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梁启超的1927年
1927年给王国维、梁启超这些学有根底、历经世变的学人带来的心灵震动,超过了辛亥之变。
王国维投湖自尽,与其说是为过去殉葬,不如说是对未来的绝望。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变局中,他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冷静地选择了离世。与王国维不同,梁启超一生常处在政治漩涡中,对世变的承受力也更强一些,但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内心波澜。但他仍想为未来用力,也就在这一年,他对同门师弟伍宪子说了两点想法:一是做人方法,在社会上要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要造成一种适应新潮之国学。他思考的重点还是人,培养人才,转移风气,建立新学术路数。这和他一贯的思路也是吻合的。
梁启超在晚清提倡“新民说”、办《新民丛报》、自号“新民子”。他曾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在他流亡异国的十几年间,以其“新民体”的文字为媒介,不断地将他的思想主张传递给国人,也确实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梁启超生于1873年,在比他小20岁的这一代人,比如同是生于1893年的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这些人将来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而他们在成长的年代都曾浸润于他的“新民体”文字中。在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上,像他那样对一个民族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读书人,似乎唯有印度的泰戈尔、甘地。
到1927年,梁启超却不再提“新民”,也不再提“国民运动”,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即“新人说”。他认为难的不是造就新人,而是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伍宪子如此理解梁启超的两点想法:“做人要不逐时流,此有同于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功夫。为学要适应新潮,即在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学之间的会通调理。这两点都从求上进来。令人起敬。”
伍宪子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但伍宪子对“新民”的这一解读并未触及梁启超思考的内核。如果说,“新民”都还是群体性的概念,寄望于国族群体的觉醒,来改造这个国家,那么,“不逐时流的新人”则是个体性的,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不随波逐流的。
梁启超瞻望未来时,当然会想到他所亲历的世变。他曾说清末15年之变超过了以往150年,其实何止是150年。但1927年的冲击带有更多不可预测的成分,超过了他以往的经验范围。他的同事王国维自沉带给他的震撼不能忽略,虽然两人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不同,但在那一年他们的许多感受是一致的。这是他说出上述两点思路的背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心目中的“不逐时流”当然不会简单地停留在曾国藩式的个人修养层面,而是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晚清大变局造就的梁启超,在新的民国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在老大帝国瓦解之后,他所期待的“少年中国”并未出现,唯有新人才配得上一个新的国家,他想到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没有这样的新人,中国还将是那个老中国。两年后,56岁的梁启超一病不起,对于如何才能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他却已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
(摘编自《杂文月刊》2016年12期)
相关链接:
①“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工夫”:曾涤生,即曾国藩,字涤生。“诚拙”即诚实。曾国藩说:“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
②“他(梁启超)懂得中国历史,说的明白中国文化,同时又了解西方学术,他一定能提的出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人类社会的方案,让大家减少盲从和瞎碰。这于世界、于中国助益多大呢?可惜死早了,留给我们后死者这么一个沉重的任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估量中国文化。” ——伍宪子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的一项是
A. 印度的泰戈尔和甘地都曾对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足以与之媲美。
B. 在做学问方面,梁启超一直认为要创造一种能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理学之间的会通调理”的是用新潮的国学,来改变不良的学术风气。
C. 1927年,梁启超一改过去提倡“新民”“国民运动”,而且出“新人说”。他认为,只有造就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才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
D. 既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又了解西方学术的梁启超,却令人遗憾的过早去世,对于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的方法和途径问题,未能作更深入的思考。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 学有根底的王国维和梁启超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的不同,但1927年的大变局给两人带来的心灵震动,却是一样大的。
B.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常年流亡异国,期间他仍不断将“新民说”思想传递给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C. 伍宪子虽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也对梁启超1927年说的两点想法有较深刻的理解,但这种理解仍未触及其内在核心。
D. 由于未曾经历大的政治变革,对事变的承受力较弱,在时代的大变局中,王国维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最终出于对未来的绝望,选择了投湖自尽。
E. 梁启超对亲身参与的戊戌变法给予了肯定,他认为清末15年的变革超过了以往150年甚至更多,这点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可窥见一斑。
3.“不逐时流的新人”有哪些特点?梁启超为何在1927年提出“新人说”?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梁启超的1927年
1927年给王国维、梁启超这些学有根底、历经世变的学人带来的心灵震动,超过了辛亥之变。
王国维投湖自尽,与其说是为过去殉葬,不如说是对未来的绝望。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变局中,他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冷静地选择了离世。与王国维不同,梁启超一生常处在政治漩涡中,对世变的承受力也更强一些,但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内心波澜。但他仍想为未来用力,也就在这一年,他对同门师弟伍宪子说了两点想法:一是做人方法,在社会上要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要造成一种适应新潮之国学。他思考的重点还是人,培养人才,转移风气,建立新学术路数。这和他一贯的思路也是吻合的。
梁启超在晚清提倡“新民说”、办《新民丛报》、自号“新民子”。他曾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在他流亡异国的十几年间,以其“新民体”的文字为媒介,不断地将他的思想主张传递给国人,也确实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梁启超生于1873年,在比他小20岁的这一代人,比如同是生于1893年的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这些人将来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而他们在成长的年代都曾浸润于他的“新民体”文字中。在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上,像他那样对一个民族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读书人,似乎唯有印度的泰戈尔、甘地。
到1927年,梁启超却不再提“新民”,也不再提“国民运动”,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即“新人说”。他认为难的不是造就新人,而是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伍宪子如此理解梁启超的两点想法:“做人要不逐时流,此有同于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功夫。为学要适应新潮,即在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学之间的会通调理。这两点都从求上进来。令人起敬。”
伍宪子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但伍宪子对“新民”的这一解读并未触及梁启超思考的内核。如果说,“新民”都还是群体性的概念,寄望于国族群体的觉醒,来改造这个国家,那么,“不逐时流的新人”则是个体性的,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不随波逐流的。
梁启超瞻望未来时,当然会想到他所亲历的世变。他曾说清末15年之变超过了以往150年,其实何止是150年。但1927年的冲击带有更多不可预测的成分,超过了他以往的经验范围。他的同事王国维自沉带给他的震撼不能忽略,虽然两人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不同,但在那一年他们的许多感受是一致的。这是他说出上述两点思路的背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心目中的“不逐时流”当然不会简单地停留在曾国藩式的个人修养层面,而是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晚清大变局造就的梁启超,在新的民国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在老大帝国瓦解之后,他所期待的“少年中国”并未出现,唯有新人才配得上一个新的国家,他想到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没有这样的新人,中国还将是那个老中国。两年后,56岁的梁启超一病不起,对于如何才能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他却已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
(摘编自《杂文月刊》2016年12期)
相关链接:
①“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工夫”:曾涤生,即曾国藩,字涤生。“诚拙”即诚实。曾国藩说:“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
②“他(梁启超)懂得中国历史,说的明白中国文化,同时又了解西方学术,他一定能提的出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人类社会的方案,让大家减少盲从和瞎碰。这于世界、于中国助益多大呢?可惜死早了,留给我们后死者这么一个沉重的任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估量中国文化。” ——伍宪子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的一项是
A. 印度的泰戈尔和甘地都曾对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足以与之媲美。
B. 在做学问方面,梁启超一直认为要创造一种能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理学之间的会通调理”的是用新潮的国学,来改变不良的学术风气。
C. 1927年,梁启超一改过去提倡“新民”“国民运动”,而且出“新人说”。他认为,只有造就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才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
D. 既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又了解西方学术的梁启超,却令人遗憾的过早去世,对于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的方法和途径问题,未能作更深入的思考。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 学有根底的王国维和梁启超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的不同,但1927年的大变局给两人带来的心灵震动,却是一样大的。
B.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常年流亡异国,期间他仍不断将“新民说”思想传递给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C. 伍宪子虽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也对梁启超1927年说的两点想法有较深刻的理解,但这种理解仍未触及其内在核心。
D. 由于未曾经历大的政治变革,对事变的承受力较弱,在时代的大变局中,王国维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最终出于对未来的绝望,选择了投湖自尽。
E. 梁启超对亲身参与的戊戌变法给予了肯定,他认为清末15年的变革超过了以往150年甚至更多,这点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可窥见一斑。
3.“不逐时流的新人”有哪些特点?梁启超为何在1927年提出“新人说”?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梁启超的1927年
1927年给王国维和梁启超这些学有根底、历经世变的学人带来的心里震动,超过了辛亥之变。
王国维投湖自尽,与其说是为过去殉葬,不如说是对未来的绝望。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变局中,他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冷静地选择了离世。与王国维不同,梁启超一生常处在政治漩涡中,对世变的承受力也更强一些,但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内心波澜。但他仍想为未来努力,也就在这一年,他对同门师弟伍宪子说了两点想法:一是做人方法,在社会上要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要造成一种适应新潮之国学。他思考的重点还是人,培养人才,并转移风气,建立新学术路数。这和他一贯的思路也是吻合的。
梁启超在晚清提倡“新民说”、办《新民丛报》、自号“新民子”。他曾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在他流亡异国的十几年间,以其“新民体”的文字为媒介,不断地将他的思想主张传递给国人,也确实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梁启超生于1873年,在比他小20岁的这一代人,比如同是生于1893年的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这些人将来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而他们在成长的年代都曾浸润于他的“新民体”文字中。在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上,像他那样对一个民族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读书人,似乎唯有印度的泰戈尔和甘地。
到1927年,梁启超却不再提“新民”,也不再提“国民运动”,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即“新人说”。他认为难的不是造就新人,而是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伍宪子如此理解梁启超的两点想法:“做人要不逐时流,此有同于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功夫。为学要适应新潮,即在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学之间的会通调理。这两点都从求上进而来,令人起敬。”
伍宪子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但伍宪子对“新民”的这一解读并未触及梁启超思考的内核。如果说,“新民”还是群体性的概念,寄望于国族群体的觉醒,来改造这个国家,那么,“不逐时流的新人”则是个体性的,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不随波逐流的。
梁启超瞻望未来时,当然会想到他所亲历的世变。他曾说清末15年之变超过了以往150年,其实何止是150年。但1927年的冲击带有更多不可预测的成分,超过了他以往的经验范围。他的同事王国维自沉带给他的震撼不能忽略,虽然两人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不同,但在那一年他们的许多感受是一致的。这是他说出上述两点想法的时代背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心目中的“不逐时流”当然不会简单地停留在曾国藩式的个人修养层面,而是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晚清大变局造就的梁启超,在新的民国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在老大帝国瓦解之后,他所期待的“少年中国”并未出现,唯有新人才配得上一个新的国家,他想到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没有这样的新人,中国还将是那个老中国。两年后,56岁的梁启超一病不起,对于如何才能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他却已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
(摘编自《杂文月刊》2016年12期)
相关链接
①“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工夫”:曾涤生,即曾国藩,字涤生。“诚拙”即诚实。曾国藩说:“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
②“他(梁启超)懂得中国历史,说得明白中国文化,同时又了解西方学术,他一定能提得出一个可能实现的人类理想的社会方案,让大家减少盲从和瞎碰。这于世界、于中国助益多大呢?可惜死早了,留给我们后死者这么一个沉重的任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估量中国文化。”
——伍宪子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印度的泰戈尔和甘地都曾对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足以与之媲美。
B. 在做学问方面,梁启超一直认为要创造一种能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理学之间的会通调理”的适应新潮的国学,来改变不良的学术风气。
C. 1927年,梁启超一改过去提倡“新民”“国民运动”,而提出“新人说”。他认为,只有造就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才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
D. 既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又了解西方学术的梁启超,却令人遗憾地过早去世,对于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的方法和途径问题,未能作更深入的思考。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 学有根底的王国维和梁启超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的不同,但1927年的大变局给两人带来的心灵震动,却是一样大的。
B.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常年流亡异国,期间他仍不断将“新民说”思想传递给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C. 伍宪子虽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也对梁启超1927年说的两点想法有较深刻的理解,但这种理解仍未触及其内在核心。
D. 由于未曾经历大的政治变革,对事变的承受力较弱,在时代的大变局中,王国维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最终出于对未来的绝望,选择了投湖自尽。
E. 梁启超对亲身参与的戊戌变法给予了肯定,他认为清末15年的变革超过了以往150年甚至更多,这点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可窥见一斑。
3.“不逐时流的新人”有哪些特点?梁启超为何在1927年提出“新人说”?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梁启超的1927年
1927年给王国维和梁启超这些学有根底、历经世变的学人带来的心里震动,超过了辛亥之变。
王国维投湖自尽,与其说是为过去殉葬,不如说是对未来的绝望。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变局中,他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冷静地选择了离世。与王国维不同,梁启超一生常处在政治漩涡中,对世变的承受力也更强一些,但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内心波澜。但他仍想为未来用力,也就在这一年,他对同门师弟伍宪子说了两点想法:一是做人方法,在社会上要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要造成一种适应新潮之国学。他思考的重点还是人,培养人才,并转移风气,建立新学术路数。这和他一贯的思路也是吻合的。
梁启超在晚清提倡“新民说”、办《新民丛报》、自号“新民子”。他曾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在他流亡异国的十几年间,以其“新民体”的文字为媒介,不断地将他的思想主张传递给国人,也确实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梁启超生于1873年,在比他小20岁的这一代人,比如同是生于1893年的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这些人将来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而他们在成长的年代都曾浸润于他的“新民体”文字中。在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上,像他那样对一个民族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读书人,似乎唯有印度的泰戈尔、甘地。
到1927年,梁启超却不再提“新民”,也不再提“国民运动”,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即“新人说”。他认为难的不是造就新人,而是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伍宪子如此理解梁启超的两点想法:“做人要不逐时流,此有同于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功夫。为学要适应新潮,即在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学之间的会通调理。这两点都从求上进而来。令人起敬。”
伍宪子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但伍宪子对“新民”的这一解读并未触及梁启超思考的内核。如果说,“新民”还是群体性的概念,寄望于国族群体的觉醒,来改造这个国家,那么,“不逐时流的新人”则是个体性的,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不随波逐流的。
梁启超瞻望未来时,当然会想到他所亲历的世变。他曾说清末15年之变超过了以往150年,其实何止是150年。但1927年的冲击带有更多不可预测的成分,超过了他以往的经验范围。他的同事王国维自沉带给他的震撼不能忽略,虽然两人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不同,但在那一年他们的许多感受是一致的。这是他说出上述两点思路的时代背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心目中的“不逐时流”当然不会简单地停留在曾国藩式的个人修养层面,而是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晚清大变局造就的梁启超,在新的民国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在老大帝国瓦解之后,他所期待的“少年中国”并未出现,唯有新人才配得上一个新的国家,他想到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没有这样的新人,中国还将是那个老中国。两年后,56岁的梁启超一病不起,对于如何才能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他却已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
(摘编自《杂文月刊》2016年12期)
相关链接:
①“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工夫”:曾涤生,即曾国藩,字涤生。“诚拙”即诚实。曾国藩说:“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
②“他(梁启超)懂得中国历史,说的明白中国文化,同时又了解西方学术,他一定能提的出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人类社会的方案,让大家减少盲从和瞎碰。这于世界、于中国助益多大呢?可惜死早了,留给我们后死者这么一个沉重的任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估量中国文化。”
——伍宪子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的一项是
A. 印度的泰戈尔和甘地都曾对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足以与之媲美。
B. 在做学问方面,梁启超一直认为要创造一种能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理学之间的会通调理”的适应新潮的国学,来改变不良的学术风气。
C. 1927年,梁启超一改过去提倡“新民”“国民运动”,而提出“新人说”。他认为,只有造就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才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
D. 既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又了解西方学术的梁启超,却令人遗憾的过早去世,对于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的方法和途径问题,未能作更深入的思考。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 学有根底的王国维和梁启超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的不同,但1927年的大变局给两人带来的心灵震动,却是一样大的。
B.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常年流亡异国,期间他仍不断将“新民说”思想传递给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C. 伍宪子虽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也对梁启超1927年说的两点想法有较深刻的理解,但这种理解仍未触及其内在核心。
D. 由于未曾经历大的政治变革,对事变的承受力较弱,在时代的大变局中,王国维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最终出于对未来的绝望,选择了投湖自尽。
E. 梁启超对亲身参与的戊戌变法给予了肯定,他认为清末15年的变革超过了以往150年甚至更多,这点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可窥见一斑。
3.“不逐时流的新人”有哪些特点?梁启超为何在1927年提出“新人说”?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实用类文本阅读(2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陈寅恪的“倔”脾气
晏建怀
上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陈寅恪,曾在课堂上夸下海口,说他讲课有“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两个事例可以证明:一是据北大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单是涉及的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之多;二是抗战爆发,因为参考书被焚毁于战火,陈寅恪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到上千种。陈寅恪上课,课堂常常爆满,甚至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也被吸引来旁听。所以,郑天挺称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则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
1949年6月,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曾多次派人向陈表达请他去台湾的意思,被陈拒绝。后开出只要陈去香港,马上给陈10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陈寅恪不为所动。同时,作为与陈寅恪交情甚厚、已经到达台湾并出任了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更是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赴台,据说还承诺只要陈一答应赴台,傅马上派专机来接,故五六十年代一直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的说法。然而,自始至终,陈寅恪始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而且对此从未有过任何犹豫与回旋,态度坚决到了执拗倔强的地步。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倍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了自己最后的归宿,更何况,他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永远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陈寅恪说当所长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些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的条件,谁敢答应?于是,当年8月,他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明确表示:“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于是,陈寅恪对所长一职毫不客气地回绝了。
陈寅恪的倔,倔得近乎“狂妄”。陈寅恪先后拒绝过数位北国要人过访的请求,他甚至赋诗:“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况,“狂妄”之情,溢于言表其中就有当时炙手可热的“大秀才”康生。1962年,康生悄然来到中山大学,刚抵校就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联系后却被告知陈寅恪病了,不便接待,几经劝说,终于没有成功。陈寅恪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为借口不愿见康生?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著《论再生缘》时,康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且这个意见终于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陈寅恪因为自己的倔脾气,留下了终生遗憾。
陈寅恪的倔,源于他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导,源于他“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源于他壁立千仞的傲岸人格。一个甘愿献身于思想自由的人,是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一脉相承的倔。
(选自《文学界》2010.5 ,有删节)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恰当的两项是( )(5分)
A.陈寅恪是位博学鸿儒,声名远播、人人景仰,在研究史学方面有极深造诣,是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
B.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所以在上课时曾在课堂上夸下海口,说他讲课有“四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
C.陈寅恪的“倔”,源于他的学识见识胆识,源于人品深受尊重,他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正是这特殊的性格。 |
D.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著《论再生缘》时,康生发表的意见,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陈寅恪因此十分遗憾。 |
E. 特立独行的精神,在当时的时代虽然不为容纳,但陈寅恪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标榜,经历了百年来的世事纷扰,这种操守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2)陈寅恪的才学在哪方面可以表现?请简要概括(6分)
(3)从文中看,陈寅恪的“倔”脾气体现在哪里?请简要概括分析。(6分)
(4)陈寅恪的“倔”,有人认为是“恃才之倔”,也有人认为“矫情之倔”,还有人认为是“独立自由之精神体现”,请选择其中一项,并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简单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文字,按要求作文。
有一种力量,一直催人奋进;有一种力量,能穿透历史的烟尘;有一种力量,会带来心灵的震颤与震动;有一种力量,能唤起灵魂深处的良知和责任……
请以“有一种力量”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要求:(1)角度自选;(2)立意自定;(3)文体自选,诗歌除外。
高三语文作文题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选择题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25分)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 “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走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一一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媒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 一一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一一良知和 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 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 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成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固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 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未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 忌惮”,他深恶痛绝,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 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 “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中借鉴了中西诗学 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 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 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 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 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 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6分)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6分)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8分)
高三语文选择题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王国维:“道器合一”的文史治学
周传家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批评旧史学的弊端,大声疾呼号召“创新史学”。1919年,毛子水发表《国故与科学精神》,批评“国故”和旧史学,引起张煊的反驳,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国故”即“国学”,涵盖“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他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王国维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点及胡适“整理国故”口号的影响,坚持从历史着眼,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以专门史形式呈现出来的《宋元戏曲史》,“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拓展了传统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典范,而且是公认的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坚持历史的观点,而且走的是“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从严密的考证出发,用史料说话,绝非虚玄论道,同时也不停留于文化表象就事论事。他溯源探流,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透视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形下之器,使戏曲这一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王国维治戏曲史,不仅有“史识”——别具只眼,更重要的是有“史胆”——良知和担当。王国维幼年即喜读《汉书》,早年的《咏史诗二十首》不局限于个体的人生感慨和悲欢心绪,总揽全局,分咏相对完整的“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处在大厦将倾、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文物制度的崩溃、历史延裂的残酷现实,王国维“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怀着对中国文化灭绝的深度恐惧感,通过古器物、古文字以及古史研究,说明中国文物制度的真实性,表达中国文化复兴的理想。
读王氏之《咏史诗二十首》,不由得使人想起2000多年前屈原的《天问》。屈原有感于楚国的危机和忧患,叩天问地,在对有关天、地、人的某些传说质疑的过程中,体现出他的怀疑精神、思想观念及其为楚国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王国维在《咏史诗二十首》中,面对苍茫历史“呵而问之”,同样是通过卒章显志的惯常创作模式,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之道,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一个历史根基。这绝非迷古恋古,而是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咏史诗二十首》就是20世纪的《天问》,王国维就是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连他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酷似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
王国维具有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在《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中指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他以这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小学工具来衡定历史存在之真伪,重证据,重事实,不肯在没有确凿证据时乱下结论,更不会想当然地凭空捏造,欺世盗名。对于“不通字例、来习旧艺”之“俗儒鄙夫”的“肆其私臆,无所忌惮”,他深恶痛绝,讥之为“鬼魅之易画”。但他不是迂腐学者、冬烘先生,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这种采用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手段,对于今天的“古史研究”也颇有超越之处,因而成为王氏之学所具有的重要现代学术特征之一,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
吴梅是南派昆曲的著名学者,其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曲史等众多领域,在曲学方面,钱基博先生甚至认为,吴梅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就治学而言,王国维和吴梅之间有许多共性,也各有其特色。两者走的均是“即器即道”、道器兼容的路子,窃以为王氏更钟情于“道”,而吴氏则偏重于“器”。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相关链接】①王国维吸收了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线索进行了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在研究中借鉴了中西诗学中的某些思想意蕴,提出了许多合理而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
②《宋元戏曲史》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是王国维对戏曲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被人评其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胞弟王哲安将其兄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乾嘉学风的严密实证和西学的逻辑推演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随着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新旧两派展开激烈交锋,其中梁启超、毛子水、胡适处于同一阵营,观点一致。
B.王国维修治的《宋元戏曲史》,是一部专门研究宋元戏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逻辑的戏曲史专著,是新史学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把《咏史诗二十首》看做20世纪的《天问》,把王国维看做现代中国的“三闾大夫”,是因为王国维如屈原般具有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
D.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现代学术特征,开一代之学术和学风,为后代的“古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和准则,即便在今天也不落后。
E.作者认为王国维偏重于“道”,而吴梅偏重于“器”,但后者曲学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代表着20世纪前半期昆曲曲学的最高成就。
2.结合材料,具体阐释“道器合一”的含义。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王国维治学的情感态度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结合材料,谈谈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