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材料一 关于永乐帝迁都之举，后人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解释。丘浚说:“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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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关于永乐帝迁都之举，后人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解释。丘浚说:“朱棣自北平(即北京) 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袁表说;“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郑晓说:“京畿负重山，面平陆地，饶鱼盐谷马果窳之利，又转漕东南，财货骈集，天险地利，足制诸胡。”

——摘编自朱子彦《论永乐帝迁都北京》

材料二　 (康有为认为) 燕京作为帝都已历660年之久，当初选择燕京是因为它“握辽漠华夏之中，便于驾驭”。然而现在已时过境迁，辽蒙已同内地。京城也已失可扼守之隘，列强欲以武力相胁迫，扬帆即可入津沽。况且现处海通之世，各国皆争海利，都城靠海便于与各国往来。所以康有为提议迁都至沪东一带。

——摘编自倪侃《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迁都思想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永乐帝迁都北京的主要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迁都的主要因素，并谈谈你对康有为迁都主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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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在厘清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错误认识并融合其他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多线”是指“在同一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千差万别，但可以归纳成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动态的”。

——摘编自朱能《高中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历史教师的责任》

结合材料与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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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诏书：“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其后历经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各朝，海禁政策不断升级强化。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这一奏议得到朝廷批准，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隆庆开海局面之所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明穆宗及其朝廷了解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关系，顺应了一些有识之士要求适当开海的呼声。福建地方大员一再奏请在该省开海，是基于“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的生活传统。隆庆开海后，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生丝及纺织品、陶瓷器、漆器等工艺品、矿产品及金属制品、水产品、农产品等等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

——摘编自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二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及随后于1843年签订的细则性附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开放通商。清政府面对英国、法国、美国领事联合在各自租界征收关税的事实，设立了海关总税务司，并在各口岸的海关设立一个外国税务司。这一海关体系的建立，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保证。客观上分析，条约通商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

——摘编自张明之《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晚明贸易政策调整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进步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近代条约通商与晚明开海通商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对近代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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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考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漕运是利用水道调运漕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明代对漕运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由于运河不通，北运漕粮多取海道。永乐即位以后，迁都北京，罢海运，转河运，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等为有潜地区。明初，潜粮无定额，每年多寡不一。成化八年，始定年漕运额为四百万石，这一数额为清初所沿袭。一年一度的潜运往返时间较长，为了不耽误次年漕运，宪宗时，规定各有漕省的漕船必在九月初一以前抵达京师。世宗时，进一步具体规定南方各省漕船的出发和过淮时间。景泰二年设漕运总督，总理漕政，下辖各类漕运官吏和漕司，领十二把总，由十二把总率卫所屯丁分运各有漕地区漕粮。明代漕运，朝廷规定可以附载其他货物，业城镇的兴起。沿途出售。漕运中的这一现象，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并推动一些商业城镇的兴起。

——摘编自《漕运的历史演进与阶段特征》等

（1）根据材料，概括明代漕运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代漕运制度改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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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从唐高祖到唐玄宗，经过一百年的制定、实践与不断修改，737年唐律作为法令最终完成。唐律共十二篇502条，开篇首先是相当于总则的“名例律”，其解释了“五刑（笞、杖、徙、流、死）”“十恶”（含侵犯朝廷和皇室的谋反、谋叛、谋大逆、大不敬，涉及家族伦理道德的恶逆、不孝、不睦、内乱，以及不义、不道共十种不可赦免的重罪）“八议”（对于皇族高官等的减刑规定）等内容及整个刑罚原理。此外是与国家统治相关的“卫禁律”“职制律”；关系到民众生活的“户婚律”“盗贼律”“斗讼律”等具体的刑罚规定。与唐律同样，作为支持唐朝完备制度和统治理念的行政执法文书，唐令的水准之高，在当时的世界独一无二。作为隋唐国家的制度，方方面面的所有事项都在其令文中作了明文规定。然而，虽有明文规定，但制度与现实、法令原则与实际运用等之间存在若干差距。要统治如此辽阔的国土和众多人口，因地制宜实行弹性政策是必要的。正因为唐代具有那样一种柔软变化的结构，才使得唐代这样一个时代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具魅力。

―――摘自《绚烂的世界帝国》

材料二　　 君上大权

三、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十、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

十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

十二、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

附臣民权利义务（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

二、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三、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六、臣民之财产及居民，无故不加侵扰。

―――节选自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律令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简要评述《钦定宪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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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国古代主要王朝的都城

依据表内容，围绕“定都”这一主题提出一个问题，并结合中国古代史所学知识予以解释。（要求：问题须具体明确，解释须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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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Haskell讲座的一场演说中，胡适毫不含糊地解释他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涵意：《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1918年一群北京大学学生，为他们新发行的月刊型杂志所取的名称（按：即《新潮》的英文名称）。他们是在我国旧有传统文化中，受过良好熏陶的成熟学生，他们在当时几位教授所领导的新运动里，立即察觉到它与欧洲文艺复兴有显著的类似性。下面几个特征特别使他们回想到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运动，发起以人民日常用语书写的新文学，取代旧式的古典文学。其次，它是有意识地反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与制度的运动，也是有意识地讲男女个人，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以及颂扬生命和人的价值以对抗压迫的一种运动。最后，说来也奇怪，倡导这一运动的人了解他们的文化遗产，但试图用现代史学批评和研究的新方法来重整这一遗产。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欧洲文艺复兴与材料中“新运动”有何相似之处，并简要分析出现相似性的原因。（7分）

（2）“中国形象”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流行语，但每场争论之后的结果都造成“中国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逐渐褪色。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其成为“流行语”的背景及“中国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褪色的原因。（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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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春秋》开篇言:“元年春王正月。”这本是记录时间的一句话,指鲁隐公即位第一年春天周历一月,却被公羊学家进行了充分发挥,由此提出了“大一统”的价值观。《公羊传》的作者解释为:“元年者何? 君之始年。春者何? 岁之始也。王者孰谓? 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此种解释明显地具有尊王和肯定天下一统的认识。汉代公羊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系统地对这种价值观进行了论证，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董仲舒的“大一统”王权政治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天”、天子、百官和百姓这四个等级严密的关系基础上的,鲜明地彰显了“大一统”王权秩序下的等级观念。这个以王权为核心的等级秩序越牢固,统治秩序也就越稳定。董仲舒言:“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摘编自路高学《董仲舒与大一统》

材料二　 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第33期上,他发表了《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他在文中写道:“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 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 吾为此惧……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 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已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

——摘编自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大一统”价值观形成的特征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发文的背景,并结合上述两则材料谈谈你对主流价值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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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两汉的经学大师用儒家经义解释现行法律条文，这些注释经过朝廷的批准而具有法律效力，经学与律学关系密切。《唐律疏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直接把礼义道德规范纳入其中一些法律条文，使儒家学说法典化。明朝朱元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让民间推荐年高德劭之人向民众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等，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各地还普遍设立了“旌善亭”，以为表彰劝善之用。最终得以教化大行，秩序安定。

——据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等

材料二　 面临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严复有鉴别有选择地译述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经典著作。严复认为，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法治的力量。严复主张依法治国，法律应当维护国民的自由权利，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机构，以期伸张正义，维护公理。

——林平汉《严复对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贡献》

材料三　 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毛泽东确定“五四宪法”的重要使命。宪法对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步骤都做了规定。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被确定为过渡性宪法，被作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它成为中国宪法史上不可逾越的界碑，成为现行宪法的母本。

——据蔡定剑主编《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严复法制思想的进步性。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说明“五四宪法”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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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

材料一　 明洪武年间先局八游行省和北平布政司，对今京津冀一带实行管理。明迁都北京后，京师宫廷、百官及军队所需要的大量粮食及各类物资，主要通过大运河运往北京，而天津是重要的转运中心，水陆交通将北京、天津及河北一带连通起来。为守卫京畿，清朝除在京津冀地区布防八旗兵外，还设立了正定镇、天津镇等七镇绿营兵。清雍正二年，改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辖区包括今天京津冀的大部分地区。明清时期，今津冀一带有许多商人来京贩粮，北京也吸纳津冀之土特产等。《河间府志》卷七记载，该地贩盐商人来自沧州、天津，贩木材商人来自真定（今河北正定）。

——摘编百蔽军《明清时期的“京津冀一体化”》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后，天津同广州构成了牵动南北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龙头。京津冀城市网络格局发生了以津京冀为序的新调度，初步构建起以北京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以口岸城市天津为北方金融商贸中心，环烧京津，形成由保定、石家庄等中等城市和高阳、辛集等一大批小城市和商业市镇组成的城市网络体系，进而同世界城市网络联结在一起。从1905年开始，天津口岸同英美德日等国的直接贾易量已超过从上海转口的贸易量，成为华北贸易货栈，京冀口岸第一位的洋货销售市场和土产货源供给地。

——摘编自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化快速进展的历史探源与启示》等

材料三　 1981年，华北地区成立了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协会，开展区城经济联合。1986年，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提出环渤海区城合作问题，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随着长江三角洲掀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2004年，国家发改委决定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转向规划的编制工作，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区城合作的内生动力逐渐增强。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摘编自魏丽华《建国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阶段性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京津冀一体化”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时期“京津冀一体化”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改革开放初期和21世纪初“京津冀一体化”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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