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1.下列对“家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家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种中国式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的关系密不可分。
B. 钱穆先生认为,家学是家教的内容之一,是一个家族希望后世子孙能具备经籍文史学业的修养。
C. 家学的形成有一些途径,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
D.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能为子弟们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这也是家学的一个优势。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先秦时期,朝廷垄断了文化,有“学在官府”之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早期家学形成的源头。
B. 两汉时期的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没有从内容和规模上有所突破,这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不够宽松有关。
C. 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官,也使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发展。
D. 宋代三苏、明代三袁等佳话不胜枚举,体现了家学的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带来的学业与门庭相因相成的结果,促使当时“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
B. 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还得益于同辈之间切磋探讨这一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
C. 王廙绘制《孔子十弟子图》来激励王羲之,表明家学中不仅重视传授学识技艺,也重视道德品行的培养。
D. 钱学森晚年提出“钱学森之问”或许与他四岁开始就受家学影响有关,这表明家学传承的结果优于学校教育。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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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1.下列对“家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家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种中国式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的关系密不可分。
B. 钱穆先生认为,家学是家教的内容之一,是一个家族希望后世子孙能具备经籍文史学业的修养。
C. 家学的形成有一些途径,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
D.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能为子弟们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这也是家学的一个优势。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先秦时期,朝廷垄断了文化,有“学在官府”之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早期家学形成的源头。
B. 两汉时期的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没有从内容和规模上有所突破,这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不够宽松有关。
C. 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官,也使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发展。
D. 宋代三苏、明代三袁等佳话不胜枚举,体现了家学的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带来的学业与门庭相因相成的结果,促使当时“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
B. 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还得益于同辈之间切磋探讨这一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
C. 王廙绘制《孔子十弟子图》来激励王羲之,表明家学中不仅重视传授学识技艺,也重视道德品行的培养。
D. 钱学森晚年提出“钱学森之问”或许与他四岁开始就受家学影响有关,这表明家学传承的结果优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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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1.下列对“家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家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种中国式文化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的关系密不可分。
B. 钱穆先生认为,家学是家教的内容之一,是一个家族希望后世子孙能具备经籍文史学业的修养。
C. 家学的形成有一些途径,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
D. 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能为子弟们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这也是家学的一个优势。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先秦时期,朝廷垄断了文化,有“学在官府”之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早期家学形成的源头。
B. 两汉时期的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没有从内容和规模上有所突破,这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不够宽松有关。
C. 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选官,也使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发展。
D. 宋代三苏、明代三袁等佳话不胜枚举,体现了家学的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带来的学业与门庭相因相成的结果,促使当时“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
B. 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他的天赋和勤奋,还得益于同辈之间切磋探讨这一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
C. 王廙绘制《孔子十弟子图》来激励王羲之,表明家学中不仅重视传授学识技艺,也重视道德品行的培养。
D. 钱学森晚年提出“钱学森之问”或许与他四岁开始就受家学影响有关,这表明家学传承的结果优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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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他让世界发现“理性中国”
王 俊
李约瑟,一个“中西结合”的名字,一位对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研究孜孜不倦的英国大学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他已经辞世那么多年,但他和他主持编著的皇皇巨著——剑桥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依然在人们心目中闪着熠熠光辉。
1937年夏日的一天,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尼达姆在自己的胚胎学研究之余,和跟随自己妻子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闲谈。尼达姆异想天开地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如此落后?”没想到,这个话题激起了鲁桂珍的强烈反应:“什么科学落后,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中国古代科技比你们了解的要伟大得多!”
这位在晚年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中国女子如此咄咄逼人的回答,让他颇感意外,并萌生了对中国文化与科技的兴趣。此时,37岁的尼达姆虽已是功成名就的皇家学会院士,却从未到过中国,不认识一个汉字,对于世界的另一面还有一种文明足以媲美希腊罗马,他毫无所知。他开始向鲁桂珍询问每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中国话题。造纸、印刷、指南针,他吃惊地了解到,原来中国古代有着足以傲视世界的灿烂科技文明!
于是,尼达姆开始学习汉语,并一笔一画地学写汉字的横竖撇捺,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出于对哲学家老子(李耳)的尊崇,尼达姆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约瑟。从此,一位生物化学家渐渐将兴趣转移到充满未知领域的东方自然科学史中,成就了一段贯穿20世纪的文化交流传奇。
1942年,粗通汉语的李约瑟随英国文化考察团首次抵达中国。在为期4年的这趟中国之旅中,李约瑟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搜集了大量古代科技史料,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他说,这次中国之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医药历史专书,我别无所求”。
二战结束后,李约瑟回到英国,马上在鲁桂珍等人的协助下,开始了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撰写。1954年,他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很快轰动西方汉学界,被认为是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这部计有7卷34分册的巨著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所起过的、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即“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公元1到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却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16世纪后,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样的疑问及研究,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至今仍是科学史界热论并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作为一个西方人,李约瑟在观照中国科技文明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他采用多元化、实证式的研究方法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们惊奇的文明领域。从兼收并蓄古典文献及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到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李约瑟的自然科学史治学方法被后世许多学人沿袭与模仿。
(摘编自《深圳特区报》)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尼达姆读了大量中国的哲学方面书籍,因受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李耳)的影响,将名字改为“李约瑟”,从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西结合”的人物。
B.鲁桂珍对约瑟·尼达姆蔑视中国古代科学极为愤慨,义正辞言地对他进行了激烈的反击,这反而促使这位生物化学家转而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
C.李约瑟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搜集了许多古代科技史料,为他回国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D.“李约瑟难题”成为科技界争论的焦点,大家各持己见,众说纷纭,这充分说明李约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不十分完备,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E.本文通过记叙李约瑟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历程,描写了他在研究过程中的伟大创举和突出贡献,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位外国科学家的感人形象。
2.促使李约瑟这位生物化学家“渐渐将兴趣转移到充满未知领域的东方自然科学史”上的原因是什么?请加以概括。(6分)
答:
3.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技术研究中体现出了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分)
答:
4.李约瑟是如何研究他提出来的“科学史界热论并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的?这对你有何启示?(8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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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他让世界发现“理性中国”
王俊
李约瑟,一个“中西结合”的名字,一位对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研究孜孜不倦的英国大学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他已经辞世那么多年,但他和他主持编著的皇皇巨著——剑桥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依然在人们心目中闪着熠熠光辉。
1937年夏日的一天,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尼达姆在自己的胚胎学研究之余,和跟随自己妻子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闲谈。尼达姆异想天开地提了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如此落后?”没想到,这个话题激起了鲁桂珍的强烈反应:“什么科学落后,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中国古代科技比你们了解的要伟大得多!”
这位在晚年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中国女子如此咄咄逼人的回答,让他颇感意外,并萌生了对中国文化与科技的兴趣。此时,37岁的尼达姆虽已是功成名就的皇家学会院士,却从未到过中国,不认识一个汉字,对于世界的另一面还有一种文明足以媲美希腊罗马,他毫无所知。他开始向鲁桂珍询问每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中国话题。造纸、印刷、指南针,他吃惊地了解到,原来中国古代有着足以傲视世界的灿烂科技文明!
于是,尼达姆开始学习汉语,并一笔一画地学写汉字的横竖撇捺,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出于对哲学家老子(李耳)的尊崇,尼达姆为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李约瑟。从此,一位生物化学家渐渐将兴趣转移到充满未知领域的东方自然科学史中,成就了一段贯穿20世纪的文化交流传奇。
1942年,粗通汉语的李约瑟随英国文化考察团首次抵达中国。在为期4年的这趟中国之旅中,李约瑟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搜集了大量古代科技史料,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他说,这次中国之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医药历史专书,我别无所求”。
二战结束后,李约瑟回到英国,马上在鲁桂珍等人的协助下,开始了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撰写。1954年,他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很快轰动西方汉学界,被认为是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这部计有7卷34分册的巨著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所起过的、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即“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公元1到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却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16世纪后,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样的疑问及研究,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至今仍是科学史界热论并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作为一个西方人,李约瑟在观照中国科技文明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角度,他采用多元化、实证式的研究方法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们惊奇的文明领域。从兼收并蓄古典文献及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到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李约瑟的自然科学史治学方法被后世许多学人沿袭与模仿。
(摘编自《深圳特区报》)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约瑟•尼达姆读了大量中国的哲学方面书籍,因受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李耳)的影响,将名字改为“李约瑟”,从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中西结合”的人物。
B.鲁桂珍对约瑟•尼达姆蔑视中国古代科学极为愤慨,义正辞言地对他进行了激烈的反击,这反而促使这位生物化学家转而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
C.李约瑟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搜集了许多古代科技史料,为他回国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D.“李约瑟难题”成为科技界争论的焦点,大家各持己见,众说纷纭,这充分说明李约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不十分完备,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E.本文通过记叙李约瑟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历程,描写了他在研究过程中的伟大创举和突出贡献,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位外国科学家的感人形象。
2.促使李约瑟这位生物化学家“渐渐将兴趣转移到充满未知领域的东方自然科学史”上的原因是什么?请加以概括。(6分)
3.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技术研究中体现出了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分)
4.李约瑟是如何研究他提出来的“科学史界热论并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的?这对你有何启示?(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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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到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选自王洪琛《“建安风骨”之流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建安风骨既指汉魏时期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是指从南朝到宋明时期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
B.建安风骨历经流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的符号。
C.不再以“德”为唯一尺度,还开始重视“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这种人才选拔标准的变化,正是建安风骨形成的时代背景。
D.刘勰对“建安风骨”进行了理论总结和美学精神的提炼,他将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概括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等原因,造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的超越。
B.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形成后,很快地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也深远地影响到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等方面。
C.刘勰从《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出发,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
D.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正是曹丕“文以气为主”理念与刘勰“风骨”说的本质区别。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统一、稳定和强大的唐朝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后,历朝历代的诗人都追求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
B.刘勰的“风骨”说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得益于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并用“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
C.从“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中,可以清楚地了解时代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提醒人们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D.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时代,当“建安风骨”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人们才能更深切地理解“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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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
1.下列有关中国古代的诗、词和音乐的关系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燕乐”是从西域流入的以龟兹乐为主的胡乐和以清商乐为主的汉族音乐相互融合的产物,盛行于唐代。一般来说,配合燕乐而写的歌辞可视为词的雏形。
B.中国古代诗歌有一部分原本是配乐歌唱的,如《诗经》、汉魏六朝乐府诗等。但到了后世,许多诗歌就只用于诵读,如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某些乐府诗。
C.唐代文人创作的七绝,是当时燕乐歌辞的来源之一,但为了与曲拍相合,配乐歌唱时需要做破句、重叠、和声等处理。这是因为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与曲调格式不相合的。
D.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音乐旋律本来是由参差错落的节奏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2.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无严格规定。
B.杜甫的七绝《赠花卿》,就是《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这充分说明唐代就是伶伎直接拿文人诗歌来配乐歌唱的现象。
C.词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主要是抒发男女欢爱、相思别离等更具个人性的、日常化的情感,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很少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
D.词的长短句格式,不仅是抒发情感的需要,更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而后者是决定词能够成为宋代文学主要代表的更重要的因素。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诗余”的含义可以看出:一方面,古人认为词的格调一般要低于诗一等;另一方面,词的产生,其实是广义的诗歌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对诗不足之处的扩展和补充。
B.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所表现的离情,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因为诗在语言上多追求精练,且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很难在细节上展开。
C.相比较于诗而言,词的发展历史较短,功能较单纯,但其轻巧浅俗反倒使词的写作比诗更加自由,在内容和表达上,受到的限制更少。
D.词的形态完全稳定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词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起先它规定了词的分片、断句、用字,表明了词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后来就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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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谐”就是“说笑话”。它是喜剧的雏形。王国维认为中国戏剧源于巫与优。“优”即以“谐”为职业。在古代社会中,“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左传》《国语》《史记》诸书都常提到优的名称。优往往同时是诗人。汉初许多文人都以优起家,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著例。
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做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谐”最富于社会性。艺术方面的趣味,有许多是为某阶级所特有的,“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虽然他们所喜欢的“谐”不尽相同。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每个人俨然不可侵犯,彼此之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敖中忘形尔我。
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成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的人物也不能成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常见的是容貌的丑拙。民俗歌谣中嘲笑麻子、瞎子、聋子、驼子等等残疾人的最多,嘲笑容貌丑陋的风气自古就很盛行了。品格方面的亏缺也常为笑柄,如一首民歌:“门前歇仔高头马,弗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挂仔白席巾,嫡亲娘舅当仔陌头人。”寥寥数语,把中国民族性的大缺点——刻薄势利写得十分脱皮露骨。除这两种之外,人事的乖讹也是谐的对象,例如:“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事情出乎常理之外,可恨亦复可笑。
谐都有讥刺的意味,不过讥刺不一定就是谐。例如《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这也是讥刺人事的乖讹,不过作者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从几方面看,谐都具有两面性。第一,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弄对象说,谐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如果尽是恶意,则是直率的讥刺或咒骂。一个人既拿另一个人开玩笑,对于他就是爱恶参半。恶者恶其丑拙鄙陋,爱者爱其还可以打趣助兴。因为有这一点爱的成分,谐含有几分警告规劝的意味,可以说,凡是谐都是“谑而不虐”。其次,就谐趣情感本身说,谐是美感的而也不尽是美感的。它是美感的,因为丑拙鄙陋乖讹在成为谐的对象时,就是一种情趣饱和的意象。它不尽是美感的,因为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诫。第三,就谐笑者白己说,他所觉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不仅带来一时乐趣。不过可笑的事物究竟是丑拙鄙陋乖讹,是人生中一种缺陷,多少不免引起惋措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感。
(选自朱光潜《诗与谐隐》,有删改)
1.下列有关“谐”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谐”是喜剧的雏形,它都带有讥刺的意味,能使人们在谐笑中认清被讥刺对象的丑陋而对其深恶痛绝。
B.和其他艺术方面的趣味相比较,“谐”最富于社会性: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
C.谐的对象主要有三个方面:容貌的丑拙、品格方面的亏缺、人事的乖讹。其中,容貌的丑拙最为常见。
D.“谐’就是“说笑话”,开玩笑。如果人们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古代社会中,以“谐”为职业的“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汉初的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曾经是优。
B.谐趣是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如人们正襟危坐而形成隔阂时,它能消除隔阂,话跃气氛。
C.《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不属于谐,因为它所讥刺的对象奴隶主穷凶极恶,不符合谐的对象的要求。
D.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是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看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此谐不完全是美感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做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这就是谐趣。
B.一个人如果尽善尽美而没有缺陷,就失去引起谐趣的基础,也就不可能成为人们谐的对象。
C.品格方面有亏缺的人常常成为谐的对象,在这方面,人们最喜欢通过民歌这种形式进行嘲弄。
D.谐能给人们带来快感;同时,谐又给人们带来不快,因为嘲弄的对象毕竟带有人生中的一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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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9分)
近年来,中国阅读状况出现了诸如阅读环境虚拟化、阅读过程碎片化、阅读内容低俗化、阅读目标猎奇化等一些足以影响国民精神素养、思想水准乃至价值体系的不良现象。针对这一状况,一些有识之士在全国开展了一系列倡导经典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等阅读推广活动。作为中国“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的朱永新,是近年来阅读推广活动的强力促进者。其新作《书香,也醉人》,是汇聚其关于阅读的基本主张和理论探讨的精品读物。
朱永新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他倡导并在全国20多个省区市1500多所学校推广的“新教育实验”,影响广泛。在朱永新的教育理念中,阅读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基于“让师生与人类崇高精神对话”的新教育理念,朱永新在《书香,也醉人》一书中首先阐述的一个关于阅读的基本逻辑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造就着他的精神发育史,一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决定着这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一个没有健康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美丽的家园;就一个民族而言,阅读不仅是个体的行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阅读决定着它的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起着关键的培育作用。简而言之,《书香,也醉人》首先传达的价值阐释是,人的精神世界会因阅读而拓展,民族的精神高度会因阅读而提升;面对当下我国并不乐观的全民阅读状况,阅读经典应当成为个体乃至全民为实现中国梦而选择和坚持的一种生存方式。
如果说论述“为什么需要阅读”是一个理论问题,回答“怎样进行阅读”则是一个实践问题。《书香,也醉人》把阅读问题从理论倡导提升到了路径描述和政策推进层面,从而显示了其特色和可操作性。
当今的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科技的竞争,也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朱永新看来,提高文化软实力,不仅要继续大力发展和提升教育和科技水平,而且必须重视全民阅读水平的提升。经过对中国全民阅读状况的分析,朱永新认为,没有一个全社会基本认同的基础书目,人们面对良莠不齐的图书海洋时囿于选择的困境而“望洋兴叹”,这是制约全民阅读水平提高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制定基础书目不仅对全民阅读起到导航作用,更重要的是,研制和推广国家基础阅读书目,对于夯实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只有拥有共同语言、共同经典的民族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而不是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只有拥有共同基本立场与价值观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共同体,而不是一盘散沙”。面对近年来图书出版界因商业驱动、销量至上等因素带来的公益性、公信力降低,图书内容泡沫化、快餐化,图书推介缺乏普及性、稳定性和推广意义等问题,朱永新在书中推出了针对不同阅读群体、已经为社会广泛认可的具有一定层次性、多样性、艺术性的阅读书目。
基础书目是书海遨游的航标,阅读氛围的营造、阅读条件的创建则是阅读推广活动的保障,《书香,也醉人》给出了简洁的描绘和现实的导引。朱永新认为,针对我国一方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生产国,另一方面又是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之一的现状,应该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来认真实施。他在书中建构了阅读推广活动的立体保障体系:建立阅读基金,为民族未来投资;设立国家阅读节,敲响唤醒人文精神的警钟;在文化贫瘠的广大农村,广泛建立农家书屋;加强基层图书馆建设,使其成为文化传播的毛细血管;扶持公益出版,净化出版市场,推出经典图书;推广实体书店,美化精神花园;打击盗版,助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
阅读推广的关键在青少年,提升阅读水平的难点则在全体国民。对此,朱永新从政策建言走向现身示范,以自身成功的阅读经历和感悟,论述了领导干部、教师、企业家、父母等不同身份的角色为什么要阅读经典和阅读什么经典等具体问题。相对于研制基础书目和创造阅读条件而言,唤醒懒惰、漠然的阅读个体,激起国民强烈的阅读愿望是阅读推广活动中更为重要、更为困难的工作。只有渴望与人类精神高峰对话的人,才会主动品味经典;只有不断提升自身境界的人,才会自觉徜徉精神家园;只有真正感悟到经典魅力的人,才能沉浸于书海墨香。
1.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
A.中国阅读状况出现了诸如阅读环境虚拟化、阅读过程碎片化、阅读内容低俗化等危害国民精神素养、思想水准乃至价值体系的现象。
B.教育学家朱永新提出人的精神世界会因阅读而拓展,民族的精神高度会因阅读而提升。
C.在回答 “怎样进行阅读”时,《书香,也醉人》把阅读问题从实践提升到了路径描述和政策推进层面。
D.近年来,因商业驱动、销量至上等因素,图书出版界产生了公益性、公信力降低,图书内容泡沫化、快餐化等问题。
2.下列不属于提倡“阅读推广活动”的原因的一项是 ( )
A.近年来,中国阅读状况出现了诸如阅读环境虚拟化、阅读过程碎片化、阅读内容低俗化、阅读目标猎奇化等一些足以影响国民精神素养、思想水准乃至价值体系的不良现象。
B.人的精神世界会因阅读而拓展,民族的精神高度会因阅读而提升,阅读经典应当成为个体乃至全民为实现中国梦而选择和坚持的一种生存方式。
C.没有一个全社会基本认同的基础书目,人们面对良莠不齐的图书海洋时囿于选择的困境而“望洋兴叹”。
D.只有拥有共同基本立场与价值观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共同体,而不是一盘散沙。
3.结合全文,回答《书香,也醉人》一书中阐述了哪些内容?(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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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9分)
①中国文化中的“超越”因素比世界上任何文化都少。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观念,也没有来世观念。中国的知识阶层里纵有对世俗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只是用一个放在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人间关系,来批判眼前的世俗关系。士大夫阶层可以将对一般人来说是外在的人间关系内省化,由“格物致知”出发,经“正心”“诚意”“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士大夫阶层没有真正推翻按等级与层次“做人”的方式,只是透过内省的过程,给予它一个理论基础而已。
②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显然地,这种“由己”而不是“由人”出发的“为仁”,仍然是为了成全“仁”这个“二人”关系的。
③这种情形,与站在“自我”的基地上超越外在的世俗关系的情形是不同的。后者的范例莫如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借娜拉说的:“在我是女儿和妻子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易卜生是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因此才会产生个人可以超越世俗及为世俗所负累的旧“自我”的思想。
④中国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个人只有进入世俗关系中,才能成其为“人”。他如果要作自我提升,也必须通过同样的渠道去进行,亦即用由内而外的“致良知”的方式,将这种世俗关系重新肯定一遍,并使之臻于完善。
⑤当然,士大夫阶层的思潮中还有逃遁世俗的倾向,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类,这种倾向到了道家的手里就变成了全面性的生活形态。然而,后者亦不能使“个体”在世俗中全面盛开,它只提供了有限的个人天地,其表现方式主要是“独善其身”的超脱飘逸状态以及在艺术方面的灵感。至于道家思想的其他功能,如“退隐终南”的仕宦之术,在不测的世道面前的“明哲保身”之术,在人情磁场中“利吾身”的阴谋术,则基本上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态度。
(节选自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删改)
1.下列不能说明中国文化少有“超越”因素的一项是( )
A.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观念,也没有来世观念。
B.中国知识阶层只是用古代被理想化的人间关系来批判眼前的世俗关系。
C.中国文化中的个人只有进入世俗关系中才能成其为“人”。
D.道家具有“独善其身”的超脱飘逸状态和在艺术方面的灵感。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士大夫阶层的修身内省不仅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自我,反而提供了个人等级与社会层次同构的理论基础。
B.孔子所谓“为仁由己”中的“己”并非人格独立自足的个体,而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与他人相互依存。
C.娜拉说“我首先是一个人”,意味着她拥有超越世俗关系的纯粹人格,完全脱离了外在的社会角色和人伦关系。
D.中国文化中自我的提升依然以外在的世俗关系为旨归,自我的完善程度与世俗关系的完善程度基本一致。
3.为什么说道家思想中逃遁世俗的倾向“基本上仍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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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中国古代文学,素有“以悲为美”,亦即表现忧患心理的悠久传统。从《诗经》里的“变风”、“变雅”起,历经“盖自怨生”的《离骚》、“慷慨有余哀”的汉魏六朝诗歌,直到那忧思宛转的晚唐诗,所贯穿的基本感情脉络之一,便是那一股对于爱情、对于个人身世、国家前途、无常人生的忧患情绪。普遍而深广的忧患情绪,孕育和造就了无数的诗人。优秀和杰出的诗人,又按照“美”的规律,艺术化地表现出这种人人心中常有而口却难以尽言的忧患情绪:这就构成了一部古代文学史的基本事实。不过,比较起来,唐宋词中所充溢的忧患情绪,却似乎显得格外浓厚与深细。纳兰性德说过:“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及忧患作。”(《饮水诗·填词》)这就揭示了“词”与“忧患(心理)”间的密切关系。而李后主的这两句词:“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子夜歌》)更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唐宋词人,正是一大群对于忧患情绪具有特殊敏感的“多愁善感”者。他们既承受着前代文学中积淀本已十分丰厚的忧患心理的精神负担,又“吸收”了本朝社会新“释放”出来的忧患心理的精神势能,于是便形成了唐宋词特别喜欢抒写“苦闷”与“伤感”的另一种内容特色——且不去说那些身世坎坷、性格脆弱的词人们;即连身逢“太平盛世”的词人如晏殊、宋祁,当他们面对良辰美景、手捧金尊玉钟时,不也轻吐了“无可奈何花落去”、“浮生常恨欢娱少”的喟叹?而那位号称“豪放”词人的苏轼,一曲“大江东去”的高歌刚刚唱到大半,其“尾声”却又立时回旋起“人间如梦”的哀音……这都足够说明,忧患情绪简直如同一个幽灵那样,老在唐宋词坛上徘徊踯躅,又像一个巨大的阴影那样,时时笼罩在词人的心头。王国维说李后主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又说晏殊、冯延巳词有“忧生”、“忧世”之意(《人间词话》),这些话实际上都触及了唐宋词特别擅长于表现忧患心理的“本源”问题。
唐宋词人何来这么深浓的忧患心理呢?这除开文学本身的继承性原因(即承受了前代文学“以悲为美”的传统)之外,还得从唐(主要指晚唐五代)宋时期的社会境况中去寻找根由。前已说过,中国的封建社会在越过了盛唐这一顶点之后,已经开始向其“中老年”迈开了缓慢前进的步子。“成熟”本就孕育着“老化”,而“迟暮”则又加深了危机。所以,尽管盛唐之后还有北宋的再度“盛时”,但比较起来,两宋毕竟是一个国力大不如昔、积弱积贫相当严重的社会,故而它那“内里”的种种社会弊病就不由得会一齐暴露出来。而士大夫文人又一向是社会诸阶层中最为敏感的阶层,他们具有“多愁”、“善感”和“深思”的心理气质。所以正像人体有病常会通过肝肾与声息脉搏反映出来一样,唐宋社会所产生或潜伏着的矛盾与危机,也极易在作为“国之肝肾”的士大夫文人和作为“国之声息”的文学创作(以上比喻是近人金一在其《心声》一文中提出的)那里,得到敏锐的反映。因此,词在初期虽常诞生于享乐的环境(如歌宴酒席)之中,然而竟连它也逃脱不了作者心头忧患情绪的笼罩,会变得“乐极生悲”起来。 (节选自《“苦闷”的灵魂:唐宋词人的忧患心理》)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文学,素有“以悲为美”、表现忧患心理的悠久传统,尤其是唐宋词中所表现的忧患情绪,似乎显得格外浓厚与深细。
B.对于爱情、个人身世、国家前途、无常人生的忧患情绪,是贯穿《诗经》、《离骚》、汉魏六朝诗歌、晚唐诗歌的感情脉络之一。
C.普遍而深广的忧患情绪,是孕育和造就诗人的唯一社会心理基础;优秀的诗人,总是按照“美”的规律,表现常人难以言尽的忧患情绪。
D.《诗经》里的“变风”、“变雅”,汉魏六朝诗歌的“慷慨有余哀”,晚唐诗歌的“忧思宛转”等,都是古代诗人忧患心理的表现。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作者通过引述纳兰性德的《饮水诗•填词》、李后主的《子夜歌》,意在表明诗词与忧患心理的密切关系,唐宋词人是多愁善感者。
B.作者认为唐宋词人既承受着前代文学中丰厚的忧患心理精神,又接受了本朝社会新的忧患意识的影响,于是便特别喜欢抒写“苦闷”“伤感”。
C.作者认为清代学者王国维的研究已经触及到了唐宋诗词忧患精神的“本源”,如李后主以“血”写词,晏殊、冯延巳则表现出“忧生”、“忧世”之意。
D.忧患情绪如同一个幽灵,在唐宋词坛上徘徊踯躅,又像一个巨大的阴影那样,时时笼罩在词人的心头,就连试图摆脱它的苏轼也难免伤感与叹息。
【小题】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前代文学的忧患心理精神积淀、唐宋社会生活的矛盾、文人士大夫的敏感心理等,是唐宋词具有浓郁忧患意识的三大主要原因。
B.从主观上看,唐宋词的忧患精神,是由于士大夫文人是社会诸阶层中最为敏感的人士,他们具有“多愁”、“善感”和“深思”的心理气质。
C.唐宋社会产生或潜伏着许多矛盾和危机,这些矛盾和危机是唐宋诗词里的忧患精神的社会土壤,它们往往触发文人对社会生活的忧思。
D.初期的词,因为诞生于歌宴酒席等享乐的环境之中,所以常常会“乐极生悲”,经常是歌宴的欢乐,引发词人心头的“苦闷”与“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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