家哲学的民族特征及其人类中心论本质,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且它们能够也应当为全人类所共有,并向世界哲学思想开放。
纵观儒家古典哲学的基本构成,我认为,它是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辉煌结合。
儒学在其发展过释中,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涉入社会生活的新领域。人、人的自然和社会本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智慧、人认识世界的能力,一直是中国儒学关注的中心。它是一种纯理性哲学,致力于探究人对于世界的价值,提倡对于自然的关心,要维护而不是破坏地球的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另外,它还是一门道德哲学,承认人的情感服从于思维,承认人的美德。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儒家哲学的组成部分是否具备在未来世界发展的价值呢,它们能否充当现代道德哲学发展的基础呢?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古典哲学给人类带来了优秀的成果,提出了很多形而上学的问题(如天下本体、宇宙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的本性等问题)。中国古典哲学也作出了很多独创的、非模仿的范畴。这样就丰富了世界哲学。这些成果是与世界哲学发展过程分不开的,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共同宝。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自己哲学传统并融入世界哲学进程的原动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要利用其他哲学文化的最现代化成果。这不但将丰富中国哲学,也将对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世界哲学仍然要向中 国哲学的巨大宝库全面开放。
没有对以儒家哲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典哲学的认识和发展,也谈不上中国哲学 的未来。传统,包括哲学传统,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一国特色之所在。作为 一个哲学体系的儒学不但要继续发展,更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新哲学文化的坚实基础。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1.下列各项中,关于“儒学”的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不仅是一种宗教思想学说.同时也是一种哲学学说
B. 儒学的说法己经过时,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今天仍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与发展前景。
C. 儒学思想有复杂的内在结构,它涵盖了宗教和伦理思想、纯粹的哲学思想及世界观理论。
D. 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将会对中国哲学、世界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2.下列表述不能够体现“儒家哲学是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一项是
A. 中华文明的文化与历史发展的情势决定了儒家哲学要随着世界哲学发展进程而发展。
B. 儒家哲学始终以人为关注焦点,是最富人性的世界哲学之一,这是它在今天仍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之一。
C. 儒家哲学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涉入社会新领域,在发展中弱化民族特征是必然的。
D. 既然儒家哲学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优秀成果也必将与世界哲学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开放性使儒家哲学成功跨越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古典时期”,并且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向前。
B. 儒家古典哲学的组成部分既具备在未来世界发展的价值,也能够充当现代道德哲学发展的基础。
C. 作者将儒家哲学放在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范围中探讨,可见他的眼光独到、开放而有前膽性。
D. 中国哲学要不断从世界哲学中汲取丰富营养,其发展也必将会有力地推动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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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人们在学习中能否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以获得理想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学习目标不同,采取的阅读模式也不同。大体而言,阅读模式有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两种。研究型阅读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疑问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读者往往将自己所阅读的著作视为权威的看法与正确的结论,很少对它们提出疑问,对经典的作品与权威人士的著作就更是如此。但是在研究型阅读中就大不相同,怀疑是读者面对所有著作应该持有的态度。疑问式的阅读对于研究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学术研究不外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而发现问题又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具有质疑的眼光又是发现问题的前提,可以说提出问题是所有人在学术上取得进展的基础。提出的问题如果一时解决不了,最好的做法就是先将它存起来,等遇到坚实的证据时再解决。脑子中有一批问题储存着,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学术财富。
二是对比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由于要追求知识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读者就必须精心挑选阅读的对象,并将其作为权威的说法加以记忆,从而构成自己稳定的知识谱系。但是这种阅读习惯也容易形成盲从的缺陷。其实我们认识事物,经常都是在对比中进行的,研究型阅读也是如此。例如对比东晋的郭象、支遁与林希逸对《庄子·逍遥游》中“逍遥”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支遁的解释比较接近庄子的本意,而郭象与林希逸的解释则深受魏晋玄学与宋代理学的影响。一般来说,在阅读这类经典性的古籍时,研究者很少只读一种本子,而是选择几种重要的权威注本,同时进行细读以便进行对比,从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三是联想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由于记忆知识的需要,读者常常将知识归纳成要点,然后努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头脑中。至于它们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与同异,一般是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的,研究型阅读则不然。一个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读书时不仅会常常想到自己的专业,更重要的是还会常常想到自己目前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经常进行这种联想式的阅读,就会有效地训练自己眼光的敏锐性与思维的鲜活性,从而提高自身的思辨能力。尽管联想式的阅读不大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先天因素,但人们通过有意识的训练,可以大大提高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的先天能力。
在人的一生中,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相互结合,互为补充,人们需要弄清哪些领域需要研究型阅读,哪些领域又需要知识型阅读,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左东岭《从知识型阅读到研究型阅读》)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知识型阅读阶段,读者会将自己所阅读的著作视为权威的看法与正确的结论,很少对它们提出疑问。
B. 人们只有精选阅读对象并将其作为权威说法加以记忆,才能获得准确、可靠的知识。
C. 研究型阅读中,发现问题的前提是对阅读对象持怀疑态度,具备质疑的眼光。
D. 研究型阅读不用归纳知识点,它关注的是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点与异同,目的性较强。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为引导人们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着重论述了研究型阅读的三种主要方式。
B. 文章以郭象等人对"逍遥"的解释为例,旨在证明学术观点易受时代思潮影响。
C. 文章主要运用了对比的论证方法,突出了研究型阅读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D. 文章在论述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差别的基础上,强调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提出问题对学术研究非常重要,它是所有人在学术上取得进展的基础。一个人一旦有了质疑能力就能在学术上取得进展。
B. 一个人经常性地进行联想式阅读训练,会有效训练自己眼光的敏锐性与思维的鲜活性,因而能有效地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
C. 研究者在阅读经典性古籍时,往往会选择几种权威注本,同时进行细读对比,一定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D. 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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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孔子在《论语》中对诗的功能进行了高度概括:“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孔子时代,所谓“诗”通常指的是“诗三百”,即汉代以后所说的《诗经》,而“诗”的涵义要远远大于我们今天的文体概念,与社会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首”。因此,《诗经》称得上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百科全书”。
从总体上看,“兴”“观”“群”“怨”说充分体现了孔子诗学强调个体心理欲求与社会道德伦理相统一的特色。其中的“兴”和“怨”偏重创作者主体情感意志的抒发。“兴”是指眼前景物或者人事对主观情感的触动生发,“怨”则是不满情绪的宣泄。“观”与“群”取自不同的视角,主要关注诗的作用和意义。“观”是俯视或置身局外的观察;“群”则关涉人与人之间的共处、互动与交流等诸多方面,是社会、心理、伦理及情感等各种关系的多维聚合。
汉代孔安国将其解释为“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意到了人的社会属性,人若在社会丛林里生存,就一定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磨合、切磋制约的关系。宋代朱熹则将“群”注为“和而不流”。朱熹关注到了“群”的另一面,即在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又不苛求自己与别人完全一致,从而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与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意义相近。孔安国和朱熹的阐释道出了“群”的内在辩证关系,那就是既要与他人和谐相处,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孔子一生都在宣扬并实践“克己复礼”。他认为,诗是必须服从于“礼”的,也就是说,人要以“礼”来约束个人的性情,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学《诗》可以教人如何处理和对待各种社会关系,从而达到人与我的协调。这便是“兴于诗,立于礼”。
“礼”是以象征意义的仪式或程序去规范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从深层次上看,“群”与“礼”二者在某些方面也有交集,二者在协调个人意志与社会秩序、个人欲望与道德规范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礼”更偏重人与人之间的砥砺与相处,是一种生存的外在需要,因为无视别人的存在就无法立足于社会之中;也是个体生命精神上的内在需要,即个人在群体中的存在感。
同时,我们不要忽视“群”“和而不流”的一面,即个体生命自主性、独立性的一面。人就是在自我意志与外在现实间复杂关系的交错扭结中存在的,除了以“礼”为象征的规定性和稳定性之外,还有生生不息、潺潺流动的个体生命意志。
(2015年2月3日《人民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孔子诗学强调个体心理欲求与社会道德伦理的统一,如“兴”“怨”偏重作者主体情感意志的抒发,“观”“群”则主要关注诗在社会道德伦理方面的作用意义。
B.在《论语》中,孔子高度概括了诗的功能。其中,“兴”是指情感的发端,“怨”是不满情绪的宣泄,“观”是观察,“群”是社会、心理等关系的多维聚合。
C.孔子时代所说的“诗”与今天所说的“诗”并不完全相同,前者通常指“诗三百”,即汉代以后所说的《诗经》,其涵义与社会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
D.《诗经》被称为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百科全书”,因此要了解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就要研读《诗经》。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对于孔子所说的“群”,孔安国的阐释注意到了人的社会属性,道出了“群”的内在辩证关系,即既要与他人和谐相处,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B.“礼”是一种生存的外在需要,即重视周围人的存在;也是个体生命精神上的内在需要,即个人在群体中的存在感。孔子认为诗必须服从于“礼”。
C.孔子“兴于诗,立于礼”这句话告诉我们:学《诗》可教人如何处理和对待各种社会关系,从而达到人与我的协调;要以“礼”来约束个人性情。
D.“群”与“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深层次上看,二者在某些方面有交集,在协调个人意志与社会秩序、个人欲望与道德规范中都有重要作用。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既要“群居相切磋”,又要“和而不流”;不仅要有以“礼”为象征的规定性和稳定性,还要有生生不息、潺潺流动的个体生命意志。
B.朱熹所注的“和而不流”,其意义与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相近,是指在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不苟求与别人的完全一致,从而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
C.我们每个人既不要忽视“群”“群居相切磋”的一面,即个体生命的自主性、独立性;也不要忽视“和而不流”的一面,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磨合、切磋制约。
D.孔子一生都在宣扬并实践“克己复礼”,“礼”是以象征意义的仪式或程序去规范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与“群”相比,它更偏重人与人之间的砥砺与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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