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1.下列对“家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家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种中国式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的关系密不可分。
B. 钱穆先生认为,家学是家教的内容之一,是一个家族希望后世子孙能具备经籍文史学业的修养。
C. 家学的形成有一些途径,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
D.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能为子弟们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这也是家学的一个优势。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先秦时期,朝廷垄断了文化,有“学在官府”之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早期家学形成的源头。
B. 两汉时期的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没有从内容和规模上有所突破,这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不够宽松有关。
C. 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官,也使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发展。
D. 宋代三苏、明代三袁等佳话不胜枚举,体现了家学的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带来的学业与门庭相因相成的结果,促使当时“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
B. 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还得益于同辈之间切磋探讨这一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
C. 王廙绘制《孔子十弟子图》来激励王羲之,表明家学中不仅重视传授学识技艺,也重视道德品行的培养。
D. 钱学森晚年提出“钱学森之问”或许与他四岁开始就受家学影响有关,这表明家学传承的结果优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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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1.下列对“家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家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种中国式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的关系密不可分。
B. 钱穆先生认为,家学是家教的内容之一,是一个家族希望后世子孙能具备经籍文史学业的修养。
C. 家学的形成有一些途径,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
D.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能为子弟们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这也是家学的一个优势。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先秦时期,朝廷垄断了文化,有“学在官府”之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早期家学形成的源头。
B. 两汉时期的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没有从内容和规模上有所突破,这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不够宽松有关。
C. 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官,也使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发展。
D. 宋代三苏、明代三袁等佳话不胜枚举,体现了家学的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带来的学业与门庭相因相成的结果,促使当时“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
B. 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还得益于同辈之间切磋探讨这一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
C. 王廙绘制《孔子十弟子图》来激励王羲之,表明家学中不仅重视传授学识技艺,也重视道德品行的培养。
D. 钱学森晚年提出“钱学森之问”或许与他四岁开始就受家学影响有关,这表明家学传承的结果优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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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1.下列对“家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家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种中国式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的关系密不可分。
B. 钱穆先生认为,家学是家教的内容之一,是一个家族希望后世子孙能具备经籍文史学业的修养。
C. 家学的形成有一些途径,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
D.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能为子弟们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这也是家学的一个优势。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先秦时期,朝廷垄断了文化,有“学在官府”之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早期家学形成的源头。
B. 两汉时期的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没有从内容和规模上有所突破,这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不够宽松有关。
C. 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官,也使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发展。
D. 宋代三苏、明代三袁等佳话不胜枚举,体现了家学的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带来的学业与门庭相因相成的结果,促使当时“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
B. 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还得益于同辈之间切磋探讨这一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
C. 王廙绘制《孔子十弟子图》来激励王羲之,表明家学中不仅重视传授学识技艺,也重视道德品行的培养。
D. 钱学森晚年提出“钱学森之问”或许与他四岁开始就受家学影响有关,这表明家学传承的结果优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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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他让世界发现“理性中国”
王 俊
李约瑟,一个“中西结合”的名字,一位对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研究孜孜不倦的英国大学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他已经辞世那么多年,但他和他主持编著的皇皇巨著——剑桥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依然在人们心目中闪着熠熠光辉。
1937年夏日的一天,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尼达姆在自己的胚胎学研究之余,和跟随自己妻子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闲谈。尼达姆异想天开地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如此落后?”没想到,这个话题激起了鲁桂珍的强烈反应:“什么科学落后,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中国古代科技比你们了解的要伟大得多!”
这位在晚年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中国女子如此咄咄逼人的回答,让他颇感意外,并萌生了对中国文化与科技的兴趣。此时,37岁的尼达姆虽已是功成名就的皇家学会院士,却从未到过中国,不认识一个汉字,对于世界的另一面还有一种文明足以媲美希腊罗马,他毫无所知。他开始向鲁桂珍询问每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中国话题。造纸、印刷、指南针,他吃惊地了解到,原来中国古代有着足以傲视世界的灿烂科技文明!
于是,尼达姆开始学习汉语,并一笔一画地学写汉字的横竖撇捺,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出于对哲学家老子(李耳)的尊崇,尼达姆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约瑟。从此,一位生物化学家渐渐将兴趣转移到充满未知领域的东方自然科学史中,成就了一段贯穿20世纪的文化交流传奇。
1942年,粗通汉语的李约瑟随英国文化考察团首次抵达中国。在为期4年的这趟中国之旅中,李约瑟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搜集了大量古代科技史料,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他说,这次中国之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医药历史专书,我别无所求”。
二战结束后,李约瑟回到英国,马上在鲁桂珍等人的协助下,开始了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撰写。1954年,他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很快轰动西方汉学界,被认为是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这部计有7卷34分册的巨著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所起过的、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即“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公元1到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却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16世纪后,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样的疑问及研究,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至今仍是科学史界热论并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作为一个西方人,李约瑟在观照中国科技文明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他采用多元化、实证式的研究方法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们惊奇的文明领域。从兼收并蓄古典文献及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到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李约瑟的自然科学史治学方法被后世许多学人沿袭与模仿。
(摘编自《深圳特区报》)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尼达姆读了大量中国的哲学方面书籍,因受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李耳)的影响,将名字改为“李约瑟”,从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西结合”的人物。
B.鲁桂珍对约瑟·尼达姆蔑视中国古代科学极为愤慨,义正辞言地对他进行了激烈的反击,这反而促使这位生物化学家转而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
C.李约瑟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搜集了许多古代科技史料,为他回国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D.“李约瑟难题”成为科技界争论的焦点,大家各持己见,众说纷纭,这充分说明李约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不十分完备,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E.本文通过记叙李约瑟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历程,描写了他在研究过程中的伟大创举和突出贡献,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位外国科学家的感人形象。
2.促使李约瑟这位生物化学家“渐渐将兴趣转移到充满未知领域的东方自然科学史”上的原因是什么?请加以概括。(6分)
答:
3.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技术研究中体现出了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分)
答:
4.李约瑟是如何研究他提出来的“科学史界热论并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的?这对你有何启示?(8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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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他让世界发现“理性中国”
王俊
李约瑟,一个“中西结合”的名字,一位对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研究孜孜不倦的英国大学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他已经辞世那么多年,但他和他主持编著的皇皇巨著——剑桥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依然在人们心目中闪着熠熠光辉。
1937年夏日的一天,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尼达姆在自己的胚胎学研究之余,和跟随自己妻子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闲谈。尼达姆异想天开地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如此落后?”没想到,这个话题激起了鲁桂珍的强烈反应:“什么科学落后,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中国古代科技比你们了解的要伟大得多!”
这位在晚年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中国女子如此咄咄逼人的回答,让他颇感意外,并萌生了对中国文化与科技的兴趣。此时,37岁的尼达姆虽已是功成名就的皇家学会院士,却从未到过中国,不认识一个汉字,对于世界的另一面还有一种文明足以媲美希腊罗马,他毫无所知。他开始向鲁桂珍询问每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中国话题。造纸、印刷、指南针,他吃惊地了解到,原来中国古代有着足以傲视世界的灿烂科技文明!
于是,尼达姆开始学习汉语,并一笔一画地学写汉字的横竖撇捺,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出于对哲学家老子(李耳)的尊崇,尼达姆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约瑟。从此,一位生物化学家渐渐将兴趣转移到充满未知领域的东方自然科学史中,成就了一段贯穿20世纪的文化交流传奇。
1942年,粗通汉语的李约瑟随英国文化考察团首次抵达中国。在为期4年的这趟中国之旅中,李约瑟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搜集了大量古代科技史料,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他说,这次中国之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医药历史专书,我别无所求”。
二战结束后,李约瑟回到英国,马上在鲁桂珍等人的协助下,开始了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撰写。1954年,他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很快轰动西方汉学界,被认为是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这部计有7卷34分册的巨著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所起过的、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即“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公元1到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却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16世纪后,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样的疑问及研究,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至今仍是科学史界热论并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作为一个西方人,李约瑟在观照中国科技文明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他采用多元化、实证式的研究方法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们惊奇的文明领域。从兼收并蓄古典文献及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到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李约瑟的自然科学史治学方法被后世许多学人沿袭与模仿。
(摘编自《深圳特区报》)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尼达姆读了大量中国的哲学方面书籍,因受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李耳)的影响,将名字改为“李约瑟”,从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西结合”的人物。
B.鲁桂珍对约瑟•尼达姆蔑视中国古代科学极为愤慨,义正辞言地对他进行了激烈的反击,这反而促使这位生物化学家转而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
C.李约瑟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搜集了许多古代科技史料,为他回国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D.“李约瑟难题”成为科技界争论的焦点,大家各持己见,众说纷纭,这充分说明李约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不十分完备,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E.本文通过记叙李约瑟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历程,描写了他在研究过程中的伟大创举和突出贡献,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位外国科学家的感人形象。
2.促使李约瑟这位生物化学家“渐渐将兴趣转移到充满未知领域的东方自然科学史”上的原因是什么?请加以概括。(6分)
3.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技术研究中体现出了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分)
4.李约瑟是如何研究他提出来的“科学史界热论并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的?这对你有何启示?(8分)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李约瑟:他让世界发现“理性中国”
王 俊
李约瑟,一个“中西结合”的名字,一位对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研究孜孜不倦的英国大学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他已经辞世那么多年,但他和他主持编著的皇皇巨著——剑桥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依然在人们心目中闪着熠熠光辉。
1937年夏日的一天,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尼达姆在自己的胚胎学研究之余,和跟随自己妻子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闲谈。尼达姆异想天开地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如此落后?”没想到,这个话题激起了鲁桂珍的强烈反应:“什么科学落后,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中国古代科技比你们了解的要伟大得多!”
这位在晚年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中国女子如此咄咄逼人的回答,让他颇感意外,并萌生了对中国文化与科技的兴趣。此时,37岁的尼达姆虽已是功成名就的皇家学会院士,却从未到过中国,不认识一个汉字,对于世界的另一面还有一种文明足以媲美希腊罗马,他毫无所知。他开始向鲁桂珍询问每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中国话题。造纸、印刷、指南针,他吃惊地了解到,原来中国古代有着足以傲视世界的灿烂科技文明!
于是,尼达姆开始学习汉语,并一笔一画地学写汉字的横竖撇捺,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出于对哲学家老子(李耳)的尊崇,尼达姆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约瑟。从此,一位生物化学家渐渐将兴趣转移到充满未知领域的东方自然科学史中,成就了一段贯穿20世纪的文化交流传奇。
1942年,粗通汉语的李约瑟随英国文化考察团首次抵达中国。在为期4年的这趟中国之旅中,李约瑟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搜集了大量古代科技史料,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他说,这次中国之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医药历史专书,我别无所求”。
二战结束后,李约瑟回到英国,马上在鲁桂珍等人的协助下,开始了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撰写。1954年,他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很快轰动西方汉学界,被认为是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这部计有7卷34分册的巨著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所起过的、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即“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公元1到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却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16世纪后,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样的疑问及研究,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至今仍是科学史界热论并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作为一个西方人,李约瑟在观照中国科技文明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他采用多元化、实证式的研究方法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们惊奇的文明领域。从兼收并蓄古典文献及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到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李约瑟的自然科学史治学方法被后世许多学人沿袭与模仿。
(摘编自《深圳特区报》)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尼达姆读了大量中国的哲学方面书籍,因受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李耳)的影响,将名字改为“李约瑟”,从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西结合”的人物。
B.鲁桂珍对约瑟·尼达姆蔑视中国古代科学极为愤慨,义正辞言地对他进行了激烈的反击,这反而促使这位生物化学家转而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
C.李约瑟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搜集了许多古代科技史料,为他回国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D.“李约瑟难题”成为科技界争论的焦点,大家各持己见,众说纷纭,这充分说明李约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不十分完备,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E.本文通过记叙李约瑟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历程,描写了他在研究过程中的伟大创举和突出贡献,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位外国科学家的感人形象。
(2)促使李约瑟这位生物化学家“渐渐将兴趣转移到充满未知领域的东方自然科学史”上的原因是什么?请加以概括。(6分)
(3)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技术研究中体现出了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分)
(4)李约瑟是如何研究他提出来的“科学史界热论并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的?这对你有何启示?(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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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汉魏六朝的家教特点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古代社会就开始它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秦王朝的国运不长,而且秦王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但是,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封建社会的持久安定,加上长期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采取科举取士和以经术取士,注重以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和以孝道之教稳定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所以家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日渐形成了它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汉代形成的以经学作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继续推行之外,由于统治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提倡,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入了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范围。总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也缺乏稳定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与汉代相比,相差甚远,尤其是统治阶层受“九品中正”制取士制度的影响,豪门士族的子孙天生就是“上三品”的高官世袭者,而寒门士族的子孙即使学富五车也难以入上品,至于平民百姓的子孙就更不在话下,由此所造成的“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诗书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所以家庭教育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形成了以皇家宗室为主体的贵族家庭教育,以及在职文官为代表的官宦家庭教育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教育的家教制度。这三类家庭教育,一直沿续和发展到清末,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皇家的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储君,所以皇太子及诸王子的教育受到特别的重视,乃至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件大事。皇家的家教具有特权性,在措施上一是尽一切努力把全国图书搜集在皇家图书馆,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二是收买天下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三是建立一整套宫廷教师制度和完备的教学制度。官宦之家的家教,其目的在于造就其子孙的德才学识,教学内容主要是为官之道,所以十分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自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和任官的政策以来,经艺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官宦之家的子弟自小就学习《礼》、《乐》、《诗》、《书》、《春秋》、《论语》和《孝经》等。其家庭教师大多是当地的名儒。除此之外。部分官宦子弟或外出从师,或跟随父兄习业。平民之家的家教,各因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富商大户或从事教育职业的文人之家,一般是注重儒术教育的,他们希冀其子弟通过读“圣贤书”而成为做官人。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之家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要内容,在道德教育上其内容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封建纲常教化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孝悌之教。
1.关于“汉魏六朝家庭教育”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积极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为家庭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B.汉朝家庭教育在内容上以玄学为主,注重以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和以孝道之教稳定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
C.魏晋南北朝时期“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家庭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
D.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入了家庭教育范围,但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内容不尽相同。
2.下列对原文内容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呈现贵族家庭教育、官宦家庭教育、平民家庭教育的家教制度的态势。
B.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家庭教育功能日渐强大,这使得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C.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一直沿续和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家庭、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D.皇家的教育主要围绕皇太子和诸王子展开,为此不惜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收买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建立宫廷教师制度和教学制度。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汉朝经艺之所以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还是为了培养子孙的德才学识以满足官宦子弟参加经学考试和担任朝廷官职的需要。
B.汉魏六朝官宦子弟的家庭教育主要延请名儒进行教授,以传授儒家的经典典籍,灌输儒家思想为主。
C.家境富裕并不意味着身份的高贵,许多富商之所以在家庭教育上比较注重儒术教育,是希冀子孙能够取得一官半职,因为在当时官员的地位和身份在社会上处于高层。
D.除富商外的大多数平民百姓家教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在道德教育上主要是孝悌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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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到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选自王洪琛《“建安风骨”之流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建安风骨既指汉魏时期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是指从南朝到宋明时期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
B.建安风骨历经流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的符号。
C.不再以“德”为唯一尺度,还开始重视“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这种人才选拔标准的变化,正是建安风骨形成的时代背景。
D.刘勰对“建安风骨”进行了理论总结和美学精神的提炼,他将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概括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等原因,造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的超越。
B.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形成后,很快地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也深远地影响到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等方面。
C.刘勰从《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出发,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
D.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正是曹丕“文以气为主”理念与刘勰“风骨”说的本质区别。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统一、稳定和强大的唐朝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后,历朝历代的诗人都追求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
B.刘勰的“风骨”说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得益于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并用“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
C.从“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中,可以清楚地了解时代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提醒人们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D.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时代,当“建安风骨”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人们才能更深切地理解“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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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纵观中西古代艺术史,对人自身的认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理性精神。
中国从先秦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到两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唐代韩愈等人的“文以明道”,到宋代程朱理学的“言理不言情”,弘扬的都是理性精神。这种理性,不仅仅表现为纯粹的哲学思辨,还表现在艺术所反映的文士阶层的人生观念和处世态度。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鲜明地倡导人的理性精神。他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每个人都应该有知识。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更是强调理性知识的作用,他在《理想国》中就把培养哲学家作为社会的头等任务。苏格拉底所开创的雅典学派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正宗,他所提倡的理性精神成了西方文化传统包括艺术传统的精髓。不只文学艺术,其它艺术也体现了这一理性精神。建筑不只是为避风雨,而且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音乐舞蹈等表演不去逼真创造幻觉的真实,而是更多诉之于理解、想像的真实。这明显高扬的是人类的理性精神。
人类理性精神的高扬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人的社会角色意识。人来到这个社会,就一定要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角色意识,不同的意识导致不同的面孔。社会角色规定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占有的社会位置以及相联的行为模式,预定了处于该位置上的人的言谈举止的基本准则。在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中国艺术王国中,人的角色意识非常强烈: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孟制定的这些道德规范成为每一个人的行动准绳。在社会责任和“自我”发生冲突时,人们首先服从的是前者。马致远的《汉宫秋》中,王昭君因爱国纵身投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程婴以父子的死来救孤儿及全国的孩子;而公孙杵臼则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使程婴父子活下来。在面临生死的重大时刻,他们几乎都不存在心理上的冲突,都没有“自我感情”的考虑;考虑的只是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某一地位并由此而带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中国人是重社会而轻自我,西方人是重自我而轻社会。这并不准确,起码在古代社会不是这样。荷马史诗中的氏族首领大部分都是勇敢无私的。阿喀琉斯的母亲曾经预言,他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过和平生活而长寿,或者在战斗中早死。为了得到荣誉和尽职,他选择了第二种命运。赫克托尔的妻子规劝丈夫不要上战场,他响亮地回答:“保卫特洛亚是我的职责。”
中西方古代艺术所揭示的人的社会角色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的深层认识。人一生下来,就首先面临着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人的角色意识是处理好这种关系的中介因素,也是自我完善、自我改造、自我平衡的必要环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理想的精神境界都是从中产生的。它高扬的是人的自觉性,是人的理性精神。
当然,高扬理性既有正价值,亦有负价值。人一切从社会要求出发,扮演好自己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势必把自己看成是具有群体生死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个体;势必以理驭情,以社会利益来压制个人的欲望。这样,个体的主观情感、本能欲望被排斥在精神生活之外;合理的要求常常被当作有害的东西而加以压制,个人的创造探索也往往被视为异端而遭扼杀。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文艺复兴史纲》,有删改)
1.关于“理性精神”,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理性精神是对人自身的认识的重要体现,古代中西方艺术家们都积极弘扬和倡导这种理性精神。
B. 理性精神表现出的纯粹的哲学思辨,在艺术所反映的文士阶层的人生观念和处世态度中也有体现。
C. 理性精神在古代西方也很受推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就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精髓。
D. 理性精神不只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在建筑、音乐、舞蹈等其它艺术领域也有明显体现。
2.下列关于“社会角色意识”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人在社会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的社会角色意识又让人以不同的面孔出现在社会上。
B. 王昭君、程婴等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社会角色意识,反映出儒家道德规范已成为他们的行动准绳。
C. 阿喀琉斯最终选择在战斗中牺牲的命运,体现了他作为氏族首领“勇敢无私”的社会角色意识。
D. 人们只要有了社会角色意识,就会产生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理想的精神境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第二段用苏格拉底的名言“美德即知识”和柏拉图强调培养哲学家的看法,阐明了古代西方也注重倡导理性精神。
B. 文章第二三段主要运用例证法,用中外古代故事证明正是人的社会角色意识让人产生了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精神境界。
C. 屈原投江自尽,介子推割股奉君,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D. 文章第五段在前文论证高扬理性精神具有正价值的基础上,又辩证分析了其消极作用,体现了论证的严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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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
1.下列有关中国古代的诗、词和音乐的关系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燕乐”是从西域流入的以龟兹乐为主的胡乐和以清商乐为主的汉族音乐相互融合的产物,盛行于唐代。一般来说,配合燕乐而写的歌辞可视为词的雏形。
B.中国古代诗歌有一部分原本是配乐歌唱的,如《诗经》、汉魏六朝乐府诗等。但到了后世,许多诗歌就只用于诵读,如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某些乐府诗。
C.唐代文人创作的七绝,是当时燕乐歌辞的来源之一,但为了与曲拍相合,配乐歌唱时需要做破句、重叠、和声等处理。这是因为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与曲调格式不相合的。
D.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音乐旋律本来是由参差错落的节奏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无严格规定。
B.杜甫的七绝《赠花卿》,就是《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这充分说明唐代就是伶伎直接拿文人诗歌来配乐歌唱的现象。
C.词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主要是抒发男女欢爱、相思别离等更具个人性的、日常化的情感,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很少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
D.词的长短句格式,不仅是抒发情感的需要,更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而后者是决定词能够成为宋代文学主要代表的更重要的因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诗余”的含义可以看出:一方面,古人认为词的格调一般要低于诗一等;另一方面,词的产生,其实是广义的诗歌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对诗不足之处的扩展和补充。
B.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所表现的离情,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因为诗在语言上多追求精练,且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很难在细节上展开。
C.相比较于诗而言,词的发展历史较短,功能较单纯,但其轻巧浅俗反倒使词的写作比诗更加自由,在内容和表达上,受到的限制更少。
D.词的形态完全稳定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词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起先它规定了词的分片、断句、用字,表明了词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后来就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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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就是“说笑话”。它是喜剧的雏形。王国维认为中国戏剧源于巫与优。“优”即以“谐”为职业。在古代社会中,“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左传》《国语》《史记》诸书都常提到优的名称。优往往同时是诗人。汉初许多文人都以优起家,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著例。
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做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谐”最富于社会性。艺术方面的趣味,有许多是为某阶级所特有的,“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虽然他们所喜欢的“谐”不尽相同。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每个人俨然不可侵犯,彼此之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敖中忘形尔我。
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成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的人物也不能成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常见的是容貌的丑拙。民俗歌谣中嘲笑麻子、瞎子、聋子、驼子等等残疾人的最多,嘲笑容貌丑陋的风气自古就很盛行了。品格方面的亏缺也常为笑柄,如一首民歌:“门前歇仔高头马,弗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挂仔白席巾,嫡亲娘舅当仔陌头人。”寥寥数语,把中国民族性的大缺点——刻薄势利写得十分脱皮露骨。除这两种之外,人事的乖讹也是谐的对象,例如:“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事情出乎常理之外,可恨亦复可笑。
谐都有讥刺的意味,不过讥刺不一定就是谐。例如《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这也是讥刺人事的乖讹,不过作者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从几方面看,谐都具有两面性。第一,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弄对象说,谐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如果尽是恶意,则是直率的讥刺或咒骂。一个人既拿另一个人开玩笑,对于他就是爱恶参半。恶者恶其丑拙鄙陋,爱者爱其还可以打趣助兴。因为有这一点爱的成分,谐含有几分警告规劝的意味,可以说,凡是谐都是“谑而不虐”。其次,就谐趣情感本身说,谐是美感的而也不尽是美感的。它是美感的,因为丑拙鄙陋乖讹在成为谐的对象时,就是一种情趣饱和的意象。它不尽是美感的,因为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诫。第三,就谐笑者白己说,他所觉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不仅带来一时乐趣。不过可笑的事物究竟是丑拙鄙陋乖讹,是人生中一种缺陷,多少不免引起惋措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感。
(选自朱光潜《诗与谐隐》,有删改)
1.下列有关“谐”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谐”是喜剧的雏形,它都带有讥刺的意味,能使人们在谐笑中认清被讥刺对象的丑陋而对其深恶痛绝。
B.和其他艺术方面的趣味相比较,“谐”最富于社会性: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
C.谐的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容貌的丑拙、品格方面的亏缺、人事的乖讹。其中,容貌的丑拙最为常见。
D.“谐’就是“说笑话”,开玩笑。如果人们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古代社会中,以“谐”为职业的“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汉初的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曾经是优。
B.谐趣是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如人们正襟危坐而形成隔阂时,它能消除隔阂,话跃气氛。
C.《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不属于谐,因为它所讥刺的对象奴隶主穷凶极恶,不符合谐的对象的要求。
D.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是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看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此谐不完全是美感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做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这就是谐趣。
B.一个人如果尽善尽美而没有缺陷,就失去引起谐趣的基础,也就不可能成为人们谐的对象。
C.品格方面有亏缺的人常常成为谐的对象,在这方面,人们最喜欢通过民歌这种形式进行嘲弄。
D.谐能给人们带来快感;同时,谐又给人们带来不快,因为嘲弄的对象毕竟带有人生中的一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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