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当然,《太玄经》注文中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延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称: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载耒耜措之,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
《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符”“门神”等。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道教的桃符也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但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感恩。上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作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祈福。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摘编自詹石窗《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由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差》注文中的“春节”一词,不是我们今天农历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节气“立春”。
B. 从《吕氏春秋·孟春纪》记载的春节礼俗内容来看,上古时代高度重视农耕活动。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C. 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天地水信仰”的“三官信仰”,随着桃符、爆竹的流行,在民间扎下了根。
D. 天子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其根本原因在于生存需要。因为天地生养万物,而万物则是人类的衣食父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列举《孟春纪》中天子举行“迎春”祭典,诏命史官保管文献经籍、制定历法,举行“籍田”典礼等活动,论证了先秦以前对农耕的重视。
B. 第三段指出“爆竹”一词最初见于《神异经》,而该书旧题为被道教列入仙谱的东方朔撰,意在证明从汉代始,岁旦节庆逐渐具有道教色彩。
C. 文章大量引用史料进行分析论证,如通过对天子“郊祭”这一现象的分析,指出春节礼俗蕴含着“感恩”的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D. 文章重点从“春节礼俗的变迁以及这一礼俗所蕴含的深邃的文化精神”两个方面对“春节”这一节日进行了阐释,论据充分,脉络分明。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古人之所以重视“立春”这个节气,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B.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自秦汉以来,“岁旦”之日的礼仪内容不断丰富,而古老的“籍田”仪式则逐渐消亡。
C. 春节礼俗所蕴含的“感恩、反省”等文化精神不仅在上古时代具有重要作用,在今天依然发挥着相同的作用。
D. 在如何看待春节礼俗这一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一礼俗所蕴含的深邃的文化精神却是客观存在的。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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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当然,《太玄经》注文中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延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称: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载耒耜措之,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
《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符”“门神”等。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道教的桃符也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但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感恩。上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作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祈福。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摘编自詹石窗《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由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差》注文中的“春节”一词,不是我们今天农历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节气“立春”。
B. 从《吕氏春秋·孟春纪》记载的春节礼俗内容来看,上古时代高度重视农耕活动。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C. 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天地水信仰”的“三官信仰”,随着桃符、爆竹的流行,在民间扎下了根。
D. 天子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其根本原因在于生存需要。因为天地生养万物,而万物则是人类的衣食父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列举《孟春纪》中天子举行“迎春”祭典,诏命史官保管文献经籍、制定历法,举行“籍田”典礼等活动,论证了先秦以前对农耕的重视。
B. 第三段指出“爆竹”一词最初见于《神异经》,而该书旧题为被道教列入仙谱的东方朔撰,意在证明从汉代始,岁旦节庆逐渐具有道教色彩。
C. 文章大量引用史料进行分析论证,如通过对天子“郊祭”这一现象的分析,指出春节礼俗蕴含着“感恩”的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D. 文章重点从“春节礼俗的变迁以及这一礼俗所蕴含的深邃的文化精神”两个方面对“春节”这一节日进行了阐释,论据充分,脉络分明。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古人之所以重视“立春”这个节气,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B.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自秦汉以来,“岁旦”之日的礼仪内容不断丰富,而古老的“籍田”仪式则逐渐消亡。
C. 春节礼俗所蕴含的“感恩、反省”等文化精神不仅在上古时代具有重要作用,在今天依然发挥着相同的作用。
D. 在如何看待春节礼俗这一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一礼俗所蕴含的深邃的文化精神却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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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卷一之《差》的注文中。当然,《太玄经》注文中所谓“春节”还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个节气。由于这个节气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古人对其特别重视,而后逐渐延展开来,形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春节的礼俗,无论是经典文献,还是地方志书,都有大量记载。如《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称:“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载耒耜措之,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
《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情况,反映了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古老的“籍田”仪式逐渐茨化,而“岁旦”之日的礼仪则不断増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符”“门神”等。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道教的桃符也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但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感恩。上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作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祈福。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摘编自詹石窗《春节礼俗及其文化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晋代范望所注《太玄经·差》中提到的“春节”一词,不是我们今天农历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一,而是节气“立春”。
B.从《吕氏春秋·孟春纪》记载的春节礼俗内容来看,上古时代高度重视农耕活动。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C.天子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其根本原因在于生存需要。因为天地生养万物而万物则是人类的衣食父母。
D.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天地水信仰”的“三官信仰”,随着桃符、爆竹的流行,在民间扎下了根。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重点从“春节礼俗的变迁以及这一礼俗所蕴含的深邃的文化精神”两个方面对“春节”这一节日进行了阐释,论据充分,脉络分明。
B.列举《孟春纪》中天子举行“迎春”祭典,诏命史官保管文献经籍、制定历法,举行“籍田”典礼等活动,论证了先秦以前对农耕的重视。
C.第三段指出“爆竹”一词最初见于《神异经》,而该书旧题为被道教列入仙谱的东方朔撰,意在证明从汉代始,岁旦节庆逐渐具有道教色彩。
D.文章大量引用史料进行分析论证,如通过对天子“郊祭”这一现象的分析,指出春节礼俗蕴含着“感恩”的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古人之所以重视“立春”这个节气,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B.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自秦汉以来,“岁旦”之日的礼仪内容不断丰富,而古老的“籍国”仪式则逐渐消亡。
C.在如何看待春节礼俗这一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一礼俗所蕴含的深邃的文化精神却是客观存在的。
D.春节礼俗所蕴含的“感恩、反省”等文化精神不仅在上古时代具有重要作用,在今天依然发挥着相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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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小题。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汉代崔瑗的“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的“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证明我国书法理论诞生很早,不会晚于汉代。
B. “眼中自然”的理论虽然在自然内涵的拓展上没有很大进展,但影响了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并且被进一步细化了。
C. 汉代的书论家已经普遍具备了“观物取象”的意识,比如,他们注重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
D. 用“眼中自然”的理论理解书法,但毕竟有局限,因为它只能描述字的点画外形,很难描述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构建“胸中自然”的理论,目的是破解“眼中自然”的尴尬,也反映了书法理论从强调书法的“形”到强调“态”的转变。
B. “胸中自然”强调书法的“态”,包含了从点画本身的姿态以及从点画到整字再到整篇所孕育的生命跃动,内涵更加丰富。
C.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书法理论家们逐渐意识到了“胸中自然”所反映的生命意识,将它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则是在宋代以后。
D. 孙过庭《书谱》认为,书法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和体悟,而不仅仅是视觉感官上具有相似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时就出现了“自然”地观念,不同时段和不同理论家都在丰富着这一观念,最终达到“自然而然”的最高境界。
B. 梁武帝对书法的评论不仅包含点画本身的形态,还有从点画到整字再到整篇所孕育的生命跃动,因而能直接唤起人们的审美联想。
C. 苏轼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表明在尚意思潮影响下,他的书法只有心性的自然流露,而全不在乎点画形状了。
D. 历代书家对书法的认识由注重点画样式,到注重生命意象和审美境界,再到注重心性表达,最后终于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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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沦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摘编自骆玉明、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
1.下列关于“楚辞”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楚辞”这一名称至迟在汉代前期已经出现。它本是泛指楚地的歌辞,如孔子游楚时听到的当地小孩所唱的《孺子歌》。
B. “楚辞”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后来专指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不使用四言句。
C.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而汉代人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D. “楚辞”是一种诗体,而《楚辞》是屈原、宋玉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集,由西汉末年的刘向辑录。
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楚辞》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其中的作品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B. 楚辞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但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它需要用类似古希腊史诗“吟唱”的特别声调来诵读。
C. 楚辞虽然脱胎于楚地歌谣,但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它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D. 楚地盛行的巫教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屈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文化氛围中,所以他创作的作品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 为了与汉赋区别,我们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而汉人因为楚辞“不歌而诵”,称它为赋,这也并不为过。
B. 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但不应属于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楚辞”。
C. 从楚辞中可以看出《诗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也可以看到战国时代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使《楚辞》与《诗经》朴质的体式有所不同。
D. 楚辞的形成有多种因素,除受巫教等楚文化外,同时还受到不同文学体式以及形成时代的影响,但不会受个别诗人创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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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明史,是靠有形文明遗存和无形文明遗存传承下来的。史前的人类文明遗 存,主要见于旷野的岩画和居住的遗址。从这些最早的文明遗存中,我们看到,史前人 类最早的文明活动中,彩绘文化居然是一个主要内容。根据史前彩绘文化的推断,在新 石器时代就应当有研磨颜料的研磨器了。最早使用研磨器,主要用于人体彩绘(如印第 安人等土著民族至今沿用)、绘制彩陶和岩壁画等。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器是取自然石头 所为。现今考古发掘中能见到的最早的研磨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我国许多文化遗址 都出土过这类用途的研磨器。汉代的桓谭在《新论》一书中称:“伏羲之制杵舂,万民 以济。”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所处时代约为新 石器时代。民间传说、典籍记栽与考古发掘互为印证。
研磨颜料的研磨器,以其特有的功能被先民传承,并发展为后世的砚台。时至今曰, 砚台还在亚洲广大地区使用,成为史前创造的唯一被人类继承、沿用至今的文明工具。
研磨器的形制,取决于研磨对象即颜料的性状。史前颜料基本是赤铁矿、朱妙'、软 锰矿(二氧化锰)等自然存在的矿物质,这些颜料矿一般是较软的颗粒或粉末状。除了 天然矿物颜料外,植物性的木炭也可以作为黑色的颜料。
史前研磨器的共同特点,均是以自然石为底,上附圆形研石或柱形研棒。
史前研磨器的材质品类较多,有所、石、石灰石、砂石、青石、玉石等等。古人的工具 也是一专多能,许多研磨器上的划痕当为磨制其他工具所为,如磨制箭镞、骨针、蚌刀等 等。从研磨器的形状、大小来看,其使用功能是有区别的。形体大的应为粗加工用器,形 体小的应为细加工用器,有些器形小不盈掌,或者兼有“笔舔”、“调色盘”类功能。
研磨器的历史跨度约4000年,换句话说,约4000年间,研磨器的发展变化不大。尽 管夏、商、周这前三代,我国有记栽的古代文明史已开始,不属于史前时代,但是就研磨 器来说,这个时期的研磨器还是基本延续史前研磨器的样式。因为这个时期使用的矿物颜 料和炭墨的状况没有多大变化,那么研磨器的it型和功能也就相应地延续了这三代。
夏、商、周时期研磨器的典籍资料和物质遗存资料都较少。首先是国家各级文物机 构发掘出土的此类器物很少,同时从典籍上看,资料同样稀少。民国时期中国地质事业 著名的创始人之一章鸿钊在《石雅》中认为:“砚字不见于经,意三代时尚未用砚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五中记载:“……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古朴,云平 生时物也。”说的是孔子家藏旧砚,但未见实物,所以不知其形制。清代黄钦阿《端溪 砚史汇参》按曰:“上古三代之砚,仅见于此。此时未有笔墨纸,以漆贮玉石中,竹梃 点之。于简版上,作蝌蚪书。”可见这一时期的研磨器在史书的记栽和存在实物中都是 很珍罕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3日)
1.下列关于“研磨器”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人类最早使用的研磨颜料的研磨器,主要用于人体彩绘、绘制彩色陶器以及岩画、 壁画等彩绘文化。
B.我国许多史前文化遗址中都出十过研磨颜料的研磨器,由此可见,这类用途的研 麽器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
C.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器都是州自然石头做成的,都是以天然心为底,上面附有圆形 的研石或者是柱形的研棒。
D.后世使ffl的砚台是由史前发明的研磨器发展而来的,并且是时至今日仍在亚洲广 大地区使用的人类文明工異。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汉代枳谭《新论》一书有这样的记载:“伏羲之制杵舂,万民以济。”这处记载也 许可印证研磨器是出现在新石器时代。
B.史前所用的颜料主耍是较柔软的颗粒或粉末状的赤铁矿、朱砂、软锰矿等天然矿 物质,而黑色颜料则是植物性的木炭。
C.史前研磨器都为石质,但制作研磨器的石质材料又各冇不同。研磨器的功能不仅用于研磨颜料,也可能用于磨制工具。
D.研磨器的形状、人小与使用功能有关。大的可能用于粗加工,小的可能用于细加 工,更小的或可兼作“笔舔”和“调色盘”。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人类文明史的传承,椹的是有形文明遗存和无形文明遗存。作为史前人类文明遗 存的岩画和居往遗址应是有形文明遗存。
B.复、商、周三代使用的彩绘颜料的状况没有多人变化,闪此这一时期的研磨器还 是基本延续史前研磨器的造型和功能。
C.中国地质事业著名的创始人之一的章鸿钊在《石雅》中说“砚字不见于经”,由 此可见复、商、周三代还没有使用砚台。
D.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孔子家藏冇旧砚,但由于那个时期没有笔墨纸, 因此这个砚可能不是用来研磨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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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下面一段文字的内容,按要求介绍“木棉花”。
木棉又名红棉、攀枝花。中国关于木棉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西汉时,南越王赵佗向汉帝进贡烽火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至夜光景欲燃”,据说烽火树就是木棉树。
木棉通常3、4月份开花,木棉花较大,色彩橙红,极为美丽,可供欣赏。
广东人常以木棉花的花序或纤维作棉絮,做棉衣、棉被、枕垫;木棉花还可以做药,每逢春末采集,晒干,经拣除杂质和清理洁净后,用水煎服,可清热去湿;木棉的材质轻软,可供蒸笼、包装箱之用。广东人对木棉有着特殊的情感,就是因为它一直造福岭南。
木棉是木棉科落叶大乔木,属于速生、强阳性树种,树形有阳刚之美,树高可达25米,树冠常高出周围的树群,以争取阳光雨露,因为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木棉被人誉为英雄树、英雄花。
木棉花是广州市和高雄市的市花,阿根廷的国花。
假如你以导游的身份带第一次到岭南的游客在广州旅游,在花朵盛开的木棉树旁经过,你会怎样向他们介绍木棉?(不超过8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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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禁书与文字狱
王彬
禁书一词,最早见于宋人苏辙的《乞载损待高丽事件札子》,里面写道:“即不许买禁物、禁书及诸毒药。”什么样的书籍定性为禁书,苏辙没有解释。但禁书作为围剿文化的官方行为,却至晚可以上溯到始皇帝时代。书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禁止其刊印、流布、阅读,当然只有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才能实现,
秦始皇推行禁书的全过程,后世概括为“焚书坑儒”。“焚书”即“禁书”,“坑儒”便是“笔祸”或回“文字狱”。李斯深谙秦王朝政治专制与思想专制之道,制定的禁毁六国史籍的细则,甚为刻毒。李斯将图书分为三类,《诗》、《书》、百家语之类虽不许民间收藏,但可允许博士之官保留;对医药卜筮种植之作,则不禁不毁。太子扶苏劝谏始皇:“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结果被遣至上郡蒙恬那儿监军戍边,后被秦二世赐令自杀。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焚书坑儒的野蛮行经,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合时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却是一种极端的镇压人民的政治思想……政治学派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残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李斯算是取得了胜利。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不能消灭学派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始皇的教训,使后来者有所惊醒,终至元明,没有再出像焚书坑儒那样规模的禁书运动。
两汉四百余年,禁书次数寥寥,大都发生于乱世。王莽篡政后禁谶纬,董卓禁民谣,意在告诚百娃,当权者是不容触动的,即使诅咒也是犯法。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前秦禁老庄之书,北魏禁佛禁道,隋文帝禁民间撰集国史,皆出于治政需要。唐代,“诸造妖书妖言者”因危及当朝政权,是要被判绞刑的,但唐代禁书是以《唐律》的有关规定行事的,这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宋朝的禁书事件,大多发端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闻的斗争,新党、旧党的头面人物都为此吃过官司,但宋朝的文字狱没有杀头之痛。元代禁书除学步赵宋,还大肆查禁民间宗教典籍和那些有“反叛”色彩的话本、戏剧。明太祖朱元璋推行文化专制,对言论犯忌者格杀勿论。据说,他在一寺院看到一首咏布袋和尚的诗,疑心是指斥自己,竟“尽诛寺僧”。有人认为,他这样做基于自卑与愚昧,其实,这位乞丐皇帝残忍的后面隐藏着一种“精明”。明成祖搞文字狱,其残暴程度逼似赢政“坑儒”。在明代的禁书单上,既有程朱理学之书,也有李贽的著作和《水浒传》等。
清初,为扫荡“反清复明”的思想与举动,统治者一方面施用武力镇压,一方面凶残地制造文字狱。此风一开便不可收,清以前历代统治者的种种手段都被继承和发扬。有个数据值得注意:较大的文字狱,顺治在位17年,发生7次:康熙在位61年,12次:雍正在位17年.17次:乾隆在位60年,130余。
读史可知:禁书以及由之引发的“文字狱”,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悉为统治者政治目的服务的一种重要手段。
(选自王彬《禁书·文字狱》,有删改)
1.下列对“禁书”相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中国历史上的禁书,是指那些统治者担心会危及其统治而采用国家行政手段禁止刊印、流布、阅读的书籍。
B.禁书往往引发文字狱,从现有史料看,秦始皇是始作俑者,禁书和文字狱是统治者为巩固政治地位的手段。
C.禁书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一种文化专制统治,它产生于社会动荡不安的乱世,伴随而来的必是镇压与杀戮。
D.宋代的禁书事件,主要是针对那些参与党派之争的士大夫,元代不但步宋代后尘,而且查禁范围更为广泛。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李斯推行的“焚书坑儒”运动,也是一场政治学派的斗争,并最终以儒家荀子学派战胜儒家孟子学派而告终。
B.太子扶苏应是儒家学派的拥戴者,他反对法绳诵法孔子学说的儒生,因此被遣送到边塞戍边,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C.作者认为,朱元璋“尽诸寺憎”的举动,虽然残忍,但并非出于“自卑与愚昧”,而是一种出于巩固其统治的“精明”。
D.清王朝即使处于康熙、雍正、乾隆等盛世,禁书与文字狱之风并没有因此而式微,相反,却呈愈演愈烈之势。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秦王朝之所以要焚毁《诗》、《书》、百家语之类书籍,是秦始皇担心此类书籍所传播的思想会危及其统治。
B.历朝禁书范围大都集中在思想论著、宗教典籍、史学文献等,而医药卜筮种植及文艺等书籍则不禁不毁。
C.纵观中国历朝历代,清朝是除秦朝之外,“焚书坑儒”最为严重的一个朝代,而且持续次数更甚于秦朝。
D.文化大革命时期焚禁“封资修”书籍的群众性运动,本质上也是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的一种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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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兴和程式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表现手法。
比兴方法最早见于《诗经》。如果文艺作品描摹的对象是“物”,但真正表达的内容却是人,即以物喻人、缘物寄情,这就是比兴。在中国传统山水画、花鸟画中,比兴手法被巧妙地用来表现自然中人的情感寄寓。在中国绘画史上,山水画、花鸟画的数量和质量都占有绝对优势,这恰恰反映了画家借山水花鸟咏志抒情的倾向,也反映了比兴手法的作用和地位。
中国传统山水画、花鸟画与西方风景画、静物画有很大区别,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前者使用了比兴手法,而后者则无比兴。西方画家笔下的田园风光是一种写实,画一些人物也是为了反映田园生活;中国画家则借山水表达志趣。至于花鸟画与静物画更是相差甚远。西方静物画多是描绘生活用品、水果、动物标本、瓶花等,较少有活的动物,基本上还是写实、摹真。而中国的花鸟画则完全不同。首先,花鸟画描绘的是活的动植物;其次,是选择具有某些典型特征的花鸟进行比兴。如北宋宫廷花鸟画多选择华贵富丽的牡丹、芙蓉等,民间花鸟画则多带有吉祥的含义。由于自然界中花鸟种类繁多又各具特色,非常适合用于比兴,因此中国传统绘画中以花鸟居多,远远超过了山水画和人物画。
中国古代文人画家喜爱的是梅兰竹菊“四君子”,它们分明是画家本身思想和人格的化身。古代文人画“四君子”常用一个“写”字,如写梅、写竹、写兰、写菊,宗旨在于言志抒怀。可以说,中国古代画家利用了比兴这种中国特有的手法,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地,其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远远超出了山水花鸟的自然形象本身。
中国传统绘画讲求高度概括,于是形成了程式这一表现手法。画家根据对形式美规律的掌握和运用,通过对生活长期的提炼和积淀,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表现技法,用以描绘同一类或相似的事物,这就是绘画的程式。中国传统绘画对程式的运用远远超出西方绘画,这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重要特征。如线条的运用、画面的布局、色彩的配置,都有一定的程式;人物画的各种描法、山水画的各种皴法、花鸟画的各种勾法点法,都有严格的规范,而且这些程式、规范也在不断发展、丰富着。
程式化使得艺术语言更加概括。画家在写梅兰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无女不成梅”和“凤眼”,画竹叶则采用了“介”字和“个”字形。程式化也十分适合于“写意”而达到“神似”。例如画树,要求“松皮如鳞”、“柏皮缠身”;树叶则有梅花点、胡椒点等。掌握了这些程式,在画树时就不必完全依它的实际枝叶形状去刻画,而是选用某种适宜的方法概括表现出来即可。这种程式的运用,当然不是为了摹真,但可达到“似与不似之间”。
程式化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创造,它增强了中国画的形式感和民族性。程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用程式概括并充分表达内容,又以内容来丰富和发展程式,使二者达到高度统一。可以说,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创造了程式,而程式的运用又恰当地表达了写意。
(节选自颜锋《中国绘画传统与人文精神初探》有删改)
1.关于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画的比较,下列说法错误的一项是
A.中国传统山水画、花鸟画与西方风景画、静物画有很大区别的原因就是后者没有运用比兴手法。
B.中国传统山水画里的山水是画家咏志抒情的载体,西方风景画里的田园风光则是画家的一种写实。
C.中国花鸟画描绘的是活的动植物;西方静物画描绘的则是生活用品、水果等静物,较少有活的动物。
D.中国传统绘画讲求高度概括,绘画里常常出现程式化的表现手法,这种运用远远超出了西方绘画。
2.下列对“绘画的程式”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绘画的程式是中国传统画家在描绘不同类事物时采用的一套相对稳定的表现技法,它体现了画家对形式美规律的掌握和运用。
B.从线条的运用、画面的布局、色彩的配置等到各种描法、皴法、勾法点法等,中国传统绘画都有一套严格的不能突破的规范和程式。
C.掌握了画树的程式,中国传统画家在画树时就不必依树的实际枝叶的形状去刻画,因为中国画运用某种程式,目的不是为了摹真。
D.程式化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创造,可以说,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创造了程式,而传统画在运用程式的同时又恰当地表达了写意。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比兴方法最早见于《诗经》,其目的在于以物喻人、缘物寄情。在中国传统山水画、花鸟画中,它被巧妙地用来表现自然中人的情感寄寓。
B.中国传统绘画中,山水画、花鸟画的数量占绝对优势,花鸟画的数量又远超山水画,原因是自然界中花鸟种类多又各具特色,适合运用比兴。
C.“无女不成梅”“凤眼”和“介”字“个”字形等程式化画法,使得梅兰竹菊“四君子”特征鲜明,所以古代画“四君子”不叫“画”而叫“写”。
D.程式化增强了中国画的形式感和民族性,但程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既要用程式概括并充分表达内容,又要以内容来丰富和发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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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伦理与和谐社会
①在中国,“伦”、“理”二字早在《尚书》《诗经》《易经》等经典中已分别出现。“伦理”二字的合用,最早见于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大约西汉初年,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伦理”一词,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所谓“敬畏伦理”,是指人类在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的对象时所遵循的警示、规约自身言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敬”体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它促使人们“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畏”显示的是一种警示的界限和自省的智慧,它告诫人类应“厚德载物”,有所不为。
②某种意义上说,“伦理”内在地包蕴着“畏惧”的内涵,敬畏伦理是在人类特有的敬畏感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敬畏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自发情感,即是说它不是单纯依附在人与动物身上的自发的畏惧或恐惧的感觉,而是在社会中培养的人性情感。它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产物,是一切善恶观念的基础。敬畏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生成性过程之中。敬畏感不是愚昧、猥琐的代名词,而是人类拥有伦理智慧的象征。没有敬畏感的时代是野蛮的时代,没有敬畏伦理规范的社会是无序的社会。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不可抗拒性,使得人类有足够的理由去敬畏它,而不是去冒犯和亵渎它。对必然性的认识、敬重与遵循,有利于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和谐。
③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是人性使然,这种追求使得人类必须对自身的言行进行约束和规范。康德对“头上的灿烂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中国哲人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对“慎独”“敬其在己者”的崇尚,都凸显了敬畏伦理为人类自身立法的恢弘气象。对神圣事物或力量的敬畏,不仅是人类的伦理义务和责任,而且是人类自身生命情感的内在诉求。
④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敬畏伦理警示着人们的思想,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是人类培养理想人格、安身立命的根本,从而对自然的合理演化、社会的有序发展、人类的文明进化起着积极的作用。东西方贤哲们大多都表达过他们的“敬畏”之情。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其首畏是“畏天命”,即对不可抗拒之必然性的敬畏;老子则表现出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海德格尔认为:“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正是出于敬畏之心、出于人性中蕴涵的与宇宙万物共生共荣的内在诉求,人们才崇奉被称为敬畏伦理的道德规范,并将拥有这种道德品格的人称为君子、圣贤。
⑤当今时代,随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水平愈来愈高,改造世界的能力愈来愈强,一些人的敬畏感却愈来愈淡漠,敬畏伦理所具有的神圣性、警示性和规范性也在逐渐弱化。这种趋势的存在,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但也相应地滋生、助长了人类病态的痴狂,增添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⑥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公民的人格完善,而公民的人格完善取决于仁爱之心的培育、社会责任感的加强、道德境界的提升和对必然性律令的敬畏。人类应该有所敬畏。对敬畏感的褒扬,并不意味着宣传愚昧与迷信、抹杀人的主体能动性,而是主张对人的主体性加以适度限制,即对人的狂妄浅薄、妄自尊大、不自量力等予以合理规约。这种限制和规约,使人类不至于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进而才得以拥有自己的自然和精神家园,这有助于人类心灵的净化、人格的完善,特别是在人的主体性已得到极大张扬的今天,尤为必要。
1.根据文意,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敬畏伦理”是人类用以规约自身言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人们在它的约束下有所为或有所不为。
B.敬畏伦理是在人类敬畏感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自然、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
C.敬畏感始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它不是愚昧、猥琐的代名词,而是人类拥有伦理智慧的象征。
D.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是人性使然,这种追求使得人类必须对自身的言行进行约束和规范。
2.下列关于人类要有“敬畏伦理”的原因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敬畏伦理警示着人们的思想,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是人类培养理想人格、安身立命的根本。
B.当今时代,一些人的敬畏感愈来愈淡漠,敬畏伦理所具有的神圣性、警示性和规范性逐渐弱化,这增添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C.敬畏伦理不仅是人类的伦理义务和责任,也是人类自身生命情感的内在诉求。
D.对敬畏感的褒扬,并不意味着宣传愚昧与迷信、抹杀人的主体能动性,而是主张对人的主体性加以适度限制。
3.本文第二段和第五段都谈到了“敬畏感”的问题,它们的角度一样吗?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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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关于“隐”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易》。其中《遁》卦“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直接描述了贤者为远避小人而退藏隐居的状态。可见,中国隐逸文化兴起的根源正在于人自保的本能,既然无法战胜又不愿合污,那就只好退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周遭环境消极的妥协,但在这种妥协中,隐居者却常常意外地获得宣扬个人主张,实现自我价值,甚至赢得权力青睐的新渠道。以至到了《诗经》,《小雅·鹤鸣》已经从上层视角,为隐居之人定下了如“野鸣之鹤”的身份,让隐士成为一种受到官方认可的,高尚、贤能、隐藏锋芒的象征。而《卫风·考槃》和《陈风·街门》两作,则更让贤人退隐所代表的逍遥和清高意象深入人心,转化为口耳相传的事迹。。
中国历史前进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制度演进所带来的,更加紧密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则使全身而退的躲藏变得愈发困难。这样的窘况,让求隐不能的魏晋士人不得不转而寻求精神上的逃避,“隐”这一行为,便从“存在消弭”的基本概念中,产生了名为“逸”的分支,延伸出“精神自由”的新倾向。
政权更选频繁,社会动荡不定,魏晋六朝三百余年间近乎惨烈的政治斗争与战祸征伐,使作为社会上游存在的贵族和士人阶层深陷社会地位与权力流动的洪流。他们眼见财富和地位不再与生俱来却无能为力,终日周旋于身份认知与生存状况的巨大落差中不得解脱,还要时时殚精竭虑,唯恐稍有疏忽而招致祸端。正如《晋书》所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朝不保夕的强烈危机感加上囿于现实无处可逃的苦闷,几乎使这三百年间的每一个人都患上了名为“末日迷狂”的集体癔症。后人提起魏晋风流,无不带着艳羡的语气,言必提“‘六朝’卖菜佣都有烟水色”,殊不知这风雅至极的“烟水色”背后,是多少徒劳无功的苦闷和刻意为之的伪装。
就在这人人自危,连对坐争辩都得规避俗事、政事以避祸的“清谈时代”,玄学家何晏带着一剂名为“五石散”的方药华丽登场,由此开启了六朝名士依靠药物自我麻痹和逃避现实的新风尚,中国隐逸史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风潮就此发端。
通过服用五石散,魏晋六朝名士展露出种种超乎常理的迷狂状态和极度亢奋的行为:扪虱而谈者有之,路穷而泣者有之,仗剑劈蝇者有之,石发燥热当街裸身奔袭者更有之。所幸彼时人多淳朴,且敬神。面对如此诡异行迹,非但不以为失常,反倒因其敢于不拘礼教而受到尊重,倘若此人再有些才华异禀处,那便成了天纵奇才,甚至神仙托世,从此得以跳出世俗伦理,即使偶有不慎也能蒙混过关。端的是既能娱己,又能避祸,更有甚者还能获传美谈以垂史。种种好处如此,那发散不慎将会导致可怕结果反倒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无怪此后五六百年时光中,名流逸士皆为此物颠倒,不惜中毒身死而争相服用。所谓“真名士,自风流”,能够将惨淡人事暂抛脑后,而在迷离恍然的通神境界中无所拘束,这样的奇伟功效,试问又有谁能拒绝得了?
在五石散的作用下,魏晋风度成就了一派人人风流自赏、追慕仙姿的奇幻风骨。服散后皮肤敏感,不得不着宽袍大袖被誉为“谪仙气”;药力发散后面色红润、大汗淋漓被称为“烟水色”;连石发导致的精神迷乱和极端亢奋都被赞为“真性情”。不知不觉间,五石散已经成为精致、敏感和脱俗的象征,甚至构成了一个被无数人仰望和效仿的隐形阶层,以至连《太平广记》中都记载着某人当街宛转称热,只为假装自己也加入了那个能够服用五石散的、高贵优雅而敏锐的上游世界的故事。
如果说五石散是一场烟云水色的绮丽幻梦,那由它所带来的种种实际发生的行为和潮流便是中国士人心目中“隐逸之姿”的具象。服散后燥热难耐,必得靠疾走出汗才能抒发,却恰恰暗合传统“隐”观中“遁走避世”的思想,于是当街“疾走”演变成在风景优美僻静处“行吟”的风尚,自在至极,风雅至极,甚至还与西方哲人柏拉图所提的“诗兴狂迷”不谋而合,不经意间成就了了东西方文化最早的契合。
(节选自《心灵的逃亡:中国隐逸文化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周易》中的《遁》卦直接描述了当时的贤者退隐的情况,“隐”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古书中。
B. 既然无法战胜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那最好的选择就是退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可见,中国隐逸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人自保的本能。
C. 《诗经》的《小雅·鹤鸣》、《卫风·考槃》和《陈风·衡门》说明“隐”已经成为公开的并深入人心,转化为人人口耳相传的事迹。
D. 魏晋南北朝时的社会现实让求隐不能的魏晋士人只好转面寻求精神上的逃避,追求精神自由,从而产生了名为“逸”的分支。
2.下列关于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总体上是以时间为序,论述了中国隐逸文化的起源及其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复杂表现。
B. 文章第一段引述《周易》《诗经》等经典,论述了中国隐逸文化的起源,增强了论证的力量。
C. 在论述魏音南北朝时期的隐逸文化时,作者着意强调了当时社会背景对士人的重要影响。
D. 文章重点论述了魏晋六朝名士服用五石散后的种种表现、效果、影响等,典型例证使读者对当时的隐逸文化有了感性认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玄学家何晏发明的“五石散”为六朝名上以及后世的隐士们提供了自我麻醉的良药,使他们摆脱了痛苦,获得了自由和赞誉。
B. 《太平广记》中记载的某人当街宛转称热,只为假装加入了那个服用五石散、高贵优雅而敏锐的上游世界的故事,说明了魏晋风度的影响力十分深远。
C. 魏晋六朝名士服用五石散后表现出的种种超乎常理的迷狂状态和极度亢奋的行为,其实是内心极度苦闷、自我麻痹和逃避现实的真情表现。
D. 中国传统“隐”观中的“遁走避世”思想与西方哲人柏拉图所提的“诗兴狂迷”不谋而合,表明中西文化很早就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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