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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学问著春秋

1927年1月,安作璋出生于山东曹县城内文庙旁一户书香之家,家门两边有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安作璋说:“长辈们经常给我讲这副对联的意思,教导我长大以后为人要忠厚,要好好读书。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一生遵循的两个信条。”

1937年,当时安作璋小学毕业,正好抗日战争开始,家乡被日军占领,日本人也在县城办了一些学校,但是人们都不乐意去日本办的学校读书。安作璋随家庭转到乡下私塾读书。在家庭熏陶和师长的教诲下,他先后读完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书。1944年秋,安作璋随流亡学生辗转到皖北阜阳,进入山东第二临时中学高中部学习。回忆起这段艰苦岁月,安作璋说:“支撑我继续生活和学习的,就是我过去所熟悉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常用司马迁说过的一段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来激励自己。”

1947年中学毕业,安作璋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投入著名文史学家栾调甫、胡厚宣、张维华、朱东润、莫东寅、韩连琪等先生门下,获得了许多终身受益的教诲。在张维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安作璋主攻秦汉史,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总是如饥似渴地涉猎着先秦和秦汉的各种文献,前四史被他翻烂两套,四易寒暑竟有7个假期没有回家。“在齐鲁大学学习的四年,我恰巧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先是接受了乾嘉学派考据务实思想的影响,以后又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安作璋说,这都为他治学思想与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安作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迄今已走过了整整65年。

1954年2月20日、5月27日,短短3个月中,他的论文《西汉的西北屯垦》《论西汉农官的建置及其作用》就相继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这在当时史学界青年一代中是非常罕见的,产生了很好的反响。1955年,安作璋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汉史初探》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当时,他年仅28岁。1959年,其另一部学术专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齐鲁书社再版。“十年动乱时期,我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隔离和批斗。”安作璋说,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从事学术研究就等于“犯罪”,但他学术研究的步伐并未停止。

安作璋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有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请他传授一些治史秘诀,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安作璋本人就是“三勤”的典范。他午夜之前极少休息,每到夜深人静,落笔翻书,正是搞研究的好时候。有时躺下后仍在思考问题,一旦有所发现,立即披衣起床,笔之于书,到了寝不安席的地步。除了“三勤”之外,安作璋在学术研究上还讲究“三通”。他常对学生说:“读书务要精通,治史者尤要如此。要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所谓“通”包含三个方面,即纵通、横通、类通,“纵通是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将来。横通是全面联系地看问题,认识同一时期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类通则是触类旁通或逐类相通之意”。

改革开放以后,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安作璋迎来了学术的春天。1980年,他因研究成果突出从讲师直接越级晋升为教授。安作璋被国内外历史学界誉为“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他功多而不矜,名盛而不傲,虽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但他一直待人诚恳谦恭,虚怀若谷。他与熊铁基合作的长篇巨著《秦汉官制史稿》,从选题到完成,曾五易其稿,历时十载,才公开出版。2001、2015年,安作璋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两部论文集分别命名为《学史集》《学史集续集》,他说:“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活到老,学到老,也不一定能窥其门径,而升堂入室更不容易,因此本书题名曰《学史集》”,足见他的胸怀。

虽已至耄耋之年,他仍发愤忘食,老而弥笃,以饱满的热情,为祖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辛勤工作。先生家客厅悬挂着一副济南名士徐北文题赠的对联:“良史春秋笔,名师齐鲁风”,工整典雅,正是先生“道德学问”的最好写照。

(摘编自赵秋丽等《安作璋:道德学问著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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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德学问”是安作璋自己的理想追求,也是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他经常给学生讲: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两个问题,无论干哪一行,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做人这个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他把传统道德总结为“孝、忠、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其中“孝”则居于首位。他经常教导子女和学生说:“交朋友要首先看他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话,肯定不会真心实意地对待朋友,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光明日报》)

②安先生把早已尘封了的古代事件磨莹成清澈照人的历史规镜,给人们以启迪,以感悟,以力量。

(山东省委宣传部原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苗枫林评价)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安作璋中学毕业后,曾投到齐鲁大学著名史学家门下,获益颇丰,在张维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主攻秦汉史,从而走上历史研究道路,这说明学术前辈的提携引领很重要。

B. 安作璋传授治史经验,认为要想取得成绩,须做到“业精于勤”,即眼勤、脑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他在史学研究中将“三勤”体现得淋漓尽致。

C. “三勤”之外,“三通”也是安作璋学术研究中采取的重要方法,“三通”即纵通、横通、类通: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全面联系地看问题,触类旁通或逐类相通。

D. 安作璋不仅具有勤奋的治学精神、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且把“道德学问”作为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他认为做人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应居于传统道德首位。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A. 安作璋小学毕业,恰逢抗战爆发,他没有选择日本人办的学校,而是就读于私塾,在家庭熏陶和师长的教诲下,读完了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书。

B. 求学时经历的艰苦岁月,使安作璋对“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坚定了他专攻秦汉史的决心。

C. 安作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在短短3个月中,他的两篇论文就相继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这在史学界实属罕见。

D. 十年动乱时期,安作璋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隔离和批斗,当时从事学术研究就等于“犯罪”,但他不忘初心,学术研究的步伐并未停止。

E. 改革开放以后,安作璋随即被国内外历史学界誉为“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他功劳多而不自夸,名气大而不自傲,待人诚恳谦恭,虚怀若谷。

3.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安作璋将道德学问作为自己一生的理想追求。请结合材料,就学者的道德与学问的关系进行分析。

高三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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