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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的七言绝句《出塞行》(其一),被世人奉为名诗绝句,粗通唐诗者皆可背诵。以博学才高著称的杨慎著有《升庵诗话》一书,认为“此诗可入神品”,神品是诗歌品鉴的最高等级,这是前所未有的高度赞誉,由此开启明代诗家对此诗的热烈关注,“前七子”之首李攀龙编选《古今诗删》录之,并标举为唐人七绝的第一。

王世贞《艺苑卮言》论曰:“李于鳞言唐人绝句当以‘秦时明月汉时关’压卷,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极工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当别有所取,若以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间求之,不免此诗第一耳。”诗人感叹征人离乡万里不得回还之苦,并通过古今对比侧面婉讽将军无能,自然是明白可解的。所谓“不可解”,正在首句“秦时明月汉时关”。杨慎《升庵诗话》云:“‘秦时明月’四字,横空盘硬语也,人所难解。”杨慎虽知此句“用意深”,却无法说清其中的奥妙,将秦时明月、汉时关分别从字面意思加以解释,穿凿附会,难以服人,李攀龙击节赞赏的便是“秦时明月”四字,但未能说清缘由,反对者因此不服。

晚明竟陵派领袖钟惺评选《唐诗归》,强烈质疑李攀龙关于七绝第一的评议,“诗但求其佳,不必问某首第一也。昔人问《三百篇》何句最佳?及《十九首》何句最佳?盖亦兴到之言,其称某句佳者,各就其意志所感,非以尽全诗也。李于鳞乃于此为唐七绝压卷,固矣哉!无论其品第当否何如?”另一方面,又强调“龙标七言绝,妙在全不说出。读未毕,而言外目前,可思可见矣,然终亦说不出。”所谓“说不出”“可思可见”,即指意旨丰富、含蓄蕴藉,与王世贞所言“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可谓异曲同工。

直到万历时期唐汝询评解《唐诗解》,首次揭示“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妙处在于秦与汉,明月与边关交互为文,并非无解、不可解之语。解云:“以月属秦,以关属汉者,非月始于秦,关起于汉也。意谓月之临关,秦汉一辙,征人之出,俱无还期,故交互其文,而为可解不可解之语,读者以意逆志,自当了然,非唐诗终无解也。“七绝含蓄浑成、风旨深永的诗体特点,亦籍此诗彰显出来。

明人关于“秦时明月”的争议深刻影响清人的唐诗评选,沈德潜《说诗晬语》云:“‘秦时明月’一章,前人推奖之而未言其秒,……防边筑城,起于秦汉,明月属秦,关属汉,诗中互文。”他认同李攀龙的推奖,又吸纳唐汝询互文之说,言其妙处,呈现出一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诗学批评态度,这也是中国诗学发展到集大成时期的特点。

关于“秦时明月汉时关”的争议,始终围绕着七绝第一的话题,最后是否第一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诗话和选本的论争中,破除此诗“不可解”的疑惑,由无解而可解,真正读懂了这首唐诗。由此亦可见,对于唐诗的理解和接受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前人留下的文学经典,仍然在等待有心之人去发掘其中的奥妙。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5月10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王世贞起初不信服李攀龙关于《出塞行》(其一)为唐人七绝第一的观点,一番体悟后才认同。

B.杨慎虽知道“秦时明月”的奥妙,但未解释缘由,因此奉该诗为“神品”难以服人。

C.沈德潜梳理了“秦时明月”的争议,又吸纳唐汝询互文之说,体现了兼容并蓄的诗评态度。

D.历代关于“秦时明月”的争议的意义不在于谁是第一,而是在于解开“不可解”的疑惑。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以杨慎“此诗可入神品”和李攀龙的“唐人七绝第一”的观点开篇,引起下文。

B.钟惺引《三百篇》及《十九首》的例子,意在质疑“唐人七绝第一”的观点。

C.论证部分采用并列结构,列举了历代诗评者对“秦时明月的分析和论证。

D.文章采用了事实论证和对比论证,阐述了“秦时明月”的奥妙,很有说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王昌龄的七绝《出塞》(其一),被世人奉为名诗,广为传诵,但千百年来一直争议不断。

B.因为早期没人看出“秦时明月”运用了互文的手法,所以得出“无解,不可解”之语。

C.清人沈德潜的观点和前人不同,沈德潜对“秦时明月”诗句的评价最准确、最全面,是集大成者。

D.唐人“七绝第一”争议的意义在于如何真正地去读懂一首诗,并进一步发掘前人文学经典的奥秘。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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