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已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增删)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因为司马迁只是一个史官,所以在所谓“盛世”大汉中,与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司马迁在政治上能够改变国家社会的力量更小。
B.在人才辈出的汉朝,司马迁也许不是一个成功人物,但他心怀忧患,直面历史,秉笔直书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精华所在。
C.在历史长河中,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布衣百姓,他们一个个都是等质量的元素,处于平等的地位,司马迁对他们都进行了真实的呈现。
D.司马迁运用实录精神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既让后人记住真实的历史,能以史为鉴,也让人们记住真实的自己。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先对司马迁的人生做了一个整体评价,然后引出了本文的观点,即司马迁记史的实录精神。
B.本文在论述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后,借古鉴今,给我们当代社会敲响了警钟,提出了号召。
C.本文从不同角度,层层深入论述中心主旨,并采用了多种论证方法进行分析闸述,如例证、引证、比较论证等。
D.全文在论证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时,先从司马迁实践求真的角度展开论述,再阐述了司马迁记史面临的多重压力及应具备的勇敢无畏的精神。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历史要得到真实记录,那么这个史官必须能够具有一种勇敢无畏的精神,能够拒绝金钱的诱惑,能够不畏强权。
B.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应该经受了来自朝廷高层对他的种种非难,但作为一名史官,秉笔直书是他胸中的最大心愿。
C.呈现真实不只是简单的技术活,更是对一种精神和理念的执着,我们要传承司马迁的爱憎分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D.我们祭奠缅怀司马迁,既是对司马迁写下历史巨著《史记》表达崇敬之情,也是对他这种实录精神进行讴歌与赞美。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改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在所谓“盛世”大汉中,与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司马迁在政治上能够改变国家社会的力量更小,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只是一个史官。
B. 在人才辈出的汉朝,司马迁也许不是一个成功人物,但他心怀忧患,直面历史,秉笔直书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精华所在。
C. 在历史长河中,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布衣百姓,他们一个个都是等质量的元素,处于平等的地位,司马迁对他们都进行了真实的呈现。
D. 司马迁运用实录精神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既让后人记住真实的历史,能以史为鉴,也让人们记住真实的自己。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本文从不同角度,层层深入论述中心主旨,并采用了多种论证方法进行分析闸述,如例证、引证、比较论证。
B. 文章首先对司马迁的人生做了一个整体评价,然后引出了本文的观点,即司马迁记史的实录精神。
C. 本文在论述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后,借古鉴今,给我们当代社会敲响了警钟,提出了号召。
D. 全文在论证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时,先从司马迁实践求真的角度展开论述,再阐述了司马迁记史面临的多重压力及应具备的勇敢无畏的精神。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们祭奠缅怀司马迁,既是对司马迁写下历史巨著《史记》表达崇敬之情,也是对他这种实录精神进行讴歌与赞美。
B. 历史要得到真实记录,那么这个史官必须能够具有一种勇敢无畏的精神,能够拒绝金钱的诱惑,能够不畏强权。
C. 呈现真实不只是简单的技术活,更是对一种精神和理念的执着,我们要传承司马迁的爱憎分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D.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应该经受了来自朝廷高层对他的种种非难,但作为一名史官,秉笔直书是他胸中的最大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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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已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增删)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因为司马迁只是一个史官,所以在所谓“盛世”大汉中,与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司马迁在政治上能够改变国家社会的力量更小。
B.在人才辈出的汉朝,司马迁也许不是一个成功人物,但他心怀忧患,直面历史,秉笔直书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精华所在。
C.在历史长河中,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布衣百姓,他们一个个都是等质量的元素,处于平等的地位,司马迁对他们都进行了真实的呈现。
D.司马迁运用实录精神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既让后人记住真实的历史,能以史为鉴,也让人们记住真实的自己。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先对司马迁的人生做了一个整体评价,然后引出了本文的观点,即司马迁记史的实录精神。
B.本文在论述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后,借古鉴今,给我们当代社会敲响了警钟,提出了号召。
C.本文从不同角度,层层深入论述中心主旨,并采用了多种论证方法进行分析闸述,如例证、引证、比较论证等。
D.全文在论证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时,先从司马迁实践求真的角度展开论述,再阐述了司马迁记史面临的多重压力及应具备的勇敢无畏的精神。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历史要得到真实记录,那么这个史官必须能够具有一种勇敢无畏的精神,能够拒绝金钱的诱惑,能够不畏强权。
B.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应该经受了来自朝廷高层对他的种种非难,但作为一名史官,秉笔直书是他胸中的最大心愿。
C.呈现真实不只是简单的技术活,更是对一种精神和理念的执着,我们要传承司马迁的爱憎分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D.我们祭奠缅怀司马迁,既是对司马迁写下历史巨著《史记》表达崇敬之情,也是对他这种实录精神进行讴歌与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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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三教九流,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少有记载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的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不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C.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班固坚持“少记载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的写作原则。
D.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形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高二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美感与快感
如果把美感经验看成形象的直觉,它和寻常快感的分别就不难寻出了。。
美感是不沾实用的,寻常快感则起于实用要求的满足:例如喝美酒所得的快感,由于味感得到所需要的刺激,和饱食暖衣的感觉同为实用的,与观赏形象无关。有时喝酒自然也可以成为一种艺术,但是艺术的滋味不在饮酒所得的口腹方面的快感,而在饮酒使人忘去现实而另辟一片天地,陶潜、刘伶、李白之流都是用酒来把实际人生的距离推远,酒对于他们只是造成美感经验的工具。至于看美人所生的快感,可以为美感,也可以不为美感。如果你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希求的配偶,你所谓“美”就只是满足欲望的条件。如果你能超脱,只把她当作线纹匀称的形象看,丝毫不动欲望,那就和欣赏雕像或画像一样了。美感的态度不带意志,所以不带有占有欲。许多收藏书画古董的人往往把占有某人的墨迹或某朝的铜器为夸口的事,这种人大半只满足占有欲所生的快感而不能有美感。
美感是性格的返照,是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寻常快感完全受外来的刺激支配,我的情趣和物的姿态并不能完全融成一气,所以只能说是被动的。美感经验同时是主动的和被动的。兰格斐尔德有一个很好的比喻:“美感的态度好比顺水行舟,随流曲折。就随着水流移动说,我们是主动的;就 对于移舟的水力不加抵抗说,我们是被动的。如果我们要逆流行驶,或是故意要转一个弯,那就失其为美感态 度了。”
我们在享受寻常快感时,意识中很明显地觉到自己是在享受快感。在美感经验的意识中,只有一个孤立绝 缘的意象,如果同时想到“我现在觉得愉快”,注意力就由意象本身转到意象所生的影响,心中便有两件事: 一是所欣赏的意象,一是它使我愉快一件事实,所欣赏的意象便不复孤立绝缘。我们对于一件艺术品或是一幅 自然风景,欣赏的浓度愈大,就愈不觉得自己在欣赏它,愈不觉得它所生的感觉是愉快的。当自己觉得有快 感,就好比提灯寻影,灯到影灭,美感的态度便已消失了。美感所伴的快感在当时都不觉得,到过后才回忆起 来。比如读一首诗或是看一幕戏,当时我们只是心领神会,如鱼得水,无暇他及,后来回想,才觉得这一番经 验很愉快。
这种分别本来浅而易见,但是现代有两派从心理学观点研究美学的人,却因为不明白这种浅显的分别而走 入迷途。第一就是弗洛伊德派学者,他们把文艺看作欲望的化装的满足。它的错误在把欲望满足的快感看成美 感,或是于这种快感以外,在文艺中没有见出所谓“美感”是怎么一回事。另一个是德国和美国近来有许多 研究“实验美学”的心理学家,也犯着同样的毛病。他们把造型艺术分剖为零碎的颜色及线形,把音乐分剖 为零碎的音调,然后拿来测验观者或听者,问他们欢喜哪一种,讨厌哪一种。统计后说某种颜色对于某种人、某种年龄是最美的,某种线形对于某种人、某种年龄是最丑的。他们忘记艺术品美在全体的整一与和谐,这种 全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其次,他们忘记一种颜色线形或音调使人愉快或不愉快,大半由于生理作用。对于生 理最愉快的东西虽然容易引起起美感,而它本身不一定就是美的。他们的错误在把快感混为美感。
(选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 饱食暖衣、喝美酒所得的快感同为实用,与观赏形象无关,李白、刘伶、陶潜一类人喝酒,忘去现实而另辟一片天地,酒对于他们仅是形成美感经验的载体。
B. 寻常快感一律受外来的刺激支配,我的情趣和物的姿态并不能相融,只能说是被动的;而美感是我的情趣和物的情态往复回流,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
C. 一件艺术品或是一幅自然风景,你愈不觉得它产生的感觉是愉快的,就愈不觉得自己在欣赏它,欣赏的浓度就愈大。
D. 德、美研究“实验美学”的心理学家,把艺术品分剖为零碎的东西,这就忘记了造型艺术美在整体与和谐,忘记音调使人愉快或不愉快,多半由于生理作用。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收藏书画古董的人往往把占有某人的墨迹或某朝的铜器为夸口的事,他们大半只满足快感。这一事例从 反面论证了美感不沾实用、美感的态度不带意志这一观点。
B. 文章综合采用举例论证、假设论证、对比论证、道理论证、比喻论证等多种论证方法,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C. 作者引用兰格斐尔德的比喻,论证了美感经验主动与被动互相转化的观点,如顺水行舟,如果就随着水流移动来说,我们是主动的,就对于移舟的水力不加抵抗这一点来说,我们又是被动的。
D. 本文先简洁地摆出中心论点,然后从三个方面深入论证美感与快感的区别,最后列举了走入迷途的两派 学者的观点。全文思路清晰,层次感强,有概括有分析,论证充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获得美感时只有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只要同时想到“我现在觉得愉快”,注意力就开始转移,心中产生两件事,那么欣赏的意象就不再孤立绝缘。
B. 现代从心理学观点研究的弗洛伊德派学者和“实验美学”派心理学家因为他们不明白美感包含快感这 种浅显的分别,所以走入了迷途。
C. 倘若把美感经验看成形象的直觉,它与寻常快感的区别就容易找出来,其中,美感是不沾实用,而寻常 快感则起于实用要求的满足。
D. 把文艺看作欲望的化装的满足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把欲望满足的快感当成美感,于这种快感以外, 在文学艺术中没有见出所谓“美感”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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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吉凶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D.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D.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B.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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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殷墟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②甲骨文的发现也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中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证实,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③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实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④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政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⑤甲骨文发现的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殷墟甲骨文是商代中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吉凶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诗三百”的夏商时代开始进行。
D.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D.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B.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商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要对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做详尽的研究便可完成。
C.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甲骨文被发现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学者们研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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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①铜镜在青铜时代属礼器,春秋战国时代为贵族所佩戴和享用。古代的铜镜,功能有限,如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主要用途是照鉴察形。汉代的铜镜已经相当精巧,用途也更广泛。尤其是汉代铜镜背后的铭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的文化,成为了解汉代文化的一个窗口。
②铜镜的铭文本是制镜者表达对佩用铜镜者的祝福、庆祷、期盼的文字,有的也反映了制镜者与佩用者的特殊关系,从中可见制镜者的内心愿望,使得铜镜的使用价值增加了意义。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铜镜制作的商业化,从前制镜者的特殊愿望就可能变为适用众多买者的套话式的吉语。但无论是制镜或买镜,送人或自用,铭文上的吉语无疑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就是说,铭文表达的这些价值观念不仅仅是使用铜镜的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念,因为有很多价值观念是不同阶层的人所共享的。换句话说,这些铭文中表达的价值观主体,不一定是文化中最崇高的部分,也不是最低俗的部分,而是属于社会一般流行的、各阶层都接受的观念。这对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流行观念,具有相当的价值。
③汉代铜镜的铭文,包含多种文化元素,表现为多样的形式。比如有的铭文就有东王公、西王母的神话记载,反映了这些神话在汉代生活中的影响。又如汉代铜镜铭文多七言形式,对研究七言诗的出现有价值,故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同时,这些铭文所表现的价值观对了解汉代社会价值观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④比如向往世俗幸福的内容在汉镜铭文中十分突出。如“延寿万年”等不仅反映了人们追求长寿的愿望,也应与汉代流行神仙观念有关;“大乐贵富毋极”等主要反映了当时官僚阶层对贵富的企盼。这些是汉代人追求世俗幸福的价值观的体现,其中把快乐作为幸福的要素,是值得关注的。
⑤有更多的铭文是把对世俗幸福的追求和家庭伦理结合在一起表达的,体现出家庭伦理观念是汉代人的深切关怀。如铭文中有大量表达“保二亲”“宜子孙”“宜兄弟”的语句,这表示,在汉代人心目中,对幸福的追求,不是仅仅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是关切家庭幸福,关切父母、兄弟、妻子、子孙的幸福。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相思镜铭文,如“长相思,毋相忘”这一类情感相思铭文在汉镜中甚多,多属夫妇、男女之间真挚情感的表达,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离别情况之多。
⑥还有表达道德追求和家国情怀的铭文,如“可以取诚”是个人立身的道德,“有君子之方,视父如帝,视母如王,爱其弟,敬其兄,忠信以为高”是家庭和社会伦理观念。这些都说明铜镜铭文也有道德警诫的功能,虽然这类铭文不多,但反映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汉代社会的深入影响。
(选自《汉镜铭文体现的价值观》,有删改;作者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代的铜镜功能有限,但不同时期的铜镜也有着不同的作用,如比青铜器时代铜镜是礼器,但到后来就成为“照鉴察形”的工具。
B.古代铜镜的铭文指铜镜上的文字,是制镜者表达对佩用铜镜的人的祝福、期盼等情感的文字,也有的表现了制镜者与佩用者的特殊关系,增加铜镜的使用价值的意义。
C.汉代铜镜铭文是了解汉代文化的窗口,汉代铜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的神话记载反映了汉代铜镜铭文包含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元素。
D.汉代铜镜上的铭文有表达道德追求和家国情怀的内容,涉及个人立身的道德、家庭和社会伦理观念,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铜镜上的铭文本是制镜者表达的一些吉祥话,无论是代表制镜者特殊愿望的铭文还是铜镜制作商业化后的铜镜铭文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
B.汉代铜镜铭文中既有神话记载,也有人们对世俗幸福的追求、对道德的追求等,这使汉代铜镜铭文成为了解汉代社会流行观念的窗口。
C.汉代铜镜的铭文体现了汉代人的价值观,对我们了解汉代社会的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是研究汉代文化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D.汉代铜镜的铭文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比较突出的内容是对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对长寿、官爵和长乐等方面的追求上。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春秋战国时代的铜镜是用来佩戴和享用的,到了汉代铜镜的功能变得更广泛,能够反映制镜者与佩用者关系的特殊性。
B.铜镜铭文表达的价值观念不一定是文化中最崇高的,而是属于社会一般流行的、各阶层都能够接受的观念,因为很多价值观念是不同阶层的人所共享的。
C.汉代人的幸福观有着个性特点,不仅关注个人的幸福,而且关心家庭幸福,关切父母、兄弟、妻子、子孙的幸福等,这体现出汉代人对家庭伦理的深切关怀。
D.相思镜上的铭文在汉代铜镜铭文中占的比例很大,大多属于夫妇、男女之间的真挚情感的表达,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离别情况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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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铜镜在青铜时代属礼器,春秋战国时代为贵族所佩戴和享用。古代的铜镜,功能有限,如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主要用途是照鉴察形。汉代的铜镜已经相当精巧,用途也更广泛。尤其是汉代铜镜背后YI的铭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的文化,成为了解汉代文化的一个窗口。
②铜镜的铭文本是制镜者表达对佩用铜镜者的祝福、庆祷、期盼的文字,有的也反映了制镜者与佩用者的特殊关系,从中可见制镜者的内心愿望,使得铜镜的使用价值增加了意义。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铜镜制作的商业化,从前制镜者的特殊愿望就可能变为适用众多买者的套话式的吉语。但无论是制镜或买镜,送人或自用,铭文上的吉语无疑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就是说,铭文表达的这些价值观念不仅仅是使用铜镜的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念,因为有很多价值观念是不同阶层的人所共享的。换句话说,这些铭文中表达的价值观主体,不一定是文化中最崇高的部分,也不是最低俗的部分,而是属于社会一般流行的、各阶层都接受的观念。这对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流行观念,具有相当的价值。
③汉代铜镜的铭文,包含多种文化元素,表现为多样的形式。比如有的铭文就有东王公、西王母的神话记载,反映了这些神话在汉代生活中的影响。又如汉代铜镜铭文多七言形式,对研究七言诗的出现有价值,故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同时,这些铭文所表现的价值观对了解汉代社会价值观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④比如向往世俗幸福的内容在汉镜铭文中十分突出。如“延寿万年”等不仅反映了人们追求长寿的愿望,也应与汉代流行神仙观念有关;“大乐贵富毋极”等主要反映了当时官僚阶层对贵富的企盼。这些是汉代人追求世俗幸福的价值观的体现,其中把快乐作为幸福的要素,是值得关注的。
⑤有更多的铭文是把对世俗幸福的追求和家庭伦理结合在一起表达的,体现出家庭伦理观念是汉代人的深切关怀。如铭文中有大量表达“保二亲”“宜子孙”“宜兄弟”的语句,这表示,在汉代人心目中,对幸福的追求,不是仅仅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是关切家庭幸福,关切父母、兄弟、妻子、子孙的幸福。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相思镜铭文,如“长相思,毋相忘”这一类情感相思铭文在汉镜中甚多,多属夫妇、男女之间真挚情感的表达,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离别情况之多。
⑥还有表达道德追求和家国情怀的铭文,如“可以取诚”是个人立身的道德,“有君子之方,视父如帝,视母如王,爱其弟,敬其兄,忠信以为高”是家庭和社会伦理观念。这些都说明铜镜铭文也有道德警诫的功能,虽然这类铭文不多,但反映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汉代社会的深入影响。
(选自《汉镜铭文体现的价值观》,有删改;作者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古代的铜镜功能有限,但不同时期的铜镜也有着不同的作用,如比青铜器时代铜镜是礼器,但到后来就成为“照鉴察形”的工具。
B. 古代铜镜的铭文指铜镜上的文字,是制镜者表达对佩用铜镜的人的祝福、期盼等情感的文字,也有的表现了制镜者与佩用者的特殊关系,增加铜镜的使用价值的意义。
C. 汉代铜镜铭文是了解汉代文化的窗口,汉代铜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的神话记载反映了汉代铜镜铭文包含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元素。
D. 汉代铜镜上的铭文有表达道德追求和家国情怀的内容,涉及个人立身的道德、家庭和社会伦理观念,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铜镜上的铭文本是制镜者表达的一些吉祥话,无论是代表制镜者特殊愿望的铭文还是铜镜制作商业化后的铜镜铭文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
B. 汉代铜镜铭文中既有神话记载,也有人们对世俗幸福的追求、对道德的追求等,这使汉代铜镜铭文成为了解汉代社会流行观念的窗口。
C. 汉代铜镜的铭文体现了汉代人的价值观,对我们了解汉代社会的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是研究汉代文化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D. 汉代铜镜的铭文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比较突出的内容是对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对长寿、官爵和长乐等方面的追求上。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春秋战国时代的铜镜是用来佩戴和享用的,到了汉代铜镜的功能变得更广泛,能够反映制镜者与佩用者关系的特殊性。
B. 铜镜铭文表达的价值观念不一定是文化中最崇高的,而是属于社会一般流行的、各阶层都能够接受的观念,因为很多价值观念是不同阶层的人所共享的。
C. 汉代人的幸福观有着个性特点,不仅关注个人的幸福,而且关心家庭幸福,关切父母、兄弟、妻子、子孙的幸福等,这体现出汉代人对家庭伦理的深切关怀。
D. 相思镜上的铭文在汉代铜镜铭文中占的比例很大,大多属于夫妇、男女之间的真挚情感的表达,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离别情况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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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的文化自觉而且热爱,对他人的文化同情而且了解。
中国如何在世界范围发挥自己的文化影响力?
我们的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指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我们发展文化影响力,寻求的并非中国文化的单边统治,而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在一个多元的交响乐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声部,参与其中,共同解决世界难题,开创一种新的精神世界。
那么,中国要发展文化影响力,应该用什么来面对世界?如何面对世界?
我们可以在纽约时代广场放一部广告,也可以在海外搞一场很精彩的演出或展览,但这些是否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最核心东西?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西方对于中国,也往往赞扬中国的古代文化,甚少尊重当代文化。到了21世纪,情况已有所改变,中国正在产生一些新的“中国思想”,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同。比如,一些中国的青年学者,提出“冲突最小化是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引发热烈讨论。这些“中国思想”并不是凭空诞生,它们从中国文化的根底发芽,由中国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共同提倡,继而让全世界受益。
可见,中国文化要产生影响力,就要向世界贡献新的思想,能够同他人一起解决人类共同的难题。
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时,用英文写就《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在国外非常畅销,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阅读。为什么林语堂这么受欢迎?在我看来,这主要基于他对中国文化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把外国读者当朋友看待,以和平的心态、自由的精神和杰出的文字从容自若地娓娓道来。
但直到今天,为何还没出现一本能与以上两本书的影响力媲美的作品?我想主要还是态度不对:要么逢迎西方思想和外国读者;要么就是大国主义、与之“不来往”。
不同文化的交流,本质上是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并非以思想统一为目的、以覆盖或同化对方思想为手段。多种文化的共处,更要强调不同、差异、尊重别人的意见,因为“不同”更容易摩擦出新火花。
中国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的文化自觉而且热爱,对他人的文化同情而且了解,唯此,大家才能产生互动和共鸣。
1.对发挥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表述最恰当的一项是( )
A.发挥文化影响力,就要多在海外举办精彩的演出和展览,投放广告。
B.发挥文化影响力,就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这些内容。
C.发挥文化影响力,就要向世界贡献新的思想,能够同他人一起解决人类共同的难题。
D.发挥文化影响力,就要鼓励学者写出能够与《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的影响力相媲美的作品。
2.下列表述不能成为“中国文化面对世界根本态度”的依据的一项是( )
A.我们的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意思是指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
B.“中国思想”并不是凭空诞生,它们从中国文化的根底发芽,由中国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共同提倡,继而让全世界受益。
C.对中国文化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把外国读者当朋友看待,以和平的心态、自由的精神和杰出的文字从容自若地娓娓道来,是使文化交流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D.对自己的文化自觉而且热爱,对他人的文化同情而且了解。
3.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 )
A.在一个多元的交响乐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最重要的一个声部,参与其中,共同解决世界难题。
B.到了21世纪,中国正在产生一些新的、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中国思想”。
C.作者认为真正发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必须转变态度,摒弃“逢迎主义”和“大国主义”。
D.多种文化的共处,更要强调不同、差异、尊重别人的意见,因为只有存在“不同”才能摩擦出新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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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章,完成各题。
①若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取得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②一部理想的历史记录应该把文字和物品结合起来,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最能清楚地表现文字历史与非文字历史不对称的例子也许是库克船长的探险队与澳大利亚土著在植物学湾的第一次相遇。在英国方面,我们对这一特殊的日子有科学记载及船长日志为证,而在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有一面木制盾牌。如果我们想要重构那一天的真实情境,就需要像对待那些文字记录一样,深入而严谨地对这面盾牌进行研究和解读。
③除了双向误解之外,还有由胜利带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只有胜利者知道如何书写的时候。至于失败者,那些被征服或毁灭的社会,通常只能通过物品来讲述事件。当我们研究有文字的社会与无文字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时,需要参考的则不仅是文字,也应包括物品。
④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这些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⑤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
⑥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
⑦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所确知的事物有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既然,这些物品的制作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我们理应能够解密他们制造这些物品的用意及用途。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⑧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叙述历史时,文字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只有在人类发展后期文字才开始发挥作用。
B.一部理想的历史记录应当靠文字和物品的结合来记录,尤其是当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记录自己的历史时更是如此。
C.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地位的不平等使只凭文字叙述历史变得不客观公正,而物品可以消除这种有意无意的扭曲。
D.相对于人类熟知的通过文字解读历史的方式,借助物品时还必须加入诗意的想象才更能理解它们传达的内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前三段分别从文字叙述历史的局限性、历史事件双方的文字不对等、战争双方的记录文字不对等方面论述研究历史时所用方法的必然性。
B.文章的第④段是个过渡段,指出人们对通过文献解读历史的方式很熟悉也很擅长,而要通过物品解读历史却有一定难度,因为这要借助想象。
C.文章的后四段反复强调想象在借助物品解读历史时的巨大作用,由“唯一途径”“关键”“全新的认知方式”等词句可以看出作者思维的轨迹。
D.整篇文章论述的是“通过文物看历史”时必备的认知能力——想象力的问题,以前后对比组织结构,以大量史实支撑观点,极有说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物品和文字对历史记录同等重要,离开两者中任何一个去还原历史都意味着失真和变形,由此可知现在所见相当多的历史记录都是不准确、不真实的。
B.除了借助想象去构建物品承载的历史,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去了解一些文化,而这种想象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
C.乾隆研究他喜欢的一枚玉璧,推测其用途并作诗纪念这一过程,方法值得肯定。这一事例可以作为“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的证明。
D.诗意地重建历史依靠的是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建立的基础是物品制造者和研究者同样是人类,而诗意的想象有时可以成为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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