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山在《中国学术思潮史》中介绍先秦一位思想家，说他“对社会好坏的衡量标准是国家人民之利；他...

周山在《中国学术思潮史》中介绍先秦一位思想家，说他“对社会好坏的衡量标准是国家人民之利；他的仁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根据以上介绍和所学知识判断，这位思想家应该是

A. 荀子　　 B. 孟子

C. 韩非子　　 D. 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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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山在《中国学术思潮史》中介绍先秦一位思想家，说他“对社会好坏的衡量标准是国家人民之利；他的仁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根据以上介绍和所学知识判断，这位思想家应该是

A. 荀子　　 B. 孟子

C. 韩非子　　 D. 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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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仁指好的道德。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仁的内涵极其丰富，基本含义是“仁者爱人”。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尊、互助、互爱的意思，强调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礼之用，和为贵”。儒家讲“和”、讲“礼”，仍以“仁义”为本。守“礼”的实质，乃在于归“仁”。只要人们按照“和”的原则处理人际关系，就能造就人与人之间的仁爱相亲，社会和谐，《中庸》称之为“天下达道也”。

——摘自季明《古代中华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

材料二：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的批判；另一方面表现为新价值观的建构。不过，此批判与建构经过了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对此过程进行回顾，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启示：其一，中国近代价值观的确立是继发性的，而继发性说明“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的普世意义。其二，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变革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思想一样，是一种启蒙性质的思潮。其三，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是一种“救亡型启蒙”，即它深深打上了“救亡图存”的时代烙印。

——程志华《批判与建构——价值观在近代中国的嬗变》

材料三：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2014年10月、2016年5月，总书记分别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两次重要讲话都已成经典文献。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也对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2019年3月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参加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联组会，再次彰显了对相关工作的高度重视。在这次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坚持”的要求——“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说出了关键。“四个坚持”反映了当代中国价值观。

——人民日报《“四个坚持”，习近平对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提出新要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主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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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先秦诸子多主张广土众民，秦汉至唐宋的统治者及思想家也大多热衷于此，他们往往主张人口愈多愈好，把人口的增加作为衡量国家强盛的标准，因为无论从生产的发展还是国家赋役来源看，人口和土地都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因而，提倡与鼓励人口的增殖长期占据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理论的主导。到明清时期，人口急速增长，社会问题日多，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观察与思考，其中的典型是清代学者洪亮吉。他指出：“治平（即社会安定）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五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止增二十倍焉。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巳不足，何况供百人乎？”

——摘自裴倜、王冲《中国古代人口思想及其规律》

材料二　　 进入近代，随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加剧，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人口问题也日益尖锐。有识之士始终关注人口问题，提出一系列主张。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后，改变了原有的“人多致贫”的观点，认为西欧人口密度虽大于中国，但因能开辟生财之源，所以无人满之患，主张学习西方善用机器的殖财养民之法。梁启超也主张“即使无外界之侵入，而生齿目繁，人满为患，犹且非兴新业，不足以相周相救”。“尽地力者，农、矿、工之事也。”如能采取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地力，“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他认为早婚有五害：“害于养生”、“害于传种”、“害于养蒙”、“害于修学”、“害于国计”，认为愈文明愈晚婚。严复从物竟天择的观点去理解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种族竞争主要是质量而非数量的竞争，中国人口量多质劣，难与西方抗衡，主张变法，提倡优生。

——摘自李竞能《中国近现代人口思想》

（1）根据材料一，指出洪亮吉人口思想与中国古代主流人口思想的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人口思想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人口思想得以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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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重商主义是英国最早的国家干预思想和政策体系。都铎王朝（1485年-1603年）统治时期，经济立法多达250个左右，广泛涉及工农业、工资物价、商业金融、关税和进出口等……金融政策是禁止金银出口，鼓励进口。贸易政策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实行保护关税；还颁布航海条例，规定商品由本国船舶运输，严禁走私和管制价格等。政府逐渐取消地方关税，统一国内市场，维护经济秩序，规范交易行为，包括生产质量标准和规定工资水平，保障廉价劳力供应。政府批准许多特许贸易公司，商人则利用王权进行垄断贸易。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商业领域都受制于非常细致的立法控制以及各行业的自我管制。

——摘编自吴必康《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

材料二：晚清重商思想是晚清重要的思潮之一，郑观应指出：“古有四民，商居其末……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位。”马建忠认为“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货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货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货者不利。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陈炽说：“国之所立者政，政之所举者用，用之所需者财，财之所入者税，税之所出者商。今天下商税六千万金，不能保商，何以立国。”较之维新派的理论，洋务派更具实践性，他们自己设厂，自行制造，“以敌洋产”，乃使“彼所售出于我者复有机器制造以绝其销路”。李鸿章“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翼稍分洋商之利“。张之洞于1890年开办湖北织布局，“开织以来，销售甚畅，获利颇丰。”

——摘编自陈爱平《试论晚晴重商思想》》

材料三：在时代的巨变面前，晚清国人开始以近代理性思维改造中国社会，体现出时代诉求。然而，近代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稳定的政局和一个勇于变革的政府，又始终受到社会的“结构性制约”，重商主义思潮引起的社会效应显得相当有限。虽然社会各界对重商主义思想寄予愿望，试图通过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转型，但效果并不显著，未能跨出划时代的步伐。

——摘编自王敏《晚清重商主义思潮及其社会效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早期重商主义的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重商主义与英国重商主义主张上的相同之处，并指出晚清重商主义产生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重商思想“效果并不显著，未能跨出划时代步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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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同题。

材料一　 “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哪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

——李大钊《政论家和政治家》

材料二　 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力”——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

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　 马勇认为：“当中国社会经济尚未达到陈独秀所期望的“现代”标准时，理论观念的提前转变势必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不是中国旧有的观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滞后于意识形态的变迁。换言之。包括五四在内的近代国人在精神上的追求远远超过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遂使意识形态不是为社会的稳定与有序服务，而是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范。”

——丁守各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1）李大钊为什么说“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据此分析新文化运动的起因。

（2）在材料二中，李泽厚是否认为新文化运动达到了思想解放的目的？为什么？

（3）根据材料三概括马勇的观点，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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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论及先秦诸子思想时说：“要视人之父若其父，……不该在个人或家庭生活上浪费和奢侈。……把当时社会上最劳苦的生活，即刑徒役夫的生活，作为全人类一律平等的标准生活。”这一论述提及的思想学派是

A．儒家　　　　　　 B．道家　　　　　　　 C．墨家　　　　　　　 D．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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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先秦儒家大师的民生情怀，为儒学的未来发展定下了亲民内涵。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用天意来限制帝王的权力，警告帝王要关心民生。唐代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强调吏的职责是为民办事，为民服务。到了宋代，改革家李觏提出了“安民养民”思想，认为“生民之道食为大”。清初启蒙思想家唐甄主张“富民养民”，强调富国要以富民为内容，认为人民的富裕乃是改善社会道德和政治的基础，因为百姓富足，不恩犯乱，然后才能风教可施，才可幸致太平。同时认为横征暴敛是妨害富民的一个根本原因，

——付蓓、覃雪梅《中国古代富民思想研究》

材料二　 1906年清政府创设“民政部”，揭开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历史序幕。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设立警务、民治、土木等六个局，民治局管理地方官吏、选举、公益事业、慈善团体、抚恤等具体事务。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首个发展高峰期，社会福利行政、社会福利立法、社会福利机构、社会福利服务和福利教育研究等领域均作出开创性贡献。

——刘继同《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发展阶段与制度体系研究》

材料三　 计划经济时期最突出的体制特征是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制度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性、工作单位、民政部门、福利制度建设是五个关键词凸显社会政策与福利制度的时代特征。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全民福利，追求平等与自由…改革开放后突出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主义社会福利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主义、个人与家庭责任、社区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是六个关键词，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时代特征。

——刘继同《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发展阶段与制度体系研究》

（1）依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民生思想的内涵。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清末至民国初年社会福利制度奠基和发展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指出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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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有人感慨，我们已习惯于用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我们抛弃了“中学”中过去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学术分类体系，而代之以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一系列现代学科范畴。这反映出

A. 西学对近代中学发展的冲击

B. 近代中学发展缺乏稳固根基

C. 中国学术分类体系渐趋成熟

D. 中国传统儒学发展陷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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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卢梭认为使公民国家共同体经久长存，必须确立“美德”的统治，确保每个公民真正成为祖国的公民，永不堕落为祖国的敌人；专制王朝国家，人民缺乏爱国美德。所谓“美德”，是指每个人的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的协调，在“公共性”的要求下，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美德的核心和本质即为公民的爱国思想，这种爱国思想本质上体现为对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及法律的热爱。通过儿童时代开始的公民和爱国者教育，把自己和祖国视为一体，把对祖国的热爱与热爱民主共和紧密联系起来。创立公民宗教，通过宗教的神圣性增进公民的爱国美德——神圣而崇高，使祖国成为公民崇拜的对象。

——摘编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材料二　 1900年，梁启超著《少年中国说》，指出：“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1902年，梁启超撰《论公德》，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基本精神即“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弱者，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为官者既然“受一群之委托而治事”，他就必须承担本身对于社会的义务，同时又要履行对于委托者的义务。号召进行“道德革命”，以爱群、爱国作为判别是非、善恶的最高道德准则，努力建设自由、平等、独立、利群为主要价值内容的“新道德”，铸造“新民”，挽救危亡，振兴中华。

——摘编自史义银《浅论梁启超的道德观》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卢梭美德观和梁启超公德观内容上的异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卢梭美德观和梁启超公德观出现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上述两种观念有何共同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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